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311/2022號(刑事上訴案)
第一上訴人/第一嫌犯：A
第二上訴人/第二嫌犯：B
第三上訴人/第三嫌犯：C
第四上訴人/第四嫌犯：D
日期：2023年4月27日
一、 案情敘述
在初級法院第CR5-22-0314-PCC號合議庭普通刑事案中，於2022年1月27日，合議庭作出裁判，裁定：
➢ 第一嫌犯A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既遂行為觸犯第3/2008號法律修改之第6/96/M號法律《妨害公共衛生及經濟之違法行為之法律制度》第28-A條第1款配合第2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八項『層壓式傳銷罪』(針對第一被害人、第二被害人、第三被害人、第四被害人、第五被害人、第六被害人、第九被害人及第十被害人的部分)，以及第3/2008號法律修改之第6/96/M號法律《妨害公共衛生及經濟之違法行為之法律制度》第28-A條第1款配合第2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二項『層壓式傳銷罪』(針對第七被害人及第八被害人的部分)，改判為：第3/2008號法律修改之第6/96/M號法律《妨害公共衛生及經濟之違法行為之法律制度》第28-A條第1款配合第2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層壓式傳銷罪』，罪名成立，判處四年實際徒刑；
➢ 本案對第一嫌犯A判處的上述刑罰與第CR1-18-0468-PCC號卷宗內判處的刑罰競合，根據澳門《刑法典》第71條之規定，判處第一嫌犯五年六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
➢ 第二嫌犯B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既遂行為觸犯第3/2008號法律修改之第6/96/M號法律《妨害公共衛生及經濟之違法行為之法律制度》第28-A條第1款配合第2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八項『層壓式傳銷罪』(針對第一被害人、第二被害人、第三被害人、第四被害人、第五被害人、第六被害人、第九被害人及第十被害人的部分)，以及第3/2008號法律修改之第6/96/M號法律《妨害公共衛生及經濟之違法行為之法律制度》第28-A條第1款配合第2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二項『層壓式傳銷罪』(針對第七被害人及第八被害人的部分)，改判為：第3/2008號法律修改之第6/96/M號法律《妨害公共衛生及經濟之違法行為之法律制度》第28-A條第1款配合第2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層壓式傳銷罪』，罪名成立，判處三年六個月實際徒刑；
➢ 第三嫌犯C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既遂行為觸犯第3/2008號法律修改之第6/96/M號法律《妨害公共衛生及經濟之違法行為之法律制度》第28-A條第1款配合第2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八項『層壓式傳銷罪』(針對第一被害人、第二被害人、第三被害人、第四被害人、第五被害人、第六被害人、第九被害人及第十被害人的部分)，以及第3/2008號法律修改之第6/96/M號法律《妨害公共衛生及經濟之違法行為之法律制度》第28-A條第1款配合第2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二項『層壓式傳銷罪』(針對第七被害人及第八被害人的部分)，改判為：第3/2008號法律修改之第6/96/M號法律《妨害公共衛生及經濟之違法行為之法律制度》第28-A條第1款配合第2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層壓式傳銷罪』，罪名成立，判處三年六個月實際徒刑；
➢ 第四嫌犯D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既遂行為觸犯第3/2008號法律修改之第6/96/M號法律《妨害公共衛生及經濟之違法行為之法律制度》第28-A條第1款配合第2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八項『層壓式傳銷罪』(針對第一被害人、第二被害人、第三被害人、第四被害人、第五被害人、第六被害人、第九被害人及第十被害人的部分)，以及第3/2008號法律修改之第6/96/M號法律《妨害公共衛生及經濟之違法行為之法律制度》第28-A條第1款配合第2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二項『層壓式傳銷罪』(針對第七被害人及第八被害人的部分)，改判為：第3/2008號法律修改之第6/96/M號法律《妨害公共衛生及經濟之違法行為之法律制度》第28-A條第1款配合第2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層壓式傳銷罪』，罪名成立，判處三年六個月實際徒刑；
➢ 裁定第一嫌犯A、第二嫌犯B、第三嫌犯C及第四嫌犯D須以連帶方式賠償予以下各被害人，並附加該等金額自判決作出至完全支付賠償之法定利息：
➢ 須向第一被害人E賠償人民幣十四萬五千八百元(RMB145,800)；
➢ 須向第二被害人F賠償人民幣十二萬八千八百元(RMB128,800)；
➢ 須向第三被害人G賠償人民幣十三萬五千八百元(RMB135,800)；
➢ 須向第五被害人H賠償人民幣十三萬五千八百元(RMB135,800)；
➢ 須向第六被害人I的繼承人賠償人民幣十四萬五千五百元(RMB145,500)；
➢ 須向第七被害人J賠償人民幣十萬零三千八百元(RMB103,800)；
➢ 須向支付第八被害人K賠償港幣十萬元（HKD100,000)；及
➢ 須向第九被害人L賠償人民幣二十七萬一千六百元(RMB27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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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嫌犯A的中間上訴】
第一嫌犯A針對以下兩個批示提起中間上訴：
- 載於卷宗第508頁至第509頁之批示（裁定澳門具有司法管轄權以及追訴時效沒有屆滿），上訴人的上訴理由闡述載於卷宗第548頁至第560頁背頁。1
- 第528頁背頁之批示（裁定不存在一事不二審的情況）；上訴人的上訴理由闡述載於卷宗第561頁至第567頁背頁。2
被上訴批示所涉及的問題，在最後的合議庭裁判中作出正式的決定，且第一上訴人亦就該部分決定提出上訴，因此，該中間上訴已無效用。（見卷宗第1650頁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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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檢察院代表針對第一上訴人A的上訴作出答覆，認為第一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應予以駁回（詳見卷宗第695頁至第701頁）。
檢察院在答覆中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即使案件的審判權屬於合議庭,對於一些涉及推動案件“前進”的一些事務性批示，其管轄權則不專屬於合議庭。
2.因此,本案的持案法官 閣下有權限作出載於卷宗第 508 至 509 頁以及第 528 背頁的批示。
3.「一事不二審」原則(ne bis in idem)是一項訴訟法律的基本原則,其主要目的是為了避免出現多個相同或相抵觸之判決。
4. 在本案以及第 CR1-18-0468-PCC 號案件中,被控訴的嫌犯都包括上訴人A。兩個案件的主體雖然並非完全相同,但就上訴人A方面,兩個案件的主體應視為相同。
5. 上訴人A在第 CR1-18-0468-PCC 號案件中被指控的事實是其對該案的多名被害人作出了相關犯罪行為(涉及層壓式銷售);而在本案中,第一嫌犯A被指控的事實是其對本案的 10 名被害人作出了相關犯罪行為(涉及層壓式銷售)。
6. 雖然在兩個案件中,第一嫌犯A被控訴的犯罪均涉及層壓式銷售,但在兩個案件中,第一嫌犯A被控訴構成犯罪的事實是不同的, 所針對的被害人亦是完全不同的。
7. 關於有否違反「一事不二審」原則的問題,葡萄牙的最高法院曾經有裁判3援引 Eduardo Correia 的見解指出:『 XVI - Mais adiante, o mesmo autor, ao debruçar-se sobre o conteúdo e âmbito do facto como pressuposto do caso julgado e da actividade cognitiva do juiz relativamente a situações de continuação criminosa refere que: «(...) se algumas actividades que fazem parte da continuação criminosa foram já objecto de sentença definitiva, ter-se-á de considerar consumido o direito de acusação relativamente a quaisquer outras que pertençam a esse mesmo crime continuado, ainda que elas de facto tivessem permanecido estranhas ao conhecimento do juiz. (...) Se o juiz se convence, na verdade, de que tais actividades constituem tão só elementos de um crime continuado, que já foi objecto de um processo, será forçado a concluir que elas deveriam ter sido aí apreciadas. Ainda, pois, que o não tivessem sido, tudo se passa como se assim fosse, estando, por isso, consumido e extinto o direito de as acusar e podendo-se opor sempre ao exercício da respectiva acção penal a excepção ne bis in idem» 』。
8. 簡單而言,上述學理及司法見解認為,倘若在一案件將審理的事實應納入到前一已作出審理的案件並構成連續犯的犯罪當中,則再次審理便會違反「一事不二審」原則。
9. 在本案中,一方面,法院在作出被上訴的批示前,仍未審理案件的實體問題;另一方面,即使在第 CR1-18-0468-PCC 號案件,合議庭裁判裁定嫌犯對多名被害人實施的行為僅構成一項涉及層壓式銷售的犯罪，但這並不必然可以得出結論,認定該嫌犯(即本案的上訴人)被指控的對本案的10名不同的被害人實施的行為僅構成一項涉及層壓式銷售的犯罪,亦不能認定本案上訴人被指控的犯罪已被第 CR1-18-0468-PCC 號案件內的判罪吸收而僅構成一項連續犯。
10. 此外,鑒於第 CR1-18-0468-PCC 號案件的合議庭裁判不可被視為構成本案的延訴抗辯的「既判案」,而且,由於在作出被上訴的批示(即載於卷宗第 528 背頁之批示)之前,法院仍未審理本案的實體問題,故被上訴的批示亦沒有違反「一事不二審」原則。
11. 對於澳門法院是否存有管轄權審理本案的問題,本案控訴書所指控之事實,包括上訴人在內的四名嫌犯被指控作出的構成犯罪事實的一部分行為是發生在澳門的。
12. 根據《刑法典》第5條以及第7條的規定,澳門法院對本案是存有管轄權的。
13. 最後,關於追訴時效方面,事實上,在本案中,上訴人(即第一嫌犯A)被控訴的犯罪為第 3/2008 號法律修改之第 6/96/M號法律第28-A 條第1款配合第2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八項「層壓式傳銷罪」以及同一條法律第 28-A 條第1 款配合第2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二項「層壓式傳銷罪」,而並非上訴人所指的同一法律第 28-A 條第 1 款或第3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犯罪。
14. 鑒於第6/96/M號法律第28-A條第1款配合第2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層壓式傳銷罪」之刑罰為最高可被判處5年徒刑,而同一法律第28-A條第1款配合第2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層壓式傳銷罪」之刑罰為最高可被判處10年徒刑,根據《刑法典》第110條第1款c項的規定,該兩項犯罪之追訴時效均為10年。
15. 誠然,載於卷宗第508背頁之被訴批示已清楚列出上訴人被控訴作出的事實的日期,亦羅列了在本案中可導致追訴時效中止和中斷的情況,自案發至今,追訴時效仍未屆滿,被訴批示並沒有任何違法情況。
16. 綜上所述,兩項被上訴的中間批示(分別於卷宗第 508 至 509 頁以及第 528 背頁所作出)不存在法官無權限、違反「一事不二審」原則(ne bis in idem)、澳門法院無管轄權以及追訴時效已屆滿的情況。
基於以上所述,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裁定上訴理由 不成立,並維持被上訴的兩項批示。
請求公正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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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嫌犯A針對合議庭裁判之上訴】
第一嫌犯A不服合議庭裁判，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於其提交的上訴理由闡述書（載於卷宗第1176頁至第1202頁）中陳述了其上訴理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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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檢察院代表針對第一上訴人A的上訴作出答覆，認為第一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應予以駁回（詳見卷宗第1230頁至第1234頁背頁）。
檢察院在答覆中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 澳門特別行政區有關層壓式傳銷的法律,旨在規範在澳門發生或招攬對象為澳門居民的傳銷活動,所以,有關活動如本案的“純資本運作”由什麼人創造並不具法律上的重要性,相反,誰是在澳門發起該活動及成功組織澳門居民參加活動才是第6/96/M法律第28-A條第1款欲處罰的對象。
2. 本案經審判,通過各證人的證言及其他嫌犯的陳述,證實上訴人為其他同案嫌犯及被害人直接或間接的上線。
3. 本案的其他嫌犯亦是在上訴人的介紹下,才參與“純資本運作”,並聯同上訴人共同組織澳門居民參加“純資本運作”的投資項目。
