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864/2022號（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第一嫌犯A
日期：2023年6月21日
一、 案情敘述
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3-21-0256-PCC號合議庭普通刑事案中，於2022年7月27日合議庭作出判決如下：
a) 第一嫌犯A被指控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的《刑法典》第1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判處罪名不成立，予以開釋；
b) 第二嫌犯B被指控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的《刑法典》第1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判處罪名不成立，予以開釋；
c) 第一嫌犯A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刑法典》第1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兩項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判處每項五個月徒刑；
d) 兩罪並罰，合共判處七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暫緩執行該徒刑，為期一年六個月；
e) 判處第一民事被告A須向民事原告C支付澳門幣16,444.60元的損害賠償金，以及根據終審法院2011年3月2日第69/2010號上訴案的統一司法見解裁判所定的法定利息；
f) 駁回民事原告針對第二民事被告D的民事請求。
*
第一嫌犯A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上訴人的上訴理由闡述載於卷宗第332頁至第350頁，在其中結論部分，上訴人簡述了其上訴請求之理由。1
*
駐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檢察院代表作出答覆，認為應裁定上訴人之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法院的判決（詳見卷宗第353頁至第355頁）。
檢察院提出以下理據（結論部分）:
1. 上訴人提出,被害人所聲明的內容存在明顯矛盾、零碎及不清晰。原審法庭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2. 經過了審判聽證,原審法庭在客觀綜合分析嫌犯(現時上訴人)、被害人及其他證人之聲明、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扣押物、照片、臨床法醫學意見書、糧單、醫生檢查證明書等書證,以及其他證據後,認定控訴書所載的事實大部份獲證明。對於如何認定該等事實,原審法庭在事實之判斷中作出詳細闡述,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3. 案發時,被害人年齡接近 71 歲,職業是大廈保安員,是上訴人的胞姊。事件的起因是上訴人及其配偶認為被害人欠其一筆金錢債務,而被害人認為該債務不存在。故此,上訴人及其配偶在案發前的一段時期已經常以各種方式向被害人追討,但是一直不得要領。
4. 發生多次受襲事件,被害人均沒有即時向警方追究上訴人的刑事責任。 這有著各種因素:被害人傷勢比較輕微、被害人年紀比較大及對金錢價值比較重視、以及警方的各種報案程序,包括到警署錄取口供、到醫院驗傷等等,均會導致其缺勤及失去工資。這點被害人是不接受的。同時,不排除還有親情的考慮。因此,在多次發生襲擊事件接觸到警員時,被害人均沒有明確向警方表示追究上訴人的刑事責任。由於被害人沒有向警方表示追究上訴人的刑事責任,警方只會調停被害人與上訴人的紛爭,而不會立案,亦不會作出取證措施。因而出現警方有到現場,但是,沒有立案及取證的情況。
5. 過去,被害人沒有在案發當刻明確地向警方表示追究上訴人的刑事責任,不等於襲擊事件沒有發生。只是及至最後一次襲擊,打得太嚴重,被害人致電其兒子,兒子趕到現場給予被害人援助,被害人才追究上訴人的刑事責任。
6. 在本案並沒有出現事實認定上的相互矛盾,亦不存在結論與事實的矛盾,故此,上訴人提出的審查證據的明顯錯誤,並無出現。
7. 上訴人又認為,原審判決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a)項所述瑕疵—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8. 根據原審判決,控訴書所載事實大部份獲得證實,並無任何遺漏,而且獲證明之事實相當充份。上訴人亦無提交答辯狀。因此,就上訴人觸犯《刑法典》第 137 條第 1 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兩項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足以作出有罪判決。
