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宗編號： 830/2022
日期: 2023年11月16日
關鍵詞: 調查措施、撤職處分
摘要：
- 倘在刑事卷宗中已對司法上訴人的精神狀況作出了鑑定和評估，結論是司法上訴人“無智力問題，其充份理解犯罪的性質，其適應障礙的精神疾病於案發時處於緩解中，沒有急性精神症狀，其是根據其本人意願行事”，便不需在紀律程序中重複作出相關調查措施。
- 倘司法上訴人的違紀行為屬嚴重及對警隊帶來負面影響，那對其作出撤職處分並沒有違反適度原則。
裁判書製作人
何偉寧
司法上訴裁判書
卷宗編號: 830/2022
日期: 2023年11月16日
司法上訴人: A
被訴實體: 澳門保安司司長
*
一. 概述
司法上訴人A，詳細身份資料載於卷宗內，不服澳門保安司司長於2022年10月20日作出的批示，向本院提出上訴，有關結論內容如下：
訴訟前提及違反調查原則
1. 上訴人於2022年10月21日收到治安警察局發出之通知書，指根據尊敬的保安司司長閣下對第149/2019號紀律程序作出的第059/SS/2022號批示，決定對司法上訴人科處撤職處分。
2. 就上述決定，上訴人除給予應有之尊重外，上訴人並不認同，並提出司法上訴。
3. 本上訴之標的為保安司司長就第059/SS/2022號批示的撤職處分決定。
4. 根據《司法組織綱要法》第36條第8款第2項之規定，針對司長所作的行政行為或屬行政事宜的行為，應向中級法院提起司法上訴。
5. 上訴屬適時提起，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33條之規定，上訴人具有正當性提出上訴，亦符合其他訴訟前提。
6. 司法上訴人在被撤職前為治安警察局警員，編號3*****，在警隊已實際服務了17年6個月20日之時間。
7. 被上訴批示所指之CR3-21-0088-PCC號刑事判決已轉為確定。
8. 根據上述刑事判決的已證事實，證實上訴人患有適應障礙(Adjustment disorder)精神疾病。
9. 上訴人因欲割脈自殺於2011年10月05日曾被強制入住仁伯爵綜合醫院精神科病房，並於2011年10月17日出院。
10. 上訴人早已在十一年前已被確診罹患適應障礙合併憂鬱症狀。
11. 自一段長時間日子以來，身邊家人和朋友都觀察到上訴人是無法清楚分辨、知悉、控制及記憶自己部份行為。
12. 身邊家人和朋友都發現上訴人的部份行為表現或其思考的邏輯會異於常人，經常有天馬行空的想法和表現。
13. 上訴人在2011年入院後已經多年沒有接受精神治療，於2019年再與妻子談及自己欲自殺。
14. 根據上訴人其個人資料紀律紀錄：於2018年的個人評語表的質素註記為“良”。
15. 根據治安警察局紀律委員會第05/2022/CD號會議紀錄，以8票贊成，3票反對之表決通過對上訴人適用撤職處分之決議。
16. 根尊敬的保安司司長閣下對第149/2019號紀律程序作出的第059/SS/2022號批示，決定對司法上訴人科處撤職處分。
17. 司法上訴人在澳門初級法院第三刑事法庭CR3-21-0088-PCC卷宗被判處五項澳門《刑法典》第164-A條所規定及處罰的性騷擾罪名成立。
18. 當中上述裁決已證事實部份說明上訴人患有適應障礙(Adjustment disorder)精神疾病，且於案發期間仍有此疾病。
19. 然而，上述已證事實所依據的精神科報告並未完整提及和反映上訴人患有精神疾病的狀況。
20. 從醫療報告文件可見，司法上訴人於2011年10月05日曾被強制入住仁伯爵綜合醫院精神科病房，並於2011年10月17日出院。
