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案第6/2024號 —— 聲明異議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本案裁判書製作人於2024年1月22日基於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明顯不能成立而依《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b項的規定作出了以下的簡要裁判：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控訴並提請初級法院以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審理第一嫌犯B及第二嫌犯A為直接共同正犯，彼等的既遂行為觸犯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1《禁止不法生產、販賣和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
此外，第一嫌犯B還為直接正犯，其既遂行為觸犯：
- 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2《禁止不法生產、販賣和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第1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
- 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3《禁止不法生產、販賣和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第15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適當持有器具或設備罪」；及
- 澳門《刑法典》第312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違令罪」。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合議庭在第CR2-22-0041-PCC號案件中，經過庭審，最後判決：
1. 指控第一嫌犯B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所觸犯的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禁止不法生產、販賣和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第15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適當持有器具或設備罪」，判處罪名不成立。
2. 第一嫌犯B為直接共同正犯，其故意及既遂的行為已構成：
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禁止不法生產、販賣和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共犯)，判處12年的徒刑。
3. 第一嫌犯B為直接正犯，其故意及既遂的行為已構成：
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禁止不法生產、販賣和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第1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判處4個月的徒刑；
《澳門刑法典》第312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違令罪」，判處4個月的徒刑。
4. 數罪並罰，合共判處第一嫌犯12年4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
5. 第二嫌犯A為直接共同正犯，其故意及既遂的行為已構成：
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禁止不法生產、販賣和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共犯)，判處13年6個月的實際徒刑。
第二嫌犯A不服判決，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
1. 本上訴是針對初級法院第二刑事法庭判處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被判處十三年六個月的實際徒刑之判決而提起的。
2. 本上訴是以被上訴之判決沾染以下瑕疵而提起：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量刑過重，違反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8條第1款，結合《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之規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及第1款）。
3. 透過卷宗第3頁之照片顯示，包裹之寄件人及地址為“XX XX XX Road XX XX XX”。
4. 透過上述之地址可見有關包裹是從XX寄出的，在本案中對於寄件人之身份及地址並沒有作出任何調查，因此，根本不能證明該名人士與上訴人之間的關係，甚至於是否與上訴人為同一人。
5. 在卷宗第64頁本案第一嫌犯之訊問筆錄中，第一嫌犯指出其丈夫之姓名為“C”，與上訴人之姓名“A”明顯存有不同。
6. 上訴人與本案第一嫌犯之間並沒有登記結婚，第一嫌犯指出當時兩人是在友人D見證下結婚，然而，在本案中並沒有對D作出任何詢問，因此，在本案中並沒有任何實質證據證明上訴人口中所指的丈夫是否為第一嫌犯。
7. 此外，在卷宗第85頁至第94頁之XX通話中，顯示第一嫌犯通話之帳戶名稱分別為”E”以及”F”。
8. XX帳戶，”E”之登記電話號碼為“66XXXX85”，此電話號碼為第一嫌犯登記及使用之電話號碼。對於該兩個XX帳戶之實際持有人除了第一嫌犯聲明外，在本案中亦沒有其他證據予以證明第一嫌犯之聲明內容。
9. 上訴人於2023年11月11日在入境澳門被拘留後進行了尿液檢測深測程序，結果顯示上訴人之檢測結果呈陰性反應。
10. 因此，在本案中並沒有足夠及實質證據予以證明上訴人曾參與有關之犯罪行為。為此，相關結論是無法接受，同時違反限定或確定證據價值的法律規定或者違反經驗及職業準則就存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11. 綜上所述，相關的推論是明顯不合乎邏輯及違反經驗法則，並藉此判處上訴人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被判處十三年六個月的實際徒刑，原審判決明顯存在證據審查之錯誤。
12. 第17/2009號法律（經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8條第1款所規定的抽象刑幅為最高十五年，目的是為了讓法院在量刑時更具彈性，並根據所有具體的對嫌犯不利及有利的情節，在量刑時綜合衡量不法性、行為人罪過、刑罰必要性及預防犯罪等的情況下，對犯罪行為人處以對其最為合適的刑罰。
13. 在對於涉及毒品犯罪的量刑方面，有關毒品的份量一直作為衡量刑罰幅度的重要因素，然而，針對本案對上訴人判處十三年六個月的徒刑明顯過重。
14. 參考澳門終審法院第3/2011號刑事上訴案，可以得悉在同一類相似的案件中，該等被告同樣地觸犯了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而相關的第一審（卷宗編號CR1-09-0179-PCC）判決為判處6年的徒刑。
15. 同樣參考澳門中級法院第310/2016號刑事上訴案，該等被告同樣地觸犯了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而相關的第一審（卷宗編號CR3-15-0366-PCC）判決為判處8年6個月的徒刑。
16. 而且，在同類犯罪中並非單純以涉案毒品的份量作為量刑的唯一依據，尚要考慮在案件中是否存有對上訴人有利的情節。
17. 上訴人在實施犯罪時為初犯。
18. 上訴人在此次實施犯罪前一直未有刑事紀錄，奉公守法，本次犯罪只是其一次的偶然行為，倘若對其施以原審判決中所處的刑罰，相必對其人生產生不可磨滅的負面影響。
19. 在本案中是透過告示方式將審判日期通知上訴人，由於上訴人一直身處外地，因此，並不知悉本案審判聽證之舉行，且缺席了有關審判聽證。
20. 在審判聽證中並沒有聽取上訴人之聲明，因此，本案是在上訴人缺席之情況下作出了有關判決。在此，上訴人懇請法官 閣下考慮有關情節，尤其庭審是在上訴人缺席之情況下進行。
21. 因此，被上訴的判決根據第17/2009號法律（經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並對上訴人科處十三年六個月實際徒刑的部份，在參考同類判決所判處的刑罰幅度，以及明顯未有考慮到有利於上訴人的情節的情況下，上訴人認為有關量刑過重。
