案第797/2022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以普通訴訟程序控告：
第一嫌犯B為直接正犯，其既遂行為觸犯了：
- 澳門《刑法典》第262條第1款配合第77/99/M號法令核准之《武器及彈藥規章》第一章第1條第1款f)項及第6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持有禁用武器罪。
第二嫌犯A為直接正犯，其既遂行為觸犯了：
- 澳門《刑法典》第262條第1款配合第77/99/M號法令核准之《武器及彈藥規章》第一章第1條第1款f)項及第6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持有禁用武器罪。
- 澳門《刑法典》第1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合議庭在第CR1-21-158-PCC號案件中，經過庭審，最後判決：
- 第一嫌犯B，以直接正犯身分及在犯罪既遂的情況下，觸犯了《刑法典》第262條第1款配合第77/99/M號法令所核准的《武器及彈藥規章》第1條第1款f項及第6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持有禁用武器罪，判處二年三個月徒刑，暫緩三年執行。
- 第二嫌犯A，以直接正犯身分及在犯罪既遂的情況下，觸犯了《刑法典》第262條第1款配合第77/99/M號法令所核准的《武器及彈藥規章》第1條第1款f項及第6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持有禁用武器罪，判處二年六個月徒刑；及觸犯了《刑法典》第1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判處一年徒刑；兩罪競合，合共判處三年三個月實際徒刑。
- 本合議庭裁定民事損害賠償請求之部份事實獲證明屬實，判決如下：
- 判處被告A須向原告B賠償澳門幣315,069.00元；該賠償須連同本判決日起計直至完全繳付有關賠償時的法定利息。
嫌犯A不服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1
檢察院對上訴人A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
1. 上訴人認為有其所使用的[金屬掛鈎o anzol/gancho]正是其每天在魚檔工作的工具，是用作傳送魚籃，故其持有是合理的解釋，並援引中級法院第701/2010號。
2. 本上訴的爭議重點是上訴人利用金屬掛鈎攻擊被害人的行為是否構成《刑法典》第262條第1款之「禁用武器罪」。
3. 按「已證事實」第一至第三項，第一嫌犯拾起日常工作用金屬刀指向第二嫌犯/上訴人，為此第二嫌犯拿起魚檔內的筲箕及擊向第一嫌犯的頭部，繼而再拾起魚檔內的S型金屬掛鈎［見第15頁］襲擊第一嫌犯的頸部。
4. 由此可見，上訴人是專程拿取金屬掛鈎［案發後發現工具的位置見第22頁］犯案，而且，正如上訴人自己在上訴狀所言，該金屬掛鈎本身只是用來「勾」著魚檔常用的魚籃［見第23頁］，並不是專門用作攻擊他人，或用作武器之用，但在案發期間，上訴人卻用攻擊第一嫌犯，那麼，在那一刻上訴人手持金屬鈎的理由便是攻擊第一嫌犯，這並不是《刑法典》第262條第1款之合理理由。
5. 而且，第一嫌犯也是因為使用了金屬刀指向上訴人而被判處一項《刑法典》第262條第1款的禁用武器罪［第一嫌犯沒有提起上訴］，可見兩人在案發期間爭執後不久，便各自手持武器開始互相攻擊對方，雙方均是「刻意」2尋找工具去襲擊對方。
6. 也就是說，上訴人以及第一嫌犯在抽象層面中沒有任何合法持有該工具之理由，故上訴人持用金屬鈎以用作攻擊第一嫌犯的行為是符合《刑法典》第262條第1款的禁用武器罪。
7. 上訴人亦認為本案的競合後的量刑太重，應考量科處不起過2年10個月的徒刑，並給予緩刑。
8. 我們認為，原審法院就「禁用武器罪」及「傷害身體完整罪」的具體量刑合理。
9. 兩罪競合下，可科處2年6個月至3年6個月徒刑，原審法院科處3年3個月徒刑，約為抽象刑幅的四分之三。
10. 考慮到上訴人在庭上基本承認主要的控罪內容，為初犯，而且事件的起因是第一嫌犯與上訴人就工作期間的物品擺放位置而發生爭執，顯然雙方在衝動之下各自作出不法行為，但上訴人使用一個非常鋒利及尖銳的金屬掛鈎攻擊第一嫌犯的頸部，該3個月的傷勢對第一嫌犯帶來很大的傷痛［見第30頁之案發後立即拍攝的傷勢圖片］，故此綜合考量下，本檢察院認為判處抽象刑幅的二分之一較為合適，即兩罪競合下判處3年徒刑較為合適。
11. 至於緩刑方面，基於上訴人為初犯且承認控罪，本檢察院並不反對給予低於三年之緩刑，但認為緩刑應附有條件—「緩刑期間需分期支付民事賠償金額予第一嫌犯」；理由是根據民事部份的已證事實，第一嫌犯因此共204天不能上班，而該3個月的傷勢亦對第一嫌犯帶來痛症及後遺症，第一嫌犯亦支付了大量的醫療費用，此緩刑條件可使第一嫌犯以較易的方式獲得民事上的彌補及補償，亦使第一嫌犯無需再另行提起執行之訴。
12. 亦考慮到上訴人亦針對民事賠償金額提出上訴，在不妨礙倘上級法院就民事賠償作出新的金額或維持原有金額的決定下，「以該民事賠償的金額為作緩刑條件」更能符合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之目的。
綜上所述，本檢察院認為由於上訴理由部份成立，不反對在兩罪競合下判處3年徒刑，緩刑期不低於3年及附有條件—「緩刑期間需分期支付民事賠償金額予第一嫌犯」。
民事請求人B對上訴人A提出的上訴（民事賠償金額的部份）作出答覆：
賠償工資損失部分
1. 民事請求人認為上訴人的理由不應成立，民事請求人是因為該次受傷，導致由2019年5月22日至2019年12月11日不能上班而失去工資，卷宗內獲得醫生證明。此外，民事請求人在上述時間內不能工作是一個連貫性的時間，民事請求人的主診醫生亦已就上述的時間作出了多份的醫生證明，合理及客觀地肯定民事請求人在該段時間不能上班工作，因此被上訴判決就該部分的裁判是正確及合理，不會因缺少數天時間的醫生證明否定民事請求人不能工作的連貫性。
非財產損失賠償部分
2. 民事請求人認為上訴人的理由不應成立。
法院經審理查明事實，證實了民事請求人與民事上訴人因工作發生爭執，民事上訴人（即第二嫌犯）將民事請求人（第一嫌犯）拉倒在地上，民事請求人隨即執起日常工作使用的一把金屬刀指向第二嫌犯，但是民事上訴人拿起該魚檔內之塑膠筲箕襲擊民事請求人的頭部，並用腳踢向民事請求人的頭部、後頸背部及身體多處，其後更拾起魚檔內的一個s型金屬掛鉤襲擊民事請求人的頸部，導致民事請求人頸部流血及身體多處地方受傷。
可見整件事件中，民事請求人因被對方拉倒在地，才拾起地上日常工作使用的金屬刀指向對方，沒有對民事上訴人構成任何危險，然而民事上訴人分別以多種襲擊的方式先後、連貫地向民事上訴人作出襲擊。
民事上訴人完成以塑膠筲箕襲擊民事請求人的頭部後，理應可以停止向民事請求人作出其他的襲擊，但對方隨後使用的襲擊方式，其傷害性及危險性一次比一次嚴重。
可見法院已考慮該些事實因素，在判決作出了中肯及客觀地的考慮。
因長期部分無能力的賠償
3. 毫無疑問，民事請求人因該次的襲擊而受傷，遭受4%的長期部份無能力(IPP)傷殘率，法院在作出相關金額的判決也充分考慮了民事請求人的勞動能力下降，以及在日常生活上享用一個正常及健康的身體正常的活動生活，也客觀考慮了案中獲得證實的情節，作出了合理的賠償金額決定。
