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 上訴案第374/2023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上訴人A於2021年9月17日在初級法院第四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CR4-21-0077-PCC號卷宗內，因以直接正犯和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結合第4款a)項及同法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被判處3年9個月實際徒刑，另判處被判刑人須向被害人支付澳門幣二百五十萬元之賠償，另加自該案判決起計至付清的法定延遲利息。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上訴人將於2024年6月17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23年3月17日服滿了2/3刑期。
刑事起訴法庭為此繕立了第PLC-148-21-2-A號假釋案。在此案中，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官於2023年3月17日作出批示，否決了上訴人的假釋。
上訴人A不服上述決定，向本院提起上訴：
1. 根據《刑法典》第56條規定，給予假釋須同時符合形式要件及實質要件，在本案中，由於上訴人已符合了假釋之形式要件，故上訴人僅討論假釋之實質要件是否成立這一問題。
2. 根據被上訴之批示，原審法官認為上訴人不符合《刑法典》第56條第1款a)項及b)規定之實質要件的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要求，而決定不給序假釋。（請參閱被上訴裁判第4頁至第5頁）
3. 特別預防方面，被上訴裁判認為基於“相當巨額之詐騙罪”的案情顯示上訴人犯罪故意程度高，守法意識薄弱，在獄中亦牽涉到一宗獄警的“濫用職權罪”的案件，加上尚未主動履行所判處的損害賠償，認為須留待觀察方能確信上訴人在重返社會後不會因為金錢利益而再度犯罪。（請參閱被上訴裁判第4頁）
4. 服刑表現方面，根據獄長意見及卷宗相關資料顯示，被判刑人屬首次入獄，服刑期間（2年6個月）沒有違反監獄紀律的紀錄，行為人的總評價為“良”，服刑期間行為人報讀了香港中文大學的兩門遙距諜程，分別為“輔導心理學治療”及“社會心理學導論”，積極參與獄中的活動及正輪候獄中職程安排。（請參閱卷宗第9頁至第14頁）
5. 家庭方面，上訴人與女友感情穩定，育有一名年僅8歲的女兒，家庭關係融洽，家人時常到獄中探視，家庭關係緊密良好，足以提供重返社會所適切的精神及經濟支援。
6. 過往人格及生活方式方面，上訴人為首次入獄，過往沒有刑事記錄，原為商人及具有紐西蘭梅西大學商科及日文雙學士學位。
7. 社會接納方面，上訴人現為50歲，具有雙學士學位及多年工作經驗，為澳門居民，出獄後會擔任原職位（B酒店董事長及C股東及執行董事）及已透過家人尋找到E博物館業務部部長的工作。
8. 上訴人現時的人格發展方面，根據上訴人的假釋申請，其在信函中表示對行為感到悔悟，決意改過及提出對被害人的賠償計劃，希望能夠早日重返社會，盡快賺取金錢返還予被害人以彌補損害。（請參閱卷宗第46頁至第52頁）
9. 首先，上訴人並沒有對“相當巨額之詐騙罪”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而是接受有罪判決以執行刑罰反省過錯，足以顯示上訴人對其犯罪行為深感悔悟及決意接受教育改造符合法律制度的守法觀念。
10. 其次，上訴人服刑期間行為良好，積極上進，持續進修，在獄中與獄友互助互愛，足以顯示上訴人服從及配合刑罰的教育制度，能夠良好地融入集體生活及能夠遵守規則。
11. 在保留絕對的尊重前提下，雖然上訴人在獄中生活被牽涉到一宗獄警的“濫用職權罪”，但上訴人並沒有作出任何犯罪行為，更加沒有被判處刑罰，根據無罪推定原則，不應作出有罪的預先判斷，為此該部分不應作為是否給予假釋之考量因素。
12. 第三，針對賠償金MOP$250萬方面，被上訴裁判認為上訴人欠缺賠償的積極性，事實上上訴人在案件開立偵查之時，已經透過訴訟代理人積極與被害人聯繫，希望能夠儘量彌補被害人的損害，然而當時雙方未能成功達成還款協議。
13. 而上訴人亦於2020年9月17日被拘留後翌日就移送羈押，其後服刑至今，上訴人根本不可能聯絡到被害人作出賠償給付。
14. 上訴人並非有經濟能力而不主動賠償，而是希望透過自己的能力彌補自己犯下的過錯。
15. 雖然上訴人入獄前職位較高，但當時處於新冠疫情，酒店業生意低迷，上訴人的薪酬構成絕大部分取決於收益的分成，故在酒店業方面的收入不高及已用於家庭支出；而微風能發電生意當時仍處於投入資金研發產品技術階段，公司尚未進入正式營利，加上上訴人在服刑期間沒有工作收入，因此不能夠對被害人作出賠償給付。
16. 上訴人已獲原工作單位（B酒店董事長及C股東及執行董事）停薪留職及獲得新工作機會，亦有從事心理培訓行業的生意計劃，顯示上訴人對於出獄後的生活有周詳準備及具維生能力，不易受不法利益所引誘。
17. 雖然上訴人家庭經濟環境較佳，但上訴人入獄前的住所之所有權為女友所擁有，以及兩名女友與原配偶子女的扶養費用亦是由女友獨力承擔，甚至家庭的大部分開支，包括保姆及司機的薪酬亦是由女友支付。