4. 上訴人是否已在廣西南寧參與“純資本運作”傳銷活動並不具法律上的重要性,但上訴人聯同本案的其他嫌犯在澳門發起該活動及成功組織澳門居民參加該活動的行為,便構成第 6/96/M號法律第 28-A 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犯罪。
5. 上訴人稱“純資本運作”的參與者沒有作出任何財貨或服務交易亦是錯誤的。
6. 根據本案其他嫌犯的陳述及被害人的證言,“純資本運作”的參加者開始時需購買一般“原始股”,價值為3,800元人民幣,之後所購每股的價值為3,300元人民幣,最少要購買21股。
7. 而第6/96/M號法律第45-A條所指的財貨的解釋應是廣義的,當然亦包括在商業活動中的“股”。
8.“純資本運作”正是以向參加者出售“股”,令參與者相信自己已入股有關的投資活動,但參與者並不是從實際投資中賺取利潤,而是以招攬新人參與入股後收取佣金作為利潤,可見,上訴人聯同其他嫌犯,利用入“股”作為推廣計劃的藉口,但實際上彼等的利益來自各下層成員參與時支付的入“股”費用,而下線成員又不斷尋找新成員參加,並以他們的入“股”費用為利潤。
9. 因此,上訴人的行為符合第6/96/M號法律第45-A條所指的層壓式傳銷。
10. 而上訴人在案中的行為,明顯是聯同其他嫌犯積極地在澳門發起,並組織澳門居民參加“純資本運作的投資活動。
11. 因此,上訴人的行為已觸犯第 6/96/M 號法律第28-A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犯罪。
12. 至於第6被害人已過世,其應得的賠償由誰繼承只須按民法的規定處理,並不妨礙法庭判處上訴人及其他嫌犯對第6被害人的損失作出賠償。
13. 基於此,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判處上訴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的方式觸犯了第3/2008號法律修改的第6/96/M號法律《妨害公共衛生及經濟之違法行為之法律制度》第28-A條第1款配合第2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1項層壓式傳銷罪,並判處其4年實際徒刑,與 CR1-18-0468-PCC判處的刑罰競合,判處其5年6個月實際徒刑, 並以連帶責任的方式賠償予本案被害人的損失的裁判是合法、有依據、公正及合理的。
基於此,檢察院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並不成立,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一如既往作出公正的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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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上訴人B、第三上訴人C及第四上訴人D針對合議庭裁判之上訴】
第二上訴人B、第三上訴人C及第四上訴人D不服合議庭裁判，向本院提起上訴（上訴理由闡述載於卷宗第1102頁至第1171頁）。
第二上訴人B、第三上訴人C及第四上訴人D提出以下理據（結論部分）：
1. 各上訴人於2021年1月27日被初級法院第五刑事法庭合議庭判處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的情況下觸犯一項第 3/2008 號法律修改之第 6/96/號法律《妨害公共衛生及經濟之違法行為之法律制度》第28-A 條第1 款配合第2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層壓式傳銷罪』,各判處三年六個月實際徒刑。
2.現除了向法官 閣下表示應有尊重之外,各上訴人不服上述判決,現根據經第9/2013號法律修改第 48/96/M 號法令核准之刑事訴訟法典第390條、第389條及第391條第1款b)項、第401條第1款規定就上述之合議庭裁判提起上訴, 並根據第401條第2款規定,於法定期間內提交理由闡述。
3.本上訴是以被上訴之初級法院合議庭裁判沾染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審查證據方面明顯錯誤(《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條第2款c)項)、適用法律錯誤(《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1款)及量刑過重等瑕疵而提起。
4. 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方面,可以分為被上訴判決第15頁已證事實第二點、第四點至第六點之內容及第25頁已證事實第十一點和第十二點與第26頁“答辯狀中尤其以下事實獲證明”之部份內容間存在不可補正的矛盾及被上訴判決第26頁“答辯狀中尤其以下事實獲證明”之部份內容與事實判斷之部份內容間存在不可補正的矛盾兩個方面。
5. 首先在被上訴判決第15頁已證事實第二點、第四點至第六點之內容及第25頁已證事實第十一點和第十二點與第26頁“答辯狀中尤其以下事實獲證明”之部份內容間存在不可補正的矛盾方面,經分析被上訴判決第15頁已證事實第二點、第四點至第六點及第25頁已證事實第十一點和十二點及被上訴判決第26頁“答辯狀中尤其以下事實獲證明”之已證事實內容可知,被上訴判決一方面證明第一嫌犯為各上訴人之上線,且各上訴人曾合共向第一嫌犯支付人民幣162,800元以成為“純資本運作”項目之“經理”及彼等以“經理”之身份介紹他人參加“純資本運作”項目以取得下線及佣金,而另一方面又表示已證明各上訴人與第一嫌犯分工合作,共謀合力一同在澳門經營及組織“純資本運作”的投資項目。
6. 需要知道的是,在層壓式傳銷活動中,上下線從屬關係與共同合作經營及組織」是完全不同的,首先,上下線從屬關係是指某人通過加入傳銷活動成為介紹人之下線,並通過自身介紹他人參加傳銷活動之方式培養自己的下線,如此類推, 並以介紹他人加入傳銷活動而從上線分得佣金收益;而共同合作經營及組織傳銷活動則是指多人一同營運及組織傳銷活動,即使各人可能從事之角色及職能不同,但實際上各人間存在協議(即使口頭協議亦然)及通過協議內容共同分享及瓜分從營運傳銷活動中所得之不法收益,各人並不是以佣金名義收取不法收益,彼等只能為傳銷活動之最頂層人物,並不可能為某營運及組織人之下線, 且一般無需先付出任何金錢便可營運及組織傳銷活動。
7. 本案中,在已證實各上訴人因已向第一嫌犯支付款項認購“純資本運作”項目的股份而成為“經理”,且“經理”僅為其中一個對下線分級稱謂的情況下, 根本不可能同時又認定各上訴人與第一嫌犯共同合謀經營及組織“純資本運作”項目,否則參與有關投資項目且成為經理之所有人均同時應被認為共同合謀經營及組織“純資本運作”項目。
8. 不得不提的是,即使營運及組織傳銷活動之人士在該活動中投放之資金一般為經營資金,而非加入成為下線及取得稱謂之資金,共同營運及組識傳銷活動之人並不會成為他人之下線,彼等只會分工合作並以頂層稱謂自稱,所有通過支付金錢以加入傳銷活動之人仕只能是傳銷活動之參加者,即使為營運及組織者之直屬下線亦然(即各上訴人)。
9. 本案中各上訴人在支付金錢以加入“純資本運作”之活動後才通過自身人脈將“純資本運作”介紹予第一、第二、第五及第七被害人,並成功使該四名被害人加入“純資本運作”,而該等被害人亦分別向其他本案被害人作出介紹及招攬彼等加入“純資本運作”項目。
10. 各上訴人與本案被害人作出之行為相同,均是在加入“純資本運作”後向他人介紹及推廣“純資本運作”,以便在取得下線的情況下從上線處取得佣金分成; 各上訴人與本案被害人之唯一區別在於各上訴人為本案被害人之上線,且各上訴人曾協助部份被害人向他人進一步介紹“純資本運作”,但即使這樣也不能排除各上訴人僅為“純資本運作”參與者之身份及“純資本運作”參與者與營運及組織者身份不一之事實。
11. 同時,各上訴人與彼等下線從“純資本運作”中取得之收益方式一樣,均是通過介紹他人加入“純資本運作”而獲得佣金分成收益的。
12. 不得不提的是,已證事實第三點亦已證明參加者在“參與該投資項目後,推介他人加入該項目並成為其下線,即可賺取佣金”,鑑於本案已證明各上訴人為第一嫌犯之下線,即可推得各上訴人為“純資本運作”之參加者,故其分得之收益只為佣金,而非已證事實第十二點所述之報酬。
13. 結合被上訴判決第30頁至第44頁中有關第三、第四、第八及第九被害人之聲明內容,可以得知有關被害人最初並非由各上訴人介紹參與“純資本運作”的, 該些被害人是在其他被害人介紹“純資本運作”後才跟隨介紹人前往南寧深入了解“純資本運作”,其後各上訴人才協助彼等下線向第三、第四、第八及第九被害人介紹“純資本運作”
14. 因此被上訴判決第15頁已證事實第二點、第四點至第六點及第 25 頁已證事實第十一點和十二點之內容與第 26 頁“答辯狀中尤其以下事實獲證明”之部份內容間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之瑕疵。
15. 就被上訴判決第 26 頁“答辯狀中尤其以下事實獲證明”之部份內容與事實判斷之部份內容間存在不可補正的矛盾方面,上述被上訴判決第 47 頁之事實判斷之內容與被上訴判決第 26 頁“答辯狀中尤其以下事實獲證明”之部份內容間存在不可補正的矛盾,這是因為“接待新投資者”及“陪同新投資者在廣西省南寧市進行視察及與他們分享投資心得”是各上訴人向被害人介紹“純資本運作” 之其中一個較為有效的方式。
16. 需要知道的是,傳銷活動參與人在招攬他人加入時往往無法單單通過口頭介紹之方式成功吸引他人參加傳銷活動,為著有效地達到他人加入傳銷活動之目的,參與人一般通過實地考察之方式促使他人對傳銷活動產生信心。
17. 本案各上訴人之行為正符合傳銷活動參與人慣常做法,為著成功促使他人加入“純資本運作”以便各上訴人取得佣金之目的,各上訴人除將彼等下線帶往南寧考察外,亦會應下線之要求在南寧接待下線欲招攬之人士及向彼等介紹“純資本運作”(詳見各被害人之聲明內容) 這是因為各上訴人亦會因下線成功介紹他人加入“純資本運作”而分得佣金,所以各上訴人一直陪同新投資者在廣西省南寧市進行視察及與他們分享投資心得,但這亦僅是作為傳銷活動參與者之慣常行為,並不能就此推斷各上訴人與第一嫌犯共同經營及組織該投資項目。
18. 不得不提的是,與各上訴人一同為第一嫌犯下線之本案證人O及P亦曾在中國廣西省南寧市生活及陪同新投資者在廣西省南寧市進行視察和與他們分享投資心得。
19. 因此,被上訴判決不應在已認定各上訴人為第一嫌犯下線的同時,亦認定各上訴人與第一嫌犯共同經營及組織該投資項目。
20. 綜上所述,被上訴判決第 26 頁“答辯狀中尤其以下事實獲證明”之部份內容與事實判斷之部份內容間存在不可補正的矛盾。
21. 有關審查證據方面明顯錯誤方面,被上訴判決第 15 頁已證事實第二點、第四至第六點及第十二點之內容主要是認定各上訴人與第一嫌犯一同經營組織“純資本運作”項目,分工合作,共謀合力,向他人推介該投資項目,以便他人加入項目從而令四人獲取不法的金錢利益,就有關內容,各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就審查證據方面出現明顯錯誤,這是因為:
22. 根據卷宗資料,本案各嫌犯均缺席審判,但應第二及第三上訴人(即第三及第四嫌犯)之申請在庭審中宣讀了彼等以嫌犯身份被訊問之聲明筆錄(詳見被上訴判決第 28 頁至第 30頁)及在庭審聽取各被害人及多名證人之證言,但無論是第二及第三上訴人被宣讀之聲明筆錄內容,抑或各被害人及多名證人之證言,均無法得出第一嫌犯與各上訴人之間存在共同營運及組織“純資本運作”之結論。
23. 首先,根據第二及第三上訴人之聲明筆錄內容,彼等詳細解釋與第一嫌犯認識及經第一嫌犯介紹加入“純資本運作”及成為第一嫌犯下線之經過,從有關聲明筆錄內容僅能得出各上訴人為第一嫌犯在“純資本運作”內之下線及為該項目之“經理”。
24. 至於本案各被害人在庭審之聲明內容,彼等主要講述加入“純資本運作”之經過,尤其是本案之十名被害人均為各上訴人之下線及下下線,彼等並不知悉各上訴人與第一嫌犯之關係,亦不認識第一嫌犯,彼等加入“純資本運作”之目的和各上訴人一樣是為了通過介紹他人加入“純資本運作”而獲得佣金。
25. 而證人司法警員N亦認為“第二及第三上訴人主要是“拉人頭”,即叫人入會”。
26. 另外,證人O及P均在庭審中聲明彼等也是第一嫌犯之下線,並在加入“純資本運作”的過程中知悉各上訴人亦為第一嫌犯之下線。
27. 由此可知,本案無論是第二及第三上訴人之聲明筆錄內容,抑或各被害人及多名證人之證言,均無法得出第一嫌犯與各上訴人之間存在共同營運及組織“純資本運作”之結論,有關聲明筆錄內容及證言僅能證實各上訴人與第一嫌犯之間存在上下線之層級關係。
28. 綜上所述,各上訴人僅協助第一嫌犯共同招攬他人加入“純資本運作”之投資項目,並沒有參與營運及組織有關項目,各上訴人通過向第一嫌犯繳付款項加入“純資本運作”作為該項目的“經理”,並在其後通過介紹本案被害人加入該項目而從第一嫌犯處獲得佣金。
29. 是故被上訴判決第15頁已證事實第二點、第四至第六點及第十二點之內容並沒有任何客觀證據支持。
30. 倘尊敬的法官 閣下不認同以上見解,為著保障各上訴人權利之目的,補充作出以下闡述,根據第二及第三上訴人之聲明筆錄內容及各上訴人提供之三名證人之證言,彼等均清楚交待各上訴人之上線為第一嫌犯A,各上訴人在各被害人參與“純資本運作”之過程中僅參與介紹該投資項目及代部份被害人收取款項,此外,各上訴人亦已將彼等代部份被害人收取之款項交予彼等上線,即第一嫌犯A;而最重要之部份,即簽署參加投資項目文件之部份,根據部份被害人之證言,有關行為是由內地人士協助辦理,而在辦理過程中有關人士被稱為老總。
31. 由此可知,儘管本案被害人均指出各上訴人曾向彼等作出推廣純資本運作及勸說彼等加入該投資項目,但由始至終,各上訴人也是為了成功取得下線以從上線處取得因介紹申請者所分得之佣金。
32. 根據證人O之證言,其是應第一嫌犯姐夫之邀請到南寧了解純資本運作,其後更加入為A之下線,在了解純資本運作期間,O偶遇第一上訴人(第二嫌犯),並知悉第二及第三上訴人(第二及第三嫌犯)亦已加入為第一嫌犯之下線,由此可見各上訴人並非“純資本運作”項目之發起或組織者,各上訴人與本案被害人之身份一樣,僅為有關投資項目的投資者及受害人,各上訴人主動招攬他人加入有關投資項目之目的是通過介紹他人參加上述投資項目而使彼等取得上線分發之佣金。
33. 需要注意的是,除證人O外,證人Q及P亦講述其知悉各上訴人是跟隨第一嫌犯作為下線之事實,同時證人P亦可以清楚講解認識本案各嫌犯之經過及各嫌犯間之層級關係。
34. 另外,需要強調的是,本案中,各上訴人向第一、第二、第五及第七被害人介紹及招攬該等被害人投資“純資本運作”項目,而該等被害人亦分別向其他被害人介紹及招攬彼等加入投資“純資本運作”項目。
35. 需要知道的是,根據本案各出席庭審之被害人之聲明內容,彼等在加入純資本運作後曾嘗試招攬下線加入,但由於自身招攬能力不足,部份未能成功招攬下線,部份則僅能招攬一至兩名下線,繼而才決定退出純資本運作並要求上線退款。
36. 由此可見,除各上訴人招攬他人投資“純資本運作”項目外,本案之部份被害人亦成功招攬本案之其他被害人投資“純資本運作”項目。
37. 需要強調的是,各上訴人參與“純資本運作”之模式與本案十名被害人一樣,都是在參與“純資本運作,後積極尋找下線以取得佣金收益,唯一區別的是各上訴人是第一批(當中亦包括本案證人O及P)跟隨第一嫌犯從事純資本運作,為第一嫌犯之其中一班直屬下線,而本案之十名被害人為各上訴人之下線及下下線,各上訴人如本案十名被害人一樣,努力尋找下線以取得佣金,鑑於部份被害人不認識第一嫌犯(即各上訴人之上線),因此各上訴人便負責與下線及下下線(即本案各被害人)進行介紹純資本運作及交收款項和佣金,事實上,各上訴人只是因為人脈較廣而成功取得多條下線,但各上訴人和本案各被害人一樣,均是為了在成功介紹下線加入後,從發起人(即第一嫌犯)處取得佣金,因此各上訴人並非本澳營運及組織純資本運作之人士,各上訴人亦是純資本運作之被害人,和本案其他被害人無異。彼等只是因成功介紹下線及分得佣金,繼而沒有遭受嚴重之金錢損失而已。
38. 倘尊敬的法官 閣下認為各上訴人之行為有份協助純資本運作之推廣及營運, 那麼第二被害人介紹第三被害人,第三被害人介紹第四被害人、第五被害人介紹第六被害人、第七被害人介紹第八及第九被害人,第九被害人介紹第十被害人之行為又何嘗不是在澳門推廣及協助純資本運作之營運呢?