9. 基此,上訴人所述瑕疵,並無出現。
*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並提交了法律意見，認為應裁定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詳見卷宗第370頁至第371頁背頁）。
*
本院接受了上訴人提起的上訴，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兩名助審法官亦相繼檢閱了卷宗，並作出評議及表決。
***
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認定以下事實：
已獲證明的事實：
1. 被害人C與嫌犯A為姐弟關係，嫌犯A與嫌犯D為夫妻關係。
2. 2020年9月9日上午約11時30分，嫌犯A與嫌犯D前往巴波沙大馬路XXXXXXXX管理處尋找正在該處工作的C（即本案被害人），雙方就金錢問題發生爭執，被害人提議一同到警局作出處理。
3. （未能證實）
4. 其後，嫌犯A及嫌犯D先行離開警局，並返回巴波沙大馬路XXXXXXXX管理處等候被害人。
5. 至同日下午約1時30分，被害人返回上址工作，早已在該處等候的嫌犯A及嫌犯D再次與被害人發生爭執。過程中，嫌犯A揮拳擊向被害人頭部位置，致使被害人受傷，嫌犯D與被害人發生拉扯。
6. 2020年9月12日下午約2時30分，被害人如常在巴波沙大馬路XXXXXXXX管理處工作，嫌犯A再次前來就金錢問題與被害人發生爭執。
7. 過程中，嫌犯A上前推了被害人一下，被害人打算逃離現場，但嫌犯A繼續追打被害人，並多次用拳頭擊向被害人的頭部位置。
8. 其後，被害人逃至XXX大廈X座地下的“XX藥材”位置，嫌犯A繼續尾隨，並在該店舖內與被害人發生拉扯。過程中，嫌犯A再次揮拳擊向被害人頭部及頸部位置，並將被害人推倒地上。被害人之後委託兒子E報警。
9. 兩名嫌犯之上述暴力行為直接導致被害人受傷。經臨床診斷，證實被害人下頜、頸及右肩部挫傷。依照法醫的鑑定，被害人上述傷患特徵符合由鈍器或其類似物所致，共需三日康復（以主診醫生判定之康復期為準），對被害人的身體完整性造成普通傷害（參見卷宗第37頁之臨床法醫學鑑定書，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10. 嫌犯A是在自願、自由及有意識之情況下，先後兩次故意向被害人使用武力，從而直接造成被害人身體完整性和健康受到實際傷害，且其清楚知道其行為違法，會受相應之法律制裁。
11. （未能證實）
~
民事起訴狀的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書狀（除證明了起訴狀內與上述已證事實相同的事實外，尚證實以下事實）：
- 第一被告的攻擊行為曾令被害人跌倒、曾喪失意識，並導致被害人下頜、頭及右肩部挫傷。
- 被害人於2021年9月12日的醫療費用為澳門幣2,451元。
- 被害人於2021年9月當時任職旭日保安公司，擔任管理員職務，月薪澳門幣6,656元。
- 受傷後初期，被害人經常因頭痛、暈眩需到醫院診療，影響情緒及日間生活。
- 有時需要使用藥油以緩解相關症狀。
- 被害人因此導致18天未能上班工作，因而導致其喪失該段期間的工作收入，金額合共澳門幣3,993.6元（澳門幣6,656元÷30日X 18日）。
- 另外，兩次被襲行為均發生於被害人工作期間，是次事件令被害人擔憂其會因此被解僱，導致被害人精神緊張、憂慮。
- 同時每當被害人工作時都會害怕兩名被告會再次到工作地點傷害自己，亦害怕在上下班途中被兩名被告伏擊。
- 第一被告的行為對被害人心理造成負面的影響。
- 由於傷害被害人的第一被告為被害人的弟弟，有關影響比一般人所能造成的影響更為深遠。
- 被害人對於其弟弟的攻擊行為感到悲傷。
*
另外證明以下事實：
第一嫌犯現為無業，每月靠社保津貼澳門幣2,800元維生。
* 嫌犯已婚，無需供養任何人。
* 嫌犯學歷為小學一年級。
* 嫌犯否認其被指控的事實。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第一嫌犯為初犯。
~
第二嫌犯現為無業，每月靠殘疾金澳門幣3,500元維生。
* 嫌犯已婚，無需供養任何人。
* 嫌犯學歷為初中一年級程度。
* 嫌犯否認其被指控的事實。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第二嫌犯現顯示為初犯。
➢ 嫌犯因涉嫌觸犯《刑法典》第14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恐嚇罪」，而正被第CR3-22-0023-PCS號卷宗提出控訴，該案審判聽證日期待定。
*
未獲證明的事實：
其他載於控訴書、民事起訴狀而與上述已證事實不符的重要事實（其餘的事實則僅屬結論性、法律性或沒有重要性則不在此闡述）：
前往警局的過程中，嫌犯A曾用手握著被害人頸部位置，並用手拍打被害人臉部數記。