18. 故此，上訴人計劃在出獄後透過就職及從商營利之收益，期望可在兩年內透過分期付款方式支付賠償金予被害人。
19. 上訴人亦計劃在出獄後與家人商量，如獲家人同意支援將可以把物業抵押取得貸款以借給上訴人支付賠償金予被害人。
20. 綜上，上訴人對於賠償已有周詳及可行的計劃以待實行，同時其已在獄中深刻反省過錯，改過自新，亦具有較好的工作能力及機遇，有足夠理由可以使人相信其出獄後將不再因一時貪念金錢引誘而作出犯罪，因此，上訴人亦已符合了實質要件中特別預防的要求。
21. 一般預防方面，被上訴裁判指出，基於上訴人干犯“相當巨額之詐騙罪”犯罪故意程度高及本澳社會獨犯此等罪行的情況較為普遍，且被害人未獲損害賠償，倘釋放上訴人會釋放出錯誤信號使不法份子認為犯罪代價不高而增強犯罪可能性。（請參閱被上訴裁判第4頁至第5頁）
22. 然而，上訴人僅為初犯，且只因一時貪念而犯案，上訴人被判處3年9個月的實際徒刑後亦沒有上訴，足見其認識到行為的錯誤及決意承擔行為所引致的後果。
23. 上訴人在服刑期間一直表現良好， 無不良記錄，相信其從事件中吸取到沈重的教訓，已充分實現了刑罰的目的，重塑了其人格及價值觀，上訴人亦在服刑過程中明白到自由的寶貴是不能夠用金錢來衡量，執行刑罰已充分達到阻嚇犯罪的目的。
24. 上訴人家庭關係良好，與女友穩定交往並共同育有一名8歲的自閉症女兒，對於上訴人來說，其已失去太多陪伴女兒的機會，作為父親已缺席了女兒成長過程中太多的重要時刻，對此上訴人深感後悔及內疚。
25. 上訴人申請假釋的目的，既希望能夠儘早出獄賺錢可以賠償予被害人，以完結法律責任，使自己良心較為好受。同時也希望能夠儘快參與陪伴患有自閉症的女兒成長，彌補過去缺失父愛的影響，也可運用其心理學知識去幫助更多有心理困擾的人士，希望能為社會帶來正面影響。
26. 考慮到上訴人服刑的時間及被判處賠償金判決所具有的執行力，相信對於社會公眾亦具有透過實施刑罰達到阻嚇犯罪的效果，因此已符合了實質要件中一般預防的要求。
27. 綜上所述，上訴人已符合《刑法典》第56條假釋之全部要件，在保留尊重的前提下，被上訴批示存在違反法律之瑕疵，為此懇請廢止有關判決，改為批准給予假釋。
綜上所述，和依賴 法官閣下之高見，應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廢止被上訴的批示，並給予上訴人假釋機會。
檢察院對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作出答覆：
1. 本案涉及澳門居民A，於2021年9月17日，在初審法院第CR4-21-0077-PCC號卷宗，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及同一法典第196條第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被判處3年9個月實際徒刑，同時，須向被害人D支付澳門幣貳佰伍拾萬元（MOP$2,500,000），另加自判決作出之日起計至完全付清的法定利息。
2. 有關刑期終止於2023年8月11日，至2022年9月11日，A服滿法定申請假釋所取決的刑期。
3. 2023年1月13日，澳門監獄就A的假釋製作了報告，表示不同意A的假釋。
4. 檢察院建議否決服刑人A假釋。
5. 同年3月17日，刑事起訴法庭法官考慮到A“以往生活狀況、犯罪情節、行為不法性的嚴重程度，認為尚需時間再予以觀察，方能確信倘釋放被判刑人，能抵禦犯罪所帶來的金錢收益的誘惑，並以對社會負責任的方式生活”，在一般預防方面，刑事起訴法庭法官認為A所觸犯的相當巨額詐騙罪有預先計劃，不法程度及故意程度極高，未見有其他特殊情節足以降一般預防的要求，涉及金額超過二百五十萬元，受損受的法益至今仍未獲完全彌補，倘現時提前釋放服刑人，極有可能對潛在的不法份子釋出錯誤訊息，使彼等錯誤以為犯罪代價並不高，如此將不利於社會安寧，因此必須繼續執行刑罰，方能達震懾犯罪及防衛社會之效，否決了服刑人的假釋請求。
6. 上訴人(亦即服刑人)不服原審法院的決定，聲稱其已符合《刑法典》第56條所規定的形式及實質前提，請求廢止有關批示，給予上訴人假釋。
7. 上訴人在上訴詞中指稱上訴人已透過訴訟代理人積極與被害人聯繫，但雙方未能達成共識，並指稱其仍未支付賠償金是因為希望透過自己的能力彌補自己犯下的過錯，原審法院不應因此就認為上訴人沒有真誠悔悟。再者，上訴人不認同原審法院法官對其不符合假釋實質要件的認定，指稱已為其所犯的罪行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藉此已向社會展示了犯罪受罰的結果，並有效達至阻嚇犯罪的一般預防效果，且上訴人在服刑期間一直表現積極正面，可見其人格已出現明顯轉變，應給予其改過自新的機會，其十分渴望早日回家陪伴患有自閉症的女兒成長，以及重返社會，盡早向被害人償還款項，提前釋放不會對社會安寧造成威脅，亦不會使大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之效力所持的期望，其已符合了《刑法典》第56條第1款規定的假釋前提要件，要求廢止有關批示，給予上訴人假釋。
8. 我們完全認同原審法院的立場。