39. 倘若各上訴人推廣及招攬他人加入“純資本運作”之行為應以共同營運及組織層壓式傳銷罪論處,那麼第二、第三、第五、第七及第九被害人作出之上述行為亦應以同一罪狀及方式論處,而非僅僅各上訴人因被該些被害人作出刑事檢舉而需遭受刑事處罰!
40. 更甚的是,根據中級法院刑事上訴案第 426/2020號合議庭判決第36頁及37頁第8點至第9點之內容(對應第CR1-18-0468-PCC 號合議庭普通刑事案件第565頁、第578至581頁及第922至925背頁之內容),本案證人O及P在該案中曾被宣告為嫌犯,但經查後,檢察院認定O及P之行為僅涉及經第3/2008號法律修改的7月15日第6/96/M號法律第28-A條第4款規定之犯罪行為(過失招攬),而非同一法律同一條文第2款所指之營運及組織層壓式傳銷罪或第3款所指之招攬罪,故最後針對O及P之刑事程序因追訴時效屆滿而消滅。
41. 試問在本案各上訴人與證人O及P身份相同(均為第一嫌犯之下線)的情況下,為何各上訴人之行為被以共同營運及組織層壓式活動罪論處,而證人O及P在另一刑事偵查案件中則被以過失招攬之方式作出處理?
42. 另外,需要知道的是,“共同營運及組織”與“共同招攬”是不同的,各上訴人只是與第一嫌犯及本案被害人共同招攬他人參加“純資本運作”之投資項目,向他人進行有關項目之介紹、接待及推廣是招攬有關人仕加入“純資本運作” 投資項目之手段,而各上訴人通過協助各被害人收取投資款項及隨後將有關項目上繳上線(第一嫌犯)之行為更是下線向上線繳付成功招攬他人參加有關項目之體現,需要明白的是,倘各上訴人與第一嫌犯共同營運及組織該項目,第一嫌犯與各上訴人之間並不會以上下線稱呼,各上訴人在項目中之職位更不可能單單是“經理”級別(加入該項目及支付人民幣162,800 便可取得有關職位), 而是更高級別的“大家長”,因此,可見各上訴人只是與第一嫌犯共同招攬他人加入有關項目,各上訴人並沒有參與第一嫌犯營運及組織“純資本運作”之相關事宜。
43. 再加上各上訴人以下線向上線繳付各參與者款項之行為亦是為了取得約定之佣金,而非營運“純資本運作”之報酬。
44. 是故被上訴判決第15頁已證事實第二點、第四至第六點及第十二點方面之內容並無足夠之客觀事實支持。
45. 綜上所述,被上訴判決沾上了在審查證據方面出現明顯錯誤之瑕疵。
46. 有關適用法律錯誤方面,可以分為錯誤適用經第 3/2008 號法律修改之第6/96/M號法律第28-A第1款配合第2款b項「層壓式傳銷罪」及量刑過重。
47. 有關錯誤適用經第3/2008號法律修改之第6/96/M號法律第28-A第1款配合第2款b項「層壓式傳銷罪」方面,除對被上述判決保留應有之尊重外,各上訴人認為被上訴裁判存有錯誤適用經第3/2008號法律修改之第6/96/M號法律第28-A第1款配合第2款b項「層壓式傳銷罪」之瑕疵,這是因為,根據經第3/2008號法律修改之第6/96/M號法律第28-A第1款配合第2款b項「層壓式傳銷罪」之規定,立法者明顯將發起或組織層壓式傳銷活動及招攬他人加入層壓式傳銷活動之行為及處罰作出區分，立法者對發起或組織者處以較為嚴重之刑事處罰之目的是為了阻止層壓式活動在澳門地區之開展及營運,而對招攬者採取較為輕之刑事處罰之目的則是因為招攬者往往也是層壓式活動之受害者,彼等正因為已加入為層壓式活動才向他人推廣及招攬他人加入,旨在從上線取得介紹他人加入之佣金分成。
48. 本案中，已證明各上訴人共同通過向第一嫌犯支付人民幣162,800元加入“純資本運作”,並成為第一嫌犯之下線,由此可知各上訴人亦是“純資本運作”這一層壓式傳銷活動之被害人,正如第二及第三上訴人和證人O和P所述, 彼等加入有關項目是因為在第一嫌犯介紹後認為“純資本運作”可通過介紹他人加入之方式分得佣金,只要成功介紹他人入會便可不斷收取佣金,是故各上訴人便各自使用自身人脈招攬本案之部份被害人加入有關項目,而該些被害人繼而介紹其他被害人加入有關項目。
49. 需要強調的是,本案已證明各上訴人曾共同向第一嫌犯支付人民幣162,800元加入“純資本運作”並成為第一嫌犯之下線,儘管未能證明各上訴人從第一嫌犯處所分得之佣金數目,但這亦不妨礙可以推定各上訴人是以介紹及招攬他人加入“純資本運作”之方式獲得未能確定金額之佣金。
50. 再者,各上訴人在加入“純資本運作”成為第一嫌犯下線時並不知悉有關行為屬法律所禁止之傳銷活動,否則各上訴人根本不會加入有關非法活動,更不會介紹及招攬他人加入。
51. 是故各上訴人之行為僅應符合經第3/2008號法律修改之第 6/96/M 號法律第 28-A第3款或第4款有關招攬他人加入層壓式傳銷活動之規定,而非被上訴判決所認定之同一法律同一條文第1款配合第2款b項之規定。
52. 是故被上訴判決針對各上訴人所適用之法律方面沾有適用法律錯誤之瑕疵。
53. 倘尊敬的法官 閣下不認同以上見解(純粹假設),著謹慎履行訴訟代理人義務及保障各上訴人權利之目的,就量刑過重方面作出補充陳述,各上訴人懇請法官 閣下考慮被上訴判決判處各上訴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的情況下觸犯一項第3/2008號法律修改之第6/96/號法律《妨害公共衛生及經濟之違法行為之法律制度》第28-A條第1款配合第2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層壓式傳銷罪』,判處各上訴人三年六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屬量刑過重。
54. 在審判聽證中,儘管各上訴人並無出席庭審,但第二及第三上訴人(即第三及第四嫌犯)向法庭申請宣讀彼等曾在訴訟程序中所作出之聲明,目的是為了清楚交待案發經過及解釋彼等加入及作出招攬行為之原因。
55. 因此,儘管被上訴判決不採納各第二及第三上訴人之聲明內容,但這並不代表各上訴人蓄意隱瞞事實,相反,各上訴人在偵查階段或審判階段(儘管各上訴人缺席,但各人均簽署同意缺席審判聲明書)均與偵查機關及司法機關充分合作,表現出良好及合作的態度。
56.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顯示,儘管第一上訴人曾被判處觸犯一項詐騙罪,但有關刑罰已獲宣告消滅;而第二及第三上訴人則為初犯。
57. 不得不提的是,各上訴人自始並不知悉“純資本運作”這一投資項目屬於層壓式銷售,直至被刑事偵查機關宣告成為嫌犯後才知悉招攬他人加入有關項目存在違法之可能,否則第三上訴人(即第四嫌犯)不會陪同本案第五(H)及第六被害人(I)一同到警局報案及跟進調查,由此可知至少第三上訴人(即第四嫌犯)由始至終並沒有作出任何犯罪行為之故意,否則不會陪同本案被害人到警局報案。
58. 因此,各上訴人在尊重被上訴判決的情況下,認為被上訴判決並沒有全面考慮《刑法典》第40條1款及第65條的規定。
59. 被上訴的合議庭在本案所作出的判決未能真正體現《刑法典》第40條第1款和第65條的立法精神;在考慮到各上訴人的犯罪情節之嚴重性、各上訴人之故意程度、有關犯罪行為對社會帶來之影響、各上訴人之態度及犯罪前科後,在針對各上訴人的行為作出量刑時理應判處較被上訴判決所科處的刑罰為輕的處罰,並結合各上訴人所有有利事實,對各上訴人科處不高於兩年之徒刑最為適合, 並對被科處之刑罰適用暫緩執行制度,方能符合罪刑相適應的原則。
60. 綜上所述,被上訴判決對各上訴人科處三年六個月的實際徒刑明顯過度,應予廢止,對各上訴人重新作出量刑及對各上訴人所被科處之刑罰適用暫緩執行制度。”
*
駐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檢察院代表針對第二上訴人B、第三上訴人C及第四上訴人D的上訴作出答覆，認為三名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應予以駁回（詳見卷宗第1219頁至第1229頁）。
檢察院在答覆中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 正如上級法院裁判一貫的理解,所謂說明理由方面不可補正的矛盾,是指法院所認定的已證事實之間,或者已證事實與未證事實之間,或者在事實事宜方面的證據性理據說明中存在矛盾。
2. 這種矛盾是絕對的,不能存在於被指互相矛盾的事實之間各自所表達的意思不同或者各自所證實的內容不同的事實之間。
3. 在本案中,被上訴判決在已認定各上訴人為第一嫌犯下線的同時, 亦認定各上訴人與第一嫌犯共同經營及組織該投資項目的事實,邏輯上沒有任何的矛盾。
4. 澳門特別行政區有關層壓式傳銷的法律,旨在規範在澳門發生或招攬對象為澳門居民的傳銷活動,所以,有關活動如本案的“純資本運作”由什麼人創造並不具法律上的重要性,相反,誰是在澳門發起該活動及成功組織澳門居民參加活動才是第6/96/M法律第28-A條第1款欲處罰的對象。
5. 同樣地,三名上訴人是單純聯同第一嫌犯,又或以“經理”身份聯同第一嫌犯在澳門發起該活動及組織澳門居民參加“純資本運作”亦不重要。
6. 本案證實了三名上訴人與其他被害人在涉案的層壓式傳銷活動中的角色及作為大不相同。
7. 首先,第一上訴人與第一嫌犯為朋友關係,而第二及第三上訴人亦認識第一嫌犯。
8. 與其他被害人招攬下線的方式不同,根據證人F的證言,三名上訴人在向其推銷時,曾在廣西南寧家中播放有關“純資本運作”的視訊,並詳細解釋“純資本運作”的生意內容、由誰創立、投資方式以及在南寧和澳門有多少人參加等的資料。
9. 三名上訴人亦多次組織及安排被害人到廣西南寧“視察”,並向被害人承諾倘無法自行經營可獲全數退回款項。
10. 很明顯,三名上訴人是聯同第一嫌犯,積極地在澳門發起,並成功組織澳門居民參加“純資本運作”,令本案的十名被害人遭受財產損失。
11. 而“純資本運作,並不是以貨物買賣賺取利潤,而是以招攬新會員的入會費作為利潤,尤其是以“股”作為計價單位,可見,三名上訴人聯同第一嫌犯,利用“股”作為推廣投計劃的藉口,但實際上彼等的利益來自各層下成員入會費,而下線成員又不斷尋找新成員並以他們的入會費為利潤,三名上訴人的行為符合第6/96/M號法律第45-A條所指的層壓式傳銷。
12. 因此,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沒有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的瑕疵。
13. 此外,從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中各被害人陳述的內容,以及獲證明的事實及未獲證實的事實,顯而易見,三名上訴人雖是跟隨第一嫌犯從事“純資本運作”,但無論在推銷的方法及內容,組織及安排被害人到廣西南寧“視察”的能力,以及向被害人訛稱可獲全數退回款項的承諾,均明顯與其他參與者大不相同。
14. 總括來說,三名上訴人是非常積極地去配合第一嫌犯,且三人在推銷“純資本運作,明顯擁有與其他參與者較好的資源,亦不惜說謊以達到目的。
15. 故從本案整體的證據考慮,獲證的事實內容均有足夠的客觀事實支持,不存在審查證據方面出現明顯錯誤的瑕疵。
16. 雖然三名上訴人認為其行為僅觸犯第6/96/M號法律第28-A條第3款或第4款有關招攬他人加入層壓式傳銷活動的規定,但三人在案中的行為,明顯與其他單純招攬他人加入“純資本運作”的參與者大不相同,三人更多的是聯同第一嫌犯積極地在澳門發起,並組織澳門居民參加“純資本運作”的投資活動。
17. 雖然三名上訴人聲稱不知悉有關行為屬法律所禁止的傳銷活動,否則根本不會加入有關非法活動,更不會介紹及招攬他人加入,但根據案中獲證的事實,三人最少自2009年3月開始在澳門發起及組織有關的傳銷活動,而經第3/2008號法律修改的第6/96/M號法律,引入關於「層壓式傳銷」的處罰內容,於2008年6月19日正式生效期間,已引起社會大眾及傳謀的廣泛討論,且對層壓式傳銷活動這類非正常的商業活動,鄰近地區亦早已作出刑事化的處罰。
18. 因此,三名上訴人的行為實已觸犯了第3/2008號法律修改的第6/96/M號法律《妨害公共衛生及經濟之違法行為之法律制度》第28-A條第1款配合第2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1項層壓式傳銷罪, 且三人作出有關行為時是清楚知道屬違法的。
19. 在量刑方面,被上訴的法庭已根據《刑法典》第40條及65條的規定,考慮了案中對上訴人有利及不利情節,尤其上訴人為初犯,涉案的金額高達一百多萬元,涉及10名被害人及仍未對被害人作出賠償,以及犯罪故意及不法程度高,後果嚴重,嚴重擾亂本澳的社會秩序及安寧及預防犯罪的需要等的情節,判處三名上訴人各3年6個月實際徒刑,約為最高刑罰的三分之一,屬合理的範圍之內。
