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要裁判 (按照經第9/2013號法律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規定) --------
--- 日期：22/01/2024 -------------------------------------------------------------------------------------------
--- 裁判書製作人：蔡武彬法官 -------------------------------------------------------------------------------
上訴案第31/2024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裁判書製作人
簡要判決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起訴並提請初級法院以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審理：
第一嫌犯A為直接共同正犯，其以既遂方式觸犯了：
- 兩項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3款及第4款b項結合第196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
以未遂方式觸犯了：
- 一項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b項結合第21條及第22條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
第一嫌犯A為直接正犯，其以既遂方式觸犯了：
- 兩項澳門《刑法典》第245條結合第244條第1款c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使用偽造具特別價值文件罪」；
第二嫌犯B為直接共同正犯，其以未遂方式觸犯了：
- 兩項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3款結合第196條a)項、第21條及第22條所規定及處罰的「巨額詐騙罪」。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合議庭在第CR5-23-0192-PCC號案件中，經過庭審，最後判決 ：
- 第一嫌犯A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其以以既遂方式觸犯了兩項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3款及第4款b項結合第196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均罪名成立，每項判處兩年三個月徒刑。
- 第一嫌犯A被指控以未遂方式觸犯了一項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b項結合第21條及第22條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罪名成立，判處九個月徒刑；
- 第一嫌犯A被指控以直接正犯，其以既遂方式觸犯了兩項澳門《刑法典》第245條結合第244條第1款c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使用偽造具特別價值文件罪」，均罪名成立，每項判處九個月徒刑；
- 第一嫌犯A被指控以共同直接正犯，未遂方式觸犯兩項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3款結合第196條a)項、第21條及第22條所規定及處罰的「巨額詐騙罪」，均罪名成立，每項判處一年徒刑；
- 數罪競合，合共判處第一嫌犯三年九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
- 第二嫌犯B被指控以共同直接正犯，未遂方式觸犯兩項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3款結合第196條a)項、第21條及第22條所規定及處罰的「巨額詐騙罪」，每項判處一年徒刑；兩罪競合，合共判處第二嫌犯一年六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並根據澳門《刑法典》第48條的規定，暫緩執行第二嫌犯的上述徒刑，為期三年；
- 第一嫌犯A須向YY押賠償港幣六萬元（HKD60,000.00），附加該金額自判決作出至完全支付賠償之法定利息；及
- 第一嫌犯A須向XX押賠償港幣七萬元（HKD70,000.00），附加該金額自判決作出至完全支付賠償之法定利息。
嫌犯不服判決，向本院提起了上訴：
1. 上訴人的刑罰競合的刑幅為兩年三個月至八年九個月，而其被判處上訴人三年九個月的單一刑罰尚有下調的空間。