9. 本案中，在特別預防方面，原審法院認為上訴人沒有任何突出表現致使法庭相信其已真誠悔悟，同時，上訴人的犯罪過程顯示具故意程度非常高，惡性大，再者，就本案判處之賠償，至今上訴人未曾支付分毫，故懷疑其悔悟的真誠度，認為尚需更多時間的觀察，同時由於上訴人的犯罪行為對本澳社會治安帶來的負面影響，認為未能符合《刑法典》第56條第1款b項的要求，否決其假釋。
10. 卷宗資料顯示，上訴人經濟狀況良好，訴訟費已付清，但就被害人澳門幣貳佰伍拾萬元（MOP$2,500,000）的賠償金，除初級法院依據裁判決定將上訴人被扣押的金錢支付了部份賠償金外，未見上訴人支付任何賠償金，亦未見其有任何表示，包括主動提出以現金分享支付部分賠償金的意願，可見其在彌補被害人方面的積極性仍有待改善，仍需更多時間的觀察。另一方面，上訴人在獄中尚涉及一名獄警濫用職權罪的事實，其獄中表現令人擔憂。
11. 上訴人認為其已受到法律制裁，其從刑罰中已汲取教訓，出獄後將循規蹈矩地生活。
12. 我們認為即使被判刑，還需衡量刑罰對犯罪行為人的懲治是否已足夠抵銷行為人的犯罪行為對法制秩序造成的衝擊，更建大眾對法治的信心。
13. 事實上，上訴人為取得不法利益，向被害人訛稱認識法律界人士，可令其丈夫在所涉及的刑事案件中能獲得較輕的判決，使被害人因此損失澳門幣貳佰伍拾萬元（MOP$2,500,000）作為處理上述事宜的費用，顯示上訴人主觀犯罪故意程度高，不法性嚴重，該等行為雖已在案件判刑時被考慮，但亦是法定衡量其人格的基礎因素，從其以往的行為，結合上訴人至今仍未主動作出任何賠償，顯示其仍未反省自己因貪婪而對他人造成的財產損失，承擔因此行為造成的刑事及民事責任，我們很難確信其已真誠悔悟，不再犯罪。
14. 考慮到該類犯罪的嚴重性，對澳門司法機關的形象帶來極負面的影響，如提前釋放上訴人，有損社會大眾對於本澳刑法制度的信心，不利於社會安寧，因此必須繼續執行刑罰，方能達震懾犯罪及防衛社會之效。
15. 故此，我們認為，上訴人的所有理由均不成立，上訴應予駁回，現階段仍不應給予上訴人假釋。
綜上所述，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予成立，應維持原審法院刑事起訴法庭的決定，否決上訴人的是次假釋請求。
在本上訴審程序中，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提交了法律意見1。
一、事實方面
本院認為，案中的資料顯示，下列事實可資審理本上訴提供事實依據：
- 上訴人A於2021年9月17日在初級法院第四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CR4-21-0077-PCC號卷宗內，因以直接正犯和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結合第4款a)項及同法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被判處3年9個月實際徒刑，另判處被判刑人須向被害人支付澳門幣二百五十萬元之賠償，另加自該案判決起計至付清的法定延遲利息。
-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上訴人將於2024年6月17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23年3月17日服滿了2/3刑期。
- 監獄方面於2023年1月19日向刑事起訴法庭提交了假釋案的報告書（其內容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 上訴人A同意假釋。
- 刑事起訴法庭於2023年3月17日的批示，否決了對A的假釋。
二、法律方面
上訴人認為已經符合假釋的條件，否決假釋的決定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的規定。
《刑法典》第56條規定：
“一.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時，如符合下列要件，法院須給予被判徒刑者假釋：
a) 經考慮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期待被判刑者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有依據者；及
b) 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二.假釋之期間相等於徒刑之剩餘未服時間，但絕對不得超逾五年。
三.實行假釋須經被判刑者同意。”
從這個規定看，是否批准假釋，除了要符合形式上的條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以外，集中在要符合特別及一般犯罪預防的綜合要求的實質條件上。
在特別的預防方面，要求法院綜合罪犯在服刑過程中的表現，包括個人人格的重新塑造，服刑中所表現出來的良好的行為等因素而歸納出罪犯能夠重返社會、不會再次犯罪的結論。
