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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案第130/2023號
日期：2023年6月29日

主題： - 判決無理由說明的瑕疵
- 犯罪集團罪的認定
　　　　- 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 法律問題
　　　　- 不法利益
　　　　- 故意
　　　　- 犯罪集團中成員的工作關係
　　　　- 操縱賣淫罪
　　　　- 犯罪集團所實施的犯罪行為的處罰
　　　　- 受害人
　　　　- 連續犯
　　　　- 人身法益
　　　　- 量刑

摘 要
1. 我們知道，《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強制要求法院在判決書中“緊隨案件敘述部分之後為理由說明部分，當中列舉經證明及未經證明的事實，以及闡述即使扼要但儘可能完整、且作為裁判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並列出用作形成法院心證且經審查及衡量的證據”，否則構成因缺乏理由說明的瑕疵而判決書無效。
2. 只有在法院絕對缺乏對事實或者法律方面的判決作出理由說明的情況下才有《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所指的無效。
3. 一方面，要求法院的判決書儘可能完整作出認定事實的理由說明，包括對證據的審查和衡量，以讓人清楚其審查證據以及認定事實的依據，尤其是構成心證的基礎。通過要求判決書詳盡，列舉已證和未證事實，以使得讓人明瞭法院確實對構成訴訟標的的事實作了審理。另一方面，法律不但要求法院列舉經證明及未經證明的事實，以及列出作為形成心證所依據的證據，而且要求法院對所列舉的證據進行“衡量（exame crítico）”。
4. 《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是指，對於原審法庭所認定的既證事實及未被其認定的事實，任何一個能閱讀原審合議庭判決書內容的人士在閱讀後，按照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均會認為原審法庭對案中爭議事實的審判結果屬明顯不合理，或法院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又或者法院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而這種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錯誤。
5. 雖然嫌犯上訴人均在上訴理由中提出就認定觸犯犯罪集團罪方面出現事實認定的瑕疵，均不是是對事實的認定的質疑，而是對原審法院就這些所認定為已證的事實所做的法律適用（認定其等觸犯犯罪集團罪的罪名的決定）提出質疑，這純粹是提出了一個法律層面的問題提，而非事實層面的問題。
6. 一般來說，犯罪集團有三個基本構成要件：
“－ 組織要件：相互間形成合意，各成員均明確或默示加入其中，以達到集體目的，即使該等成員從未謀面或互不相識亦然；
－ 集團穩定性要件：在時間上維持穩定的犯罪活動的意圖，即使後來沒有具體做到亦然；
－ 犯罪目的要件：為了取得不法利益或實行法律明確規定的犯罪而形成的合意。
7. 以取得不法利益或好處為目的並不是《刑法典》第288條規定和處罰的發起、創立、碩導、指揮犯罪集團罪或犯罪集團成員罪的要件。其要件僅為穩定存在的一組織，其目的或活動為實施犯罪。
8. 一個公司的成立，不但要符合合法的形式要件，也要符合合法的實質要件，也就是說，其一切行為以及一切活動必須是合法的。
9. 每個人在決定自己行為是否違法法律的時候，是自由的，以單純的工作關係以及職責所在的理由為自己觸犯法律的行為辯護，是軟弱無力的。
10. 當你在工作中作出明知為違法的行為而仍然為之的時候，就具有了遵守發號施令者的指令以及接受違法的結果和自願地實施有關犯罪的事實的合意。
11. 當行為人決定作出違法行為的時候，其行為就偏離了執行合法職務的性質，再也沒有以利益衝突的理由主張阻卻行為不法性或者罪過的條件。
12. 在澳門，賣淫可能不是犯罪，但是，經營賣淫就是犯罪。嫌犯們所合法成立的公司的範圍包括桑拿、夜總會等業務，並不能可以當然認為這些業務不能與賣淫業割斷開就認定對賣淫的經營就是合法的。那麼，既然這些業務是非法的，是犯罪的行為，嫌犯們以公司名義經營賣淫的業務，就毫無疑問地成就了以犯罪為目的的犯罪集團的“犯罪目的”的要素。
13. 自從第一嫌犯與其他嫌犯開始嫌犯們建立一個操控賣淫的犯罪集團的時候開始，並具有穩定性地進行公司內的操控賣淫的犯罪活動：不但具有固定的應付警察介入調查的應急措施，也有固定的對賣淫女子分類管理，更有固定的體檢等配套管理機制。單憑這些，就已經完全滿足構成犯罪的穩定要素。
14. 嫌犯們並非一般的共同犯罪，他們利用合法經營桑拿、夜總會的便利，有系統地經營賣淫活動。而他們之間的關係，尤其是上下級的領導關係，仍然維持著公司管理的級別關係。其等所操控的賣淫活動具有嚴格的管理制度，具有完整的賣淫女子分類、價格，專門的保安系統，獨有的應對警方稽查的方式，嫌犯們亦在明知該為了經營賣淫活動的犯罪集團存在並運作良好的情況下主動加入，清楚知道經營賣淫的行為並非公司管理的日常事務，並接受相同的犯罪宗旨，自願加入，共同參與該犯罪活動，或者為其經營活動提供其他分工的行為，如提供賣淫女子。
15. 犯罪集團罪是獨立的犯罪，與其等所計劃、準備以及具體實施的犯罪行為是不同的和分開的，因為，犯罪集團的成立本身就是一個犯罪，他以犯罪為目的，在確定所具體實施的犯罪之前已經構成犯罪既遂了。
16. 在嫌犯們構成了犯罪集團罪之後，所實施的具體犯罪，則應該以一般的共同犯罪論處。
17. “淫媒罪”所保護的法益是人的尊嚴，他人不能以任何理由將人的個體利用以服務他人的工具。
18. 證實的每一賣淫女子的賣淫事實都毫無疑問地可以認定嫌犯們（共同犯罪的方式）實施了將他人的個體作為服務別人的工具的經營賣淫的犯罪行為，就顯示以此對人的尊嚴的侵犯。
19. 雖然檢察院的控告書將“客人”列為證人，但是，部份賣淫女子並沒有被列為證人，那麼，檢察院這兩部分的刑事追訴行為不能視為有效行使，不能判處操縱賣淫罪名成立，有關這些受害人部分的罪數不應予的計算。
20. 以連續犯論處犯罪人的真正前提，是奠基於在具體案情內，存在一個可在相當程度上，使行為人在重複犯罪時感到便利、和因此可相當減輕（亦即以遞減方式逐次減輕）其在每次重複犯罪時的罪過程度的外在情況。
21. 即當受害人為多數並且涉及人身法益時，不能適用連續犯。
22. 《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具體刑罰應在最低刑幅及最高刑幅之間，以罪過及刑罰目的作出決定。法律給予法院在刑法規定的刑幅間有選擇合適刑罰的自由，只有當原審法院明顯違反法律或罪刑相適應原則時，上訴法院才有介入原審法院的量刑空間。
裁判書製作人

蔡武彬














上訴案第130/2023號
上訴人：E（E，第五嫌犯）
F（F，第六嫌犯）
L（L，第十二嫌犯）
M（M，第十三嫌犯）
N（N，第十四嫌犯）
O（O，第十五嫌犯）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控告並提請初級法院以普通訴訟程序對其進行審理以下嫌犯：
- 第一嫌犯A為直接共同正犯及以既遂方式觸犯了《刑法典》第288條第1款及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
- 第二嫌犯B、第三嫌犯C、第四嫌犯D、第五嫌犯E、第六嫌犯F、第七嫌犯G、第八嫌犯H、第九嫌犯I、第十嫌犯J、第十一嫌犯K、第十二嫌犯L、第十三嫌犯M、第十四嫌犯N、第十五嫌犯O、第十六嫌犯P、第十七嫌犯Q、第十八嫌犯R為直接正犯及以既遂方式各自觸犯了《刑法典》第28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
- 第一嫌犯A、第二嫌犯B、第三嫌犯C、第四嫌犯D、第五嫌犯E、第六嫌犯F、第七嫌犯G、第八嫌犯H、第九嫌犯I、第十嫌犯J、第十一嫌犯K、第十二嫌犯L、第十三嫌犯M、第十四嫌犯N、第十五嫌犯O、第十六嫌犯P、第十七嫌犯Q、第十八嫌犯R為直接共同正犯及以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三十項操縱賣淫罪。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合議庭在第CR3-21-0282-PCC號案件中，經過庭審，最後判決：
a. 第七嫌犯G、第八嫌犯H、第十嫌犯J、第十一嫌犯K、第十七嫌犯Q及第十八嫌犯R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的《刑法典》第28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發起或創立），判處罪名不成立，予以開釋；
b. 第二嫌犯B、第八嫌犯H、第十一嫌犯K、第十二嫌犯L及第十三嫌犯M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的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三十項操縱賣淫罪，判處罪名不成立，予以開釋；
c. 第十四嫌犯N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的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九項操縱賣淫罪，判處罪名不成立，予以開釋；
d. 第十五嫌犯O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的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二十五項操縱賣淫罪，判處罪名不成立，予以開釋；
e. 第十六嫌犯P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的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二十六項操縱賣淫罪，判處罪名不成立，予以開釋；
f. 第一嫌犯A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刑法典》第288條第1款及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發起或創立及領導或指揮），判處六年三個月徒刑；
g. 第一嫌犯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三十項操縱賣淫罪，判處每項兩年徒刑；
h. 三十一罪並罰，合共判處七年九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
i. 第二嫌犯B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的《刑法典》第28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發起或創立），改判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判處四年九個月實際徒刑；
j. 第三嫌犯C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的《刑法典》第28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發起或創立），改判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判處四年九個月徒刑；
k. 第三嫌犯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三十項操縱賣淫罪，判處每項一年九個月徒刑；
l. 三十一罪並罰，合共判處六年三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
m. 第四嫌犯D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的《刑法典》第28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發起或創立），改判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判處四年六個月徒刑；
n. 第四嫌犯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三十項操縱賣淫罪，判處每項一年九個月徒刑；
o. 三十一罪並罰，合共判處六年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
p. 第五嫌犯E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的《刑法典》第28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發起或創立），改判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判處四年六個月徒刑；
q. 第五嫌犯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三十項操縱賣淫罪，判處每項一年九個月徒刑；
r. 三十一罪並罰，合共判處五年九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
s. 第六嫌犯F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的《刑法典》第28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發起或創立），改判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判處四年六個月徒刑；
t. 第六嫌犯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l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三十項操縱賣淫罪，判處每項一年九個月徒刑；
u. 三十一罪並罰，合共判處五年六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
v. 第七嫌犯G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的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三十項操縱賣淫罪，改判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三十項操縱賣淫罪，判處每項九個月徒刑；
w. 三十罪並罰，合共判處兩年九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暫緩執行該徒刑，為期三年，條件為須於裁判確定後六個月內向本特別行政區支付澳門幣30,000元捐獻；
x. 第九嫌犯I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的《刑法典》第28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發起或創立），改判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判處四年六個月徒刑；
y. 第九嫌犯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三十項操縱賣淫罪，判處每項一年九個月徒刑；
z. 三十一罪並罰，合共判處五年六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
aa. 第十嫌犯J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三十項操縱賣淫罪，判處每項一年六個月徒刑；
bb. 三十罪並罰，合共判處三年徒刑的單一刑罰，暫緩執行該徒刑， 為期三年，條件為須於裁判確定後六個月內向本特別行政區支付澳門幣20,000元捐獻；
cc. 第十二嫌犯L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的《刑法典》第28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發起或創立），改判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判處四年實際徒刑；
dd. 第十三嫌犯M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的《刑法典》第28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發起或創立），改判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判處四年實際徒刑；
ee. 第十四嫌犯N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的《刑法典》第288條第l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發起或創立），改判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判處四年三個月徒刑；
ff. 第十四嫌犯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二十一項操縱賣淫罪1，判處每項一年九個月徒刑；
gg. 二十二罪並罰，合共判處五年三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
hh. 本案與第CR2-21-0047-PCC號卷宗的刑罰競舍，兩案二十三罪並罰，合共判處六年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
ii. 第十五嫌犯O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的《刑法典》第28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發起或創立），改判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判處四年三個月徒刑；
jj. 第十五嫌犯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五項操縱賣淫罪2，判處每項一年九個月徒刑；
kk. 六罪並罰，合共判處四年九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
ll. 第十六嫌犯P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的《刑法典》第28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發起或創立），改判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判處四年三個月徒刑；
mm. 第十六嫌犯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l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四項操縱賣淫罪3，判處每項一年九個月徒刑；
nn. 五罪並罰，合共判處四年八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
oo. 第十七嫌犯Q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的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三十項操縱賣淫罪，改判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三十項操縱賣淫罪，判處每項七個月徒刑；
pp. 三十罪並罰，合共判處兩年徒刑的單一刑罰，暫緩執行該徒刑，為期三年；
qq. 第十八嫌犯R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的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三十項操縱賣淫罪，改判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三十項操縱賣淫罪，判處每項七個月徒刑；
rr. 三十罪並罰，合共判處兩年徒刑的單一刑罰，暫緩執行該徒刑， 為期三年。

第五嫌犯E、第六嫌犯F、第十二嫌犯L、第十三嫌犯M、第十四嫌犯N、第十五嫌犯O不服原審法院的判決，分別向本院提起了上訴，上訴理由（按提交時間順序排列）：

第十四嫌犯N的上訴理由：
1. 除應有的尊重外，似乎原審法院在「事實的理由說明」當中並沒有明確說明以何具體在客觀的證據措施認定涉案的其中21名賣淫女子是由上訴人介紹到「**水療」從事性工作。
2. 亦即原審法院僅單純指出結合卷宗內的書證資料來認定該三名嫌犯各自僅涉及該等女子中的其中一部分，就此一事實判斷的列據證據明顯過於空泛。
3. 原審法院欠缺對各證人證言及書證的內容的分析，倘若部份女子的證言與本案的其他書證或本案的其他證人或嫌犯的聲明有衝突，而導致原審法院法院認為有關女子的證言不可信，原審法院應明確指出相關衝突的部份，並以之作為依據認定有關證言不屬實，然而，原審法院並沒有這樣做，又是單純指出有關證言不屬實。
4. 除應有的尊重外，單憑上述原審法院的論述，上訴人認為任何一般受意人均無接從裁判中得知到原審法院的邏輯思路為何，原審法院是如何認定哪一部份的女子由上訴人所操縱賣淫，從而認定上訴人觸犯二十一項操縱賣淫罪。
5. 綜上所述，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35條第2款及第360條第l款a)項之規定，懇求尊敬的法官閣下裁定此一部分的上前理由成立，因而宣告被訴合議庭裁判屬無效。
6. 實際上經過調查後，司警亦無法完全確定上訴人在參與涉案操縱賣淫的代理人編號為何，至少在原審法院的腦海中亦存有此一疑問（見被訴合議庭裁判第115頁 - 當中原審法院指出「N（A015[不排除可能A19也是]）」）。
7. 經過庭審後，原審法院顯然未能排除其自己心中對有關事實事宜的提問，否則原審法院自已又怎可能在查明所有事實真相後，又得出「不排除可能A18也是」的結論呢？
8. 因為若果完全查清事實的真相，那麼結論就只有四個：其一、就是上訴人既不是使用A015及A18的代理人代號；其二、就是上訴人同時使用A015及A018的代理人代號；其三、上訴人僅使用A015的代理人代號；以及，其四、上訴人僅使用A018的代理人代號。
9. 除對不同的見解給予應有的尊重外，就上訴人是哪一個操縱他人賣淫的代理人問題上，顯然原審法院是存有疑問的，而且有關疑問是直至原審法院作出被訴合議庭裁判時仍然未能解決及明確地表述於該裁判中，然而原審法院並沒有根據疑罪從無原則判定控訴書第25條有關上訴人的部分為未能證明事實。
10. 故此，除就原審法院的見解給予應有的尊重外，上訴人認為被訴裁決明顯就是違反了疑罪從無原則，因此被訴裁決無疑是沾有審查證據出現明顯錯誤的瑕疵。
11. 除此之外，就有關A15操縱哪些女子賣淫的問題上，透過就「技師代理筆記簿」內有關A15此一代理人的紀錄（見卷宗第5033頁）與上訴人被原審法院所判涉及的21名女子之編號作對比後，我們僅發現只有X16（853）及X13（851）此兩名女子涉及編號為A15此一代理人。
12. 透過司警證人的證言可見，案中女子賣淫時使用的工作編號是有重複使用的可能性，亦即不排除一個號碼會被多於一個女子重覆使用。
13. 故此，於技師代理的筆記簿所載的編號與案發當日截獲得女子可能非為同一人。
14. 由於涉案的女子的工作編號非為固定，而且有可能出現重複，所以除應有的尊重外，上訴人認為就原審法院所羅列的證據及理由根本就無法認定於搜查當日所截獲的女子的中介人為誰，或更準確而言不知原審法院是如何透過其所曾審查的證據予以認定案中的21名女子是由上訴人所操縱賣淫。
15. 綜上所述，面對上述種種疑問時，顯然原審法院均無法一一釐清事實的真相（至少原審法院承認無法完全查明上訴人的代理人編號為何），因此被訴裁決無疑是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疑罪從無原則，故現懇求尊敬的法官 閣下裁定本部分之上訴理由成立，因而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之規定命令原審法院以便重新審理本案整個訴訟標的。
16. 再次強調，上訴人根本沒有從事操縱賣淫活動，並為**水療提供女子進行賣淫活動，故此，上訴人不符合犯罪集團的犯罪目的要件。
17. 上訴人未參與同案其他嫌犯所進行的諸如對涉案女子進行甄選、為他們安排場所予該等女子從事賣淫活動及進行管理等活動。
18. 上訴人只是為了收取介紹費而介紹女子到**水療工作，而非為了犯罪集團的利益及穩定存在而服務及作出貢獻。
19. 上訴人與其他嫌犯充其量僅為以共同犯罪的方式觸犯操縱賣淫，上訴人根本就沒有與其他嫌犯有組織犯罪集團的合意，故此，並不符合犯罪集團罪中的組織要素。
20. 綜上所述，懇求尊敬的法官 閣下裁定本部分之上訴理由成立，因而開釋上訴人觸犯本案所被起訴的一項《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犯罪集團罪（參加）。
　　基於上述所有事實及法律理由，現懇求各尊敬的法官 閣下作出如下裁決：
1) 裁定上訴人第一項的上訴理由成立，因而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及第360條第1款a)項之規定，宣告被訴合議庭裁判屬無效；
或
2) 裁定第二項的上訴理由成立，因而命令將本案發還原審法院重審本案整個訴訟標的；或
3) 裁定上訴人第三項的上訴理由成立，因而開釋上訴人觸犯本案一項《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犯罪集團罪（參加）。

　　　　第十二嫌犯L的上訴理由的葡文版本載於卷宗第11610-11636頁。4

第十三嫌犯M的上訴理由的葡文版本載於卷宗第11638-11643頁。5

第十五嫌犯O的上訴理由：
1. 本案中，上訴人被裁定：
- 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判處四年三個月徒刑；
- 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五項操縱賣淫罪（涉及X22、X23、X24、X25及X26），判處每項一年九個月徒刑；
- 六罪並罰，合共判處四年九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
2. 就原審法庭對上訴人判處之全部內容，上訴人認為被訴判決：
- 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及違反罪疑惟輕原則；
- 違反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之規定，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的違反法律之瑕疵；
- 違反《刑法典》第40條第1款、第40條第2款及第65條之規定，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的違反法律之瑕疵。
3. 於上訴人不服被訴判決之決定，現上訴人向中級法院針對被訴判決提起平常上訴。
4. 被訴判決中指出的與上訴人有關且屬重要及有利上訴人的已證事實（見被訴判決第84頁）：
i) 嫌犯現為自僱人士（主持、翻譯及私人補習），每月收入約澳門幣20,000元；
ii) 嫌犯未婚，需供養父母及一名成年在學妹妹；
iii) 嫌犯學歷為大學三年級程度；
iv) 嫌犯對其被指控的事實保持沉默。
關於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成立的指控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是違反罪疑惟輕原則
5. 原審法庭裁定上訴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判處四年三個月徒刑。
6. 按照Figueiredo Dias教授及終審法院對犯罪集團的精闢見解，上訴人認為原審法庭在審查犯罪集團的證據方面明顯地存有錯誤，同時違反了罪疑惟輕原則。
7. 原審法庭在證據性理據部分指出：第十四嫌犯至第十六嫌犯所實施的多次操縱賣淫行為也顯示彼等的角色對涉案犯罪集團的順利及持續運作非常重要，因為根據卷宗內眾多的證據資料，該三名淫媒為該集團提供了為數不少的賣淫女子，收取拆賬佣金即“A糧”，甚至替相關賣淫女子收取自“女糧”，且案中證據顯示他們三人與該操縱賣淫集團合作頗長一段時間，其中第十四嫌犯不僅與第五賺犯有聯絡接觸，也跟第三嫌犯及更高層的第二嫌犯有聯絡接觸。可見，按照卷宗內的多方面證據，結合常理及經驗法則，本法院認為該三名嫌犯明顯地及在相當程度上已參與了該犯罪集團，彼等的行為已顯然為該集團的利益及穩定存在而服務或作出貢獻。（載於被訴判決第123-124頁）
8. 首先，上訴人認為需扼要地指出以下被視為已證的事實：
- 「**水療」於2011年末開設；
- 自2012年起，「**水療」開始從事提供桑拿服務的活動；
- 第一嫌犯A幕後指使其他嫌犯進行與「**水療」活動相關的所有事務；
- 第二嫌犯、第三嫌犯、第四嫌犯及第五嫌犯負責執行第一嫌犯下達的工作指示；
- 第二嫌犯B負責監督及統籌「**水療」的營運，尤其是監督「**水療」每天的營業額及賣淫交易次數，另外，第二嫌犯Bss亦會為「**水療」及「Z桑拿」挑選及招聘賣淫女子；
- 第三嫌犯C負責監督及統籌「Z桑拿」的營運，並為「Z桑拿」挑選及招聘賣淫女子，另外，第三嫌犯C亦負責發放有關賣淫女子的薪金，及向淫媒支付中介費用；
- 第四嫌犯D負責管理「**水療」的後勤事務及賬目，包括採購避孕套、潤滑劑、漱口水、濕紙巾及床單等供賣淫交易用的物資，以及向賣淫女子發放薪金和向的士司機支付佣金；
- 第五嫌犯E是「**水療」的場面經理，其負責管理「**水療」的日常運作，並為「**水療」挑選及招聘賣淫女子；第五嫌犯E負責統籌「**水療」的保安工作，包括派駐職員在「**水療」外站崗及把風，當警方突擊巡查時，則安排「**水療」內的賣淫女子撤離；第五嫌犯E負責安排及監督「**水療」內的賣淫女子定期前往醫務所清洗下體；
- 第六嫌犯F是「**水療」的會計經理，其負責計算及發放「**水療」內賣淫女子的薪金及淫媒中介費用，並監督賣淫女子的交易次數；
- 第七嫌犯G是「**水療」的會計員，其至少負責計算「**水療」員工（包括賣淫女子）的薪金，尤其清楚了解不同國籍賣淫女子的不同拆賬方式及金額，亦掌握各淫媒的資料及有關淫媒旗下賣淫女子的資料；
- 第八嫌犯H是「**水療」的物資主任，其負責為「**水療」購買避孕套及潤滑劑等賣淫用品。第八嫌犯H負責分配儲物櫃及工號牌子賣淫女子使用；
- 第九嫌犯I是「**水療」的主任，其也是第五嫌犯E的助手。第九嫌犯I負責跟進賣淫女子入職後的程序，包括開通員工卡、收取入職費、收取培訓費及安排培訓項目，並有權向賣淫女子發放薪金及批准賣淫女子的請假要求。當第五嫌犯E休假時，第九嫌犯I負責「**水療」的保安工作；
- 第十嫌犯J是「**水療」的收銀經理，其負責計算「**水療」內的賣淫女子的薪金、淫媒的中介費及的士司機之佣金；
- 第十四嫌犯N、第十五嫌犯O及第十六嫌犯P充當淫媒，為「**水療」及「Z桑拿」提供賣淫女子，彼等按照上述犯罪集團訂立的拆賬規定分享旗下賣淫女子所進行的賣淫活動之收益。
9. 關於組織要件方面，從卷宗客觀現有的證據及既證事實上分析，上訴人並非「**水療」及「Z桑拿」的股東、實際經營者、幕後投資者或合資者。
10. 上訴人在「**水療」及「Z桑拿」中沒有任何身份、職級及職位，沒有受聘於「**水療」及「Z桑拿」，「**水療」及「Z桑拿」的盈虧與上訴人無關，因此上訴人絕非「**水療」及「Z桑拿」的其中一員。
11. 透過警方的調查，可以知道「**水療」的營運方式，簡單可總結如下：
- 「**水療」對外為提供桑拿服務的場所；
- 場所內有多國籍的技師（包括中國、越南、日本、韓國、俄羅斯等）；
- 場所內提供的服務至少分兩種，其中一種為正規（不含性行為）的按摩、保健（如修甲、採耳等）及蒸浴服務；另一種可能涉及性方面的服務；
- 客源來自客人親臨或的士司機的推介；
- 的士司機的回佣由「**水療」的門外工作人員發放；
- 每名技師需要通過第二嫌犯至第五嫌犯其中一人的聘用決定；
- 技師的來源有自行應徵的、有由他人介紹的；
- 每名技師上班時均獲發代表其身份的號碼牌，當其離職後，有關號碼牌便會換上另一名新技師使用；
- 技師的薪金及介紹人的佣金由「**水療」的工作人員計算及發放；
- 技師受「**水療」的高層、經理或主任的管理及監督，包括由他們決定是否批准休假、處理客人的投訴及作出相應的紀律懲處；
- 技師用的物資或工具均由「**水療」提供；
- 技師所提供的工作擔保金由「**水療」收取；
- 為「**水療」介紹技師的中介人只獲得佣金分成。
12. 假如上級法院在認定上訴人作為淫媒向該集團提供賣淫女子的前提下（上訴人對此所持的相反觀點將在以下論述），上訴人認為當中亦需要考慮上訴人此角色在「**水療」中的地位。
13. 本案中，上訴人最早於2018年才開始與「**水療」接觸及有聯繫。
14. 「**水療」場所內的技師的源頭是多途徑的，有技師自行到「**水療」應徵，亦有多個介紹人一直推介給「**水療」。
15. 上訴人與「**水療」開始接觸之前，「**水療」早已有其他中介人為「古原水療」推介韓國藉的技師，因此號碼以7字開頭的技師，以及「**水療」的電腦系統內關於7字開頭的技師的消費紀錄，絕非全部與上訴人有關係的。
16. 可見，上訴人並非始終而一地為「**水療」推介韓國藉技師的中介人。
17. 退一步而言，上訴人的地方及角色是隨時可被取代的，一旦上訴人或「**水療」的管理層認為雙方因任何原因（如佣金條件、個人意願）不能再合作，彼等的合作關係、亦隨時會終結。
18. 加上，「**水療」對外也沒有標旁著其是專門的韓式桑拿場所，而場內有多國藉的技師存在，更可見「**水療」從來沒有限定場所內必須要有韓國籍的技師方能運作。
19. 可以斷言，即使欠缺上訴人的存在「**水療」依舊會如常運作，而且按照「**水療」的技師的國籍比例，以及客人光顧的比例，韓國籍的技師佔極少數。
20. 再者，上訴人與「**水療」或「Z桑拿」的經營者及職員沒有構成一個穩定的合作關係，與其他中介人也沒有任何合作關係，上訴人不需要聽從「**水療」的股東、實際經營人、管理層、經理或主任等人士的指示，上訴人也沒有向他們下達過任何指令，故上訴人稱不上與該等人士之間有任何分工合作，上訴人亦不可能存有加入該組織或團伙（「**水療」）之意願。
21. 上訴人與「**水療」之間的關係純粹是外部合作關係，而非內部組織成員的關係。
22. 由此可見，不論是從集團還是上訴人的角度看來，上訴人根本沒有被視為納入或主動加入該組織或團伙（「**水療」）。
23. 從主觀層面上，上訴人的主觀意圖是單一及簡單的，就是想透過推介韓國籍的技師賺取佣金，這與的士司機推介客人到「**水療」消費（甚至知道有提供性服務）賺取佣金，兩者意圖並無任何的差別。
24. 充其量可以歸責上訴人有從事淫媒的意圖，卻不可歸責上訴人有與其他嫌犯形成或加入犯罪集團的合意並以集體名義為集體利益而進行相關活動。
25. 如上文所述，上訴人與「**水療」的關係是處於臨時性及不穩定性的狀況，任一方都可以隨時終止合作關係，上訴人的行為對於「**水療」的營運活動不是必不可少的元素，沒有上訴人的存在，「**水療」同樣會以相同方式來營運（也可以通過其他途徑來引入韓國籍的技師），欠缺上訴人的存在不會令「**水療」受到實質的影響或改變。
26. 正因如此，上訴人不能認同原審法庭所述般：上訴人對涉案犯罪集團的順利及持續運作非常重要。
27. 按照既有的客觀證據，以及「**水療」的運作模式且有利的既證事實，本案不具備充分的證據來顯示上訴人加入由第一嫌犯發起/創立的犯罪集團之主觀意圖，也不能證明上訴人在心理層面上產生如此的意圖：加入以實施犯罪為目的之犯罪集團。
28. 因此，基於被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欠缺充分及客觀的證據支持上訴人符合犯罪集團的各構成要件）及違反罪疑惟輕原則，請求上級法院綜合案中其他已證的事實，改判上訴人關於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罪名不成立，開釋上訴人。
關於五項操縱賣淫罪成立的指控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及違反罪疑惟輕原則
29. 另外，原審法庭亦裁定上訴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l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五項操縱賣淫罪（涉及X22、X23、X24、X25及X26），判處每項一年九個月徒刑。
30. 正如被訴判決在理由說明的部分中指出，控告開審理後，獲證明的事實如下：
- 經DNA鑑定，在V308號按摩房內近床頭地上檢獲的兩張紙巾（Bio-S0684及Bio-S0685）均檢出精液痕跡……其中一個避孕套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9及一名男子。（見被訴判決第61-62頁，卷宗第28冊第6974至7013頁的鑑定報告，第29冊第7050至7053頁之報告）
31. 當中，在「**水療」內檢護的避孕套中，只有一個避孕套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韓國籍女子X22及一名男子，而上訴人被判處五項操縱賣淫罪所涉及的其他四名韓國籍女子（X23、X24、X25及X26），在「**水療」內並未檢獲有可能存有該四名韓國籍女子的DNA之避孕套。
32. 根據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的操縱賣淫罪中，「賣淫」是該罪的成立要件之一，換言之，成立操縱賣淫罪必須有人操控他人「賣淫」的行為發生，如無賣淫行為，應當不構成此罪。
33. 其中，「賣淫」即售賣性服務，是為了獲取報酬而與他人發生性行為，屬於性交易。
34. 另一方面，根據原審法庭作出事實判斷的部分，原審法庭在審判聽證中宣讀了五名韓國籍女子在刑事起訴法庭所作的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當中與上訴人有關且屬重要的內容如下：
a) 第五名證人X26：（見被訴判決第97頁，卷宗第22冊第5354-5355頁，卷宗第17冊第4104-4105頁）
其在韓國透過互聯網認識了一名叫“RANI”的男子，由該名男子介紹證人到「**水療」工作，其所作出的聲明內並沒有提及上訴人；
b) 第十三名證人X22：（見被訴判決第101頁，第22冊第5346-5347頁，卷宗第16冊第3991-3994頁）
其於「**水療」的員工編號為709，其透過通訊軟件“LINE”認識網友“SHION”，是該名網友介紹其到「**水療」工作，其所作出的聲明內並沒有提及上訴人；
c) 第十五名證人X23：（見被訴判決第102頁，卷宗第22冊第5348-5349頁，卷宗第16冊第3897-3899頁）
其從韓國到澳門賭博，在澳門賭博的期間遇上一名以往曾認識的中國籍男子，該名男子介紹證人到「**水療」工作，其於「**水療」的員工編號為718，其所作出的聲明內並沒有提及上訴人；
d) 第十六名證人X24：（見被訴判決第102-103頁，卷宗第22冊第5352-5353頁，卷宗第16冊第3941-3943頁）
其在韓國透過“KAKATALK”認識了一名叫“SAM”的男子，由該名男子介紹證人到「**水療」工作，其於「**水療」的員工編號為715，其所作出的聲明內並沒有提及上訴人；
e) 第十七名證人X25：（見被訴判決第103頁，卷宗第22冊第5356-5357頁，卷宗第16冊第3922-3925頁）
其沒有提及到「**水療」工作的途徑，沒有提及任何介紹人，其於「**水療」的員工編號為720，其所作出的聲明內並沒有提及上訴人。
35. 又如被訴判決中所述：
a) 第五名證人X26稱其沒有在「**水療」從事賣淫活動；（載於卷宗第5354至5355頁，當中包括卷宗第4104至4105頁的相關內容，該等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b) 第十三名證人X22稱其自2019年3月14日在涉案水療工作，曾為4名客人按摩，沒有與客人發生性交易：（載於卷宗第5346至5347頁，當中包括卷宗第3991至3994頁的相聞內容，該等內容在此說為完全轉錄）
c) 第十五名證人X23稱其仍未獲安排向客人提供服務，其只提供按摩服務，絕不會提供性服務，其於2019年3月16日第一日上班；（載於卷宗第5348至5349頁，當中包括卷宗第3897至3899頁的相關內容，該等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d) 第十六名嫌犯X24稱其沒有向客人提供性服務，也沒有向客人提供過性服務或性交服務。（載於卷宗第5352至5353頁，當中包括卷宗第3941至3943頁的相關內容，該等 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36. 原審法庭在欠缺足以證明其他四名韓國籍女子（X23、X24、X25及X26）曾與他人作出性交易的客觀證據（含有該等女子DNA的物品）之情況下，不應過於主觀地認定了該四名韓國籍女子曾作出賣淫行為。
37. 由於沒有客觀證據顯示其他四名韓國籍女子（X23、X24、X25及X26）在案發當天與他人作出性交易，因此不能證明上述四名韓國籍女子存在賣淫行為。
38. 其次，根據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的操縱賣淫罪中，凡「誘使」、「引誘」、「誘導」或「操縱」他人賣淫，只要符合任一要件，該罪便能成立。.
39. 然而，從以上五名韓國籍女子所作的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中可以得知，該五名證人到「**水療」工作的因由全與上訴人無關，而且上訴人在該五名證人的聲明中從未被提及過，卷宗內也沒有資料顯示該五名證人曾與上訴人有任何接觸或聯繫，從而令人對該五名證人是否知悉或認識上訴人也存有合理懷疑。
40. 故此，「誘使」、「引誘」、「誘導」及「操縱」的任一要件中，就上訴人與該五名證人之間毫無連繫看來，上訴人自然也不符合上述的任一要件。
41. 同時，根據上訴人被搜獲的手提電話中的微信內所存有的訊息，上訴人多次提及一位名為“DANNY”的人士，當中的對話內容亦表示出與韓國籍女子相關的事宜均要告知該位名為“DANNY”的人士，而且需要獲得其指示，可以合理推測諸位名為“DANNY”的人士才是真正提供韓國籍女子之人。（見被訴判決第71頁，卷宗第30冊第7372-7421頁之報告）
42. 而上訴人向來有任職翻譯的工作，懂得流利的英語及韓語，在本案中以翻譯員的身份替真正向「**水療」提供韓國籍女子之人與「**水療」的相關人員溝通，並由此賺取翻譯所得之費用。
43. 原審法庭忽略了卷宗內所顯示的證據，在存有另一犯罪對象的情況下直接判定上訴人是唯一及直接提供韓國籍女子的淫媒，在審查證據方面亦明顯地存有錯誤。
44. 因此，基於被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及違反罪疑惟輕原則，請求上級法院綜合案中其他已證的事實，改判上訴人關於五項操縱賣淫罪罪名不成立，開釋上訴人；
45. 如上級法院不如此認為，則亦請求上級法院考慮到案中欠缺其他四名韓國籍女子（X23、X24、X25及X26）在案發當天曾與他人作出性交易的客觀證據，改判上訴人僅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進方式觸犯一項操縱賣淫罪，或者改判上訴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操縱賣淫罪及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未遂方式觸犯四項操縱賣淫罪。
審判錯誤（法律適用錯誤）
46. 根據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凡誘使、引誘、或誘導他人賣淫者，即使與其本人有協定，又或操縱他人賣淫者，即使經其本人同意，處一至三年徒刑。
47. 雖然有其他司法見解認為淫媒罪及操縱賣淫罪所保護的法益包括個人的性自由及性自決，但上訴人認為至少從操縱賣淫罪來看，此一觀點並非正確的。
48. 正如上述條文後部分所規定要的要件：操縱他人賣淫者，即使經其本人同意。
49. 明顯可見，為了構成該犯罪，只須操縱他人賣淫即可，即使經其本人同意。
50. 換言之，立法者早已預見到賣淫女子可能是出於自願的（想搵快錢），亦可以是不存在被遺棄或陷於困厄之狀況（即不受外在條件影響其決定），因此操縱賣淫罪所保護的法益是捍衛性道德及真誠至勝的一般社會利益，規範所欲禁止的目的是：禁止行為人控制或支配性交易商品化，不論行為人從中是否有圖利的意圖。
51. 假使涉案的韓國籍技師X22、X23、X24、X25及X26被認定屬於上訴人所推介的，根據操縱他人賣淫罪所保護的法益而言，上訴人僅構成一次對相關法益的侵害（捍衛性道德及真誠至勝的一般社會利益）。
52. 基此，原審法庭裁定上訴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五項操縱賣淫罪（涉及X22、X23、X24、X25及X26）違反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的規定，因此，被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的違反法律之瑕疵，請求上級法院改判上訴人的行為僅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操縱賣淫罪，並開釋上訴人其餘四項操縱賣淫罪。
關於量刑（違反罪過原則及罪刑相適應原則）
53. 《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的規定確立了量刑時應考慮的因素和量刑標準。
54. 刑罰之目的，正如《刑法典》第40條第1款所作的規定，刑罰之目的在於保護法益及使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
55. 正如被訴判決中認定的事實，對於同性質的犯罪，上訴人為初犯。
56. 而且，上訴人並非發起及創立犯罪集團者（最高層級），非為執行犯罪集團創立者及最高層領導所發出的指令/指示並具有相關權限者（次要層級），亦非為為犯罪集團的利益及穩定存在而服務或作出貢獻者（再次要層級）。
57. 原審法庭認為為犯罪集團提供賣淫女子，對犯罪集團的順利及持續運作屬非常重要的是作為淫媒的角色，當中，上訴人所牽涉到的韓國籍賣淫女子只是佔少數（三十名中的五名），由賣淫女子的數量可以反映出上訴人在該犯罪集團中的重要性極他。
58. 再者，上述提及的卷宗證據中，顯示上訴人在手提電話中的微信訊息內多次提及一位名為“DANNY”的人士，當中的對話內容可以合理推測該位名為“DANNY”的人士才是真正提供韓國籍女子之人，上訴人需要聽取其指示。（見被訴判決第71頁，卷宗第30冊第7372-7421頁之報告）
59. 而上訴人向來有任職翻譯的工作，懂得流利的英語及韓語，在本案中以翻譯員的身份替真正向「**水療」提供韓國籍女子之人與「**水療」的相關人員溝通，並由此賺取翻譯所得之費用。
60. 上訴人實際上是基於聽取“上線”的指示及安排，在知悉存有操縱賣淫的事實下，作為“上線”與犯罪集團之間的中介，其在本案中的角色是相當被動及次要的。
61. 其角色亦僅限於協助有意到「**水療」工作的女性在語言上的一個溝通橋樑，以此賺取佣金，其不參與「**水療」的管理及營運，亦沒有以不人道的方式剝削她們在性自由或薪金方面的權利。
62. 這些女性全部是出於自願，想“搵快錢”而決定到「**水療」工作。
63. 被訴判決中亦指出未能證實上訴人操縱至少涉案其中二十五名女子在第一嫌犯A所實際操控的桑拿場所及按摩場所（「**水療」）內從事賣淫活動。
64. 上訴人最早於2018年才開始與「**水療」接觸及有聯繫。
65. 以7字開頭的技師，以及「**水療」的電腦系統內關於7字開頭的技師的消費紀錄，絕非全部與上訴人有關係的。
66. 上訴人並非「**水療」及「Z桑拿」的股東、實際經營者、幕後投資者或合資者。
67. 上訴人在「**水療」及「Z桑拿」中沒有任何身份、職級及職位，沒有受聘於「**水療」及「Z桑拿」，「**水療」及「Z桑拿」的盈虧與上訴人無關，因此上訴人絕非「**水療」及「Z桑拿」的其中一員。
68. 按照「**水療」的技師的國籍比例，以及客人光顧的比例，韓國籍的技師佔極少數。
69. 上訴人與「**水療」的關係是處於臨時性及不穩定性的狀況，上訴人的行為對於「**水療」的營運活動不是必不可少的元素，沒有上訴人的存在，「**水療」同樣會以相同方式來營運（也可以通過其他途徑來引入韓國籍的技師），欠缺上訴人的存在不會令「**水療」受到實質的影響或改變。
70. 上訴人在是次犯罪行為中的角色可有可無，隨時可被替代，且其也不是賣淫活動的主要核心和關鍵人物，故上訴人認為其所受判處的刑罰相比起其他嫌犯而言，應可得到更輕的處罰。
71. 所以，原審法庭對其所判處的刑罰已超逾本次犯罪的罪過程度，違反了《刑法典》第40條第2款所規定的罪過原則及罪刑相適應原則。
72. 需要強調，長期徒刑很不利於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反而長時間地生活於監獄中，染上不良習慣的機率更高，服刑者亦會與社會脫節，當重返社會時將難以適應社會發展。
73. 上訴人現為自僱人士（主持、翻譯及私人補習），每月收入的澳門幣20,000元，是家中的經濟支柱之一，需供養父母及一名成年在學妹妹。
74. 倘上訴人被判處長期徒刑，家中便會失去經濟支柱及無法照料父母，在求職方面亦會因為追不上社會發展步伐而難以尋找工作。
75. 可見，長期徒刑為上訴人帶來的將會是不可逆轉的負面影響，牽涉到上訴人的生活、職業及家庭成員的生活。
76. 此外，卷宗內的證據中，顯示上訴人熱心公益，曾參與不同類型的義工活動，當中，由各界人士所繕寫的書信中亦提及上訴人為社會作出不少貢獻，人格方面獲得良好的評價，原審法庭在量刑時亦應將該等證據作為考慮因素之一。
77. 綜上所述，上訴人認為被訴判決違反《刑法典》第40條第1款、第40條第2款及第65條之規定，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的違反法律之瑕疵，並請求上級法院裁定被訴判決因違反罪過原則及罪刑相適應原則，廢止被訴判決，並取而代之，在數罪並罰的情況下，向上訴人合共判處不高於三年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並將徒刑予以暫緩執行。
請求，綜上所述，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
1) 接納本上訴及裁定上訴理由成立；
2) 關於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裁定被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及違反罪疑惟輕原則，改判罪名不成立，開釋上訴人；
3) 關於五項操縱賣淫罪，裁定被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及違反罪疑惟輕原則，改判上訴人關於五項操縱賣淫罪罪名不成立，開釋上訴人；或
4) 改判上訴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操縱賣淫罪及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未遂方式觸犯四項操縱賣淫罪；或
5) 裁定被訴判決違反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的規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的違反法律之瑕疵，改判上訴人的行為僅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操縱賣淫罪，並開釋上訴人其餘四項操縱賣淫罪；及
6) 裁定被訴判決違反《刑法典》第40條第1款、第40條第2款及第65條之規定，違反罪過原則及罪刑相適應原則，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的違反法律之瑕疵，廢止被訴判訣，並取而代之，在數罪並罰的情況下，向上訴人合共判處不高於三年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並將徒刑予以暫緩執行。