綜上所述，民事上訴人的上訴欠缺理據及不應獲接納。因此，民事請求人請求維持被上訴判決的民事部份。
駐本院助理檢察長就上訴的刑事部分提出法律意見書，認為應裁定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部份成立，根據《刑法典》第71條及第72條之規定，兩罪競合後改判上訴人A不高於3年徒刑的單一刑罰，並根據《刑法典》第48條之規定，判處不低於3年的緩刑，及應附有“緩刑期間需分期全數支付民事賠償315,069澳門元予第一嫌犯B”作為緩刑義務。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案件經庭審辯論後查明以下已證事實：
1. 2019年5月22日約8時10分，兩名嫌犯B及A在市場街祐漢街市地下XX號新生魚檯工作期間，由於物品擺放位置阻礙通行問題而發生爭執。
2. 爭執期間，第二嫌犯將第一嫌犯拉倒在地上，第一嫌犯隨即拾起日常工作使用的一把金屬刀（見第18頁）指向第二嫌犯，第二嫌犯見狀立即拿起該魚檔內之塑膠筲箕，此時，第二嫌犯之胞姐C（身份資料載於卷宗第20頁）上前勸阻，但兩名嫌犯並未理會。
3. 第二嫌犯隨即用該塑膠筲箕擊向第一嫌犯的頭部，並用腳踢向第一嫌犯的頭部、後頸、背部及身體多處，其後再拾起該魚檔內的一個S型金屬掛鈎（見第15頁）襲擊第一嫌犯的頸部，導致第一嫌犯頸部流血及身體多處地方受傷。
4. 事發後，第一嫌犯被送往鏡湖醫院急診部接受檢查及治療（參見卷宗第44頁）。
5. 第二嫌犯的行為直接及必然導致B輕型顱腦損傷，下唇、舌及右頸部挫裂傷，全身多處挫傷，共需3個月康復，該等損害對其身體的完整性造成普通傷害，相關臨床法醫學鑑定書載於卷宗第55頁，為著適當之法律效力，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6. 第二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向B施以襲擊，使對方的身體完整性受到傷害。
7. 經檢驗，證實第二點所述的金屬刀全長28厘米、刀刃已開鋒及長約17.5厘米，用以襲擊人的要害，可造成嚴重傷害或致命；第三點所述的S型金屬掛鈎全長為18.5厘米，其中一端是尖銳的，用尖的一端傷人，可造成嚴重傷害；上述兩件物品均符合第77/99/M號法令核准之《武器及彈藥規章》第一章第1條第1款f)項之規定，屬違禁武器（參見第115至第117頁之檢驗筆錄，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8. 兩名嫌犯均清楚知道上述金屬刀及金屬掛鈎具攻擊性，仍在不符合法定條件下分別持有並將之作為攻擊性武器使用。
9. 兩名嫌犯均清楚知悉其行為觸犯法律，會受法律制裁。
民事損害賠償請求中獲證明屬實的事實如下：
- 經診斷後證實原告“1.輕型顱腦損傷；2.下唇及舌裂傷；3.全身多處挫傷。”
- 頭頸部CT示：“右額及右枕部頭皮血腫形成；…檢查見左下唇裂傷，右頸前見長4cm裂傷，廣泛胸前區瘀斑及壓痛”。（文件2及3）
- 隨後原告被安排住院觀察（2019年5月22日至6月12日）（文件4）。
- 原告出院後仍須就其傷勢在門診隨診跟進病況、物理治療及定期覆查腦掃瞄評估跟進（文件4）。
- 原告出院後，仍感頭痛、頭暈、右側肩部、胸前及頸側疼痛不適（文件5）。
- 原告就其疼痛不適前往中醫診所接受治療，減輕痛楚不適（文件6）。
- 在2020年5月，鏡湖醫院診治醫生認為原告受傷未滿一年，暫不適合進行傷殘率評估（文件5）。
- 至2021年6月，鏡湖醫院診治醫生認為原告受傷已滿一年，但其痛狀仍未好轉，建議傷殘率評定（文件7）。
- 原告由受襲擊當日至今，原告接受檢查、治療、康復及其他費用已支付澳門幣十萬零七千七百四十九元（MOP$107,749.00）（文件8及6）。
- 在受襲擊事件期間，原告為魚檔的員工，每日工資為澳門幣三百三十元（MOP$330.00）。
- 原告由5月22日至6月12日（22天）的住院期間，未能工作及失去應獲得的工資。
- 原告由出院日起（6月13日）至同年12月11日在醫院隨診期間，醫生經診斷後給予原告病假予以休息（文件9）：
- 由2019年6月26日至2019年7月2日共7天；
- 由2019年7月5日至2019年7月11日共7天；
- 由2019年7月12日至2019年7月18日共7天；
- 由2019年7月19日至2019年8月1日共14天；
- 由2019年8月2日至2019年8月15日共14天；
- 由2019年8月23日至2019年9月1日共10天；
- 由2019年9月9日至2019年9月22日共14天；
- 由2019年10月8日至2019年10月21日共14天；
- 由2019年10月24日至2019年11月6日共14天；
- 由2019年11月28日至2019年12月11日共14天（文件9）。
- 原告由2019年5月22日至2019年12月11日，共204天連續未能上班及失去工資，合共MOP$67,320.00。
- 原告於事故發生前健康正常，活動自如，能夠作體力勞動及工作。
- 被告對原告的襲擊即時對後者做成身體上的痛楚。
- 原告對被告忽然作出的襲擊感到害怕，現時回想起來仍猶有餘悖。
- 原告至今仍感頭痛，右側肩部，胸前疼痛不適。
- 原告在生活及習慣是使用右手之人仕。
- 原告因是次遇襲導致留有頭痛、右側頸部、右肩及胸背部等疼痛的後遺症，並評定為4%的長期部分無能力（卷宗第304至305頁，其內容視為在此轉錄）。
- 原告至今仍受頭痛、右側頸部、右肩及胸背部等疼痛的後遺症所困擾，這些痛症對原告的精神及心理亦造成折磨。
- 因原告轉頭、扭轉肩頸、舉高右手時都會感到痛楚，原告就連日常生活自理都遇到困難，每當其更換衣裳、沐浴及如廁時上述位置均會感到疼痛。
- 這些持久的痛症及痛感均令原告感到無用、消極。
同時，亦證明下列事實：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兩名嫌犯均為初犯。
- 兩名嫌犯的個人及家庭狀況分別如下：
- 嫌犯B—現為退休，每月收取由社會保障基金發放的澳門幣2,700元退休金。
—無需供養任何人。
—學歷為小學二年級。
- 嫌犯A—魚檔店員，月入平均澳門幣12,000元。
—無需供養任何人。
—學歷為小學二年級。
未獲證明之事實：
- 載於刑事答辯狀、民事損害賠償請求及民事答辯狀中與已證事實不符的其他事實。
三、法律部份
上訴人A在其上訴理由中，認為：
- 作案的刀具是日常工作所需的工具，其持有是有合理解釋的，因此不屬於法律規定的禁用武器，不能適用《刑法典》第262條第1款配合第77/99/M號法令第1條第1款f項及第6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之「持有禁用武器罪」，應予以開釋，倘不認同，則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沒有針對上訴人A的合理解釋作出審理是沾有“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應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的規定發回重審。
