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案第745/2022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控告並提請以普通訴訟程序審理嫌犯B作為直接正犯及以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142條第3款結合第138條d項以及《道路交通法》第37條第1款及第93條第1款和第94條第1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過失嚴重傷害身體完整性罪。
受害人A（由父母代表）以民事原告身份提出民事損害賠償請求及兩次擴大民事損害賠償請求（分別見卷宗第141頁至169頁、第295至303頁、第469至482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全部轉錄），要求判處第一民事被告B及第二民事被告C股份有限公司以連帶責任方式支付：
- 醫療費用損失：澳門幣14,718,00元；
- 截止提交最後一份民事損害賠償請求狀，已經花費的私人補習費用損失：澳門幣21,000元；
- 未來八學年私人補習費用之費用：澳門幣201,600元，該補習費用以每月澳門幣2,100元計算，應按照每年通貨膨脹率進行調整；
- 現時及將來的精神損害賠償（不包括傷殘損害）澳門幣5,000,000元；
- 傷殘損害賠償：澳門幣4,536,000元；
- 將來工作收入損失：澳門幣2,835,000元；
- 將來的之損害賠償，特別是醫療費用，在執行判決時結算。
支付損害賠償澳門幣264,718元及本案的全部訴訟費用，當中包括：
1) 澳門幣14,718元的財產性賠償；
2) 澳門幣250,000元的非財產性精神賠償；
3) 之後的醫療費用、藥物費用及所損失的工資，金額待執行時結算；
4) 保留在訴訟的後續階段向民事被告追討因工作能力受損而引致的損害賠償。
以及上述首六項請求金額加上自傳喚日起至完全支付為止時，按法定利率的利息。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合議庭在第CR3-17-0352-PCC號案件中，經過庭審，最後作出了以下的判決：
- 判處第二民事被告C股份有限公司須向民事原告A支付澳門幣602,714.25元的損害賠償金，以及根據終審法院2011年3月2日第69/2010號上訴案的統一司法見解裁判所定的法定利息；
- 判處第二民事被告C股份有限公司須向民事原告A支付因本案交通事故而將來可能花費的醫療、藥品及交通費用的損失的損害賠償，具體金額留待執行時結算（因按上述所訂定的過錯責任比例承擔），但具體所結算的金額不應超越第二民事被告在本案中承擔有關責任限額的上限，餘額（按上述過錯責任比例計）將中第一民事被告B承擔。
上訴人A不服判決，向本院提起了上訴。1
駐本院助理檢察長基於上訴僅涉及民事請求的情事而認為無正當性發表意見。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案件經庭審辯論後查明以下已證事實：
1. 2016年4月30日下午約2時19分，嫌犯B駕駛編號 MR-XX-XX輕型汽車載著其母親E沿勞動節街左車道行駛 (方向從黑沙環新街往黑沙環中街)。
2. 與此同時，D駕駛編號為MM-XX-XX輕型汽車沿勞動節街同一方向的右車道行駛。
3. 當嫌犯駛至與勞動節大馬路交匯處前的一組交通燈，正值管制 車輛的交通燈為綠燈，於是嫌犯按原車速前行，準備通過該人行橫道，期間沒有因應前方設有人行橫道的特殊情況而減慢車速。
4. 其時，A(未成年被害人)從右往左以跑步的方式通過該 人行橫道。被害人跑過馬路的位置在嫌犯視線範圍內，當時管制行人一方的交通燈正亮著紅色燈號。
5. 在右車道駛至的D見狀立即減慢其駕駛汽車車速，讓被害人安全通過人行橫道。
6. 嫌犯則駕車撞倒被害人。
7. 事故現場沒有發現煞車留下的輪胎痕跡。
8. 嫌犯的行為直接及必然地導致被害人左側顳骨骨折併左側顳部硬膜下出血及蛛網膜下腔出血，共需1個月康復，傷勢詳見卷宗第60頁的臨床法醫學鑑定書（其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對被害人身體造成嚴重傷害。
9. 案發時為陰天，路面乾爽，交通密度正常。
10. 儘管當時管制駕駛者的交通燈號為綠色，嫌犯沒有在通過交通燈前的人行橫道時減慢車速，違反謹慎駕駛義務而導致是次交通事故的發生。