21. 根據上述醫療報告，司法上訴人當時已被確診罹患適應障礙合併憂鬱症狀，而此一狀況是正沒有在刑事裁決中作出過任何考慮。
22. 同時罹患不同種類的精神疾病，所疊加所產生的影響是我們(至少未經醫學鑑定前)無法想像的，特別是上訴人曾因自殺行為被強制入院已經有跡象是憂鬱症發展至重度之表現。
23. 基於紀律程序的獨立性，司法上訴人在本上訴所針對紀律程序的預審答辯階段中已適時提出相關事實。
24. 根據第13/2021號法律《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人員通則》第158條(二)項之規定的阻卻情節。
25. 司法上訴人在作出本案所指之違紀行為時，完全有可能是基於精神疾患而處於偶然及非自願地無法運用其智力的情況，從而出現紀律責任的阻卻情節。
26. 司法上訴人已在預審階段請求根據第13/2021號法律《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人員通則》第216條第二款規定配合《刑事訴訟法典》第145條規定，請求針對上訴人的精神疾病的狀況以合議方式進行精神病學鑑定，以及請求向衛生局精神科取得上訴人患有精神疾病之完整醫療紀錄副本並將之載入卷宗。
27. 紀律程序預審員在卷宗第126頁中之批示認為“於答辯階段申請作出上述有關的調查措施部份為明顯不適當”，因此駁回上述調查措施的請求。
28. 司法上訴人在卷宗133-135頁適時針對上述駁回調查措施請求的批示提出聲明異議，而預審員在卷宗第136頁維持駁回批示。
29. 上訴人認為存在其他醫療文件顯示上訴人所患有的精神疾病是存在疊加的複合狀況下，對於完整及適當評價上訴人行為在紀律程序結論方面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措施，對紀律處分之結論具有相當必要性及重要性!
30. 在沒有進行上述措施的前提下，根本無法準確評價上訴人在紀律程序中被指控的違紀行為在法律後果上是否應承擔的紀律責任。
31. 再者，在卷宗第126頁及136頁之駁回及維持駁回調查措施的批示中，預審員亦未有完整說明理由，而只單純認為“於答辯階段申請作出上述有關的調查措施部份為明顯不適當”。
32. 參考尊敬的中級法院在490/2021號裁決對於行政程序調查原則之見解：“作為行政程序的一般原則，調查原則並非包羅萬象、法力無邊或無遠弗屆，它受程序經濟和快捷原則的節制，其含義之一是行政機關有權力和義務“拒絕作出及避免出現一切”無關或拖延程序進行之情事(同一《法典》第60條)。依據第59條、第60條、第86條第1款和第87條第1款，我們可以引申出的結論是：調查之對象只是“有助於對程序作出公正及迅速之決定”的事實，行政機關無須調查無關之事實，而且應拒絕或駁回利害關係人申請的一切拖延性調查；只有當遺漏調查對“公正及迅速之決定”具重要性的事實時，才產生有可能引致(行政行為)非有效之效果的調查赤字(deficit de instrução)或事實前提錯誤。”
33. 本案中，司法上訴人所聲請的調查措施是關於其精神疾病的狀況，這是因為有其他醫療文件指出其患有的精神疾病不單只是刑事判決提及的精神疾病，這是一個醫學上(亦是科學上)的調查鑑定。
34. 單純聲請去取得其精神疾病的醫療紀錄以及進行一次性的精神病學的鑑定以評估其精神狀態，亦不見得會如何對程序造成任何不合理的拖延，甚至違反程序經濟和快捷原則。
35. 如果在調查措施中得出結論是說明司法上訴人基於罹患不同種類精神疾病疊加所產生的症狀而出現或有法定阻卻或減輕的情節，這樣，在沒有進行相關措施便得出的處分結論才是存在不公正!