22. 綜上所述，被上訴的判決對上訴人科處十二年四個月的實際徒刑明顯不適度，應予廢止，並按照違反第17/2009號法律（經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8條第1款，第17/2009號法律（經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14條第1款，結合《刑法典》第65條及第40條規定，在重新對犯罪作出競合後，對上訴人應科處不高於9年之徒刑的公正裁判替代之。
請求，綜合以上所列舉的法律及事實理由，同時不妨礙尊敬的中級法院諸位法官 閣下對法律理解的高見，懇請裁定本上訴得直，並作出如下公正裁判：
1) 因出現審查證據的明顯錯誤，廢止原審判決，並開釋上訴人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第17/2009號法律（經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被判處十三年六個月的實際徒刑。
2) 倘若尊敬的法官 閣下不認同上述之見解，則懇請按照第17/2009號法律（經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8條第1款，第17/2009號法律（經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14條第1款，結合《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之規定，對上訴人科處不高於9年之徒刑。
承上所述，及有賴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對法律理解的高見，裁定本上訴得直，並一如既往地作出公正裁判！
檢察院對上訴人提出的上訴作出了答覆：
1. 在本案，原審法庭對事實的判斷主要建基於所有於審判聽證中提供的證據進行整體、積極分析及比較後而得出，尤其是證人證言以及在庭上對載於本卷宗內所有書證，及有關筆錄的審閱。而並非單憑某一方言詞。
2. 根據普遍司法見解，如果在審查證據時從某事實中得出的結論無法接受，又或者違反限定或確定證據價值的法律規定，又或者違反經驗或職業準則，就存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但該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不可能不被一般留意的人所發現。
3. 在本案，原審法庭沒有違反以上的規定及準則。事實上，在本案，第一嫌犯和第二嫌犯(上訴人)是否有夫妻關係並不重要，因無論是否有這關係，都不影響“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的犯罪構成。
4. 在本案，經警方調查證實，第一嫌犯使用電話號碼66XXXX84及63XXXX59在澳門作聯絡之用，其亦使用XX與第二嫌犯(上訴人)作聯絡之用，其XX帳號綁定的電話號碼為255-77XXXX20，帳號名為“G”。第二嫌犯(上訴人)的XX帳號綁定的電話號碼為66XXXX84及68XXXX75，帳號名分別為”E”及”F”。
5. 在兩名嫌犯透過XX討論轉運毒品來澳的過程中，二人會以“STONE”作為毒品“冰”的暗語。司警調查人員亦查明，當第二嫌犯(上訴人)於2021年8月13日準備寄出內藏毒品冰的包裹時，將該包裹拍攝短片並發送給第一嫌犯。
6. 同時，調查期間，司警人員在第一嫌犯的手提電話XX內發現兩名嫌犯多番談及買賣、寄出及接收毒品的對話內容。
7. 在庭審中，第一嫌犯亦承認在其手提電話中所發現的電話訊息為其與丈夫即第一嫌犯(上訴人)傾談販毒事宜的內容。
8. 因此，無論在主觀上，或客觀上的證據，均證實上訴人的行為符合“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的犯罪構成要件。原審法庭對有關事實的認定及作出有罪判決是合理的。
9. 亦因此，原審法庭所審查的證據是正確的，沒有明顯的錯誤，遵守了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及一般經驗法則，原審法庭的判決不沾有審查證據明顯錯誤的瑕疵（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c）項）。
10. 關於量刑是否過重方面：根據《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在量刑標準中，將犯罪的預防分為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兩種，以保護社會及使犯罪人改過自新。為此，賦予審判者刑罰的確定的自由並不是隨心所欲的，而是受到法律約束的司法活動，對法律的真正適用。
11. 亦因此，審判者在量刑時，須根據《刑法典》第40條的規定，所科處的刑罰應旨在保護法益及使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在任何情況下，刑罰均不得超逾罪責的程度。
12.同時，還根據《刑法典》第65條的規定，量刑須按照行為人的罪責及預防犯罪的要求，在法律所定的限度內為之。同時，也須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罪狀的情節。
13. 在本案，雖然上訴人屬初犯，且正如上訴人所述，在同類型案件中，有些嫌犯被判6年，有些被判8年，比本案刑期低。但個別案件總有其個別情況，因而引致不同的量刑考慮及審判結果。
14. 在本案，上訴人(第二嫌犯)故意程度高，不法程度也高，危害社會大，情節屬嚴重，尤其是案中有關毒品數量龐大，還有販毒採用的“毒品郵包”跨境模式。同時，正由於上訴人(第二嫌犯)缺席審判，沒有坦白交待案件經過，面對充分的證據，相比其他同類型案件，自然量刑稍重，但本案並非過重，而是合理的、適度的。
15. 在這，我們必須留意，販毒者是以非法方式來獲取不法利益，使吸毒者與其家庭成員受到持續傷害，嚴重危害社會。目前大部分國家、地區對涉及毒品的犯罪，皆採取嚴刑峻罰等嚴格禁制措施，對販毒者處罰最重甚至可處死刑或終身監禁。而澳門刑法對販賣毒品者處罰相對已較輕。
16. 毒品犯罪嚴重危害國家社會，在全球大力打擊毒品禍害背景下，澳門原審法院合議庭對上訴人的裁決已非過重，而是依照澳門刑法及據各人的不法程度、罪責程度等定在有關犯罪刑幅的合理準線。
17. 因此，對於原審法庭判決中裁定上訴人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第17/2009號法律（經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被判處13年6個月的實際徒刑，我們認為是合理的，因原審法庭已充分考慮對上訴人有利之事實，對其作出量刑時沒有違反《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即並非偏重，而是屬適當的量刑，遵守了罪刑法定原則及罪刑相稱原則。
基於此，檢察院建議判處上訴人上訴理由不成立，應予駁回，並維持原審法庭的決定。
檢察院駐本院的尊敬的助理檢察長提出法律意見：
澳門檢察院現根《刑事訴訟法典》第406條規定，就上訴人/嫌犯A不服澳門初級法院第二刑事法庭合議庭在第CR2-22-0041-PCC號合議庭普通刑事案件中作出之判決提出的上訴，發表檢閱意見。
上訴的基本事由：
2022年4月7日，在第CR2-22-0041-PCC號合議庭普通刑事案中，澳門初級法院第二刑事法庭合議庭判決如下：
“第二嫌犯A為直接共同正犯，其故意及既遂的行為已構成：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禁止不法生產、販賣和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共犯)，判處13年6個月的實際徒刑。”（詳見卷宗第480至491頁）
上訴人不服上述判決，於2023年11月30日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認為原審判決存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以及量刑過重的瑕疵。據此，請求中級法院開釋嫌犯或改判不高於9年的徒刑。（詳見卷宗第713至720頁）
檢察院在上訴答覆中認為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詳見卷宗第732至737頁）
本案上訴標的合法、上訴人具有上訴正當性及利益、上訴適時。
我們來看看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是否成立，其請求應否予以支持？
（一）關於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問題。
上訴人認為，在本案中沒有足夠及實質證據證明其曾參與有關之犯罪行為，其指出：卷宗資料未能夠證明寄出涉案包裹之人為上訴人，並且除第一嫌犯的聲明外，沒有實質證據證明上訴人為其丈夫以及涉案XX帳戶之實際持有人為上訴人，而且上訴人在入境澳門時所做的尿液檢測程序為陰性反應。
關於“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中級法院一貫的見解認為：“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4