第六嫌犯F的上訴理由：
1. 在本案中，上訴人被裁定：
- 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判處四年六個月徒刑；
- 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三十項操縱賣淫罪，判處每項一年九個月徒刑；
- 三十一罪並罰，合共判處五年六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
2. 就原審法庭裁定上訴人關於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罪名成立及其具體量刑之部分，上訴人認為被訴判決：
- 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及違反罪疑惟輕原則；
- 違反《刑法典》第40條第1款、第40條第2款及第65條之規定，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的違反法律之瑕疵。
3. 就原審法庭裁定上訴人關於三十項操縱賣淫罪罪名成立及其具體量刑之部分，上訴人認為被訴判決：
- 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及違反罪疑惟輕原則；
- 違反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的規定，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的違反法律之瑕疵；
- 違反《刑法典》第40條第1款、第40條第2款及第65條之規定，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的違反法律之瑕疵。
4. 就原審法庭數罪並罰，合併判處上訴人五年六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之部分，上訴人認為被訴判決：
- 違反《刑法典》第40條第1款、第40條第2款及第65條之規定，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的違反法律之瑕疵。
5. 就原審法庭裁定充公上訴人所擁有的扣押物之部分，上訴人認為被訴判決：
- 針對原審法庭認定上訴人身上搜獲的一隻黑色手錶、身上的現金澳門幣二萬四千元（MOP$24,000.00）及現金港幣三萬六千元，及住所內的現金港幣二百四十五萬一千五百元（HKD$2,451,500.00）屬犯罪所得及用作經營上述操控賣淫活動方面欠缺說明理由（尤其欠缺列出用作形成法院心證且經審查及衡量的證據）
- 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
- 違反《刑法典》第101條第l款之規定，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的違反法律之瑕疵。
6. 由於上訴人不服被訴判決之決定，現上訴人向中級法院針對被訴判決提起平常上訴。
7. 被訴判決中指出的與上訴人有關且屬重要及有利上訴人的已證事實（見被訴判決第80頁—81頁）：
i) 嫌犯現為無業，靠積蓄及收租每月人民幣2,000多元為生；
ii) 嫌犯學歷為初中二年級程度；
iii) 嫌犯對其被指控的事實保持沉默；
iv) 嫌犯為初犯。
關於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罪名成立的指控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8. 原審法庭裁定上訴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刑法》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判處四年六個月徒刑。
9. 原審法庭在證據性理據部分指出：第六嫌犯、第九嫌犯、第十二嫌犯及第十三嫌犯在涉案犯罪集團所實施的一系列操縱賣淫行為中的角色亦非常關鍵，涉及計算及發放賣淫女子的薪金和淫媒中介費用、與淫媒接洽、監督賣淫女子的交易次數及涉案水療的電腦賬目、具體跟進賣淫女子入職後的程序、發放薪金、是否批准她們請假、向客人推介賣淫女子的性交易套餐、負實有關場所（包括「**水療」及「Z桑拿」的安保工作、監督賣淫女子定期前往洗下體、負責招募賣淫女子及對她們進行評級、給予客人消費折扣、收費和退款、處理投訴和統籌安保工作等。可見，按照卷宗內的多方面證據，結合常理及經驗法則，本法院認為第六嫌犯、第九嫌犯、第十二嫌犯及第十三嫌犯明顯在相當程度上已參與了該犯罪集團，彼等的行為已顯然為該集團的利益及穩定存在而服務或作出貢獻，只不過僅第六嫌犯及第九嫌犯應被歸責關於警方在「**水療」發現及/或識別到的三十名女子在該場所提供性服務的行為。（載於被訴判決第122-123頁）
10. 實際上，對於上述所提及的各項工作，上訴人只有負責：計算及發放賣淫女子的薪金和淫媒中介費用、與淫媒接洽、監督賣淫女子的交易次數及涉案水療的電腦賬目。
11. 原審法庭認為上訴人的角色屬於非常關鍵，但上訴人不能認同。
12. 上訴人扼要地指出以下被視為已證的事實：
- 自2012年起，「**水療」開始從事提供桑拿及按摩服務；
- 第一嫌犯A幕後指使其他嫌犯進行與「**水療」活動相關的所有事務；
- 第二嫌犯、第三嫌犯、第四嫌犯及第五嫌犯負責執行第一嫌犯下達的工作指示；
- 第二嫌犯B負責監督及統籌「**水療」的營運，尤其是監督「**水療」每天的營業額及賣淫交易次數，另外，第二嫌犯B亦會為「**水療」及「Z桑拿」挑選及招聘賣淫女子；
- 第三嫌犯C負責監督及統籌「Z桑拿」的營運，並為「Z桑拿」挑選及招聘賣淫女子，另外，第三嫌犯C亦負責發放有關賣淫女子的薪金，及向淫媒支付中介費用；
- 第四嫌犯D負責管理「**水療」的後勤事務及賬目，包括採購避孕套、潤滑劑、漱口水、濕紙巾及床單等供賣淫交易用的物資，以及向賣淫女子發放薪金和向的士司機支付佣金；
- 第五嫌犯E是「**水療」的場面經理，其負責管理「**水療」的日常運作，並為「**水療」挑選及招聘賣淫女子；第五嫌犯E負責統籌「**水療」的保安工作，包括派駐職員在「**水療」外站崗及把風，當警方突擊巡查時，則安排「**水療」內的賣淫女子撤離；第五嫌犯E負實安排及監督「**水療」內的賣淫女子定期前往醫務所清洗下體；
- 第六嫌犯F是「**水療」的會計經理，其負責計算及發放「**水療」內賣淫女子的薪金及淫媒中介費用，並監督賣淫女子的交易次數；
- 第七嫌犯G是「**水療」的會計員，其至少負責計算「**水療」員工（包括賣淫女子）的薪金，尤其清楚了解不同國籍賣淫女子的不同拆賬方式及金額，亦掌握各淫媒的資料及有關淫媒旗下賣淫女子的資料；
- 第八嫌犯H是「**水療」的物資主任，其負責為「**水療」購買避孕套及潤滑劑等賣淫用品。第八嫌犯H負責分配儲物櫃及工號牌予賣淫女子使用；
- 第九嫌犯I是「**水療」的主任，其也是第五嫌犯E的助手。第九嫌犯I負責跟進賣淫女子入職後的程序，包括開通員工卡、收取入職費、收取培訓費及安排培訓項目，並有權向賣淫女子發放薪金及批准賣淫女子的請假要求。當第五嫌犯E休假時，第九嫌犯I負責「**水療」的保安工作；
- 第十嫌犯J是「**水療」的收銀經理，其負責計算「**水療」內的賣淫女子的薪金、淫媒的中介費及的士司機之佣金；第十四嫌犯N、第十五嫌犯O及第十六嫌犯P充當淫媒，為「**水療」及「Z桑拿」提供賣淫女子，彼等按照上述犯罪集團訂立的拆賬規定分享旗下賣淫女子所進行的賣淫活動之收益。
13. 「**水療」是由**娛樂管理(澳門)有限公司所開設及經營的提供桑拿及按摩服務的場所。
14. 上述場所的運作模式與一般常規及合法的公司無異，同樣設有股東、經理、主任、會計、採購、保安等職位。
15. 眾多嫌犯之中，只有第一嫌犯A是**娛樂管理(澳門)有限公司的股東。
16. 根據控訴書已證事實第10條至21條，可見各名嫌犯的角色及職責如下：
1) 除第一嫌犯之外，第二嫌犯B屬於「**水療」的二把手；
2) 除第一嫌犯之外，第三嫌犯C屬於「Z桑拿」的二把手；
3) 第四嫌犯D負責後勤事務及賬目，地位次於「**水療」二把手；
4) 第五嫌犯E的地位次於「**水療」的二把手和第四嫌犯；
5) 第六嫌犯F（即上訴人）是「**水療」會計部的經理；
6) 第七嫌犯G是「**水療」會計部的會計員；
7) 第八嫌犯H是「**水療」的物資主任；
8) 第九嫌犯I是「**水療」的場面主任；
9) 第十嫌犯J是「**水療」的收銀經理。
17. 按照「**水療」的結構模式，大致可以分為：管理職能、財務職能、後勤職能三大方面。
18. 管理職能包括：監督及統籌賣淫業務、挑選及招聘賣淫女子、跟進入職後的程序、統籌保安工作、安排及監督賣淫女子定期前往醫務所清洗下體、批准賣淫女子請假要求、安排培訓賣淫女子；
19. 財務職能包括：計算及發放賣淫女子的薪金及淫媒中介費用、向的士司機支付回佣；
20. 後勤職能包括：購買場內物資及賣淫用品、分配儲物櫃及工號牌。
21. 本案中，上訴人、第七嫌犯G及第十嫌犯J均屬於「**水療」財務職能的工作人員。
22. 對於原審法庭開釋第七嫌犯G及第十嫌犯J有關犯罪集團罪（參加）的理由，原審法庭在證據性理據部分指出：
- 關於第七嫌犯G
至於第七嫌犯、第十七嫌犯及第十八嫌犯的部份，無可否認，雖然該三名嫌犯在本案中從功能的層面而言都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尤其第七嫌犯至少負責計算包括賣淫女子的薪金及向第二嫌犯匯報每日營業狀況、第十七嫌犯及第十八嫌犯負責把風及觸發警報系統，但他們三人作出有關行為的主因其實是因為打工，基於上司安排而作出該等具體操作（第七嫌犯實際上也曾偶爾地向個別淫媒發放“A糧”），未有很明顯跡象顯示彼等以直接參與操控有關女子在該場所內賣淫，也未有明顯證據顯示他們三人可獲得犯罪集團的分紅或獎金，按照常理及經驗法則，他們三人的工作成果及效益似乎更趨向純協助及便利了該等女子在該場所內從事賣淫活動而獲得報酬及不被發現而已。因此，本法院認為本案未有充份證據認定他們三人具體參與了本案的犯罪集團，但仍能認定彼等以上述協助性的方式參與了涉及上述三十名女子的操縱賣淫的行為。
- 關於第十嫌犯J
對於第十嫌犯的部份，雖然該嫌犯名義上為收銀經理，且自「**水療」開幕前已入職，且其亦會核對第七嫌犯計算後的賣淫女子的薪金、淫媒中介費及的士司機的佣金，其甚至 向第十五嫌犯投訴她旗下的某名賣淫女子服務差，且其手提電話內也有不少與賣淫活動有關的內容，可見，該嫌犯在本案中亦具一定重要性，然而，除了上述證據外（也包括第七嫌犯向其匯報每日營業數額），案中關於第十嫌犯的監聽紀錄資料較為有限，其角色相對負責監察賣淫女子交易次數及電腦賬目系統的上司即第六嫌犯較低，案中也未有明顯證據顯示其可獲得犯罪集團的分紅或獎金，事實上，其行為似乎亦屬打工性質為主，但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又會與個別淫媒有接觸，角色上對於操縱賣淫行為的成功實現又似乎比第七嫌犯更重要。因此，按照常理及經驗法則，本法院對於第十嫌犯是否達至參與了本案的犯罪集團的程度似乎仍有一定的保留及合理疑問，故未能充份認定第十嫌犯參與了該集團，但本法院卻認為本案有充份證據認定在「**水療」任職收銀經理的該嫌犯作出了涉及上述三十名女子的操縱賣淫的行為。
23. 原審法庭加以區別地看待上訴人，從而僅認定上訴人有參與犯罪集團罪，上訴人實不敢苟同，並進一步指出以下證據支持：
24. 控方證人司警偵查員U在庭上講述到：
- 經法證檢驗有關電腦內的資料，有分紅表（如B、C、D、E）、主任分配奬金表（如I）；
- I是E的助手，E放假時會由I跟進相關工作，賣淫女子請假也會向I匯報，他也會出“女糧”。
- G計算及核對每日營業數額及各人報酬，要F核准才可發放報酬。
- J介乎於F及G之間，屬副經理級，G計算及入帳後的資料會交予J核對，之後交回F再核實，其後才會向中介人及的士司機發放回佣；
25. 控方證人司警偵查員V在庭上亦講述到：
- 案中搜獲的轉數表對應到賣淫的次數，且主任級可獲得轉數獎金；
- J與O也曾透過手提電話訊息溝通拿取“A糧”的事宜；
- O也曾向B介紹泰國籍的賣淫女子；
26. 第三嫌犯C於檢察院作出聲明（載於卷宗第5191頁連背頁，當中包括卷宗第2597至2599頁的相容，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 張姓男經理在“**水療”內職位最高。
27. 第五嫌犯E在庭上講述到：
- 在“**水療”有兩批女子，一批只做按摩技師，沒有提供性服務，另一批是有提供性服務，號碼字頭應為8、7、1、3（6可能有）沒外僱證的該等女子翌日會到人事部獲B、D或I出糧，人事部也會支付報酬予介紹議等女子的中介人。
- 其沒有收過「**水療」的股東分紅，只收過獎金。
28. 第七嫌犯G在庭上講述到：
- 其工作內容為根據收銀員交給其的資料將「**水療」輸入公司的EXCEL電腦系統內，計算涉案水療的員工的薪金（按照工卡，以及職員會將技師的服務單放在其辦公室的紙皮箱內，以計算工數和轉數，過程中會核查收銀員有否計錯數）、每日營業收入、信用卡數、收銀零錢等，也要製作營業收入報表，其按公司要求計算不同拆賬方式及金額（包括“A糧”及“女糧”，不同技師套餐和服務也有不同拆賬方式）；
- 知悉“女糧”是介紹該等技師的中介人所收取；
- 其計算員工的薪金後，便會定時交予收銀經理J核查數目，之後其會按經核實的數目告知F，由他提取金錢及取支票，他負責現金流，以便每月5號及18號出糧；
- 倘若需要公司的工章，則需問E拿取；
- 簽支票是由A組的“和叔”X39和連同B組的另一人簽名；
- 其負責向B匯報「**水療」的每日營業收入狀況或報表；
- “女糧”一般是於翌日以現金方式支付的，只是個別技師以月結方式獲支付；對於每月給予司機的回佣總數，公司會交給其一張表，其會將該筆數計人公司會計賬目中支出項目中；
- 公司會在技師每轉服務中抽港幣10元分給涉案水療的主任們，每月總數會有數萬元；其計算技師的薪金時是否需要扣除她們的人工不是由其決定，其會向E或J請示或求情，他們二人有權決定。
29. 第八嫌犯H在庭上講述到：
- 除了底薪外，其也可以因應該水療的營業額獲得分成，不計技師們是否提供性服務，以客人每開一個儲物櫃計一轉作登記，以每月達四千至五千轉時，每位主任可分得500元提成，五千轉以上時，則可分得1,000元提成；
- 該等女技師提供服務後，翌日會獲D或I支付報酬。
應檢察院的聲請，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38條第1款b項的規定，本法院宣讀了該嫌犯的有關聲明肉容（載於卷宗第5183頁背頁在檢察院所作出的確認載於卷宗第1909頁最後一段至第1910頁第一段末端及卷宗第5183頁背頁的第五段）：
- 每次按摩師與顧客進行性交易後，按摩師能收回上述正價約三成的報酬［例如當顧客與一名越南籍的按摩師進行性交易，該名按摩師能夠收取約澳門幣七百元的薪酬］，而該報酬會於進行性交易後的翌日由D負責現金交付給按摩師；
- 每次按摩師與顧客進行性交易後，「**水療」內每位主任均能分給澳門幣1元回佣，當所有按摩師交易次數合共每月達到四千次但少於五千次時，每位主任均能獲得澳門幣500元的額外獎金。
- 而當按摩師每月交易次數達到五千次或以上時，每位主任均能獲得澳門幣1,000元的額外獎金。
30. 第十嫌犯J在庭上講述到：
- F會將計算好的錢放在櫃內，發訊息告訴其該等“女糧”是要交予D的，D、F及G才有權出糧；
- F使用會計部的枱，他會將錢放入夾萬。
31. 根據卷宗第7684頁的資料可見，第十嫌犯J早於上訴人入職「**水療」、其與上訴人的固定月薪相同，而第七嫌犯的固定月薪亦高於上訴人。
32. 透過以上書證、證人證言及嫌犯的聲明，實際上，按照上訴人日常所負責的工作職能來分析，正如控訴書既證事實第11條、第12條、第14條、第16條、第18條、第20條、第21條，當中能夠證明，雖然上訴人名義上為會計經理，但上訴人的工作實際上與其他嫌犯的職能是有所重合的（例如計算薪金和佣金、發放佣金、與淫媒接洽、監督賣淫女子的交易次數等）。
33. 從卷宗客觀現有的證據及既證事實上分析，上訴人並非「**水療」及「Z桑拿」的實際經營者、幕後投資者或合資者，上訴人不因此能獲得股東分紅。
34. 上訴人所得到的並非是分紅，而是職位上的獎金分配，這獎金是按照當月的營業額來計算的，營業額所指的是「**水療」所有客人的消費收入，當中包括合法的消費項目，如保健按摩、蒸浴等。
35. 即使其他主任及其他經理（包括第十嫌犯），同樣根據他們的職位可以獲公司分派一定的獎金，只是因應不同職位，獎金的計算方式亦會有別。
36. 原審法庭不能單憑上訴人因其擔任的職位可獲分配按當月營業額來計算的獎金而斷定上訴人在涉案犯罪集團中屬於非常關鍵的角色。
37. 創立或參與犯罪集團罪的罪狀構成要件從來沒有要求行為人是否取得利益為目的或意圖。
38. 而原審法庭在證據性理據部分指出其認為第六嫌犯的角色亦非常關鍵，是由於上訴人負責的工作涉及計算及發放賣淫女子的薪金和淫媒中介費用、與淫媒接洽、監督賣淫女子的交易次數及涉案水療的電腦賬目。
39. 正如上文所述，上訴人與本案中的其他嫌犯的工作是有重合的。
40. 「**水療」如一般公司般，同樣有設置經多人核對的步驟，而上訴人的職責就是對第十嫌犯或第七嫌犯計算後的金額數目作最終核對的工作。
41. 上訴人依其職位上的職責毫無疑問地需要擔當上作最終核對數目的責任，而承擔這一核對責任僅是因為工作職位性質上的需要，而非實施犯罪活動的必要。
42. 上訴人不是公司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不能親自簽發支票提取或自行動用公司帳戶內的款項。
43. 明顯地，上訴人只是按照電腦系統的紀錄來最終核對由第七嫌犯G或第十嫌犯J計算的數目是否正確。
44. 倘核對無誤後，上訴人便會將相關賣淫女子的薪金交由第三嫌犯C、第四嫌犯D或第九嫌犯I直接發放或交付薪金予賣淫女子。
45. 而控方指上訴人負責監督賣淫子女的交易次數，實際上是上訴人為了核對第七嫌犯G或第十嫌犯J所計算的薪金或佣金，需要查核電腦系統內的紀錄，確認相關的交易次數，僅此而已。
46. 即使有關賣淫女子沒有發生交易，亦與上訴人無關，因為上訴人不直接與賣淫女子接觸，上訴人不負責管理賣淫女子的工作方式和工作表現。
47. 上訴人認為對於操控賣淫的活動而言，重要及關鍵的角色應當是操控或協助操控賣淫女子的人，例如：
- 負責監督及統籌「**水療」的營運之人，此等人士控制及確保賣淫活動的實施；
- 負責挑選及招聘賣淫女子之人，此等人士引入賣淫女子，協助賣淫活動的執行；
- 負責監督及培訓賣淫女子之人，此等人士確保賣淫女子聽從安排；
- 負責推介賣淫女子給客人，此等人士實現賣淫交易結果。
48. 在「**水療」的工作中，上訴人只是負責根據電腦系統紀錄核對帳目和開支的金額，其從來沒有與賣淫女子有任何接觸和聯繫。
49. 亦由於上訴人只是負責作最後核對工作，上訴人每天只需抽取些許時間回「**水療」處理工作，不需要亦不會長時間逗留在「**水療」。
50. 「**水療」隸屬於**娛樂管理(澳門)有限公司，其對外產生法律效力的文件及銀行帳戶均由公司的行政管理機關負責，上訴人儘管是會計部經理，也沒有權限自行簽署相關文件和動用銀行帳戶內的金錢。
51. 「**水療」每天的營業收入有來自現金和刷卡的支付方法，經第十嫌犯J點算後，上訴人核對無誤後會將現金抽出一部分交予第七嫌犯G去支付開銷，一部分交予第十嫌犯J作找零錢用途及支付的士司機佣金，其餘的現金直接放入「**水療」的夾萬內作保管，且上訴人不能自行決定動用有關現金。
52. 至於刷卡消費的收入，是直接存入到**娛樂管理(澳門)有限公司的銀行帳戶內，只有公司的行政管理機關才有權親自提取或透過簽發支票交由第三人來提取。
53. 上訴人名義上雖然為會計部經理，但其卻沒有財務上的決定權，只能遵從第一嫌犯至第三嫌犯的指示執行會計職務。
54. 因此，上訴人認為不能單憑職銜表面上的高低而使其與案中的第七嫌犯G或第十嫌犯J的角色區別對待，因為他們所負責的工作其實是無分別的，只是工作步驟上有先後次序之分。
55. 上訴人作出有關行為的主因其實同樣是因為打工，基於上司安排而作出該等具體操作，未有很明顯跡象顯示上訴人以直接參與操控有關女子在該場所內賣淫。
56. 按照常理及經驗法則，上訴人的工作成果及效益同樣更趨向純協助及便利了該等女子在該場所內從事賣淫活動而獲得報酬。
57. 按照既有的客觀證據，以及「**水療」的運作模式及有利的既證事實，本案不具備充分的證據來顯示上訴人具體參與了本案的犯罪集團，或存在加入由第一嫌犯發起/創立的犯罪集團之主觀意圖，也不能證明上訴人在心理層面上產生如此的意圖：加入以實施犯罪為目的之犯罪集團。
58. 對於上訴人的行為是否達至參與了本案的犯罪集團的程度似乎仍有一定的保留及合理疑問。
59. 因此，基於被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 2款c項所規定的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欠缺充分及客觀的證據支持上訴人符合犯罪集團的各構成要件）及違反罪疑惟輕原則，請求上級法院綜合案中其他已證的事實，改判上訴人關於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罪名不成立，開釋上訴人。
犯罪集團罪的具體量刑
違反罪過原則及罪刑相適應原則
60. 《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的規定確立了量刑時應考慮的因素和量刑標準。
61. 根據既證事實，上訴人所負責的工作主要是計算薪金及佣金，其沒有直接參與操控有關女子在該場所內賣淫。
62. 上訴人並非發起及創立犯罪集團者，其角色主要是負責核對薪金及佣金的數目，其不參與對賣淫女子的招聘、管理及培訓，也沒有負責向客人推介賣淫女子以促成性交易。
63. 在整個操控賣淫的活動環節，如果從保障賣淫女子的性自由及性自決的法益來看，上訴人的角色不帶半點絲毫的影響力。
64. 上訴人唯一可以做的是，按照上級既定的指示，按照內部既定的計算方式來計算薪金和佣金，核對數目無誤後，便由其他嫌犯直接交予賣淫女子。
65. 上訴人的職權既不能改變公司內部的決定（如薪金及佣金的分成比例），也不能決定扣除賣淫女子的薪金和不發放佣金給中介人。
66. 正如被訴判決中認定的事實，上訴人為初犯。
67. 對於犯罪集團罪（參加）的具體量刑方面，原審法庭對部分嫌犯作出的量刑決定如下：
- 第五嫌犯E，判處四年六個月徒刑；
- 第六嫌犯F（即上訴人），判處四年六個月徒刑；
- 第九嫌犯I，判處四年六個月徒刑；
- 第十四嫌犯N，判處四年三個月徒刑。
68. 第五嫌犯E（場面經理），負責挑選及招聘賣淫女子，亦負責監督賣淫女子；第九嫌犯（場面主任）負責監督及培訓賣淫女子，亦負責向客人推介賣淫女子；第十四嫌犯（淫媒）則負責向「**水療」提供賣淫女子。
69. 上述三名嫌犯是直接與賣淫女子接觸，也是直接參與操控有關女子在該場所內賣淫。
70. 相反，上訴人在會計辦公室內工作，既不接觸賣淫女子，也從不參與管理賣淫女子的工作。
71. 上訴人的職務行為既沒有促成性交易行為，也沒有侵害賣淫女子的性自由及性自決。
72. 原審法庭卻判處上訴人與第五嫌犯及第九嫌犯相同份量的量刑（四年六個月徒刑），而上訴人的量刑亦高於第十四嫌犯的量刑（四年三個月）。
73. 因此，上訴人認為原審法庭的量刑是不公平的，是違反《刑法典》第65條的規則，沒有根據事實之不法程度、實行之方式、後果之嚴重性的標準來加以區別對待。
74. 綜上所述，上訴人認為被訴判決違反《刑法典》第40條第1款、第40條第2款及第65條之規定，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的違反法律之瑕疵，並請求上級法院裁定被訴判決因違反罪過原則及罪刑相適應原則，廢止被訴判決關於犯罪集團罪（加入）的具體量刑，並就本罪而言，判處上訴人不高於四年的徒刑，並數罪並罰之下，重新作出單一刑罰的具體量刑。
關於三十項操控賣淫罪罪名成立的指控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75. 另外，原審法庭亦裁定上訴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三十項操縱賣淫罪，判處每項一年九個月徒刑。
76. 根據控訴書既證事實第47條：經DNA鑑定，在V308號按摩房內近床頭地上檢獲的兩張紙巾（Bio-S0684及Bio-S0685）均檢出精液痕跡，其中一張紙巾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32，另一張紙巾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17１。在「**水療」後樓梯梯間左邊第二個垃圾桶內及V301號房間外的垃圾桶內檢獲的合共四十二個已使用之避孕套（Bio-S0694至Bio-S0735）中，有四十個避孕套檢出精液痕跡，檢出的DNA的檢驗結果均為混合分型，其中五個避孕套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272及四名不同男子；其中七個避孕套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293及六名不同男子；其中三個避孕套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14及三名不同男子；其中四個避孕套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25及四名不同男子；其中兩個避孕套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36及兩名不同男子；其中一個避孕套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47及一名男子；其中兩個避孕套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58及兩名不同男子；其中一個避孕套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69及一名男子；其中三個避孕套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710及三名不同男子；其中一個避孕套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2111及一名男子；其中一個避孕套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2212及一名男子；其中三個避孕套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1713及三名不同男子；其中三個避孕套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3114及三名不同男子；其中一個避孕套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815及一名男子；其中一個避孕套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916及一名男子（參閱卷宗第28冊第6974至7013頁的鑑定報告，第29冊第7050至7053頁之報告）。
77. 上述DNA的檢驗報告中，僅檢測到16名女性的DNA。
78. 只有10名女性證人在刑事起訴法庭所作的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被宣讀，而她們一概否認有發生性交易行為。
79. 上訴人被檢察院指控三十項操控賣淫罪，顯然是出於控方認為有30名女士在「**水療」從事賣淫活動。
80. （純粹）假設DNA檢測結果足以作為充分的證據來支持賣淫活動的發生，上訴人認為案中的DNA檢測結果充其量只能反映有16名女性曾在「**水療」發生性行為，因為只有16名女性的DNA能夠具體地被檢測出來。
81. 根據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的操縱賣淫罪中，「賣淫」是該罪的成立要件之一，換言之，成立操縱賣淫罪必須有人操控他人「賣淫」的行為發生，如無賣淫行為，應當不構成此罪。
82. 其中，「賣淫」即售賣性服務，是為了獲取報酬而與他人發生性行為，屬於性交易。
83. 由於沒有客觀證據顯示其他14名女子在案發當天曾與他人作出性交易，因此不能證明其他14名女子存在賣淫行為。
84. 根據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的操縱賣淫罪中，凡「誘使」、「引誘」、「誘導」或「操縱」他人賣淫，只要符合任一要件，該罪便能成立。
85. 從以上10名女子的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中可以得知，該10名證人到「**水療」工作的因由全與上訴人無關，而且上訴人在該10名證人的聲明中從未被提及過，卷宗內也沒有資料顯示該10名證人曾與上訴人有任何接觸或聯繫，從而令人對該10名證人是否知悉或認識上訴人也存有合理懷疑。
86. 「誘使」、「引誘」、「誘導」及「操縱」的任一要件中，就上訴人 與該10名證人之間毫無連繫看來，上訴人自然也不符合上述的任一要件。
87. 因此，基於被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及違反罪疑惟輕原則，請求上級法院綜合案中其他已證的事實，改判上訴人關於三十項操縱賣淫罪罪名不成立，開釋上訴人；
88. 如上級法院不如此認為，則亦請求上級法院考慮到案中欠缺其他 14名女子在案發當天曾與他人作出性交易的客觀證據，改判上訴人僅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十六項操縱賣淫罪，或者改判上訴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十六項操縱賣淫罪及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未遂方式觸犯十四項操縱賣淫罪。
審判錯誤（法律適用錯誤）
89. 根據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凡誘使、引誘、或 誘導他人賣淫者，即使與其本人有協定，又或操縱他人賣淫者，即使經其本人同意，處一至三年徒刑。
90. 雖然有其他司法見解認為淫媒罪及操縱賣淫罪所保護的法益包括個人的性自由及性自決，但上訴人認為至少從操縱賣淫罪來看，此一觀點並非正確的。
91. 正如上述條文後部分所規定要的要件：操縱他人賣淫者，即使經 其本人同意。
92. 明顯可見，為了構成該犯罪，只須操縱他人賣淫即可，即使經其本人同意。
93. 換言之，立法者早已預見到賣淫女子可能是出於自願的（想搵快錢），亦可以是不存在被遺棄或陷於困厄之狀況（即不受外在條件影響其決定），因此操縱賣淫罪所保護的法益是捍衛性道德及真誠至勝的一般社會利益，規範所欲禁止的目的是：禁止行為人控制或支配性交易商品化，不論行為人從中是否有圖利的意圖。
94. 根據操縱他人賣淫罪所保護的法益而言，上訴人僅構成一次對相 關法益的侵害（捍衛性道德及真誠至勝的一般社會利益）。
95. 基此，原審法庭裁定上訴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三十項操縱賣淫罪違反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l款的規定，因此，被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的違反法律之瑕疵，請求上級法院改判上訴人的行為僅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操縱賣淫罪，並開釋上訴人其餘二十九項操縱賣淫罪。
關於三十項操縱賣淫罪每項的具體量刑
違反罪過原則及罪刑相適應原則
96. 《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的規定確立了量刑時應考慮的因素和量刑標準。
97. 根據既證事實，上訴人所負責的工作主要是計算薪金及佣金，其沒有直接參與操控有關女子在該場所內賣淫。
98. 上訴人並非發起及創立犯罪集團者，其角色主要是負責核對薪金及佣金的數目，其不參與對賣淫女子的招聘、管理及培訓，也沒有負責向客人推介賣淫女子以促成性交易。
99. 在整個操控賣淫的活動環節，如果從保障賣淫女子的性自由及性自決的法益來看，上訴人的角色不帶半點絲毫的影響力。
100. 上訴人唯一可以做的是，按照上級既定的指示，按照內部既定的計算方式來計算薪金和佣金，核對數目無誤後，便由其他嫌犯直接交予賣淫女子。
101. 上訴人的職權既不能改變公司內部的決定（如薪金及佣金的分成比），也不能決定扣除賣淫女子的薪金和不發放佣金給中介人。
102. 正如被訴判決中認定的事實，上訴人為初犯。
103. 對於三十項操縱賣淫罪的具體量刑方面，原審法庭對部分嫌犯作出的量刑決定如下：
- 第三嫌犯C，判處每項一年九個月徒刑；
- 第四嫌犯D，判處每項一年九個月徒刑；
- 第五嫌犯E，判處每項一年九個月徒刑；
- 第六嫌犯F（即上訴人），判處每項一年九個月徒刑；
- 第七嫌犯G，判處每項九個月徒刑；
- 第九嫌犯I，判處每項一年九個月徒刑；
- 第十嫌犯J，判處每項一年六個月徒刑；
- 第十四嫌犯N，判處每項一年九個月徒刑。
104. 第五嫌犯E（場面經理），負責挑選及招聘賣淫女子，亦負責監督賣淫女子；第九嫌犯（場面主任）負責監督及培訓賣淫女子，亦負責向客人推介賣淫女子；第十四嫌犯（淫媒）則負責向「**水療」提供賣淫女子。
105. 上述第三嫌犯、第四嫌犯、第五嫌犯、第九嫌犯及第十四嫌犯是直接與賣淫女子接觸，也是直接參與操控有關女子在該場所內賣淫。
106. 相反，上訴人在會計辦公室內工作，既不接觸賣淫女子，也從不參與管理賣淫女子的工作。
107. 上訴人的職務行為沒有促成性交易行為，沒有侵害賣淫女子的性自由及性自決。
108. 上訴人的職務行為與第七嫌犯G及第十嫌犯J的職務有重合的情形，三人都是屬於財務部職能範圍。
109. 原審法庭卻判處上訴人與第三嫌犯至第五嫌犯、第九嫌犯及第十四嫌犯份量相同的量刑（每項一年九個月徒刑），而上訴人的量刑亦高於第七嫌犯的量刑（每項九個月徒刑）及第十嫌犯的量刑（每項一年六個月）。
110. 因此，上訴人認為原審法庭的量刑是不公平的，是違反《刑法典》第65條的規則，沒有根據事實之不法程度、實行之方式、後果之嚴重性的標準來加以區別對待。
111. 綜上所述，上訴人認為被訴判決違反《刑法典》第40條第1款、第40條第2款及第65條之規定，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的違反法律之瑕疵，並請求上級法院裁定被訴判決因違反罪過原則及罪刑相適應原則，廢止被訴判決關於操縱賣淫罪的具體量刑，並就本罪而言，判處上訴人每項不高於九個月的徒刑，數罪並罰之下，重新作出單一刑罰的具體量刑。
關於數罪並罰合併單一刑罰的量刑
違反罪過原則及罪刑相適應原則
112. 《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的規定確立了量刑時應考慮的因素和量刑標準。
113. 刑罰之目的，正如《刑法典》第40條第1款所作的規定，刑罰之目的在於保護法益及使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
114. 主流學說上，犯罪預防分為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二種。
115. 正如被訴判決中認定的事實，上訴人為初犯。
116. 根據既證事實，上訴人所負責的工作主要是計算薪金及佣金，其沒有直接參與操控有關女子在該場所內賣淫。
117. 上訴人並非發起及創立犯罪集團者，其角色主要是負責核對薪金及佣金的數目，其不參與對賣淫女子的招聘、管理及培訓，也沒有負責向客人推介賣淫女子以促成性交易。
118. 在整個操控賣淫的活動環節，如果從保障賣淫女子的性自由及性自決的法益來看，上訴人的角色不帶半點絲毫的影響力。
119. 上訴人唯一可以做的是，按照上級既定的指示，按照內部既定的計算方式來計算薪金和佣金，核對數目無誤後，便由其他嫌犯直接交予賣淫女子。
120. 上訴人的職權既不能改變公司內部的決定（如薪金及佣金的分成比例），也不能決定扣除賣淫女子的薪金和不發放佣金給中介人。
121. 上訴人名義上雖然為會計部經理，但其卻沒有財務上的決定權，只能遵從第一嫌犯至第三嫌犯的指示執行會計職務。
122. 因此，上訴人認為不能單憑職銜表面上的高低而使其與案中的第七嫌犯G或第十嫌犯J的角色區別對待，因為他們所負責的工作其實是相同的，只是工作步驟上有先後次序之分。
123. 上訴人作出有關行為的主因其實同樣是因為打工，基於上司安排而作出該等具體操作。
124. 上訴人在是次犯罪行為中的角色可有可無，隨時可被替代，且其也不是賣淫活動的主要核心和關鍵人物，故上訴人詔為其所受判處的刑罰相比起其他嫌犯而言，應可得到更輕的處罰。
125. 原審法庭對其所判處的刑罰已超逾本次犯罪的罪過程度，違反了《刑法典》第40條第2款所規定的罪過原則及罪刑相適應原則。
126. 需要強調，長期徒刑很不利於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反而長時間地生活於監獄中，染上不良習慣的機率更高，服刑者亦會與社會脫節，當重返社會時將難以適應社會發展。
127. 上訴人現為無業，靠儲蓄及收租生活。
128. 倘上訴人被判處長期徒刑，在求職方面亦會因為追不上社會發展步伐而難以尋找工作。
129. 長期徒刑為上訴人帶來的將會是不可逆轉的負面影響，牽涉到上訴人的生活、職業及家庭成員的生活。
130. 綜上所述，上訴人認為被訴判決違反《刑法典》第40條第1款、第40條第2款及第65條之規定，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的違反法律之瑕疵，並請求上級法院裁定被訴判決因違反罪過原則及罪刑相適應原則，廢止被訴判決，並取而代之，在數罪並罰的情況下，向上訴人合共判處不高於三年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並給予暫緩執行相關刑罰。
關於充公上訴人所擁有的扣押物
欠缺說明理由；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違反《刑法典》第101條
131. 控訴書既證事實第76條：警員在第六嫌犯F身上搜獲以下物品（參閱卷宗第9冊第2030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
1) 一部黑色手提電話；
2) 現金澳門幣二萬四千元（MOP$24,000.00）及現金港幣三萬六 千元（HKD$36,000.00）；
3) 一隻黑色手錶。
132. 控訴書既證事實第77條：警員在第六嫌犯F位於氹仔南京街......大廈...樓...室的住所內搜獲現金港幣二百四十五萬一千五百元（HKD$2,451,500.00）（參閱卷宗第9冊第2034頁的搜索及扣押筆錄）。
133. 控訴書既證事實第79條：上述在第六嫌犯F身上及住所內搜獲的現金是第六嫌犯F的犯罪所得及用作經營上述操控賣淫活動（參閱卷宗第28冊第6845至6851頁）；上述在第六嫌犯F身上搜獲的除現金外的所有物品是第六嫌犯F作出上述犯罪行為的犯罪工具。
134. 透過被訴判決所示，關於上訴人所擁有的扣押物，原審法庭認定以上三條事實獲得證實，即有關扣押物是犯罪所得、犯罪工具及用作經營上述操控賣淫活動。
135. 原審法庭更決定：（載於被訴判決第155頁）
裁判確定後，本案扣押物按以下方式處理：
- 由於對被認定屬犯罪的通訊工具、與犯罪活動有關、由犯罪活動所生或因犯罪活動所需的一切文件、單據、紀錄、避孕套、性感服飾、賣淫用品、名片、手提電話連智能卡、電腦、主機、閃存、對講機、衣服、記事薄、信封及其他相關物品等犯罪工具，均充公予本特別行政區（《刑法典》第101條）[包括第八嫌犯的部份]，將文件性質的扣押物註銷及以附件方式附卷［若數量太多，則以附盒方式為之並在案中作相關註明］，並將其餘倘無價值之物鎖毀；
- 將被認定屬犯罪所得的全部扣押現金（不論在賣淫場所，抑或在相關嫌犯身上、儲物櫃或住所等地方發現），將之充公予本特別行政區《刑法典》第101條）；
136. 在整個庭審過程中，原審法庭從未調查及審理過上訴人身上被扣押的物品，以及在住所內搜獲的現金款項的來源，亦即沒有具體審理過該等扣押物是否與本案的犯罪行為相關。
137. 其次，縱觀整份被訴判決的理由說明，沒有一部分的證據性理據是有關聯到上述扣押物的。
138. 甚至，不論是嫌犯的聲明、證人的證言，還是卷宗內的書證，都 沒有任何一項證據展示上述扣押物與本案的犯罪相關。
139. 原審法庭在庭審過程中忽略審理這一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沒有審理過支持其認定有關事實的相關證據；另一方面，在被訴判決的證據性理據說明部分也沒有作出相關的論證或任何理由說明。
140.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60條第一款a項的規定，如判決未載有第355條第2款及第3款b項所規定載明的事項，則判決無效。
141. 按照《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的要求，法院應就用作形成其心證的證據進行審查及衡量。
142. 在本案中，被訴判決中列舉了用作形成其心證的證據，並對這些證據進行了審查和分析，當中包括在庭審中宣讀的證人提供的供未來備忘用聲明、參與調查工作的司法警察局證人證言、警方作出的大量的監聽工作及資料分析，但這些證據沒有一項證據能直接得出上訴人擁有的物品及金錢款項是犯罪所得及用作經營上述操控賣淫活動。
143. 儘管原審法庭認定控訴書第76條、第77條、第78及第79條之事實為獲證明的事實，但除了上訴人手提電話的“微信”內有大量與賣淫活動有關的訊息及圖片，顯示其手提電話與犯罪行為相關之外，其餘扣押物：身上的一隻黑色手錶、身上的現金澳門幣二萬四千元（MOP$24,000.00）及現金港幣三萬六千元，及住所內的現金港幣二百四十五萬一千五百元（HKD$2,451,500.00）沒有證據支持與犯罪行為相關。
144. 案中更沒有一項或多項證據能得出上述手錶、現金款項源自犯罪行為。
145. 事實上，住所內的現金港幣二百四十五萬一千五百元（HKD$2,451,500.00）是上訴人父親結束其生意後留給上訴人的。
146. 上訴人雖然是「**水療」的會計部經理，不過正如證人司警偵查員U、第五嫌犯E、第七嫌犯G、第八嫌犯H及第十嫌犯J在庭上均有講述到對於賣淫女子的薪金是單日發放的，且上訴人將當日營業收入的現金流放在「**水療」會計室內的夾萬，銀行帳戶簽署支票的權限屬公司的行政管理機關A組及B組成員，公司印章在第五嫌犯E手上。
147. 上訴人不是公司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不能自由動用公司的款項。
148. 上訴人只是按照電腦系統的紀錄來最終核對由第七嫌犯G或第十嫌犯J計算的數目是否正確。
149. 倘核對無誤後，上訴人便會將相關賣淫女子的薪金交由第三嫌犯C、第四嫌犯D或第九嫌犯I直接發放或交付。
150. 「**水療」隸屬於**娛樂管理(澳門)有限公司，其對外產生 法律效力的文件及銀行帳戶均由公司的行政管理機關負責，上訴人儘管是會計部經理，也沒有權限自行簽署相關文件和動用銀行帳戶內的金錢。
151. 「**水療」每天的營業收入有來自現金和刷卡的支付方法，經第十嫌犯J點算後，上訴人核對無誤後會將現金抽出一部分交予第七嫌犯G去支付開銷，一部分交予第十嫌犯J作找零錢用途及支付的士司機佣金，其餘的現金直接放入「**水療」的夾萬內作保管，且上訴人不能自行決定動用有關現金。
152. 至於刷卡消費的收入，是直接存入到**娛樂管理(澳門)有限公司的銀行帳戶內，只有公司的行政管理機關才有權親自提取或透過簽發支票交由第三人來提取。
153. 加上，警方拘捕行動當日，在「**水療」現場內搜獲得來的現金款項（分別存放於多個夾萬、木櫃、收銀檯等地方）高達合共港幣4,744,852.00元、澳門幣1,211,034.00元，此等現金款項足以應付「**水療」至少幾個月的營運開銷。（見被訴判決第55頁-59頁）
154. 案中亦沒有證據顯示上訴人曾從**娛樂管理(澳門)有限公司的銀行帳戶中獲得任何巨額款項的交付。
155. 上訴人既然不是「**水療」的股東、實際經營者或合資者，而「**水療」現場有大量的現金款項（尚未計算公司銀行帳戶內的結餘），難以認定上訴人住所內的現金款項是用作經營上述操控賣淫活動又或是犯罪所得。
156. 因此，上訴人住所內的現金款項與經營「**水療」和賣淫活動完全沾不上一點關係。
157. 原審法庭作出充公屬上訴人所擁有的扣押物品（包括身上的一隻黑色手錶、身上的現金澳門幣二萬四千元（MOP$24,000.00）及現金港幣三萬六千元，及住所內的現金港幣二百四十五萬一千五百元（HKD$2,451,500.00））的決定實屬欠缺充分的證據支持，同時欠缺就此部分的說明理由。
158. 而且，原審法庭同樣未能指出為何根據案件情節，有關扣押物顯示出其像對人身安全、公共道德或公共秩序構成危險，或極可能有用於再作出符合罪狀之不法事實之危險。
159. 原審法庭在庭審過程中，未曾具體調查及審查有關扣押物與犯罪活動的關係，且在被訴判決中，亦未提及出於何等證據認定上述扣押物是與犯罪事實有關或曾經用於犯罪，以致不符合適用《刑法典》第101條而將扣押物充公的前提。
160. 基此，上訴人認為原審法庭在決定充公上訴人所擁有的扣押物方面沾有無說明理由以致判決無效的瑕疵，以及沾有審查證據方面明顯存有錯誤之瑕疵，且違反《刑法典》第101條所規定的須充公的條件，請求上級法院裁定本項理由成立，撤銷被訴判決的充公決定，並應將扣押物品（包括身上的一隻黑色手錶、身上的現金澳門幣二萬四千元（MOP$24,000.00）及現金港幣三萬六千元，及住所內的現金港幣二百四十五萬一千五百元（HKD$2,451,500.00））退回予上訴人。（參閱卷宗第9冊第2030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卷宗第9冊第2034頁的搜索及扣押筆錄）
請求，綜上所述，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
1) 接納本上訴及裁定上訴理由成立；
2) 關於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裁定被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及違反罪疑惟輕原則，改判罪名不成立，開釋上訴人；或
3) 裁定被訴判決違反《刑法典》第40條第1款、第40條第2款及第65條之規定，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的違反法律之瑕疵，違反罪過原則及罪刑相適應原則，廢止被訴判決關於犯罪集團罪（加入）的具體量刑，判處上訴人不高於四年的徒刑，並數罪並罰之下，重新作出單一刑罰的具體量刑。
4) 關於三十項操縱賣淫罪，裁定被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及違反罪疑惟輕原則，改判上訴人關於三十項操縱賣淫罪罪名不成立，開釋上訴人；或
5) 改判上訴人僅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十六項操縱賣淫罪，或者改判上訴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十六項操縱賣淫罪及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未遂方式觸犯十四項操縱賣淫罪；或
6) 裁定被訴判決違反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的規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的違反法律之瑕疵，改判上訴人的行為僅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操縱賣淫罪，並開釋上訴人其餘二十九項操縱賣淫罪；或
7) 裁定被訴判決違反《刑法典》第40第1款、第40條第2款及第65條之規定，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的違反法律之瑕疵，違反罪過原則及罪刑相適應原則，廢止被訴判決關於操縱賣淫罪的具體量刑，判處上訴人每項操縱賣淫罪不高於九個月的徒刑，數罪並罰之下，重新作出單一刑罰的具體量刑。
8) 裁定被訴判決違反《刑法典》第40條第1款、第40條第2款及第65條之規定，違反罪過原則及罪刑相適應原則，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的違反法律之瑕疵，廢止被訴判決，並取而代之，在數罪並罰的情況下，向上訴人合共判處不高於四年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及
9) 裁定被訴判決沾有沒有說明理由以致判決無效的瑕疵，以及沾有審查證據方面明顯存有錯誤之瑕疵，且違反《刑法典》第101條的規定，撤銷被訴判決的充公決定，並應將扣押物品（包括身上的一隻黑色手錄、身上的現金澳門幣二萬四千元（MOP$24,000.00）及現金港幣三萬六千元，及住所內的現金港幣二百四十五萬一千五百元（HKD$2,451,500.00）退回予上訴人。