36. 同時，中級法院在上述裁判引述尊敬的終審法院在第22/2017號裁判之見解：“即使行政行為的理由說明並不豐富，但如仍能讓所針對的人了解其請求不獲批准的原因。”，因此中級法院認為“理由說明之目標與宗旨皆在於讓具體利害關係人知悉 (cognoscer)特定行政行為的事實依據與法律依據，尤其是讓利害關係人明白 (compreender)相關行政機關的認知和評價過程，知悉有別於認同或贊同，不贊同無損知悉和了解行政行為的事實依據與法律依據。”
37. 本案中預審員駁回的理由只單純指出“於答辯階段申請作出上述有關的調查措施部份為明顯不適當”這一理由說明是明顯不充份。
38. 因此，司法上訴人認為被訴批示的事實存在判斷錯誤，被上訴實體沒有履行其調查義務，故被上訴行為因違反澳門《行政程序法典》第86條有關調查原則之規定，而沾有法律適用錯誤的瑕疵，應予撤銷。
違反適度原則
39. 如尊敬的法官閣下不認同上述法律適用錯誤的觀點，司法上訴人尚要指出被上訴行為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絕對不合理且明顯地違反了適度原則。
40. 被訴實體根據《軍事化人員通則》第219條g項、第224條、第238條第1款及第2款n項以及第232條之規定，科處了撤職處分。
41. 事實上，司法上訴人的年資已滿17年，根據軍事化人員通則第239條第2款，可選擇科處強迫退休(而非撤職)。
42. 被上訴批示在說明其選擇撤職處分的理由時指：
“嫌疑人身為警務人員，負有維護社會秩序及打擊犯罪的職責，並清楚知道自己負有不實施任何可構成刑事不法行為或輕微違反不法行為的作為或不作為之義務，然而，嫌疑人未有履行有關義務，反而在執勤期間對四名同事作出多次性騒擾的犯罪行為，其行為嚴重地影響了所屬部隊的聲譽，令巿民對紀律部隊人員的信心造成負面影響。”
43. 的確，針對年資已滿17年的司法上訴人，被訴實體擁有自由裁量權選擇強迫退休或撤職的處分。而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只有在權力偏差、明顯的錯誤或絕對不合理的情況下才受司法監督審查。
44. 然而，該權力的行使並非毫無限制，自由裁量權並不構成合法性原則的例外，行使時仍需遵守立法者設定的準則和界限。
45. 正如終審法院第9/2000號案件所述，平等、適度、公正及不偏不倚原則構成自由裁量的內在約束因素。
46. 司法上訴人認為被訴實體的決定明顯違反了適度原則。
47. 按Diogo Freitas do Amaral教授的精闢見解，適度原則有如下含義：“o «princípio da proporcionalidade» é o princípio segundo o qual a limitação de bens ou interesses privados por atos dos poderes públicos deve ser adequada e necessária aos fins concretos que tais atos prosseguem, bem como tolerável quando conforntada com aqueles fins.”。
48. 該原則有三項要點，即適當(Adequação)、必要(Necessidade)及合乎比例(Equilíbrio)。
49. 關於適當性，Diogo Freitas do Amaral教授指“A adequação significa que a medida tomada deve ser causalmente ajustada ao fim que se propõe atingir (cfr. CPA artigo 7.º, n.º 1). Procura-se deste modo verificar a existência de uma relação entre duas variáveis: o meio, instrumento, medida ou solução, de um lado; o objetivo ou finalidade, do outro”。
50. 換言之，當所採取的手段可適當地達致擬實現之目的時，便符合適當性的要件。
51. Manuel Leal-Henriques認為紀律程序之目的為“um meio de que a Administração se serve para repor o equilíbrio do corpo social momentaneamente ablado”。
52. JORGE DE FIGUEIREDO DIAS還解釋：“Fundada é apenas a verificação de que a medida disciplinar esgota a sua função e finalidade - diversamente do que sucede com a pena criminal - no asseguramento da funcionalidade, da integridade e da confiança do serviço público. Por isso mesmo, diversamente do que sucede com a pena criminal, não pode apontar-se à medida disciplinar uma finalidade primária (nem, na verdade, secundária) de prevenção geral, seja ela positiva ou negativa, mas apenas de prevenção especial”。