終審法院對“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也一直認為：“如果在審查證據時從某事實中得出的結論無法接受、如果違反限定或確定證據價值的法律規定或者違反經驗或職業準則，就存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的瑕疵。該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不可能不被一般留意的人所發現。”5
經分析原審判決可見，該判決對於認定上訴人涉案作出了有針對性的理由說明，而該理由說明合理且符合一般邏輯和經驗。
審視該判決認定和未認定的事實，本院亦未發現其間存在不相容的地方，且根據已認定的事實也能夠合理地得出上訴人涉案的結論，而這一結論是原審合議庭在對庭審中出示的各類證據進行了逐一審查分析之後得出的。就證據審查及認定而言，我們看不出其有明顯錯誤。
分析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其主要是認為，卷宗沒有足夠證據證明其參與實施本案的犯罪，原審合議庭根據現有證據不應得出其參與實施本案的犯罪的結論。
應指出，審查證據上的明顯錯誤與證據的充分與否完全是兩回事。而本案中，本院未見存在審查證據上的明顯錯誤。至於證據是否充分，則屬於自由心證範圍，只要相關的判斷不存在明顯的錯誤，便不能受到質疑。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規定，評價證據係按經驗法則及有權限實體之自由心證為之，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換言之，法官在對構成訴訟標的之具爭議事實，在事實審層面上作出認定或不認定時，除了法律對評價證據方面另有事先規定的情況，最終仍須按經驗法則去分析、評價案中的所有證據材料，從而判斷哪些事實屬實、哪些不屬實。當法官對事實審的最終判斷結果尤其違反了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時，才會構成在審查證據上的明顯錯誤。6
有必要指出，就證據而言，原審判決之定罪並非僅以第一嫌犯B的聲明為依據，當中除了該嫌犯聲明外，亦包括卷宗其他證據（例如卷宗第2頁至第6頁、第31頁至第38頁；第41頁至第47頁、第101頁至第102頁關於涉案郵包所拍攝的相片及相關的單據資料、第78頁至第94頁載有翻看第一嫌犯手提電話的筆錄、第95頁至第96頁載有第一嫌犯辨認相片的筆錄以及第208頁至第234頁對第一嫌犯手提電話所進行的法證報告）。可見，原審合議庭對事實的認定建基於對各類證據的綜合分析，而非以孤證定罪。
綜觀原審判決，本院認為，該判決對事實審的結果所發表的判案理由說明，一般人在閱讀該判決內容後，按照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不會認為該事實審結果屬不合理。
上訴人上訴提出之質疑實質上是對原審合議庭在審查證據後得出的心證結論不滿。
然而，上級法院的司法見解一向認為，原審法院在對證據的審理過程中不存在明顯錯誤的情況下，原審法院的自由心證是不能受到質疑的，上訴法院更不能以自己的心證代替原審法院的心證。7
這正是本案的情況。
基於以上分析，本院認為，上訴人提出的原審判決存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瑕疵的理由不成立。
（二）關於量刑過重的問題。
上訴人指出，其為初犯，在審判聽證中沒有聽取其聲明，以及與同類案件之刑罰比較後，認為本案明顯未有考慮有利上訴人的情節，存在量刑過重之瑕疵，應改判不高於9年徒刑。
對於量刑，我們一貫認為，其輕重是相對而言的，因此，判斷量刑的輕重應從比較的角度作出審視。
除非有更好的比較方法，本院主張從以下兩個方面作出審視，藉以判斷具體的刑罰是過輕，還是過重，抑或適中。
其一為，根據具體個案實際情況結合法定刑進行審視。
其二為，結合過往已決之類似案件中定出之刑罰進行審視。
我們首先結合法定刑分析一下本案的具體情況。
在本案中，原審判決認定上訴人為直接共同正犯，其故意及既遂的行為已構成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禁止不法生產、販賣和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共犯），判處13年6個月的實際徒刑。
上述罪名之法定刑為5年至15年徒刑。
原審判決在量刑時指出：
“考慮到兩名嫌犯在本案的犯罪事實的不法程度、故意程度，以及考慮了與本案有關的其他情節，尤其是案中涉及的毒品份量龐大、跨境販毒的模式、第一嫌犯的認罪聲明。
根據嫌犯的最新刑事記錄顯示，兩名嫌犯均屬於初犯。
針對第二嫌犯A所觸犯的：
- 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共犯)，判處13年6個月的徒刑。”（詳見卷宗第489頁背頁）
不難發現，原審判決雖然提及在量刑時“考慮了本案犯罪事實的不法程度、嫌犯犯罪的故意程度”，但並未具體指出本案犯罪事實的不法程度（高、中或低等）、上訴人的故意程度（高、中或低等）。
本院認為，不法程度和故意程度的具體情況（高、中或低等）對於量刑結果有著直接影響，應屬需要具體指明的量刑理由。
正因如此，《刑事訴訟法典》第65條第2款明確要求，在確定刑罰之份量時，尤須考慮事實之不法程度和故意或過失程度—這應指的是具體（因個案而不同）的不法程度和故意或過失程度。
更應注意的是，該條第3款規定：“在判決中須明確指明量刑之依據。”
何謂“明確指明量刑依據”？
是如原審判決般僅指出“考慮了本案犯罪事實的不法程度、嫌犯犯罪的故意程度”即足矣嗎？非也！
我們理解，所謂“明確指明量刑依據”，除了具體的法條依據外，“明確指明”應指的是具體的事實（量刑情節）依據。就不法性和罪過程度而言，顯然應指明法院最終認定的不法性和罪過程度的高、中或低等，而非僅泛泛或概括指出法院在量刑時考慮了不法性和罪過程度。
這是因為，僅泛泛或概括指出法院在量刑時考慮了不法性和罪過程度，無法使人知悉法院最終依據的是什麼量刑情節（有利或不利於嫌犯及影響大小）作出了量刑。這不僅不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65條第3款的“須明確指明”的要求，也使嫌犯難以有針對性地行使自己的辯護權（上訴權），更使上級法院難以行使上訴監督權。同時，在判決公開後，也使公眾無從知曉法院的量刑理由。
我們不妨設身處地地想一想，當嫌犯不知其因何種程度的不法性及罪過而被判處刑罰時，他將如何辯護，這對他是否公平？上級法院又將如何監督相關的量刑有無超逾嫌犯的罪過程度和不法性程度？法院的判決又將如何在公眾中起到良好的法律宣傳效果？
問題的根本在於，既然法律明確提出了“在判決中須明確指明量刑之依據”，那麼毫無疑問，司法機關就應嚴格照辦，而不應以過於簡單抽象的方式取而代之，或在認為“其說明理由可進一步展開”的同時，在未展開說明理由時仍予以接納。
關於《刑事訴訟法典》第356條第1款有關量刑依據的規定，我們完全認同中級法院過往提出的見解：“只有當絕對欠缺（事實或/及法律）之理由說明時，方導致無效。”8
本院認為，原審判決未遵守《刑事訴訟法典》第65條第3款“須明確指明”的規定作出量刑已經構成“絕對欠缺（事實或/及法律）之理由說明”。
再清楚不過，雖然在本案中原審判決的“說明理由”或許象中級法院過往見解認為的那樣，可/應“進一步展開”，但恰恰是因為其未進一步展開，使得其提及之“考慮到本案犯罪事實的不法程度、嫌犯犯罪的故意程度”沒有了任何實質內容，因為沒有人能夠從這一空泛的表述中得知該程度是什麼程度。其結果必然是，閱讀合議庭裁判的人無從理解“理由說明”與裁判結論之間的邏輯關係。我們不能要求人們從本案的事實中推定本案犯罪事實的不法程度和嫌犯故意程度，我們需要了解的是原審合議庭對本案犯罪事實的不法程度和嫌犯故意程度自身作出的具體而明確的認定結論。這樣我們在上訴程序中才能有針對性地作出審議。因此，原審法院以抽象的方式說明量刑理由不應在判決中被允許。
為了實現高質量的司法，本院一貫主張和關注精準量刑的問題，並一再提請上級法院予以關注。
我們認為，精準量刑不僅要做到刑種、刑量和執行方式的精準，在量刑情節的考量及量刑理由的說明上同樣應精準。我們確信，這是立法者要求“在判決中須明確指明量刑之依據”的應有之義。
本院深深以為，作為司法機構必須時刻意識到，應讓司法公正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得以實現，並使人們能夠切身感受到。相信立法者明確規定“在判決中須明確指明量刑之依據”也包含此意圖。但無論如何，原審判決在量刑時並未做到這一點。
基於此，我們認為，原審裁判存有欠缺理由說明的瑕疵，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356條第1款及《刑法典》第65條第2款之規定，並使該判決在量刑部分出現無效瑕疵。9
根據《刑法典》第65條的規定，審判者在量刑時，必須考慮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之需要，以及對嫌犯有利和不利之一切不屬罪狀之情節。
本院認為，由於原審判決並未指明上訴人犯罪故意及罪過程度以及不法性程度，故難以在法定刑幅度內對原判刑罰作出評判，也難以判斷原判刑罰是否超出了上訴人的罪過程度。
基於此，現階段不具備審查量刑是否過重的條件。
綜上所述，在此上訴階段，本院的意見是：