2. 判處上訴人不高於三年的徒刑亦能達到積極的一般預防犯罪的效果，相對於原來的刑罰決定，更能教化上訴人及服刑完畢再次融入社會而不再犯罪。
綜上所述，謹請尊敬的 中級法院法官閣下裁定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據理由成立，並作出以下判處：
- 廢止原審裁判相關部份的決定；及
- 根據《刑法典》第40條1款及2款、第65條、第71條第1款及第2款之規定改判上訴人不高於三年的徒刑。
檢察院就上訴人的上訴作出了答覆：
1. 上訴人認為，其刑罰競合的刑幅為兩年三個月至八年九個月，犯罪競合後被判處三年九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尚有下調的空間，應改判不高於三年的徒刑。因此，原審判決違反《刑法典》第40條1款及2款、第65條、第71條第1款及第2款之規定。
2. 上訴人各項犯罪的刑罰競合，其刑幅為兩年三個月至八年九個月，現時被判處三年九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實為上下刑幅差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之間，亦屬適當。
3. 基此，上訴人所述的、違反《刑法典》第40條1款及2款、第65條、第71條第1款及第2款之規定，並無出現。
基此，上訴人應理由不成立，原審法庭之判決應予維持，請求法官 閣下作出公正判決。
駐本院助理檢察長對上訴人提出了法律意見書。1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裁判書製作人在初端批示中認為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故運用《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b項規定的權能，對上訴作出簡要的審理和裁判。
二、事實方面
案件經庭審辯論後查明以下已證事實：
1. 第一嫌犯A與涉嫌人“阿秋”為朋友關係，二人於2020年（準確日期不詳）在香港認識；第二嫌犯B與涉嫌人“阿秋”為男女朋友關係；兩名嫌犯在涉嫌人“阿秋”的介紹下互相認識。
2. 涉嫌人“阿秋”與第一嫌犯A相識後，涉嫌人“阿秋”向第一嫌犯A提議一起在香港典當假冒品牌手錶。由於第一嫌犯A沒有工作，於是第一嫌犯A決定與涉嫌人“阿秋”一起典當假冒品牌手錶，並藉此來獲取金錢以維持生活所需。
3. 於是，第一嫌犯A與涉嫌人“阿秋”達成協議及共同合作，由涉嫌人“阿秋”向第一嫌犯A提供假冒品牌的手錶，及由第一嫌犯A將有關假冒品牌的手錶當作是真正品牌的手錶向香港的押店作出典當，同時，涉嫌人“阿秋”亦向第一嫌犯提供一張偽造的香港居民身份證，以便第一嫌犯作出典當時提供予押店職員作身份登記，從而隱瞞第一嫌犯的真實身份。
4. 第一嫌犯A與涉嫌人“阿秋”以上述手法成功在香港多間押店獲取款項，而每隻手錶典當後的全數款項均交予涉嫌人“阿秋”，再由涉嫌人“阿秋”分予第一嫌犯港幣一萬元（HKD$10,000.00）作報酬。第一嫌犯A一直以涉嫌人“阿秋”分予的報酬作為其唯一的收入來源，並以此來維持其生活所需。
5. 直至2023年2月（準確日期不詳），第一嫌犯A在香港被揭發典當假冒品牌的手錶後，第一嫌犯A與涉嫌人“阿秋”均認為已很難再在香港典當假冒品牌的手錶，為了繼續維持收入來源，彼等決定以上述相同手法在澳門的押店典當假冒品牌的手錶。
6. 2023年4月24日中午（具體時間不詳），涉嫌人“阿秋”在香港將兩隻假冒“ROLEX”品牌的手錶及一張持證人姓名為C、編號為R2*****(5)、出生日期為19**年5月19日、男性的香港居民身份證交予第一嫌犯A，以便第一嫌犯作出典當時提供予押店職員作身份登記，從而隱瞞第一嫌犯的真實身份（參閱卷宗第76頁的扣押筆錄）
7. 第一嫌犯A在取得上述香港居民身份證時，清楚知道該香港居民身份證並非由香港相關部門發出，亦清楚知道證件上除相片的樣貌屬嫌犯外，其餘資料均不屬於嫌犯本人的。
8. 2023年4月24日晚上約9時45分，第一嫌犯A來到澳門.......大馬路...號......大廈地鋪的“YY押”。
9. 當時，第一嫌犯A在明知手上持有的一隻假冒“ROLEX”品牌的手錶（錶身編號：2R94X029）並不是真正的“ROLEX”品牌手錶的情況下，仍將有關手錶當作是真正的“ROLEX”品牌手錶向“YY押”職員D要求典當（該手錶現扣押於本卷宗，參閱卷宗第20頁的扣押筆錄）。
10. 經D及“YY押”另一名職員E對上述手錶作初步鑑定後，彼等均誤以為有關手錶是真正的“ROLEX”品牌手錶，D遂向第一嫌犯A犯表示可以以港幣六萬元（HKD$60,000.00）收押有關手錶。
11. 第一嫌犯A同意以港幣六萬元（HKD$60,000.00）典當上述手錶。之後，第一嫌犯A將上述持證人姓名為C且編號為R2*****(5)的香港居民身份證交給D作登記，並成功將上述手錶向“YY押”作出典當，從而獲得港幣六萬元（HKD$60,000.00）（參閱卷宗第10頁的典當紀錄、第24至27頁的陪同翻閱錄影光碟筆錄）。
12. 當第一嫌犯A成功典當及離開上述押店後，E對上述手錶進行覆檢時，才發覺該手錶與“ROLEX”品牌的正貨手錶有異，故懷疑有關手錶屬偽冒，於是報警處理。