53. 然而，即使要回復因上述行為而被損害的秩序，強迫退休和撤職均為可適當達致目的之手段。
54. 必要性(Necessidade)是“para além de idónea para o fim que se propõe alcançar, a medida administrativa deve ser, dentro do universo das medidas abstratamente idóneas, aquela que, em concreto, lese em menor medida os direitos e interesses dos particulares.”。亦即要求在符合適當性的幅度內尋求最低損害的手段。
55. 合乎比例(equilíbrio)則要求“exige que os benefícios que se espera alcançar com uma medida administrativa adequada e necessária suplantem, à luz de certos parâmetros materiais, os custos que ela por certo acarretará…«Procura avaliar-se - diz Vitalino Canas - se o ato praticado, na medida em que implica uma escolha valorativa, isto é, o sacrifício de certos bens a favor da satisfação de outros, é correto, é válido à luz de parâmetros materiais».”。
56. 事實上，不論是《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抑或是《軍事化人員通則》，紀律處分均有等級之分。
57. 《軍事化人員通則》第219條便列舉了由輕微至嚴厲的紀律處分。
58. 其中，涉案的強迫退休與撤職有明顯的輕重之分。強迫退休並非完全切斷公職聯繫，而撤職則確定地切斷公職聯繫。
59. 符合適度原則(尤其是當中的必要性和合乎比例)，自然不可以針對所有情況都不加以區分地科處最嚴厲的撤職處分。而是處罰須與違反義務的情況相適應，以符合法律所羅列的紀律處分等級。
60. 參考被訴實體在保安司司長辦公室網站中的“警鐘長鳴”頁面中對外公開之資訊，可以參考到不同違紀行為的紀律處分情況。
61. 一名治安警察局首席警員聲稱可協助另一名警員兌換外幣，但在收取港幣八萬餘元款項後，沒有作出任何兌換行為，並將該筆款項全數挪用，被初級法院判處嫌疑人兩項「信任之濫用罪」，兩罪並罰，合共科處1年徒刑，准予緩刑2年。最終被科處強迫退休處分。
62. 一名一等警員向他人提供內部非公開資料，涉嫌觸犯違反保密罪，最終被科處強迫退休處分。
63. 海關一名廳長涉嫌參與假卡犯罪活動，於是將其拘捕，其除了涉嫌進行假卡交易外，更協助假卡集團進行“試卡”動作，最終被科處停職處分。
64. 由上可見，即使保安部隊成員涉及犯罪(甚至職務犯罪)以致嚴重地影響保安部隊的尊嚴和威信，亦不必然對其科處最嚴厲的撤職處分。
65. 在本案考慮相關所適用的紀律處分時，特別需要考慮到司法上訴人的精神病狀況。正如在預審階段中多名證人指出般，有觀察到上訴人因精神症狀出現無法清楚分辨、知悉、控制及記憶自己部份行為，而部份行為表現或其思考的邏輯異於常人，經常有天馬行空想法和表現。
66. 司法上訴人面對精神病症狀並非其所願，而其症狀的發展亦非其所可以控制。
67. 司法上訴人的妻子在經歷丈夫精神狀況的變化，多年來一直在其身邊不離不棄，然而，實在不知該如何處理現時所面對的情況，只可四處尋求幫助。
68. 我們認為司法上訴人現時面對的情況是情有可原的，現時所選擇撤職處分無疑是過重。
69. 同時，本案的紀律處分對於實現恢復受司法上訴人的行為所破壞的保安部隊的聲譽這一目標而言是非必要的，完全可以通過科處強迫退休或其他處分來實現前述目標。
70. 故此，司法上訴人認為即使認為本案屬不能維持職務聯繫的情況，亦應選用強迫退休的紀律處分，而非撤職。
71. 經重新考量司法上訴人的上述一切有利情況後，被上訴批示並不是最低損害和合乎比例的合適手段，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明顯錯誤及絕對不合理地違反了《行政程序法典》第5條所規定的適度原則，應予以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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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訴實體就上述上訴作出答覆，有關內容載於卷宗第44至48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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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院作出意見書，有關內容載於卷宗第57至60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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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訴訟前提