　　第五嫌犯E的上訴理由的葡文版本載於卷宗第11703-11751頁。6

檢察院就各上訴人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
對E的上訴作出答覆：
1. 關於被判處的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上訴人認為原審判決未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及第360條第1款a)項規定，原審判決屬無效。
2. 原審判決中列明了審判聽證中獲證明之事實及未獲證明之事實，形成心證所依據的證據，適用的法律規定及判決的理由。當中清楚敘述了法庭對事實認定時所依據的證據，包括對嫌犯的聲明、證人的證言，並對卷宗的文件書證作出分析比較，當中包括了卷宗的扣押物、視像筆錄及所截取的圖片、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及分析報告、各嫌犯之間或與涉嫌人士的通話及訊息記錄、監聽筆錄、相片辨認筆錄、照片，以及其他證據，並在配合一般常理及經驗法則下形成心證。
3. 該法律要求在闡述事實上及法律上之理由時，即使扼要但儘可能完整。原審判決確實有指出所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之理由，故此，符合上述關於判決書要件的規定。
4. 基此，上訴人所指的、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及第360條第1款a)項規定原審判決無效的情況，並不存在。
5. 關於被判處的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涉及原審判決書中獲證明之事實第1、15、17、20及97點，上訴人認為沒有證據支持認定其分享賣淫的收益。因此，原審法庭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6. 經過了審判聽證，原審法庭在客觀及綜合分析了相關嫌犯及各控辯方證人在審判聽證中分別被宣讀及所作出的聲明，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所有扣押物、書證、扣押物、視像筆錄及所截取的圖片、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及分析報告、各嫌犯之間或與涉嫌人士的通話及訊息記錄、監聽筆錄、相片辨認筆錄、照片，以及其他證據，並在配合一般常理及經驗法則下形成心證。對於如何認定該等事實，原審法庭在事實之判斷中作出詳細闡述，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7. 事實上，在審判聽證中已查明，犯罪集團（包括「**水療」及「Z桑拿」）的經理級職員除了收取薪金之外，還收取經理獎金，分享著犯罪集團營運收益（當中包含了賣淫活動引致的法益）。原審法庭在其理由說明中，明確指出本案經理級或以上的負責人獲分發花紅或獎金。上訴人，其為場面經理，在審判聽證中聲明有收取經理獎金。卷宗第6857至6858頁的電腦法證報告顯示，在第六嫌犯F的手提電話微信中發現該人與上訴人處理二人每月的獎金分紅等事宜。證人W在審判聽證中聲明，「**水療」的女員工每月兩次到其醫務所清洗陰道及領取清洗證明，每次費用為澳門幣150元，該等女子會自己付費，該證人會將其中的澳門幣50元作為上訴人的回佣，而上訴人會每隔數個月向該證人收取累積的回佣。綜上所述，本案具備充份證據支持認定上訴人分享賣淫收益。
8. 在本案並沒有出現事實認定上的相互矛盾，亦不存在結論與事實的矛盾，故此，上訴人提出的審查證據的明顯錯誤，並無出現。
9. 關於被判處的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上訴人又認為，其行為並不符合該項犯罪的客觀要件及主觀要件，並應獲開釋。因此，原審判決違反《刑法典》第288條的規定。
10. 根據獲證明的事實，上訴人與其他嫌犯達成協議，共同及分工合作，參與由第一嫌犯所組成、目的是控制不同國籍的女子在本澳進行賣淫活動的犯罪集團（包括「**水療」及「Z桑拿」）。上訴人操縱至少30名涉案女子在「**水療」內從事賣淫活動，按照上述犯罪集團訂立的拆賬規定分享賣淫女子所進行的賣淫活動之收益。同時，利用犯罪集團規定賣淫女子必需到醫務所每月兩次清洗陰道之機，在賣淫女子所支付的清洗費用中獲取私人回佣。上訴人所實施的多項操縱賣淫行為顯示其角色對涉案犯罪集團的順利及持續運作非常重要，上訴人與該操縱賣淫集團合作頗長一段時間，為該集團的利益及穩定存在而服務或作出貢獻。
11. 基此，原審法庭判處上訴人觸犯《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完全正確。
12. 關於被判處的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上訴人又認為，本案存在明顯減輕事實之不法性或行為人之罪過之情節，原審判決未有給予刑罰之特別減輕，是違反《刑法典》第66條之規定。
13. 上訴人是「**水療」的場面經理，負責管理「**水療」的日常運作，包括賣淫活動。上訴人在場所內安排選秀騷，讓客人從中挑選賣淫女子及選擇包含性交易服務的套餐；監督賣淫女子每月兩次到醫務所清洗陰道；統籌保安工作，包括派員在場外站商及把風，當警方突擊查時，及時按動警報，安排場內賣淫女子逃至隱藏室暱藏；直接向第一嫌犯匯報場所的每月營運狀況。上訴人除了收取薪金之外，還收取經理獎金，分享著犯罪集團營運收益（當中包含了賣淫活動引致的收益）。各名嫌犯手提電話的電腦法證報告顯示，上訴人完全知悉場所內所進行的賣淫活動、“A糧”和“女糧”的安排，甚至就賣淫女子“飛鐘”向該女子所屬淫媒作出投訴。由此可見，上訴人在該犯罪集團擔當著關鍵角色，並不存在可明顯減輕事實之不法性或行為人之罪過之情節，因此，不存在可適用特別減輕刑罰的規定。
14. 關於被判處的三十項「操縱賣淫罪」，上訴人又認為，其行為僅構成一次對法益的侵害。因此，該三十項「操縱賣淫罪」應改判為觸犯一項「操縱賣淫罪」。因此，原審判決違反《刑法典》第29條第1款之規定。
15. 根據獲證明的事實，上訴人與其餘嫌犯合作，安排至少三十名涉案女子在「**水療」內從事賣淫活動，按照上述犯罪集圍訂立的拆賬規則，按每名女子性交易的次數及金額進行拆賬，分享賣淫女子所進行的賣淫活動之收益。上訴人與其餘嫌犯合作操縱他人賣淫，應按每一名被操縱女子來計算罪數。
16. 因此，原審法庭判處上訴人觸犯三十項「操縱賣淫罪」，完全正確。
17. 關於被判處的三十項「操縱賣淫罪」，上訴人又認為，其犯罪情節，符合《刑法典》第29條第2款所規定的連續犯，應改判以連續犯方式觸犯一項「操縱賣淫罪」罪。因此，原審判決違反《刑法典》第29條第2款之規定。
18. 上訴人每項「操縱賣淫罪」所涉及的被操縱女子並不相同。因此，不可能存在相同的外在情況，致使可相當減輕上訴人之罪過。因此，上訴人所實施的三十項「操縱賣淫罪」，並不符合《刑法典》第29條第2款所規定的連續犯。原審法庭之判決完全正確。
19. 關於被判處的三十項「操縱賣淫罪」，上訴人又認為，只有七名賣淫女子在「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中指出與上訴人有接觸。因此，原審法庭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20. 經過了審判聽證，原審法庭在客觀及結合分析了相關嫌犯及各控辯方證人在審判聽證中分別被宣讀及所作出的聲明，結合在審判聽詮中審查的所有扣押物、書證、扣押物、視像筆錄及所截取的圖片、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及分析報告、各嫌犯之間或與涉嫌人士的通話及訊息記錄、監聽筆錄、相片辨認筆錄、照片，以及其也證據，並在配合一般常理及經驗法則下形成心證。對於如何認定該等事實，原審法庭在事實之判斷中作出詳細闡述，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21. 在本案並沒有出現事實認定上的相互矛盾，亦不存在結論與事實的矛盾，故此，上訴人提出的審查證據的明顯錯誤，並無出現。
22. 關於被判處的三十項「操縱賣淫罪」，上訴人又認為，其只是管理地方，為賣淫活動提供方便，應將其觸犯第6/98/M號法律第8條第1款規定的「操縱賣淫罪」，改判為觸犯同一法律第8條第2款的規定。因此，原審判決違反上述法律規定。
23. 上訴人在「**水療」擔任場面經理，還參與賣淫女子的面試、安排賣淫女子供客人挑選、制定賣淫女子性服務的流程、分享賣淫的收益。因此，上訴人的行為完全符合第6/98/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的「操縱賣淫罪」。
24. 基此，上訴人所述瑕疵，並無出現。
25. 關於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及三十項「操縱賣淫罪」之量刑，上訴人表示不同意，認為原審判決分別判處四年六個月徒刑、每項一年九個月徒刑，合共判處五年九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在量刑方面過重，應分別改判為不高於三年六個月徒刑、每項不高於一年兩個月徒刑，合共不高於四年徒刑的單一刑罰。
26. 原審法庭在量刑時明確指出考慮《刑法典》第40及65條之規定及案中各項情節，才決定現時的刑罰。
27. 根據獲證明屬實的事實，上訴人與其他嫌犯達成協議，共同及分工合作，參與由第一嫌犯A組成、目的是控制不同國籍的女子在本澳進行賣淫活動的犯罪集團（包括「**水療」及「Z桑拿」)。上訴人是「**水療」的場面經理，負責管理「**水療」的日常運作，並為「**水療」挑選及招聘賣淫女子；負責統籌「**水療」的保安工作，包括派駐職員在「**水療」外站崗及把風，當警方突擊巡查時，則安排「**水療」內的賣淫女子撤離；負責安排及監督「**水療」內的賣淫女子定期前往醫務所清洗下體。上訴人具權限直接向第一嫌犯匯報「**水療」的每月營運狀況，執行第一嫌犯所發出的指令，指示具體操作和安排其他下線成員作出有關操縱賣淫的活動，且至少操縱三十名女子在「**水療」內從事賣淫活動，在犯罪集團所實施的一系列操縱賣淫行為中擔任主導及關鍵角色。除個人薪金外，上訴人每月可獲發一筆獎金，金額是根據至少「**水療」當月賣淫交易的次數來計算。
28. 上訴人觸犯的一項《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犯罪集團罪(參加)」，可處三年至十年徒刑，現時被判處四年六個月徒刑，亦屬適當；三十項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操縱賣淫罪」，可處一年至三年徒刑，現時被判處每項一年九個月徒刑，亦屬適當；三十一罪並罰，可處四年六個月五十七年（但競合後的刑罰最高限度不得超逾三十年）的徒刑，現時被判處合共五年九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亦屬適當。
29. 基此，上訴人所述的刑罰過重問題並無出現。
基此，上訴人應理由不成立，原審法庭之判決應予維持，請求法官閣下作出公正判決。

對F的上訴作出答覆：
1. 關於被判處的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上訴人認為，沒有明顯跡象顯示其直接參與操控涉案女子在場所內賣淫，或存在加入由第一嫌犯所發起/創立的犯罪集團之主觀意圖。因此，原審法庭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違反疑罪從無原則。
2. 同時，關於被判處的三十項「操縱賣淫罪」，上訴人又認為，案中只有十六名女性的DNA能夠具體地被檢測出來，而其餘十四名女子欠缺曾與他人作出性交易的客觀證據。因此，原審法庭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違反罪疑惟輕原則。
3. 經過了審判聽證，原審法庭在客觀及綜合分析了相關嫌犯及各控辯方證人在審判聽證中分別被宣讀及所作出的聲明，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所有扣押物、書證、扣押物、視像筆錄及所截取的圖片、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及分析報告、各嫌犯之間或與涉嫌人士的通話及訊息記錄、監聽筆錄、相片辨認筆錄、照片，以及其他證據，並在配合一般常理及經驗法則下形成心證。對於如何認定該等事實，原審法庭在事實之判斷中作出詳細闡述，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4. 在本案並沒有出現事實認定上的相互矛盾，亦不存在結論與事實的矛盾，故此，上訴人提出的審查證據的明顯錯誤，並無出現。
5. 關於被判處的三十項「操縱賣淫罪」，上訴人又認為，其行為僅構成一次對法益的侵害。因此，該三十項「操縱賣淫罪」應改判為觸犯一項「操縱賣淫罪」，並開釋其餘二十九項「操縱賣淫罪」。
6. 根據獲證明的事實，上訴人與其餘嫌犯合作，安排至少三十名涉案女子在「**水療」內從事賣淫活動，按照上述犯罪集團訂立的拆賬規則，按每名女子性交易的次數及金額進行拆賬，分享賣淫女子所進行的賣淫活動之收益。上訴人與其餘嫌犯合作操縱他人賣淫，應按每一名被操縱女子來計算罪數。
7. 因此，原審法庭判處上訴人觸犯三十項「操縱賣淫罪」，完全正確。
8. 關於被判處的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及三十項「操縱賣淫罪」之量刑，上訴人表示不同意，認為原審判決分別判處四年六個月徒刑、每項一年九個月徒刑，合共判處五年六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在量刑方面過重，違反罪過原則及罪刑相適應原則，違反《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之規定，應分別改判為不高於四年徒刑、每項不高於九個月徒刑，合共不高於四年徒刑的單一刑罰。
9. 原審法庭在量刑時明確指出考慮《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之規定及案中各項情節，才決定現時的刑罰。
10. 根據獲證明屬實的事實，上訴人與其他嫌犯達成協議，共同及分工合作，參與由第一嫌犯A組成、目的是控制不同國籍的女子在本澳進行賣淫活動的犯罪集團(包括「**水療」及「Z桑拿」)。上訴人是「**水療」的會計經理，負責計算及發放「**水療」內賣淫女子的薪金及淫媒中介費用、監督賣淫女子的交易次數、監察「**水療」的電腦賬目系統、與淫媒接洽，並為「**水療」引入韓國籍賣淫女子，在犯罪集團所實施的一系列操縱賣淫行為中的角色非常關鍵。上訴人操縱至少涉案三十名女子在「**水療」內從事賣淫活動。除個人薪金外，上訴人每月可獲發一筆獎金，金額是根據賣淫交易的次數和金額來計算。上訴人對被指控的事實保持沉默，沒有顯示悔意。
11. 上訴人觸犯的一項《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犯罪集團(參加)，可處三年至十年徒刑，現時被判處四年六個月徒刑，亦屬適當；三十項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操縱賣淫，可處一年至三年徒刑，現時被判處每項一年九個月徒刑，亦屬適當；三十一罪並罰，可處四年六個月至五十七年（但競合後的刑罰最高限度不得超逾三十年）的徒刑，現時被判處合共五年六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亦屬適當。
12. 基此，上訴人所述的刑罰過重問題並無出現。
13. 關於被充公予本特別行政區的扣押物，上訴人又認為，原審判決沒有對此說明理由。因此，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及第3款b)項結合第360條第1款a)項規定，原審判決屬無效。
14. 原審判決中列明了審判聽證中獲證明之事實及未獲證明之事實，形成心證所依據的證據，適用的法律規定及判決的理由。當中清楚敘述了法庭對事實認定時所依據的證據，包括對嫌犯的聲明、證人的證言，並對卷宗的文件書證作出分析比較，當中包括了卷宗的扣押物、視像筆錄及所截取的圖片、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及分析報告、各嫌犯之間或與涉嫌人士的通話及訊息記錄、監聽筆錄、相片辨認筆錄、照片，以及其他證據，並在配合一般常理及經驗法則下形成心證。
15. 該法律要求在闡述事實上及法律上之理由時，即使扼要但儘可能完整。原審判決確實有指出所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之理由，故此，符合上述關於判決書要件的規定。
16. 事實上，扣押物的處理，並不屬上訴人所提出的《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又或第3款b)項的事宜。因此，上訴人所提出的、同一法典第360條第1款a)項所規定的無效情況，並無出現。
17. 關於被充公予本特別行政區的扣押物，上訴人又認為，原審法庭從未調查及審理過其被扣押的物品是否與本案犯罪有關，以及沒有證據支持該等扣押物與本案犯罪有關。因此，原審法庭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18. 同時，上訴人又認為，原審判決違反《刑法典》第101條之規定。
19. 經過了審判聽證，原審法庭在客觀及綜合分析了相關嫌犯及各控辯方證人在審判聽證中分別被宣讀及所作出的聲明，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所有扣押物、書證、扣押物、視像筆錄及所截取的圖片、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及分析報告、各嫌犯之間或與涉嫌人士的通話及訊息記錄、監聽筆錄、相片辨認筆、照片，以及其他證據，並在配合一般常理及經驗法則下形成心證。對於如何認定該等事實，原審法庭在事實之判斷中作出詳細闡述，在此視為完全筆錄。
20. 事實上，在審判聽證中已查明，犯罪集團（包括「**水療」及「Z桑拿」）的經理級職員除了收取薪金之外，還收取經理獎金，分享著集團營運收益（當中包含了賣淫活動引致的收益）。案中第五嫌犯E，其為場面經理，在審判聽證中同樣聲明有收取經理獎金。卷宗第6857至6858頁的電腦法證報告顯示，在上訴人的手提電話微信中發現其與第五嫌犯E處理二人每月的獎金分紅等事宜。原審法庭在其理由說明中，明確指出本案經理級別的嫌犯獲分發獎金，當中必然包括上訴人在內。上訴人是會計經理，負責監督及管理財務部門，地位在第十九嫌犯J和第七嫌犯G之上，管理犯罪集團的收入及支出，掌管及分配犯罪集團的現金流。卷宗第7060至7063頁的電腦法證報告顯示，在第三嫌犯C的手提電話微信中發現其與上訴人二人協調發放賣淫女子薪金和處理員工的罰款、商討「Z桑拿」結業的後續安排等事宜。可見，上訴人在犯罪集團中為主要角色，故此，與管理場面的第五嫌犯E同屬經理級別，與之相同，每月除了收取薪金之外，還收取經理獎金，分享著集團營運收益（當中包含了賣淫活動引致的收益）。綜上所述，本案具備充份證據支持認定上訴人掌管及分配犯罪集團的現金流和分享賣淫收益。
21.在本案並沒有出現事實認定上的相互矛盾，亦不存在結論與事實的矛盾，故此，上訴人提出的審查證據的明顯錯誤，並無出現。
22. 同時，正如前面所言，本案具備充份證據支持認定上訴人掌管及分配犯罪集團的現金流和分享賣淫收益，其被扣押的現金因為是犯罪所得及用作經營操控賣淫活動，而現金以外的物品因為是犯罪工具，所以應宣告喪失歸本特別行政區所有。
23. 因此，上訴人所提出的、違反《刑法典》第101條規定，並無出現。
　　基於此，上訴人應理由不成立，原審法庭之判決應予維持，請求法官閣下作出公正判決。

對L的上訴作出答覆：
1. 關於被判處的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上訴人認為原審判決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述瑕疵—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2. 根據原審判決，控訴書所載事實關於上訴人的部份完全獲得證實，並無任何遺漏，而且獲證明之事實相當充份。答辯狀亦無待證事實。因此，就上訴人觸犯《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之一項的「犯罪集團罪(參加)」，足以作出有罪判決。
3. 根據獲證明的事實，上訴人與其他嫌犯達成協議，共同及分工合作，參與由第一嫌犯所組成、目的是控制不同國籍的女子在本澳進行賣淫活動的犯罪集團（包括「**水療」及「Z桑拿」）。上訴人是「Z桑拿」的經理，與其他嫌犯共同管理「Z桑拿」，並負責招募及安排賣淫女子在場所內進行性交易，在賣淫交易的肉金中抽取報酬，從而為該犯罪集團謀取不法利益。該犯罪集團將「Z桑拿」結束營運，並將上訴人調往該集團下的「**水療」。「**水療」的營運模式與「Z桑拿」相同，上訴人清楚知道該犯罪集團控制著不同國籍的賣淫女子在「**水療」內進行性交易，在賣淫交易的肉金中抽取報酬，從而謀取不法利益，亦然參與其中，與其餘嫌犯共同合力，分工合作，使賣淫活動繼續進行，為犯罪集團謀取不法利益。因此，上訴人觸犯《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
4. 基此，上訴人所述瑕疵，並無出現。
5. 上訴人雖然提出原審法庭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但是，實質上是質疑原審法庭對獲證明事實的認定，而所依據的理由全屬上訴人對事實的個人評價。
6. 上訴人意欲爭執的是審查證據的錯誤，但是，原審判決並無出現這方面的瑕疵。
　　基此，上訴人應理由不成立，原審法庭之判決應予維持，請求法官 閣下作出公正判決。