1.上訴人提出的原審判決存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瑕疵的理由不成立。
2.原審判決在量刑部分未明確指明不法性程度及罪過程度，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356條第1款及《刑法典》第65條第2款之規定，存有欠缺理由說明的瑕疵，並使該判決在量刑部分出現無效瑕疵，繼而妨礙對具體判處之刑罰是否過重作出審查。
基於維護合法性及客觀原則的要求，茲提請中級法院判定：
1.上訴人提出的原審判決存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瑕疵的理由不成立。
2.原審判決在量刑部分未明確指明不法性程度及罪過程度，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356條第1款及《刑法典》第65條第2款之規定，存有欠缺理由說明的瑕疵，廢止原判（宣告量刑部分無效），將卷宗發回，指令在具體指明量刑依據（嫌犯不法性程度及罪過程度）的前提下，重新量刑。
請求依法作出公正裁判！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裁判書製作人在初端批示中認為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故運用《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b項規定的權能，對上訴作出簡要的審理和裁判。
二、事實部分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B (第一嫌犯)及A (第二嫌犯)為夫妻關係。
2. 2021年6月12日，第二嫌犯經澳門國際機場離境澳門。
3. 2021年6月7日，因第一嫌犯處於非法逗留狀態而被治安警察局出入境管制廳發出編號0256/2021/3/CIR之通知書，當中要求嫌犯必須在該通知書上的指定日期（即2021年6月18日）前往該廳報到，以便處理驅逐出境之有關手續，若無足夠理由而不依時到該廳報到者，將按《澳門刑法典》第312條，構成違令罪。同日，經治安警員聯同印尼語翻譯員作出解釋後，第一嫌犯獲悉上述命令，並在該通知書上簽署確認。
4. 2021年6月18日，第一嫌犯按通知書的內容到出入境管制廳報到，並再獲該廳通知須於2021年6月22日前往報到，而所要求之報到日期已列印在通知書上，報到編號為25391。
5. 然而，第一嫌犯於2021年6月22日並沒有按照上述通知書的內容到出入境管制廳報到，亦沒有作出任何解釋，且一直在澳門非法逗留。
6. 自此，兩名嫌犯決意分工合作及共謀合力，由第二嫌犯在外地取得毒品“冰”後，透過郵遞方式寄往澳門，由第一嫌犯負責接收，然後由第一嫌犯在澳門進行販賣，以賺取金錢利益。
7. 第一嫌犯使用電話號碼66XXXX84及63XXXX59在澳門作聯絡之用，其亦使用XX與第二嫌犯作聯絡之用，其XX帳號綁定的電話號碼為255-77XXXX20，帳號名為“G”。第二嫌犯的XX帳號綁定的電話號碼為66XXXX84及68XXXX75，帳號名分別為”E”及”F”。
8. 在兩名嫌犯透過XX討論轉運毒品來澳的過程中，二人會以“STONE”作為毒品“冰”的暗語。
9. 第二嫌犯在外地取得毒品“冰”後，將之包裝成一個包裹，並於2021年8月13日，將準備寄出內藏毒品“冰”的包裹拍攝短片，發送予第一嫌犯以讓第一嫌犯知悉。
10. 2021年8月15日司警人員接獲情報，指香港海關截獲透過H有限公司(“H”)運送的一個內藏毒品的郵包（郵單編號619XXX23），該郵包內裝有兩個印有“XX”字樣的橙色包裝盒，由英國經香港轉運至澳門，經進行快速測試後，懷疑內藏毒品“安非他命”。於是，司警人員於2021年8月18日按法定程序從香港海關接收該郵包。
11. 之後，司警人員展開對上述郵包的監控送遞行動，同時對該郵包的收件人（即第一嫌犯）進行監視。
12. 2021年8月19日，第二嫌犯通知第一嫌犯上述郵包已送抵澳門。於是，第一嫌犯於2021年8月20日致電“H”以確認送貨地址及時間，且要求將收件電話更改為66XXXX84。
13. 查明第一嫌犯將於XX街“I”泰國餐廳一帶簽收上述郵包後，司警人員於2021年8月20日上午約11時在上址進行部署。
14. 同日上午約11時45分，第一嫌犯在XX街與XX街交界從“H”速遞員手中接獲上述編號619XXX23的郵包，並在步入其居住的XX大廈之際，司警人員馬上上前將第一嫌犯截獲，並即場檢獲。
- 一個黃色“H”紙盒郵包連三張貨運單，內藏一個表面貼有編號619XXX23的包裹，包裹內的物品如下：
1. 一個橙色寫有“XX”的包裝盒，包裝盒內裝有：
- 一本白色封面寫有“XX”的書本；
- 一張印有“XX”的彩色海報；
- 一本印有“XX”的藍色書本；
- 一本印有“XX”的綠色書本；
- 一張印有“XX”的紙卡；
- 一張中間有洞的紙卡；
- 一張印有“XX”的黑色底紙卡；
- 一包密封啡色膠袋，懷疑藏有毒品，重量約329.5克。
2. 一個橙色寫有“XX”的包裝盒，盒底沾有懷疑毒品，包裝盒內裝有：
- 一本白色封面寫有“XX”的書本；
- 一張印有“XX”的彩色海報；
- 一本印有“XX”的藍色書本；
- 一本印有“XX”的綠色書本；
- 一張印有“XX”的紙卡；
- 一張中間有洞的紙卡；
- 一張印有“XX”的黑色底紙卡；
- 一包密封啡色膠袋，懷疑藏有毒品，重量約334.2克。
- 在第一嫌犯身上檢獲：
1. 一部白色手提電話(電話號碼為66XXXX84)；
2. 一部粉紅色手提電話(電話號碼為63XXXX59)。
15. 司警人員隨即前往第一嫌犯位於XX街XX號XX大廈XX樓XX室單位的住所，並在第一嫌犯的睡房內檢獲以下物品：
1. 一個黑色手提包，內裝有澳門幣64,000元及人民幣800元；
2. 一個棕色面的手提電腦連電源線；
3. 一部白色手提電話連電池；
4. 一個綠色打火機（懷疑用作吸食毒品“冰”）；
5. 一條長約8厘米及經改裝的膠飲筒（懷疑用作吸食毒品“冰”）；
6. 一條長約15厘米的膠飲筒，其中一端連接一條透明吸管，透明吸管末端沾有懷疑毒品“冰”的痕跡。
16. 司警人員對“H”所提供的與上述郵包有關的文件進行扣押：
1. 一張印有“H”字樣的收據（編號20082XXXOX01），收據上有第一嫌犯的簽署；
2. 一張印有“H”字樣的電子收據（編號JD01XX167），收據上有第一嫌犯的電子簽署。
17. 經鑑定後，結果顯示從上述郵包中所檢獲的兩個橙色寫有“XX”的包裝盒內的密封啡色膠袋中的白色晶體(TOX-U0542)及(TOX-U0543)，淨量分別為307.5克及308.5克，經定量分析後，在當中檢出受第17/2009號法律附表二B所管制物質“甲基苯丙胺”含量分別為238克及243克（卷宗第164至171頁及第303至309頁的鑑定報告，其結果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18. 已證事實第17點的物質是兩名嫌犯用作共同提供予他人。
19. 經鑑定後，結果顯示從上述郵包中所檢獲的橙色紙盒內的痕跡(TOX-U0544)、在第一嫌犯的住所睡房內檢獲的連有透明吸管的藍色吸管內的痕跡(TOX-U0545)及黃色吸管內的痕跡(TOX-U0546)均檢出受第17/2009號法律附表二B所管制物質“甲基苯丙胺”（卷宗第173至180頁的鑑定報告，其結果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20. 調查期間，司警人員在第一嫌犯的手提電話XX內發現兩名嫌犯多番談及買賣、寄出及接收毒品的對話內容。
21. 案件被揭發前兩至三星期，第一嫌犯曾在澳門使用案中經改裝的吸管吸食毒品“冰”。因而經對第一嫌犯進行尿液檢測，檢測結果顯示第一嫌犯的尿液對“Amphetamines”（即“甲基苯丙胺”）呈陽性反應。
22. 兩名嫌犯清楚知悉已證事實第17點所指的毒品其性質及特徵，仍在未經法定許可的情況下，不法取得、持有、運載、收受及準備出售上述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目的是將之在澳門作販賣用途，藉此取得不法的金錢利益。
23. 第一嫌犯清楚知悉其於第21點已證事實其所吸食的毒品的性質及特徵，仍在未經法定許可的情況下，不法吸食該等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
24. 第一嫌犯還不法持有第19點已證事實所指的吸管作為用具，以作吸食毒品之用。
25. 第一嫌犯明知必須在出入境管制廳指定的日期內前往該廳報到，且清楚知道不遵守有關的命令將受到刑事處罰，仍違反該命令，沒有在指定日期內前往該廳報到，且沒有合理解釋，違反了上述由有權限當局依法作出及應當服從的正當命令。
26. 兩名嫌犯均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之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且清楚知道彼等的行為違法，會受法律制裁。
此外，還查明：
- 第一嫌犯B表示具有中學畢業的學歷，羈押前任職侍應，每月收入為7,500澳門元，丈夫在職，兩人未育有子女。
- 根據嫌犯的最新刑事記錄顯示，兩名嫌犯均屬於初犯。
未能證明的事實：
- 控訴書與上述已證事實不符的其他事實。
三、法律方面
上訴人在其上訴理由中，認為：