嫌犯A是在自願、自由及有意識之情況下，於2020年9月9日上午前往警局過程中故意向被害人使用武力，從而直接造成被害人身體完整性和健康受到實際傷害。
嫌犯D是在自願、自由及有意識之情況下，故意向被害人使用武力，從而直接造成被害人身體完整性和健康受到實際傷害，且其清楚知道其行為違法，會受相應之法律制裁。
被害人獨自在家的時候也會害怕兩名被告上門對其進行騷擾。
被害人最後因恐懼而於2021年9月1日更換就職公司及工作地點以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及緩解精神壓力。
自2020年9月12日報警求助後，兩名被告曾於同年11月2日、11月7日、11月8日及12月11日分別到被害人的住所及工作地點騷擾被害人。
第二被告的行為對被害人心理造成負面的影響。
傷害被害人的第二被告為被害人的弟媳，被害人對於其弟媳的攻擊行為感到悲傷。
***
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以下問題：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疑罪從無原則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 量刑/緩刑
*
（一）關於“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疑罪從無原則”
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違反疑罪從無原則，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上訴人指出，被害人所聲明的內容存在明顯矛盾、零碎及不清晰；警方沒有見到被害人的頸部和面部有傷，也沒有採取任何搜集和保全證據的措施，因此，根據疑罪從無原則，在無足夠證據證實上訴人對被害人作出襲擊的情況下，應宣告其罪立不成立，開釋其刑事及民事責任。
*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的判決中指出：“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簡言之，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是指法院認定事實時，明顯有違經驗法則和常理，或明顯違反法定證據價值法則，或違反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規定，法官根據自由心證原則，按一般經驗法則和常理來評價被審查的證據之證明力，並認定獲證明或不獲證明的事實, 除非法律另有規定。
誠然，訴訟當事人出於不同的立場、經驗，對於涉案事實會作出各自不同的價值判斷。但是，上訴人不能以其個人對證據之評價強加於審判法院，更不能要求審判法院必須作出與其個人價值判斷相一致的心證。
*
疑罪從無原則，也稱作疑點利益歸被告原則，是指法院在認定事實的審查證據過程中，對所審查的證據所需要證明的事實的真偽存有合理懷疑，在這種情況下，法院就應該以對嫌犯最有利為依歸，作出有利於嫌犯的事實的決定（參見中級法院第368/2014上訴案之合議庭判決）。
必須強調，這種合理懷疑並因此帶來無罪判決，必須是法官（而不是上訴人）在形成心證前就對作出決定的事實前提抱有懷疑，且這種懷疑是“合理”及“無法補救”的。
*
原審法院於“事實的判斷”中指出：
第一嫌犯A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否認其被指控的事實，講述案件發生的具體經過，主要表示由於案發前一段時間被害人（其胞姐）曾向其本人的妻子（即第二嫌犯）借了澳門幣4,000元，其知悉被害人於每月9號發薪，且被害人曾答應於發薪時便會還款，故其於2020年9月8日已致電被害人要求其發薪時還款，但她卻表示她全部錢已用於賭博及還欠他人金錢；因此，其與妻子便於2020年9月9日早上前往被害人工作的管理處找被害人，要求她立即打簿還款，但雙方發生吵架爭執，被害人報警，警員到達現場，隨後其及妻子與被害人三人一起前往警局處理；在前往警局途中，雖然其與被害人有繼續有吵架，但其沒有襲擊被害人，也沒有用手握著她的頸部位置或拍打她的面部，亦沒有對她作出拉扯；及後，警員叫其及妻子可先離開警局；於同日下午，其再到被害人工作的管理處等待被害人回來，當時其妻子並不在場，被害人回來後，其再向被害人追討上述欠款，其沒有向被害人作出襲擊，沒有用手打她頭部，也沒有對她作出拉扯；於2020年9月12日下午，其再前往被害人工作的管理處，再向她追討有關欠款，其沒有上前推她一下，也沒有追打她或向她作出任何攻擊，只是被害人因逃避其追討債務，跑至附近的藥材店，其追上前，當時其欲拉扯被害人但未成功，被害人卻隨即自行裝作跌在地上，其沒有推倒她及揮拳擊打她，藥材店老闆目睹有關情況，當時被害人自行報警，警員到來後問其有否打被害人，其及藥材店老闆也說其沒有打她，即使被害人有傷，都是被害人自行造成。同時，該嫌犯對其個人、家庭、經濟及學歷狀況作出聲明。