對M的上訴作出答覆：
1. 關於被判處的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上訴人認為，其行為未符合該犯罪的故意。
2. 經過了審判聽證，原審法庭在客觀及綜合分析了相關嫌犯及各控辯方證人在審判聽證中分別被宣讀及所作出的聲明，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所有扣押物、書證、扣押物、視像筆錄及所截取的圖片、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及分析報告、各嫌犯之間或與涉嫌人士的通話及訊息記錄、監聽筆錄、相片辨認筆錄、照片，以及其他證據，並在配合一般常理及經驗法則下形成心證。對於如何認定該等事實，原審法庭在事實之判斷中作出詳細闡述，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3. 在本案並沒有出現事實認定上的相互矛盾，亦不存在結論與事實的矛盾，故此，上訴人提出的審查證據的明顯錯誤，並無出現。
4. 關於被判處的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之量刑，上訴人表示不同意，認為原審判決判處四年實際徒刑，在量刑方面過重，應予以減輕並暫緩執行。
5. 原審法庭在量刑時明確指出考慮《刑法典》第40條及65條之規定及案中各項情節，才決定現時的刑罰。
6. 根據獲證明屬實的事實，上訴人與其他嫌犯達成協議，共同及分工合作，參與由第一嫌犯A組成、目的是控制不同國籍的女子在本澳進行賣淫活動的犯罪集團（包括「**水療」及「Z桑拿」）。上訴人是「Z桑拿」的經理，協助第3嫌犯C管理「Z桑拿」內的賣淫女子、處理投訴事宜及統籌「Z桑拿」的保安工作，並有權給予客人消費折扣及優惠，以及決策客人的收費及退款等問題，在犯罪集團所實施的一系列操縱賣淫行為中的角色非常關鍵。上訴人對被指控的事實保持沉默，沒有顯示悔意。
7. 上訴人觸犯的一項《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犯罪集團罪(參加)」，可處三年至十年徒刑，現時被判處四年徒刑，亦屬適當。
8. 基此，上訴人所述的刑罰過重問題並無出現。
9. 在本案，上訴人之徒刑超過三年，不符合給予暫緩執行徒刑的形式要件。
10. 因此，原審法庭不給予暫緩執行徒刑，完全正確。
　　基此，上訴人應理由不成立，原審法庭之判決應予維持，請求法官 閣下作出公正判決。

對N的上訴作出答覆：
1. 關於被判處的二十一項「操縱賣淫罪」，上訴人認為原審判決列舉證據明顯過於空泛，沒有明確說明以何具體及客觀的證據措施認定涉案的其中21名賣淫女子是由上訴人介紹到「**水療」從事性工作。因此，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及第360條第1款a)項規定，原審判決屬無效。
2. 原審判決中列明了審判聽證中獲證明之事實及未獲證明之事實，形成心證所依據的證據，適用的法律規定及判決的理由。當中清楚敘述了法庭對事實認定時所依據的證據，包括對嫌犯的聲明、證人的證言，並對卷宗的文件書證作出分析比較，當中包括了卷宗的扣押物、視像筆錄及所截取的圖片、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及分析報告、各嫌犯之間或與涉嫌人士的通話及訊息記錄、監聽筆錄、相片辨認筆錄、照片，以及其他證據，並在配合一般常理及經驗法則下形成心證。
3. 該法律要求在闡述事實上及法律上之理由時，即使扼要但儘可能完整。原審判決確實有指出所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之理由，故此，符合上述關於判決書要件的規定。
4. 基此，上訴人所指的、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及第360條第1款a)項規定原審判決無效的情況，並不存在。
5. 關於被判處的二十一項「操縱賣淫罪」，上訴人又認為，原審判決對於上訴人所使用的「代理人」編號存疑，以及按照卷宗的證據，根本無法查明警方行動當日所截獲的女子所屬「代理人」，因而不能認定其中21名女子是由上訴人所操縱賣淫罪。因此，原審法庭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違反疑罪從無原則，並應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之規定，發還原審法院重審整個訴訟標的。
6. 經過了審判聽證，原審法庭在客觀及綜合分析了相關嫌犯及各控辯方證人在審判聽證中分別被宣讀及所作出的聲明，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所有扣押物、書證、扣押物、視像筆錄及所截取的圖片、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及分析報告、各嫌犯之間或涉嫌人士的通話及訊息記錄、監聽筆錄、相片辨認筆錄、照片，以及其他證據，並在配合一般常理及經驗法則下形成心證。對於如何認定該等事實，原審法庭在事實之判斷中作出詳闡述，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7. 上訴人只提出一項證據，即案中扣押的「技師代理」簿冊來質疑原審法庭對事實認定的心證。但是，本案並不是只有上述簿冊一項證據，還有監聽筆錄、各嫌犯之間或與涉嫌人士的通話及訊息記錄、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及分析報告等多項證據，從中顯示，上訴人在「**水療」所使用的「代理人」編號是「A15」，而在「Z桑拿」所使用的「代理人」編號是「A18」。
8. 在本案並沒有出現事實認定上的相互矛盾，亦不存在結論與事實的矛盾，故此，上訴人提供的審查證據的明顯錯誤，並無出現。亦無任何事實需要重審。
9. 關於被判處的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上訴人又認為，其根本沒有向「**水療」提供女子進行賣淫活動，故此，不符合該犯罪的目的要件。另外，其只是介紹女子到「**水療」工作並收取介紹費，並沒有與其他嫌犯有組織犯罪集團的合意，不符合該犯罪的組織要素。因此，就其該項犯罪應獲開釋。
10. 根據獲證明的事實，上訴人與其他嫌犯達成協議，共同及分工合作，參與由第一嫌犯所組成、目的是控制不同國籍的女子在本澳進行賣淫活動的犯罪集團（包括「**水療」及「Z桑拿」）。上訴人操縱至少21名涉案女子在「**水療」內從事賣淫活動，按照上述犯罪集團訂立的拆賬規定分享旗下賣淫女子所進行的賣淫活動之收益。上訴人所實施的多項操縱賣淫行為顯示其角色對涉案犯罪集團的順利及持續運作非常重要，上訴人與其他淫媒為該集團提供了為數不少的賣淫女子，收取拆賬佣金即“A糧”，甚至替相關賣淫女子收取“女糧”，且案中顯示上訴人與該操縱賣淫集團合作頗長一段時間，為該集團的利益及穩定存在而服務或作出貢獻。
11.基此，原審法庭判處上訴人觸犯《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完全正確。
　　基此，上訴人應理由不成立，原審法庭之判決應予維持，請求法官 閣下作出公正判決。