13. 經具資格的鑑定人員鑑定，證實第一嫌犯A向“YY押”典當的上述手錶為假冒“ROLEX”品牌之手錶（參閱卷宗第148頁及其背頁、149頁背頁及154頁的檢驗及評估之筆錄，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14. 2023年4月24日晚上約10時13分，第一嫌犯A來到澳門......街...號......中心I第...座地下...座的“XX押有限公司”（下稱“XX押”）。
15. 當時，第一嫌犯A在明知手上持有的一隻假冒“ROLEX”品牌的手錶（錶身編號：7858Y2L3）並不是真正的“ROLEX”品牌手錶的情況下，仍將有關手錶當作是真正的“ROLEX”品牌手錶向“XX押”職員F要求典當（該手錶現扣押於本卷宗，參閱卷宗第58頁的扣押筆錄）。
16. 經F對上述手錶作初步鑑定後，其誤以為有關手錶是真正的“ROLEX”品牌手錶，第一嫌犯A遂向F要求以港幣七萬元（HKD$70,000.00）典當有關手錶。
17. F亦同意以港幣七萬元（HKD$70,000.00）收押上述手錶。之後，第一嫌犯A將上述持證人姓名為C且編號為R2*****(5)的香港居民身份證交給F作登記，並成功將上述手錶向“XX押”作出典當，從而獲得港幣七萬元（HKD$70,000.00）（參閱卷宗第46頁的典當紀錄、第48至53頁的圖片）。
18. 當第一嫌犯A成功典當及離開上述押店後，F對上述手錶進行覆檢時，才發覺該手錶與“ROLEX”品牌的正貨手錶有異，故懷疑有關手錶屬偽冒，於是報警處理。
19. 經具資格的鑑定人員鑑定，證實第一嫌犯A向“XX押”典當的上述手錶為假冒“ROLEX”品牌之手錶（參閱卷宗第148、149及153頁的檢驗及評估之筆錄，有關內容在此被視為全部轉錄）。
20. 2023年4月24日晚上（具體時間不詳），第一嫌犯A帶著上述兩次典當所得的款項返回香港，隨即與涉嫌人“阿秋”相見並瓜分上述兩次典當所得，且透過前述所得來繼續維持其生活所需。
21. 事件中，第一嫌犯與涉嫌人“阿秋”的行為令到“YY押”損失了港幣六萬元（HKD$60,000.00）；令到“XX押”損失了港幣七萬元（HKD$70,000.00）。
22. 第二嫌犯B有經濟問題，在知道第一嫌犯A成功在澳門典當假冒品牌的手錶後，亦有意參與。於是，涉嫌人“阿秋”著第一嫌犯A下次帶同第二嫌犯B一起到澳門典當假冒品牌的手錶，第一嫌犯A同意之。
23. 涉嫌人“阿秋”與第一嫌犯A繼續維持之前的合作模式，並另外與第二嫌犯B達成協議及共同合作：由涉嫌人“阿秋”向第二嫌犯B提供假冒品牌的手錶，及由第二嫌犯B將有關假冒品牌的手錶當作是真正品牌的手錶向澳門的押店作出典當，同時，涉嫌人“阿秋”亦向第二嫌犯B提供一張偽造的香港居民身份證，以便第二嫌犯作出典當時提供予押店職員作身份登記，從而隱瞞第二嫌犯的真實身份，且每隻手錶典當後，第二嫌犯B可獲得港幣一萬元(HKD$10,000.00)的報酬。
24. 2023年4月26日下午(具體時間不詳)，“阿秋”將一隻假冒“TUDOR”品牌的手錶交予第一嫌犯A，將兩隻假冒“ROLEX”品牌的手錶交予第二嫌犯B，第一嫌犯A與第二嫌犯B一同乘船由香港經港澳碼頭進入澳門。之後，兩名嫌犯分頭行事，並各自帶著由涉嫌人“阿秋”提供的假冒品牌的手錶到澳門的押店典當。
25. 2023年4月26日下午約3時8分，第二嫌犯B來到澳門......大馬路...號地舖的“ZZ押”。
26. 當時，第二嫌犯B在明知手上持有的一隻假冒“ROLEX”品牌的手錶（錶身編號：7769Y2L3，型號116710，俗稱“藍黑圈”）並不是真正的“ROLEX”品牌手錶的情況下，仍將有關手錶當作是真正的“ROLEX”品牌手錶向“ZZ押”職員G要求典當（該手錶現扣押於本卷宗，參閱卷宗第97頁的扣押筆錄）。
27. 經G對上述手錶作初步鑑定後，其發覺該手錶的重量及錶面文字與“ROLEX”品牌的正貨手錶有異，遂向第二嫌犯B拒絕收押有關手錶。之後，第二嫌犯B便離開。
28. 2023年4月26日下午約3時46分，第一嫌犯A來到澳門......街...號......中心地下...舖的“WW押”。
29. 當時，第一嫌犯A在明知手上持有的一隻假冒“TUDOR”品牌的手錶（錶身編號：1515994）並不是真正的“TUDOR”品牌手錶的情況下，仍將有關手錶當作是真正的“TUDOR”品牌手錶向“WW押”職員H要求典當（該手錶現扣押於本卷宗，參閱卷宗第126頁的扣押筆錄）。
30. 在H對上述手錶作初步鑑定時，第一嫌犯A在店內被司警人員即場截獲。
31. 2023年4月26日下午約5時14分，第二嫌犯B來到澳門......街...號......中心第...座地下...座的“VV鐘錶珠寶金行”（下稱“VV押”）。
32. 當時，第二嫌犯B在明知手上持有的一隻假冒“ROLEX”品牌的手錶（錶身編號：2R98X442，型號116610，俗稱“黑水鬼”）並不是真正的“ROLEX”品牌手錶的情況下，仍將有關手錶當作是真正的“ROLEX”品牌手錶向“VV押”職員J要求典當（該手錶現扣押於本卷宗，參閱卷宗第97頁的扣押筆錄）。
33. 在J對上述手錶作初步鑑定時，第二嫌犯B在店內被司警人員即場截獲。
34. 之後，兩名嫌犯被帶到司法警察局進行調查。