20. 基於此,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判處三名上訴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的方式觸犯了第3/2008號法律修改的第6/96/M號法律《妨害公共衛生及經濟之違法行為之法律制度》第28-A條第1款配合第2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1項層壓式傳銷罪,並判處各人3年6個月實際徒刑的決定是合法、有依據、公正及合理的。
基於此,檢察院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並不成立,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一如既往作出公正的裁決。
*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並提交了法律意見，認為第一上訴人提出的其符合一事不二審的理據成立；第二、第三和第四上訴人提出的其等僅符合經第3/2008號法律修改的第6/96/M號法律第28條-A第3款的“招攬他人加入層壓式傳銷者”之犯罪的理據成立。（詳見卷宗第1622頁至第1625頁背頁）。
*
本院接受了四名上訴人提起的上訴，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合議庭兩名助審法官相繼檢閱了卷宗，並作出評議及表決。
本上訴之審理以聽證方式按照法定程序進行。
***
二、事實方面
I.卷宗第508頁至509頁批示被上訴的內容如下：
有關管轄權的問題
嫌犯A提及本案中「純資本運作」的投資運作及執行均在國內發生，從而認為在本案中不符合《刑法典》第4、5及7條規定,故認為澳門法院對本案無管轄權。檢察官閣下則認為本案四名嫌犯的部分犯罪行為在澳門發生，亦提到本案四名嫌犯和十名被害人均是澳門居民，認為符合《刑法典》的規定，故認為澳門法院具管轄權。
經分析本案控訴書事實和控罪，四名嫌犯被指控以共同直接正犯之方式作出犯罪事實；而控訴事實所提及的行為發生地包括澳門和國內(尤其是在澳門遊說被害人、部分被害人在澳門作金錢交付等等)。按照《刑法典》第7條規定，由於屬共同犯罪,案中嫌犯在澳門作出部分行為，澳門亦視為作出事實之地。因此, 本法庭認為澳門法院在本案中是具管轄權的。
……
第一次庭審中嫌犯A之辯護人提及有關追訴時效的問題:
嫌犯A之辯護人提及與控訴書第十點的 27 點事實的追訴時效已屆滿; 嫌犯B、C、D的辯護人表示同意 檢察官 閣下則認為不存在時效屆滿的問題。
《刑法典》第111條第1款規定,「追訴時效之期間,自事實既遂之日起開始進行」。
經分析控訴書第十點第1至27點的事實，有關事實由2009年12月至後續 期間持續發生，而針對第七名被害人至第十名被害人相關犯罪事實之既遂之日並不相同，但均是介乎於2010年3月至2012年下旬期間。
針對四名嫌犯分別進行訊問及被採取強制措施的情況簡要如下:
第一嫌犯A於2015年9月2日、2015年9月4日進行訊問，並於2015年9月4日被採取「身份資料及居所書錄」強制措施。
第二嫌犯B於2015年8月31日、2015年9月4日進行訊問，並於2015 年9月4日被採取「身份資料及居所書錄」強制措施。
第三嫌犯C於2013年10月17日、2015年7月8日進行訊問，並於2015年7月8日被採取「身份資料及居所書錄」強制措施。
第四嫌犯D於2013年3月20日、2015年7月7日進行訊問，並於2015年7月7日被採取「身份資料及居所書錄」強制措施。
檢察院於2019年7月16日以親身方式對嫌犯A通知本案控訴書(見卷宗第310頁)，並於2019年9月2日以雙掛號信方式對嫌犯B、C、D通知控訴書(見卷宗第315頁至第319頁)。
隨後,本法庭於2019年12月11日以雙掛號信方式對嫌犯B、C、D通知本案的庭審日期的批示(見卷宗第352頁至第357頁；而該等嫌犯亦簽收了有關信函—見卷宗第394頁至第396頁背頁)，並於2019年12月13日以親身方式對嫌犯A通知本案的庭審日期的批示(見卷宗第373頁)。
經考慮經第3/2008號法律修改之七月十五日第6/96/M號法律《妨害公共衛生及經濟之違法行為之法律制度》第28-A條第1款配合第2款a)項或第2款b)項規定，相關犯罪之最高刑幅分別為五年徒刑及十年徒刑；而根據《刑法典》第110條第1款c)項規定，有關犯罪之追訴時效均為十年。在此情況下，尤其考慮到《刑法典》第112條第1款b)項及第2款、第113條第1款a)項至c)項、第2款及第3款規定，即考慮上述各種中止及中斷時效的情節，本法庭認為本案所針對之犯罪，時效至今仍然未屆滿。
作出適當通知。
*
II.有關一事不二審問題，被上訴合議庭裁判中有如下決定：
有關一事不兩審：
第一嫌犯指本案所針對其的行為已包括在偵查卷宗第3352/2010及CR1-18-0468-PCC號卷宗內的事實，故認為本案件與該案件極有可能存在一罪兩審的情況(見卷宗第464及其背頁)。
檢察官 閣下認為本案與另案(中級法院426/2020上訴案-即對應初級法院編號CR1-18-0468-PCC及檢察院編號3352/2010的卷宗)的控訴事實並不相同，尤其被害人及參與共同犯罪的嫌犯均不相同。雖然以類似的手法作案，但另案的財產損失與本案無關，因此認為並不構成一事兩審。(見卷宗第475頁)。
根據CR1-18-0468-PCC號卷宗的控訴事實(源於偵查卷宗第3352/2010號)，該案件涉案的嫌犯包括A及R，而涉案人士尤其包括S、P、T、U、V、W、X夫婦及Y等人；而根據本案件的控訴事實，本案件的嫌犯包括A、B、C及D等人，而涉案人士則包括被害人E、F、G、Z、H、I、J、K、L及AA等人。經對比兩案件控訴書的事實，雖然情節類似，但所針對的被害人並不相同，情節及涉案款項也不相同，兩案的事實並不相同。因此，雖然第一嫌犯在CR1-18-0468-PCC號卷宗已被審判，但基於兩案的審理標的並不相同，故本院認為不屬一事不兩審的情況。
*
III.原審法院經庭審後認定以下事實：
獲證明屬實之事實：
一、
A(第一嫌犯)與B(第二嫌犯)為朋友關係，第二嫌犯將其父母C(第三嫌犯)及D(第四嫌犯)介紹予第一嫌犯認識。
二、
案發前，第一嫌犯經營一個名為“純資本運作”的投資項目，並將之介紹予另外三名嫌犯認識，同時邀請三名嫌犯一同經營及組織該投資項目。
三、
“純資本運作”設於中國廣西省南寧市，該投資項目沒有實質的產品、公司及持牌人，亦沒有任何實質的業務運作。參加者在參與該投資項目後，推介予他人加入該項目並成為其下線，即可賺取佣金。
四、
之後，四名嫌犯決定分工合作，共謀合力，向他人推介該投資項目，以便他人加入該項目從而令四人獲取不法的金錢利益。
五、
為此，四名嫌犯決意由第三嫌犯及第四嫌犯負責接待新投資者、安排他們於廣西省南寧市視察期間的住宿以及辦理新投資者的入會手續，第二嫌犯負責掌管投資計劃的帳目、陪同新投資者在廣西省南寧市進行視察及與他們分享投資心得，第一嫌犯負責收取第二嫌犯收集的投資款項、作出整個項目的統籌及人事安排。
六、
四名嫌犯約定參與該項目的條件為，新參加者在加入“純資本運作”項目時須認購該項目的股份，認購第一股“原始股”時價錢為人民幣3,800元，往後再認購的股份每股為人民幣3,300元，而參加者最少必須認購二十一股，即須認購一股價值人民幣3,800的“原始股”及二十股價值人民幣3,300元的股份，合共須繳付人民幣69,800元。新參加者在認購二十一股後成為“主任”級別，同時亦成為其介紹人的下線。之後，參加者須介紹他人加入該投資項目並成為其下線，才可收取佣金，每當“主任”級別的成員成功介紹他人參加該投資項目並成為“主任”及其下線，可獲得人民幣7,000元佣金。“主任”的上一級是“經理”。若參加者一次性認購六十六股，合共須繳付人民幣162,800元，即成為“經理”級別。若“經理”級別的成員介紹他人參加該項目成為“主任”及其下線，可獲得人民幣13,000元佣金；倘介紹他人參加該項目成為“經理”及其下線，可獲得人民幣27,000元佣金。
*
七、
(關於第一被害人E的部分)
1.
2009年3月期間，第三嫌犯向E(第一被害人)推介上述“純資本運作”的投資項目，並邀請第一被害人前往廣西省南寧市視察。
2.
在廣西省南寧市逗留的數天期間，第二嫌犯、第三嫌犯及第四嫌犯不斷向第一被害人講解“純資本運作”項目的詳情，並遊說其參與，第一被害人當時沒有答允。
3.
第一被害人返回澳門後，第三嫌犯及第四嫌犯多次致電遊說第一被害人參與該項投資項目，並向其表示如加入後未能成功尋找下線及無法自行經營，可在四個月後向有關上線取回全數款項。
4.
第一被害人信以為真，認為該投資項目獲利可觀並設有款項退回機制，於是答應參與。
5.
2009年4月上旬，第一被害人在珠海XX銀行透過轉帳將人民幣162,800元存入第二嫌犯指定的帳戶，用以加入有關投資項目，職級為“經理”，同時第一被害人被要求尋找更多人士參與該項目。
6.
2009年4月下旬，第二嫌犯向第一被害人支付人民幣17,000元的回佣。
7.
第一被害人在朋友提醒下懷疑被騙，於是向第三嫌犯要求取回人民幣145,800元，但遭拒絕。
8.
事件導致第一被害人損失人民幣145,800元。
*
八、
(關於第二被害人F、第三被害人G及第四被害人Z的部分)
1.
2009年3月期間，第三嫌犯向F(第二被害人)推介上述“純資本運作”的投資項目，並邀請第二被害人前往廣西省南寧市視察。
2.
在廣西省南寧市逗留的數天期間，第二嫌犯、第三嫌犯及第四嫌犯不斷向第二被害人講解“純資本運作”項目的詳情，並遊說其參與該項目，同時向其表示如加入後未能成功尋找下線及無法自行經營，可獲全數退回款項。
3.
第二被害人信以為真，認為該投資項目獲利可觀並設有款項退回機制，於是答應參與。
4.
其後，第二被害人應第三嫌犯要求在珠海XX門外將人民幣162,800元交予後者以加入有關投資項目，職級為“經理”。第二被害人被要求尋找更多人士參與該項目。
5.
2009年7月期間，第二被害人應要求向G(第三被害人)推介上述“純資本運作”的投資項目，並邀請第三被害人前往廣西省南寧市視察。
6.
在廣西省南寧市逗留的數天期間，第二嫌犯、第三嫌犯及第四嫌犯不斷向第三被害人講解“純資本運作” 項目的詳情，並遊說其參與該項目，同時向其表示如加入後未能成功尋找下線及無法自行經營，可獲全數退回款項。
7.
第三被害人信以為真，認為該投資項目獲利可觀並設有款項退回機制，於是答應參與。
8.
第三被害人返回澳門後，在XX行簽發一張澳門幣184,430元(折合人民幣162,800元)的本票交予第二被害人以轉交第四嫌犯，用以加入有關投資項目，職級為“經理”。第三被害人被要求尋找更多人士參與該項目。
9.
由於是第二被害人推介第三被害人參與該項投資，為此第三嫌犯安排第三被害人作為第二被害人的第一層下線，並向第二被害人支付人民幣27,000元佣金。
10.
2009年9月期間，第三被害人應要求向Z(第四被害人)推介上述“純資本運作”的投資項目，並邀請第四被害人前往廣西省南寧市視察。
11.
在廣西省南寧市逗留的數天期間，第二嫌犯、第三嫌犯及第四嫌犯不斷向第四被害人講解“純資本運作”的詳情，並遊說其參與該項目，同時向其表示如加入後未能成功尋找下線及無法自行經營，可獲全數退回款項。
12.
第四被害人信以為真，認為該投資項目獲利可觀並設有款項退回機制，於是答應參與。
13.
其後，第四被害人應第四嫌犯要求在XX行透過轉帳將人民幣160,000元支付予後者，用以加入該項目，職級為“經理”。
14.
由於是第三被害人推介第四被害人參與該項投資，為此第四嫌犯安排第四被害人作為第三被害人的第一層下線，而第四被害人則為第二被害人的第二層下線。
15.
隨後，第二嫌犯及第四嫌犯向第三被害人支付人民幣27,000元佣金，第三嫌犯向第二被害人支付人民幣7,000元佣金。第二嫌犯亦向第四被害人支付人民幣12,000元的回佣。
16.
直至2009年年底，第二被害人懷疑被騙，於是向第三嫌犯要求取回人民幣128,800元，但遭拒絕。
17.
2009年年底，第三被害人欲退出投資項目故向第四嫌犯要求取回人民幣135,800元，但遭拒絕。
18.
2012年年底，第四被害人欲退出投資項目故向第四嫌犯要求取回人民幣148,000元，但遭拒絕。
19.
事件導致第二被害人損失人民幣128,800元，導致第三被害人損失人民幣135,800元及導致第四被害人損失人民幣148,000元。
*
九、
(關於第五被害人H及第六被害人I的部分)
1.
2009年8月期間，第三嫌犯向H(第五被害人)推介上述“純資本運作”的投資項目，並邀請第五被害人前往廣西省南寧市視察。
2.
在廣西省南寧市逗留的數天期間，第二嫌犯、第三嫌犯及第四嫌犯不斷向第五被害人講解“純資本運作” 項目的詳情，並遊說其參與，同時向其表示如加入後未能成功尋找下線及無法自行經營，可獲全數退回款項。
3.
第五被害人返回澳門後，第三嫌犯及第四嫌犯多次遊說第五被害人參與該項投資項目。
4.
第五被害人最終不虞有詐，認為該投資項目獲利可觀並設有款項退回機制，於是答應參與。
5.