本院對此案有管轄權。
本案訴訟形式恰當及有效。
訴訟雙方具有當事人能力及正當性。
不存在待解決之無效、抗辯或其他先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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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事實
根據卷宗的資料，本院認定以下事實：
1. 司法上訴人在被撤職前為治安警察局警員，編號3*****，在警隊已實際服務了17年6個月20日之時間。
2. 司法上訴人患有適應障礙合併憂鬱症狀。
3. 司法上訴人在卷宗編號CR3-21-0088-PCC內被判處五項澳門《刑法典》第164-A條所規定及處罰的性騷擾罪名成立，每項各被判處5個月徒刑，五罪並罰，合共被判處1年4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緩刑2年執行。有關裁判已轉為確定。
4. 被訴實體於2022年10月20日作出以下批示：
“…
在本紀律程序卷宗中，有足夠資料證明針對嫌疑人A的指控事實得以認定，該指控書在此視為完全轉錄，並概括如下:
2019年5月14日，嫌疑人由治安警察局出入境管制廳暫調到出入境事務大樓內的居留及逗留事務廳工作。
2019年5月15日上午10時左右，在上述大樓居留及逗留事務廳內工作的技術輔導員B在辦公室擺放的飲水機旁取水時，其臀部被從其身後經過的嫌疑人用手輕輕掃過。數日後，B在辦公室影印機前影印文件時，嫌疑人在其身後來回走過並乘其不備用手掃其臀部，來回各掃了一次。B身後空間足以令嫌疑人順暢通過。
2019年5月某日上午10時左右，在居留及逗留事務廳工作的技術輔導員C從辦公室擺放的雪櫃裏拿取物品時，從其身後經過的嫌疑人乘其不備用手輕掃其臀部。C身後空間足以令嫌疑人順暢通過。
2019年5月27日上午10時21分左右，在居留及逗留事務廳工作的技術輔導員D在出入境事務大樓三樓小食部購買物品後，在樓梯防煙門門口遇見嫌疑人，二人隨後一起沿樓梯下樓，當D到達一樓並打開防煙門進入該樓層時，嫌疑人其身後用手輕拍其臀部並說出“咁大！”的字句。
2019年6月3日上午10時15分左右，在居留及逗留事務廳工作的翻譯員E在出入境事務大樓一樓輔助辦公室一部影印機前影印文件時，進入該房間並經過此處的嫌疑人突然乘其不備在其後方用手由右至左掃其臀部。E當時站立位置後有足夠空間供嫌疑人通過。
在相關的刑事案件中，嫌疑人被初級法院裁定觸犯五項《刑法典》第164-A條所規定及處罰的性騷擾罪，每項各被判處5個月徒刑，五罪並罰，合共被判處1年4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緩刑2年執行。有關裁判已轉為確定。
***
在接受調查期間，嫌疑人沒有承認作出了上指事實，且表示忘記曾發生該等事實，指稱其長期於仁伯爵綜合醫院精神科就診，有服食藥物，對很多事情都忘記。
根據嫌疑人所提交的資料，嫌疑人患有適應障礙合併憂鬱症狀，然而，卷宗無資料顯示嫌疑人因患該病而導致其無法按其意願行事。事實上，在相關的刑事案件合議庭裁判中，已清楚指出適應障礙並非讓人無法理解和評估其行為的違法性的疾病，也不會使嫌疑人完全無法理解他被指控的行為的犯罪性質，並因而認定其具可歸責性及裁定其罪名成立。
***
根據嫌疑人的個人資料及紀律記錄，嫌疑人於2018年度的個人評語為“良”。
嫌疑人於2019年2月27日被科處4天罰款，其實施上指五次事實的日期與接受該處罰的日期相隔不足6個月。
嫌疑人身為警務人員，負有維護社會秩序及打擊犯罪的職責，並清楚知道自己負有不實施任何可構成刑事不法行為或輕微違反不法行為的作為或不作為之義務，然而，嫌疑人未有履行有關義務，反而在執勤期間對四名同事作出多次性騷擾的犯罪行為，其行為嚴重地影響了所屬部隊的聲譽，令市民對紀律部隊人員的信心造成負面影響。
卷宗經治安警察局紀律委員會進行了必要審議。
嫌疑人分別對四名同事先後作出合共五次的性騷擾行為，並因而被判處五項性騷擾罪，違反了其時生效的經第66/94/M號法令所核准的《澳門保安部隊軍事化人員通則》(以下稱《軍事化人員通則》)第12條第1款結合第2款o)項規定的端莊義務(對應於第13/2021號法律(《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人員通則》(以下稱《保安部隊人員通則》)第92條第1款結合第2款14)項)。
嫌疑人得適用《軍事化人員通則》第200條第2款i)項所規定的減輕情節(對應於《保安部隊人員通則》第156條第2款 9)項)，以及《軍事化人員通則》第201條第2款l)項和m)項所規定的加重情節(對應於《保安部隊人員通則》第 157條第2款12)項)。除此之外，嫌疑人不適用其他減輕情節和加重情節，亦不存在任何阻卻和排除紀律責任的情節。
根據《軍事化人員通則》第232條的規定(對應於《保安部隊人員通則》第147條)，在科處處分時應考慮到以下數條所列之一般標準、違法行為之性質及嚴重性、違法者之職級或職位、過錯程度、個人品格、文化水平及任何不利或有利於嫌疑人之情節。
在本紀律程序中，經綜合考慮嫌疑人所作出的違紀行為及具體情節，以及所存在的減輕情節和加重情節，同時考慮到嫌疑人的過錯程度，特別是嫌疑人身為警務人員，在擔任職務期間，五次對同事作出性騷擾的犯罪行為，並被判處五項性騷擾罪。