第二嫌犯D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否認其被指控的事實，講述案件發生的具體經過，主要表示其知道被害人於9月9日發薪，故其當日早上去找被害人以追討欠款，雙方曾發生爭執，被害人致電報警說有人搞事，之後其與丈夫及被害人三人到警局處理，途中，丈夫沒有攻擊被害人，也沒有用手握著被害人的頸部，到達警局後，警員說其等的事情是小事，告訴其及丈夫可離開；同日下午其曾到被害人工作的管理處等待被害人回來，以追討欠款（以往其曾向被害人借出了澳門幣10,000元，但她僅還了澳門幣6,000元，尚欠澳門幣4,000元），被害人回來時，其還在現場，其要求她今日發薪還款，她說沒有錢了，當時其與丈夫都沒有動手攻擊被害人，其也沒有打向她胸口；當時被害人欲以手提電話報警，其便弄開被害人的手指，取去被害人的手提電話，其目的只是為抵銷債務，她為此報警，警員到場後告知其該手提電話僅值澳門幣300元，其因此便將之返還予被害人，隨後其便跟丈夫說先離開回家。同時，該嫌犯對其個人、家庭、經濟及學歷狀況作出聲明。
被害人（民事原告）C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講述案件發生的具體經過，主要表示於2020年9月9日上午兩名嫌犯到來其工作的管理處，要求其還款，雙方發生爭執，之後雙方到警局處理，但在前往警局的過程中，第一嫌犯曾用握著其頸部推其到牆邊，亦曾用手拍打其面部，其到達警局後，其曾向警員表示嫌兩名嫌犯找其追討債務及發生爭執，且曾於路途中被第一嫌犯襲擊，之後，警員帶其到另一房間，其不知為何警員其後會容許兩名嫌犯離開，由於其當時急於上班，故便跟警員表示也想走了；其同日回到管理處後，兩名嫌犯又在場追討欠款，表示其借了他們的錢，其表示沒有向他們借錢，第二嫌犯便搶其手提電話，又拉扯其上衣衣領，另一手打其肩及胸口，第一嫌犯則揮拳擊打其頭部、面部及背部，及後警員到場，第二嫌犯才交出手提電話，警方叫其到驗傷，其擔心會沒有了工作，故其跟警員說不去驗傷，警員記錄了有關情況便走了；當日有其他人在場，其中一名證人亦於其後替其以手提電話拍攝了其當日受傷的照片（卷宗第71至73頁）；於2020年9月12日下午，第一嫌犯再次到來其工作的管理處，二人又就有關金錢問題發生爭執，第一嫌犯又揮拳擊打其頭部，其因害怕走到附近的摩托車店，第一嫌犯卻追上來，用拳頭打其頭部、肩及背部，摩托車店的人趕其走，於是其又逃到附近涼茶店收銀台躱避，第一嫌犯追到來從收銀台拉其出來，且不斷揮拳打其全身，其則喊救命，叫人報警，其也致電叫兒子到來，兒子到來後也遭第一嫌犯襲擊，警員到來時，其本人仍倒在涼茶舖的地上；其繼續追究嫌犯的刑事責任及民事責任。
證人F（兩名嫌犯的同鄉）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講述其目睹案件發生的具體經過，主要表示其於2020年9月9日下午事件發生時身處有關管理處，初時被害人不在，兩名嫌犯在管理處等待被害人回來，被害人從警局回來時，正在哭泣著，其問她何事，她表示被第一嫌犯打，當時被害人坐在椅子上，第二嫌犯用手拉扯被害人的衣領，並用手打她的胸部，第一嫌犯則打被害人的頭部，其欲上前分開第一嫌犯及被害人，他繼續想打，還說女人也照打，且叫其一起打被害人，打一次給其500元，他有的是錢；之後，第二嫌犯搶了被害人的手提電話；其後警員到來，第二嫌犯將有關手提電話交還予被害人，被害人當時向警員表示被兩名嫌犯打及向警員展示傷勢，其已忘記警員有否問被害人是否追究及是否需要驗傷；警員離開後，其問被害人為何沒有處理，她表示第二嫌犯很陰毒，害怕失去工作，故不追究；其於9月10日之後協助被害人以手提電話拍下她於9月9日所造成的傷勢，其只知雙方因金錢糾紛而發生當日的事件；其與第一嫌犯自小認識，於事發後，第一嫌犯曾跟其說他曾一邊用手握著被害人的頸部，一邊打她，並推她到牆邊。
證人E（民事原告的兒子）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講述其目睹案件發生的經過，主要表示某日其母親致電其，表示在上班地點被第一嫌犯打，其立即報警，其後亦到達管理處，當時已有很多警員在管理處，其後，警員將第一嫌犯帶回管理處，嫌犯見到其時便說出“啱啦，打死他”，警員將他拉開；由於母親當時心情仍很激動，耳有瘀傷，她未能很清晰向警員表達，故母親將案發具體過程告訴其，再由其告知及引領警員到有關地點；其曾於9月9日晚上致電予母親，她當時提及被兩名嫌犯打，還說已報警了，其於9月10日便前往警局查問，當時警員表示案件處理中；母親於本案發生前沒有頭暈及頭痛，在本案中被打後訴說有頭暈及頭痛，其曾叫母親去看醫生，她說不用了，只需買藥油塗上；其知悉F曾幫母親拍下傷勢照片，當初警員說遲些交照片來也可。
治安警察局退休副警長G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清楚及客觀講述案件調查的情況，主要表示其是負責本案的偵查官，在替被害人錄取口供時，被害人提及其就2020年9月9日被兩名嫌犯打一事報案，其翻查資料，只發現9月9日下午的一個相關案件，沒有任何關於9月9日上午被打報案追究的資料紀錄，不排除被害人可能在報案後又表態不想辦理，故沒有相關紀錄；就被害人於9月9日被打的事情，其在調查過程中曾向被害人的鄰居作出查問。