之後，第五被害人應第四嫌犯要求透過轉帳將人民幣162,800元支付予後者，用以加入該項目，職級為“經理”。第五被害人被要求尋找更多人士參與該項目。
6.
2010年4月期間，第五被害人應要求向I(第六被害人)推介上述“純資本運作”的投資項目，並邀請第六被害人前往廣西省南寧市視察。
7.
在廣西省南寧市逗留的數天期間，第三嫌犯及第四嫌犯不斷向第六被害人講解“純資本運作”項目的詳情，並遊說其參與，同時向其表示如加入後未能成功尋找下線及無法自行經營，可獲全數退回款項。
8.
第六被害人信以為真，認為該投資項目獲利可觀並設有款項退回機制，於是答應參與。
9.
2010年4月14日，第六被害人應要求透過第五被害人的內地中國XX銀行帳戶(帳號…將人民幣162,800元轉帳至第四嫌犯的帳戶(帳號…用以加入該項目，職級為“經理”(有關匯款單據參閱卷宗第81頁)。
10.
由於是第五被害人推介第六被害人參與該項投資，為此第三嫌犯安排第六被害人作為第五被害人的下線，並向第五被害人支付人民幣27,000元佣金。第四嫌犯亦透過第五被害人向第六被害人支付人民幣17,300元的回佣。
11.
直至2011年3月，第五被害人欲退出投資項目故向第三嫌犯及第四嫌犯要求取回人民幣135,800元，但遭拒絕。
12.
2012年11月，第六被害人欲退出投資項目故向第四嫌犯要求取回人民幣145,500元，但遭拒絕。
13.
事件導致第五被害人損失人民幣135,800元及導致第六被害人損失人民幣145,500元。
*
十、
(關於第七被害人J、第八被害人K、第九被害人L及第十被害人AA的部分)
1.
2009年12月期間，第三嫌犯向J(第七被害人)推介上述“純資本運作”的投資項目，並邀請第七被害人前往廣西省南寧市視察。
2.
在廣西省南寧市逗留的數天期間，第二嫌犯、第三嫌犯及第四嫌犯不斷向第七被害人講解“純資本運作”項目的詳情，並遊說其參與該項目，同時向其表示如加入後未能成功尋找下線及無法自行經營，可獲全數退回款項。
3.
第七被害人信以為真，認為該投資項目獲利可觀並設有款項退回機制，於是答應參與。
4.
2010年1月5日，第七被害人應要求透過中國XX銀行帳戶(帳號…民幣162,800元轉至至第四嫌犯的帳戶(帳號…以加入有關投資項目，職級為“經理” (有關匯款單據參閱卷宗第58頁)。第七被害人被要求尋找更多人士參與該項目。
5.
2010年2月期間，第七被害人應要求向K(第八被害人)推介上述“純資本運作”的投資項目，並邀請第八被害人前往廣西省南寧市視察。
6.
在廣西省南寧市逗留的數天期間，第二嫌犯、第三嫌犯及第四嫌犯不斷向第八被害人講解“純資本運作” 項目的詳情，並遊說其參與該項目，同時向其表示如加入後未能成功尋找下線及無法自行經營，可獲全數退回款項。
7.
第八被害人信以為真，認為該投資項目獲利可觀並設有款項退回機制，於是答應參與。
8.
第四嫌犯答應先由其協助第八被害人墊支人民幣162,800元，用以加入有關投資項目。後第八被害人透過第七被害人將港幣100,000元轉交第四嫌犯。
9.
由於是第七被害人推介第八被害人參與該項投資，為此第三嫌犯安排第八被害人作為第七被害人的下線。但由於第八被害人並沒有向四名嫌犯繳付全數人民幣162,800元的投資費用，故第七被害人沒有收到任何佣金。
10.
2010年1月期間，第七被害人應要求向L(第九被害人)推介上述“純資本運作”的投資項目，並邀請第九被害人前往廣西省南寧市視察。
11.
在廣西省南寧市逗留的數天期間，第二嫌犯、第三嫌犯及第四嫌犯不斷向第九被害人講解“純資本運作”的詳情，並遊說其參與該項目，同時向其表示如加入後未能成功尋找下線及無法自行經營，可獲全數退回款項。
12.
第九被害人信以為真，認為該投資項目獲利可觀並設有款項退回機制，於是答應參與。
13.
其後，第九被害人應第四嫌犯要求在珠海XX行透過轉帳將人民幣162,800元支付予後者，用以加入該項目，職級為“經理”。第九被害人被要求尋找更多人士參與該項目。
14.
由於是第七被害人推介第九被害人參與該項投資，為此第三嫌犯安排第九被害人作為第七被害人的第一層下線，並向第七被害人支付人民幣27,000元佣金。
15.
2010年中旬期間，第九被害人應要求向AA(第十被害人)推介上述“純資本運作”的投資項目，並邀請第十被害人前往廣西省南寧市視察。
16.
在廣西省南寧市逗留的數天期間，第二嫌犯、第三嫌犯及第四嫌犯不斷向第十被害人講解“純資本運作”的詳情，並遊說其參與該項目，同時向其表示如加入後未能成功尋找下線及無法自行經營，可獲全數退回款項。
17.
第十被害人信以為真，認為該投資項目獲利可觀並設有款項退回機制，於是答應參與。
18.
第四嫌犯答應先由其協助第十被害人墊支人民幣162,800元，用以加入有關投資項目，職級為“經理”。後第十被害人透過第九被害人向第四嫌犯返還上述款項。
19.
由於是第九被害人推介第十被害人參與該項投資，為此第四嫌犯安排第十被害人作為第九被害人的第一層下線，而第十被害人則為第七被害人的第二層下線。
20.
隨後，第四嫌犯向第九被害人支付人民幣27,000元佣金，第三嫌犯亦向第七被害人支付人民幣5,000元佣金。
21.
此外，第七被害人亦曾應要求向一名叫“AB”的人士推介上述“純資本運作”的投資項目。
22.
由於是第七被害人推介“AB”參與該項投資，為此第三嫌犯向第七被害人支付人民幣27,000元佣金。
23.
直至2010年3月，第七被害人懷疑被騙，於是向第三嫌犯要求取回人民幣103,800元，但遭拒絕。
24.
2010年下旬，第九被害人欲退出投資項目故向第四嫌犯要求取回人民幣135,800元，但遭拒絕。
25.
2010年下旬，第十被害人欲退出投資項目故向第四嫌犯要求取回人民幣162,800元，但遭拒絕。
26.
2012年下旬，第八被害人欲退出投資項目故向第四嫌犯要求取回港幣100,000元，但遭拒絕。
27.
事件導致第七被害人損失人民幣103,800元，導致第八被害人損失港幣100,000元，導致第九被害人損失人民幣135,800元及導致第十被害人損失人民幣162,800元。
*
十一、
第二嫌犯將向本案十名被害人收取的合共人民幣1,462,400元及港幣100,000元交予第一嫌犯，用於該等被害人加入“純資本運作”的投資項目。
十二、
第一嫌犯亦向第二嫌犯、第三嫌犯及第四嫌犯支付金額不詳的款項作為協助組織上述投資項目的報酬。
十三、
十名被害人曾多次向第三嫌犯及第四嫌犯要求取回有關投資款項，但兩名嫌犯均以必須找到新的投資者加入替補後才能退出為由，拒絕向該十名被害人退回有關款項。
十四、
四名嫌犯為了取得不正當利益，分工合作，共謀合力，發起及組織以“純資本運作”為名的投資項目，實質為經營層壓式傳銷，並導致十名被害人遭受不同程度的財產損失。
十五、
四名嫌犯均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且清楚知悉彼等的行為違法，會受法律制裁。
*
答辯狀中尤其以下事實獲證明：
第三及第四嫌犯是通過第二嫌犯認識第一嫌犯的。
其後，第一嫌犯向第三及第四嫌犯介紹一個名為“純資本運作”的投資項目；為著吸引第三名第四嫌犯參加有關投資項目之目的，第一嫌犯帶同第三及第四嫌犯到中國廣西省南寧市視察及了解“純資本運作”之理念和營運模式。
按照第一嫌犯之介紹，新參加者在加入“純資本運作”項目時須認購該項目的股份，認購第一股“原始股”時價錢為人民幣3,800元，往後再認購的股份每股為人民幣3,300元，而參加者最少必須認購二十一股，即須認購一股價值人民幣3,800的“原始股”及二十股價值人民幣3,300元的股份，合共須繳付人民幣69,800元。新參加者在認購二十一股後成為“主任”級別，同時亦成為其介紹人的下線。之後，參加者須介紹他人加入該投資項目並成為其下線，才可收取佣金，每當“主任”級別的成員成功介紹他人參加該投資項目並成為“主任”及其下線,可獲得人民幣7,000元佣金。“主任”的上一級是“經理”。若參加者一次性認購六十六股，合共須繳付人民幣162,800元，即成為“經理”級別。若“經理”級別的成員介紹他人參加該項目成為“主任”及其下線，可獲得人民幣13,000元佣金；倘介紹他人參加該項目成為“經理”及其下線，可獲得人民幣27,000元佣金。
在得悉“純資本運作”之營運模式後，第三及第四嫌犯認為有利可圖，於是二人通過第二嫌犯合共向第一嫌犯支付人民幣162,800元，並成為“純資本運作”項目之“經理”，並成為第一嫌犯的第一層下線。
在取得“純資本運作”項目之“經理”身份後，為著通過介紹他人參加“純資本運作”項目以取得下線及佣金之目的，第二、第三及第四嫌犯開始向後等朋友推介“純資本運作”項目，並在第一嫌犯的安排下帶同對“純資本運作”項目有興趣之朋友到中國廣西省南寧市視察及了解“純資本運作”之理念和營運模式。
在第三及第四嫌犯的推介下，第一、第二、第五及第七被害人先後投資“純資本運作”項目，第三及第四嫌犯協助第一、第二、第五及第七被害人將彼等之投資資金轉交第一嫌犯，自此，第一、第二、第五及第七被害人成為該項目之“經理”及第三和第四嫌犯之第一層下線。
其後，第二被害人向第三被害人推介“純資本運作”項目，並成功吸引第三被害人投資有關項目和取得該項目之“經理”身份，自此，第三被害人成為第二被害人之第一層下線；第三被害人向第四被害人推介“純資本運作”項目，並成功吸引第四被害人投資有關項目和取得該項目之“經理”身份，自此，第四被害人成為第三被害人之第一層下線；第五被害人向第六被害人推介“純資本運作”項目，並成功吸引第六被害人投資有關項目和取得該項目之“經理”身份，自此，第六被害人成為第五被害人之第一層下線；第七被害人向第八及第九被害人推介“純資本運作”項目，並成功吸引第八及第九被害人投資有關項目和取得該項目之“經理”身份，自此，第八及第九被害人成為第七被害人之第一層下線；第九被害人向第十被害人推介“純資本運作”項目，並成功吸引第十被害人投資有關項目和取得該項目之“經理”身份，自此，第十被害人成為第九被害人之第一層下線。
由於第一嫌犯為第二、第三及第四嫌犯之上線，而第三及第四嫌犯為各被害人之上線，因此各被害人之投資金額均需透過第三或第四嫌犯向第一嫌犯繳付。
*
還證實以下事實：
第九被害人已向第十被害人返還人民幣162,800元。
第六被害人I已於2017年4月5日去世(見卷宗第405頁)。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第一嫌犯有以下刑事紀錄：
➢ 於2020年02月28日，於第CR1-18-0468-PCC號卷宗內，因第一嫌犯觸犯一項發起及組織層壓式傳銷罪，判處4年實際徒刑。第一嫌犯上訴至中級法院，中級法院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第一嫌犯上訴至終審法院，終審法院裁定裁定上訴敗訴。判決已於2021年11月01日轉為確定。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第二嫌犯有以下刑事紀錄：
➢ 於2012年06月20日，於第CR1-08-0354-PCC號卷宗內，因第二嫌犯觸犯一項詐騙罪，判處2年9個月徒刑，緩刑3年，條件是支付賠償。有關刑罰已於2015年09月25日獲宣告消滅。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第三嫌犯及第四嫌犯均為初犯。
證實第三第及第四嫌犯個人及經濟狀況如下：
第三嫌犯於2015年7月8日在檢察院報稱具有小學五年級學歷，沒有收入，需供養任何人。
第四嫌犯於2015年7月7日在檢察院報稱具有初中一年級學歷，沒有收入，需供養任何人。
*
未查明的事實：
控訴書第十二點：第一嫌犯向第二嫌犯、第三嫌犯及第四嫌犯支付的報酬合共金額為人民幣220,000元。
第二、第三及第四嫌犯亦因有關投資項目遭受財產損失。
其他與上述已證事實不相符的事實。
*
在上訴之審判聽證中得知：
上訴人的學歷程度為大學本科畢業。
上訴人在另一案件服刑之前任職海關，月收入約澳門幣四萬元。
上訴人需供養母親、妻子及兩名子女。
***
三、法律方面
除了須依職權審理的事宜，上訴法院只解決上訴人具體提出且在其上訴理由闡述的結論中界定的問題，結論中未包含的問題已轉為確定。5
本上訴涉及之問題：
- 一事不二審
- 法院管轄權
- 追訴時效
- 層壓式傳銷罪罪狀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 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量刑
- 緩刑
*
（一） 第一上訴人A之上訴
第一嫌犯在其非終局上訴（中間上訴）和終局上訴中提出的問題有：
一事不二審；法院管轄權；追訴時效；犯罪定性錯誤；過度審理導致民事決定之部分判決無效；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因新增事實欠缺偵查導致的部分無效；罪刑法定原則。
*
1.一事不二審
上訴人認為無論CR1-18-0468-PCC案中的事實，還是本案的事實，都是來自同一個層壓式傳銷設計，嫌犯們在其中展開的活動觸犯了“層壓式傳銷罪”。由於CR1-18-0468-PCC案已有確定判決，妨礙法院審理沒有載入CR1-18-0468-PCC案控訴書中的之後發現的事實。
駐中級法院的檢察院代表指出：
A primeira questão suscitada pelo Recorrente é a d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o ne bis in idem, porquanto, em seu entender já foi julgado e condenado pela prática do crime aqui em causa no âmbito do processo que correu termos no 1.º Juízo Criminal d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sob o n.º CR1-18-0468-PCC.