- 競合後的量刑過重，違反了《刑法典》第65條之規定，且考慮上訴人A為初犯、完全承認「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並表示悔悟、證實了第一嫌犯B當時亦使用刀指向其本人、其以賣魚為生且每月收入12,000澳門元等有利因素，請求改判合共2年10徒刑並根據《刑法典》第 48條的規定給予緩刑。
- 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並沒有顯示受害人遭受任何的暫時絕對無能力，而是於2019年5月22日至2019年6月12日共21天的住院時間以及再加休息的14天，此後受害人應該視為已經痊愈了，那麼，確定其工資收入的損失就應該以這35天作為計算基數。
- 原審法院在確定受害人的精神損害賠償方面，沒有確實根據衡平原則，除了應該考慮上訴人低下的收入水平，也要考慮受害人也對上訴人作出了攻擊，尤其是引起了上訴人對其的攻擊的情節，因此，確定5萬元的賠償金額已經足夠。
- 最後，在確定受害人的工作能力的損害方面（4%的工作能力的永久喪失），應該在考慮受害人的年齡以及至退休所剩天數，由其考慮受害人本人對其傷害也應該承擔的部分責任等因素的基礎上，給予18,240.00元的賠償金額已經足夠。
我們看看。
(一) 持有違禁武器罪的認定
第77/99/M號法令（《武器及彈藥規章》）第1條第1款f項及第6條第1款b項規定：
“第一章武器及彈藥之分類
第一條（武器之概念）
一、為適用本規章，凡被歸類為以下數條所指武器之工具或器具，均視為武器，尤其係：
……
f) 貫穿性或挫傷性之工具，以及刀刃長度超過10CM之刀，而該等武器可被用作攻擊身體之工作，且攜帶者無法合理解釋擁有之原因；
……
第六條（違禁武器及彈藥）
一、以下武器視為違禁武器；
……
b) 第一條c項至f項所指之武器；
……”
關於持有禁用武器中的“合理解釋”的問題，中級法院於2016年10月27日在第657/2016號刑事上訴案中曾經在於本案相同事實情節的環境下作出過以下的司法見解：“上訴人整個的作案過程，當中說明了當上訴人和受害人開始爭執時，上訴人走進事發單位的廚房，從中拿起一把刀刃長17厘米，刀寬約6.2厘米的菜刀，並向兩名受害人開始進行攻擊。雖然事發時刀具並非由上訴人攜帶到有關單位，亦不在上訴人的身邊或即時可接觸的範圍，但是，上訴人卻走進單位的廚房去尋找犯案工具，即上訴人是為著增加襲擊之嚴重性、危險性及有效性才會萌生尋找刀具的想法並付諸實行。”3
相同的裁判也參見中級法院中級法院第89/2005號、第657/2016號、第647/2018號及第277/2019號合議庭裁判，以及第318/2022號簡要裁判多個司法見解。
在本案中，原審法院的已證事實顯示，上訴人A的一個S形銀色金屬鈎長約16.5厘米，寬約14.5厘米（參見卷宗第4頁的扣押筆錄），故毫無疑問是可被用作攻擊身體的工具，而事實上已經被上訴人A使用作攻擊第一嫌犯（被害人/原告）B之身體（頸部）的工具。具體來說，案發時，嫌犯A是從其工作的魚檔拾起涉案的S形金屬鈎，儘管能認定此器具是用於日常工作所需的工具，卻不能改變上訴人A非在其觸手可及之處而是在案發時專程去拿取此涉案器具的目的，也就是說，上訴人A將涉案器具持於手中的理由，乃至其在攻擊第一嫌犯B的剎那兒，其持有該涉案器具的唯一一個原因就是—傷害第一嫌犯B；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合理、合法的理由可作解釋。
毫無疑問，上訴人A持有涉案器具的目的違法的，接受其以此作為合理解釋是不可能，因此，可以認定，上訴人A持有涉案器具是無合理解釋的，是完全符合第77/99/M號法令第1條第1款f項及第6條第1款b項所規定要件的。
上訴人這種單純在無合理解釋的情況下持有禁用武器就已構成公共危險，侵犯了獨立的法益，當予以獨立處罰。
因此，被上訴的合議庭以《刑法典》第262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持有禁用武器罪」對上訴人定罪判處，沒有任何的錯誤。
至於上訴人A提出原審判決因沒有審理上訴人對持有的“武器”的合理解釋予以審理而沾有“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瑕疵的質疑，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
我們知道，所謂的事實不充分的瑕疵僅存在於法院沒有證實必要的可資作出適當法律適用以及決定案件實體問題的事實；法院在審判過程中必須在該刑事訴訟案件的標的包括控訴書或辯護詞所界定的範圍內，對這些事實作調查。4
事實上，構成原審法院的訴訟標的的範圍乃檢察院控訴書以及第一嫌犯所提交書面答辯狀所劃定的事實，第二嫌犯（上訴人）並沒有提交刑事答辯狀，並不能認為原審法院沒有審理第二嫌犯的合理解釋而陷入缺乏審理部分訴訟標的。那麼，在這樣的需要審理的事實範圍，原審法院對第一嫌犯所提交書面答辯狀、兩名嫌犯所作之聲明、各證人證言、扣押物，以及卷宗內的所有文件書證等一眾證據全部作出了必要的調查，並根據在審判聽證後所形成的對事實審的判斷，悉數把它們分別羅列於被上訴的裁判內有關“獲證事實”和“未證事實”中，從而毫無疑問認定上訴人A的行為符合《刑法典》第262條第1款配合第77/99/M號法令第1條第1款f項及第6條第1款b項規定及處罰的「持有禁用武器罪」的法定罪狀主觀及客觀要件，當然這是在認定上訴人沒有對持有武器的合理解釋的基礎上而作成的。
既然原審法院對案中須調查的爭議事實已逐一調查了，所以無從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規定“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的瑕疵。
上訴人這部分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二)量刑過重
《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具體刑罰應在最低刑幅及最高刑幅之間，以罪過及刑罰目的作出決定。
在本案中，上訴人為初犯，完全承認「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並表示悔悟，雖然上訴人對第一嫌犯B的行為導致其全身多處挫傷並需3個月康復，的確對第一嫌犯B帶來很大的傷痛，但根據第1點已證事實證實本案事件的起因是基於第一嫌犯B與上訴人在魚檔工作期間就物品擺放位置阻礙通行問題而發生爭執，同時亦證實了第一嫌犯B當時亦使用一把金屬刀指向上訴人，毫無疑問，雙方均有作出不法行為，雖然不構成《刑法典》第137條第3款所規定的免除處罰的情節，也應該酌情予以從輕處罰。
原審法院在量刑時考慮了法律規定必須考慮的事實及其他情節，從而在上訴人觸犯的「持有禁用武器罪」的2年至8年徒刑的抽象刑幅中選判了2年6個月徒刑，及在其觸犯的「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的1個月至3年徒刑的抽象刑幅中選判了1年徒刑，針對原審法院對各項犯罪的具體量刑，我們認為原審法院的量刑沒有明顯的過高之處。
然而，原審法院在根據《刑法典》第71條及第72條之規定進行刑罰競合時，在2年6個月至3年6個月徒刑中的抽象刑幅中選判了3年3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約為抽象刑幅的四分之三，明顯偏重，應該予以適當減輕。經考慮上述有利情節，我們認為兩罪競合判處2年10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較為合適。