35. 在司法警察局內，司警人員對第一嫌犯A進行搜查，並在第一嫌犯A的身上搜獲現金港幣八千八百元(HKD$8,800.00)及一張持證人姓名為C、編號為R2*****(5)、出生日期為19**年5月19日的香港居民身份證。有關現金是嫌犯的犯罪所得（參閱卷宗第76頁及其背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有關內容在此被視為全部轉錄）。
36. 司警人員對第二嫌犯B進行搜查，並在第二嫌犯B的隨身物品內搜獲兩隻錶面均印有“ROLEX”字樣的手錶（錶身編號分別7769Y2L3及2R98X442）及一張持證人姓名為I、編號為M5*****(6)的香港居民身份證（參閱卷宗第97頁弓反其背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
37. 經司法警察局進行證件鑑別後，證實上述兩張編號為R2*****(5)及編號為M5*****(6)的香港居民身份證均有不規則情況（參閱卷宗第216頁至第223頁的證件檢驗及分析報告，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為此，上述兩張編號為R2*****(5)及編號為M5*****(6)的香港居民身份證均是偽造的。
38. 經具資格的鑑定人員鑑定，證實第一嫌犯A欲向“WW押”典當的上述手錶為假冒“TUDOR”品牌之手錶；證實第二嫌犯B分別欲向“ZZ押”及“VV押”典當的上述兩隻手錶為假冒“ROLEX”品牌之手錶（參閱卷宗第148至149及150至153頁的檢驗及評估之筆錄，有關內容在此被視為全部轉錄）。
39. 經人之辨認程序，D確認第一嫌犯A是於2023年4月24日將上述假冒“ROLEX”品牌的手錶向“YY押”作出典當之人；F確認第一嫌犯A是於2023年4月24日將上述假冒“ROLEX”品牌的手錶向“XX押”作出典當之人（參閱卷宗第65及66頁的人之辨認筆錄）。
40. 經人之辨認程序，G確認第二嫌犯B是於2023年4月26日欲將上述假冒“ROLEX”品牌的手錶向“ZZ押”作出典當之人；J確認第二嫌犯B是於2023年4月26日欲將上述假冒“ROLEX”品牌的手錶向“VV押”作出典當之人（參閱卷宗第119及122頁的人之辨認筆錄）。
41. 第一嫌犯A以作出上述犯罪行為來獲取金錢，並以此作為維持其生活所需的唯一收入方式。
42. 事件中，倘第一嫌犯A成功典當手錶，“WW押”將損失港幣一萬五千元（HKD$15,000.00）。
43. 事件中，倘第二嫌犯B成功典當手錶，“ZZ押”將損失港幣九萬元(HKD$90,000.00)；“VV押”將損失港幣七萬元(HKD$70,000.00)。
44. 兩名嫌犯是在自由、自願、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
45. 第一嫌犯A意圖為自己及他人不正當得利，與他人達成協議及共同合作，明知上述兩隻由同黨提供的手錶是假冒“ROLEX”品牌之手錶，仍將有關手錶當作是“ROLEX”品牌的正貨手錶向押店作出典當，使押店職員對手錶的真偽產生錯誤而接受典當，從而分別造成兩間押店（“YY押”及“XX押”巨額的財產損失，並以有關手段作為其生活方式。同時，第一嫌犯A在兩次作出典當時先後兩次使用偽造的香港居民身份證作身份登記，目的是隱瞞第一嫌犯A的真實身份。
46. 第一嫌犯A的上述行為亦意圖影響了該類證件及文件的公信力及其在一般關係中所傳遞的安全及信心，並損害澳門特別行政區及第三人的利益。
47. 第一嫌犯A意圖為自己及他人不正當得利，與他人達成協議及共同合作，明知上述一隻由同黨提供的手錶是假冒“TUDOR”品牌之手錶，仍將有關手錶當作是“TUDOR”品牌的正貨手錶向押店作出典當，並以有關手段作為其生活方式，但因第一嫌犯A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成功。
48. 第一嫌犯A及第二嫌犯B意圖為自己及他人不正當得利，與他人達成協議及共同合作，明知上述兩隻由同黨提供的手錶是假冒“ROLEX”品牌之手錶，仍將有關手錶當作是“ROLEX”品牌的正貨手錶向押店作出典當，而有關押店將以巨額款項收押有關手錶及將可能造成巨額損失，但均因該兩嫌犯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成功。
49. 兩名嫌犯清楚知道彼等的行為是違法的，並會受到法律制裁。
在庭上還證實：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兩名嫌犯均為初犯。
- 證實第一嫌犯個人及經濟狀況如下：
- 第一嫌犯聲稱具有中學三年級的學歷，每月平均收入澳門幣一萬五千元至兩萬元，需供養父母。
- 第二嫌犯於2023年4月30日在檢察院報稱具有小學四年級的學歷，前夫每月給扶養費約港幣一萬二千元，無供養任何人。
經庭審未查明的事實：
- 沒有。
三、法律部份
上訴人在上訴理由中，認為其刑罰競合的刑幅為兩年三個月至八年九個月，犯罪競合後被判處三年九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尚有下調的空間，應改判不高於三年的徒刑。因此，原審判決違反《刑法典》第40條1款及2款、第65條、第71條第1款及第2款的規定。