對O的上訴作出答覆：
1. 關於被判處的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上訴人認為，其與「**水療」的關係是臨時性及不穩定的狀況，沒有上訴人的存在，「**水療」仍會以相同方式營運。因此，並非如原審判決所闡述般：上訴人對涉案犯罪集團的順利及持續運作非常重要。另外，本案不具備充分證據顯示上訴人加入犯罪集團的主觀意圖。因此，原審法庭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違反罪疑惟輕原則。
2. 同時，關於被判處的五項「操縱賣淫罪」，上訴人又認為，案中只有一個避孕套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韓籍女子X22及一名男子，而其餘四名涉案韓籍女子欠缺曾與他人作出性交的客觀證據。因此，原審法庭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違反罪疑惟輕原則。
3. 經過了審判聽證，原審法庭在客觀及綜合分析了相關嫌犯及各控辯方證人在審判聽證中分別被宣讀及所作出的聲明，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所有扣押物、書證、扣押物、視像筆錄及所截取的圖片、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及分析報告、各嫌犯之間或與涉嫌人士的通話及訊息記錄、監聽筆錄、相片辨認筆錄、照片，以及其他證據，並在配合一般常理及經驗法則下形成心證。對於如何認定該等事實，原審法庭在事實之判斷中作出詳細闡述，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4. 在本案並沒有出現事實認定上的相互矛盾，亦不存在結論與事實的矛盾，故此，上訴人提出的審查證據的明顯錯誤，並無出現。
5. 關於被判處的五項「操縱賣淫罪」，上訴人又認為，其行為僅構成一次對法益的侵害。因此，該五項「操縱賣淫罪」應改判為觸犯一項「操縱賣淫罪」，並開釋其餘四項「操縱賣淫罪」。
6. 根據獲證明的事實，上訴人與其餘嫌犯合作，安排至少五名涉案女子在「**水療」內從事賣淫活動，按照上述犯罪集團訂立的拆賬規則，按每名女子性交易的次數及金額進行拆賬，分享旗下賣淫女子所進行的賣淫活動之收益。上訴人與其餘嫌犯合作操縱他人賣淫，應按每一名被操縱女子來計算罪數。
7. 因此，原審法庭判處上訴人觸犯五項「操縱賣淫罪」，完全正確。
8. 關於被判處的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及五項「操縱賣淫罪」之量刑，上訴人表示不同意，認為原審判決合共判處四年九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在量刑方面過重，違反罪過原則及罪刑相適應原則，違反《刑法典》第40條第2款及第65條之規定，應改判為合共不高於三年徒刑的單一刑罰，並予以暫緩執行。
9. 原審法庭在量刑時明確指出考慮《刑法典》第40條及65條之規定及案中各項情節，才決定現時的刑罰。
10. 根據獲證明的事實，上訴人與其他嫌犯達成協議，共同及分工合作，參與由第一嫌犯A組成、目的是控制不同國籍的女子在本澳進行賣淫活動的犯罪集團（包括「**水療」及「Z桑拿」）。上訴人操縱至少五名涉案女子在「**水療」內從事賣淫活動，按照上述犯罪集團訂立的拆賬規則分享旗下賣淫女子所進行的賣淫活動之收益。上訴人所實施的多項操縱賣淫行為顯示其角色對涉案犯罪集團的順利及持續運作非常重要，上訴人與其他淫媒為該集團提供了為數不少的賣淫女子，收取拆賬佣金即“A糧”，甚至替相關賣淫女子收取“女糧”，且案中顯示上訴人與該操縱賣淫集團合作頗長一段時間，為該集團的利益及穩定存在而服務或作出貢獻。上訴人對被指控的事實保持沉默，沒有顯示悔意。
11. 上訴人觸犯的《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可處三年至十年徒刑，現時被判處四年三個月徒刑，亦屬適當；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五項「操縱賣淫罪」，可處一年至三年徒刑，現時被判處每項一年九個月徒刑，亦屬適當；六罪並罰，可處四年三個月至十三年的徒刑，現時被判處合共四年九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亦屬適當。
12. 基此，上訴人所述的刑罰過重問題並無出現。
13. 在本案，上訴人之徒刑超過三年，不符合給予暫緩執行徒刑的形式要件。
14.因此，原審法庭不給予暫緩執行徒刑，完全正確。
　　基此，上訴人應理由不成立，原審法庭之判決應予維持，請求法官 閣下作出公正判決。
　　
駐本院的檢察院提出法律意見，認為應裁定上訴人E(第五嫌犯)、F(第六嫌犯)、L(第十二嫌犯)、M(第十三嫌犯)、N(第十四嫌犯)及O(第十五嫌犯)的上訴理由全部不成立，並予以駁回。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案件經庭審辯論後查明以下已證事實：
1. 至少自2012年起，第一嫌犯A與第二嫌犯B、第三嫌犯C、第四嫌犯D、第五嫌犯E、第六嫌犯F、第九嫌犯I、第十二嫌犯L、第十三嫌犯M、第十四嫌犯N、第十五嫌犯O及第十六嫌犯P達成協議，共同及分工合作，第一嫌犯組成目的是控制不同國籍的女子在本澳桑拿場所進行賣淫活動從而謀取不法利益的犯罪集團，第二嫌犯、第三嫌犯、第四嫌犯、第五嫌犯、第六嫌犯、第九嫌犯、第十嫌犯、第十二嫌犯、第十三嫌犯、第十四嫌犯、第十五嫌犯及第十六嫌犯先後參與了上述集團。
2. 上述各名嫌犯分工合作，各施其職7。第一嫌犯A是上述犯罪集團的主腦，其是「**水療」及「Z桑拿」的實質經營者及幕後支配者，且犯罪集團中的重要決定均需要第一嫌犯A首肯（參閱卷宗第3冊第597頁之報告、第5冊第1046頁之報告、第6冊第1327頁、第1330頁、第1356至1358頁、第7冊第1568頁）。
3. 表面上，「**水療」及「Z桑拿」是提供桑拿及按摩服務的消遣場所。事實上，前述兩間商戶是以提供前述服務作為掩飾，實質是利用越南、韓國、日本、俄羅斯等外籍女性為客人提供性服務。
4. 賣淫女子是由上述犯罪集團內的淫媒提供予「**水療」及「Z桑拿」的，基本上不同國籍的賣淫女子是由不同的淫媒提供。淫媒會按上述犯罪集團所訂立的結算方式在其施下賣淫女子的賣淫交易肉金中抽取某比例的款項作為報酬（參閱卷宗第2冊第357至360頁之報告、第433至439頁之報告）。
5. 賣淫女子獲上述犯罪集團聘用後，有關犯罪集團會指派一名具相當經驗的員工作出教導，為此，有關賣淫女子須支付約澳門幣三百元（MOP$300.00）的培訓費用。另外，賣淫女子須向上述犯罪集團以澳門幣一千三百元（MOP$1,300.00）至澳門幣一千四百元（MOP$1,400.00）不等的款項購買一個盛有避孕套及潤滑劑的化妝袋，以供賣淫交易之用（參閱卷宗第2冊第433至439頁之報告、第8冊第1851至1852頁之報告）
6. 上述犯罪集團會安排賣淫女子定期到「W醫務所」清洗下體，以確保賣淫女子的身體狀況適合為客人提供性服務（參閱卷宗第8冊第1817至1818頁之報告）。
7. 上述犯罪集團會指派人員在「**水療」外站崗及把風，當警方到場巡查時，有關負責把風的人員會觸發警報系統，通知「**水療」內的同伙，由同伙安排賣淫女子撤離或躲藏在一間設置有隱藏門的房間內，以逃避警方偵查。
8. 上述犯罪集團透過向的士司機支付回佣的方式誘使的士司機接載客人到「**水療」及「Z桑拿」接受性服務（參閱附件14第42至44頁，附件19第64至66頁）。
9. 客人會在「**水療」及「Z」內的浸浴池旁邊挑選賣淫女子，當客人挑選到合適的賣淫女子後，場內的經理、主任或員工便會登記有關賣淫女子的編號，繼而安排該名賣淫女子到按摩房與客人進行性交易（參閱卷宗第5冊第1151至1152頁之報告）。
10. 第一嫌犯A並不會親身到達「**水療」及「Z桑拿」處理關於賣淫活動的事宜，而是在幕後指使上述其他嫌犯進行與賣淫活動相關的所有事務。第一嫌犯每月接收由上述其他嫌犯發送的關於「**水療」的營業額及賣淫交易次數的訊息，從而起着監督作用（參閱附件30第40、41、51、52、59及60頁）。
11. 第二嫌犯B負責監督及統籌「**水療」的營運，尤其是監督「**水療」每天的營業額及賣淫交易次數，另外，第二嫌犯B亦會為「**水療」及「Z桑拿」挑選及招聘賣淫女子（參閱卷宗第1冊第192至196頁之報告、附件6）。此外，第二嫌犯B有權調配「**水療」與「Z桑拿」之間的賣淫女子（參閱卷宗第1冊第205至209頁之報告）。
12. 第三嫌犯C負責監督及統籌「Z桑拿」的營運，並為「Z桑拿」挑選及招聘賣淫女子，另外，第三嫌犯C亦負責發放有關賣淫女子的薪金，及向淫媒支付中介費用（參閱卷宗第5冊第1191頁，第7冊第1704至1712頁之報告）。
13. 第二嫌犯B於2018年年初返回中國內地，未能親身處理「**水療」的事務。自此，第三嫌犯C接替第二嫌犯B的工作，負責監督及統籌「**水療」內的賣淫業務（參閱卷宗第5冊第1076頁，第7冊第1712頁）。
14. 第四嫌犯D負責管理「**水療」的後勤事務及賬目，包括採購避孕套、潤滑劑、漱口水、濕紙巾及床單等供賣淫交易用的物資，以及向賣淫女子發放薪金和向的士司機支付佣金（參閱卷宗第7冊第1713至1717頁之報告）。
15. 第五嫌犯E是「**水療」的場面經理，其負責管理「**水療」的日常運作，並為「**水療」挑選及招聘賣淫女子（參閱卷宗第7冊第1693至1697頁之報告）；第五嫌犯E負責統籌「**水療」的保安工作，包括派駐職員在「**水療」外站崗及把風，當警方突擊巡查時，則安排「**水療」內的賣淫女子撤離（參閱卷宗第7冊第1698至1700頁之報告、第10冊第2332至2335頁之報告）；第五嫌犯E負責安排及監督「**水療」內的賣淫女子定期前往醫務所清洗下體（參閱卷宗8冊第1817至1818頁之報告）；第五嫌犯E具權限直接向第一嫌犯A匯報「**水療」的每月營運狀況（參閱附件30第40、41、51、52、59及60頁）。
16. 第六嫌犯F是「**水療」的會計經理，其負責計算及發放「**水療」內賣淫女子的薪金及淫媒中介費用，並監督賣淫女子的交易次數（參閱卷宗第7冊第1701至1703頁之報告）；第六嫌犯F負責監察「**水療」的電腦賬目系統（參閱附件18第7至12頁、第30至31頁）；第六嫌犯F負責與淫媒接洽，並為「**水療」引入韓國籍賣淫女子（參閱卷宗第4冊第770頁，附件43第30至40頁）。
17. 除個人薪金外，第二嫌犯B、第三嫌犯C、第四嫌犯D、第五嫌犯E及第六嫌犯F每月可獲發一筆奬金，有關奬金的金額是根據至少「**水療」當月賣淫交易的次數來計算（參閱卷宗第5冊第1042至1043頁之報告、第7冊第1744至1745頁之報告）。
18. 第七嫌犯G是「**水療」的會計員，其至少負責計算「**水療」員工（包括賣淫女子）的薪金，尤其清楚了解不同國籍賣淫女子的不同拆賬方式及金額，亦掌握各淫媒的資料及有關淫媒旗下賣淫女子的資料（參閱卷宗第7冊第1732至1737頁之報告）；第七嫌犯G負責向第二嫌犯B匯報「**水療」的每日營業狀況（參閱卷宗第1冊第90至92頁之報告）。
19. 第八嫌犯H是「**水療」的物資主任，其負責為「**水療」購買避孕套及潤滑劑等賣淫用品（參閱卷宗第7冊第1728至1731頁之報告）；第八嫌犯H負責分配儲物櫃及工號牌予賣淫女子使用。於2018年10月，第八嫌犯H從「**水療」職離，並將為「**水療」購買賣淫用品的工作交還予第四嫌犯D負責（參閱卷宗第7冊第1569頁）。
20. 第九嫌犯I是「**水療」的主任，其也是第五嫌犯E的助手。第九嫌犯I負責跟進賣淫女子入職後的程序，包括開通員工卡、收取入職費、收取培訓費及安排培訓項目，並有權向賣淫女子發放薪金及批准賣淫女子的請假要求。當第五嫌犯E休假時，第九嫌犯I負責「**水療」的保安工作（參閱卷宗第7冊第1718至1722頁之報告）；第九嫌犯I亦會協助第五嫌犯E監督「**水療」內的賣淫女子定期前往醫務所清洗下體（參閱卷宗第8冊第1817至1818頁之報告）。
21. 第十嫌犯J是「**水療」的收銀經理，其負責計算「**水療」內的賣淫女子的薪金、淫媒的中介費及的士司機之佣金。
22. 第十一嫌犯K充當淫媒，為「Z桑拿」提供賣淫女子（參閱附件2第126至132頁、第139至140頁，附件27第15至16頁）（參閱附件2第206至207頁，附件3第36至37頁，附件6第50至51頁，附件27第8至9頁、第24至27頁，附件31第18及22頁）。
23. 第十二嫌犯L是「Z桑拿」的經理，其協助第三嫌犯C管理「Z桑拿」內的賣淫女子，並負責招募賣淫女子及對賣淫女子進行評級，另外，第十二嫌犯L亦有權給予客人消費折扣及優惠，並負責統籌「Z桑拿」的保安工作（參閱卷宗第7冊第1738至1743頁之報告）。
24. 第十三嫌犯M是「Z桑拿」的經理，其協助第三嫌犯C管理「Z桑拿」內的賣淫女子，負責處理投訴事宜及統籌「Z桑拿」的保安工作，並有權給予客人消費折扣及優惠，以及決策客人的收費及退款等問題（參閱卷宗第7冊第1698至1700頁之報告、第1723至1727頁之報告）。
25. 第十四嫌犯N、第十五嫌犯O及第十六嫌犯P充當淫媒，為「**水療」及「Z桑拿」提供賣淫女子，彼等按照上述犯罪集團訂立的拆賬規定分享旗下賣淫女子所進行的賣淫活動之收益（參閱卷宗第1冊第205至209頁、第8冊第1753至1762頁、第8冊第1766至1770頁之報告）。
26. 第十七嫌犯Q及第十八嫌犯R是「**水療」的保安員，負責執行第五嫌犯E及第九嫌犯I的指令在「**水療」外站崗及把風，當警方到場巡查時，第十七嫌犯Q及第十八嫌犯R會觸發警報系統，通知「**水療」內的賣淫女子撤離。
27. 第一嫌犯A是號碼為637#####的手提電話之實際及慣常使用者（參閱卷宗第2冊第479頁之報告）；第二嫌犯B是號碼為635#####的手提電話之實際及慣常使用者（參閱卷宗第3冊第654至656頁之報告，第5冊第1061頁）；第三嫌犯C是號碼為635#####及621#####的手提電話之實際及慣常使用者（參閱卷宗第2冊第418頁之報告，第7冊第1622頁）；第四嫌犯D是號碼為637#####的手提電話之實際及慣常使用者（參閱卷宗第1冊第120頁，第3冊第672至674頁之報告）；第五嫌犯E是號碼為668#####及655#####的手提電話之實際及慣常使用者（參閱卷宗第2冊第454頁，第3冊第691至693頁之報告、第5冊第1198頁之報告）；第六嫌犯F是號碼為668#####的手提電話之實際及慣常使用者（參閱卷宗第5冊第1010至1013頁之報告，第6冊第1312頁之報告）；第七嫌犯G是號碼為630#####的手提電話之實際及慣常使用者（參閱卷宗第1冊第93及163頁）；第八嫌犯H是號碼為632#####的手提電話之實際及慣常使用者（參閱卷宗第1冊第99頁、第2冊第327頁）；第九嫌犯I是號碼為666#####的手提電話之實際及慣常使用者（參閱卷宗第7冊第1612至1613頁之報告）；第十一嫌犯K是號碼為635#####的手提電話之實際及慣常使用者（參閱卷宗第2冊第361至362頁、第456頁之報告）；第十二嫌犯L是號碼為668#####的手提電話之實際及慣常使用者（參閱卷宗第1冊第106頁）；第十三嫌犯M是號碼為668#####的手提電話之實際及慣常使用者（參閱卷宗第4冊第977至982頁之報告）；第十四嫌犯N是號碼為655#####及621#####的手提電話之實際及慣常使用者（參閱卷宗第2冊第492頁、第3冊第508頁、第3冊第702至704頁之報告，附件41第6至7頁）；第十五嫌犯O是號碼為636#####的手提電話之實際及慣常使用者（參閱卷宗第4冊第958至960頁之報告）；第十六嫌犯P是號碼為639#####及84907######的手提電話之實際及慣常使用者（參閱卷宗第7冊第1546至1547頁之報告）。
28.2019年3月16日傍晚約6時，X32進入「**水療」並獲發一條編號為100的顧客手帶。第九嫌犯I向X32解釋各種包含性服務的套餐內容及收費。X32選擇了一項收費為港幣二千多元的套餐，之後X32在「**水療」內的浸浴池旁從多名賣淫女子中挑選了一名中國籍女子X17（員工編號為811），並與X17一起進入「**水療」的V308號按摩房，接着，X32在有關按摩房內X17性交（參閱卷宗第21冊第5122至5123頁，第22冊第5310及5320頁，第29冊第7050頁）。
29. 2019年3月16日晚上約7時許，X33進入「**水療」並獲發一條編號為035的顧客手帶。第九嫌犯I向X33解釋各種包含性服務的套餐內容及收費。X33選擇了一項收費為澳門幣二千多元的包含兩名賣淫女子的套餐，之後X33在「**水療」內的浸浴池旁從多名賣淫女子中挑選了兩名中國籍女子，分別為X18（員工編號為317）及X19（員工編號為312），並與X18及X19一起進入「**水療」的V315號按摩房，接着，X33在有關按摩房內與X18及X19性交（參閱卷宗第21冊第5122至5123頁，第22冊第5306、5324及5326頁）。
30. 2019年3月16日晚上約8時，X35進入「**水療」並獲發一條編號為102的顧客手帶。第九嫌犯I向X35解釋各種包含性服務的套餐內容及收費。X35選擇了一項收費為澳門幣二千五百八十元（MOP$2,580.00）的套餐，之後X35在「**水療」內的浸浴池旁從多名賣淫女子中挑選了一名中國籍女子X20（員工編號為322），並與X20一起進入「**水療」的V332號按摩房，接着，X35在有關按摩房內與X20性交（參閱卷宗第21冊第5122至5123頁，第22冊第5308及5328頁）。
31. 2019年3月16日晚上約7時許，X36進入「**水療」並獲發一條編號為068的顧客手帶。第九嫌犯I向X36解釋各種包含性服務的套餐內容及收費。X36選擇了一項收費為澳門幣三千多元且賣淫女子為韓國籍的套餐，之後X36在「**水療」內的浸浴池旁從多名賣淫女子中挑選了一名韓國籍女子X26（員工編號為726），並與X26一起進入「**水療」的V316號按摩房，接着，X36在有關按摩房內與X26性交（第21冊第5122至5123頁，參閱卷宗第22冊第5316及5354頁，第27冊第6454頁）。
32. 2019年3月16日晚上約7時許，X37進入「**水療」並獲發一條編號為085的顧客手帶。第九嫌犯I向X37解釋各種包含性服務的套餐內容及收費。X37選擇了一項收費為澳門幣一千八百多元的套餐，之後X37在「**水療」內的浸浴池旁從多名賣淫女子中挑選了一名中國籍女子X21（員工編號為352），並與X21一起進入「**水療」的V335號按摩房，接着，X37在有關按摩房內與X21性交（參閱卷宗第17冊第4119頁，第21冊第5122至5123頁，第22冊第5319頁）。
33. 2019年3月16日傍晚上約6時許，X38進入「**水療」並獲發一條編號為120的顧客手帶。第九嫌犯I向X38解釋各種包含性服務的套餐內容及收費。X38選擇了一項越南籍賣淫女子的套餐，之後X38在「**水療」內的浸浴池旁從多名賣淫女子中挑選了一名越南籍女子X31（員工編號為801），並與X31一起進入「**水療」的V309號按摩房，接着，X38在有關按摩房內與X31性交（參閱卷宗第21冊第5122至5123頁，第22冊第5314及5421頁）。
34. 經調查發現，於2019年3月16日，尚有12名賣淫女子X27、X29、X1、X2、X3、X4、X5、X6、X7、X22、X8及X9在上述各名嫌犯的控制及安排下，於「**水療」內向多名不同男性客人提供性服務（參閱卷宗第28冊第6974至7013頁，第29冊第7050至7053頁之報告）。
35. 另外，於2019年3月16日前的不久，至少有11名賣淫女子X23、X24、X25、X10、X11、X12、X13、X14、X15、X16及X30在上述各名嫌犯的控制及安排下，於「**水療」內向多名不同男性客人提供性服務（參閱卷宗第22冊第5348、5352、5356、5360、5364、5366、5371、5376、5380、5387及5423頁）。
36. 2019年3月16日晚上約8時許，警方前往「**水療」調查。當時，第十七嫌犯Q及第十八嫌犯R在「**水療」正門外的泊車櫃檯站崗及把風，當第十七嫌犯Q及第十八嫌犯R發現有警員接近「**水療」時，彼等按下設置在前述泊車櫃檯的警報裝置。此時，「**水療」內的警報系統發出警報，隨即，第三嫌犯C、第四嫌犯D、第五嫌犯E、第九嫌犯I、第十嫌犯J及第十二嫌犯L指使「**水療」的員工通知所有賣淫女子藏匿8起來。
37. 於是，「**水療」的員工在「**水療」內大聲叫喊，並到上述正進行性交易的按摩房外拍門，及召喚所有賣淫女子作出躲藏。
38. X17、X18、X19、X20、X26、X21及X31得悉上述警報後，彼等先後在僅以毛巾裹着赤裸的身體之情況下分別從上述按摩房跑出，並與其他賣淫女子一起躲進一間設置在V325號房間內的隱藏房間，目的是逃避警方的偵查（參閱卷宗第27冊第6653至6669頁的視像筆錄）。
39. 警方制服第十七嫌犯、Q及第十八嫌犯R後進入「**水療」，並在設置在V325號房間內的隱藏房間內發現僅以毛巾裹着赤裸身體的X17、X18、X19、X20、X26、X21及X31，及22名穿着性感服飾的賣淫女子X27、X29、X1、X2、X3、X4、X5、X6、X7、X22、X8、X9、X23、X24、X25、X10、X11、X12、X13、X14、X15及X30，以及另一些穿着性感服飾的女子。
40. 警方在「**水療」內進行搜索，發現大量與上述操控賣淫的犯罪集團進行賣淫活動有關的文件、單據、紀錄、避孕套及性感服飾等物品，尤其包括以下物品（參閱卷宗第12冊第2767至2794頁之搜索及扣押筆錄，卷宗第9冊第2078至2079頁之搜索及扣押筆錄）：
- 在經理房（左邊大櫃）搜獲下述物品：
40. 一個印有“DAY”字樣之夾萬，內有一些與上述犯罪集團進行賣淫活動有關的文件及以下現金（參閱卷宗第27冊第6778至6781頁之搜索及扣押筆錄）：
- 現金港幣三十萬元（HKD$300,000.00）；
- 現金澳門幣二萬六千八百五十元（MOP$26,850.00）；
41. 一個印有“全能”字樣之夾萬，內有一些與上述犯罪集團進行賣淫活動有關的文件及以下現金（參閱卷宗第27冊第6778至6781頁之搜索及扣押筆錄）：
- 現金港幣十萬五千二百元（HKD$105,200.00）；
- 現金澳門幣十三萬零一百二十二元（MOP$130,122.00）；
- 現金美元一百二十一元（USD$121.00）；
42. 一個印有“鼎發”字樣之夾萬，內有一些與上述犯罪集團進行賣淫活動有關的文件及以下現金（參閱卷宗第27冊第6778至6781頁之搜索及扣押筆錄）：
- 現金港幣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元（HKD$12,570.00）；
- 現金澳門幣七千八百八十元（MOP$7,880.00）；
- 在經理房（木櫃）搜獲下述物品：
86.編號465/565支付2019年2月份下期薪酬單據，背面釘有現金澳門幣一千三百三十元（MOP$1,330.00）；
- 在經理房大灰色夾萬內搜獲下述物品：
87. 一個寫有“^旅遊（HK57,284）”字樣的信封，內有三張“^旅遊”之結算單、現金港幣五萬七千二百八十二元（HKD$57,282.00）以及現金澳門幣二元（MOP$2.00）；
88. 一個寫有“李（$70,000）”字樣的信封，內有現金澳門幣七萬元（MOP$70,000.00）；
89. 現金港幣二百二十萬六百元（HKD$2,200,600.00）；
在夾萬內搜獲下述物品：
90. 現金港幣一百二十九萬四千八百元（HKD$1,294,800.00）；
91. 現金澳門幣三十九萬六千五百元（MOP$396,500.00）；
92. 現金人民幣二萬五千元（RMB¥25,000.00）；
- 在會計部木櫃（透明膠盒）搜獲下述物品：
164. 現金港幣二十萬元（HKD$200,000.00）；
165. 一張數紙，內有現金港幣一百二十元（HKD$120.00）及現金澳門幣九百八十元（MOP$980.00）；
166. 一張數紙，內有現金澳門幣五百九十元（MOP$590.00）；
167. 一張數紙，內有現金港幣一百二十元（HKD$120.00）及現金澳門幣二百七十元（MOP$270.00）；
168. 現金港幣二十元（HKD$20.00）及現金澳門幣一千三百四十元（MOP$1,340.00）；
169. 現金港幣二百四十元（HKD$240.00）及現金澳門幣六百二十元（MOP$620.00）；
170. 現金港幣七萬九千零八十元（HKD$79,080.00）及現金澳門幣三萬一千六百九十元（MOP$31,690.00）；
- 在會計部第二張檯搜獲下述物品：
171. 現金港幣二十四萬一千八百六十元（HKD$241,860.00）、現金澳門幣二萬三千九百元（MOP$23,900.00）及現金人民幣十元（RMB¥10.00）；
172. 現金澳門幣二十五萬一千二百元（MOP$251,200.00）；
- 在座簿房內長檯的中間左邊抽屜內搜獲下述物品：
195. 一個透明文具袋，內有現金港幣八百四十元（HKD$840.00）及現金澳門幣一千九百元（MOP$1,900.00）；
196. 一個紅色文具袋，內有現金港幣三百三十元（HKD$330.00）及現金澳門幣一千八百三十元（MOP$1,830.00）；
- 在一樓收銀檯上搜獲下述物品：
288. 一部品牌為LENOVO的黑色電腦（S/N：S1EGD52），編號為COUNTER PC 1；
291. 一個印有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的十元籌碼；
292-295. 現金港幣七百七十元（HKD$770.00）；
296-298. 現金澳門幣一百四十元（MOP$140.00）；
299-302. 現金美元二十元（USD$20.00）；
303-304. 現金港幣一萬四千元（HKD$14,000.00）；
305-306. 現金澳門幣三千五百元（MOP$3,500.00）；
307. 現金新加坡幣二十元（SGP$20.00）；
308. 現金台幣一百元（TWD$100.00）；
309. 現金泰幣一百元（THB$100.00）；
310. 現金印度幣一百元（INR$100.00）；
311. 現金澳門幣三百元（MOP$300.00）；
- 在一個寫有“早更”字樣的黃色透明手提袋內搜獲以下物品：
342-346. 現金港幣十一萬七千七百七十元（HKD$117,770.00）；
347-350. 現金澳門幣一萬零四百七十元（MOP$10,470.00）；
353-358. 現金澳門幣二十八萬三千五百元（MOP$283,500.00）；
359-364. 現金港幣四萬九千零六十元（HKD$49,060.00）；
- 在「**水療」門口櫃檯的一個綠色手提袋內搜獲下述物品：
367-371. 現金澳門幣一萬五千三百六十元（MOP$15,360.00）；
372. 現金港幣五十元（HKD$50.00）；
- 在「**水療」門口櫃檯的一個黑色正方形錢箱內搜獲下述物品：
375-377. 現金澳門幣二萬零九百元（MOP$20,900.00）；
- 在經理辦公室內搜獲下述物品：
378. 一部型號為2K81YBX的電腦主機；
- 在會計部內搜獲下述物品：
386. 一部型號為1S3497A21PBHENEN的電腦主機，連一支型號為DT101G2的閃存；
388. 一部型號為1S1652M6BR8HM9WZ的電腦主機。
41. 經司法警察局對在「**水療」的會計部內搜獲的一部型號為1S1652M6BR8HM9WZ的電腦主機進行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發現有關電腦內存放了於2017年5月至2019年3月期間，上述犯罪集團所操縱的賣淫女子數量、賣淫交易次數、肉金拆賬及淫媒佣金等資料（參閱卷宗第30冊第7605至7615頁的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及分析報告，第30冊第7645至7678頁之報告、第31冊第7750至7780頁之報告）。
42. 經司法警察局對在「**水療」的會計部內搜獲的一部型號為1S3497A21PBHENEN的電腦主機及一支型號為DT101G2的閃存進行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發現有關電腦內存放了上述犯罪集團所操縱的賣淫女子的身份資料及所屬淫媒的資料（參閱卷宗第 30冊第7605至7615頁的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及分析報告，第30冊第7680至7686頁之報告）。
43. 經司法警察局對在「**水療」的一樓收銀檯上搜獲的一部品牌為LENOVO的黑色電腦（S/N：S1EGD52）進行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發現有關電腦內存放了賣淫女子在「**水療」所使用的儲物櫃對照表及賣淫套餐折扣表（參閱卷宗第30冊第7623至7627頁的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及分析報告，第30冊第7730頁之報告）。
44. 經司法警察局對在「**水療」的經理辦公室內搜獲的一部型號為2K81YBX的電腦主機進行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發現有關電腦內存放了於2012年1月至2019年3月期間，上述犯罪集團透過操縱賣淫女子進行賣淫活動之收益統計資料（參閱卷宗第30冊第7605至7615頁的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及分析報告，第32冊第8395至8399頁之報告、第33冊第8464至8469頁之報告）。
45. 上述在「**水療」內搜獲的所有錢款是上述犯罪集團的犯罪所得及用作經營上述操縱賣淫活動（詳見卷宗第28冊第6964頁）；上述在「**水療」內搜獲的除錢款外之所有物品是上述犯罪集團作出上述犯罪行為的犯罪工具。
46. 警方在「**水療」V308號按摩房內近床頭地上檢獲兩張紙巾（Bio-S0684及Bio-S0685）；警方在「**水療」後樓梯梯間左邊第二個垃圾桶內及V301號房間外的垃圾桶內檢獲合共四十二個已使用之避孕套（Bio-S0694至Bio-S0735）（參閱卷宗第18冊第4274頁、第4297至4322頁、第4325至4345頁）。
47. 經DNA鑑定，在V308號按摩房內近床頭地上檢獲的兩張紙巾（Bio-S0684及Bio-S0685）均檢出精液痕跡，其中一張紙巾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32，另一張紙巾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17。在「**水療」後樓梯梯間左邊第二個垃圾桶內及V301號房間外的垃圾桶內檢獲的合共四十二個已使用之避孕套（Bio-S0694至Bio-S0735）中，有四十個避孕套檢出精液痕跡，檢出的DNA的檢驗結果均為混合分型，其中五個避孕套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27及四名不同男子；其中七個避孕套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29及六名不同男子；其中三個避孕套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1及三名不同男子；其中四個避孕套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2及四名不同男子；其中兩個避孕套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3及兩名不同男子；其中一個避孕套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4及一名男子；其中兩個避孕套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5及兩名不同男子；其中一個避孕套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6及一名男子；其中三個避孕套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7及三名不同男子；其中一個避孕套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21及一名男子；其中一個避孕套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22及一名男子；其中三個避孕套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17及三名不同男子；其中三個避孕套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31及三名不同男子；其中一個避孕套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8及一名男子；其中一個避孕套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X9及一名男子（參閱卷宗第28冊第6974至7013頁的鑑定報告，第29冊第7050至7053頁之報告）。
48. 警方在「**水療」內拘捕第三嫌犯C、第四嫌犯D、第五嫌犯E、第九嫌犯I、第十嫌犯J，以及在「**水療」附近拘捕第十二嫌犯L。
49. 警員在第三嫌犯C身上搜獲一部黑色手提電話、現金澳門幣五千元（MOP$5,000.00）及現金人民幣三千七百元（RMB¥3,700.00）（參閱卷宗第11冊第2551頁的搜本及扣押筆錄）。
50. 警員在第三嫌犯C位於澳門南灣商業大馬路......半島...座...樓...室的住所內搜獲一部黑色手提電話、一部粉白色手提電話，以及一些與賣淫活動有關的文件（參閱卷宗第11冊第2555至2556頁的搜索及扣押筆錄）。
51. 經司法警察局對在第三嫌犯C身上及住所內搜獲的合共三部手提電話進行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發現有關手提電話的“微信”內有大量與賣淫活動有關的訊息及圖片（參閱卷宗第29冊第7055至7116頁之報告、第7117至7172頁之報告）。
52. 上述在第三嫌犯C身上搜獲的現金是第三嫌犯C的犯罪所得；上述在第三嫌犯C身上及住所內搜獲的除現金外的所有物品是第三嫌犯C作出上述犯罪行為的犯罪工具。
53. 警員在第四嫌犯D身上搜獲一部咖啡色手提電話及一隻金色手錶（參閱卷宗第11冊第2624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
54. 經司法警察局對在第四嫌犯D身上搜獲的一部手提電話進行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發現有關手提電話的“微信”內有大量與賣淫活動有關的訊息及圖片（參閱卷宗第29冊第7173至7203頁之報告）。
55. 上述在第四嫌犯D身上搜獲的手提電話是第四嫌犯D作出上述犯罪行為的犯罪工具。
56. 警員在第五嫌犯E身上搜獲一部黑色手提電話及一些與賣淫活動有關的文件（參閱卷宗第11冊第2699頁的搜索及扣押筆錄）。
57. 警員在第五嫌犯E位於澳門水坑尾街......大廈...樓...室的住所內搜獲現金澳門幣二萬元（MOP$20,000.00）及現金港幣三千元（HKD$3,000.00）（參閱卷宗第11冊第2713頁的搜索及扣押筆錄）。
58. 警員在「**水療」內由第五嫌犯E使用的個人儲物櫃內搜獲現金澳門幣八千萬元（MOP$8,000.00）及一些與賣淫活動有關的文件（參閱卷宗第11冊第2717至2718頁的搜索及扣押筆錄）。
59. 經司法警察局對在第五嫌犯E身上搜獲的一部手提電話進行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發現有關手提電話的“WHATSAPP”內有與賣淫活動有關的訊息（參閱卷宗第28冊第6956至6959頁之報告）。
60. 上述第五嫌犯E住所及儲物櫃內搜獲的現金是第五嫌犯E的犯罪所得；上述在第五嫌犯E身上、住所及儲物櫃內搜獲的除現金外的所有物品是第五嫌犯E作出上述犯罪行為的犯罪工具。
61. 警員在第九嫌犯I身上搜獲一部黑色手提電話、現金澳門幣二千元（MOP$2,000.00）及一張第九嫌犯I的名片（參閱卷宗第11冊第2658頁的搜索及扣押筆錄）。
62. 警員在「**水療」內由第九嫌犯I使用的個人儲物櫃內搜獲一些與賣淫活動有關的文件（參閱卷宗第11冊第2665頁的搜索及扣押筆錄）。
63. 經司法警察局對在第九嫌犯I身上搜獲的一部手提電話進行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發現有關手提電話的“微信”內有大量與賣淫活動有關的訊息（參閱卷宗第28冊第6960至6972頁之報告）。
64. 上述在第九嫌犯I身上搜獲的現金是第九嫌犯I的犯罪所得；上述在第九嫌犯I身上及儲物櫃內搜獲的除現金外的所有物品是第九嫌犯I作出上述犯罪行為的犯罪工具。
65. 警員在第十嫌犯J身上搜獲一部玫瑰金色手提電話（參閱卷宗第10冊第2371頁之搜查及扣押筆錄）。
66. 警員在「**水療」內由第十嫌犯J使用的個人辦公桌搜獲一些與賣淫活動有關的物品，尤其包括以下物品（參閱卷宗第10冊第2376至2378頁的搜索及扣押筆錄）：
1. 在辦公桌桌面上搜獲以下物品：
1.1.-1.2.現金港幣二萬四千元（HKD$24,000.00）；
1.3.一部白色手提電話；
1.4.一部白色板電腦；
2. 在辦公桌下方之三斗櫃的最底抽屜內搜獲以下物品：
2.1.-2.5.現金澳門幣十萬一千元（MOP$101,000.00）；
2.6.-2.10.現金港幣五萬九千三百元（HKD$59,300.00）；
2.11.現金人民幣七百元（RMB¥700.00）；
3. 在辦公桌旁邊地上的一個粉紅色包內搜獲以下物品：
3.1.-3.5.現金港幣五萬元（HKD$50,000.00）。
67. 經司法警察局對在第十嫌犯J身上搜獲的一部手提電話進行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發現有關手提電話的“微信”及“WHATSAPP”內有大量與賣淫活動有關的訊息及圖片（參閱卷宗第29冊第7329至7349頁之報告）。
68. 上述在第十嫌犯J的辦公桌搜獲的現金是上述犯罪集團的犯罪所得；上述在第十嫌犯J身上及辦公桌搜獲的除現金外的所有物品是第十嫌犯J作出上述犯罪行為的犯罪工具。
69. 警員在第十二嫌犯L身上搜獲一部白色手提電話。有關手提電話是第十二嫌犯L作出上述犯罪行為的犯罪工具（參閱卷宗第9冊第2016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
70. 警員在第十七嫌犯Q身上搜獲以下物品（參閱卷宗第9冊第2074至2075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
1. 一部品牌為HUAWEI的手提電話；
2. 一部品牌為I PHONE的手提電話；
3. 一部對講機；
4-6.現金澳門幣六千五百元（MOP$6,500.00）；
7-9.現金港幣三千三百元（HKD$3,300.00）。
71. 經司法警察局對在第十七嫌犯Q身上搜獲的兩部手提電話進行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發現有關手提電話的“微信”內有一些與賣淫活動有關的訊息（參閱卷宗第30冊第7350至7353頁之報告）。
72. 上述在第十七嫌犯Q身上搜獲的現金是第十七嫌犯Q的犯罪所得；上述在第十七嫌犯Q身上搜獲的除現金外的所有物品是第十七嫌犯Q作出上述犯罪行為的犯罪工具。
73. 警員在第十八嫌犯R身上搜獲以下物品（參閱卷宗第9冊第2091頁搜查及扣押筆錄）：
1. 一件印有“****”字樣的紅色長袖風衣；
2. 一件印有“**”字樣的淺藍色POLO短袖衫；
3. 一部白金色手提電話；
4. 現金港幣七百元（HKD$700.00）；
5. 一部對講機。
74. 上述在第十八嫌犯R身上搜獲的現金是第十八嫌犯R的犯罪所得；上述在第十八嫌犯R身上搜獲的除現金外的所有物品是第十八嫌犯R作出上述犯罪行為的犯罪工具。
75. 之後，第六嫌犯F、第七嫌犯G、第八嫌犯H、第十三嫌犯M、第十四嫌犯N、第十五嫌犯O、第十六嫌犯P相繼被警方截獲。
76. 警員在第六嫌犯F身上搜獲以下物品（參閱卷宗第9冊第2030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
1. 一部黑色手提電話；
2. 現金澳門幣二萬四千元（MOP$24,000.00）及現金港幣三萬六千元（HKD$36,000.00）；
3. 一隻黑色手錶。
77. 警員在第六嫌犯F位於氹仔南京街......大廈...樓...室的住所內搜獲現金港幣二百四十五萬一千五百元（HKD$2,451,500.00）（參閱卷宗第9冊第2034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
78. 經司法警察局對在第六嫌犯F身上搜獲的手提電話進行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發現有關手提電話的“微信”內有大量與賣淫活動有關的訊息及圖片（參閱卷宗第28冊第6845至6955頁之報告）。
79. 上述在第六嫌犯F身上及住所內搜獲的現金是第六嫌犯F的犯罪所得及用作經營上述操控賣淫活動（參閱卷宗第28冊第6845至6851頁）；上述在第六嫌犯F身上搜獲的除現金外的所有物品是第六嫌犯F作出上述犯罪行為的犯罪工具。
80. 警員在第七嫌犯G身上搜獲一部黑色手提電話（參閱卷宗第11冊第2526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
81. 經司法警察局對在第七嫌犯G身上搜獲的手提電話進行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發現有關手提電話的“微信”內有大量與賣淫活動有關的訊息及圖片（參閱卷宗第29冊第7204至7209頁之報告）。
82. 上述在第七嫌犯G身上搜獲的手提電話是第七嫌犯G作出上述犯罪行為的犯罪工具。
83. 警員在第八嫌犯H位於澳門黑沙環海邊馬路......新村第...座...樓...室的住所內搜獲一部金色手提電話。有關手提電話是第八嫌犯H作出上述犯罪行為的犯罪工具（參閱卷宗第8冊第1923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
84. 警員在第十三嫌犯M身上搜獲一部黑色手提電話（參閱卷宗第25冊第6027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
85. 經司法警察局對在第十三嫌犯M身上搜獲的手提電話進行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發現有關手提電話的“微信”內有大量與賣淫活動有關的訊息及圖片（參閱卷宗第30冊第7424至7441頁之報告）。
86. 上述在第十三嫌犯M身上搜獲的手提電話是第十三嫌犯M作出上述犯罪行為的犯罪工具。
87. 警員在第十四嫌犯N身上搜獲一些與賣淫活動有關的物品，尤其包括以下物品（參閱卷宗第8冊第1940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
1. 一部黑色手提電話；
2. 一部白色手提電話；
5. 現金港幣二萬元（HKD$20,000.00）；
6. 現金澳門幣五千五百元（MOP$5,500.00）；
7. 現金港幣一千六百元（HKD$1,600.00）。
88. 經司法警察局對在第十四嫌犯N身上搜獲的兩部手提電話進行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發現有關手提電話的“微信”內有大量與賣淫活動有關的訊息及圖片（參閱卷宗第29冊第7210至7328頁之報告）。
89. 上述第十四嫌犯N身上搜獲的現金是第十四嫌犯N的犯罪所得；上述在第十四嫌犯N身上搜獲的除現金外的所有物品是第十四嫌犯N作出上述犯罪行為的犯罪工具。
90. 警員在第十五嫌犯O身上搜獲一部黑面白玻璃底的手提電話（參閱卷宗第8冊第1972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
91. 警員在第十五嫌犯O位於澳門得勝斜路......臺...樓..室的住所內搜獲多個與賣淫活動有關的信封及紙張（參閱卷宗第8冊第1976至1977頁的搜索筆錄）。
92. 經司法警察局對在第十五嫌犯O身上搜獲的手提電話進行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發現有關手提電話的“微信”內有大量與賣淫活動有關的訊息及圖片（參閱卷宗第30冊第7372至7421頁之報告）。
93. 上述在第十五嫌犯O身上及住所內搜獲的所有物品是第十五嫌犯O作出上述犯罪行為的犯罪工具。
94. 警員在第十六嫌犯P身上搜獲以下物品（參閱卷宗第38冊第9965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
1. 一部黑色手提電話；
2. 現金港幣一千元（HKD$1,000.00）；
3. 一本記事簿。
95. 上述在第十六嫌犯P身上搜獲的現金是第十六嫌犯P的犯罪所得；上述在第十六嫌犯P身上搜獲的除現金外的所有物品是第十六嫌犯P作出上述犯罪行為的犯罪工具。
96. 警方前往第十四嫌犯N用於安排賣淫女子居住的澳門高美士街......大廈第...座...樓...室的住宅單位調查，並在有關單位內發現賣淫女子X16。
97. 警方前往澳門北京街......商業中心...樓...室的「W醫務所」進行搜索，並在有關醫務所內發現大量載有上述犯罪集團所操縱的賣淫女子沖洗陰道紀錄的文件，以及在有關醫務所辦公櫃內發現一個表面印有“%%”經理字樣的信封，內有現金澳門幣六千零五十元（MOP$6,050.00），有關款項是「**水療」向W支付賣淫女子沖洗陰道費用後回佣給第五嫌犯E的（參閱卷宗第10冊第2343至2346頁）。
98.另外，經調查發現，「Z桑拿」至少於2019年2月份仍然運作。
99. 事實上，上述各名嫌犯操縱女子在「**水療」及「Z桑拿」從事賣淫活動期間，警方有對有關嫌犯實施監聽措施，並監聽得到大量與賣淫活動有關的對話，尤其包括以下對話內容。
100. 於2017年12月13日晚上約8時36分，第十四嫌犯N以電話號碼為655#####的手提電話接獲“阿忠”來電，彼等談及第十四嫌犯N於8月份在「財神」接管的場所的營運虧損問題。第十四嫌犯N指場所內除了有女子跳脫衣舞外，亦有“FUCKING SHOW”表演（即性交表演），第十四嫌犯N並表示跳脫衣舞的女子樣子漂亮，倘客人喜歡便可挑選女子到房間進行性交易，價錢約3,000元，且第十四嫌犯N表示場內每晚有三場真人性交表演，表演時間分別為9時30分、11時30分及1時，而表演人士的國籍分別為“羅馬尼亞對黑人”、“俄羅斯對俄羅斯”及“巴西對巴西”（參閱卷宗第4冊第926頁第30點，附件20第85至89頁）。
101. 於2018年3月10日晚上約8時11分，第五嫌犯E以電話號碼為668#####的手提電話接獲第十五嫌犯O以電話號碼為636#####的手提電話來電，第十五嫌犯O表示“韓妹”（韓國籍賣淫女子）投訴三個問題，第一，“越南妹”（越南籍賣淫女子）主任經常叫錯號碼，例如時常把“726”讀成“727”，以致有關女子入到房後被害人取消；第二，女子除衫被客人撫摸後，客人時常連小費都沒有支付；第三，客人時常於“韓妹”入房後才知悉價錢較貴，因而經常出現被害人取消的情況。第十五嫌犯O並指出倘第五嫌犯E不認真解決有關問題，則難以繼續提供韓國籍女子進行賣淫活動（參閱卷宗第5冊第1116頁第31點，第1122至1123頁，附件25第138至143頁，附件43第52至57頁）。
102. 於2018年4月9日晚上約10時29分，第三嫌犯C以電話號碼為621#####的手提電話接獲一名女子來電，有關女子詢問面試的程序，第三嫌犯C表示面試是於每天晚上8時後進行，並指女子於面前須先化妝及換好衣服，同時，第三嫌犯C指出曾剖腹產子致肚上留有疤痕者皆不獲聘，之後，該名女子詢問面試過程是否須要脫清衣服，第三嫌犯C表示須要脫清衣服，但老總不會撫摸女子的身體。此外，第三嫌犯C指拆賬是分兩種，分別為900與1100（參閱卷宗第5冊第1191頁第31點，附件31第58至59頁）。
103. 於2018年5月13日晚上約8時35分，第十四嫌犯N以電話號碼為655#####的手提電話接獲“阿勇”來電，彼等談及賣淫女子實收報酬、中介人費用及賣淫女子質素等問題。“阿勇”表示重視賣淫女子質素及服務，必須願意“奶腳趾”、“獨龍鑽”、“做兩次”及“口爆”，第十四嫌犯N隨即表示“你，明白”（參閱卷宗第5冊第1239頁第14點，附件20第110至113頁）。
104. 於2018年5月12日晚上約10時57分，第十五嫌犯O以電話號碼為636#####的手提電話接獲第十嫌犯J以電話號碼為630#####的手提電話來電，第十嫌犯J向第十五嫌犯O投訴第十五嫌犯O旗下的編號為725的賣淫女子服務差，經常被客人投訴，指有關賣淫女子“要個客趕住戴套搞嘢就走”（參閱卷宗第5冊第1246頁第47點，附件43第71至73頁）。
105. 於2018年7月27日晚上約10時52分，第五嫌犯E以電話號碼為668#####的手提電話接獲“文仔”來電，“文仔”詢問第五嫌犯E的場所是否有提供“打飛機”(手淫)服務，第五嫌犯E表示可選擇“上海式”(即推油按摩)，屆時第五嫌犯E會指示按摩技師一併提供“打飛機”(手淫)服務。此外，第五嫌犯E遊說“文仔”選擇“中式”(即性交服務)，因為“上海式”收費為1,488元，而“中式”僅為一千七百多元（參閱卷宗第7冊第1503頁第30點，附件25第224至225頁）。
106. 於2018年7月22日晚上約11時44分，第十五嫌犯O以電話號碼為636#####的手提電話接獲第九嫌犯I以電話號碼為666#####的手提電話來電，第九嫌犯I向第十五嫌犯O作出投訴，指第十五嫌犯O旗下的編號為725的賣淫女子為客人提供水床服務後，客人投訴有關賣淫女子的下體發出臭味，並要求第十五嫌犯O通知編號為725的賣淫女子定期到公司提供的醫生處清洗下體（參閱卷宗第7冊第1508頁第53點，附件43第83至85頁）。
107. 於2018年11月17日晚上約7時02分，十四嫌犯N以電話號碼為655#####的手提電話接獲“小胡”來電，“小胡”表示「利奧」那一賣淫女子的避孕套已經用完，並要求十四嫌犯N提供，十四嫌犯N則聲稱自己很忙，並要求“小胡”著該名賣淫女子自己先行購買避孕套，及記下購買數量（參閱卷宗第7冊第1619頁第15點，附件20第144至145頁）。
108. 於2018年10月14日下午約5時41分，第三嫌犯C以電話號碼為621#####的手提電話接獲“杰哥”來電，“杰哥”表示將有一批來自上海的賣淫女子來澳賣淫，並指有關賣淫女子可以做 “口爆”（即讓客人在女子口內射精），及於一小時或七十分鐘內性交兩次，及詢問有關賣淫女子的實收報酬，第三嫌犯C表示賣淫女子的實收報酬為港幣1,100元，而“杰哥”則可就每宗性交易收取港幣200元的額外佣金（參閱卷宗第7冊第1710頁第22點，附件31第81至84頁）。
109. 於2018年10月14日傍晚約6時40分，第三嫌犯C以電話號碼為621#####的手提電話接獲“杰哥”來電，“杰哥”詢問公司的“包包”內有甚麼，第三嫌犯C解釋“包包”內有套子（即避孕套）、KY（即性交用潤滑劑）、漱口水及紙巾（參閱卷宗第7冊第1710頁第23點，附件31第85至86頁）。
110. 於2019年2月8日晚上約9時57分，第九嫌犯I以電話號碼為666#####的手提電話接獲“浩文”來電，“浩文”表示有一名客人不滿編號為909的賣淫女子拒絕延長“吹”（即口交）的時間，並因該名賣淫女子急著開始性交而取消性交易。第九嫌犯I則指示“浩文”訓斥該名賣淫女子（參閱卷宗第8冊第1789頁，附件51第46至47頁）。
111. 另外，上述各名嫌犯操縱女子在「**水療」及「Z桑拿」從事賣淫活動期間，彼等以微信發送大量與賣淫活動有關的信息，尤其包括以下信息內容。
112. 於2018年12月22日晚上約7時的06分16秒，第九嫌犯I以微信脹戶simon4#####發文語音訊息予第五嫌犯E的微信賬戶ch____io，表示「張生張生，今日阿飛無返呀，要等你返黎呢開匣萬攞錢先有錢出糧比啲女」（參閱卷宗第28冊第6960及6964頁）。顯示警方在「**水療」內的匣萬內搜獲的款項除了是犯罪所得外，亦會用於出糧給賣淫女子，而且，警方在第六嫌犯F的住所內搜獲的款項也是犯罪所得及會用於出糧給賣淫女子。
113. 於2018年2月22日凌晨約2時50分59秒，第十五嫌犯O以微信賬jojo####向“BABY”的微信賬戶P####PC發送一張僅身穿內在的外籍女子的圖片後，隨即於凌晨的2時52分52秒，第十五嫌犯O以微信賬jojo####發文訊息予“BABY”的微信賬戶P####PC，表示「嫩口18歲新鮮空運絕頂A貨白滑大波彈手激情四射法俄日混血叫床激昂深喉潮吹」（參閱卷宗第30冊第7372及7374頁)。
114. 第一至第七嫌犯、第九至第十嫌犯、第十二至第十八嫌犯是在自由、自願、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
115. 第一嫌犯A意圖為其及他人不正當得利，與第二嫌犯B、第三嫌犯C、第四嫌犯D、第五嫌犯E、第六嫌犯F、第九嫌犯I、第十二嫌犯L、第十三嫌犯M、第十四嫌犯N、第十五嫌犯O及第十六嫌犯P達成協議，共同及分工合作，第一嫌犯組成目的是控制不同國籍的女子在本澳進行賣淫活動的犯罪集團，第二嫌犯、第三嫌犯、第四嫌犯、第五嫌犯、第六嫌犯、第九嫌犯、第十二嫌犯、第十三嫌犯、第十四嫌犯、第十五嫌犯及第十六嫌犯先後參與了上述集團；第一嫌犯並與相關部份嫌犯操縱至少三十名女子（見下述）在其所實際操控的桑拿場所及按摩場所（「**水療」）內從事賣淫活動；第一嫌犯是有關犯罪集團的首腦及領導。
第三嫌犯C、第四嫌犯D、第五嫌犯E、第六嫌犯F、第九嫌犯I及第十嫌犯J涉及操縱至少三十名女子在「**水療」從事賣淫活動，且第十四嫌犯N操縱至少涉案二十一名女子在「**水療」從事賣淫活動、第十五嫌犯O操縱至少涉案五名女子賣淫在「**水療」從事賣淫活動，以及第十六嫌犯操縱至少涉案四名女子在「**水療」從事賣淫活動。
第七嫌犯G、第十七嫌犯Q及第十八嫌犯R協助至少涉案三十名女子在第一嫌犯A所實際操控的桑拿場所及按摩場所（「**水療」）內從事賣淫活動，便利了她們從事賣淫活動。
116. 第一至第七嫌犯、第九五第十嫌犯、第十二至第十八嫌犯清楚知道彼等行為是違法的，並會受到法律制裁。
答辯狀：
- O 5.° Arguido em 2013 foi contratado para trabalhar no ** Spa.
- Antes de ser contratado em 2013, e desde 2002, o 5.° Arguido trabalhou noutro estabelecimento análogo, explorado pela empressa==芬蘭浴有限公司。
- Foi ele contratado em 2013 para gerir o ** Spa, por ter experiência em gerir estabelecimento de sauna.
- 2014年9月第十七嫌犯G透過招聘廣告得悉**娛樂管理有限公司招聘會計一職，在經過面試後，於2014年9月份入職**娛樂管理有限公司擔任會計一職。
- 工作內容色括每天由收銀系統打印資料，整理有關數據；核對銀行的信用卡資料，記錄及核對銀行收支存款；月中及月末根據公司的規定計算各員工的工資，並交給上級查核；去銀行兌換零錢及清點硬幣給收銀備用；日常費用的開票或現金支付，包括水電、租金等。
- 有關工資計算方面，第七嫌犯是按照公司指示及提供的分成價格表，以計算員工薪金，上面清楚列出甚麼號碼分別對應越式、韓式、日式、上海式，包括售價是員工分成，其按公司提供的書面資料作出計算。
- 第七嫌犯的行為在履行其作為僱員的職務。
另外證明以下事實：
- 第一嫌犯：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 第二嫌犯：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 第三嫌犯聲稱為文員，每月收入人民幣5,000元。
- 嫌犯已婚，需供養妻子及一名孩子。
- 嫌犯學歷為中學教育水平。
- 嫌犯否認被指控的事實。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 第四嫌犯聲稱為退休人士。
- 嫌犯已婚，無需供養任何人。
- 嫌犯學歷為中學教育水平。
- 嫌犯否認被指控的事實。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 第五嫌犯現為無業，靠積蓄及妻子供養維生。
- 嫌犯已婚，無需供養任何人。
- 嫌犯學歷為中學畢業。
- 嫌犯大部份承認其被指控的事實。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 第六嫌犯現為無業，靠積蓄及收租每月人民幣2,OOO多元為生。
- 嫌犯離婚，無需供養任何人。
- 嫌犯學歷為初中二年級程度。
- 嫌犯對其被指控的事實保持沉默。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 第七嫌犯現為會計，每月收入的澳門幣25,500元。
- 嫌犯已婚，需供養一名未成年兒子。
- 嫌犯學歷為中學二年級程度。
- 嫌犯否認被指控的事實。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 第八嫌犯現為散工及兼職餐飲恃應，每月收入的澳門幣3,000至4,000元。
- 嫌犯已婚，需供養母親及一名未成年兒子。
- 嫌犯學歷為初中二年級程度。
- 嫌犯否認被指控的事實。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 第九嫌犯：根據刑事紀錄證明，顯示嫌犯為初犯。
- 第十嫌犯為兼職餐飲侍應，每月收入為澳門幣5,000元。
- 嫌犯未婚，需供養母親。
- 嫌犯學歷為小學五年級。
- 嫌犯否認被指控的事實。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顯示嫌犯為初犯。
- 第十一嫌犯：根據刑事紀錄證明，顯示嫌犯為初犯。
- 第十二嫌犯現為==芬蘭浴主任，每月收入約澳門幣15,000元。
- 嫌犯未婚，需供養岳母。
- 嫌犯學歷為初中二年級程度。
- 嫌犯對其被指控的事實保持沉默。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 第十三嫌犯現為<>水療副經理，每月收入約澳門幣17,000元。
- 嫌犯已婚，需供養母親及一名未成年兒子。
- 嫌犯學歷為初中二年級程度。
- 嫌犯對其被指控的事實保持沉默。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 第十四嫌犯現為的士司機，每月收入約澳門幣10,000元。
- 嫌犯已婚，需供養父母及兩名未成年子女。
- 嫌犯學歷為高中二年級程度。
- 嫌犯對其被指控的事實保持沉默。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並非初犯。
- 嫌犯曾於2001年4月19日因觸犯第5/91/M號法令第8條第1款及第10條d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販毒罪（加重情節）」，而於2002年3月8日被第CR3-01-0018-PCC號卷宗（原卷宗編號：第PCC-096-01-1號卷宗）判處十年六個月徒刑及澳門幣10,000元罰金，若不繳或不以勞動代替，則須服六十六日徒刑。嫌犯不服裁判向中級法院提出上訴，中級法院於2002年6月13日駁回上訴。該案裁判於2002年7月1轉為確定。嫌犯於2003年2月28日支付上述罰金。嫌犯於2009年5月8日獲得假釋，並於2011年10月19日獲得確定性自由。
- 嫌犯曾於2016年11月11日因觸犯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而於2021年5月6日被第CR2-21-0047-PCC號卷宗判處三年徒刑，暫緩執行該徒刑，為期三年，緩刑條件為嫌犯須於判決確定後一個月內向特區支付澳門幣5,000元的捐獻。該案裁判於2021年5月26轉為確定。
- 第十五嫌犯現為自僱人士（主持、翻譯及私人補習），每月收入約澳門幣20,000元。
- 嫌犯未婚，需供養父母及一名成年在學妹妹。
- 嫌犯學歷為大學三年級程度。
- 嫌犯對其被指控的事實保持沉默。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並非初犯。
- 嫌犯曾於2020年5月22日至2020年6月5日因觸犯《刑法典》第148條第1款結合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脅迫罪」，而於2021年2月9日被第CR2-20-0397-PCS號卷宗判處六十日罰金，每日罰金澳門幣150元，合共澳門幣19,000元罰金，如不繳付罰金或不以勞動代替，則須服四十日徒刑。該案判決於2013年3月8日轉為確定。嫌犯於2021年3月29日已繳付有關罰金。
- 嫌犯曾於2020年4月21日因觸犯《刑法典》第198條第1款a項結合第196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盜竊罪」，而於2021年9月3日被第CRl-20-0358-PCC號卷宗判處二百一十日罰金，每日罰金澳門幣200元，合共澳門幣42,000元罰金，如不繳付罰金或不以勞動代替，則須服一百四十日徒刑。嫌犯不服裁判向中級法院提出上訴，中級法院於2022年2月17日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該案裁判於2022年3月8日轉為確定。嫌犯於2022年4月14日已繳付有關罰金。
- 第十六嫌犯聲稱為商人，每月收入約港幣20,000元。
- 嫌犯已婚，需供養母親、妹妹及兩名子女。
- 嫌犯學歷為初中文化水平。
- 嫌犯否認被指控的事實。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 第十七嫌犯聲稱為服務員，每月收入約澳門幣8,000元。
- 嫌犯已婚，需供養父母及一名未成年女兒。
- 嫌犯學歷為初中一年級程度。
- 嫌犯否認被指控的事實。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 第十八嫌犯聲稱為清潔員，每月收入約澳門幣8,000元。
- 嫌犯已婚，需供養母親、妻子及一名未成年女兒。
- 嫌犯學歷為高中二年級教育程度。
- 嫌犯否認被指控的事實。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未獲證明的事實：
- 其他載於控訴書與答辯狀而與上述已證事實不符的重要事實，具體如下：
- 第七嫌犯G、第八嫌犯H、第十嫌犯J、第十一嫌犯K、第十七嫌犯Q及第十八嫌犯R意圖為彼等不正當得利，該等嫌犯達成協議，共同互之分工合作，組成目的是控制不同國籍的女子在本澳進行賣淫活動的犯罪集團。
- 第十一嫌犯K協助第三嫌犯C管理「Z桑拿」內的賣淫女子。
- 第八嫌犯及第十一嫌犯是在自由、自願、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
- 第十四嫌犯N操縱至少涉案其中九名女子在第一嫌犯A所實際操控的桑拿場所及按摩場所（「**水療」）內從事賣淫活動。
- 第十五嫌犯O操縱至少涉案其中二十五女子在第一嫌犯A所實際操控的桑拿場所及按摩場所（「**水療」）內從事賣淫活動。
- 第十六嫌犯P操縱至少涉案二十六名女子在第一嫌犯A所實際操控的桑拿場所且按摩場所（「**水療」）內從事賣淫活動。
- 第八嫌犯及第十一嫌犯清楚知道彼等行為是違法的，並會受到法律制裁。
- Atá ao encerramento do estabelecimento o 5.° Arguido recebia o seu salário mensal como qualquer outro trabalhador.
- 第七嫌犯並不清楚有關技工們的實質工作。

三、法律部份
本程序需要審理第五嫌犯E、第六嫌犯F、第十二嫌犯L、第十三嫌犯M、第十四嫌犯N及第十五嫌犯O六名嫌犯分別提起的上訴。
上訴人E在其上訴理由中，認為：
- 就被判處的1項「犯罪集團罪(參加)」，原審法院在裁判書事實的理由說明中沒有明確說明以何具體及客觀的證據認定上訴人E觸犯犯罪集團罪是操縱賣淫罪，認為被上訴裁判書只是列舉案中證據但沒有相應的審查和衡量說明，讓人不清楚原審法院的邏輯思路，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之規定，存有同一法典第360條a項規定的無效。
- 就被判處的1項犯罪集團罪(參加)，定罪事實主要是已證事實第17條，但上訴人指出其並沒有從相關賣淫活動取得任何不法利益。從其銀行帳戶資料可見，其工資是固定並包含小費，且被扣押資產的價值亦遠少於司警報告所載的犯罪集團資產，因此沒有具體證據顯示上訴人E有取得犯罪集團的不法利益。此外，控訴書第1條是錯誤，原因是其於2013年才入職“**水療，也沒有證據證實第九嫌犯I是上訴人的助手或下屬，彼等只是如同第七嫌犯G般之工作關係，故應如第七嫌犯般開釋上訴人(第五嫌犯)該罪。最後，帶按摩技師往診所清潔不等同證實存有賣淫活動，因此主張原審法院在審查案中證據時存有“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被上訴判決書第1、15、17、20及97條已證事實應為未證；
- 案中證據僅能證明其是“**水療”的員工，其沒有參與犯罪集團的故意，僅是履行經理的職務。從已證事實可見“**水療”是政府許可的合法場所，上訴人不應因其工作的合法場所內有員工進行非法賣淫行為受到懲罰。而且，沒有證實上訴人E(第五嫌犯)在工作場所中有不法行為，其只是根據上級指示帶員工進行醫學檢查，認為原審法院不能得出上訴人有參加犯罪集團的結論，因而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在「參加犯罪集團罪」的法律適用上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的規定違反《刑法典》第288條的規定，請求開釋上訴人。
- 就被判處的30項「操縱賣淫罪」，操縱賣淫罪保障的法益是捍衛性道德而不是性自決，僅構成一次對相關利益的侵害。此外，沒有證據證明上訴人引誘他人從事賣淫活動，只是證實上訴人在有賣淫活動的桑拿場所工作，主張其只有一犯罪決意，應根據《刑法典》第29條第1款，判處上訴人1項操縱賣淫罪；假若不認為只是《刑法典》第29條第2款規定的視為1項犯罪，亦應構成《刑法典》第29條第2款所規定之連續犯，應改判以連續犯方式觸犯1項操縱賣淫罪。
- 若要判處上訴人30項操縱賣淫罪，需要證實其與30名女子中的每一個人有任何實際的聯繫，且需證實該等女子都有從事賣淫活動，但原審法院並無相關證據。根據案中證據，30名女子中只有7人與上訴人有過接觸，上訴人指出即使其是犯罪集團成員，但不應對其他集團成員的單獨犯罪行為負責，原審法院沒有為每項操縱賣淫罪作出具體而完整的說明，主張控訴書中第34條至第38條事實部份應為未證，認為只有足夠證據證實上訴人觸犯7項操縱賣淫罪，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其沒有實施過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的行為，原因是其沒有從賣淫活動中取得任何利益，主張只有“**水療”的經營者才能適用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充其量上訴人只是提供了方便賣淫的場所，應適用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2款歸責上訴人，並判處每項犯罪不超過8個月徒刑。
- 原審法院忽略了對上訴人有利的情節，包括“**水療”是政府許可的場所，警方自2012年以來知悉賣淫活動但沒有採取行動，以及上訴人為家庭經濟支柱等。上訴人E(第五嫌犯)認為原審法院在量刑時違反了《刑法典》第65條的規定，主張就1項犯罪集團罪應判處3年6個月徒刑，就操縱賣淫罪應判處每項不超過1年2個月徒刑，在犯罪競合後判處不高於4年徒刑。