治安警察局警員H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清楚及客觀講述了調查本案的具體情況，主要指出其於2020年9月9日下午1時多到達涉案管理處現場，接觸到被害人及第一嫌犯，二人因金錢問題發生口角糾紛，當時其嘗試進行調解，雙方各執一詞，但被害人當時沒有提及被人襲擊及身上有傷，其也沒留意被害人身上有傷痕，其沒有印象被害人有否提及曾被搶去手提電話。
治安警察局警員余民傑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清楚及客觀講述了調查本案的具體情況，主要指出其於2020年9月12日接觸到被害人，跟被害人落取口供，當時被害人面上有傷，她說被第一嫌犯打，其忘記當時被害人有否出示之前被襲受傷的照片。
載於卷宗第37頁的臨床法醫學意見書，以及卷宗第16頁的醫生檢查報告。
載於卷宗第71至73頁的照片。
載於卷宗第116頁的扣押閃存。
載於卷宗內的其他書證資料，尤其但不限於民事部份的糧單、醫生檢查證明書等。
本法院客觀及綜合分析了嫌犯、及各證人在審判聽證中分別所作出的聲明，結合在審判聽證中所審查的扣押物、照片、臨床法醫學意見書、糧單、醫生檢查證明書等書證，以及其他證據後，並在配合一般常理及經驗法則的情況下形成心證（包括刑事及民事部份）。
在本案中，兩名嫌犯否認被控訴的事實，被害人則指出於案發兩日被兩名嫌犯襲擊的經過，於2020年9月9日下午發生的傷人事件更有目睹證人指出當時的情況。然而，關於指控第一嫌犯於2020年9月9日上午至中午時份前往警局途中對被害人作出襲擊之事（指控他用手握著被害人頸部位置，並用手拍打被害人臉部數記），儘管被害人在審判聽證中指出了有關襲擊情況，但由於除被害人的自述外，卷宗內沒有任何其他證人或客觀證據可支持被害人就此部份的說法，雖則被害人指出其在到達警局後曾向警員指出了剛被第一嫌犯襲擊的情況，可是，經調查，警方卻沒有發現任何相關事件的報告，其實不排除被害人及兩名嫌犯就他們的金錢糾紛事宜當時到達警局後只集中強調他們之間的金錢瓜葛，被害人根本從沒有提及過曾被襲，且被害人及後因工作關係要求離開警局。雖然被害人於翌日拍攝了於2020年9月9日被襲後受傷的照片，但由於被害人於該日下午的確又被第一嫌犯襲擊，而有關照片未能清楚及明顯顯示其當日頸部有傷勢，因此，考慮到被害人與兩名嫌犯之間因金錢瓜葛所導致的惡劣關係，在缺乏更多客觀證據或佐證的情況下，即使按照常理及經驗法則，本法院對於當日上午至中午時份第一嫌犯在前往警局途中是否曾對被害人的頸部及臉部作出襲擊的部份有所保留，未能完全及毫無合理疑問單純取信被害人在此部份的證言，故未能充份認定第一嫌犯實施了此部份被指控的傷人事實。
至於發生於2020年9月9日下午的傷人事件，雖然第一嫌犯否認指控，但被害人及目擊證人也清楚講述第一嫌犯對被害人作出襲擊的情況（甚至目擊證人在分隔第一嫌犯時，第一嫌犯向證人所指出的說話），而卷宗內於2020年9月10日所拍攝關於9月9日下午受傷後的照片，亦顯示了被害人的頭面部的相關傷勢，結合常理及經驗法則，本法院認為第一嫌犯於該次襲擊被害人的證據確鑿，足以作出認定。然而，關於第二嫌犯被指控於該次揮拳擊向被害人胸部位置的部份，儘管被害人聲稱第二嫌犯向其胸口作出攻擊，但當本法院向被害人問及第二嫌犯如何向她作出襲擊時，被害人不止一次激動地展示的動作其實僅為第二嫌犯使力拉扯其上衣衣領，被害人表示第二嫌犯就是這樣打其，當再被問及第二嫌犯一隻手拉扯其衣領，她另一隻手有否動作時，被害人此時才說第二嫌犯就是用另一隻手打其胸口。按照被害人在審判聽證中所作出的上述聲請內容及表現反應，結合卷宗內的事發後拍攝的照片沒有顯示到任何胸口傷勢的情況，目擊證人在審判聽證中所描述的情況又較為概括（不排除是被害人在事後向證人講述，因而導致證人指出了該情況），第二嫌犯又否認被指控的事實，結合常理及經驗法則，除了應有的尊重外，本法院對於第二嫌犯於案發時是否真的揮拳擊向被害人的胸部有所保留，不排除好像被害人在庭上不止一次所展示的動作般，其實第二嫌犯當時僅是較粗暴地拉址被害人的上衣衣領而已，未能毫無合理疑問認定第二嫌犯曾揮拳襲擊被害人的胸部位置。
關於在2020年9月12日下午所發生的傷人事件，考慮到被害人及其他證人所言、卷宗內照片所顯示的傷勢和相關位置、臨床法醫學意見書及醫生檢查報告所指出的傷勢和相關位置，結合被害人與兩名嫌犯之間的金錢糾紛尚未解決，按照常理及經驗法則，本法院認為此部份證據充份，足以認定第一嫌犯此次實施了襲擊被害人的控訴事實。
*
上訴人認為被害人事後提交的照片不可信，因為卷宗沒有顯示曾對相關圖像和手機進行技術分析，不能科學地斷定照片的拍攝時間、地點和拍攝人；上訴人還認為治安警員沒有發現被害人的傷勢、沒有為被害人安排救護車，說明被害人沒有被襲受傷；上訴人亦批評警方沒有細緻搜集和保全證據，包括沒有拍照被害人的傷勢、沒有拍照案發地點、沒有提取案發地點的錄影光碟，從而認為應適用存疑從無從原則，開釋上訴人。
根據被上訴裁判，本案涉及2020年9月9日上午、該日下午約1時30分及2020年9月12日下午約2時30分發生的三個事實。
關於2020年9月9日上午之事實，因證據不足，原審法院已經開釋上訴人該項控罪，故上訴人的理據無需審理。
關於2020年9月9日下午約1時30分的事實，原審法院綜合分析了卷宗所得的證據，特別是，被害人的聲明，證人F在聲明中講述了其目睹到上訴人襲擊被害人的經過，證人F於第二日幫被害人拍攝的傷勢照片，照片所顯示的傷勢和相關位置，認為雖然上訴人否認，但其他證據相互印證，從而毫無疑問地認定上訴人作出襲擊被害人的事實。