11. 嫌犯有意識的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並知悉其行為是法律禁止和處罰。
民事起訴狀（包括擴大民事損害賠償請求）（除證明了起訴狀與上述已證事實相同的事實外，尚證實以下事實）：
- 涉案交匯處接近受交通燈管制的上述人行橫道及中葡職業技術學校（相應於上述已證事實第3點）
- 在案發前，涉案車輛在有關車行道行駛期間，車廂內的乘客（應為嫌犯的母親）正在說話，嫌犯間中作簡短回應。
- 嫌犯駕駛涉案車輛時不夠謹慎注意，沒有因應前方設有人行橫道的情況而減慢車速，而是按原車速前行，在發生碰撞前，未及作出轉向閃避（相應於上述已證事實第3點及第6點）。
- 被害人因為是次交通意外之發生而花費之醫療費、藥物費、診費、影像檢查費，合共為澳門幣10,857元。
- 被害人需於仁伯爵綜合醫院住院18天，其因骨折而受到疼痛。被害人多次嘔吐。
- 被害人持續服用藥物及接受多種治療，令其精神不振、痛苦。
- 在住院期間，被害人接受了數次有害身心的檢查，被害人當時只有八歲。
- 被害人在住院期間，有頭暈、頭痛、失眠及惡夢，其感到痛苦、憂慮及悲傷。
- 出院後，被害人仍需在家休養，共14天。
- 被害人左耳有疼痛，失眠及惡夢，每天只能睡三、四小時。
- 睡覺時亦常常哭。
- 被害人母親多次需晚上對被害人作出安撫。因意外影響被害人及其母親休息。
- 被害人兩個月不能上學。
- 被害人因不能與同學相處及玩耍感到悲傷、痛苦。
- 及後，2016年6月1日，被害人獲准可以上學，但首兩個月不能作體能運動。
- 意外令被害人被限制不能與朋友一同參加娛樂活動。
- 被害人至2017年7月31日仍失眠多夢，每天只能睡三、四小時。
- 被害人需接受仁伯爵綜合醫院常規治療。
- 被害人服用的長期性藥物產生副作用，使被害人憂慮，難以入眠。
- 自從2018年5月，被害人發生健忘現象，忘記日常發生的事情。
- 被害人感到挫折。
- 被害人智力下降，情緒不穩定，具攻擊性。
- 被害人成績下降及遠離其同學，變得很少朋友，失去社交能力。
- 被害人暫時絕對無能力(康復治療期)被評定為30日。
- 被害人因交通意外導致其人格改變，長期部分絕對無能力（傷殘率）被評定為35%。
- 交通意外令被害人遭受痛苦、焦慮和悲傷。令其失眠、惡夢、焦慮、抑鬱、易怒、冒犯好斗、情緒不穩定。
- 嫌犯駕駛之MR-XX-XX號輕型汽車已向民事損害賠償被請求人購買了民事責任保險，保單編號為CIM/MTV/2015/015723/E0/R1 R號，保險公司承保的每起交通意外最高賠償保額為澳門幣1,500,000元。
另外證明以下事實：
- 嫌犯為XXX酒店員工，每月收入為澳門幣15,000元。
- 嫌犯未婚，無需供養任何人。
- 嫌犯學歷為大學畢業。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未獲證明的事實：
- 尚沒有其他載於控訴書的重要事實有待證實。
- 然而，尚有以下其他載於民事起訴狀而與上述已證事實不符的重要事實未獲證實，具體如下（載於民事起訴狀及民事答辯狀內的其餘事實則屬對本案不重要、僅屬爭執，僅屬對證據的分析判斷又或僅屬法律性分析及結論性事實）：
案發地點附近有豎立附近有學校的標識。
嫌犯因與車廂內的乘客聊天而在駕車時候分心。
- 被害人發燒、感冒、上呼吸道感染、鼻炎的醫療費用為本案交通意外直接必然造成的損害。
- 被害人服用田七、黨參、北芪、杞子、淮山、丹參、玉竹、元肉、響螺頭等藥材之花費為交通意外直接必然造成的損害。
- 被害人多次流鼻血為本案交通意外直接必然造成的傷害。
- 交通意外直接必然導致被害人需參加個人課程輔導，並且因此遭受合共澳門幣21,000元課程費用之損失。
三、法律部份
上訴人僅不同意原審法院所確定的民事原告需要對交通意外承擔75%的過錯責任的決定，首先，雖然《民法典》第481條作出了不滿7歲的未成年人為完全無責任人，但是對於剛滿8歲的上訴人來說，也屬於一個心智無能力者，而基於其對事物的認識程度以及對危險的意識能力，基本上等同不滿7歲的兒童，至少應該在與成年人比較來說，不應該被賦予與成年人一樣多的謹慎義務，何況在本案中，嫌犯的行為觸犯了五項道路規則，而未成年而同僅為一項，如果要確定未成年人的上訴人的過失責任的話，最多也只能確定在10%左右，最多不超過30%的過錯責任。
我們看看。