上訴人F在其上訴理由中，認為：
- 就被判處的1項犯罪集團罪(參加)，從其銀行帳戶資料可見，其工資是固定並包含小費，且被扣押資產的價值亦遠少於司警報告所載的犯罪集團資產，因此沒有具體證據顯示上訴人E有取得犯罪集團的不法利益。此外，上訴人E(第五嫌犯)指出控訴書第1條是錯誤，原因是其於2013年才入職“**水療”。另一方面，沒有證據證實第九嫌犯I是上訴人的助手或下屬，彼等只是如同第七嫌犯G般之工作關係，故應如第七嫌犯般開釋上訴人(第五嫌犯)該罪。最後，上訴人E(第五嫌犯)亦指出帶按摩技師往診所清潔不等同證實存有賣淫活動，案中證據僅能證明其是“**水療”的員工，其沒有參與犯罪集團的故意，僅是履行經理的職務。上訴人F(第六嫌犯)指出第七嫌犯及第十嫌犯和上訴人同屬“**水療”中負責財務職能的工作人員，但原審法院開釋另外兩名嫌犯該罪而只判處上訴人(第六嫌犯)觸犯犯罪集團罪。上訴人辯稱其非“**水療”或Z的經營者，不能獲得股東分紅，只有與營業額掛鉤的職位獎金，主張原審法院不能單憑上訴人有職位獎金就斷定其在犯罪集團中屬非常關鍵角色。此外，原審法院認定上訴人涉及計算及發放賣淫女子薪金和淫媒中介費用，及與淫媒接洽、監督賣淫女子交易次數及電腦帳目，只是擔當核對帳目的工作，非實施犯罪活動的必要，其亦不是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沒有財務上決定權，認為不能單憑職銜而使其與第七或第十嫌犯區別對待，解釋其和上述兩人工作無分別，上訴人認為案中不具充分證據顯示上訴人參與本案犯罪集團，因此原審法院的認定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的瑕疵。
- 就被判處的30項操縱賣淫罪，上訴人F(第六嫌犯)指出案中僅檢測到16名女性DNA，而且當中10名女證人亦否認曾進行性交易，主張在欠缺客觀證據下原審法院不能認定其他14名女子有賣淫行為，故原審法院的認定亦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瑕疵；
- 就被判處的30項操縱賣淫罪，上訴人F(第六嫌犯)認為操縱賣淫罪保障的法益是捍衛性道德且真誠至勝的一般社會利益，僅構成一次對相關利益的侵害，主張應改判處上訴人1項操縱賣淫罪。
- 其只是按上級指示負責計算薪金及佣金，沒有直接參與操控賣淫，且其為初犯，對比直接與賣淫女子接觸的第五、第九及第十四嫌犯，上訴人F(第六賺犯)認為其量刑與他人相同甚至更高，主張原審法院量刑不公平，違反《刑 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的規定，認為應改判不高於4年徒刑。就被判處的30項操縱賣淫罪，上訴人F(第六嫌犯)認為其只是按上級指示負責計算薪金及佣金，沒有直接參與操控賣淫，對比與賣淫女子直接接觸的第三、第四、第五、第九及第十四嫌犯的量刑，以及職務行為相似的第七及第十嫌犯的量刑，上訴人與前五名嫌犯量刑相同但比後兩名嫌犯的量刑重，認為是不公平，違反《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的規定，主張應判處每項犯罪不高於9個月徒刑。此外，上訴人認為在各項犯罪的刑罰競合後被判刑罰超逾罪過程度，不利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應競合後判處不高於3年之實際徒刑並給予緩刑。
- 原審法院認定其所擁有的扣押物是犯罪所得、犯罪工具及用作經營操縱賣淫活動，但上訴人認為庭審中原審法庭從未調查及審理過有關扣押物是否與本案犯罪行為有關，認為判決理由說明忽略審理這方面內容，此部份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結合第360條所規定之無效。此外，上訴人F(第六嫌犯)認為案中除了顯示被扣押的手機與犯罪行為相關外，其餘現金及身上的手錶都沒有證據支持與犯罪行為有關，或源自犯罪行為。上訴人指出其沒有權限簽署“**水療”或相關公司的法律文件或動用公司帳戶的金錢，且沒有證據顯示上訴人曾從企司銀行帳戶中取得任何巨額款項交付，主張原審法院充公相關現金及手錶的決定欠缺充分證據支持，及欠缺理由說明，認為不符合適用《刑法典》第101條的前提，請求將相關現金及手錶退還上訴人F。

上訴人L在其上訴理由中， 認為原審法院判處上訴人觸犯1項犯罪集團罪(參加)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的法律適用錯誤，以及同一條第2款a項及b項的瑕疵。法院在定罪時並不存在符合《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罪狀的所有基本要素。上訴人L(第十二嫌犯)表示警方在行動時Z桑拿已沒有營業，且沒有證據顯示上訴人L(第十二嫌犯)在“**水療”擔任職務。此外，沒有證據證明**和Z是同一操縱賣淫犯罪集團，或Z桑拿結束營業後有將賣淫服務轉移至**。同時，上訴人在犯罪集團中的角色亦沒有查明，因此，上訴人認為已證事實不足以認定上訴人違反《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規定及處罰的犯罪集團罪。此外，從本案的監聽記錄不能得出上訴人負責管理女按摩師賣淫的結論，由於被上訴裁判沒有說明犯罪集團行動的時間、地點及方式，因此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的瑕疵。

上訴人M在其上訴理由中，認為：
- 案中證人及其餘嫌犯的聲明均沒有提反上訴人有進行被指控的犯罪活動。上訴人辯稱其是在日間上班，上訴人工作所取得的佣金是上級規定，其並沒有協助相關犯罪集團的主觀意願，上訴人M(第十三嫌犯)表示其曾在“**水療”和Z桑拿工作不代表就是犯罪集團的成員，且其職位並無任何管理或領導職能，認為案中證據不足以認定上訴人實施了《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的犯罪集團罪(參加)，被上訴判決違反了疑罪從無原則。
- 其為初犯，為家庭經濟支柱，認為就其觸犯1項犯罪集團罪(參加)被判4年徒刑是量刑過重，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違反了《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之規定。

上訴人N在上訴理由中，認為：
- 原審法院在判決書事實的理由說明中沒有明確說明以何具體及客觀的證據措施認定涉案的21名賣淫女子是上訴人介紹到“**水療”從事性工作，認為判決書中列舉的證據過於空泛，讓人不清楚原審法院的邏輯思路及如何認定哪一部份女子由上訴人操縱賣淫，因此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的規定，存有同一法典第360條a項規定的無效。
- 原審法院就上訴人的代理人編號存有疑問（A015［不排除可能A18也是］），但原審法院並無根據疑罪從無原則判定控訴書第25條有關上訴人的部份為未證事實。此外，由於案中女子的工作編號非為固定，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羅列的證據及理由是無法認定搜查當日截獲女子的中介人是誰，故在審查證據方面出現明顯錯誤。
- 上訴人沒有從事操縱賣淫活動，且不能證實上訴人提供的女子從事賣淫，故不符合犯罪集團罪的犯罪目的要件。此外，即使上訴人有協助“**水療提供女子以收取介紹費，由於未見上訴人參與安排及管理該等女子賣淫，非為犯罪集團利益及穩定存在而服務及作出貢獻，沒有組織犯罪集團的合意，不符合該罪的組織要素，請求開釋被判處的犯罪集團罪。

在其上訴理由中，上訴人O認為：
- 就被判處的1項犯罪集團罪(參加)，上訴人指出其並非“**水療”或Z桑拿的一員，而上訴人非始終而一地為“**水療”推介韓籍技師，其角色隨時可被取代，上訴人與“**水療”人員沒有構成穩定合作關係，且“**水療”有多國籍技師，即欠缺上訴人存在“**水療”亦可如常運作。可見上訴人與“**水療”之間是外部合作關係而非內部組織成員關係，因此主張案中不具充分證據顯示上訴人參與本案犯罪集團，原審法院的認定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瑕疵。
就被判處的5項操縱賣淫罪，上訴人O(第十五嫌犯)認為操縱賣淫罪保障的法益是捍衛性道德及真誠至勝的一般社會利益，僅構成一次對相關利益的侵害，主張應判處上訴人1項操縱賣淫罪。
- 上訴人在是次犯罪行為中角色可有可無，可隨時被替代，不是賣淫活動核心和關鍵人物，主張比同案嫌犯應得到更輕的處罰。此外，其為家中經濟支柱需供養父母及在學胞妹，及熱心公益，認為原審法院量刑過重違反《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的規定，認為應在各罪刑罰競合後改判不高於3年徒刑並給予緩刑。

根據這些上訴理由的內容，由很多提出了相同的問題，我們按上訴的問題分別予以分析。

（一） 判決因無理由說明的無效的瑕疵
第五嫌犯上訴人E以及第十四嫌犯N提出了這個問題。
對題述的問題，我們知道，《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強制要求法院在判決書中“緊隨案件敘述部分之後為理由說明部分，當中列舉經證明及未經證明的事實，以及闡述即使扼要但儘可能完整、且作為裁判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並列出用作形成法院心證且經審查及衡量的證據”，否則構成因缺乏理由說明的瑕疵而判決書無效（第360條第1款a項）。
我們一直認同：只有在法院絕對缺乏對事實或者法律方面的判決作出理由說明的情況下才有《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所指的無效。原審法院除了列舉被認定的事實及未獲證明的事實之外，亦指出了用以形成法院心的證據，明確指出法院根據嫌犯就其被指控的犯罪事作出的聲明及相關證人證言、並分析卷宗內所載的書證及其他證據後就相關事實作出認定，其所作出的理由說明，符合立法者對判決理由說明方面所提出的要求，不存在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有關規定而導致判決無效的情況。而說明理由不完善的情況，而非第355條第2款的絕對缺乏，這種不足亦不會導致判決的無效。9
一方面，要求法院的判決書儘可能完整作出認定事實的理由說明，包括對證據的審查和衡量，以讓人清楚其審查證據以及認定事實的依據，尤其是構成心證的基礎。通過要求判決書詳盡，列舉已證和未證事實，以使得讓人明瞭法院確實對構成訴訟標的的事實作了審理。另一方面，法律不但要求法院列舉經證明及未經證明的事實，以及列出作為形成心證所依據的證據，而且要求法院對所列舉的證據進行“衡量（exame crítico）”。
在本案中，我們可以看見原審法院在卷宗第11452頁至第11472頁之“事實的判斷”，可已清楚說明了其形成心證的依據所在，原審院透過一系列的證據，包括各嫌犯的聲明、證人的證言、卷宗的扣押物、書證、視像筆錄、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及分析報告、監聽筆錄及通訊記錄、相片等等來認定上訴人實施了被判處的犯罪行為。即使當中並沒有逐項細緻地指出所認定或不認定之事實的證據基礎，但這並不意味存在著兩名上訴人所指出的遺缺，因為立法者在《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所要求的理由說明是儘可能完整，而不是必須完整無缺。
因此，我們認為原審法院的理由說明方式已足夠滿足《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的要求，第五嫌犯上訴人E以及第十四嫌犯N對被上訴的裁判所作出的指責是毫無道理的，被上訴的裁判完全無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之規定，故不存在同一法典第360條a項所指之無效。

（二） 犯罪集團罪的認定
對題述的問題，雖然眾嫌犯上訴人均在上訴理由中提出就認定觸犯犯罪集團罪方面出現事實認定的瑕疵，無論是《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的瑕疵也好，b項的瑕疵也好，還是c項的瑕疵，均不是是對事實的認定的質疑，而是對原審法院就這些所認定為已證的事實所做的法律適用（認定其等觸犯犯罪集團罪的罪名的決定）提出質疑，這純粹是提出了一個法律層面的問題提，而非事實層面的問題。
例如，第五嫌犯上訴人E所認為的，無論是其所主張的從其銀行帳戶資料可見，其工資是固定並包含小費，且被扣押資產的價值亦遠少於司警報告所載的犯罪集團資產，因此沒有具體證據顯示上訴人E有取得犯罪集團的不法利益，還是控訴書第1條是錯誤因為其於2013年才入職“**水療”，還是沒有證據證實第九嫌犯I是上訴人的助手或下屬，彼等只是如同第七嫌犯G般之工作關係，故應如第七嫌犯般開釋上訴人(第五嫌犯)該罪，抑或其所指出的帶按摩技師往診所清潔不等同證實存有賣淫活動，案中證據僅能證明其是“**水療”的員工，其沒有參與犯罪集團的故意，僅是履行經理的職務的主張；第六嫌犯上訴人F的上訴理由中，無論是其所指出的第七嫌犯及第十嫌犯和上訴人同屬“**水療”中負責財務職能的工作人員，而原審法院開釋另外兩名嫌犯該罪而只判處上訴人(第六嫌犯)觸犯犯罪集團罪，進而質疑原審法院單憑上訴人有職位獎金就斷定其在犯罪集團中屬非常關鍵角色的理由，還是所質疑的原審法院認定上訴人涉及計算及發放賣淫女子薪金和淫媒中介費用，及與淫媒接洽、監督賣淫女子交易次數及電腦帳目，只是擔當核對帳目的工作，非實施犯罪活動的必要，其亦不是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沒有財務上決定權，進而質疑案中不具充分證據顯示上訴人參與本案犯罪集團的主張；以及上訴人O所認為的其並非“**水療”或Z桑拿的一員，而上訴人非始終而一地為“**水療”推介韓籍技師，其角色隨時可被取代，上訴人與“**水療”人員沒有構成穩定合作關係，而認為原審法院就判處其參與犯罪集團罪存在審查證據的明顯錯誤的理由，都是提供理由力陳其沒有觸犯犯罪集團罪的上訴理由理由，因為其所不同意的是原審法院在對已證事實進行解釋以及法律適用時候的錯誤。這正是法律問題需要解決的事宜，而並非事實的認定方面的事宜。

而唯一提出的上訴理由比較切題的是第十四嫌犯上訴人N所主張的原審法院就上訴人的代理人編號存有疑問（A015［不排除可能A18也是］），但是，一方面，原審法院並無根據疑罪從無原則判定控訴書第25條有關上訴人的部份為未證事實，另一方面，由於案中女子的工作編號非為固定，所以，原審法院羅列的證據及理由是無法認定搜查當日截獲女子的中介人是誰，故在審查證據方面出現明顯錯誤。
眾所周知，《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是指，對於原審法庭所認定的既證事實及未被其認定的事實，任何一個能閱讀原審合議庭判決書內容的人士在閱讀後，按照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均會認為原審法庭對案中爭議事實的審判結果屬明顯不合理，或法院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又或者法院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而這種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錯誤。10
就代理人編號的問題，由於上訴人曾在Z桑拿及“**水療”作代理人，根據案中資料，其於“**水療”的編號是A 15，在Z桑拿使用的是A18。而且，單單的代理人編號問題並不能排除原審法院認定第十四嫌犯上訴人曾向“**水療”及Z桑拿提供賣淫女子，並進行拆賬等事實，因為案中還有的監聽記錄、上訴人手磯的微信訊息及圖片，以及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及分析報告等等證據，足以證明上訴人實施了已證事實中的行為，我們並不能發現原審法院有任何違反證據規則以及一般經驗法則之處，其在法律容許的自由形成的心證不能受到質疑，更不能確認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出現明顯的錯誤。

至於第十四嫌犯上訴人N所質疑的原審法院將案中於“**水療”賣淫的21名中國籍女子的操淫賣淫行為歸責於上訴人的決定為審查證據方面的錯誤，則是明顯的法律問題了，因為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上訴人觸犯21項操縱賣淫罪，乃基於案中證據顯示第十四嫌犯上訴人是負責介紹中國籍賣淫女子到“**水療”提供性服務，而第十五嫌犯負責日韓賣淫女子、第十六嫌犯負責越南籍賣淫女子。這正是對事實的解釋以及作出法律適用的法律層面的問題，而非事實層面的問題。
那麼，我們繼續。

原審法院以《刑法典》第288條第1款及第3款或者第2款的罪名分別控告各嫌犯犯罪集團罪。
《刑法典》第288條（犯罪集團）規定：
“一、發起或創立以實施犯罪為目的，或活動係為著實施犯罪之團體、組織或集團者，處三年至十年徒刑。
二、參加該等團體、組織或集團者，或對其給予支持，尤其係提供武器、彈藥、犯罪工具、保衛或集會地方者，又或對招募新成員提供任何幫助者，處相同刑罰。
三、領導或指揮以上兩款所指之團體、組織或集團者，處五年至十二年徒刑。
四、如行為人阻止該等團體、組織或集團存續，或對此認真作出努力，又或為使當局能避免犯罪之實施，而通知當局該等團體、組織或集團之存在者，得特別減輕以上各款所指之刑罰，或得不處罰該事實。”
　　一般來說，犯罪集團有三個基本構成要件：
　　“－ 組織要件：相互間形成合意，各成員均明確或默示加入其中，以達到集體目的，即使該等成員從未謀面或互不相識亦然；
　　－ 集團穩定性要件：在時間上維持穩定的犯罪活動的意圖，即使後來沒有具體做到亦然；
　　－ 犯罪目的要件：為了取得不法利益或實行法律明確規定的犯罪而形成的合意。
　　從這裏可以看出，凡是在較長的時間內齊心協力，以穩定地實施某類犯罪為目的者，即使未形成組織或者沒有事先的協定，也屬黑社會。這樣，普通的一夥人，或者幾個人偶爾聚在一起，實施一個或多個犯罪行動，但不具集團的穩定性和牢固性，則自然排除在黑社會的概念之外。”11
　　曾經與《刑法典》第288 條規定中的基本罪行即犯罪集團罪同時存在的，是原第1/78/M 號法律規定的歹徒組織罪；接替後者作為打擊當地典型犯罪集團的特定罪狀的，是第6/97/M 號法律所規定的現行的黑社會罪。
　　訂定這一新的罪狀針對的是那些以取得不法利益和好處為目的的組織，這些組織的存在特別表現在實施某些犯罪，無須有會址或固定地點開會，無須各成員互相認識和定期開會，無須具號令、領導或級別組織以產生完整性和推動力，也無須有書面協定規範其組成或活動或負擔或利潤的分配（上述第6/97/M 號法律第1 條第2 款）。12
所以，構成犯罪集團罪或者黑社會罪，必須查明，是否透過協議或協定或實施某些犯罪等途徑建立了一個旨在取得不法利益或好處的組織，這意味着，透過設置法律推定，使得在證明罪狀要件方面的要求較為寬鬆。13
實際上，犯罪集團的活動由於極端秘密和隱蔽而非常難以取證，另外考慮到其成員採取種種自我保護措施，所以，應當對某些根據一般經驗有很小的把握說明其參與黑社會的跡象的證明力進行事先確定，從而作出法律推定，但不忘記實質真相和辯護權的情況，一定要允許提出反證。
雖然，為著第6/97/M 號法律（《有組織犯罪法》）規定的效力，根據其第1 條第1 款的規定，為取得不法利益或好處所成立、而其存在是以協議或協定或其他途徑表現出來，特別是從事該款所列舉的一項或多項罪行的所有組織，視為黑社會。由此可知，黑社會是為取得不法利益而成立的，其所從事的犯罪活動不僅限於第1 條第1 款以舉例方式所列舉的罪名，當中包括不法資產或物品的轉換、轉移或掩飾，14 但這些在原審法院所判處的《刑法典》第288條的罪名的要求上，並沒有強調或者作為一個重要的構成要件。
以上述三個要素為標準來分析本案的具體情況，可以看到，原審法院根據所認定事實部分已經得出了形成了犯罪集團的結論，並判出其等構成《刑法典》第288條的犯罪集團罪。
原審法院是這樣寫的：
“本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在不同的裁判中已就黑社會、犯罪集團的概念及構成黑社會罪、犯罪集團罪的要件作出以下見解。
終審法院第34/2009號案件的合議庭裁判表示：
「一、就訂定第6/97/M號法律第2條第1、第3和第2款以及第1條規定和處罰的發起、創立、領導、指揮或隸屬黑社會罪的罪狀而言，黑社會的概念要件為：存在一組織、以取得不法利益或好處為目的而成立、且以實施犯罪的途徑來運作。
二、第6/97/M號法律第1條第1款所提到的利益或好處可以是財產性質、個人性質、政治性質或其他性質的。
三、以取得不法利益或好處為目的並不是《刑法典》第288條規定和處罰的發起、創立、領導、指揮犯罪集團罪或犯罪集團成員罪的要件。其要件僅為穩定存在的一組織，其目的或活動為實施犯罪。（…）」
本法院完全認同上述的精闢見解，因而適用於本案中。
事實上，根據已審理查明的事實，第一嫌犯A意圖為其及他人不正當得利，與第二嫌犯B、第三嫌犯C、第四嫌犯D、第五嫌犯E、第六嫌犯F、第九嫌犯I、第十二嫌犯L、第十三嫌犯M、第十四嫌犯N、第十五嫌犯O及第十六嫌犯P達成協議，共同及分工合作，第一嫌犯組成目的是控制不同國籍的女子在本澳進行賣淫活動的犯罪集團（包括在「**水療」及「Z桑拿」），第二嫌犯、第三嫌犯、第四嫌犯、第五嫌犯、第六嫌犯、第九嫌犯、第十二嫌犯、第十三嫌犯、第十四嫌犯、第十五嫌犯及第十六嫌犯先後參與了上述集團；第一嫌犯並與相關部份嫌犯操縱至少三十名女子在其所實際操控的桑拿場所及按摩場所（「**水療」）內從事賣淫活動；第一嫌犯是有關犯罪集團的首腦及領導。可見，上述嫌犯的行為已符合了主觀及客觀構成要件。
基於此，本法院認定第一嫌犯A實施了被控訴的事實，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
- 《刑法典》第288條第1款及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發起或創立及領導或指揮）；
- ……。
根據已審理查明的事實，第二嫌犯B、第三嫌犯C、第四嫌犯D、第五嫌犯E、第六嫌犯F、第九嫌犯I、第十二嫌犯L、第十三嫌犯M、第十四嫌犯N、第十五嫌犯O、第十六嫌犯P意圖為彼等及他人不正當得利，該等嫌犯與第一嫌犯A達成協議，共同及分工合作，參與了目的是控制不同國籍的女子在本澳進行賣淫活動的犯罪集團，其中第一嫌犯A是有關犯罪集團的首腦及領導。
因此，本法院認定上述嫌犯實施了此部份被控訴的大部份事實，故彼等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的《刑法典》第28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發起或創立），應改判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參加）。”
在確認犯罪集團罪的構成要素之前，我們先分析（事實上並非必要）嫌犯上訴人的沒有理由的上訴觀點。

2.1. 犯罪集團罪中的不法利益的因素
首先就已證事實第l點，從整段已證事實的行文我們可得知該點並不是指上訴人E(第五嫌犯)於2012年開始就參與本案的犯罪集團，當中明確指出該集團自2012年開始出現，由第一嫌犯創立，而其他參與的嫌犯是先後參與該集團，因此上訴人所指的錯誤並不存在。
就第五嫌犯上訴人E有否取得不法利益的問題，首先，正如原審法院的判決書所引用的終審法院的判決的見解那樣，“以取得不法利益或好處為目的並不是《刑法典》第288條規定和處罰的發起、創立、碩導、指揮犯罪集團罪或犯罪集團成員罪的要件。其要件僅為穩定存在的一組織，其目的或活動為實施犯罪。”15
先不論“為取得不法利益或好處”是否作為區分而判定有關集團屬於《刑法典》第288條的，抑或屬於特別法第6/97/M號法律第1條規定的有組織犯罪集團的要素，已證事實已經明顯顯示，正如駐初級法院主任檢察官閣下在上訴理由答覆中所提到的，已證事實足夠顯示第五嫌犯上訴人E收取的經理獎金其實就是賣淫收益的分成，為犯罪集團的營運收益。
如：已證事實第15點亦已列出上訴人E(第五嫌犯)在犯罪集團中的角色以及於卷宗內的相關證據。當中，上訴人E(第五嫌犯)安排女按摩技師定期到診所清洗下體並收取回佣，就是該等女技師有從事賣淫活動的佐證，而此亦非唯一證實“**水療”存有賣淫活動的證據；已證事實第25點證實第十四嫌犯上訴人N是淫媒，為“**水療”且Z桑拿提供女子，並按犯罪集團的拆賬規定分享旗下賣淫女子進行之賣淫活動所獲得的收益。
那麼，上訴人所提出的沒有涉及不法利益的上訴主張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而且是明顯不符已證事實而不能成立的理由。

2.2. 犯罪集團罪中的故意的因素
第五嫌犯上訴人E指出案中證據僅能證明其是“**水療”的員工，其沒有參與犯罪集團的故意，僅是履行經理的職務。從已證事實可見“**水療”是政府許可的合法場所，上訴人不應因其工作的合法場所內有員工進行非法賣淫行為受到懲罰。而且，沒有證實上訴人E(第五嫌犯)在工作場所中有不法行為，其只是根據上級指示帶員工進行醫學檢查，認為原審法院不能得出上訴人有參加犯罪集團的結論；而第十四嫌犯上訴人N強調沒有從事操縱賣淫活動，且不能證實上訴人提供的女子從事賣淫，故不符合犯罪集團罪的犯罪目的要件。此外，即使上訴人有協助“**水療提供女子以收取介紹費，由於未見上訴人參與安排及管理該等女子賣淫，非為犯罪集團利益及穩定存在而服務及作出貢獻，沒有組織犯罪集團的合意，不符合該罪的組織要素。
我們知道，一個公司的成立，不但要符合合法的形式要件，也要符合合法的實質要件，也就是說，其一切行為以及一切活動必須是合法的，正如**水療的公司章程所聲明的：“公司所經營的業務為經營桑拿、夜總會、娛樂事業即相關業務。根據公司股東大會的簡單決議，公司可從事法律所允許的任何領域的工商業之活動，或提供服務”（卷宗第8988頁）。
正如我們在它案（第381/2016號案）的判決所強調的，在澳門，賣淫可能不是違法（除非在公共場合拉客，第6/97/M法律第35條第1款），但是，經營賣淫活動就是犯罪。
事實上，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已在裁判書的事實的判處部份，清楚列出合議庭認定各上訴人於本案的犯罪集團的參與方式及參與程度，或為公司的主管，管理賣淫女子的一切活動，包括接客、賣淫女子的級別分類、價格的擬定、“女糧”（賣淫女子的收入）的確定和分發、甚至賣淫女子的體檢的管理安排以及應付警察檢查的應急措施等（第15、24點已證事實），或為淫媒，為集團提供賣淫女子，並收取拆賬佣金“A糧”，亦替相關賣淫女子收取“女糧”，這種合作關係以及合作方式維持和運作了頗長一段時間。
每個人在決定自己行為是否違法法律的時候，是自由的，沒有人可以強迫你，那麼，以單純的工作關係以及職責所在的理由為自己觸犯法律的行為辯護，是軟弱無力的。因此，當你在工作中作出明知為違法的行為而仍然為之的時候，就具有了遵守發號施令者的指令以及接受違法的結果和自願地實施有關犯罪的事實的合意。
就《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犯罪集團罪(參加)的法律適用問題，根據被上訴裁判的已證事實，我們認為構成「犯罪集團罪」的三大要素，尤其已從所有上訴人的上下線人員的層級分工、活動的時間屬長期，以及其目的或活動為實施犯罪——操縱賣淫罪，均已得到滿足。
因此，原審法院認定所有上訴人明顯存在在相當程度上參與該犯罪集團，並為該集團的利益及穩定存在而服務及作出貢獻的故意並沒有任何可以質疑的地方。

2.3. 犯罪集團與成員的工作職務的關係
第五嫌犯上訴人E也在上述的問題中提出其僅僅是履行職務而已，不能認定其參加犯罪集團；第六嫌犯上訴人F也在其上訴理由中，辯稱其非“**水療”或Z的經營者，不能獲得股東分紅，只有與營業額掛鉤的職位獎金，認為原審法院不能單憑上訴人有職位獎金就斷定其在犯罪集團中屬非常關鍵角色以及上訴人所作出的發放賣淫女子薪金和淫媒中介費用及與淫媒接洽、監督賣淫女子交易次數及電腦帳目的行為，只是擔當核對帳目的工作，非實施犯罪活動的必要，其亦不是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沒有財務上決定權；第十二嫌犯上訴人L表示警方在行動時Z桑拿已沒有營業，且沒有證據顯示其在“**水療”擔任職務，此外，沒有證據證明**和Z是同一操縱賣淫犯罪集團，或Z桑拿結束營業後有將賣淫服務轉移至**，同時，上訴人在犯罪集團中的角色亦沒有查明；第十三嫌犯M辯稱其是在日間上班，上訴人工作所取得的佣金是上級規定，其並沒有協助相關犯罪集團的主觀意願，其曾在“**水療”和Z桑拿工作不代表就是犯罪集團的成員，且其職位並無任何管理或領導職能，認為案中證據不足以認定上訴人實施了參加犯罪集團罪；第十五嫌犯上訴人O更指出其並非“**水療”或Z桑拿的一員，與“**水療”人員沒有構成穩定合作關係，不具充分證據顯示上訴人參與本案犯罪集團。
從這些上訴觀點我們可以看到，上訴人不是認為他們僅僅是單純的工作關係，職責所在而已，沒有共同的犯意，就是宣示沒有工作關係，不是犯罪集團的成員，更沒有合作關係。
在分析上訴人的犯罪合意的時候已經提到，當行為人決定作出違法行為的時候，其行為就偏離了執行合法職務的性質，再也沒有以利益衝突的理由主張阻卻行為不法性或者罪過的條件。
首先，從第五嫌犯上訴人E跟上下線人員的層級分工、活動的時間屬長期，以及其目的或活動為實施犯罪——操縱賣淫罪——已清楚顯示其對有關犯罪的事實情節不可能存在錯誤，其是故意實施有關犯罪行為的。其中，雖然上訴人E(第五嫌犯)在上訴狀中否認為第九嫌犯I的上司，但從相關監聽報告內容（詳見卷宗第1718頁至第1722頁，第1817頁至第1818頁），就可得知E指示第九嫌犯I管理技師，明顯兩人是上下級的關係（犯罪集團中的上下級，而不單是工作上的上下級）。
其次，對於第六嫌犯上訴人F來說，正如被上訴裁判書所指，案中證據顯示在涉案犯罪集團為關鍵角色，涉及計算及發放賣淫女子的薪金和淫媒中介費用，以及負責和淫媒接洽。第六嫌犯上訴人F身為“**水療”的會計經理，每月可獲發與賣淫交易次數來計算的獎金，那麼，其行為已經不是單純的職務所在了，而是在接受犯罪集團的合一之後，自願地接受了事實犯罪行為的分工了，原審法院也並非基於單純的工作關係而認定第六嫌犯上訴人實施的被判處的犯罪行為的。
再次，對於第十二嫌犯上訴人L來說，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亦已在裁判書的事實的判處部份，清楚列出該合議庭認定上訴人於本案的犯罪集團的參與方式及參與程度，作為Z桑拿的經理，不單為集團的管理人之一，包括招募及安排女子在場所內賣淫，並且在Z桑拿結束營運後，被安排於“**水療”工作，為該集團的利益及穩定存在而服務及作出貢獻，明顯不能撇開其明顯在相當程度上的參與。另一方面，關於第十二嫌犯上訴人L所主張的，原審法院以沒有證據證實第十一嫌犯有介紹女子為由而開釋第十一嫌犯，卻在沒有證據證明上訴人在Z工作期間有參與賣淫活動仍被判處1項犯罪集團罪的質疑問題，我們同樣看到，原審法院已作出詳細解釋為何開釋第十一嫌犯被控訴的犯罪集團罪：第十二嫌犯上訴人L和第十一嫌犯在Z桑拿的角色完全不同，第十二嫌犯上訴人L是Z桑拿的經理，為管理人之一，而第十一嫌犯只曾介紹賣淫女子到Z桑拿，且未有資料顯示本案30名在“**水療”發現的賣淫女子與Z桑拿有關，基於案中未有充份證據顯示第十一嫌犯的介紹行為達到參與該犯罪集團的程度故原審法院開釋第十一嫌犯。至於上訴人L原審法院從本案的監聽記錄不能得出上訴人負責管理女按摩師賣淫的結論以及沒有說明犯罪集團行動的時間、地點及方式的質疑，更是其本人片面的上訴觀點而已，更是片面地割斷了原審法院所依據的證據的整體以及依照共同犯罪的特點，認定個上訴人所實施的犯罪行為的。
而對於第十三嫌犯上訴人M來說，原審法院清楚列出合議庭認定其於本案的犯罪集團的參與方式及參與程度：第十三嫌犯上訴人M是Z桑拿的經理，為管理人之一，負責管理Z桑拿內的賣淫女子，明顯在相當程度上參與該犯罪集團，並為該集團的利益及穩定存在而服務及作出貢獻。
上訴人O(第十五嫌犯)此部份的質疑，其實是主張其與犯罪集團沒有穩定合作關係以及非內部組織成員。但是，正如原審法院在裁判書事實的判斷中的分析，案中有大量證據證實上訴人O(第十五嫌犯)是淫媒，為本案犯罪集團提供賣淫女子，並按犯罪集團的拆賬規定分享旗下賣淫女子進行之賣淫活動所獲得的收益，相關合作已運作了頗長一段時間，原審法院因此認定上訴人O(第十五嫌犯)明顯在相當程度上參選該犯罪集團，並為該集團的利益及穩定存在而服務及作出貢獻，並以《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犯罪集團罪(參加)」作歸貴，我們認為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無明顯錯誤，在定罪方面亦並無任何瑕疵，

從這些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自從第一嫌犯合法創立公司之後，便開始一這個合法的外衣的保護下，實施偏離其公司的經營範圍的非法行為——經營賣淫活動16。
嫌犯們所合法成立的公司的範圍包括桑拿、夜總會等業務，並不能可以當然認為這些業務不能與賣淫業割斷開就認定對賣淫的經營就是合法的。那麼，既然這些業務是非法的，是犯罪的行為，嫌犯們以公司名義經營賣淫的業務，就毫無疑問地成就了以犯罪為目的的犯罪集團的“犯罪目的”的要素。
穩定要素也在合議庭認定的事實中得到充分的體現。雖然，有的嫌犯的入職年期在公司存在賣淫情形一段時間之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自從第一嫌犯與其他嫌犯開始嫌犯們建立一個操控賣淫的犯罪集團的時候開始，並具有穩定性地進行公司內的操控賣淫的犯罪活動：不但具有固定的應付警察介入調查的應急措施，也有固定的對賣淫女子分類管理，更有固定的體檢等配套管理機制。單憑這些，就已經完全滿足構成犯罪的穩定要素。
　　最後也就更容易確認其犯罪集團的組織要素：嫌犯們並非一般的共同犯罪，他們利用合法經營桑拿、夜總會的便利，有系統地經營賣淫活動。而他們之間的關係，尤其是上下級的領導關係，仍然維持著公司管理的級別關係。其等所操控的賣淫活動具有嚴格的管理制度，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具有完整的賣淫女子分類、價格，專門的保安系統，獨有的應對警方稽查的方式，嫌犯們亦在明知該為了經營賣淫活動的犯罪集團存在並運作良好的情況下主動加入，清楚知道經營賣淫的行為並非公司管理的日常事務，並接受相同的犯罪宗旨，自願加入，共同參與該犯罪活動，或者為其經營活動提供其他分工的行為，如提供賣淫女子。
綜上所述，合議庭認為與他人組成有組織、有分工並有系統地實施本案所針對犯罪行為的犯罪團夥，並在其中擔當極其重要的領導和指揮角色。嫌犯們的行為同樣符合《刑法典》第288 條所規定及處罰的犯罪的構成要件。
上訴人這部分的上訴理由全部不成立。