理由明顯不能成立
上訴人僅對原審法院的數罪並罰的量刑提出上訴理由。
正如我們一直認同的，雖然法院對數罪並罰的適用乃根據《刑法典》第71條所規定的衡量規則予以審理，但是，其仍然需要具體刑罰在因應行為人罪過而定的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之間確定，並在該等限度內考慮刑罰的其他目的，並且仍然適用法律賦予法院在刑法規定的刑幅之間選擇合適刑罰的自由的制度，而只有當原審法院明顯違反法律或罪刑相適應原則時，上級法院才有介入原審法院的空間。
在對上訴人進行具體量刑時，原審法院已根據《刑法典》第64條及第65條的規定，全面、深刻地衡量了所有的重要情節，當中尤其包括其屬初犯、犯罪事實的不法程度較高、犯罪的故意程度甚高，上訴人的行為處罰罪名共七項，犯罪所涉及的財產金額巨大，而在可判處二年三個月至八年九個月的刑幅之內，選判3年9個月徒刑的決定，沒有明顯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根本沒有上訴人所指的任何下調空間。
駁回上訴。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裁判書製作人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予以駁回。
判處上訴人繳付4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以及訴訟費用。上訴人還需要支付《刑事訴訟法典》第410條第3款所規定的相同計算單位的懲罰性金額。
確定上訴人的委任辯護人的報酬為澳門幣1500元，由上訴人支付。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4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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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裁判書製作人)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Ao abrigo do disposto no artigo 406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CPP) vem o Ministério Público junto 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pronunciar-se nos termos que seguem:
1. Inconformado com o acórdão proferido nos presentes autos pelo Tribunal Colectivo do 5º Juízo Criminal d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que o condenou pela prática de 2 crimes de burla na forma consumada, previstos e punidos pelo artigo 211º, nºs 1, 3 e 4, alínea b) em conjugação com o artigo 196º, alínea, a) do Código Penal, nas penas de 2 anos e 3 meses cada um; pela prática de um crime de burla na forma tentada previsto e punido pelo artigo 211º, nº 1 e nº 4, alínea b), em conjugação com os artigos 21º e 22º do Código Penal, na pena de 9 meses de prisão; pela prática de 2 crimes de uso de documento falso de especial valor, previstos e punidos pelos artigos 245º e 244º, nº 1, alínea c) do Código Penal, nas penas de 9 meses cada um; pela prática de dois crimes de burla na forma tentada, previstos e punidos pelos artigos 211º, nºs 1 e 3 e 196º, alínea a) e 21º e 22º do Código Penal, nas penas de 1 ano de prisão e, resultado do cúmulo jurídico das penas parcelares referidas, na pena única de 3 anos e 9 meses de prisão efectiva, veio o Arguido A, melhor identificado nos autos, dele interpor recurso para 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pedindo a revogação parcial do acórdão recorrente com fundamento num alegado erro de julgamento em matéria de concreta determinação da medida da pena.