我們知道，確定駕駛人的行為是否對意外的發生存在過錯的問題，同樣必須考慮具體的事實情節，從其行為所遵守法律要求的謹慎義務的遵守情況而定。如果肇事雙方都存在違反法律要求的謹慎義務的情況，就存在應該考慮的過錯的競合的問題。
基於作為受害人的上訴人提出交通意外的過錯由行為人全部承擔的上訴主張，現在需要解決的上訴問題就是這個過錯是否也與肇事駕駛員的行為存在過錯的競合問題。
關於過錯的問題，我們在考慮民事請求方面的要素時，並不是適用《刑法典》第 14條作出的關於過失的規定，2 而是《民法典》第480條的規定：
“第480條 （過錯）
一、侵害人之過錯由受害人證明，但屬法律推定有過錯之情況除外。
二、在無其他法定標準之情況下，過錯須按每一具體情況以對善良家父之注意要求予以認定。”
雖然，民事法律沒有像《刑法典》那樣詳細規定過失的概念和形態，但是在理論上和司法實踐上不乏闡述者。其實，也普遍接受像刑法典第14條規定那樣的過錯形態。
ANTUNES VARELA教授曾就過錯的兩種類型，即有意識過失和無意識過失作過以下闡述：“在過失範疇首先包括那些(被排除在故意的概念之外的)行為人預料到不法事實有可能發生，但是由於大意、考慮不周、粗心大意或漫不經心而相信其不會發生，正因這樣才沒有採取必要的避免措施的情況。除了這些情況外，在現實生活中還有無數的情況是行為人因為缺乏預見能力、不小心、無經驗或無能力而無法想像到事實發生的可能性。倘若他採取應有的謹慎，則可以也應當預見並避免其發生。 …… 這種情況被稱為無意識的過失。” 3
然而，無論是哪一種過失，它所強調的都是行為人具有必須遵守一項謹慎的義務(不輕率或草率地相信事實不會發生的義務，或預料到並採取必要措施避免其發生的義務)，並且顯示其欠缺遵守該義務。4
那麼，我們看看澳門《道路交通法》的規定的駕駛員的謹慎義務的情況。
我們知道，車輛本身，作為一個對行人構成一種“固有”的危險的交通工具，它的駕駛者在公共道路上行駛時必須懷有時刻警惕之心，以避免對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傷害的發生。
《道路交通法》第31條規定了一般車速限制的規則：
“一、車輛必須遵守補充法規訂定的一般最高車速限制，但亦須遵守因應交通狀況而以適當信號另訂的最高或最低車速限制。
二、駕駛員超過上款所指最高車速限制，視為超速。”
而第32條規定了車輛需要減速的情況：
“一、儘管訂有最高車速限制，駕駛員接近下列地點時尤應減慢車速：
（一）車行道上標明供行人橫過的通道；
（二）以適當信號標明的學校、醫院、托兒所及類似場所；
（三）狹窄道路或路緣為建築物的道路；
（四）人群聚集處；
（五）彎角、十字形交叉路口、T字形交叉路口、圓形地、駝峰路及其他能見度不足的地點；
（六）坡度大的下坡路段；
（七）以危險信號標明的地點。
二、違反上款規定者，如其他法律規定無訂定較重處罰，則科處罰款澳門幣900元。”
第37條則規定了駕駛員遇行人時的處理方法：
“一、接近有信號標明的人行橫道時，如該人行橫道由交通燈或執法人員指揮車輛通行或人、車通行，駕駛員即使獲准前進，亦應讓已開始橫過車行道的行人通過。
二、接近有信號標明的人行橫道時，如該人行橫道非由交通燈或執法人員指揮車輛通行，駕駛員應減速或於必要時停車，以便讓正在橫過車行道的行人通過。
三、駕駛員轉向時應減速或於必要時應停車，以便讓正在其擬駛入的道路路口處橫過車行道的行人通過，即使該處無人行橫道亦然。”
首先，我們要留意的是第32條第一款第（二）向所規定的，要知道為什麼法律有此規定，正是因為那些場所會突然出現一些非理性的道路使用者，尤其是突然出現兒童。5
其次，我們也要特別留意的是這第37條第一款的規定，即使交通燈的信號屬於車輛可以通行，“亦應讓已開始橫過車行道的行人通過”。
而本案所發生的情況正是這一種。那麼，我們來看看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
- 2016年4月30日下午約2時19分，嫌犯B駕駛編號 MR-XX-XX輕型汽車載著其母親E沿勞動節街左車道行駛 (方向從黑沙環新街往黑沙環中街)。
- 與此同時，D駕駛編號為MM-XX-XX輕型汽車沿勞動節街同一方向的右車道行駛。
- 當嫌犯駛至與勞動節大馬路交匯處前的一組交通燈，正值管制 車輛的交通燈為綠燈，於是嫌犯按原車速前行，準備通過該人行橫道，期間沒有因應前方設有人行橫道的特殊情況而減慢車速。
- 其時，A(未成年被害人)從右往左以跑步的方式通過該 人行橫道。被害人跑過馬路的位置在嫌犯視線範圍內，當時管制行人一方的交通燈正亮著紅色燈號。
- 在右車道駛至的D見狀立即減慢其駕駛汽車車速，讓被害人安全通過人行橫道。