關於2020年9月12日下午約2時30分，原審法院亦綜合分析了卷宗所得的證據，特別是，被害人的聲明，證人E（被害人的兒子、上訴人的姪子）的聲明、卷宗內照片所顯示的傷勢和相關位置、當日醫生直接檢查報告所指出的傷勢和相關位置、有關當日被害人接受醫院治療的文件、臨床法醫學意見書，認為雖然上訴人否認，但其他證據相互印證，從而毫無疑問地認定上訴人作出襲擊被害人的事實。
上訴人認為沒有對拍攝的圖像和手機進行技術分析，不能科學地斷定照片拍攝時間、地點和拍攝人，認為照片的內容不能採信，然而， 法律並無規定相關照片不經技術鑑定而不能成為證據，其證據效力應根據一般經驗法則來評價，上訴人只是泛泛地表達了其懷疑，並無具體懷疑之依據。就2020年9月9日下午約1時30分之事實，卷宗第27頁警方的通知（Comunicação）陳述了警員到現場處理上訴人和被害人糾紛的情況，因上訴人和被害人沒有進一步訴求，警員依程序在記錄了相關資料後離開；關於2020年9月12日下午約2時30分之事實，根據卷宗第1頁背頁的警方報告，警方尋找到可能拍攝到案發地點的監控設備，但有關設備只有監控功能而無錄影功能；警方亦為被害人安排了救護車送往人伯爵醫院治療；被害人的驗傷報告比照片更為首選，可見，警方並非沒有細心搜集或保全之證據，即使針對上訴人所之的證據，警方沒有搜證或搜證無果，這並不影響法院根據卷宗其他的證據形成心證。
事實上，上訴人以其個人觀點為由，試圖推翻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綜上，在被上訴判決中，未見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亦未發現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之結論，同時，也不存在任何違反一般經驗法則、限定證據價值的規則以及疑罪從無原則之情形。原審法院不存在審查證據方面的錯誤，且適用法律正確，不存在上訴人指稱的《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及第2款c項規定之瑕疵。
藉此，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
（二）關於“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亦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之瑕疵。
*
關於“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終審法院於2009年7月15日在第18/2009號刑事上訴案的判決中表示：“被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就是在案件標的範圍內查明事實時存在漏洞，以致在作為決定依據的被認定事實存在不足或不完整。”
本案卷宗資料顯示，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對於案件標的之全部事宜均進行了調查，並作出認定，沒有被認定事實存在不足或不完整之情形。
因此，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及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之瑕疵，其上訴理由不成立。
*
綜上，本院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
***
四、決定
綜上所述，本院裁定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維持原審判決。
*
本上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支付，其中司法費定為六個計算單位。
著令通知。
-*-
澳門，2023年6月21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艷平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蔡武彬
（第一助審法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陳廣勝
（第二助審法官）
1 上訴人提出以下上訴人理由（結論部分）：
Conclusões:
1. O Tribunal a quo desvirtuou por inteiro o princípio essencial de que em caso de dúvida razoável deve ser o arguido absolvido (in dubio pro reu), como que aplicando, ao invés, um princípio de pólo oposto: in dubio contra reu.