嫌疑人的行為無疑破壞了維持職務關係所必須的基本信任，亦難以採用較輕的處分，基於此，根據《軍事化人員通則》第238條第1款和第2款n)項以及第232條的規定，得對嫌疑人科處強迫退休或撤職的處分(對應於《保安部隊人員通則》第153條第1款和第2款12)項及第147條)。
基於此，經聽取紀律委員會意見，本人行使經第86/2021號行政命令修改的第182/2019號行政命令第1款所賦予的權限，按照《保安部隊人員通則》第204條規定以及《軍事化人員通則》第211條第1款所指附件G，經考慮《軍事化人員通則》第232條的規定，決定根據《軍事化人員通則》第219條g)項、第224條、第238條第1款和第2款n)項以及第232條的規定，對嫌疑人A科處撤職的處分。
…”。
*
四. 理由陳述
檢察院就司法上訴人提出的問題作出以下意見：
“…
Na petição inicial, o recorrente solicitou a anulação do Despacho n.º059/SS/2022 proferido pelo Exmo. Sr. Secretário para a Segurança (doc. de fls.185 a 187 do P.A., que se dá aqui por integralmente reproduzido para os devidos efeitos.), pelo qual foi aplicada a pena disciplinar de demissão ao recorrente.
*
1. Ora, o recorrente assacou, em primeiro lugar, a violação do dever e do princípio de investigação, versando que “25. 司法上訴人在作出本案所指之違紀行為時，完全有可能是基於精神疾患而處於偶然及非自願地無法運用其智力的情況，從而出現紀律責任的阻卻情節。26. 司法上訴人已在預審階段請求根據第13/2021號法律《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人員通則》第216條第二款規定配合《刑事訴訟法典》第145條規定，請求針對上訴人的精神疾病的狀況以合議方式進行精神病學鑑定，以及請求向衛生局精神科取得上訴人患有精神疾病之完整醫療紀錄副本並將之載入卷宗。27. 紀律程序預審員在卷宗第126頁中之批示認為“於答辯階段申請作出上述有關的調查措施部份為明顯不適當”，因此駁回上述調查措施的請求。”
Repare-se que em harmonia com o princípio da eficiência e com o dever de celeridade (arts.12.º e 60.º do CPA), o princípio e o dever de investigação aos quais a Administração fica adstrita têm como pressuposto que há factos cujo conhecimento seja conveniente para a rápida e justa decisão do procedimento (art.86.º, n.º1 do CPA).
Dispõe o art.578.º do CPC: A condenação definitiva proferida no processo penal constitui, em relação a terceiros, presunção ilidível no que se refere à existência dos factos que integram os pressupostos da punição e os elementos do tipo legal, bem como dos que respeitam às formas do crime, em quaisquer acções civis em que se discutam relações jurídicas dependentes da prática da infracção.
À luz deste comando legal, e por maioria da razão e ainda em obediência à disposição na alínea h) do n.º2 do art.122.º do CPA, parece-nos que a condenação penal transitada em julgado é, mesmo no processo disciplinar, plenamente oponível ao próprio condenado no processo penal.
Com efeito, convém ter presente a brilhante jurisprudência que proclama (cfr. Acórdão do TSI no Processo n.º5/2017): É do entendimento quase uniforme que a condenação definitiva proferida em acção penal constitui caso julgado em processo disciplinar quanto à existência material e autoria dos factos imputados ao agente infractor do processo disciplinar.