- 在本案中沒有足夠及實質證據證明其曾參與有關之犯罪行為，其指出：卷宗資料未能夠證明寄出涉案包裹之人為上訴人，並且除第一嫌犯的聲明外，沒有實質證據證明上訴人為其丈夫以及涉案XX帳戶之實際持有人為上訴人，而且上訴人在入境澳門時所做的尿液檢測程序為陰性反應。原審法院的事實認定出現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存有錯誤。
- 其為初犯，在審判聽證中沒有聽取其聲明，以及與同類案件之刑罰比較後，認為本案明顯未有考慮有利上訴人的情節，存在量刑過重的瑕疵，應改判不高於9年徒刑。
理由明顯不能成立。
首先，眾所周知，《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是指，對於原審法庭所認定的既證事實及未被其認定的事實，任何一個能閱讀原審合議庭裁判書內容的人士在閱讀後，按照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均會認為原審法庭對案中爭議事實的審判結果屬明顯不合理，或法院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又或者法院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而這種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錯誤。10
同樣我們一貫堅持，事實審理的自由心證是刑事訴訟的核心原則，而作為一個平常的人、一個主觀的人的法官，在運用法律所賦予的審理證據的自由的武器時，需要遵循法律對此自由附加的證據原則和客觀標準，遵守一般的生活經驗法則的義務。在審查證據後對於採信何種證據，是法官形成心證的過程，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的規定，法官在對構成訴訟標的的具爭議事實，在事實審層面上作出認定或不認定時，除了法律對評價證據方面另有事先規定的情況，如《刑事訴訟法典》第149條第2款所規定的排除法官的自由心證的情況，最終仍須按經驗法則去分析、評價案中所有的證據。
對於上訴法院來說，要審理如題述的事實瑕疵的問題，唯有通過法院的這些分析以及對證據的衡量的具體說明發現其存在明顯到一般心智的人就可以發現的錯誤的時候才能確定這項事實認定方面的瑕疵。
從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可見，原審法院在事實判斷方面，已經詳細地指出了形成心證的過程，尤其是對庭審所調查的證據的衡量，除了該嫌犯聲明外，亦包括卷宗其他證據（例如卷宗第2頁至第6頁、第31頁至第38頁；第41頁至第47頁、第101頁至第102頁關於涉案郵包所拍攝的相片及相關的單據資料、第78頁至第94頁載有翻看第一嫌犯手提電話的筆錄、第95頁至第96頁載有第一嫌犯辨認相片的筆錄以及第208頁至第234頁對第一嫌犯手提電話所進行的法證報告），其所得出的對已證事實的認定並沒有出現明顯違反證據規則以及違反一般生活經驗法則之處。
很明顯，上訴人只是純粹地以個人意見挑戰法院心證而已，此部分的指責是毫無道理的，原審法院的事實認定不存在任何錯誤。
（二）販毒罪中的量刑
就量刑方面，根據《刑法典》第65條的規定，刑罰的確定須“在法律所定之限度內”及“按照行為人之罪過及預防犯罪之要求”（無論是一般預防還是特別預防之要求）來作出，並要考慮所有在卷宗內查明的相關因素，尤其是那些於該條文第2款所列明確的因素。
而法律賦予法院有在法定的刑幅內選擇一合適的刑罰的自由，上級法院只有在原審法院的量刑罪刑不符或者刑罰明顯不當的情況才有介入的空間。
在本案中，上訴人除了為初犯的情節以外，並沒有任何可以用以考慮減輕刑罰的情節，由上訴人所寄送毒品的郵包的毒品的數量，明顯顯示其犯罪的情節嚴重，行為的不法性程度高，而毒品所帶來的禍害必然與其數量成正比，可見其故意程度屬甚高。另一方面，從犯罪的預防的角度看，上訴人所犯的犯罪是本澳常見罪行，亦是全球性致力打擊的犯罪行為，其性質、不法性及後果相當嚴重，毒品活動對於吸毒者的個人健康乃至公共健康及社會安寧均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此外，跟毒品有關的犯罪行為在本澳正呈增長的趨勢，由此產生的社會問題十分嚴重，一般預防的要求極高。
因此，被上訴的合議庭在綜合考慮犯罪預防（無論是特別預防還是一般預防）的需要及上訴人的罪過程度，在1項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所規定的罪名的5年至15年徒刑的法定刑幅中，決定判處上訴人13年6個月實際徒刑的刑罰，並沒有明顯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的地方，應該予以支持。
駁回上訴。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裁判書製作人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予以駁回。
判處上訴人繳付4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以及訴訟費用。上訴人還需要支付《刑事訴訟法典》第410條第3款所規定的相同計算單位的懲罰性金額。
確定上訴人的委任辯護人的報酬為澳門幣1500元，由上訴人支付。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4年1月22日”
上訴人A對上述簡要裁判不服，依《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8款的規定，向本合議庭提出異議，提出了異議理由。11
檢察院對上訴人提出的聲明異議作出答覆：
“聲明異議的基本事由：
2022年4月7日，在第CR2-22-0041-PCC號合議庭普通刑事案中，澳門初級法院第二刑事法庭合議庭判決如下：
“第二嫌犯A為直接共同正犯，其故意及既遂的行為已構成：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禁止不法生產、販賣和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共犯），判處13年6個月的實際徒刑。（詳見卷宗第480至491頁）
異議人不服上述判決，於2023年11月30日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詳見卷宗第713至720頁）
2024年1月22日，中級法院裁判書製作人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b項之規定，作出簡要裁判，駁回異議人提出的上訴。（詳見卷宗第763至774頁）
2024年2月7日，異議人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8款的規定向評議會提出異議，認為其上訴理由並非明顯不成立。據此，請求中級法院受理異議並以《刑事訴訟法典》第409條規定以聽證方式審判上訴。（詳見卷宗第788至799頁）
本異議標的合法、異議人具有提出異議之正當性及利益、異議適時。
現在我們來看看異議理由是否成立，其請求應否予以支持？
首先，應指出，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b)項之規定，上訴審法院裁判書製作人有權作出簡要裁判。
在本案中，我們面對的是對異議人就初級法院判決提出的上訴應否以簡要裁判駁回的問題。
對於異議人提出之上訴，本院在相關上訴答覆和意見中均已明確表明了立場，即認為上訴人（現異議人）就初級法院判決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應予駁回。至於本院在意見書中指出原審法院在量刑部分未明確指明不法性及罪過程度的問題，中級法院在簡要裁判中亦已作出相應的衡量。
經分析異議人的異議理據，本院現仍堅持其上訴理由不成立的立場。
本院認為，考慮到異議人的主要理由仍是重複其在上訴狀所提出的理由，該等理由已被中級法院裁判書製作人認定為理由明顠不成立，屬《刑事訴訟法典》第410條第1款規定的應駁回上訴之情形，故中級法院裁判書製作人作出簡要裁判駁回上訴符合該法典第407條第6款b項之規定。
需要指出的是，中級法院對於上訴的審理一直以來的見解是，上訴庭除了須依職權審理的事項外，祇須解決上訴人在上訴狀的結語部份所具體提出和劃定的問題，而毋須分析上訴人在提出這些問題時所主張的每項理由。12
本院認為，被異議之簡要裁判已對上訴人在上訴狀的結語部份所具體提出和劃定的問題作出了審理。
經分析被異議之簡要裁判，本院亦未見其中存有值得由評議會作出審判之事由。
基於此，本院認為，中級法院以簡要裁判形式駁回異議人針對初級法院判決提起的上訴，認定事實無誤，適用法律正確。該簡要裁判認定上訴人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並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b項及第410條第1、2款之規定駁回其上訴並無不妥。
另外，異議人認為根據《司法組織綱要法》第25條第3款結合第38條第4款的規定，需由三名法官參與評議會或聽證，故此被異議之簡要裁判是構成了《刑事訴訟法典》第106條a項之不可補正的無效。