（三） 操縱賣淫罪的認定
第6/97/M號法律第八條規定了操縱賣淫罪的罪名：
“ 一、凡誘使、引誘、或誘導他人賣淫者，即使與其本人有協定，又或操縱他人賣淫者，即使經其本人同意，處一至三年徒刑。
二、不論有報酬否，凡為賣淫者招攬顧客，或以任何方式助長或方便賣淫者，處最高三年徒刑。
三、犯罪未遂，處罰之。”
正如學理上17所共識的以及嫌犯上訴人也沒有提出質疑的，犯罪集團罪與所實施作為犯罪目的的具體犯罪本身，一旦確定犯罪構成要素，存在著實質競合的關係。
從形式上看，犯罪集團罪是獨立的犯罪，與其等所計劃、準備以及具體實施的犯罪行為是不同的和分開的，因為，犯罪集團的成立本身就是一個犯罪，他以犯罪為目的，在確定所具體實施的犯罪之前已經構成犯罪既遂了。
因此，在嫌犯們構成了犯罪集團罪之後，所實施的具體犯罪，則應該以一般的共同犯罪論處。
正如在比較法領域，葡萄牙憲法法院在2021年1月27日第72/2021號違憲審查案件中所認為的《刑法典》第169條18（相當於澳門刑法典第163條）“淫媒罪”所保護的法益是人的尊嚴，他人不能以任何理由將人的個體利用以服務他人的工具。
雖然這種理解與我們一直以來對淫媒罪的保護法益的理解不盡相同，但這種理解是在經過修改後的《刑法典》的文本（並且與澳門第6/97/M號法律的文本接近）的基礎上作出的，而我們在分析本案時，認同這種理解。
正因為如此，證實的每一賣淫女子的賣淫事實都毫無疑問地可以認定嫌犯們（共同犯罪的方式）實施了將他人的個體作為服務別人的工具的經營賣淫的犯罪行為，就顯示以此對人的尊嚴的侵犯。
也正因如此，雖然嫌犯們所參加的犯罪集團是以經營賣淫為目的的犯罪集團，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它是獨立於所實施的犯罪行為的，那麼，所實施的具體罪刑就以所侵犯的法益的多少來計算其犯罪的罪數。
這樣，第五嫌犯上訴人E、第六嫌犯上訴人F與第十五嫌犯上訴人O所主張的獨一犯意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第六嫌犯上訴人F指出案中僅檢測到16名女性DNA，而且當中10名女證人亦否認曾進行性交易而主張不能認定其他14名女子有賣淫行為，也是不能成立的。
我們看看原審法院所認定的已證事實：
28. 2019年3月16日傍晚約6時，X32進入「**水療」並獲發一條編號為100的顧客手帶。第九嫌犯I向X32解釋各種包含性服務的套餐內容及收費。X32選擇了一項收費為港幣二千多元的套餐，之後X32在「**水療」內的浸浴池旁從多名賣淫女子中挑選了一名中國籍女子X17（員工編號為811），並與X17一起進入「**水療」的V308號按摩房，接着，X32在有關按摩房內X17性交（參閱卷宗第21冊第5122至5123頁，第22冊第5310及5320頁，第29冊第7050頁）。
29. 2019年3月16日晚上約7時許，X33進入「**水療」並獲發一條編號為035的顧客手帶。第九嫌犯I向X33解釋各種包含性服務的套餐內容及收費。X33選擇了一項收費為澳門幣二千多元的包含兩名賣淫女子的套餐，之後X33在「**水療」內的浸浴池旁從多名賣淫女子中挑選了兩名中國籍女子，分別為X18（員工編號為317）及X19（員工編號為312），並與X18及X19一起進入「**水療」的V315號按摩房，接着，X33在有關按摩房內與X18及X19性交（參閱卷宗第21冊第5122至5123頁，第22冊第5306、5324及5326頁）。
30. 2019年3月16日晚上約8時，X35進入「**水療」並獲發一條編號為102的顧客手帶。第九嫌犯I向X35解釋各種包含性服務的套餐內容及收費。X35選擇了一項收費為澳門幣二千五百八十元（MOP$2,580.00）的套餐，之後X35在「**水療」內的浸浴池旁從多名賣淫女子中挑選了一名中國籍女子X20（員工編號為322），並與X20一起進入「**水療」的V332號按摩房，接着，X35在有關按摩房內與X20性交（參閱卷宗第21冊第5122至5123頁，第22冊第5308及5328頁）。
31. 2019年3月16日晚上約7時許，X36進入「**水療」並獲發一條編號為068的顧客手帶。第九嫌犯I向X36解釋各種包含性服務的套餐內容及收費。X36選擇了一項收費為澳門幣三千多元且賣淫女子為韓國籍的套餐，之後X36在「**水療」內的浸浴池旁從多名賣淫女子中挑選了一名韓國籍女子X26（員工編號為726），並與X26一起進入「**水療」的V316號按摩房，接着，X36在有關按摩房內與X26性交（第21冊第5122至5123頁，參閱卷宗第22冊第5316及5354頁，第27冊第6454頁）。
32. 2019年3月16日晚上約7時許，X37進入「**水療」並獲發一條編號為085的顧客手帶。第九嫌犯I向X37解釋各種包含性服務的套餐內容及收費。X37選擇了一項收費為澳門幣一千八百多元的套餐，之後X37在「**水療」內的浸浴池旁從多名賣淫女子中挑選了一名中國籍女子X21（員工編號為352），並與X21一起進入「**水療」的V335號按摩房，接着，X37在有關按摩房內與X21性交（參閱卷宗第17冊第4119頁，第21冊第5122至5123頁，第22冊第5319頁）。
33. 2019年3月16日傍晚上約6時許，X38進入「**水療」並獲發一條編號為120的顧客手帶。第九嫌犯I向X38解釋各種包含性服務的套餐內容及收費。X38選擇了一項越南籍賣淫女子的套餐，之後X38在「**水療」內的浸浴池旁從多名賣淫女子中挑選了一名越南籍女子X31（員工編號為801），並與X31一起進入「**水療」的V309號按摩房，接着，X38在有關按摩房內與X31性交（參閱卷宗第21冊第5122至5123頁，第22冊第5314及5421頁）。
34. 經調查發現，於2019年3月16日，尚有12名賣淫女子X27、X29、X1、X2、X3、X4、X5、X6、X7、X22、X8及X9在上述各名嫌犯的控制及安排下，於「**水療」內向多名不同男性客人提供性服務（參閱卷宗第28冊第6974至7013頁，第29冊第7050至7053頁之報告）。
35. 另外，於2019年3月16日前的不久，至少有11名賣淫女子X23、X24、X25、X10、X11、X12、X13、X14、X15、X16及X30在上述各名嫌犯的控制及安排下，於「**水療」內向多名不同男性客人提供性服務（參閱卷宗第22冊第5348、5352、5356、5360、5364、5366、5371、5376、5380、5387及5423頁）。
36. 2019年3月16日晚上約8時許，警方前往「**水療」調查。當時，第十七嫌犯Q及第十八嫌犯R在「**水療」正門外的泊車櫃檯站崗及把風，當第十七嫌犯Q及第十八嫌犯R發現有警員接近「**水療」時，彼等按下設置在前述泊車櫃檯的警報裝置。此時，「**水療」內的警報系統發出警報，隨即，第三嫌犯C、第四嫌犯D、第五嫌犯E、第九嫌犯I、第十嫌犯J及第十二嫌犯L指使「**水療」的員工通知所有賣淫女子藏匿19起來。
37. 於是，「**水療」的員工在「**水療」內大聲叫喊，並到上述正進行性交易的按摩房外拍門，及召喚所有賣淫女子作出躲藏。
38. X17、X18、X19、X20、X26、X21及X31得悉上述警報後，彼等先後在僅以毛巾裹着赤裸的身體之情況下分別從上述按摩房跑出，並與其他賣淫女子一起躲進一間設置在V325號房間內的隱藏房間，目的是逃避警方的偵查（參閱卷宗第27冊第6653至6669頁的視像筆錄）。
39. 警方制服第十七嫌犯、Q及第十八嫌犯R後進入「**水療」，並在設置在V325號房間內的隱藏房間內發現僅以毛巾裹着赤裸身體的X17、X18、X19、X20、X26、X21及X31，及22名穿着性感服飾的賣淫女子X27、X29、X1、X2、X3、X4、X5、X6、X7、X22、X8、X9、X23、X24、X25、X10、X11、X12、X13、X14、X15及X30，以及另一些穿着性感服飾的女子。
從這些事實可以看到：
第一，雖然檢察院的控告書將第32點的已證事實中的“客人”X37列為證人，但是，賣淫女子“X21”並沒有被列為證人，而第34點已證事實中所指的X27、X3、X8，同樣沒有被列為證人，那麼，檢察院這兩部分的刑事追訴行為不能視為有效行使，不能判處罪名成立。
第二，雖然原審法院認定的事實中沒有陳述與客人有實際上性交行為，但是，只要檢察院將該女子列為證人，並且製作了“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筆錄，並且經過原審法院的庭審審查，也認定了相關事實，也應該視為被嫌犯經營之下的賣淫行為；計有第34點已證事實所陳述的： X29、X1、X2、X4、X5、X6、X7、X22及X9以及第35點已證事實的X23、X24、X25、X10、X11、X12、X13、X14、X15、X16及X30。
第三，這樣的話，這20名賣淫女子連同第28、29、30、31、33點已證事實所認定的賣淫女子，可以確認25項操縱賣淫罪的成立，並依照原審法院所判處的情況，分別予以改判：
第五、第六嫌犯上訴人被判處的30項操縱賣淫罪罪名，應該改為25項罪名；此項改判也應該惠及非上訴人，即第一、第三、第四、第七、第九、第十嫌犯。
第十四嫌犯被判處的21項罪名，應該改為18項罪名（除去X3、X8、X21）

最後，第五嫌犯上訴人還提出了補充性的上訴理由，即主張適用連續犯的制度。我們看看。

3.1連續犯
關於《刑法典》第29條第2款連續犯的規定，不乏司法見解指出其前提要件：“以連續犯論處犯罪人的真正前提，是奠基於在具體案情內，存在一個可在相當程度上，使行為人在重複犯罪時感到便利、和因此可相當減輕（亦即以遞減方式逐次減輕）其在每次重複犯罪時的罪過程度的外在情況。”20
終審法院亦曾於2014年9月24日在第81/2014號上訴案件中亦認為：“罪行連續性的根本前提是存在一種來自外部並且在相當程度上方便了犯罪活動的再次出現，使得對行為人以不同的方式行事，亦即依法行事的可要求性漸趨減低的關係。法院在審查連續犯罪的要件，尤其是受同一外在情況的誘發使得行為人的罪過得到相當減低這一要件是否得到滿足時應該尤其嚴格。”
我們應該清楚，雖然，立法者沒有明確將涉及多數人身法益的受害人排除於連續犯之外，理論上以及司法實踐上均支持這種理解，即當受害人為多數並且涉及人身法益時，不能適用連續犯。21
那麼，正如前述，嫌犯所實施的「操縱賣淫罪」行為，分別是對不同之賣淫女子實施，與同夥在此存著相同次數的且獨立的犯罪決意，這樣更妄論存在“同一外在誘因”而促使上訴人實施相當程度減輕罪過的犯罪行為了。
其這部分上訴理由不能予以支持。

3.2. 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的適用
第五嫌犯上訴人E 以沒有從賣淫活動中取得任何利益為由提出應適用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2款歸責上訴人的主張，並判處每項犯罪不超過8個月徒刑。
理由不能成立。
已證事實第15點，證實第五嫌犯上訴人E是“**水療”的場面經理，負責管理日常運作，並為“**水療”挑選及招聘賣淫女子。此外，亦負責“**水療”的保安，包括派駐職員把風以在警方巡查時撤離賣淫女子；以及安排和監督賣淫女子定期前往醫務所清洗下體，及具權限直接向第一嫌犯A匯報水療的每月營運狀況。
已證事實第17點，證實第五嫌犯上訴人E每月可獲一筆發一筆獎金，金額是根據至少“**水療”當月賣淫交易的次數來計算。可見，被上訴的合議庭對於上訴人E在實施本案所針對的操縱賣淫犯罪行為的過程中有收取利益，是毫無疑問的認定。
因此，被上訴的合議庭以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操縱賣淫罪」作出歸責沒有任何可以質疑的地方。

（四）量刑
4.1. 關於犯罪集團罪的刑罰特別減輕
第五嫌犯上訴人E以司警於2012年已知悉桑拿的賣淫活動但一直在5年後才作出拘捕行動，且主張桑拿場所的合法性減輕了上訴人的行為不法性，而且，其自2019年被捕後至今一直行為良好為由而主張應適用《刑法典》第66條規定的特別減輕。
毫無道理。
我們認為，警方何時作出拘捕行動和行為的不法性並無關係。在合法場所中所作出的行為之不法性程度是根據犯罪行為本身的性質來決定，此等因素在本案中並不能構成能適用《刑法典》第 66條規定的特別減輕。
此外，單單就卷宗內未有資料顯示上訴人E在案發後有涉及其他犯罪，這不代表就能直接適用《刑法典》第66條第2款d項的規定，而且，上訴人E可提出但從未提出其他重要及必要的事實以資證明其在實施犯罪後長期保持良好行為。
必須指出的是，上訴人E在庭審中並無完全承認控罪，其為犯罪集團的關鍵角色，我們並無看到案中存在明顯減輕事實之不法性或行為人之罪過，或明顯減少刑罰之必要性的情節。因此，並不能適用《刑法典》第66條所規定的特別減輕。

4.2. 量刑過重
所有嫌犯上訴人均提出量刑過重的問題。
《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具體刑罰應在最低刑幅及最高刑幅之間，以罪過及刑罰目的作出決定。法律給予法院在刑法規定的刑幅間有選擇合適刑罰的自由，只有當原審法院明顯違反法律或罪刑相適應原則時，上說法院才有介入原審法院的量刑空間。
總的來說，嫌犯們所實施的犯罪行為是需致力打擊的犯罪行為，因對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故一般預防的要求較高。
第一，對於第五嫌犯上訴人E來說，其於本澳為初犯，但除此之外，案中並沒有其他對其特別有利的情節：沒有完全承認被指控的事實，未見對自己實施的犯罪行為作出完全的反省及悔悟。在本案中，已證事實顯示上訴人在案中的犯罪集團中為主導及關鍵角色，犯罪情節嚴重，不法性程度高，罪過程度很高，造成的後果之嚴重程度亦高，由此可知其對本澳的法律制度抱著漠視的態度，特別預防的要求較高。
我們可以看到，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亦已在法律適用部份（卷宗第11474頁及背頁），清楚列出該合議庭認定上訴人E的參與 方式及參與程度，亦已在量刑部份（卷宗第11477頁及背頁）明確載明《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的衡量。被上訴合議庭是綜合考慮了犯罪預防（無論是特別預防還是一般預防）的需要及上訴人E的罪過程度，在《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犯罪集團罪(參加)」的3年至10年徒刑的法定刑幅中，決定判處上訴人E4年6個月的徒刑；及在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的「採縱賣淫罪」的1年至3年徒刑的法定刑幅中，決定判處上訴人E每項犯罪1年9個月的徒刑；我們認為這刑罰幅度沒有明顯的偏重之處，應該予以維持。
最後，數罪並罰方面，基於上述的改判，26罪並罰，在4年6個月至30年的刑幅中還判處上訴人5年3個月的單一刑罰是比較合適。
第二，對於第六嫌犯上訴人F來說，被上訴的合議庭已經充分考慮並列出了對上訴人F量刑的因素及理由(卷宗第11477頁背面)，尤其是其在犯罪集團中擔任關鍵角色，且其在庭審中保持沉默，未見有任何悔意，對上訴人在《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犯罪集團罪(參加)」的3年至10年徒刑的法定刑幅中，決定判處4年6個月的徒刑；及在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的「操縱賣淫罪」的1年至3年徒刑的法定刑幅中，決定判處上訴人每項犯罪1年9個月的徒刑；我們認為這刑罰幅度沒有明顯的偏重之處，應該予以維持。
最後，數罪並罰方面，基於上述的改判，26罪並罰，在4年6個月至30年的刑幅中還判處上訴人5年3個月的單一刑罰是比較合適。
第三，對於第十三嫌犯上訴人M來說，被上訴的合議庭已經充分考慮並列出了對上訴人量刑的因素及理由(卷宗第11479頁背面)，考慮到上訴人M是Z桑拿經理，為管理人之一，且在庭審中保持況默，未見其悔意，最後在「犯罪集團罪(參與)」3年至10年的抽象刑幅中只選判4年徒刑，刑罰均只是稍高於最低刑幅，已經是輕無可輕的了。
第四，對於第十五嫌犯上訴人O來說，被上訴的合議庭已經充分考慮並列出了對上訴人O量刑的因素及理由（卷宗第11479頁背頁至第11480頁），考慮到上訴人為涉案犯罪集團長期提供賣淫女子，並收取拆賬佣金，且其沒有承認控罪，未見其有悔意，原審法院因此在「犯罪集團罪(參加)」3年至10年的抽象刑幅中選判4年3個月徒刑，在5項「操縱賣淫罪」1年至3年的抽象刑幅中亦僅選判每項1年9個月徒刑，兩類犯罪的刑罰均只是稍高於最低刑幅，我們認為對上訴人O的量刑已經是輕無可輕的了，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應該予以維持。

雖然，第十四嫌犯上訴人沒有提出量刑過重的上訴理由，但是基於上訴的改判，在維持操縱賣淫罪的每項罪名的刑罰外，就十九項罪名的並罰上，我們認為判處五年單一徒刑比較合適。

（五）關於充公扣押物
第六嫌犯上訴人F就題述的問題首先提出原審法院的判決陷入了缺乏理由說明的無效瑕疵的上訴主張，其次，認為案中除了顯示被扣押的手機與犯罪行為相關外，其餘現金及身上的手錶都沒有證據支持與犯罪行為有關，或源自犯罪行為。上訴人指出其沒有權限簽署“**水療”或相關公司的法律文件或動用公司帳戶的金錢，且沒有證據顯示上訴人曾從企司銀行帳戶中取得任何巨額款項交付，主張原審法院充公相關現金及手錶的決定欠缺充分證據支持，及欠缺理由說明，認為不符合適用《刑法典》第101條的前提，請求將相關現金及手錶退還上訴人。
首先，就判決無效的問題，正如前述，在本案中，我們可以看見原審法院在卷宗第11452頁至第11472頁之事實的判斷中已經清楚說明了其形成心證的依據所在，原審法院透過一系列的證據，包括各嫌犯的聲明、證人的證言、卷宗的扣押物、書證、視像筆錄、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及分析報告、監聽筆錄及通訊記錄、相片等等來認定事實，當中包括已證事實第76點五第79點涉及上訴人的扣押物的部份以及在決定部分決定“將未能認定屬與上述所指犯罪有關的扣押物品，適時歸還予相關嫌犯或物主”。即使當中並沒有逐項細緻地指出所認定或不認定之事實的證據基礎，但這並不意味存在著上訴人F所指出的遺缺，因為立法者在《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所要求的理由說明是儘可能完整，而不是必須完整無缺。
其次，關於上訴人所質疑的是否有充份證據充公扣押物的問題，我們可以看到案中證據顯示上訴人為“**水療”的會計及監督賣淫女子的交易次數及監察“**水療”的電腦帳目系統。更重要的，其每月可獲與“**水療”內賣淫交易次數掛鉤的發獎金。從卷宗第1042頁至第1043頁、第1744頁至第1745頁的報告分析中可得知，上訴人平均每月至少可收取4萬多元的獎金。而且，從卷宗內的各嫌犯微信通話分析中，亦可見到上訴人與其他嫌犯討論處理獎金分紅事宜，以及協調發放賣淫女子薪金、處理員工罰款、商討Z桑拿結業的後續安排等事宜。明顯地，其於犯罪集團中為主要的管理層角色，並可獲分享犯罪集團的營運收益，因此原審法院認定從其身上及住宅內發現的現金屬參與犯罪集團的犯罪所得，現金以外的物品為犯罪使用的工具是完全符合邏輯及經驗法則，在審查證據方面並無任何明顯錯誤。
最後，原審法院根據《刑法典》第101條的規定宣告將相關扣押物歸本地區所有，有關決定亦無適用法律錯誤。
因此，第六嫌犯上訴人F此部份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
- 第五嫌犯、第六嫌犯上訴人的上訴理由部分成立，作處符合上述決定的改判；
- 第十二嫌犯、第十三嫌犯、第十四嫌犯、第十五嫌犯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駁回，但依職權改判第十四嫌犯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18項操縱賣淫罪22，在維持判處每項一年九個月徒刑以及加入犯罪集團罪的定罪以及量刑的基礎上，就十九項罪名的並罰上，判處其五年的單一徒刑。
- 上述改判惠及非上訴人第一、第三、第四、第七、第九及第十嫌犯上訴人，分別改判如下：
- 第一嫌犯所觸犯的26項罪名，在維持單罪的刑罰的基礎上，改判7年8個月的單一徒刑；
- 第三嫌犯所觸犯的26項罪名，在維持單罪的刑罰的基礎上，改判6年的單一徒刑；
- 第四嫌犯所觸犯的26項罪名，在維持單罪的刑罰的基礎上，改判5年9個月的單一徒刑；
- 第七嫌犯所觸犯的25項罪名，在維持單罪的刑罰的基礎上，改判2年6個月的單一徒刑，并維持緩刑的處罰及其緩刑的條件；
- 第九嫌犯所觸犯的26項罪名，在維持單罪的刑罰的基礎上，改判5年3個月的單一徒刑；
- 第十嫌犯所觸犯的25項罪名，在維持單罪的刑罰的基礎上，改判2年9個月的單一徒刑，并維持緩刑的處罰及其緩刑的條件。

本程序的訴訟費用由所有嫌犯上訴人共同支付，並分別支付，第五嫌犯上訴人8個計算單位，第六嫌犯上訴人7個計算單位，第十二嫌犯、第十三嫌犯、第十四嫌犯、第十五嫌犯上訴人各5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3年6月29日


____________________
蔡武彬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
陳廣勝 (第一助審法官)


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第二助審法官)
1 涉及X1、X2、X3、X4、X5、X6、X7、X8、X9、X10、X11、X12、X13、X14、X15、X16、X17、X18、X19、X20及X21。
2 涉及X22、X23、X24、X25及X26。
3 涉及X27、X28、X29及X30。
4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O presente recurso vem interposto da decisão proferida nos presentes autos, a qual condenou o Arguido, ora Recorrente, na pena de 4 anos de prisão efectiva pela prática em co-autoria material e na forma consumada, de 1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p.p. pelo nº 2 do art. 288º do Código Penal.
2. Salvo devido respeito, não pode o Recorrente conformar-se com a decisão recorrida por entender que a mesma viola o disposto no nº 2 do art. 288º do Código Penal, inquinando decisão recorrida quer com o vício de erro de direito nos termos do nº 1 do art. 400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quer com o vício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e d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respectivamente, consagrados na alínea a) e b) do n.º 2 do art. 400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3. Nos presentes autos foi o Arguido, ora Recorrente, acusado da pratica em co-autoria matéria e de forma consumada de um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p.p. pelo n.º 1 do art. 288º do Código Penal e de 30 crimes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p.p. pelo n.º 1 do art. 8º da lei n.º 6/97/M.
4. Realizada a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entendeu o Tribunal a quo absolver o Arguido da prática de 30 crimes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p.p. pelo n.º 1 do art. 8º da lei n.º 6/97/M, no entanto, condena-lo pela prática em co-autoria material e de forma consumada de um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p.p. pelo n.º 2 do art. 288º do Código Penal.
5.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não assiste razão ao douto Tribunal a quo, porquanto, claramente se decidiu pela condenação do Recorrente pela prática d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p.p. pelo n.º 2 do art. 288º do Código Penal sem que dos autos tenha resultado prova da verificação dos requisitos do crime imputado.
6. De acordo com a decisão recorrida, o Tribunal a quo entendeu que de acordo com as provas objectivas que resultam da investigação policial, nomeadamente, as escutas telefónicas e as mensagens trocadas entre os arguidos, manifestam a situação concreta da intervenção dos arguidos.
7. Designadamente, refere o acórdão recorrido que resulta das escutas telefónicas que a actuação dos arguidos se prendia com a exploração da prostituição, nomeadamente, com apresentação de senhoras para trabalhar na Y e Z, com o objectivo de prestarem serviços sexuais, com a distribuição de trabalhos pelas senhoras, com as suas avaliações, tipo de serviços prestados, cálculo dos salários, emissão dos salários, entre outras funções.
8. Por outro lado, refere também o acórdão recorrido que no dia em que as polícias fizeram a rusga na Y, foram lá descobertas muitas mulheres que vestiam roupas sexy e algumas até só usaram uma toalha.
9. E que, dentro do Y, foram encontradas lá muitas coisas (documentos, recibo, registo, preservativos, lubrificantes, roupas sexy, dinheiro, etc) que dão para provar que estavam envolvidas em actividades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10. Terminando o acórdão recorrido por concluir que, “(…) em conjugação com a regra de experiência e as provas dos autos manifestam que a actividade criminosa estava organizada e tem uma certa dimensão, estando constituída pelo menos desde o ano de 2012, existindo uma estabilidade com a intervenção dos diferentes elementos, sendo que a intervenção dos diferentes elementos tem como objectivo o de contribuir para que a associação pudesse operar por um período longo e praticar os actos criminosos em causa de forma repetida, a fim de obter beneficia ilegítimo e a manutenção da associação.” - tradução livre.
11. Sendo que, no que, concretamente, diz respeito ao 12º Arguido, ora Recorrente, alega a decisão recorrida que: “(...) pelo menos dá para provar que o 12º e 13º, durante o período do exercício do Z, praticaram concretamente actos de exploração das prostitutas para prestar serviço sexuais no Z, mesmo que as 30 prostitutas encontradas no Y, ou seja, os 30 crimes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não possam ser imputados ao 122 e 13º arguido, isto não obsta que o tribunal chegue a convicção que o 12º e 13º participaram na associação em causa a fim de exploração das prostitutas para prestar serviços sexuais (no Z).” - Tradução livre.
12. Sucede que, salvo devido respeito, de acordo com a análise da previsão normativa vertida no n.º 2 do art. 288º do Código Penal parece resultar que o douto Tribunal, no momento da condenação não dispunha de todos os elementos essenciais para que assim tivesse decidido.
13. Uma vez que, 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pressupõe a existência cumulativa de três elementos essenciais: i) um elemento organizativo； ii) um elemento de estabilidade associativa, e iii) um elemento de finalidade criminosa, a sua verificação apenas poderá ser constatada pelo Tribunal, só depois de devidamente comprovada a existências dos referidos elementos, estará o Tribunal em condições para decidir pela condenação.
14. Daí que, in casu necessário seria que estivesse provado que os arguidos agiram de comum acordo, em conjugação de esforços e divisão de tarefas, como membros de um grupo, e que tinham como objectivo, (que consumaram), a prática reiterada do crime de exploração da prostituição. O que, salvo devido respeito, ficou por demonstrar.
15. Até porque, é com alguma dificuldade que se consegue conceber, de que forma poderá ter ficado demonstrada a integração do 12º Arguido numa associação criminosa, para a alegada prática do crime de exploração da prostituição, durante o período do exercício na Z, se á data da investigação objecto dos presentes autos, a referida sala de massagens já se encontrava fechada e, por essa razão, não foi objecto de qualquer investigação!
16. Acresce que, salvo devido respeito, o douto tribunal recorrido para além de não identificar o lapso temporal em que tal prática delituosa por parte do 12º Arguido teve lugar, também não especifica de que forma é que o 12º Arguido apoiava a referida “associação”.
17. Ou seja, tratando-se do desempenho de uma actividade num estabelecimento que se encontrava encerrado à data da operação policial (o Z), e não tendo sido possível provar que o 12º Arguido depois do encerramento da Z exerceu as suas funções no Y, de que forma é que se poderá demonstrar que as funções exercidas pelo 12º Arguido no passado, se trataram de funções que se prendiam com a prática do crime da exploração á prostituição e, não, meramente, relacionadas com o exercício da sua actividade profissional naquele espaço, presentemente encerrado.
18. Aliás, seria ainda necessário que tivesse flcado demonstrado que a alegada “associação criminosa”, que alegadamente terá actuado no âmbito da exploração da prostituição no Y, fosse a mesma a actuar na alegada exploração da prostituição no Z.
19. No entanto, devido à falta de investigação quanto aos actos praticados no exercício da actividade no Z, por já se encontrar encerrado, tal não foi possível apurar. Muito menos, foi possível comprovar que funções em concreto o 12º Arguido exercia nessa alegada associação criminosa.
20. O que não tendo acontecido, torna-se evidente que o acórdão viola o disposto no n.º 2 do art. 288 do Código Penal, inquinando a decisão recorrida com o vício de erro de direito na ponderação dos pressupostos da condenação do Recorrente pel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nos termos do n.º 1 do art. 400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21. Acresce ainda que, o Tribunal a quo não dispunha de elementos suficientes que lhe permitisse condenar o Recorrente pel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p.p. pelo n.º 2 do art. 288º do Código Penal.
22. No que diz respeito ao facto de alegadamente o 12º Arguido ter sido gerente do Z, e ajudar o 3º arguido na gestão das prostituas do Z, sendo, designadamente, responsável pelo recrutamento e avaliação das prostitutas,
23. Seria necessário demonstrar, em que medida as alegadas funções do 12º Arguido na Z, estariam relacionadas com a alegada actividade de prostituição, alegadamente； exercida na Y, bem como, de que forma o 12º Arguido contribuía para o funcionamento da alegada associação criminosa.
24. No entanto, nada disso foi possível apurar, designadamente, não foi sequer possível apurar se, em virtude da Z já se encontrar encerrada, o 12º Arguido teria sido responsável pela contratação de prestadoras de serviços sexuais e que as mesmas, com o encerramento da Z, tivessem sido transferidas da Z para a Y.
25. Inclusivamente, o agente da polícia judiciária S (38ª testemunha), agente da polícia que esteve encarregue da investigação, foi peremptória a referir que não foi possível apurar se a Z teria ou não transferido para a Y prestadoras de serviços sexuais. Acrescentando que as “meninas” que lá trabalhavam na Y eram identificadas por números e que cada número podia ser atribuído a várias “meninas” consoante elas fossem saindo e entrando.
26. Tendo apenas, o mesmo agente da polícia, feito a ligação do 12º Arguido ao exercício da actividade da Y, com base em alegadas escutas telefónicas, as quais, terão sido feitas durante um período compreendido entre Abril de 2017 e Janeiro de 2019 e das quais não é possível retirar uma concreta actuação do 12º Arguido que seja susceptível de integrar 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27. Porque, pese embora até possa resultar das escutas telefónicas conversa sobre “o espaço de massagem” e algumas nacionalidades das massagistas, em escuta alguma resulta que essas massagistas, que exerciam funções na Z, também prestavam serviços sexuais e que o 12º Arguido era responsável pela gestão de tais serviços.
28. Além do que, foi amplamente demonstrado que nem todas as “meninas” prestavam serviços sexuais. O que por maioria de razão, leva a concluir não ficou demonstrado qual a intervenção do 12º Arguido na alegada associação criminosa para efeitos dessa exploração.
29. Por outro lado, apesar de se referir que o 12º rguido estaria dentro das instalações da Y à data e hora da operação policial, e que teria sido um dos arguidos responsáveis por ter mandado as “meninas” esconderem-se, o certo é que a fls. 2062 e 2066 do Vol. 9, existe um relatório sobre a rusga policial, elaborado pela 39!! testemunha e agente da polícia, onde no último paragrafo de fls. 2065 e fls. 2066 se pode ler que: “às 21h35, fui informado por um colega que um dos arguidos deste processo, T, estava no cruzamento da Rua de ...... e Rua de ......, perto da Y, por isso, falarmos com ele e explicamos-lhe a nossa intenção e levarmo-lo para a pJ a fim de investigar.” - tradução livre.
30. Já em audiência o mesmo agente policial afirmou que o 12º Arguido foi encontrado lh30m depois da rusga policial, nas imediações da Y e que disse desconhecer qual a razão pelo qual o mesmo foi detido.
31. Tendo ainda confirmado, mais uma vez, que não foram feitas quaisquer investigações às instalações da Z pelo facto das mesmas já se encontrarem encerradas ao público.
32. Daí que, salvo devido respeito, não dispunha o douto Tribunal recorrido de elementos que, por se revelarem suficientes, pudessem determinar, de forma segura e fundamentada, a qualificação jurídica dos factos praticados pelo ora Recorrente como integradores d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p.p. pelo n.º 2 do art. 288º do Código Penal.
33. O que, na dúvida, na incerteza, sobre a verificação dos elementos constitutivos deste tipo de ilícito tinha, necessariamente, que ser valorada a favor do Arguido, ora Recorrente, em respeito do princípio do in dubio pro reo, o que conduziria à absolvição do Arguido, por falta de preenchimento de todos os elementos do tipo de ilícito.
34. De facto, no caso sub judice, não existem factos suficientes, para que o Tribunal recorrido pudesse ter concluído que o Recorrente praticou 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isto é, nos presentes autos não existiram provas suficientes que determinassem a verificação dos requisitos d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para que se pudesse concluir pela prática por parte do Recorrente do imputado crime.
35. Na falta de uma efectiva pormenorização das circunstâncias de tempo lugar, modo, em que esses actos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foram praticados, a sequência de alegadas presunções em que se encontra assente a decisão cai em vácuo de sustentação verossímil.
36. Falta de sustentação esta que, em processo penal, não é, nem pode ser, aceitável como fonte de argumentativa de uma decisão condenatória que como sabemos acarreta uma panóplia de consequências na vida do condenado.
37. Salvo devido respeito, o Tribunal a quo não tinha como concluir na sua fundamentação de direito que: “12º e 13º, durante o período do exercício do Z, praticaram concretamente actos de exploração das prostitutas para prestar serviço sexuais no Z, mesmo que as 30 prostitutas encontradas no Y, ou seja, os 30 crimes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não possam ser imputados ao 12º e 13º arguido, isto não obsta que o tribunal chegue a convicção que o 12º e 13º participaram na associação em causa a fim de exploração das prostitutas para prestar serviços sexuais (no Z).” - Tradução livre.
38. Ao assim concluir,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por opinião contrária, tal conclusão revela-se completamente ilógica, irrazoável e arbitrária, visivelmente violadora do sentido da decisão e/ou da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comum, bem como das regras que impõem prova tarifada para determinados factos.
39. Considera-se que exist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quando se verifica uma lacuna no apuramento dessa matéria que impede a decisão de direito adequada.
40. Entendimento este sufragado pelo Venerando Tribunal de Última Instância, no seu Acórdão de 30-07-2014, proc, n.º 12/2014, Acórdão de 04-03-2015, no proc. n.º 9/2015 e Acórdão de 29-11-2017, proc. n.º 40/2017.
41. Donde que, das razões supramencionadas resulta que a decisão recorrida é inadmissível em processo penal, por se revelar manifestamente presuntiva e consequentemente violadora dos prlncfplos basilares do processo penal, no qual se exige que as decisões proferidas por quaisquer Tribunais sejam fundamentadas e sustentadas em certezas resultantes da prova, produzida ou não produzida.
42. Temos pois, que em caso de dúvida, o Tribunal deve sempre decidir em prol de um Arguido por força da aplicação do princípio do in dubio pro reo. Trata-se de uma imposição basilar dirigida ao Juiz no sentido de este se pronunciar de forma mais favorável ao Arguido quando não tiver a certeza sobre os factos decisivos para a resolução da causa.
43. Dai que, de acordo com o princípio do in dublo pro reo, a absolvição do Arguido pela prática d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p.p. pelo art. 288º do Código Penal, em virtude da ausência de provas suficientes, deveria ter sido, salvo devido respeito, a solução adoptada pelo Tribunal a quo. O que não aconteceu nos presentes autos!
44. Pelo que, de todo o exposto, estamos em crer que,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é manifesta a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termos em que, pelos apontados fundamentos, e não tendo assim sido decidido pelo Tribunal a quo, deverá a decisão recorrida ser revogada, por se encontrar inquinada do vício de manifesta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quer por preterição e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o in dubio pro reo, conforme previsto no artigo 400.º, n.º 2, alínea a) do CPP, devendo o ora Recorrente ser absolvido pela prática d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p.p. pelo art. 288º do Código Penal.
45. Acresce ainda que, a decisão ora recorrida, salvo devido respeito, se encontra inquinada com o vicio d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46. Primeiramente, na douta decisão recorrida, o Tribunal a quo considera provado que “ ( ... ) 12º e 13º, durante o período do exercício do Z, praticaram concretamente actos de exploração das prostitutas para prestar serviço sexuais no Z, mesmo que as 30 prostitutas encontradas no Y, ou seja, os 30 crimes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não possam ser imputados ao 129 e 139 arguido, isto não obsta que o tribunal chegue a convicção que o 12º e 13º participaram na associação em causa a fim de exploração das prostitutas para prestar serviços sexuais (no Z)” - Tradução livre.
47. No entanto, o douto Tribunal a quo teve um entendimento completamente contrário aquando da apreciação da actuação da 11ª Arguida, a qual, à semelhança do 12º e 13º Arguido, também se encontrava acusada de exercer as suas funções na Z e não na Y.
48. Uma vez que, entendeu o douto Tribunal a quo que por não existirem provas dos autos, que as prostitutas que a polícia encontrou e/ou identificou no Y foram aquelas que foram apresentadas pela 11ª Arguida era difícil determinar que o comportamento da 11ª Arguida consubstanciaria 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e por isso foi a mesma absolvida do imputado crime.
49. Ora, salvo devido respeito, este deveria ser também o entendimento do douto Tribunal relativamente á factualidade circunscrita ao 12º Arguido, uma vez que dos autos não resulta qualquer prova da intervenção do 12º Arguido na alegada associação criminosa, aquando das funções por si desempenhadas na Z.
50. Isto porque, não pode o Tribunal entender que á falta de provas para a condenação de um determinado arguido e logo de seguida decidir que tais provas existem para a condenação de outro arguido, quando a factualidade pro~atória que sustenta ambas as decisões é exactamente a mesma.
51. E sobre a contradição entre os factos provados, no sentido que “pressupõe que as realidades neles veiculadas são de sentido oposto, inconciliável entre si” pronunciou-se o Venerando Tribunal de Última Instância, no Acórdão de 27-04-2018, proc, n.º 14/2018, Acórdão de 04-03-2015, proc. n.º 9/2015) e Acórdão de 19-10-2005, proc. n.º 20/2005.
52. Ora, é precisamente isto que sucede quando, in casu, por um lado o tribunal a quo entende que á falta de provas para a condenação da 11ª Arguida n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em virtude da mesma ter sido acusada pela prática de factos adstritos à sua actividade na Z e de tais factos não terem sido possíveis de comprovar uma vez que a Z já teria encerrado,
53. E, por outro lado, condena o 12º arguido na prática d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pela prática de actos adstritos ao exercido da sua actividade, na mesma Z que já se encontrava encerrada ao tempo da operação da Polícia Judiciária na Y.
54. Com todo respeito, resulta dos factos que se acabam de listar que os mesmos colidem entre si, chegando-se a uma conclusão insanável e que não pode ser ultrapassada.
55. Termos em que, pelos apontados fundamentos e não tendo assim sido decidido pelo Tribunal a quo, deverá a decisão recorrida ser revogada, por se encontrar inquinada do vício d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conforme previsto no artigo 400.º, n.º 2, alínea b) do Co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vendo o ora Recorrente ser absolvido d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p.p. pelo n.º 2 do art. 288º do Código Penal.
56. Por fim, encontrando-se a douta decisão recorrida eivada do vício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e do vicio d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os quais vêm previstos nas alíneas a) e b), ambos d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PP, é admissível a renovação da prova nos termos previstos no artigo 415.º do mesmo diploma legal, o que desde já se requer, porquanto, tal víclo pode ser suprído, recorrendo à. análise do depoimento prestado pelos agentes da polícia judiciária, S (38ª testemunha) e U (40ª testemunha), depoimentos estes todos devidamente registados na gravação d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57. Renovação de prova essa que, ao abrigo do disposto no artigo 402.º n.º 3, do CPP, deverá incidir no depoimento prestado pelos agentes da polícia judiciária S (38ª testemunha) e U (40ª testemunha).
58. Sendo certo que, a renovação da prova ora requerida justifica-se pela necessidade de comprovar a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que conduziu à condenação do Arguido pela prática de um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p.p. pelo n.º 2 do art. 288º do Código Penal.
　　　Termos em que, contendo com o douto suprimento de Vossas Excelências, deverá ser dado provimento ao presente recurso e, em consequência ser:
a) Procedentes os vícios de erro de direito,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os quais vêm, respectivamente, previstos no n.º 1 e alínea a) e b), d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PP, e consequentemente,
b) Autorizada a requerida renovação da prova e consequentemente serem analisados os depoimentos prestados pelos agentes da polícia judiciária S (38ª testemunha) e U (40ª testemunha).
Tudo, com todas as consequências legais daí resultantes.