就緩刑的問題，經過合議庭改判對上訴人科處了不高於3年徒刑的單一刑罰，在形式上已符合了《刑法典》第48條第1款所規定的要件。
在實質要件方面，正如前述，上訴人A為初犯，其自認及所表現出的悔悟，以及證實本案事件的起因是基於第一嫌犯B與上訴人A在魚檔工作期間發生爭執，第一嫌犯B當時亦使用一把金屬刀指向上訴人，雙方均有作出不法行為，我們認為，經考慮上述有關情節，僅以監禁作威嚇和譴責足以令上訴人約束自己日後行為舉止，從而不再實施犯罪，達到特別預防的目的。
因此，我們認為應根據《刑法典》第48條第1款的規定，給予上訴人以暫緩執行所判處的徒刑，而考慮到上訴人A所實施行為後果的嚴重程度，我們認為判處其緩刑為期4年比較適宜。
結合民事部分的已證事實，上訴人A的行為對第一嫌犯B身體所造成傷勢亦同時對後者帶來痛症及後遺症，而第一嫌犯B因此共204天不能上班及失去工資，第一嫌犯B亦為比支付了大量醫療費用，故此，以“緩刑期間需分期支付民事賠償予第一嫌犯B”作為緩刑義務更有利於第一嫌犯B獲得民事彌補及補償，亦更符合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的目的。
鑒於此，決定對緩刑附加條件，上訴人應該在判決生效之後二年之內分期全數支付原審法院所判處的民事損害賠償。
（三）受害人的工資損失賠償金額的確定
上訴人這部分的請求所提出的需要解決的問題有兩個層次，第一，是受害人的康復期的認定以及在這期間或者之後的因不能上班的工資損失的賠償的認定的問題，第二則是在決定這些損失的賠償時候應該分析的則是受害人不能上班與其所受到的傷害是否因行為人的行為而產生，也就是說與其不法行為是否存在因果關係。
有關上訴人的傷害的康復期的確定，原審法院所依據的證據是綜合醫院的診斷報告、住院情況以及出院後需要繼續治療的複查跟進的評估等情況，而認定受害人因行為人的傷害行為而導致其204天不能上班的事實。
這樣就提出了這個屬於醫學上的康復期的問題。
對工作意外及職業病所引致之損害之彌補之法律制度的1995年8月14日通過的第40/95/M號法令，雖然不同於本案的交通意外，但是其中有關的定義仍然可以作參考，尤其是其中的第十二條對“醫學上治癒”作出的規定：
“為本法規之效力，當侵害或疾病完全消失時，或當顯示出儘管再予以適當治療亦不能再有進展時，視為醫學上治癒。”5
所以，從原審法院的判決可以看到，原審法院確實考慮到了醫學上的治癒的定義的全部內容，一方面，已經認定了其所稱之為“康復期”（住院以及後續的跟進醫療期間）意外的醫療費用的賠償，另一方面，認可了這些治療以及受害人不能上班的事實與本案的傷害行為所造成的損害的因果關係，那麼，受害人在這期間因不能上班所造成的損失就應該得到賠償。
事實上，在本案中，既然由嫌犯的故意傷害行為所造成的傷害中的不法行為以及過錯作為決定被上訴人的民事責任的要素的問題，不存在任何的歧義，那麼，上訴人這部分的上訴理由，在對受害人出院之後的醫療費用的賠償沒有提出異議的情況下，卻提出對受害人出院之後不能上班的工資損失不能予以賠償的主張是明顯不能成立的，因為，在此不能否認的是受害人不能上班的事實與本案的傷害行為所造成的損害存在合適的因果關係。
關於因果關係的問題，終審法院在2016年5月15日於第41/2016號上訴案作出了精闢的闡述，包括其中引述的眾多法學專家的見解：
“有關因果關係，《民法典》第557 條規定，“僅就受害人如非受侵害即可能不遭受之損害，方成立損害賠償之債”。
眾所周知，在確定賠償義務方面，目前所採取的是適當因果關係理論，根據該理論，事實必須適宜造成損害，損害是該事實的適當效果。
按照Almeida Costa 教授的觀點，“沒必要對不法事實發生後的所有損害予以補償，而只須對其確實造成的損害，即可以被認為是該事實所產生的損害作出賠償”。該作者還談到，適當因果關係理論的核心思想在於，“當一個條件在抽象意義上顯示適於造成損失時，它被視作造成該損失的原因”。6
根據Pessoa Jorge 教授的觀點，“適當因果關係理論……從事實之後和一般而言亦為損害之後的實際情況出發，肯定兩者之間的聯繫，前提是按照事物的正常發展，能夠合理斷定後者源於前者。以一種並不十分講究的方式加以概括，我們可以說：損害賠償之債僅因損害而存在，該損害指：在有侵害之結果時，可能(即按照嗣後作出的可能性判斷)由該結果產生損害；或者以否定句表達之：盡管有侵害之結果，但依據可能性之判斷從中不會產生損害，這時不存在損害賠償”。該作者承認葡萄牙《民法典》第563 條(對應澳門《民法典》第557 條)“採納了適當因果關係理論，因為在使用｀可能’一詞時，立法者想要在傷害性事實與損害之間從可能性判斷的角度建立積極聯繫”。7”
原審法院認定了行為人的故意傷害行為與受害人無法上班，這是一種明顯的合適的因果關係，即上訴人的受傷合適地產生了其無法工作的結果。
再者，上訴人在缺乏質疑原審法院所認定的已證事實中所證實的“原告由出院日起（6月13日）至同年12月11日在醫院隨診期間，醫生經診斷後給予原告病假予以休息（文件9）”的事實中醫生開出病假單的診斷結果的情況下，否認傷害與不能上班的合適因果關係的主張就顯得軟弱無力了。
因此，無需更多的闡述，上訴人這部分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四）長期無能力方面的損失的賠償的確定
我們一直認為，無論是因人的工作能力的永久喪失還是人的身體傷殘率本身的損失，是已遭受了的損失，是現行的損失，而不是將來的損失。而對此損失的賠償，在無法確定地定出賠償的金額的情況下，由法院根據《民法典》第560條第6款所規定的衡平原則作出。
終審法院於2012 年11 月7 日在62/2012號上訴案中的判決中曾經確定：“在本案中，受害人自其出院時失去收入能力的減低，最終不可挽回地失去了，……，這屬於一項現在的損失，而不是將來的”。
在本案中，受害人就其遭受4%的傷殘率本身為訴因而提出損害賠償請求，認為無論其是否能夠工作，這方面的損害應該得到賠償。原審法院也因此確認了對其賠償4萬澳門元的金額。
那麼，既然是容許依照衡平原則定出賠償金額的司法決定，上訴法院的介入也只有在原審法院的決定明顯不合適以及明顯不公的情況下才有空間。
雖然，我們所要考慮的這部分損害為現有的損害，但它始終並非可以簡單物質化的損害，而仍然具有單純給予受害人“安慰”的功能，尤其是應該對人的身體完整性的價值予以重要性的考慮，根據原審法院所依據的決定理由以及所依據的證據，尤其考慮到民事原告遭受4%的傷殘率的損害程度，原審法院所確定的這方面的賠償4萬澳門元的決定並沒有明顯的不平衡，應該予以支持。
上訴人的這部分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五）精神損害賠償的認定
《民法典》第489條規定了非財產的損害的制度：
“一、在定出損害賠償時，應考慮非財產之損害，只要基於其嚴重性而應受法律保護者。
二、因受害人死亡，就非財產之損害之賠償請求權，由其未事實分居之配偶及子女、或由其未事實分居之配偶及其他直系血親卑親屬共同享有；如無上述親屬，則由與受害人有事實婚關係之人及受害人之父母、或由與受害人有事實婚關係之人及其他直系血親尊親屬共同享有；次之，由受害人之兄弟姊妹或替代其兄弟姊妹地位之甥姪享有。