- 嫌犯則駕車撞倒被害人。
- 事故現場沒有發現煞車留下的輪胎痕跡。
- 涉案交匯處接近受交通燈管制的上述人行橫道及中葡職業技術學校（相應於上述已證事實第3點）
- 在案發前，涉案車輛在有關車行道行駛期間，車廂內的乘客（應為嫌犯的母親）正在說話，嫌犯間中作簡短回應。
- 嫌犯駕駛涉案車輛時不夠謹慎注意，沒有因應前方設有人行橫道的情況而減慢車速，而是按原車速前行，在發生碰撞前，未及作出轉向閃避（相應於上述已證事實第3點及第6點）。
先不說車輛肇事者所遇見的是兒童行人，但就從已證事實所顯示的“兒童在嫌犯的視線範圍之內”、“其右邊的車輛已經停車讓行人通過”的事實就足以得出駕駛者必須依照《道路交通法第37條》第1款的規定，讓行人通過的情況的結論。
當這種情況出現時，駕駛者必須停車讓行人通過，但是，第一民事被告並沒有這樣做，而是“在行駛期間，車廂內的乘客正在說話，嫌犯間中作簡短回應“沒有減慢車速，而是按原車速前行”，首先構成了“應該注意而沒有予以注意”的過失形態（雖然原審法院認定嫌犯“駕車時候分心”為未證事實，但是這明顯是一個結論性事實，也不妨礙得出這個其存在過失的結論）。那麼，駕駛者就應該對交通意外的發生承擔主要的民事責任。
至於受害人是否對交通意外存在過錯責任的問題，應該以《民法典》第480條所規定的“良家父”的標準。那麼，一方面，基於上述出現車輛駕駛者必須讓先的義務的情況，另一方面，雖然基於受害兒童不應該因違反交通規則而受到懲罰（《刑法典》第18條），但是基於兒童已經超過8歲年齡，不屬於《民法典》第481條所規定的完全無民事責任之人，原審法院基於受傷兒童在交通意外發生之時以跑步的方式衝紅燈應該歸咎於部分民事責任的結論沒有錯誤，但是，面對一個心智尚未成熟基本與完全無責任的兒童沒有多少區別的一個未成年人，對其的行為歸咎以75%的民事責任的決定明顯不合適，應該予以糾正。而上訴人所提出的其本人承擔10%的民事責任的主張應該予以支持，並因此，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成立，並作出由第一民事被告承擔90%的民事責任的改判（當然這個責任並不妨礙基於保險合同的條款轉移至第二民事被告以及以不超過合同責任限額為限）。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成立，作出符合上述決定的改判。
本案的民事部分的兩審級的訴訟費用均由民事原告和被告按落敗比例分別承擔。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3年5月25日
____________________
蔡武彬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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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廣勝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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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第二助審法官)
（本人並不同意上述合議庭裁決，認為根據原審判決所表述理據，維持原審判決關於雙方過錯比例的裁決。）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A. Entendeu o douto tribunal a quo que o ora Recorrente teve um grau de culpabilidade de 75% a causação do acidnete, tendo a ora Primeira Recorrida apenas um grau de 25% de culpabilidade, tendo o referido tribunal,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 artigo 564º do Código Civil reduzido a indemnização devida pelas ora Recorridas em 75%.