2. O depoimento da ofendida foi notoriamente contraditório, fragmentário e confuso, designadamente alegando expressamente que em 9 SET 2020, da parte da manhã, foi agredida em partes visíveis do seu corpo - v.g., pescoço e cara - pelo recorrente e pela sua esposa quando se dirigiam os três a pé para a esquadra da P.S.P.
3. Todavia, todos lá chegados, a mesma ofendida não invocou ter sido agredida pelo recorrente nem pela sua esposa e também não apresentou qualquer queixa ou participação, nem nenhum dos agentes da P.S.P. observou ou constatou quanto aos alegados eventos de 9 SET 2020, da parte da manhã, qualquer ferimento nas mencionadas partes visíveis do corpo da ofendida e, por isso, nada consta a tal respeito nos autos da P.S.P.
4. A respeito de 9 SET 2020 e de 12 SET 2020, os agentes da P.S.P. também não adoptaram quaisquer medidas cautelares e de preservação da prova, como mandariam os artigos 231.° e seguintes do C.P.P. e, aliás, seria expectável e previsível face ao standard de actuação policial nestes casos.
5. Os agentes da P.S.P. não tiraram quaisquer fotografias ou fizeram sequer constar quaisquer menções quanto às invocadas agressões que, de acordo com a ofendida e a testemunha por ela arrolada e ouvida em audiência, seriam visíveis no pescoço e rosto da ofendida, dúvidas não podendo existir de que é totalmente irrazoável e improvável este modo de proceder da P.S.P. se os seus agentes acaso tivessem observado quaisquer dos factos alegados pela ofendida.
6. Nenhum dos agentes da P.S.P. chamou ao local qualquer ambulância.
7. Nenhum dos agentes da P.S.P. descreveu o que quer que fosse em autos de ocorrência.
8. Nenhum dos agentes da P.S.P. tirou fotografias quer à ofendida quer ao local onde teriam alegadamente ocorrido as ofensas.
9. Nenhum dos agentes da P.S.P. ordenou oficiosamente qualquer exame à ofendida para registo posterior em caso de, em 6 meses, ela vir a querer apresentar queixa-crime.
10. Teria sido de esperar que a P.S.P., perante a versão dos factos indicada pela ofendida, considerasse estar em causa uma situação de "quase flagrante delito", tal qual prevista no art. 239.º do C.P.P., caso esse em que caberia aos agentes da P.S.P. proceder de acordo, designadamente, com o art. 238.º do C.P.P., o que não ocorreu.