三、損害賠償之金額，由法院按衡平原則定出，而在任何情況下，均須考慮第四百八十七條所指之情況；如屬受害人死亡之情況，不僅得考慮受害人所受之非財產損害，亦得考慮按上款之規定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所受之非財產損害。”
也就是說，本案所涉及的是對故意行為而產生的精神損害賠償或非物質損害賠償金額的訂定，由法官依公平公正原則作出，而法官只能根據每一個案中已證事實及具體情況作出考慮，8 而不可能以其他個案或判決中某個可量化的項目作為衡量精神損害賠償的指標，更不可能存在一計算精神損害賠償的公式。9
我們要理解，人體以及身心的健康是無價的，法律規定對受害人的精神損害賠償也不過是通過金錢的賠償讓受害人的到一些精神安慰而已，而不能理解為完全的肉體的價值化。
我們也不能不考慮這些年來澳門社會經濟所發生的變化，物質價值的不斷增長，我們應該讓人的身心健康、精神健康的損害的“安慰價值”得到相應的體現。
從上述的民事請求所載已證事實中顯示：
- 經診斷後證實原告“1.輕型顱腦損傷；2.下唇及舌裂傷；3.全身多處挫傷。”
- 頭頸部CT示：“右額及右枕部頭皮血腫形成；…檢查見左下唇裂傷，右頸前見長4cm裂傷，廣泛胸前區瘀斑及壓痛”。
- 隨後原告被安排住院觀察（2019年5月22日至6月12日）。
- 原告出院後仍須就其傷勢在門診隨診跟進病況、物理治療及定期覆查腦掃瞄評估跟進。
- 原告出院後，仍感頭痛、頭暈、右側肩部、胸前及頸側疼痛不適。
- 原告就其疼痛不適前往中醫診所接受治療，減輕痛楚不適（文件6）。
- 至2021年6月，鏡湖醫院診治醫生認為原告受傷已滿一年，但其痛狀仍未好轉，建議傷殘率評定。
- 原告由出院日起（6月13日）至同年12月11日在醫院隨診期間，醫生經診斷後給予原告病假予以休息（文件9）：
- 原告由2019年5月22日至2019年12月11日，共204天連續未能上班及失去工資。
- 原告於事故發生前健康正常，活動自如，能夠作體力勞動及工作。
- 被告對原告的襲擊即時對後者做成身體上的痛楚。
- 原告對被告忽然作出的襲擊感到害怕，現時回想起來仍猶有餘悖。
- 原告至今仍感頭痛，右側肩部，胸前疼痛不適。
- 原告在生活及習慣是使用右手之人仕。
- 原告因是次遇襲導致留有頭痛、右側頸部、右肩及胸背部等疼痛的後遺症，並評定為4%的長期部分無能力。
- 原告至今仍受頭痛、右側頸部、右肩及胸背部等疼痛的後遺症所困擾，這些痛症對原告的精神及心理亦造成折磨。
- 因原告轉頭、扭轉肩頸、舉高右手時都會感到痛楚，原告就連日常生活自理都遇到困難，每當其更換衣裳、沐浴及如廁時上述位置均會感到疼痛。
- 這些持久的痛症及痛感均令原告感到無用、消極。
有關受害人的身體肢體的受傷程度，接受治療的時間、過程，傷殘率（4%）及其對其生活、工作的影響程度，當然還包括因行為人的故意而引起的民事責任的相對增加賠償責任的情況，基於上訴法院所介入對原審法院的以衡平原則為標準的決定的理由來說，我們不能得出原審法庭所釐定的精神賠償澳門幣10萬元的賠償明顯過低的結論，故應該予以支持。
上訴人這部分的上訴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部份成立，根據《刑法典》第71條及第72條的規定，兩罪競合後改判上訴人A2年10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並根據《刑法典》第48條之規定，給予緩刑，為期4年的緩刑，但，在維持原審法院的附帶民事賠償決定的基礎上，必須在判決生效之後兩年之內一次性或者分期全數支付附帶民事賠償315,069澳門元及其延遲利息予民事原告B。
判處上訴人繳付5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以及訴訟費用。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3年5月4日
____________________
蔡武彬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第二助審法官)
____________________
陳廣勝 (第一助審法官)
（但本人不同意改判緩刑，因為根據既證案情，是上訴人先把受害人拉倒在地上，受害人因而拾起一把刀指向上訴人，在受害人始終沒有襲擊上訴人的情況下，上訴人故意用腳踢向受害人的頭、後頸這兩處身體要害部位，更拾起一個金屬掛鈎向受害人頸部施襲，這些事實情節反映出上訴人的犯罪行為的事實不法性很高，法庭基於犯罪一般預防的需要，應對上訴人處以實際徒刑）。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Os presentes autos versam sobre factos provenientes de uma discussão entre dois colegas de trabalho (a 1ª arguida e o 2º arguido), ocorridos no seu local de trabalho comum (uma peixaria sita no mercado Iao Hon), que deram origem a agressões físicas mútuas.
2. No decurso do conflito tanto a 1ª arguida como o 2º arguido pegaram em objectos relacionados com o seu trabalho na peixaria.
3. Realizado o julgamento, foi proferida Sentença condenando ambos os arguidos pela prática do crime de armas proibidas e foi ainda o 2º arguido condenado pelo crime de ofensa simples à integridade física.
4. Pela prática do primeiro crime de armas proibidas foi o 2º Arguido condenado à pena parcelar de 2 anos e 6 meses de prisão, sendo que quanto ao crime de ofensa à integridade física a pena foi fixada em 1 ano de prisão, tendo, em cúmulo, sido aplicada a pena global de 3 anos e 3 meses de prisão efectiva.
5. Quanto ao segmento civil do processo, decorrente de pedido de indemnização civil apresentado pela 1ª Arguida contra o 2º Arguido, foi o mesmo declarado parcialmente procedente, tendo este sido condenado a pagar à primeira a indemnização global de MOP$315,069.00.