No caso sub judice, sucede que transitado em julgado, o Acórdão prolatado no Processo n.ºCR3-21-0088-PCC condenou o arguido, ora recorrente, em ter praticado, na autoria directa e forma consumada, cinco crimes de importunação sexual p.p. pelo art.164.º-A do Código Penal, e nesse Acórdão se afirmou inequivocamente:
無可否認，本案的精神科報告及辯方所提交證據資料顯示嫌犯患有適應障礙(Adjustment Disorder)此精神疾病，且於案發期間仍有此疾病，當時於門診追蹤治療中，且現時嫌犯亦被鑑定出有性方面的關注(Sexual concern)〔對性較為好奇〕。然而，該份精神科報告亦指出，適應障礙並非讓人無法理解和評估其行為的違法性的疾病，也不會使嫌犯完全無法理解他被指控的行為的犯罪性質，且一般不會使嫌犯感到受威脅時出現攻擊性行為。因此，根據該份精神料報告，嫌犯被鑑定為並無智力問題，其充份理解犯罪的性質，其適應障礙的精神疾病於案發時處於緩解中，沒有急性精神症狀，其是根據其本人意願行事。
根據已審理查明的事實，嫌犯A在明知和有意識的情況下，違反婦女意願，故意用手觸摸四名女性被害人B、C、D及E身體的性敏感部位(臀部)，令該等被害人感到受辱(其中被害人B先後兩日內分別被觸摸一次[其中一次有兩下]其餘三名被害人各觸摸一次)。可見，嫌犯的行為已符合有關罪狀的主觀及客觀構成要件。
Do supramencionado Acórdão, transitado em julgado, decorre que é firmemente constatado que ao praticar os factos subsumidos em cinco crimes de importunação sexual p.p. pelo art.164.º-A do Código Penal, o recorrente estava sempre em “其充份理解犯罪的性質，其適應障礙的精神疾病於案發時處於緩解中，沒有急性精神症狀，其是根據其本人意願行事。”
Devido à força do caso julgado derivado do apontado Acórdão, e na medida em que, sem mínima dúvida, o despacho recorrido nestes autos se baseou totalmente nos mesmos factos que subsumidos em cinco crimes de importunação sexual por esse Acórdão, afigura-se-nos indubitável que a sua doença “適應障礙的精神疾病” não pode ser encaixada em qualquer da alíneas do art.158.º da Lei n.º13/2021 e, deste modo, não é dotada da virtude de circunstância dirimente da responsabilidade disciplinar.
Nesta linha de ponderação, inclinamos a concluir que é irrelevante e impertinente para a justa decisão do procedimento a diligência requerida pelo recorrente no processo disciplinar que culminou com a prolação do despacho ora recorrido, diligência que consiste em “請求針對上訴人的精神疾病的狀況以合議方式進行精神病學鑑定，以及請求向衛生局精神科取得上訴人患有精神疾病之完整醫療紀錄副本並將之載入卷宗” (art.68.º da petição).
Tudo isto conduz-nos a concluir que a não realização da apontada diligência não infringe o princípio e dever da investigação, nem constitui deficit de instrução e, em consequência, não pode deixar de ser certamente insignificante o argumento de que “本案中預審員駁回的理由只單純指出“於答辯階段申請作出上述有關的調查措施部份為明顯不適當”這一理由說明是明顯不充份” (conclusão 37 da petição), sendo manifesto que a assacada insuficiência da fundamentação é estanque do despacho em escrutí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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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pare-se que o recorrente arrogou ainda 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proporcionalidade consagrado no art.5.º do CPA, bem como o erro manifesto e total desrazoabilidade no exercício do poder discricionário, por a sua situação não poder ser enquadrada na inviabilização da manutenção da relação funcional e ele preencher o pressuposto da pena disciplinar de aposentação compulsiva previsto no art.154.º da Lei n.º13/2021.
Na nossa óptica, é praticamente consensual a jurisprudência mais autorizada que vem sedimentando (a título meramente exemplificativo, vide. Acórdãos do TUI nos Processos n.º26/2003, n.º23/2013 e n.º57/2020): O preenchimento da cláusula geral de inviabilidade da manutenção da relação funcional constitui tarefa da Administração a concretizar por juízos de prognose efectuados a que há que reconhecer uma ampla margem de decisão.
Subscrevemos a prudente jurisprudência que assevera (vide. Acórdão do TUI no Processo n.º22/2004): Se o agente reunir o período mínimo de 15 anos de serviço contados para efeitos de aposentação, a entidade com competência disciplinar pode optar por puni-lo com as penas de demissão ou aposentação compulsiva; se tiver menos que aquele tempo de serviço ou se não puder ser aposentado, a mesma entidade tem de aplicar a pena de demissão.