而在一般預防方面，則是集中在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要求上，即是，綜合所有的因素可以讓我們得出罪犯一旦提前出獄不會給社會帶來心理上的衝擊，正如Figueiredo Dias教授的觀點，“即使是在對被判刑者能否重新納入社會有了初步的肯定判斷的情況下，也應對被判刑者的提前釋放對社會安定帶來嚴重影響並損害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的可能性加以衡量和考慮，從而決定是否應該給予假釋”；以及所提出的，“可以說釋放被判刑者是否對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方面造成影響是決定是否給予假釋所要考慮的最後因素，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對假釋提出的一個前提要求。”2
那麼，我們看看上訴人是否符合假釋的條件。
在獄中，上訴人空閒時會做運動及閱讀書籍，還會參加社會重返計劃、英文硬筆書法比賽等活動。服刑期間已完成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的兩個網上遙距課程，科目為輔導與心理治療及社會心理學導論。另外，亦現正輪候獄中課室、運動室和興趣班助理的職訓。上訴人在獄中沒有違規行為，被列為“信任類”，其行為總評價為“良”。 雖然獄方的社工對上訴人的假釋申請提出肯定的意見，但是獄方的監獄長對上訴人的假釋申請提出否定意見，這說明，上訴人在服刑期間的表現並未顯示出他在人格方面的演變得到監獄各方面的積極肯定，但就這一點已經不足以認為上訴人在犯罪的特別預防方面可以得出對他的提前釋放有利的結論。
即使不考慮這些，正如我們一直認為的，囚犯的犯罪後的表現，尤其是在服刑期間在主觀意識方面的演變情況顯示出有利的徵兆，亦不是當然地等同於假釋出獄後不會對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造成危害。這不單取決於其本人的主觀因素，而更重要的是考慮這類罪犯的假釋所引起的消極社會效果，假釋決定使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以及對社會秩序產生一種衝擊等負面因素。
誠然，我們一直強調，必須在犯罪預防的兩個方面取得一個平衡點，一方面，假釋並不是刑罰的終結，它的最有效作用是在罪犯完全被釋放之前的一個過渡期讓罪犯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而完全的融入這個再次生活的社會。另一方面，法院不能過於要求一般預防的作用而忽視了特別預防的作用以至於人們產生某些罪行難以假釋的錯誤印象。而在本案中，上訴人雖為澳門居民，但其並非初犯，所涉及的非法錢額達到相當巨大，從其犯罪的嚴重性以及其行為的“反社會”性來看，對此類行為在足以使公眾的心理承受能力能夠接受對此類犯罪之前，上訴人在兩年多的獄中服刑期間，囚犯沒有更出色的表現以消磨其行為給這個社區的人們所帶來的心理陰影，尤其是對受害人所帶來的影響，提前釋放確實是對社會、法律秩序帶來另外一次嚴重的衝擊，單就犯罪的一般預防的因素，就已經決定了上訴人還不具備所有的假釋條件，法院還不能作出假釋的決定，其上訴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訴的決定應該予以維持。
三、決定
綜上所述，本合議庭決定判處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不成立，予以駁回。
上訴人需支付本案訴訟費用，並且支付5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確定上訴人的委任辯護人的費用為1500澳門元，由上訴人支付。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3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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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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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廣勝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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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第二助審法官)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Entendemos que não deve ser reconhecida razão ao recorrente A, por não estarem preenchidos, na íntegra, os pressupostos d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força do art.º 56 n.º 1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depende da coexistência do pressuposto formal e do pressuposto material.