6. O Recorrente foi condenado por ter utilizado um anzol/gancho para agredir o pescoço da 1ª Arguia, objecto esse identificado fotograficamente a fls. 15 dos autos, sendo que tanto a acusação como a Sentença recorrida consideraram ser o anzol/gancho uma arma proibida nos termos e para os efeitos do disposto nos artigos 1º, nº 1, al. f) e 6º, nº 1, al. b), do Regulamento de Armas e Munições, em conjugação com o art.º 262º do Código Penal.
7. O art.º 262º do CP pune, entre outras acções, a detenção ou uso de arma proibida, no entanto, o conceito de armas proibida não vem nela definido, tratando-se de uma norma penal em branco, pelo que tem de ser conjugada com as disposições do Regulamento de Armas e Munições.
8. O anzol utilizado pelo 2º arguido, e conforme decorre da própria acusaçã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insere-se no âmbito do disposto no artigo 1º, nº 1, al f) (conjugado com o art.º 6º, nº 1, al. b), que dispõe que se consideram que esses instrumentos apenas de consideram armas proibidas nos casos em que não estiver justificada a sua posse.
9. Afigura-se incontroverso que o anzol detido pelo ora Recorrente só se pode considerar como arma proibida quanto a sua posse, no caso concreto, não esteja justificada em abstracto.
10. Nesse sentido vejam-se as doutas decisões desse Veneran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de 19 de Maio de 2005, no processo nº 89/2005, bem como o Acórdão 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de 3 de Março de 2011, no processo nº 702/2010, julgando situações análogas.
11. No caso concreto dos autos, resultou amplamente demonstrado que o anzol/gancho em causa era destinado ao trabalho diário do 2º Arguido na peixaria onde ocorreram os factos, mormente como objecto utilizado para transportar os baldes de peixe desde a entrada do mercado até ao estande da peixaria onde ele trabalha.
12. Tal resulta do próprio relatório do CPSP, constante de fls. 2-3 dos autos, podendo ler-se a fls. 2v que o 2º arguido “pegou num anzol em formato S que era usado para o trabalho e atacou a sua cabeça (…)”, sendo que logo aquando a sua detenção o 2º Arguido justificou a posse do objecto bem como a sua finalidade abstracta.
13. Também das inquirições em audiência resultou patentemente comprovada a justificação da posse do anzol enquanto instrumento de trabalho no mercado Iao Hon para transportar os cestos de peixe, mormente das inquirições do próprio 2º arguido, da testemunha da acusação C, da 1ª Arguida e ofendid, B, e do agente da PSP Sr. D. declarou em audiência.
14. Acresce que no próprio artigo 3º da acusação (dado como provado na Sentença recorrida) é referido que o 2º Arguido “posteriormente pegou num anzol de forma S da peixaria”, ou seja, claramente resultou provado que o anzol em causa era um instrumento de trabalho da própria peixaria do mercado Iao Hon.
15. Na Sentença recorrida, fundamentando-se a condenação pela prática deste crime é referido que “o segundo arguido claramente sabia que o referido gancho é ofensivo, e sabendo que não podia ainda assim usou-o como arma de agressão e agrediu o pescoço da primeira arguida. Os seus actos são conformes com o crime de armas proibidas de que vem acusado na acusação”.