Parece-nos que o Recorrente tem razão.
Como o nosso mais alto Tribunal já teve ocasião de decidir, «ainda que se possa dizer que o princípio "ne bis in idem" não tem "consagração expressa" no sistema jurídico da R.A.E.M., inegável é que o mesmo se deve ter como (plenamente) reconhecido (e estatuído), nomeadamente, por força do art. 14°, n.° 7 do "Pacto Internacional sobre os Direitos Civis e Políticos" onde se prescreve que: "Ninguém pode ser julgado ou punido novamente por motivo de uma infracção da qual já foi absolvido ou pela qual já foi condenado por sentença definitiva, em conformidade com a lei e o processo penal de cada país" - pela Lei Básic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tido como aplicável através do seu art. 40°» (cfr. acórdão do Tribunal de Última Instância de 3 de Junho de 2021, processo n.º 16/2021).
Do que se trata, portanto, é da proibição de uma pessoa ser julgada mais do que uma vez pela prática da mesma infracção ou do efeito preclusivo do caso julgado material em processo penal.
A questão que levanta maiores dificuldades quando está em causa a aferição da existência de uma eventual violação do dito princípio é a de saber se se verifica a mesmidade da infracção que constitui o respectivo pressuposto.
Como refere um Autor português a propósito da questão, pode dizerse que o caso julgado penal se forma sobre «o acontecimento da vida que, como e enquanto unidade, se submeteu à apreciação de um tribunal. Isto significa que todos os factos praticados pelo arguido até à decisão final que directamente se relacionem com o pedaço de vida apreciado e que com ele formam a aludida unidade de sentido, ainda que efectivamente não tenham sido conhecidos ou tomados em consideração pelo tribunal, não podem ser posteriormente apreciados» (FREDERICO ISASCA, Alteração Substancial dos Factos e sua Relevância no Processo Penal Português, Coimbra, 1992, citado no Acórdão do Tribunal da Relação de Guimarães de 26.2.2020, disponível online).
A preclusão decorrente do caso julgado penal «não diz apenas respeito ao que foi conhecido, pois também abrange o que podia ter sido conhecido no processo anterior. Para este efeito, teremos de recorrer aos poderes de cognição do acto que procedeu à delimitação originária do processo, a acusação em sentido material, tendo em conta um objecto unitário do processo. Desde logo, como neste acto não existe qualquer limitação à qualificação jurídica dos factos no mesmo descritos, pode concluir-se que não é possível a instauração de novo processo que os tenha por objecto, diversamente qualificados. De igual modo, neste acto podiam ter sido conhecidos factos que traduzem uma alteração, substancial ou não substancial, dos que nele foram incluídos, uma vez que, em qualquer dos casos, estamos ainda dentro dos limites do mesmo objecto processual. Por esta razão, não é possível a instauração de novo processo que os tenha por objecto»>. (cfr. HENRIQUE SALINAS, Os Limites Objetivos do ne bis in idem, Lisboa, 2012, 2012, página 694, citado no Acórdão do Tribunal da Relação de Guimarães de 26.2.2020, disponível online).
Daqui decorre que, se um determinado facto ou conjunto de factos. integram o mesmo «pedaço de vida» com outros factos já julgados por sentença transitada em julgado, a sua consideração autónoma violará o princípio ne bis in idem.
Ora, na situação em apreço, parece-nos que é disso que se trata.
Os factos que estão em causa no presente processo integram a mesma venda «em pirâmide» que constituiu objecto do processo que correu termos no 1.º Juízo Criminal d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sob o n.º CR1-18-0468-PCC e que já foi julgado e no âmbito do qual o agora Recorrente já foi condenado. A circunstância de, naquele outro processo estarem em causa outros ofendidos em nada altera tal conclusão. Trata-se, não temos dúvidas, do mesmo pedaço de vida, encontrando-se entre si os factos julgados num e noutro processo numa relação de unidade e não de pluralidade criminosa。
Deste modo, estamos em crer que, por força do efeito preclusivo do caso julgado material ou da proibição do chamado ne bis in idem, não podia o Recorrente voltar a ser julgado pelo mesmo crime no presente processo depois de ter sido já condenado no processo que correu termos no 1.º Juízo Criminal d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sob o n.º CR1-18-0468-PCC.
我們同意檢察院的上述意見。
根據CR1-18-0468-PCC案與本案的事實，兩案所涉及的是同一個層壓式傳銷，稱作“純資本運作”。 CR1-18-0468-PCC案事實顯示，上訴人將該層壓式傳銷組織擴展到澳門，在澳門發起並組織運營起來，該案查明上訴人與另一嫌犯發展了有多層下線的組別，然而，未能查明本案中的這個組別。本案的事實，特別是已證實是第五點、十一點和第十二點，顯示：上訴人發展了第二、第三和第四嫌犯為其下線成員，之後，上訴人與第二、第三和第四嫌犯相互協助發展了本案的十名被害人參加，並安排十名被害人為第二、第三和第四嫌犯的下線、下下線……包括第二、第三和第四嫌犯在內共四級。第二、第三和第四嫌犯將下線個層級上繳的“股份”款項交給他們的上級，即上訴人，由上訴人將“佣金”發給第二、第三和第四嫌犯。
層壓式傳銷是一個有組織、有結構的整體活動，發起者、組織者及參與者一層層發展下線參與人形成一個金字塔架構的組織。就上訴人而言，本案涉及上訴人的事實，仍是在其在澳門發起或組織“純資本運作”層壓式傳銷活動的內容之內，上訴人所發展的下線成員中，不但有CR1-18-0468-PCC案中所查明的人士，還有本案的另外三名嫌犯。本案的事實是上訴人層壓式傳銷犯罪事實中的犯罪構成行為之一，本案十名被害人的損失應納入上訴人傳銷活動造成的總損失金額內，以傳銷行為造成的總損失金額來決定是否符合加重犯罪情節（第8/2008號法律修改的第6/96/M號法律第28-A條第1款及第2款規定）。然而，遺憾的是CR1-18-0468-PCC案未能知悉本案事實，從而上訴人在刑罰上可能獲得優惠，但是，無論如何，上訴人不應被再度就相同事實再度被判刑。如新事實導致已確定之裁判出現不公平的情況，作出已確定裁判之卷宗應按照刑事訴訟法律相應的規定處理。
根據一事不二審原則，當一個犯罪事實已被審理並已有確定判決，即便發現新事證，行為人亦不能再被控告並受審。
基於此，宣告針對上訴人之刑事事宜之訴訟程序終結。
*
2.過度審理導致民事決定之部分判決無效
上訴人認為，第六被害人已經過世，被上訴判決裁定上訴人與其他三名嫌犯以連帶責任賠償第六被害人的繼承人屬於過度審理，該部分決定應為無效。
上訴人的理據明顯不成立。
首先，雖然我們認定根據一事不二審的原則，宣告針對上訴人之刑事事宜之訴訟程序終結，然而，這僅限於上訴人不能因本案之事實在被多判一個罪名和刑罰，上訴人仍須就其本案行為對各被害人造成的損害負賠償責任。
本案，第六被害人生前已經表達了追究相關行為人的刑事和民事責任，在作出被上訴判決時第六被害人已經過世，其應獲得的賠償應給予其全部繼承人，至於如何繼承，須由繼承人們按民法的規定處理，被上訴判決裁定四名嫌犯以連帶方式“須向第六被害人I的繼承人賠償人民幣十四萬五千五百元（RMB145,500）”的表述並無錯誤，不存在過度審理的情況。
因此，上訴人該上訴理據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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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於上述決定，已經無須審理上訴人提出的其他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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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嫌犯、第三嫌犯、第三嫌犯的上訴
三名上訴人（第二、第三和第四嫌犯）認為被上訴之初級法院合議庭裁判沾染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審查證據方面明顯錯誤(《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條第2款c)項)、適用法律錯誤(《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1款)及量刑過重之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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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方面
三名上訴人認為被上訴裁判沾有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之瑕疵。
三名上訴人提出以下兩個方面爭議，來闡述其理據：
（1）被上訴裁判已證事實第二點、第四點至第六點、第十一點和第十二點與“答辯狀中尤其以下事實獲證明”之部份內容之間存在不可補正的矛盾。被上訴裁判一方面裁定三名上訴人為第一嫌犯發展的下線，另一方面又裁定三名上訴人與第一嫌犯分工合作，共謀合力一同在澳門經營及組織“純資本運作”的投資項目。第一嫌犯與三名上訴人只是上下線從屬關係，三名上訴人只是參與者，參與者與營運及組織者身份不一，且三名上訴人與其等的下線的收益方式一樣，均是透過介紹他人加入而獲得佣金分成。
（2）“答辯狀中尤其以下事實獲證明”之部份內容與事實判斷說理之間存在不可補救之矛盾。因為“接待新投資者”及“陪同新投資者在廣西南寧市進行視察及與他們分享投資心得”是介紹項目和傳銷參與人慣常的做法，並不能以此推斷各上訴人與第一嫌犯共同經營及阻止該投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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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合議庭裁判中指出：“理由說明中不可補救的矛盾之瑕疵，指事實部分的證據性理據中的矛盾，以及已認定的事實中或已認定的與未認定的事實之間的矛盾。矛盾必須是不可補正、不可克服的，也就是說，依靠被上訴的判決的整體內容和一般經驗法則不能克服。”
具體而言，當被上訴判決所陳述的證據性理據指向某一事實應獲得證實，但卻認定該事實未獲證實，或者相反，當證據性理據指向某一事實應不獲得證實，但該事實被列為獲證事實，或者，某一事實同時被列為已證事實和未證事實，且根據被上訴判決的整體內容和一般經驗法則，這些矛盾無法克服，那麼，被上訴判決則沾有“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的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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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各上訴人為第一嫌犯的下線，同時與第一嫌犯分工合作、共謀合力一同在澳門經營及組織“純資本運作”投資項目，兩個“身份”完全可以同時佔據，參與者與經營及組織者並無任何衝突和矛盾，不存在一事實同時被列為已證事實和未證事實的情況。
另外，上訴人主張基於“接待新投資者”及“陪同新投資者在廣西南寧市進行視察及與他們分享投資心得”的“銷售”行為應得出三名上訴人是純粹參與者而不是經營及組織者的結論，這只是三名上訴人從個人的觀點出發所作出的證據分析及事實判斷，是對法庭心證的質疑，不屬於因“事實部分的證據性理據中的矛盾”而導致“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據此，三名上訴人該上訴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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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三名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認為已證事實第二點、第四至第六點及第十二點事實不應為已證事實。
三名上訴人從以下幾個方面闡述其理據：
（1） 兩名上訴人（第三嫌犯和第四嫌犯）的聲明、各被害人的聲明、司警N的聲明、證人O及P的聲明顯示，兩名上訴人（第三嫌犯和第四嫌犯）僅為第一嫌犯的下線，各被害人不認識第一嫌犯、證人O及P之後才知悉兩名上訴人（第三嫌犯和第四嫌犯）與其等一樣為第一嫌犯的下線，兩名上訴人（第三嫌犯和第四嫌犯）主要是“拉人頭”，即：叫人入會。兩名上訴人（第三嫌犯和第四嫌犯）只是介紹本案的被害人加入涉案項目而從第一嫌犯處獲得佣金，是故被上訴裁判已證事實第二點、第四至第六點及第十二點內容沒有任何客觀證據支持。
（2） 三名上訴人參與“純資本運作”之模式與本案十名被害人一樣都是一個介紹下一個參加項目因而取得佣金，如果推廣及招攬他人加入“純資本運作“之行為應以運營及阻止承壓式傳銷罪論處，那麼，第二、第三、第五、第七和第九被害人豈不是以同罪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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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的判決中指出：“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簡言之，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是指法院在審查證據及認定事實時，明顯有違經驗法則和常理，或明顯違反法定證據價值法則，或明顯違反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規定，除了法律另有規定，法官根據自由心證原則，按一般經驗法則和常理來評價各種被審查的證據之證明力，並認定獲證明或不獲證明的事實。
誠然，訴訟當事人出於不同的立場、經驗，對於涉案事實會作出各自不同的價值判斷。但是，上訴人不能以其個人對證據之評價強加於審判法院，更不能要求審判法院必須作出與其個人價值判斷相一致的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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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宗所得之證據顯示，三名上訴人並非單純介紹各被害人給第一嫌犯，其等除了召集各關被害人前往廣西南寧了解項目內容、安排各被害人在南寧的住宿和行程、講解項目、遊說相關被害人加入項目，更在各被害人加入項目之後，確認或安排各被害人的“職務”身份以及各自的等級階層。三名上訴人的行為與案中各被害人並不相同，各被害人是一個介紹一個給三名上訴人，由三名上訴人介紹項目、遊說加入、並確認安排相關被害人的上下線人員。三名上訴人聲稱其等只是“拉人頭”，參與程度與案中被害人無異，該理據並不能成立。
根據被上訴裁判，我們認為，原審法院客觀及綜合分析了第三嫌犯和第四嫌犯的聲明、各證人之聲明，結合在審判聽證中所審查的其他證據後，並配合常理及經驗法則下形成心證。原審法院對卷宗所得之證據進行了審查，細緻闡述和分析了所審查的各項證據，經客觀、批判、綜合地分析卷宗所得之證據而得出對事實的認定，完全不存在違反一般經驗法則和常理，或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的情況，更遑稱顯而易見的明顯錯誤。
事實上，三名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按照自己對證據的理解和判斷，表達其對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以此來試圖質疑法官的自由心證。
當然，不受質疑的自由心證必須是在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未違背經驗法則、常理、法定證據價值規則、職業準則，上訴人不能僅以其個人觀點為由試圖推翻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
藉此，三名上訴人提出的該上訴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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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適用法律錯誤——定罪
三名上訴人認為，其等只是介紹他人參加涉案項目以賺取佣金，並非是層壓式傳銷組織的經營組織者，原審法院適用法律錯誤。如法院不認同，其等行為最多也只能符合經第3/2008號法律修改的第6/96/M號法律第28-A條第3款和第4款規定的招攬他人加入層壓式傳銷活動之規定。
根據獲證事實：第一嫌犯將“純資本運作”帶來澳門，在澳門發起、經營及組織該傳銷組織，如同是“純資本運作”設在澳門的分部門。三名上訴人獲第一嫌犯邀請一同經營，其等在發展新人員、擴大傳銷團隊方面作出了積極的行為。三名上訴人接待了本案所有受害人，其等除了向各被害人推介“純資本運作”項目，遊說各被害人加入項目，過程中還向各被害人作出如加入後未能成功尋找下線及無法自行經營，可獲全數退回款項的承諾，亦向部分被害人承諾提供墊支款項以用作加入投資項目，並且在一名被害人成功介紹另一名被害人加入之後，確認和安排相關被害人的“職務”、所處之層級、上下線具體人員。三名上訴人在其下，包括其等在內，建構了至少三組、三至四層架構的團隊。三組團隊組織層級，由上至下，一組是三名上訴人、第二被害人、第三被害人和第四被害人；另一組是三名上訴人、第五被害人和第六被害人；第三組是三名上訴人、第七被害人、第九被害人和第十被害人。可見，三名上訴人的行為是按照既定目標，即不斷地擴展下線以賺取“佣金”，遊說新成員，並對其負責的下線成員進行編排、組合，這已經符合層壓式傳銷的經營和組織行為。
基於此，原審法院認為三名上訴人觸犯一項經第3/2008號法律修改的第6/96/M號法律第28-A條第1款規定的經營或組織層壓式傳銷罪，並無適用法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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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量刑過重