5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O 5º arguido E confessou quase todos os factos acusatórios e indicou a função de cada arguida relativamente à prostituição, no entanto, quanto à parte de M, o mesmo apenas mencionou que o M também trabalhou na sauna Y (**水療), tinha o turno da manhã, mas já se despediu；
2. Pelo seu lado, a 10ª Arguida J delarou que o M tinha apenas o cargo de supervior da sauna Y；
3. Quanto ao depoimento de testemunhas lidos em audiências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 artº 337º, nº 2, al. a) do CPP, e que trabalhavam na sauna, ninguém mencionou o M nessas declarações；
4. Também a testemunhaX32e a testemunhaX33,enquanto médica e a sua assistente, que prestou serviço de limpeza, não mencionam o M；
5. O mesmo se passado com a testemunhaX34,taxista, que não mencionou o M；
6. Note-se que a testemunha, agente da Polícia Judiciária S que foi responsável principal da investigação do presente caso, descreveu todas as informações relativamente ao funcionamento do grupo e, quanto à parte de M disse que este inicialmente trabalhava em Y, mas na altura da abertura da Z, entre 2017 ou 2018, foi mandado para a Z, assumindo o cargo semelhante ao do 5º Arguido E, o de supervisionar a situação dos negócios de prostituição no local, até que o Z fechou, no processo também há informação da lista de trabalhadores e pagamento de imposto；
7. A testemunha, agente da Polícia Judiciária V que foi responsável principalmente por analisar os dados de comunicação do presente caso, mencionou que M também tinha muitas mensagens que controla prostituição.
8. O arguido foi absolvido da prática de 30 crimes de exploração da prostituição artº 8, 1 da Lei 6/97/M, mas condenado pel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participação após convolação), previsto e punido no art.º 288º, nº 2 do Código Penal sem que, no nosso modesto entendimento, esteja preenchido o tipo de ilícito, nomeadamente o dolo.
9. O arguido trabalhava no turno da manhã e o seu trabalho tinha que ver com limpezas e reposição de stocks para a cantina posto que a sauna servia pequenas refeições designadamente a clientes que pernoitavam no local.
10. Sabia que havia prática de prostituição na sauna, como todos os que trabalhavam na sauna não podiam ignorar, e que havia comissões, mas foram os patrões que fixaram as comissões, não o recorrente, pelo que não deve ser considerado autor mas quanto muito um mero cúmplice porquanto, fica por saber,
11. Qual foi a forma própria de comparticipação do arguido? Foi intenção consciente e voluntaria do arguido fazer parte ou apoiar tal associação ou fornecer auxílio para que se recrutem novos elementos?
12. Não são permitidas as provas por presunção em direito penal.
13. Pelo facto de o arguido ser funcionário, em períodos distintos, das saunas Y ou na Z, exercendo, nas duas saunas, funções de superviser, de per se não faz dele um membro de uma associação criminosa.
14. No caso em apreço, não se verifica o pressuposto causar medo à sociedade, pondo em causa sa paz pública；
15. Não estão provados os elementos constitutivos designadamente o da estabilidade da alegada associação；
16. A Sauna era uma sociedade legalmente constituída com muitos trabalhadores que trabalhavam em várias tarefas, tendo uns sido acusados e condenados e outros não；
17. O arguido não exerceu funções de direcçao ou chefia em qualquer grau em associação ou sociedade secreta, aliás o crime foi convolado para participação.
18. O arguido não só não fez parte de qualquer grupo estável, permanente e organizado para a prática dos alegados crimes, como também nem beneficiou de qualquer lucros ilícitos e penalmente punidos；
19. Além de, na opinião do recorrente, inexisitirem factos fortemente indiciadores de ter praticado o crime por que foi condenado, milita ainda a seu favor o princípio constitucional do processo penal quanto à aquisição de prova in dúbio pro reo；
20. Sem prescindir, também a determinação da escolha da pena concreta a aplicar peca por exagero, na medida em que o arguido é primário e carece de trabalhar para poder ssustentar a sua família；
21. Numa pena abstracta de prisão de 3 a 10 anos, não é justo e adequado fixar uma pena concreta de prisão de 4 anos por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participação)；
22. A condenar-se o arguido, deverá atender-se à atenuação geral e especial que conduza à aplicação da pena no seu mínimo legal, permitindo, assim, a suspensão da sua execução pelo período doutamente fixado, atendendo à personalidade do agente, às condições da sua vida, à sua conduta anterior e posterior ao crime e às circunstâncias deste, concluir que a simples censura do facto e a ameaça da prisão realizam de forma adequada e suficiente as finalidades da punição.
23. O arguido considera que foram violados, entre outras, as seguintes disposições legais: artigos. 48º； 64º a 67º e 288º., nº 2 do Códig Penal.
24. Segundo o entendimento do recorrente, os factos alegados e as normas referidas no ponto anterior deviam ter sido interpretados e aplicados de acordo com os pontos 1 a 22 destas conclusões.
　　　Nestes termos e nos melhores de Direito que V. Excias doutamente suprirão, deve ser dado provimento a este recurso, proferindo-se douto a acórdão a absolver o arguido do crime que foi condenado ou, caso assim não se entenda, a alterar a, aliás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no sentido de lhe ser aplicada uma pena de prisão que permita a suspensão da sua sexecução pelo tempo doutamente determinado, fazendo-se, assim, inteira e sã Justiça!
6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Foi o 5.° Arguido condenado pela prática de 1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e 30 crimes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p. e p., respectivamente, pelo art.º 288.°, n.º 2, do CP e art.º 8.°, n.º 1, da Lei n.º 6/97/M.
2. A análise das provas que fundaram a condenação pel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feita n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limita-se à alusão a provas genéricas como “escutas”, “declarações”, “objectos apreendidos”, “relatórios de anális”, entre outros, sem nunca se especificar quais as concretas escutas, relatórios ou objectos que levaram à condenação do 5.° Arguido pel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3. É certo que a pág. 114 se fala nos preservativos contendo DNA que foram encontrados, bem como lubrificantes, envelopes, caixas de dinheiro e cacifos, bem como a tabela de rendimentos do spa, mas sem nunca se explicar em que medida tais provas sustentam a condenação do 5.º Arguido pel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4. 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limita-se a enumerar quais as provas que foram produzidas nos autos, mas omitindo o exame crítico das mesmas, bem como os motivos pelos quais as mesmas devem sustentar a condenação do 5.º Arguido, tanto quanto à condenação quanto aos crimes de exploração sexual, mas especialmente quanto à condenação pel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5. A fundamentação permite não só aos visados pela decisão, bem como a comunidade em geral, compreenderem devidamente os motivos que levaram o Tribunal a decidir de certo modo, como permite ao Tribunal de recurso reapreciar a decisão, sem se olvidar que só de uma decisão devidamente fundamentada podem as partes processuais exercerem cabalmente o seu direito ao recurso.
6. Não é sequer referida qual a prova em que o Tribunal fundou a conclusão de que o 5.° Arguido tinha direito à distribuição de lucros, sendo tal questão é absolutamente essencial, porquanto dela resultou inclusivamente a absolvição dos 7ª e 11º arguidos.
7. 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deve ser declarada nula,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s artigos 355.°, n.º 2,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em conjugação com o seu art.º 360.°, n.º 1, al. a), com todas as consequências legais daí advindas.
8. Os factos provados em relação ao ora Recorrente da qual resultou a sua condenação por este crime são, essencialmente, os vertidos nos artigos 1.°, 15.°, 17.°, 20.° e 97.°:
9. Deles podemos ver que talvez o facto comprovado mais gravoso para o Recorrente foi o do artigo 17.° da acusação, onde se deu como provado que ele recebia um bónus calculado de acordo com o número de vezes que as trabalhadoras da sauna se prostituíam.
10. Existiu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quanto a este facto, erro esse notório e patente, porquanto toda a prova dos autos aponta precisamente no sentido inverso； o 5.° Arguido não tinha direito a qualquer distribuição de lucros ou tampouco bónus de. acordo com o número de actividades ilícitas levadas a cabo.
11. O 5.° Arguido juntou aos autos os registos da sua caderneta bancária, deles decorrendo o seu salário era praticamente fixo, variando tão-só entre as 21,000.00 e 23,000.00 patacas, uma vez que por vezes recebia gorjetas.
12. Por seu lado, o seu património apreendido consiste em tão só 28,000.00 patacas e 3,000.00 dólares de Hong Kong em numerário, e um telemóvel, não sendo esse condizente com o património de um alegado membro de uma associação criminosa que, de acordo com o relatório da PJ, fls. 10267, obteve lucros de 900 milhões de patacas.
13. O próprio agente da Polícia Judiciária, S, declarou em audiência que os lucros eram apenas distribuídos pelos sócios da sociedade que explorava a sauna.
14. O único elemento de prova constante dos autos que indiciava minimamente que pudesse o 5º Arguido ter recebido lucros da sauna, é o relatório da PJ de fls. 1042-1043 dos autos, mas, como se pode facilmente retirar da sua análise, não passa de uma mera suposição dos agentes investigadores, mas sem qualquer base de sustentação verdadeiramente concreta.
15. Relatório que remete aliás para o relatório de fls. 1037, mas analisando também este relatório, a única coisa que dele resulta é que o 5.º Arguido enviou uma mensagem a referir qual o rendimento mensal do estabelecimento.
16. De absolutamente nenhum elemento de prova concreto se retira que o ora Recorrente tivesse qualquer distribuição de lucros ou prémios a seu favor. Estando tal asserção viciada por erro de julgamento na matéria de facto, sendo que se deu como provado não está de acordo com o que efectivamente se provou.
17. Os agentes da PJ ouvidos durante o julgamento tiveram oportunidade de fundamentarem esta suspeita, mas nunca o conseguiram fazer, não tendo sido produzida uma única prova que seja de que o 5.º Arguido tenha partilhado nos lucros da sauna.
18. O 5.º Arguido era um mero trabalhador que, como resultou provado no próprio Acórdão recorrido, foi contratado em 2013 por ter experiência no ramo das saunas e, como qualquer outro trabalhador no mundo, recebia o seu salário e gorjetas, mas sem que isso signifique que partilhou dos lucros da actividade criminosa ou que recebesse bónus directamente ligados ao número de actividades ilícitas levadas a cabo na sauna.
19. Também os factos provados vertidos nos artigos 1, 15, 20 e 97 da acusação foram incorrectamente julgados, existindo, também aí, erro notório e patente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20. O artigo 1.° da acusação está em plena contradição com o facto provado da contestação no sentido de que o 5.° Arguido foi contratado para trabalhar na sauna Y apenas em 2013.
21. Não foi produzido qualquer elemento de prova do qual resultasse que o 9.° Arguido I fosse assistente ou subordinado do 5.° Arguido, pelo contrário, o que resultou provado foi tão só que eram colegas de trabalho, tal como eram também o 7.° Arguido, o que não evitou que fosse absolvido d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22. Os factos provados no sentido de que o 5.° Arguido levava “prostitutas” a lavarem-se está incorrectamente julgado, e não levou em conta o que a própria testemunha da acusação, médica, Dra. W, declarou em audiência.
23. Do seu testemunho resultou que os exames regulares a que as trabalhadoras da sauna eram sujeitas na sua clínica eram normais para qualquer estabelecimento de sauna e massagens, que são ambientes propícios para a transmissão de diversas patologias, não necessariamente relacionadas com a actividade de prostituição.
24. O facto alegado no art.º 11.° da contestação resultou provado documentalmente, pelo que incorreu o Tribunal em erro ao julgá-lo como não provado.
25. Deve ser reconhecido 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 consequentemente serem alteradas esses factos para passarem a constar como não provados os factos provados 1.°, 15.°, 17.°, 20.°, 97.°, e todos os outros que com eles estejam ligados, com todas as consequências legais daí advindas.
26. 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comporta elementos elementos objectivos (Criação por encontro de vontades de uma pluralidade de participantes, de uma associação, grupo ou organização, constituindo uma realidade autónoma, diferente e superior às vontades e interesses dos seus membros singulares, ligados por um sentimento comum, transcendendo cada um deles； Que a associação tenha uma certa duração, implicando uma ideia de estabilidade e permanência； Que a associação tenha como finalidade a prática de crimes, mesmo que porventura ainda não concretamente planeados, funcionalizando a esse seu escopo a sua estrutura organizatória； Que a actividade de cada um dos agentes constitua alguma das modalidades de acção susceptíveis de integrar os elementos do tipo objectivo anteriormente referidos, ou seja, de promotor ou fundador da associação, de seu membro, apoiante, chefe ou dirigente).
27. Bem como elementos subjectivos (A representação pelo agente de todos os referidos elementos do tipo objectivo de ilícito, incluindo a representação do elemento normativo do tipo, consistente na circunstância de a associação se destinar à prática de crimes； O elemento volitivo do dolo, em qualquer das suas modalidades de dolo directo, necessário ou eventual； A consciência da ilicitude, no sentido de uma consciência do ilícito da associação criminosa, autónoma da consciência do ilícito dos factos que integram a referida finalidade (prática de crimes) da associação).
28. E da prova produzida nos autos, aflqura-se que inexiste, quanto ao 5.° Arguido, o preenchimento de todos os elementos do tipo objectivo d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bem como o elemento volitivo do dolo.
29. O que efectivamente se provou foi que o 5.° Arguido era um mero funcionário da sauna Y spa, não tendo ele um sentimento de pertença a qualquer associação criminosa, limitando-se, tão só, a exercer as funções de gerente da sauna.
30. Resultou provado que a sauna Y era um estabelecimento regularmente constituído, devidamente licenciado pelo Governo, explorado por uma sociedade regularmente constituída, que pagava impostos, fundo de segurança social, e estava localizado numa zona amplamente movimentada da taipa, i.e., sem qualquer emprego de esforço no sentido de encobrir a sua actividade, o que foi confirmado pelo agente da PJ S, que confirmou também que a Polícia já tinha conhecimento da existência desta sauna desde 2012!
31. Saiu ademais provado que nomeadamente o 7.° Arguido foi contratado após tomarem conhecimento de publicidade de recrutamento em jornais locais, sendo que o mesmo ocorreu com 5.° Arguido, apesar de não ter conseguido fazer prova desse facto, pelo longo período que já passou desde então.
32. Não podem ser os meros trabalhadores de um estabelecimento legalmente constituído punidos pelas acções dos seus sócios, como resulta da melhor doutrina, nomeadamente da que subscreve o comentário conimbricense ao Código Penal.
33. Comprovado resultou que desde 2011 foi planeada a abertura de diversas saunas em Macau, quando o 5° arguido só em 2013 ingressou neste estabelecimento.
34. Nunca é demais salientar que se tratava de um estabelecimento legalmente constituído, por uma sociedade legalmente constituída, que pagava impostos, quotas para contratação de trabalhadores não residentes, prestações do fundo de segurança social, que estava devidamente licenciado, e que operava numa das zonas mais movimentadas da taipa sem qualquer tipo de tentativa de esconder do público a sua existência e que tinha também uma componente totalmente legal que era o serviço ao público de massagens e de comidas e bebidas.
35. Características que se afiguram ser plenamente suficientes para afastar qualquer sentimento de pertença do ora Recorrente a uma associação criminosa, sendo ele tão só um funcionário que recebia o seu salário e que confiou ao início na total legalidade aparente do estabelecimento, não estando, portanto, verificado o elemento volitivo do dolo, bem como o sentimento de pertença a uma associação criminosa, de que dependem a verificação deste crime.
36. Tanto que se demonstrou não ter ele qualquer participação ou ligação com a Z, pelo que caso ele pertencesse a uma dolosamente a uma associação criminosa, natural seria que o 5.° Arguido tivesse uma ligação directa ou indirecta com ambos os estabelecimentos, o que manifestamente não ocorreu.
37. Saiu provado que este este estabelecimento fez cerca de 900 milhões de patacas nos 7 anos de serviço, e ademais que o 5° arguido foi detido com 28 mil patacas na sua pessoa, sem uma casa comprada, sem um carro de luxo, sem joias ou outro tipo de objectos que indiciem qualquer riqueza.
38. Todos os actos praticados pelo 5.° Arguido, como realizar entrevistas a massagistas, gerir o espaço informar os superiores das receitas da empresa, são tudo actos normais de um trabalhador, não se podendo daí concluir, como se concluiu do aresto recorrido, que fossem actos inerentes a uma associação criminosa.
39. Não se pode aceitar que o mero facto de o 5.° Arguido marcar consultas para trabalhadoras irem a uma clínica fazerem um check-up, tal como ordenado pelos seus superiores, e durante o qual os testes efectuados não eram da sua responsabilidade, leve à conclusão de que ele participou na associação criminosa, pelo que se existiu alguma associação criminosa, ela é totalmente alheia ao 5° arguido.
40. Por falta dos elementos típicos da prática d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só podia ter o 5º arguido sido absolvido da prática desse crime, tendo 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incorrido em violação do art. o 288.º do Código Penal, por o ter aplicado num quadro que não se impunha.
41. Mesmo que se entenda justa ter sido a condenação do 5.º Arguido pel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então deve reconhecer-se, pelo menos, ter o douto Acórdão recorrido violado o disposto no art.º 66.º Código Penal, porquanto, da factualidade provada, deveria sempre ter-se recorrido ao instituto da atenuação especial da pena.
42. A aplicação do instituto da atenuação especial da pena é um verdadeiro poder-dever do julgador, que, quando confrontado com circunstâncias anteriores ou contemporâneas do crime, que diminuam a ilicitude do facto, culpa, ou a necessidade da pena, deve atenuar especialmente a pena.
43. Nos presentes autos, como já supra se fez consignar, resultou provado que a polícia judiciária sabia da existência desta sauna, e que sabia da existência de actividades de prostituição na mesma, desde o ano 2012, e não actuou.
44. Não pode também ser ignorado o facto de que os estabelecimentos de saunas não sejam em Macau uma realidade histórica.
45. Toda a aparência da legalidade do estabelecimento é mais um elemento que tem de ser relevado para a diminuição da culpa e ilicitude do 5.º Arguido.
46. Demonstrou-se que a sauna operava desde 2012, tendo o arguido nela trabalhado desde 2013, vindo a ser detido só em 2019, pelo que decorreu bastante tempo desde essa detenção até à data da condenação, mais do que 3 anos, tendo o 5.º Arguido mantido boa conduta.
47. É certo que a aplicação da atenuação especial da pena tem carácter excepcional, mas manifestamente excepcionais se afiguram as circunstâncias do presente caso, sendo que raro será que a própria polícia sabia da existência de um estabelecimento onde ocorriam práticas ilícitas e só actuou 5 anos após esse conhecimento.
48. Afigura-se patente que a ilicitude dos factos e a culpa do 5. ° Arguido se encontra amplamente e excepcionalmente mitigada, sendo, portanto, merecedor da atenuação especial da pena.
49. Mantendo-se a condenação do 5.° Arguido, hipótese que se ressalva ser mencionada por mera cautela de patrocínio, deverá sempre ser reconhecido ter o douto Acórdão recorrido violado o disposto no art.° 66.° do CP, por ter sido omitida a sua aplicação num quadro que se impunha.
50. Foi o 5.° Arguido condenado por 30 crimes de exploração sexual, p. e p. pelo art.º 8.°, n.º 1, da Lei n.º 6/97/M.
51. Sobre a questão do bem jurídico protegido ensina Anabela Miranda Rodrigues que o bem jurídico protegido com a incriminação sub judice é o pudor público, e não a autodeterminação sexual, sendo que, como tal, à luz do disposto no art.º 29.° do Código Penal, que dispõe que o número de crimes determina-se pelo número de tipos de crime efectivamente cometidos, ou pelo número de vezes que o mesmo tipo de crime for preenchido pela conduta do agente, mal andou o douto Tribunal a quo em condenar o 5.° Arguido por mais do que 1 crime de exploração sexual.
52. Não resultou provado ter o 5.° Arguido desviado fosse quem fosse para a prática da prostituição, nem tampouco ter explorado qualquer situação de abandono ou necessidade fosse de quem fosse.
53. O que resultou provado foi unicamente que o 5.° Arguido exercia funções numa sauna onde se provou ter ocorrido a prática de prostituição, pelo que a resolução criminosa do 5.° Arguido esgotou-se numa só conduta, e o bem jurídico protegido pela norma aqui em análise foi violado uma só vez.
54. Pelo que se deve concluir ter 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violado o disposto no art.º 29.°, n.º 1, do Código Penal, bem como o art.º 8.° da Lei n.º 6/97/M, devendo ser revogada nessa parte, passando a ser condenado por 1 só crime de exploração sexual.
55. Caso não se entenda existir uma só resolução criminosa e ter sido o bem jurídico violado por 1 só vez, então devia o douto Tribunal a quo analisado a questão à luz do crime continuado, questão que aliás for amplamente levantada pela defesa do 5.° Arguido nas suas alegações finais.
56. Por todos os factores já mencionados nas conclusões 30ª a 34ª desta minuta (que aqui se dão por reproduzidas), afigura-se óbvio e patente que existiu um quadro de solicitação exterior que diminuiu de forma bastante considerável a culpa do ora Recorrente.
57. Devendo concluir-se ter o douto Acórdão recorrido violado o disposto no art.º 29.°, n.º 2, do CP, ao ter condenado o 5.° Arguido por 30 crimes de exploração sexual, ao invés de 1 só crime continuado, devendo ser revogado nessa parte.
58. Mesmo que não se acompanhe o entendimento de que em causa está só a prática de 1 crime de exploração sexual (seja pelo número de resoluções criminosas seja pela forma continuada do crime), sempre se diga que nunca podia ter sido o 5.° Arguido condenado por 30 crimes de exploração sexual.
59. É que, se se defende, como é feito no Acórdão recorrido, que o tipo de crime em causa foi cometido tantas quantas foram as senhoras que se dedicaram à prostituição na sauna Y, então urgia ao Tribunal identificar não em relação a quais delas o 5.° Arguido teve qualquer contacto.
60. Comprovado resultou que o estabelecimento Y oferecia aos clientes serviços de massagens normais, sem qualquer componente sexual, pelo manifestamente escassa se afigura a conclusão ínsita na Sentença recorrida no sentido que que as 30 senhoras encontradas no estabelecimento se dedicavam todas à prostituição.
61. Na Sentença recorrida funda-se a condenação (também) nos testemunhos das 30 senhoras que alegadamente se dedicavam à prostituição, depoimentos esses realizados no âmbito de memória futura e constantes de fls. 95 a 111 dos autos.
62. Da leitura desses depoimentos retira-se que apenas 7 das senhoras tiveram qualquer contacto ou identificaram o 5.° Arguido, que são X20 (4.ª testemunha), X23 (15.ª), X24 (16.ª), X25 (17.ª), X11 (19.ª), X12 (20.ª), X13 (21.ª), isto decorre expressamente do próprio relatório final da polícia judiciária.
63. Consequentemente, deviam os artigos 34.° a 38.° sido, pelo menos parcialmente, julgados como não provados.
64. Não se olvide que 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não se confunde com os crimes individualmente cometidos por cada um dos seus supostos membros, daqui resulta que mesmo que se entendesse que o 5.° Arguido fizesse parte de uma associação criminosa, para ser responsabilizado por cada crime específico cometido urgia produzir prova concreta e cabal de cada um deles, o que manifestamente não foi feito no caso sub judice.
65. Termos em que a asserção de que o 5.° Arguido explorou a prostituição de 30 raparigas está manifestamente contra o que efectivamente se provou, tendo 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em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devendo ser revogada a substituída por outra na qual somente seja o Recorrente condenado, e sem prejuízo do que supra se alegou quanto ao crime
66. O artº 8.° da Lei n.º 6/97/M pune um total de 7 condutas típicas, punindo-se, no n.º 1, quem (1) aliciar, (2) atrair, (3) desviar ou (4) explorar a prostituição de outrem, e no n.º 2 quem (5) angariar clientes, (6) favorecer ou (7) facilitar o exercício da prostituição.
67. A questão não é despicienda, porquanto o mínimo legal da pena pelas condutas punidas pelo n.º 2 (1 mês de prisão) é consideravelmente mais baixa do que a punição prevista no seu n.º 1 (1 ano de prisão).
68. Quanto às condutas previstas no n.º 1, uma breve análise da Sentença recorrida permito-nos, sem grande dificuldade, concluir que o 5.° Arguido não aliciou, atraiu ou desviou ninguém para a prática da prostituição, nem tal foi sequer alegado na acusação.
69. Quanto à exploração propriamente dita, esta conduta pune aquele que da prática da prostituição retira lucro； é a denominada actividade de proxenetismo.
70. Não saiu provado que o 5.° Arguido colhesse bónus consoante com a quantidade de vezes que as senhoras se prostituíam, visto que nenhum elemento nos autos fez prova desse facto, existindo, assim, quanto a essa conclusão, manifest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71. O Recorrente recebia o seu salárío gorjetas do estabelecimento como qualquer outro funcionário em qualquer outra empresa, sendo claro e cristalino que só os sócios da empresa que explorava o estabelecimento Y retiraram qualquer lucro da actividade de prostituição, só eles “tiraram proveito” directo dessa actividade, e como tal só eles poderão ter praticado o crime previsto no n.º 1 do artigo 8.° da Lei n.º 6/97/M.
72. As únicas condutas onde eventualmente se poderiam inserir a factualidade que resultou provada quanto ao 5.° Arguido são a facilitação ou favorecimento do exercício da prostituição, por ter resultado provado que ele geria o espaço.
73. Devendo concluir-se ter a Sentença recorrida incorrido em violação do art.º 8.°, n.º 1, da Lei n.º 6/97/M, devendo, e independentemente nos demais vícios aqui apontados à mesma, ser sempre o crime por que veio o Recorrente condenado ser convolado para o previsto no n.º 2 desse artigo, e fixado em medida nunca superior a 8 meses cada um.
74. Em última análise, e mesmo que se mantenha a condenação do ora Recorrente in totum, hipótese que se abre, mais uma vez, por mera cautela de patrocínio, então deverá ser 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corrigida no quantum da pena aplicada.
75. Face a todas as circunstâncias que acompanharam o caso, bem como tendo em conta processos similares julgados pelos nossos Tribunais, afigura-se a pena de 5 anos e 9 meses aplicada ao 5.° Arguido manifestamente exagerada, em violação do disposto no art.º 65.° do Código Penal.
76. O crime de participação em associação criminosa é punido com pena de 3 a 10 anos de prisão, tendo o Tribunal fixado a pena concreta em 4 anos e 9 meses de prisão.
77. Sem se negar que a pena concreta aplicada se encontra abaixo do “meio” da moldura, a verdade é que face às circunstâncias que pendem fortemente a favor do 5.° Arguido, a mesma devia ter sido fixada mais perto do limite mínimo, em medida nunca superior a 3 anos e 6 meses de prisão, uma vez que há diversos factos suis generis que acompanham o presente caso que não podem ser descurados.
78. Todos eles factores que não foram minimamente relevados pelo douto Tribunal a quo, mas que se impunha que tivessem sido, à luz no disposto no nº 2 do art.º 65º do Código Pena, sendo manifesto que a culpa e a ilicitude se encontram particularmente mitigadas, e a pena concreta devia revelado isso.
79. O mesmo se diga quanto ao crime de exploração sexual, que, mesmo a manter-se a condenação pelo n.º 1 do art.º 8.° (sem conceder no entendimento que deve ser condenado por 1 só crime ou, no limite, pelo nº 2 do artigo e apenas por 9 crimes), há margem para se reduzir para uma pena mais próxima do limite mínimo de 1 ano de prisão.
80. Quanto à associação criminosa nunca poderia a pena concreta ser superior a 3 anos e 6 meses de prisão, e quanto ao crime de exploração sexual nunca deveria a pena ter sido aplicada em medida superior a 1 ano e 2 meses cada.
81. Até porque como é consabido, os Tribunais devem tomar em conta a medida da pena aplicada em casos análogos, sendo que no processo n.º 381/2016, de 28 de Novembro de 2019, julgado no TSI, vários dos arguidos, condenados por participação em associação criminosa e a 58 crimes de exploração sexual, viram ser-lhes aplicadas penas não superiores a 5 anos de prisão.
82. Pelo que, e ressalvado sempre o devido respeito por opinião em sentido contrário, violou 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o o art.º 65.° do Código Penal, devendo ser revogada nessa parte e reduzida a pena aplicada ao 5.° Arguido para medida nunca superior a 4 anos de prisão.
　　　Termos em que, pelos fundamentos expostos e nos demais de Direito que Vossas Excelências doutamente suprirão, deve o presente recurso ser julgado procedente, por provado, sendo reconhecidos os vícios imputados à douta decisão recorrida e consequentemente proferido Acórdão no qual:
a) se declare o Acórdão recorrido nulo por vício na fundamentação, com todas as consequências legais daí advindas； ou
b) se reconheça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 a violação de lei na condenação pel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sendo o Recorrente absolvido desse crime, ou, subsidiariamente, seja a pena aplicada especialmente atenuada； e
c) se passe a condenar o Recorrente por 1 só crime de exploração sexual, ou subsidiariamente, por 7 crimes de exploração sexual, e sendo em qualquer das hipóteses o crime convolado para o n.º 2 do art.º 8° da Lei n.º 6/97/M； ou, subsidiariamente,
d) seja a pena reduzida para medida, em cúmulo jurídico, nunca superior a 4 anos de prisão.
7 應為“各司其職”。
8 原文為“暱藏”應該是“藏匿”的錯別字。
9 參見中級法院於2013年12月12日在第610/2011號上訴案件所作出的裁判。
10 參見中級法院於2014年4月3日在第602/2011號上訴案件、於2014年5月29日在第115/2014號上訴案件等。
11 見 Leal-Henriques e Simas Santos，澳門《刑法典》，澳門，1996 年，第847 和848 頁，以及原高等法院於1998 年7 月27 日在第882 號案件中作出的裁判，《司法見解》1998 年第二卷，第351 頁。遵循這一看法的還有，中級法院於2000 年9 月14 日在第128/2000 號案件中作出的裁判，見《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裁判匯編》，第二卷，第347 頁；2001 年3 月15 日在第36/2001號案件中的裁判，2002 年7 月11 日在第46/2002 號案件中的裁判和2002 年12 月12 日在第146/2002號案件中的裁判，還有本案中被上訴的裁判。
12 第6/97/M 號法律第2 條作出了如下規定：
“第二條（黑社會的罪）
一、發起或創立黑社會者，處五至十二年徒刑。
二、參加或支持黑社會，尤其是下列情況，處五至十二年徒刑：
a）提供武器、彈藥、犯罪工具、保管及集會地點者；
b）籌款、要求或給予金錢或幫助招募新成員，特別是引誘或作出宣傳者；
c）保管黑社會冊籍、冊籍或帳冊的節錄部分、會員名單或黑社會儀式專用的服飾；
d）參加黑社會所舉行的會議或儀式者；或
e）使用黑社會特有的暗語或任何性質的暗號者。
三、執行黑社會任何級別的領導或指揮職務，尤其是使用此等職務的暗語、暗號或代號者，處八至十五年徒刑。
四、倘招募、引誘、宣傳或索款行為是向十八歲以下的人士作出者，則第一款所規定刑罰上下限加重三分之一。
五、倘以上各款所規定的罪行由公務員作出，有關刑罰上下限加重三分之一。”
13 見原高等法院於 1997 年1 月22 日在第591 號案件中作出的裁判，《司法見解》1997 年第一卷，第73 頁至第75 頁；1998 年7 月27 日在第882 號案件中作出的裁判，《司法見解》1998 年第二卷，第351 頁和352 頁；1998 年11 月4 日在第934 號案件中作出的裁判，《司法見解》1998 年第二卷，第635 頁至637 頁；1999 年9 月29 日在第1212 號案件中作出的裁判，《司法見解》1999年第二卷，第606 頁至607 頁。同樣，還有中級法院第36/2001 號案件2001 年3 月15 日的裁判和第46/2002 號案件2002 年7 月11 日的裁判。
14 第一條的條文規定了黑社會的定義：
“為著本法律規定的效力，為取得不法利益或好處所成立的所有組織而其存在是以協議或協定或其他途徑表現出來，特別是從事下列一項或多項罪行者，概視為黑社會：
a）殺人及侵犯他人身體完整性；
b）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綁架及國際性販賣人口；
c）威脅、脅迫及以保護為名而勒索；
d）操縱賣淫、淫媒及作未成年人之淫媒；
e）犯罪性暴利；
f）盜竊、搶掠及損毀財物；
g）引誘及協助非法移民；
h）不法經營博彩、彩票或互相博彩及聯群的不法賭博；
i）與動物競跑有關的不法行為；
j）供給博彩而得的暴利；
1）違禁武器及彈藥、爆炸性或燃燒性物質、或適合從事刑法典第二百六十四條及第二百六十五條所指罪行的任何裝置或製品的入口、出口、購買、出售、 製造、使用、攜帶及藏有；
m）選舉及選民登記的不法行為；
n）炒賣運輸憑證；
o）偽造貨幣、債權證券、信用咭、身分及旅行證件；
p）行賄；
q）勒索文件；
r）身分及旅行證件的不當扣留；
s）濫用擔保卡或信用卡；
t）在許可地點以外的外貿活動；
u）不法資產或物品的轉換、轉移或掩飾；
v）非法擁有能收聽或干擾警務或保安部隊及機構通訊內容的技術工具。
二、上款所指黑社會的存在，不需：
a）有會址或固定地點開會；
b）成員互相認識和定期開會；
c）具號令、領導或級別組織以產生完整性和推動力；或
d）有書面協議規範其組成或活動或負擔或利潤的分配。”
15 於2003年2月21日在第22/2002號上訴案件、於2009年11月27日在第34/2009號上訴案件中的判決。
16 我們看到第6/97/M號法律將嫌犯們被判處的罪名寫為“操縱賣淫罪”，這項罪名的葡文為“crime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實際上可以翻譯為“經營賣淫罪”，因為這樣更容易讓人將此罪名與《刑法典》中所規定的“淫媒罪”和“加重淫媒罪”區分開來，也讓那些以沒有利用賣淫者的困厄狀況迫使其賣淫的理由對觸犯“操縱賣淫罪”做辯護更加不成為理由。
17 參見葡萄牙最高司法法院於2010年5月27日在第18/07.2GAAMT.P1.S1-3ª號案件的判決。
18 實際上葡萄牙的《刑法典》第169條關於Lenocínio“淫媒罪”的規定，經過2001年8月25日的第99/2001號法律的修改後的條紋已經辯稱這樣了： “1 – Quem, profissionalmente ou com intenção lucrativa, fomentar, favorecer ou facilitar o exercício por outra pessoa de prostituição é punido com pena de prisão de seis meses a cinco anos. ”接近澳門的第6/97/M號法律第8條。

19 原文為“暱藏”應該是“藏匿”的錯別字。
20 中級法院於2013年10月31日在第528/2013號上訴案件作出的裁判。
21 參見Eduardo Correia教授著作《Direito Criminal》，第II卷，Livraria Almedina，1971，第211頁。葡萄牙最高司法法院於2010年6月16日在第703/08.1JDLSB.L1.S1-3ª號案以及2012年7月12日在第1718/02.9JDLSB.L1.S1-3ª號案中的判決。也參見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於2003年9月25日在第125/2003號案中的判決。
22 涉及X1、X2、X4、X5、X6、X7、X9、X10、X11、X12、X13、X14、X15、X16、X17、X18、X19及X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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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130/2023 P.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