16.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pelo douto Tribunal Colectivo a quo, tal conclusão é escassa tendo em conta o conceito de arma proibida quando está em causa um instrumento perfurante como é o caso do anzol utilizado pelo 2º Arguido, ínsito na al, f), do nº 1, do artº 1º do Regulamento de Armas e Munições, porquanto não leva em conta que, sendo o crime de arma proibida um crime de perigo abstracto, o que se pune não é a sua utilização de per si, mas sim a mera posse, quando esta não esteja justificada.
17. E parece-nos incontestável que de toda a prova colhida nos autos resultou demonstrado que a posse do instrumento em causa, enquanto instrumento de trabalho do próprio Mercado Iao Hon, utilizado para carregar os baldes de peixe, se encontrava plenamente j justificada em abstracto.
18. Pelo que só podia ter sido o 2º Arguido absolvido da prática deste crime, tendo 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violado os artigos 262º, nº 1, bem como os artigos 6º, nº 1, al. b) e 1º, nº 1, al. f), do Decreto Lei nº 77-99-M, por ter sido aplicado num quadro típico que não se impunha, devendo o 2º Arguido ser absolvido da prática deste crime, devendo ser condenado só pelo crime do art.º 137º do CP em pena suspensa na sua execução, atendendo-se à confissão, arrependimento demonstrado, ao facto de ser arguido primário e à contribuição da própria ofendida (que o ameaçou com uma faca) para as agressões.
19. Caso não se entenda ter resultado expressamente comprovado que a posse do anzol em causa estava justificada e qual a sua finalidade abstracta, hipótese que se abre por mera cautela de patrocínio, então não deixará de se ter de concluir que incorreu 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no vício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20. Afigura-se ser insuficiente 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para se concluir no plano jurídico que o instrumento perfurante utilizado pelo 2º Arguido se tratava de uma arma proibida.
21. É que apesar de se ter abordado esta questão de forma recorrente durante 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nestes autos, conforme aliás se demonstra pela quantidade de testemunhas que abordaram esta questão, a verdade é que nem sequer por uma única vez 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faz menção à questão da justificação da posse ou da finalidade abstracta do anzol/gancho em causa.
22. Tendo em conta o disposto no art.º 1º, nº 1, al. f), do Decreto Lei nº 77-99-M, não podia a douta Tribunal a quo ter deixado de julgar esta questão essencial, fazendo expressamente consignar nos factos provados se a posse do gancho utilizado pelo 2º Arguido estava ou não abstractamente justificada in casu, para que depois pudesse tomar a decisão no plano jurídico.
23. É que como decorre da própria acusaçã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o 2º Arguido foi acusado da prática do crime de “Armas proibidas e substâncias explosivas” previstos nos Art. 262º, nº 1 do Código Penal conjugado com o Art 1º, nº 1, alínea f) do Capítulo 1º e Art. 6º, nº 1, alínea b), ambos do Decreto-Lei nº 77/99/M”.
24. E atento o disposto nessa norma do Regulamento de Armas e Munições, a questão da justificação da posse fazia, desde logo, à partida, parte do thema probandum dos presentes autos, não podendo deixar de ser abordada pelo Tribunal de julgamento da causa e na decisão sentenciadora.
25. Caso não seja concedido provimento ao fundamento principal do presente recurso, deve então ser reconhecido o vício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neste capítulo imputado à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sendo, nos termos do art.º 418º do CPP, reenviado o processo para novo julgamento, para julgamento da questão concreta da justificação da posse do objecto em causa.
26. Mesmo que não se acompanhem os fundamentos e vícios supra elencados, hipótese que mais uma vez, se abre por mera cautela de patrocínio, afigura-se ainda assim, e ressalvado o muito tido e devido respeito pelo douto Tribunal a quo, que incorreu a Sentença recorrida em violação de lei penal substantiva na escolha da medida da pena de 3 anos e 3 meses de prisão.
27. O Recorrente foi condenado às penas parcelares de 1 ano de prisão pelo crime de ofensa à integridade física e de 2 anos e 6 meses de prisão pelo crime de armas proibidas.
28. Seguindo as regras da punição do concurso de crimes, previstas nos artigos 71º e ss. do CP, a moldura abstracta para o cúmulo jurídico das penas em causa tem como limite mínimo 2 anos e 6 meses (a mais elevada das penas concretamente aplicadas) e como limite máximo 3 anos e 6 meses (a soma das penas concretamente aplicadas).
29. Conforme decorre da própria Sentença recorrida, o 2º Arguido é primário, confessou integralmente o crime de ofensa à integridade física e demonstrou arrependimento.
30. Acresce que resultou ademais provado que a ofendida (1ª Arguida) utilizou uma faca para tentar atacar o 2º Arguido, ainda que por mero caso fortuito não o tenha atingido, mas essa tentativa de agressão deixou marcas visíveis no avental que na altura ele estava a utilizar.
31. Também saiu comprovado que o 2º Arguido é de posses modestas, trabalhado como peixeiro, auferindo mensalmente MOP$12,000.00 e ademais que o instrumento utilizado na agressão era um mero instrumento de trabalho.
32. Afigura-se excessiva a pena aplicada em cúmulo de 3 anos e 3 meses de prisão tão próximos do limite máximo de 3 anos se 6 meses de prisão, sendo que o meio da pena face à moldura abstracta cifra-se nos 3 anos, e tendo em conta esses factores favoráveis ao 2º Arguido, nunca deveria a pena ser fixada em medida superior a 2 anos e 10 meses de prisão.
33. Face à preferência do legislador por penas não privativas de liberdade, e tendo ademais em conta que se trata de arguido primário, confissão e o arrependimento demonstrado, afigura-se patente que a simples censura do facto e a ameaça de prisão realizam de forma adequada e suficiente as finalidades da punição, nos termos e para os efeitos do disposto no art.º 48º do CP.
34. Ao condenar o 2º Arguido na pena de 3 anos e 3 meses de prisão, violou 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o art.º 65º do Código Penal, devendo ser revogada e substituída por outra na qual se condene o Recorrente a uma pena nunca superior a 2 anos e 10 meses de prisão, suspensa na sua execução por período considerado adequado.
35. N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concedeu-se parcial provimento ao pedido civil deduzido pela ofendida tendo o 2º Arguido sido condenado ao pagamento de indemnização no valor global de MOP$315,069.00.
36. Do relatório médico-pericial realizado à ofendida não resulta qualquer incapacidade temporária absoluta para o trabalho, sendo que que efectivamente se provou foi que a ofendida teve internada de 22 de Maio de 2019 até 12 de Junho de 2019.
37. Nesse relatório pode ler-se que a arguida já estava curada aquando da alta médica e a única coisa que se sugeriu nele foi que ela descansasse pelo período de 14 dias.