É considerado como pressuposto formal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e o condenado tenha já cumprido dois terços da pena de prisão e no mínimo seis meses. Já o pressuposto material abarca a ponderação global da situação do condenado à vista da necessidade da prevenção geral e prevenção especial, sendo a pena de prisão objecto de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ando resultar um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ao condenado em termos da aceitável reintegração do agente na sociedade e da defesa da ordem jurídica e da paz social.
Consta a fls. 154 das anotações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dos Drs. Manuel Leal-Henrique e Manuel Simas Santos o seguinte:
“Nas sessões de trabalho entre os representantes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e do Executivo discutiu-se amplamente a temática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tendo os deputados chamado à atenção para a necessidade de se imprimir maio rigor na aplicação do instituto.”, citando o respectivo registo do relatório das Sessões, “Ainda sobre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foram apresentadas desconcordâncias quanto ao estipulado no ..., e no nº, 4, que consagra a concessão ope Legis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na situação aqui regulada. (in Relatório das Sessões)”.
Neste sentido, 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nunca é feita pela lei com carácter automático, ou seja, não é obrigatório aplicá-la mesmo estando preenchido o pressuposto formal, tendo de mostrar-se satisfeito o pressuposto material.
É evidente, em consonância com o vigente C.P.M., ser a última ponderação a influência à ordem jurídica e tranquilidade social trazida pela decisão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antecipada do condenado.
Analisados os autos, foi o recorrente condenado na pena de prisão de 3 anos e 9 meses, pela prática de 1 crime de burla com valor elevado, e apesar do comportamento adequado durante o período do cumprimento da pena de prisão, ou seja, do “bom” comportamento prisional”, o recorrente não cumpriu na íntegra a decisão judicial que lhe condenou, nomeadamente a parte relativa ao pagamento de indemnização MOP2,500,000 à ofendida.
Mesmo que seja especulativo de aferir a intenção da reintegração social do recorrente, bem como a verificação do seu comportamento adequado durante o período do cumprimento da pena de prisão, ou seja, do “bom comportamento prisional”, entendemos que não são preenchidos completamente os pressupostos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não conseguirmos chegar, nem conseguiu o Sr. Director do E.P.M. (fls. 7), a uma conclusão favorável ao recorrente, confiando que este, uma vez em liberdade, conduzirá a sua vida de modo socialmente responsável sem cometer crimes.
Em referência à natureza e à consequência jurídica de crime de burla, são evidentes a gravidade dos crimes, o prejuízo para a ordem da economia e a perturbação da tranquilidade social, tudo consequência dos actos ilícitos praticados pelo recorrente.
Sendo relevante a exigência de prevenção geral dessa criminalidade que se constituem como riscos sérios para a economia e a paz social.
In casu, tendo em consideração a realidade social de Macau e a rigorosa exigência da prevenção geral quanto aos tipos de crimes praticados pelo recorrente, bem como a influência negativa que a liberdade antecipada do recorrente virá trazer para a comunidade, nomeadamente, o prejuízo da expectativa da eficiência das leis, temos de afirmar que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seria, muito provavelmente, incompatível com a ordem jurídica e a paz social,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º 56 n.º 1 do C.P.M..
Pelo exposto, não conseguimos chegar a uma conclusão favorável ao recorrente para lhe conceder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não vermos que as condições em que o recorrente se encontra encontrem eco no disposto do art.º 56 n.º 1 do C.P.M..
Concluindo, entendemos que deve ser rejeitado o recurso interposto por manifestamente improcedente.
2 In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Ao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1993, pp. 53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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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374/2023 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