三名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對其量刑過重，沒有全面考慮《刑法典》第40條第1款及第65條的規定。
三名上訴人指出，第二嫌犯雖非為初犯，但是有關刑罰已經消滅；第三嫌犯和第四嫌犯均為初犯。第三嫌犯和第四嫌犯均配合調查。三名嫌犯並不知悉“純資本運作”為層壓式傳銷，直至被宣告成為嫌犯，否則第三嫌犯和第四嫌犯不會陪同第五、第六被害人到警局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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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典》第 40 條和第65條規定了刑罰的目的以及確定具體刑罰份量的準則。
根據《刑法典》第 40 條第1款規定，刑罰之目的旨在保護法益及使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即：從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兩個方面作考量。前者，主要從一般預防的積極方面考慮，通過適用刑罰達到恢復和加强公眾的法律意識，保障其對因犯罪而被觸犯的法律規範的效力、對社會或個人安全所抱有的期望，並保護因犯罪行為的實施而受到侵害的公眾或個人利益，同時遏止其他人犯罪；後者，旨在通過對犯罪行為人科處刑罰，尤其是通過刑罰的執行，使其吸取教訓，銘記其犯罪行為為其個人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從而達到遏止其再次犯罪、重新納入社會的目的。
《刑法典》第40條第2款規定了刑罰之限度，確定了罪刑相當原則。根據該原則，刑罰的程度應該與罪過相對應，法官在適用刑罰時不得超出事實當中的罪過程度。
《刑法典》第65條規定了確定具體刑罰份量的準則，在確定刑罰的份量時，須按照行為人之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為之，同時，亦須一併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犯罪罪狀的情節，特別是：犯罪行為的不法程度、實行之方式、後果之嚴重性、行為人對被要求須負義務之違反程度、故意之嚴重程度、所表露之情感、行為人之動機、行為人之個人狀況及經濟狀況、事發前後之行為及其他已確定之情節。
按照《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法院應在法定的最低刑及最高刑刑幅之間，根據行為人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同時一併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犯罪罪狀的情節，作出選擇具體刑罰之決定。
*
《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具體刑罰應在最低刑幅及最高刑幅之間，以罪過及刑罰目的作出決定，而法律賦予法院在刑法規定的刑幅間有選擇合適刑罰的自由。 既然法律容許法院自由在法定的刑幅之間決定一個合適的刑罰，簡單引用《刑法典》第65條的量刑情節，已經足以表明法院確實考慮了這些因素，只不過是在衡平的原則下選擇一個自認為合適的刑罰，而上訴法院的審查也僅限於原審法院的最後選擇的刑罰明顯過高或者刑罰不合適的情況。（中級法院2019年7月11日合議庭裁判，上訴案第23/2019號）
換言之，對於量刑時需考慮的情節，判決書可作重點闡述，並無需逐一列明，只要不存在對法定限制規範，如刑罰幅度或經驗法則的違反，也不存在所確定的具體刑罰顯示出完全不適度的話，上訴法院不應介入具體刑罰的確定。
*
被上訴判決針對三名上訴人的量刑指出：
……
按照上述量刑標準，同時考慮到本個案中的具體情節，第二嫌犯B有犯罪紀錄，但在犯本案時仍為初犯、第三嫌犯C及第四嫌犯D均為初犯，涉案金額高達一百多萬元，涉及十名被害人，仍未對被害人作出賠償，共同犯案，本次犯罪後果嚴重，故意程度屬高，行為不法性屬高，卻故意共同作出上述行為，嚴重擾亂本澳的社會秩序及安寧，同時考慮該類犯罪之一般預防之要求，本院認為就第二嫌犯、第三嫌犯及第四嫌犯各觸犯一項『層壓式傳銷罪』，各判處三年六個月實際徒刑最為適合。
經細讀被上訴判決，我們認為，原審法院依據三名上訴人的罪過，綜合考量了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之需要，同時也考慮了所有對於三名上訴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罪狀之情節，根據澳門《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在二年至十年徒刑的刑幅內，判處三年六個月實際徒刑，符合特別預防和一般預防的目的，不存在量刑過重的情況，上訴法院沒有介入的空間。
藉此，上訴人的相關上訴理由不成立。
***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
1.第一上訴人A的刑事事宜之上訴，其主要上訴理由成立，根據一事不二審原則，宣告本案針對第一上訴人的刑事事宜部分的訴訟程序終結。
2.第一上訴人A的民事事宜之上訴，其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判決之決定。
3.第二上訴人B、第三上訴人C及第四上訴人D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維持原審判決。
*
判處第一上訴人A支付2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及十分之一的訴訟費用負擔。
判處第二上訴人B、第三上訴人C及第四上訴人D各自支付其本人上訴之訴訟費用和負擔。三名上訴人各自須支付的司法費定為6個計算單位。
著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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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2023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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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艷平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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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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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廣勝
(第二助審法官)
1 上訴人提出以下理據（上訴理由闡述之結論部分）：
1. Da(in)competência do Juiz titular do processo - A decisão ora recorrida foi tomada pelo Mmo Juiz titular do processo.
2. Sucede que que, uma vez ultrapassada a fase do saneamento do processo prevista no artigo 293.º, n.º 1, do CPP, como sucede no caso "sub judice", o Mmo Juiz titular do processo não tem competência para se substituir ao tribunal colectivo no conhecimento das questões prévias ou incidentais previstas no art.º 318.º, n.º 1, do mesmo diploma, pelo não se podia ter pronunciado sobre as questões levantadas perante o tribunal colectivo na audiência de 26/05/2020 (fls. 473 a 474v).
3. Na actual fase da audiência a prolação da decisão recorrida compete ao tribunal colectivo (e não ao Mmo Juiz titular do processo) por força do disposto no artigo 23.º, n.º 6 da Lei de Bases de Organização Judiciária ex vi do artigo 12.º, n.º 2, 318.º, n.º 1 e art.º 293.º, n.º 1, este último a contrario, todos do CPP.
4. Deverá, por isso, ser anulada, nos termos e para os efeitos do disposto nos artigos 21.º e 22.º, n.º 1, ambos do CPP, a decisão ora recorrida do Mmo Juiz titular do processo por violação das regras de competência do tribunal colectivo.
5. Da (in)competência internacional - Não se verifica nenhuma das situações previstas nos artigos 4.º, 5.º, 6.º ou 7.º do Código Penal.
6. Os tribunais da RAEM não, pois, têm jurisdição sobre o caso "sub judice", pelo que devia o tribunal a quo ter declarado a sua incompetência e, por conseguinte, ordenado o arquivamento do processo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s artigos 21.º e 22.º, n.º 3 do CPP.
7. Devendo, por isso, ser revogada a decisão recorrida por violação das regras de competência internacional do tribunal em matéria penal, com as legais consequências.
8. Da prescrição do procedimento penal - A decisão recorrida concluiu no sentido de que o prazo de prescrição dos crimes em questão ainda não se completou.
9.Mas ressalvado o elevado respeito que tal decisão nos merece, sem razão.
10. Primeiro, porque a decisão ora recorrida resulta de erro na qualificação jurídica dos factos brutos descritos na Acusação Pública.
11. Na esteira do erro cometido na Acusação Pública, o tribunal a quo confunde a actividade de angariação de pessoa para vendas «em pirâmide» - a qual pressupõe a divulgação a terceiros do esquema em pirâmide "investimento de capital puro" - com a actividade da sua promoção ou organização.
12. Isto porque "angariar" passa necessariamente por "divulgar" ou "dar a conhecer", sendo impossível angariar pessoa para vendas «em pirâmide», sem lhe "divulgar" ou "dar a conhecer" o referido esquema.
13. Se se excluir os conceitos de direito e os juízos conclusivo de facto contidos na Acusação Pública, o que resulta dos factos simples, materiais ou neutro (brute facts) nela imputados ao 1.º Arguido, é o seguinte: - que o esquema de investimento puro em cadeia ("纯资本运作") foi promovido e organizado na cidade de Guangxi Nanning, no interior da China (artigos 2.º e 3.º da Acusação Pública),
- que o 1.º Arguido angariou participantes de nível inferior para fazer funcionar o esquema em Macau (artigo 2.º da Acusação Pública).
- que a actuação dos 2.º, 3.º e 4.º arguidos descrita na Acusação Pública se reconduziu ao papel de "Angariador" de participantes de nível inferior, tal como ele foi definido no Parecer n.º 2/III/2008 da 2.ª Comissão Permanente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da RAEM publicado no Diário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da RAEM, III Legislatura, 3.ª Sessão Legislativa (2007-2008) II Série N.º III-33, PP. 18 e ss.
14. Por conseguinte, se face aos factos descritos na Acusação Pública os Arguidos não são os promotores ou organizadores do esquema em pirâmide "investimento de capital puro" uma vez que este foi promovido e organizado na cidade de Guangxi Nanning, no interior da China, não devia a sua actividade ter sido subsumida na previsão das normas incriminadoras dos crimes previstos nas alíneas a) e b), do art.º 28-A, n.º 1, da Lei n.º 3/2008.
15. Devia, ao invés, tal actividade ter sido subsumida na previsão das normas incriminadoras do artigo 28.º-A, n.º 3, da Lei n.º 6/96/M ou do art.º 121.º do RJSF, ambos já prescritos, ou do artigo 28.º-A, n.º 1, da Lei n.º 6/96/M, também já prescrito.
16. Ou, caso assim não se entendesse, deveria tal actuação ter sido subsumida na previsão da norma incriminadora do artigo 28.º-A, n.º 1, da Lei n.º 6/96/M, para efeitos da decisão da questão da prescrição do procedimento criminal.
17. Isto porque conforme esclarece o Parecer n.º 2/III/2008 da 2.ª Comissão Permanente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da RAEM supra referido, não se poder falar em "prejuízo patrimonial global" de "valor elevado" ou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para efeito da agravação da actuação dos arguidos por força das alíneas a) e b) do n.º 2, do art.º 28-A da Lei n.º 6/96/M, de 15 de Julho,
18. se dos factos descritos na acusação pública constar apenas o valor do prejuízo causado a cada participante, individualmente considerado, sem se conhecer valor da soma dos prejuízos resultantes de toda a actividade da venda em pirâmide.
19. Logo, não podia o juiz a quo ter julgado que os crimes imputados ao Arguido não prescreveram, por tal decisão pressupor a determinação prévia do valor exacto da soma dos prejuízos resultantes de toda a actividade da venda, o qual por resultar da "soma algébrica" de todas as importâncias pagas e recebidas não consta da acusação pública.
20. A situação do caso "sub judice" foi, pois, erradamente subsumida na hipótese da norma incriminadora do artigo 28.º-A, n.º 1 e 2, al. a) e b), por referência ao art.º 45.º- A da Lei n.º 6/96/M, de 15 de Julho, alterada pela Lei n. 3/2008,
21. em vez de o ter sido na hipótese da norma incriminadora do artigo 28.º- A n.º 1 ou do n.º 3, do mesmo diploma,
22. cujo prazo de prescrição é de apenas cinco e dois anos, respectivamente, nos termos das alíneas d) e e) do n.º 1 do art.º 110.º do Código Penal.
23. Segundo, porque todos os factos constitutivos dos crimes de venda «em pirâmide» imputados aos Arguidos, especialmente ao 1.º Arguido, o qual segundo o artigo 2.º da Acusação Pública já explorava o esquema de investimento puro em cadeia ("纯资本运作"), respeitam aos anos de 2009 e 2010, pela que é a partir dessas datas que se conta o "dies a quo" do prazo de prescrição do procedimento criminal por força do disposto no art.º 111.º., n.º1 do Código Penal.
24.Terceiro, porque, nos termos do art.º 113.º, n.º 3 do Código Penal, a prescrição do procedimento penal tem sempre lugar quando, desde o seu início e ressalvado o tempo de suspensão, tiver decorrido o prazo normal de prescrição acrescido de metade.
25. Ora, os factos imputados nos artigos 2.º, 7.º (1), (3), (6), 8.º (1), (5), (10), (16), (17), 9.º (1), (6), (9), (11), 10.º (1), (4), (5), (6), (10), (15), (20), (23), (24) e (25), da Acusação Pública aos arguidos relativos à prática dos 10 crimes de venda «em pirâmide» tiveram lugar antes ou durante os anos de 2009 e 2010.
26. A notificação para interrogatório do agente como arguido ou a aplicação de uma medida de coacção ou a notificação da acusação a que se refere a decisão recorrida não relevam, pois, para efeitos da suspensão da prescrição do crime de angariação de pessoa para vendas «em pirâmide» ou do crime de promoção ou organização de vendas «em pirâmide», na forma simples.