2. A nosso ilustre Colega junto do Tribunal recorrido respondeu ao recurso de forma judiciosa e muito bem fundamentada pelo que é merecedora da nossa total adesão.
Na verdade,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em matéria de aferição do acerto da concreta fixação das penas, esse douto TSI tem vindo a entender que,《não se vislumbrando qualquer injustiça notória na fixação,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da duração da pena de prisão dos arguidos recorrentes, há que respeitar esse juízo de valor do tribunal sentenciador, em sede da medida concreta da pena nos termos dos artigos 40º, nºs 1 e 2, e 65º, nºs 1 e 2, do Código Penal》(Cfr., entre outros, o Acórdão do TSI de 21.11.2019, processo nº 1138/2019).
Portanto, em princípio, o tribunal de recurso apenas deve intervir para corrigir uma pena fixada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quando tal pena se mostre notoriamente desadequada ou injusta.
Ora, no caso em apreço, atendendo à chamada moldura penal abstracta do concurso que tem como limite máximo a soma das penas concretamente aplicadas, ou seja, 8 anos e 9 meses, e como limite mínimo a mais a mais elevada das penas concretamente aplicadas, ou seja, 2 anos e 3 meses de prisão, parece-nos que o tribunal a quo, ao fixar uma pena de 3 anos e 9 meses, procedeu a uma pertinente e adequada ponderação dos factos relevantes em sede de determinação concreta da medida pena, tendo aplicado uma pena ajustada e que não padece do excesso que lhes vem apontado, mostrando-se em inteira conformidade com os critérios legais emergentes da norma do artigo 65º do Código Penal
3. Face ao exposto, salvo melhor opinião, é nosso parecer o de que deve ser negado provimento ao presente recur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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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31/2024 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