Cremos que é valiosa para a acertada interpretação do disposto nos arts.153.º e 154.º da Lei n.º13/2021 a sensata jurisprudência que preconiza (vide. Acórdão do TSI no Processo n.º22/2004): IX. O nº3 do art.315º do ETAPM não contempla a faculdade de escolha entre aposentação compulsiva e a demissão. Limita-se a restringir, porém sem a impor, a aplicação da pedida de aposentação compulsiva aos funcionários que detenham pelo menos 15 anos de serviço: quer dizer, tendo essa antiguidade, poderá ser aplicada a aposentação ou a de demissão; não a tendo, só poderá ser aplicada a pena de demissão. X. Tanto a aposentação compulsiva como a demissão partem da noção de que se esteja perante uma infracção que inviabilize a manutenção da relação funcional, de modo que verificado esse pressuposto (Inviabilidade da manutenção da relação funcional) a Administração ficará perante uma vinculação legal de aplicação da pena de demissão, sempre que o funcionário não conte com quinze anos de serviço. Pois bem, é solidamente assente que a aplicação da aposentação compulsiva não goza da prioridade.
E vale pena realçar que no actual ordenamento jurídico de Macau, se encontra firmemente consolidada a orientação jurisprudencial, segundo a qual “III - A aplicação pela Administração de penas disciplinares, dentro das espécies e molduras legais, é, em princípio, insindicável contenciosamente, salvo nos casos de erro manifesto, notória injustiça ou violação dos princípios gerais do Direito Administrativo como os da legalidade, da igualdade, da proporcionalidade, da justiça e da imparcialidade. IV – No âmbito da discricionariedade ou, em geral, naqueles casos em que é reconhecida uma margem de livre apreciação e decisão à Administração, não cabe ao Tribunal dizer se a decisão da Administração foi aquela que o tribunal teria proferido se a lei lhe cometesse essa atribuição. Essa é uma avaliação que cabe exclusivamente à Administração. O papel do Tribunal é o de concluir se houve erro manifesto ou total desrazoabilidade no exercício de poderes discricionários, por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proporcionalidade ou outro. V - A intervenção do juiz na apreciação do respeito do princípio da proporcionalidade, por parte da Administração, só deve ter lugar quando as decisões, de modo intolerável, o violem.” (a título igualmente exemplificativo, vide. Acórdãos do TUI nos Processos n.º71/2015 e n.º11/2019)
A atenciosa leitura dos acórdãos dos Venerandos TSI e TUI leva-nos a colher que é pacífica a jurisprudência que afirma que não é desproporcional, totalmente desrazoável ou grosseiramente injusta a demissão imposta aos trabalhadores da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 que tenham sido condenados na pena de prisão, mormente, na pena de prisão efectiva.
Em esteira e, no vertente caso, tendo em consideração da pena aplicada no Acórdão supra aludido, inclinamos a entender que a demissão imposta no despacho em questão não eiva do erro manifesto ou de total desrazoabilidade, nem infringe o princípio da proporcionalid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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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 todo o expendido acima, propendemos pela improcedência do presente recurso contencioso.
…”。
我們完全同意檢察院就有關問題作出之論證及意見，故在訴訟經濟快捷原則下，引用上述意見作為本裁判的依據，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
事實上，在刑事卷宗中已對司法上訴人的精神狀況作出了鑑定和評估，結論是司法上訴人“無智力問題，其充份理解犯罪的性質，其適應障礙的精神疾病於案發時處於緩解中，沒有急性精神症狀，其是根據其本人意願行事”，故不需在紀律程序中重複作出相關調查措施。
另一方面，考慮到司法上訴人違紀行為的嚴重性及對警隊帶來的負面影響，對其作出撤職處分並沒有違反適度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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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決定
綜上所述，裁判本司法上訴不成立，維持被訴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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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費用由司法上訴人承擔，司法費定為8UC。
作出適當通知及採取適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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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16日
裁判書製作人
何偉寧
第一助審法官
唐曉峰
第二助審法官 李宏信
助理檢察長
米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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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