27. Pelo que, o prazo da prescrição do procedimento penal do crime de angariação de pessoa para vendas «em pirâmide», porque punível com pena de prisão até 6 meses ou com pena de multa, prescreveu no decurso de 2013, enquanto o prazo da prescrição do procedimento penal do crime de promoção ou organização de vendas «em pirâmide», na forma simples, porque punível com pena de prisão até 3 anos ou com pena de multa não inferior a 120 dias, prescreveu no decurso de 2017, por força do disposto art.º 113.º, n.º 3 ex vi do art.º 110.º, n.º 1. Alíneas d) e e), ambos do Código Penal.
28. Deverá, pois, a decisão recorrida, na parte relativa à prescrição, ser revogada, com as legais consequências.
2 上訴人提出以下理據（上訴理由闡述之結論部分）：
1. A decisão de indeferimento da questão do "ne bis in idem" foi tomada pelo Mmo Juiz titular do processo.
Mas, salvo melhor opinião, sem razão.
2. Primeiro, porque logo que ultrapassada a fase do saneamento do processo prevista no artigo 293.º, n.º 1, do CPP e atingida a fase da audiência prevista nos art.os 302.º e ss., do mesmo diploma, como sucede no caso "sub judice", o Mmo Juiz titular do processo já não tem competência para se substituir ao tribunal colectivo no conhecimento das questões prévias ou incidentais previstas no art.° 318.°, n.º 1, do mesmo diploma, pelo não se podia ter pronunciado sobre a questão d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ne bis in idem" referida pelo ora Recorrente na sua exposição de 25/05/2020 e depois levantada perante o tribunal colectivo na audiência de 26/05/2020 (fls. 473 a 474v).
3. Na actual fase da audiência a decisão de qualquer questão prévia ou incidental susceptível de obstar à apreciação do mérito da causa, como a que foi tomada no despacho recorrido, compete necessariamente ao tribunal colectivo (e não ao M.mo Juiz titular do processo) por força do disposto no artigo 23.º, n.º 6 da Lei de Bases de Organização Judiciária ex vi do artigo 12.º, n.° 2, 318.°, n.° 1 e art.° 293.º, n.º 1, este último a contrario, todos do CPP.
4. Deverá, por isso, ser anulada, nos termos e para os efeitos do disposto nos artigos 21.° e 22.º, n.º 1, ambos do CPP, a decisão ora recorrida do Mmo Juiz titular do processo por violação das regras de competência do tribunal colectivo.
5. Segundo, por ser indiferente se os co-arguidos e/ou os ofendidos e/ou os factos são (ou não) exactamente os mesmos em ambos os processos uma vez que a proibição do "ne bis in idem" não se confunde nem se reduz à figura do "caso julgado" ou da "preclusão".
6. É, pois, indiferente que nos autos nos autos CR1-18-0468-PCC hajam outros co-arguidos, bastando que o 1.º arguido seja o mesmo em ambos os processos para que se verifique a proibição do "ne bis in idem".
7. É também indiferente que nos autos nos autos CR1-18-0468-PCC hajam outros "ofendidos", porque o número de vezes que tal crime pode ser cometido não depende do número dos "ofendidos" que aderiram ao esquema piramidal!
8. E não depende porque o facto ilícito típico objecto do processo-crime de promoção ou organização de vendas «em pirâmide» é um crime de perigo abstrato permanente contra a economia, não contra as pessoas ou o património.
9. Logo, não pode ser praticado contra ninguém em concreto já que se destina a proteger um bem jurídico supra-individual (ou bens jurídicos colectivos) a que corresponde um interesse colectivo ou difuso da comunidade.
10. É ainda indiferente para que se verifique a proibição do "ne bis in idem" que os factos em causa não sejam exactamente os mesmos em ambos os processos desde que a factualidade imputada ao 1.ª Arguido em ambos os processos configure (como configura) um "crime único" constituído por uma pluralidade de actos ou acções, ou um "crime continuado".
11. Resultando evidente, da comparação das acusações deduzidas nos dois processos, que toda a factualidade imputada ao 1.º Arguido deveria ter sida tratada num único processo e que os factos descritos nos artigos 2.º, 3.º, 4.º, 5.º, 6.º, 14.° e 15.º da Acusação Publica do presente processo foram já objecto de julgamento, total ou parcialmente, nos autos CR1-18-0468-PCC.
12. Os factos imputados ao 1.º Arguido nos presentes autos e os factos pelos quais ele foi julgado e condenado nos autos CR1-18-0468-PCC pelo crime de promoção ou organização de vendas «em pirâmide» na modalidade de investimento puro em cadeia ("纯资本运作"), formam uma unificação jurídica de todas as condutas, constituindo, por conseguinte, um "crime permanente único".
13. Não pode agora o Arguido ser submetido a novo processo que tenha por objecto parcela diversa do seu comportamento, integrante do mesmo crime, embora não conhecida no processo anterior.
14. Deverá, pois, a decisão recorrida ser revogada, com as legais consequências.
3 Vide Ac. do STJ no proc. n.° 05P4403, proferido em 15 de Março de 2006, in www.dgsi.pt
4 上訴人提出以下上訴理據（結論部分）:
1.ª Da errada subsunção - O tribunal a quo incorreu em erro de subsunção dos factos provados no conceito legal da norma incriminatória do crime de "venda 《em pirâmide》" p.p. no art.° 28.º-A, n.º 1 da Lei n.° 6/96/M, alterada pela Lei n.° 3/2008 e cuja definição se encontra plasmada no art.º 45.º-A do mesmo diploma.
2.ª Isto porque um dos requisitos objectivos para a incriminação, quer do crime de organização e promoção de venda 《em pirâmide》 p.p. pelo art.° 28.º-A, n.º 2, al. b) do mesmo diploma, quer do crime de angariação de venda 《em pirâmide》 p.p. pelo n.º 3 do mesmo artigo, é que haja a realização de uma "actividade que promova ou efectue transacções de bens ou serviços em cadeia” o que nunca se provou ter sucedido no caso "sub judice”.
3.ª A condenação do ora recorrente pressupõe que os elementos objectivos do crime de "venda 《em pirâmide》" p.p. no art.° 28.º-A, n.º 1 da Lei n.º 6/96/M, alterada pela Lei n.º 3/2008 e cuja definição se encontra plasmada no art.º 45.º-A do mesmo diploma são os mesmos que constam do artigo 2.º da Ordem n.º 444 do Conselho de Estado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4.ª Sucede que os elementos objectivos do crime de "venda 《em pirâmide》" na RAEM são diferentes do crime de "venda 《em pirâmide》" n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como resulta do confronto da redacção do artigo 2.º da Ordem n.° 444 do Conselho de Estado da RPC com a redacção do art.° 45.ºA da Lei n.° 6/96/M, alterada pela Lei n.° 3/2008 da RAEM.
5.ª Deverá, pois, ser a sentença revogada por não se mostrem preenchidos os elementos objectivos recortados no art.° 45.º-A da Lei n.º 6/96/M, alterada pela Lei n.° 3/2008, conforme resulta demonstrado pelos depoimentos das testemunhas prestados em audiência (cfr. páginas 30 a 46 da sentença recorrida).
6.ª Da errada qualificação jurídica sobre unidade/pluralidade dos crimes e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e "ne bis in idem" - Quer condutas criminosas envolvidas nos autos de CR1-18-0468-PCC, quer as no caso "sub judice", provieram do mesmo desígnio mediante o qual os Arguidos exerceram actividades de venda «em pirâmide» p.p pelo art.° 28.º-A, n.os 2, al. b) e 3, do Lei n.º 6/96/M, e assim deve ser considerado como crime unificado aplicando ao Recorrente uma única censura.
7.ª Por conseguinte, por força da extensão do caso julgado formado nos autos de CR1-18-0468-PCC em 01.11.2021 (fls. 974 a 1045) e o seu efeito consumptivo, era vedado ao Tribunal a quo ter julgado factos subsequentemente surgidos que não constassem na acusação deduzida no CR1-18-0468-PCC (que se encontra reproduzida a fls. 975 a 977v).
8.ª Da nulidade parcial da sentença por excesso da pronúncia (quanto à parte da indemnização cível a favor dos sucessores da 6.ª Ofendida Hoi Mei Sun) - Os sucessores da 6.ª Ofendida não são sujeitos processuais do caso "sub judice" por não ser habilitados nem efectivamente intervieram no presente processo.
9.ª Primeiro, porque não se inscreve nenhuma hipótese prevista no art.° 74.º, n.º 1, do CPP por a 6.ª Ofendida já ter falecido em 05.04.2017 (cfr. certidão do registo de óbito de fls. 405).
10.ª Segundo, porque os sucessores da 6.ª Ofendida não são sujeitos processuais do caso "sub judice" por não ser habilitados nem efectivamente intervieram no presente processo.
11.ª Da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Na exposição de fls. 462 a 465 e 568 a 619v apresentada pelo Recorrente, suscitou-se a questão da actuação do Recorrente se reconduzir ao crime de angariação por ele próprio reportar à sua linha superior na pirâmide, tendo-se requerido a inquirição da testemunha M para responder a essa matéria, que, a ter-se apurada, teria determinado a a absolvição do arguido.
12.ª Mas o certo é que tal factualidade essencial não foi apurada, não tendo o tribunal a quo investigado, como lhe competia, os factos descritos na exposição de fls. fls. 568 a 619v relativamente ao papel de mero angariador do A e à identidade da sua linha superior, ficando por isso a dúvida insanável se o A era o verdadeiro promotor e organizador do esquema de investimento de capital puro ou apenas mais um aderente/angariador (como tantos outros) que fazia o esquema continuar a funcionar!
13.ª Face a esta omissão do dever de investigação pelo tribunal a quo à omissão de diligência essencial para investigar tais factos que deviam ser apurados na audiência, afigura-se, segundo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que 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é insuficiente para fundamentar a correcta solução de direito por falta de elementos que podiam e deviam ter sido indagados.
14.ª A sentença recorrida violou, portanto, o direito de acesso ao Direito e aos tribunais previsto no artigo 36.º da Lei Básica e do dever de investigação decorrente do art.° 321.º, n.º 1 e do artigo 355.°, n.º 2 (na parte relativa à enumeração dos factos não provados) do CPP.
15.ª Da nulidade insanável por falta de inquérito (art.° 106.°, al. d) do CPP) - A suspeita da verificação de factos não descritos na acusação resultante das duas exposições respectivamente em 25.05.2020 (de fls. 462 a 471) e em 28.08.2020 (de fls. 568 a 619v) na fase de julgamento, configurou uma alteração substancial dos factos previsto no art.° 1, n.º 1, al. f) do CPP.
16.ª Sendo tais factos autonomizáveis em relação ao objecto do processo penal, por força do art.° 340.°, n.º 1 do CPP, devia o inquérito ter renascido para o efeito de investigação dos factos novos constantes das duas exposições respectivamente em 25.05.2020 (de fls. 462 a 471) e em 28.08.2020 (de fls. 568 a 619v)
17.ª Tal não sucedeu, devendo, por isso, declarada a nulidade insanável por falta de inquérito previsto no art.° 106.o, al. d) do CPP e revogada a sentença recorrida, com as consequências legais.
18.ª D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nullum crimen sine lege previsto no primeiro parágrafo do art.° 29.º da Lei Básica da RAEM（Artigo 29.º nenhum residente de Macau pode ser punido criminalmente senão em virtude de lei em vigor que, no momento da correspondente conduta, declare expressamente criminosa e punível a sua acção） e art.° 1.°, n.° 1, do CP - por o termo "venda «em pirâmide» referido no art.° 28.º-A, n.º 1 da Lei n.º 6/96/M cuja definição se encontra no art.° 45.º-A do mesmo diploma expressamente estatui que a incriminação dos crimes previstos no art.° 28.°A, n.os 2, al. b) e 3, do mesmo diploma pressupor que haja a promoção ou efectuação de transações de bem ou serviços em cadeia.
19.ª Tal actividade de promoção ou efectuação de transações de bem ou serviços em cadeia não ficou provada por se tratar de um esquema de investimento de capital puro, apenas eventualmente punível pela norma incriminadora do crime de burla ou de recepção não autorizada de depósitos, se porventura se verificassem os seus elementos constitutivos (e não verificam).
20.ª Isto por, como sempre acontece neste tipo de iniciativas obtusas, o esquema ser comandado pela ganância e pela voracidade dos participantes, cujo objectivo é o do lucro fácil, desmedido e desproporcionado ao rendimento comum do capital.
21.ª Sendo, por isso, particularmente feliz a expressão «Não há aqui ingénuos nem inocentes.» usada, num caso semelhante, no Acórdão do Tribunal da Relação de Guimarães, 05/31/2012 (Proc.º 3869/10.7TBGMR.G1), in www.dgsi.pt.
22.ª E isto aplica-se, sem excepções, a todos os intervenientes do esquema em causa, dado ninguém poder ignorar, salvo anomalia mental ou capacidade diminuída (capitis deminutio), que, logo que se torne impossível arregimentar novos aderentes, o esquema explode e quem entrou por último fica impossibilitado de ganhar e/ou de reaver o que pagou para aderir.
23.ª Perante os "factos brutos" resultantes da sentença recorrida, os únicos que o tribunal a quo podia ter julgado provados, devia a actividade imputada ao Recorrente ter sido subsumida na previsão da norma incriminadora do artigo 28.º-A, n.º 3, da Lei n.º 6/96/M ou do art.º 121° (recepção não autorizada de depósitos) do Regime Jurídico do Sistema Financeiro, aprovado pelo D.L. n.º 32/93/M, decidindo-se, em qualquer caso, pela extinção do procedimento criminal.
NESTES TERMOS e com o mais que V. Exas., muito doutamente, não deixarão de suprir, o recurso deverá ser julgado procedente, com as legais consequências.
Vossas Ex.as decidirão, porém, como for de Direito e JUSTIÇA!
5 參見中級法院第18/2001號上訴案2001年5月3日合議庭裁判、中級法院第103/2003號上訴案2003年6月5日合議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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