38. Ao calcular-se perda salarial, deve ser só pelo período que comprovadamente ela não pôde trabalhar, que foi o período de 21 dias de internamento acrescido dos 14 dias de descanso após a alta hospitalar, o que dá um total de 35 dias, devendo a indemnização ser calculada multiplicando esses 33 dias pelo seu salário diário de 330 patacas (35 x 330 = MOP$11,550.00, onze mil quinhentas e cinquenta patacas).
39. Além de que os atestados médicos juntos pela ofendida não cobrem sequer todo o período entre o dia 22 de Maio e o dia 11 de Dezembro, devendo ser o montante arbitrado a título de ITA reduzido para o valor total de MOP$11,550.00.
40. Na fixação do valor indemnização a título de danos não patrimoniais deve o Tribunal guiar-se por critérios de equidade e ainda levar em conta o grau de culpabilidade do agente, a situação económica do lesado e as demais circunstâncias do caso concreto, sendo que resultou provado que antes sequer de o 2º Arguido ter agredido a 1ª Arguida/ofendida, esta apontou uma faca usada para cortar peixe à pessoa do 2º Arguido.
41. A faca em causa encontra-se documentada fotograficamente a fls. 18 dos autos, podendo facilmente atestar-se da sua elevadíssima perigosidade e compreender-se o medo que o 2º Arguido sentiu quando a viu ser apontada à sua pessoa, o que levou a que tenha pegado no gancho para se defender, tendo a própria ofendida declarou em audiência que antes de ser agredida tinha a faca na sua mão aquando das agressões que sofreu.
42. Todos estes elementos demonstram que a acção do 2º Arguida que casou os danos na 1ª Arguida foi em larga medida provocada pela própria ofendida, tendo essa questão sido expressamente abordada pelo 2º Arguida na sua contestação civil.
43. Resultou também provado que o 2º Arguido trabalha como peixeiro, é uma pessoa de posses humildes, sendo que mesmo que reserve um terço do seu salário para pagar mensalmente à ofendida o valor de MOP$315,069.00, levará mais do que 6 anos para o poder fazer integralmente, não deixando esse facto de ter de ser ponderado na determinação do valor indemnizatório com recurso à equidade.
44. Afigura-se que no arbitramento da indemnização por danos não patrimoniais devia o Tribunal ter reconhecido a concorrência da Autora na produção dos danos, e, em equidade, fixado um quantum indemnizatório a título de danos não patrimoniais em medida nunca superior a MOP$50,000.00.
45. N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fixou-se ainda a indemnização a título de IPP em MOP$40,000.00, tendo se chegado a esse valor com recurso à equidade.
46. Tendo à ofendida sido fixado uma perda de capacidade de ganho de 4%, e tendo ela 60 anos de idade aquando das lesões, afigura-se equitativo seguir a fórmula salário base x número de dias até à reforma x 4% da incapacidade, o que no caso da ofendida corresponde ao cálculo de (salário diário de MOP300.00 x 1520 dias até à idade da reforma x grau da incapacidade de 4%), o que resulta em MOP$18,240.00.
47. Também nesta parcela relativa à IPP, não podia o douto Tribunal ignorar a culpa da ofendida na produção dos danos,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 artº 564º do Código Civil.
48. Termos em que se afigura ter 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violado o disposto nos artigos 560º e 564º na fixação deste quantum indemnizatório, devendo ser reduzido para uma quantia nunca superior a MOP$18,240.00.
49. A quantia global indemnizatório deve ser reduzida em conformidade, do valor global de MOP$315,069.00 para um valor global nunca superior as MOP$187,539.00, valor esse condizente com a prova produzida nos autos, com as circunstâncias do incidente (mormente a culpa da própria ofendida para a produção dos danos), com a condição financeira e pessoal do 2º Arguido e plenamente condizente com as disposições dos artigos 487º, 489º, 558º, 560º e 564 do Código Civil.
Termos em que, pelos fundamentos expostos e nos demais de Direito que Vossas Excelências doutamente suprirão, deve o presente recurso ser julgado procedente, por provado, sendo a douta decisão recorrida revogada e substituída por outra na qual se absolva o Recorrente da prática do crime de armas proibidas, passando a ser condenado apenas por 1 crime de ofensa simples à integridade física, em pena suspensa na sua execução, ou subsidiariamente, que seja reconhecida o vício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com todas as consequências legais daí advindas, ou, em ultima ratio, reduzida a pena para medida nunca superior a 2 anos e 10 meses de prisão, suspensa na sua execução, e, em qualquer dos casos, que seja o quantum indemnizatório reduzido para sum valor nunca superior a MOP$187,539.00 (cento e oitenta e sete mil quinhentas e trinta e nove patacas), assim se fazendo a tão costumada Justiça!
2 見中級法院第277/2019號合議庭裁判—
「2.上訴人職業為裝修工程判頭，而在其貨車上存有裝修工具鐵鎚亦是正常，而根據已證事實第一點，證實了當上訴人與被害人發生口角後，上訴人隨即在其駕駛的車內拿起一把啡色木柄鐵鎚，並利用鐵鎚的木柄（而非鐵鎚的金屬鎚）敲打被害人的右手。
雖然上訴人在襲擊被害人時使用了該鐵鎚，但從已證事實的時間（發生爭執後隨即），以及空間（在貨車車廂內）兩個因素中可以推斷，上訴人是在發生爭執後即時以及隨手在車廂內拿起鐵鎚，用攻擊性比較弱的木柄部分敲打被害人的手。從上述情節中並未能推斷，上訴人是刻意尋找鐵鎚用以攻擊被害人的。
因此，本院認為儘管上訴人在襲擊被害人時使用了有關鐵鎚，但當時上訴人持有有關鐵鎚仍然是屬於合理。
上訴人持有可用作攻擊的工具，但持有時有合理解釋，其行為並未觸犯相關禁用武器罪。」
3 相同裁判參見中級法院第87/2005號、第538/2013號合議庭裁判。
4 中級法院第32/2014號上訴案件於2014年3月6日作出的裁判。
5 中級法院也曾經在2012年3月1日於第99/2012號上訴案中作出了一下的見解：“Nos termos do artº 12º do DL nº 40/95/M, considera-se que há cura clínica quando as lesões ou a doença desapareceram totalmente ou se apresentam como insusceptível de modificação com adequada terapêutica.”
6 《 Direito das Obrigações》，第八版，第545 頁及第697 頁。
7 《Ensaio sobre os Pressupostos da Responsabilidade Civil》，1999 年，第411 頁至第413 頁。
8 參見中級法院2000年6月15日第997號民事上訴案合議庭裁判。
9 參見中級法院2005年4月7日第59/2005號刑事上訴案合議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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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797/2022 P.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