B. Com o devido respeito por opinião diversa, a repartição das culpas ordenadas pelo tribunal a quo representa um grave erro na análise jurídica e julgamento d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C. Como menciona Brandão Proença “a《natureza》desses lesados, dada a ausência da chamada capacidade de《segurança passiva》potência a verificação de danos em relação a eles. A sua fragilidade maxime a sua inserção num tráfico rodoviário complexo) reclama nitidamente do sistema e da política jurídica uma maior protecção, fazendo0se suportar, em regras, pelo lesante (normalmente, com seguro de responsabilidade) essa exposição inconsciente ao perigo”.
D. O nº 2 do artigo 481º do Código Civil estabelece uma presunção do que são inimputáveis os menores de 7 anos, isto é, os menores de 7 anos são insusceptíveis de culpa, por o ordenamento jurídico entender que não têm capacidade cognitiva para uma correcta avaliação da sua conduta, dos riscos que os mesmos acarretam, e, muito menos, dos padrões sociais; mas o facto de um menor ter atingido os 7 anos de idade não levam, de per se, que os mesmos tenham passado a dispor das capacidades cognitivas para uma correcta avaliação da sua conduta, dos riscos que os mesmos acarretam, e dos padroões sociais que devem cumprir, devendo ser objecto de um juízo casuístico ou, quando tal não seja possível, de acordo com a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comum.
E. À data dos factos o ora Recorrente tinha completado 8 anos de idade algumas semanas antes, devendo ser ponderado ser um menor de 7 anos é insusceptível de culpa, é inimputável, qual o grau de censura que se pode fazer a uma criança de 8 anos idade?
F. Uma criança de oito anos de idade não tem uma capacidade mental, cognitiva e emocional muito maior que uma de seis ou sete anos de idade, sendo este facto de conhecimento público e notório, sendo uma daquelas verdades palacianas, e que resultam de observações efectuadas por homens médios desde do aparecimento do homo sapiens no planeta.
G. É por este motivo que o legislador, bem sabendo da impulsividade, falta de capacidade de análise ponderada de riscos que as crianças, mesmo após os 7 anos de idade, impõem aos condutores um dever especial de moderar a velocidade de circulação e de aumentar a atenção quando circulam ao pé de escolas e parques infantis, tal como era o caso.
H. Atendendo aos circunstancialismos do caso sub judice, não se pode aceitar o grau de culpabilidade fixado pelo douto tribunal a quo.
I. O ordenamento jurídico espera, regra geral, uma conduta mais conscienciosa e cuidadosa de parte dos adultos; em especial quando os mesmos estão a conduzir veículos motorizados que representam sempre e em qualquer caso uma situação de perigo para os demais cidadãos.
J. Enquanto a conduta da condutora encontra-se em violação de pelo menos cinco regras rodoviárias (todas mais gravemente sancionadas pela lei que a do ora Recorrente) a conduta do menor encontra-se apenas em violação de uma regra rodoviária.