11. Nada do que antecede aconteceu e, ou existiu uma flagrante omissão dos deveres funcionais de diligência que legalmente cabem à P.S.P., ou, então, conforme afinal se provou nas 3 sessões de julgamento, nada do que a ofendida ali afirmou merece credibilidade por absoluta falta de consistência e coerência.
12. Além de nada ter sido observado ou constado in loco pelos agentes da P.SP., também estes nenhumas imagens de vídeo recolheram no local - no edifício -, e nenhuma diligência de preservação da prova adoptaram, tudo se passando sem qualquer constatação ou verificação efectiva pelas autoridades policiais.
13. Quanto às fotografias trazidas aos autos pela ofendida apenas após o arquivamento do inquérito pelo M.P. - o que muito e muito se tem de estranhar - , tais imagens não merecem a mínima credibilidade e nada provam daquilo que a ofendida pretenderia pois se tais fotografias existiam efectivamente logo à data de Setembro de 2020, por que motivo a ofendida as não teria logo e de imediato juntado aos autos da P.S.P. ou ao M.P.?
14. Tais imagens constantes dos autos e valoradas pelo Tribunal a quo, apesar de a ofendida dizer que foram tiradas em 9 SET 2020, têm afinal diversas datas nelas apostas.
15. Sobretudo, da análise técnica feita às imagens e, bem assim, ao telemóvel que as tirou não é possível cientificamente concluir com a mínima segurança quem, onde e quando foram realmente tiradas.
16. As imputações feitas deveriam ter gerado a absolvição do recorrente, atentas as profundas e inultrapassáveis contradições, incoerência e inconsistências patenteadas pelo que, face a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e à necessidade de uma certeza para além de uma dúvida razoável, deveria o recorrente ter sido absolvidos penal e civilmente.
17. Ao assim ter decidido, o Tribunal a quo incorreu num vício que, nos termos e por força do art. 400.° n.° 2 al. c) do C.P.P., importa a revogação da decisão recorrida e a absolvição do recorrente dos crimes de ofensas à integridade física e da conexa indemnização cível.
18. Observadas na sua objectiva materialidade as acções imputadas ao recorrente como componentes do crime de ofensas à integridade física apenas resultam de uma indução ou ilação do Tribunal a quo, correspondendo, na verdade, à aplicação de um princípio in dubio contra reu!
19. É que, reitera-se, o i) depoimento da ofendida foi notoriamente contraditório, fragmentário e confuso, ii) os agentes da P.S.P. não observaram nem constataram qualquer ferimento na ofendida, iii) nada fazendo constar a tal respeito nos autos, iv) não adoptaram quaisquer medidas cautelares e de preservação da prova, v) não tiraram quaisquer fotografias ou fizeram sequer constar quaisquer menções quanto às invocadas agressões, vi) não chamaram ao local qualquer ambulância, vii) não tiraram fotografias quer à ofendida quer ao local onde teriam alegadamente ocorrido as ofensas, viii) não ordenaram oficiosamente qualquer exame à ofendida para registo posterior, ix) não agiram em termos adequados ou expectáveis face ao que, em tese, seria uma situação de "quase flagrante delito" e x) não recolheram nenhumas imagens de vídeo no edifício ou na rua.
20. Igualmente se reitera que as fotografias trazidas pela ofendida apenas o foram após o arquivamento do inquérito pelo M.P., não se entendendo que se essas fotografias existiam em Setembro de 2020, por que motivo a ofendida as não juntou logo e de imediato juntado aos autos da P.S.P. ou ao M.P., acrescendo que tais imagens, apesar de a ofendida dizer que foram tiradas em 9 SET 2020, têm afinal diversas datas nelas apostas sendo que, da análise técnica feita às imagens e, bem assim, ao telemóvel que as tirou não é possível cientificamente concluir com a mínima segurança quem, onde e quando foram realmente tiradas.
21. São patentes as profundas e inultrapassáveis contradições, incoerência e inconsistências patenteadas e, face a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e à necessidade de uma certeza para além de uma dúvida razoável, deveria o recorrente ter sido absolvido penal e civilmente.
22. Ao não ter assim decidido, o acórdão recorrido incorreu num vício que, nos termos e por força do art. 400.º, n.º 2, al. a) do C.P.P., importa a revogação da decisão de condenação penal e, reflexa e conexamente, da decisão de condenação cível.
---------------
------------------------------------------------------------
---------------
------------------------------------------------------------
1
864/2022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