對此，終審法院曾認為：“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b項的規定，在初步審查之後，若上訴應被駁回，則裁判書制作法官作出“簡要裁判”，而這其中就包括“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的情況。“因理由明顯不成立而駁回上訴”的可能性是為了從快捷和高效的角度彰顯訴訟經濟原則，同時也是為了在道德上對上訴的使用（濫用）作出勸誡。”13
本院認為，為了體現訴訟快捷和訴訟經濟的精神，立法者規定裁判書製作人可以按照《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的規定作出簡要裁判，以這種審理上訴之方式乃《司法組織綱要法》規定的評議會或聽證之法定例外，故不構成《刑事訴訟法典》第106條a項之不可補正的無效。
基於維護合法性及客觀原則的要求，茲提請中級法院評議會，判定異議人提出之異議理由不成立，駁回異議，並裁定維持相關簡要裁判。”
經過助審法官的檢閱，召集合議庭，對異議作出了審理，經過表決，作出了以下的裁判：
我們知道，根據本案所涉及的罪名的性質，屬於可以上訴至終審法院的案件，但是要使此平常上訴成為可能，似乎對裁判書製作人的簡要裁判作出異議是唯一途徑，畢竟不能直接對裁判書製作人的簡要決定直接提起平常上訴（《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八款）。
上訴人首先質疑其提起的上訴屬明顯理由不成立而可作出簡要裁判予以駁回的。
正如終審法院曾認為的：“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b項的規定，在初步審查之後，若上訴應被駁回，則裁判書制作法官作出“簡要裁判”，而這其中就包括“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的情況。“因理由明顯不成立而駁回上訴”的可能性是為了從快捷和高效的角度彰顯訴訟經濟原則，同時也是為了在道德上對上訴的使用（濫用）作出勸誡。（參見澳門終審法院在第44/2020號案中作出的裁判）”
上訴人的上訴理由除了提出原審法院的事實審理事宜陷入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的瑕疵之外，就原審法院的量刑提出質疑，認為量刑過重。而裁判書製作人認為上訴人的上訴理由載於質疑原審法院的自由心證，這是屬於明顯不能成立的上訴理由，可見，裁判書製作人的這解決方案沒有任何可以質疑。
至於上訴人就原審法院的量刑的質疑，也正如我們一直的理解，只有原審法院的量刑存在明顯的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或刑罰合適原則的情況，或者刑罰顯失公平的情況。然而，原審法院在考慮到兩名嫌犯的共同正犯觸犯罪名、跨境販毒模式以及販毒數量龐大的情節，在可判處5-15年的刑幅之內，選判一個13年6個月的徒刑，裁判書製作人認為此判刑沒有明顯的過高之處，而確定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也是沒有任何可以質疑的地方。
基於此，我們認同裁判書製作人的考量，而且這些考量也是合議庭一直的理解，我們同樣認為，原審法院的事實審理沒有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其量刑以及裁判書製作人的決定沒有任何可以質疑的地方，應該予以維持，並裁定異議人所提出的異議理由不成立。
綜上所述，合議庭決定駁回上訴人的異議。
異議人必須支付本附隨事件的訴訟費用以及支付3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4年2月29日
____________________
蔡武彬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
陳廣勝
(第一助審法官)
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第二助審法官)
1 就法律適用的補充，詳見相關的庭審筆錄。
2 同上註釋。
3 同上註釋。
4 參見澳門中級法院在第108/2005號及第343/2010號案中作出之裁判。
5 參見澳門終審法院在第17/2000號及第9/2015號案中作出之裁判。
6 參見澳門中級法院在第902/2015號案中作出之裁判。
7 參見澳門中級法院在第701/2014號案中作出之裁判。
8 參見澳門中級法院在第24/2002號案上訴案中作出之裁判。
9 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360條第1款a項之規定。
10 參見中級法院於2014年6月19日在第191/2014號上訴案件、於2014年6月19日在第116/2012號及第65/2012號上訴案件、於2014年6月5日在第623/2013號上訴案件、2014年5月29日在第115/2014號上訴案件等。
11 其葡文內容如下：
I – DO OBJECTO DA PRESENTE RECLAMAÇÃO
Vem a presente reclamação interposta da decisão sumária proferida pelo Venerando Juiz Relator a fls. 762 e seguintes dos autos, na qual, se decide rejeitar o recurso interposto nos termos do nº 6 do art. 407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Ora salvo devido respeito que nos merece, não pode o Reclamante conformar-se com a decisão sumária de que ora se reclama, diga-se, a rejeição do recurso interposto pelo ora Recorrente em sede de decisão sumária pelas razões e com os fundamentos que se passam a expor.
II– DOS FUNDAMENTOS DA PRESENTE RECLAMAÇÃO
i) Da apreciação sumária
Nos autos de processo número CR2-22-0041-PCC que correu termos no 2º Juízo Criminal d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foi o 2º Arguido julgado à revelia a 24 de Março de 2022.
E, condenado, por decisão proferida a 7 de Abril de 2022 pela coautoria material e na forma consumada, de um crime de tráfico ilícito de produtos estupefacientes e substâncias psicotrópicas p.p. pelo artigo 8º nº 1 da Lei nº 17/2009 (alterada pelas Lei nº 4/2014, Lei nº 10/2016, Lei nº 10/2019, Lei nº 22/2020 e Lei nº 10/2021), na pena de 13 anos e 6 meses de prisão).
O 2º Arguido foi surpreendido com a ordem de condução ao Estabelecimento Prisional de Coloane, para cumprimento de uma pena de 1 ano 6 meses, a quando da sua entrada em Macau a 11 de Novembro de 2023.
A 30 de Novembro de 2023 a defensora oficiosa do 2º Arguido interpôs recurso da sobredita decisão, tendo para o efeito invocado:
i.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 art. 400º nº 2 alínea c)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ii. Erro na aplicação da lei – por violação dos artigos 8º da Lei nº 17/2009, 40º e 65º do Código Penal;
Em sede de decisão sumária, proferida nos termos do nº 6 do art. 407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cidiu o Venerando Juiz relator “(…) que os fundamentos do recurso do recorrente eram obviamente insustentáveis e rejeitou o recurso.” – tradução livre.