K. Mais, de um lado temos uma adulta devidamente habilitada para conduzir na RAEM e, como tal, com pleno conhecimento das obrigações que sobre si incidem na qualidade de condutora e dos riscos que tal actividade acarreta; do outro um lesado que tinha apenas oito anos de idade, sem conhecimento das regras de trânsito, com uma capacidade de avaliação de risco é, como é de todas os indivíduos menores de 18 anos de idade, reduzida e a quem não é exigido nem pela sociedade nem pelo ordenamento jurídico uma conduta de acordo com um homem médio.
L. Acresce que o grau de culpa fixado pelo douto tribunal a quo para a situação sub judice colide frontalmente com as próprias decisões dos tribunais da RAEM para situações em que pessoas adultas tiveram comportamentos iguais ou bem mais gravosos e censuráveis que o ora Recorrente.
M. Em inúmeros casos já decididos pelos tribunais da RAEM em que pessoas já adultas adoptaram condutas iguais ou piores que a conduta do ora Recorrente e os tribunais enenderam que a censura jurídica das suas condutas eram iguais ou inferiores à do ora Recorrente.
N. O ordenamento jurídico não exige o mesmo nível do conduta para crianças e adultos, não podendo ser idêntica a censura ético-jurídica para uma mesma conduta quando praticado por um adulto e por uma criança, sendo obvio que a censura ético-jurídica da criança tem de ser bastante inferior, por ser bastante inferior o nível de exigência que o ordenamento jurídico impõe à conduta das crianças.
O. A ter imputando ao ora Recorrente 75% do grau de culpa na causação do acidente o douto tribunal a quo incorreu em grave erro de aplicação de direito e de violação dos princípios basilares do direito, violando o disposto no artigo 564º do Código Civil, devendo a sentença ser parcialmente revogada e substituída por outra que fixe o referido grau de culpa do ora Recorrente em 10% ou, caso assim não se entenda, em não mais do que 30%, imputando-se a restante culpa à conduta da Primeira Demandada, ora Recorrida, com a consequente alteração dos montantes a serem pagos a título de indemnização pelas ora Recorridas.
Nestes termos, e nos mais em Direito permitidos que V. Exas. mui doutamente suprirão, deve, pelas apontadas razões, ser julgado procedente o presente recurso, revogando-se a sentença recorrida e substituindo-a por outra nos termos identificados supra.
2 《刑法典》第十四條 (過失)
“行為人屬下列情況，且按情節行為時必須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為過失：
a) 明知有可能發生符合一罪狀之事實，但行為時並不接受該事實之發生；或
b) 完全未預見符合一罪狀之事實發生之可能性。”
3 參見教授所著：《Das Obrigações em Geral》，科英布拉，Almedina 出版，第一卷，第十版，2003年重印，第573頁。
4 “但它所引發的主要問題是，究竟界定謹慎的標準是什麽，以及這一義務的真正內容或實質是什麼。首先，是要知道應以怎樣的標準來評判侵害人的行為，換言之，就是要以什麼準則來衡量侵害人可期待的謹慎程度：是行為人在平常作為時所表現出來的通常的謹慎能力(diliegentia quam suis rebus adhibere solet)，還是一個正常的、中等敏銳的、審慎的、細心及小心的人的謹慎？前者是以侵害人本人真正的行為模範來衡量具體的過失；後者則是以一個典範的人作為模型、以一個理想的主體作為標準來判斷抽象的過失，而這個模型或標準即羅馬人俗語所說的良家父(bonus pater familiar)，實際上也就是法律在規定人在社會上的權利及義務時所考慮的中等人或正常人。”上引ANTUNES VARELA 著：《Das Obrigações em Geral》，第一卷，第574頁。
5 2012年3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国务院颁布的《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对校车驾驶员和其他驾驶员的法定义务均进行了明确规定。校车在道路上停车上下学生，应当靠道路右侧停靠，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打开停车指示标志。校车在同方向只有一条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停靠时，后方车辆应当停车等待，不得超越。校车在同方向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停靠时，校车停靠车道后方和相邻机动车道上的机动车应当停车等待，其他机动车道上的机动车应当减速通过。校车后方停车等待的机动车不得鸣喇叭或者使用灯光催促校车。見https://sd.ifeng.com/dongying/fengguandongying/detail_2015_01/08/3395418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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