Com o devido respeito, estamos em crer não estarem reunidas as condições para que tal decisão, proferida pelo Venerando Juiz Relator, pudesse ter sido tomada.
Mas vejamos:
Estabelece o nº 1 do art. 410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que:
“1. O recurso é rejeitado sempre que faltar motivação, for manifesta a improcedência daquele ou o recorrente não satisfaça as exigências solicitadas nos termos do nº 3 do art. 407º
Em termos de motivação do recurso e de acordo com o estabelecido pelo Art. 402º do referido Código, no que a fundamentos e conclusões concerne, parece estar, com todo o respeito, de modo claro e em conformidade com o legalmente exigível.
No que aos fundamentos apresentados diz respeito, não se vislumbra que seja um recurso que manifeste clara improcedência nem que, não satisfaça as exigências previstas nos termos do nº 3 do Artigo 407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que, por sua vez, remete para o nº 2 e 3 do Art. 402º do mesmo Código, onde é exigido que as conclusões indiquem as normas jurídicas violadas, o sentido que no entendimento do recorrente a norma devia ter sido interpretada e a indicação da norma jurídica que, no seu entendimento, devia ter sido aplicada.
No recurso apresentado e, posteriormente, rejeitado no seguimento de decisão sumário ora reclamada, foram assinaladas com a devida fundamentação as normas jurídicas consideradas violadas, a indicação da norma jurídica que deveria ter sido apicada e da interpretação, no seu entendimento, da norma em causa.
Fundamentação essa que, com o devido respeito, insiste na injustiça existência ao condenar-se o 2º Arguido na pesada pena de 13 anos e 6 meses de prisão pela prática do crime de tráfico de produtos estupefacientes, sem que fosse feita prova de uma série de elementos, de indubitável importância para a descoberta da verdade material e consequente realização da justiça.
Aliás, recorde-se que o Reclamante foi julgado à revelia a 24 de Março de 2022, condenado por decisão proferida a 7 de Abril de 2022 e detido na sua entrada na RAEM a 11 de Novembro de 2023.
E, por se revelar ferida com o vi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a decisão de primeira instância foi impugnada pelo 2º Arguido.
Como núcleo principal o 2º Arguido alegou no recurso por si interposto, o seguinte:
- A foto da página 3 do dossiê mostra que o remetente e o endereço da encomenda é “XX XX XX Road XX XX XX”.
- Resulta do endereço acima que o pacote em questão foi enviado de Londres, Inglaterra. Neste caso, nenhuma investigação foi realizada sobre a identidade e endereço do remetente. Portanto, a relação entre a pessoa e o recorrente não pode ser provado, mesmo que seja a mesma pessoa que o recorrente.
- Na transcrição do interrogatório do primeiro suspeito neste caso, na página 64 do processo, o primeiro suspeito apontou que o nome do seu marido era “C”, que era obviamente diferente do nome do recorrente “A”.
- Não houve casamento registrado entre o recorrente e o primeiro suspeito neste caso. O primeiro suspeito apontou que os dois se casaram sob o testemunho de seu amigo D. No entanto, nenhuma investigação foi feita sobre D neste caso. Portanto, não há dúvida neste caso. Não há provas substanciais que provem se o marido mencionado pela recorrente é o primeiro suspeito.
- Além disso, nas ligações de XX dos páginas 85 a 94 do processo, consta que os nomes das contas das ligações do primeiro suspeito são “E” e “F”, respectivamente.
- O número de telefone cadastrado na conta XX “E” é “66XXXX85”, que é o número de telefone cadastrado e utilizado pelo primeiro suspeito. Quanto aos verdadeiros titulares das duas contas de XX, além do depoimento do primeiro suspeito, não há outras provas neste caso que comprovem o conteúdo do depoimento do primeiro suspeito.
- O recorrente foi submetido a um teste de urina após ter sido detido após entrar em Macau em 11 de Novembro de 2023. O resultado mostrou que o resultado do teste do recorrente foi negativo.
No entanto, entendeu o Venerando Juiz Relator que:
“(…)
Analisando os factos identificados e não identificados na sentença, este tribunal não constatou incompatibilidade entre eles e, com base nos factos identificados, pode razoavelmente chegar à conclusão de que o recorrente estava envolvido no caso. Esta conclusão foi o resultado da decisão do colectivo sobre o caso, tomada após análise e análise de cada tipo de prova apresentada no julgamento. Em termos de revisão e identificação de evidências, não podemos ver quaisquer erros óbvios. Analisando os motivos do recurso do recorrente, o principal motivo é que os autos não contêm provas suficientes que comprovem que ele participou da prática do crime no presente caso, não devendo a colectivo tirar a conclusão de que ele participou em coautoria neste caso com base nas provas existentes. Deve-se salientar que erros óbvios na revisão das evidências e na adequação das evidências são coisas completamente diferentes. Neste caso, este tribunal não encontrou erros óbvios na revisão das provas. Quanto à suficiência das provas, enquadra-se no âmbito da consciência livre e, desde que não haja erros evidentes nos acórdãos pertinentes, não pode ser questionada.”
(…)
É necessário salientar que, no que diz respeito às provas, a condenação no julgamento original não se baseou apenas na declaração da primeira B, também inclui outras provas nos autos (como por exemplo, as páginas 2 a 6, 31 a 38 do processo: páginas 41 a 47, 101 a 102 referentes às fotos tiradas da parcela envolvida no caso e documentos relacionados, páginas 78 a página 84 contém a transcrição da revisão de telemóvel da primeira arguida, as páginas 95 a 86 contêm a transcrição da fotografia de identificação do primeiro arguido e as páginas 208 a 234 do exame forense do relatório do telemóvel da primeira arguida).” – tradução livre e destacado nosso.
Sucede que,
A fls. 2 a 6, 31 a 38, 41 a 47 e 101 a 102, tratam-se de fotografias da “encomenda” que continha os produtos estupefacientes apreendidos nos presentes autos.
Sendo que de fls. 3, retira-se que a mesma foi enviada por: XX, XX XX Road, XX XX XX, XX, - para B, RUA, XX XX, MACAU ISLAND, MACAU SAR, CHINA
Já de fls. 41, retira-se que a mesma foi enviada por: XX, XX XX ROAD, XX, XX XX, UK, - para: B, RUA, XX XX, MACAU ISLAND, MACAU SAR, CHINA
Embora haja uma discrepância entre a morada do remetente a fls. 3 e a morada do remetente a fls. 41, em ambas as folhas, as moradas são dos Estados Unidos (UK).
Ora, ao determinar-se que foi o 2º Arguido que enviou a “encomenda” para a 1ª Arguida, seria master ter sido apurado qual a localização do 2º Arguido à data de envio da referida “encomenda”, o que, in casu, não foi possível.
Da mesma forma, não foi possível apurar que as mensagens trocadas pela 1ª Arguida e constantes de fls. 78 a 94 se tratam de mensagens trocadas com a pessoa do 2º Arguido. A 1ª Arguida diz que sim!
O que é certo é que ficou por identificar concretamente a pessoa por detrás das mensagens trocadas com a 1ª Arguida e que se referiam a alegada transação do produto estupefaciente apreendido nos presentes autos e que terá sido enviado por correio endereçado à 1ª Arguida.
Mas mais, a 1ª Arguida indica como sendo seu marido C e a fls. 95 e 96, identifica o 2º Arguido como sendo o seu marido, sucede que o 2º Arguido chama-se A!
Mas agora a 1a Arguida não sabe o nome do seu marido!?
Salvo devido respeito, não tinha o Tribunal como associar C à pessoa do 2º Arguido que se chama A, nem tão pouco dar por provado que a 1ª Arguida é casada com o 2º Arguido.
Bem como, não tinha o Tribunal como identificar o 2º Arguido como a pessoa “E” ou “F” por de trás das mensagens constante de fls. 208 a 234.
Ou seja, na decisão ora reclamada alega-se que o Tribunal fundamentou, com vários elementos de prova a decisão recorrida e que por isso o recurso deverá ser rejeitado por manifesta improcedência nos termos do nº 6 do art. 407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Sucede que, pese embora, efectivamente, o Tribunal de primeira instância tenha fundamentado a sua decisão com os elementos de prova supre elencados (as páginas 2 a 6, 31 a 38 do processo: páginas 41 a 47, 101 a 102 referentes às fotos tiradas da parcela envolvida no caso e documentos relacionados, páginas 78 a página 94 contém a transcrição de revisão de telemóvel da primeira arguida, as páginas 95 a 96 contêm a transcrição da fotografia de identificação do primeiro arguido e as páginas 208 a 234 do exame forense do relatório do telemóvel da primeira arguida), - tais elementos de prova não são susceptiveis de fazer prova dos factos que o Tribunal deu como provados.
Daí que, tendo o julgamento ocorrido à revelia do 2º Arguido, não tinha o Tribunal como provar que: i) o 2º Arguido era o marido da 1ª Arguida, ii) o 2º Arguido era o interlocutor das mensagens trocadas com a à Arguida e se encontra identificado como “E” e “F”, iii) o 2º Arguido encontrava-se em Inglaterra em 13 de Agosto de 2021, iv) foi o 2º Arguido que procedeu ao envio da “encomenda” para a 1ª Arguida e v) foi o 2º Arguido quem filmou a imagem da “encomenda a ser embalada”
Assim, contrariamente ao alegado na decisão reclamada, o recurso interposto não se subsume à não concordância com a livre convicção formada pelo Tribunal na decisão por este tomada e por isso de manifesta improcedência.
Mas sim, necessariamente, que os fundamentos apresentados no recurso interposto, por se tratarem de fundamentos que carecem de analise mais profunda, não poderiam, salvo devido respeito, ter sido objecto de mera decisão sumária.
Até pelo facto de, salvo devido respeito, estarem eventualmente a serem violadas as regras estabelecidas no art. 25º nº 3 nos termos conjugados com o nº 4 do art. 38º ambos da Lei de Bases de Organização Judiciária na qual se estabelece, que a apreciação, seja ela feita em conferencia ou em audiência, seja feita por três juízes. O que nos termos da alínea a) do art. 106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consubstancia uma nulidade insanável.
E, nem tão pouco se alegue, que, relativamente à questão de direito, também levantada em sede de recurso, se trata de linear entendimento quer na doutrina que na jurisprudência, pelo facto dos crimes de droga exigirem uma prevenção geral muito elevada e como tal a pena de 13 anos e 6 meses aplicada ao 2º Arguido se revelar adequada.
Com certeza, que tal prevenção e, sem duvida alguma, necessária, contudo, importa ter presente o princípio da culpa, consagrado no artigo 12º do CP, e segundo o qual não há pena sem culpa e a culpa decide da medida da pena.
Também os artigos 40º, nº 2 e 65º, nº 1 do CP, em obediência ao princípio da adequação, sustentam que a pena não pode ultrapassar em caso algum a medida da culpa, sendo que a medida da pena é determinada em função da culpa do agente e das exigências de prevenção criminal.
De acordo com o artigo 40º, nº 1 do CP, a finalidade de punição consiste não apenas na qualificação do crime e na determinação da pena, mas também na salvaguarda dos bens jurídicos da sociedade e do agente, incluindo os interesses públicos, a segurança social e a paz social.
Acontece que, in casu, a medida da imposta pelo Tribunal a quo ao ora Reclamante, indica que não foram relevadas todas as circunstâncias que ao caso cabiam, tais como as circunstâncias pessoais do ora Reclamante e o grau de ilicitude da conduta praticada.
Recorde-se que à data da detenção do 2º Arguido, já havia decorrido mais de 1 ano e 6 meses após a decisão contra si proferida.
Á data da detenção, o 2º Arguido não detinha qualquer produto estupefaciente ou sequer acusou positivo no exame toxicológico, o que, já tem vindo a ser objecto de várias decisões desse Venerando Tribunal, designadamente, no acórdão de 10 de Dezembro de 2020, no processo nº 1121/2020 e nº 862/2021 de 2 Dezembro de 2021, no sentido de que:
“Na ponderação da ilicitude consideravelmente diminuída, nos termos do número anterior, deve considerar-se especialmente o facto de a quantidade das plantas, das substâncias ou dos preparados encontrados na disponibilidade do agente não exceder cinco vezes a quantidade constante do mapa da quantidade de referência de uso diário anexo à presente lei, da qual faz parte integrante”) reflecte bem que: (1) para efeitos da ponderação sobre a verificação do crime de tráfico ilícito de estupefacientes, é essencial o conhecimento de qual a quantidade total de estupefacientes encontrada na disponibilidade do agente, e (2) atento o bem jurídico em causa no crime de tráfico de estupefacientes e a necessidade da sua proteção, deve ser considerada toda a quantidade “traficada” pelo agente durante uma certa época, e não em determinado momento. Razões por que entende o presente Tribunal de recurso que sem qualquer droga concretamente apreendida ou encontrada, é inviável condenar a 1. a arguida por prática de crime de tráfico ilícito de estupefaciente, mesmo que de menor gravidade se tratasse.” – destacado nosso.
Atendo o exposto, salvo devido respeito, nos termos do nº 6 do art. 407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não se encontram verificados os requisitos para que tivesse sido proferida decisão sumária.
ii) Do julgamento do recurso em audiência
Acresce que, de acordo com o disposto na alínea b) do art. 409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o recurso interposto por arguido que tenha sido julgado à revelia deverá ser julgado em audiência, a não ser que, no requerimento de recurso, tal tenha sido expressamente prescindido.
Ora, com facilmente se perceberá a ratio legis desta norma visa precisamente conceder a possibilidade de reapreciação de uma decisão judicial, que no seu entender não é justa, observando-se todas os formalismos e solenidade que o visado não teve oportunidade de presenciar por se encontrar ausente e ter sido julgado à revelia, sem que para tanto possa ter exercido convenientemente a sua defesa.
Nos presentes autos, foi proferida uma decisão condenatória na pena de 13 anos e 6 meses de prisão!”
É natural que o ora Reclamante, pugne pela sua defesa e que queira ver a decisão contra si proferida na sua ausência, reapreciada na sua presença
Daí que não tenho sido expressamente prescindida a apreciação do recurso interposto em sede de audiência, estamos em crer que outra não poderá ser a decisão se não a de apreciação do recurso em audiência, já que, como se referiu não se encontram verificados os requisitos de rejeição do recurso previstos no art. 410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Nestes termos e nos demais de Direito, requer-se a V. Exas. se dignem, nos termos e para os efeitos do disposto nos termos do nº 6 e do nº 8 ambos do art. 407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conceder provimento á presente reclamação e, consequentemente, ser o recurso interposto pelo 2º Arguido admitido, determinando-se a respectiva apreciação em audiência a agendar no Veneran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tal qual resulta do disposto no art. 409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12 參見澳門中級法院在第130/2000號案、第63/2001號案和第47/2002號案中作出之合議庭裁判書。
13 參見澳門終審法院在第44/2020號案中作出之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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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6/2024 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