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88/2023號（刑事上訴案）
日期: 2024年5月23日
重要法律問題：
- 欠缺說明理由導致之判決無效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疑罪從無原則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 正當防衛
- 豁免刑罰 《刑法典》第137條第3款a項及b項
- 賠償責任
互相襲擊 因果關係 受害人過錯 正當防衛
- 賠償金額
醫療費 誤工費 傷殘賠償金額之確定 非財產損害賠償金額之確定
摘 要
1.是否存在正當防衛，屬於法律問題，是對已證事實作出合適解釋所得出的結論並對之作法律適用，不屬於事實審理層面的問題。
2.正當防衛，要求同時滿足三個要件：①行為人本人或第三人受法律保護的利益正遭受不法侵犯，該侵犯必須是正在實施或迫在眉睫的侵犯；②為擊退不法侵害所使用的方法，必須是必要且合理的；③ 行為人必須具有防衛的意圖（animus defendi）。
3.已證事實顯示，上訴人在車內襲擊了輔助人，隨後，輔助人下車與上訴人在車外互相襲擊，卷宗未能發現上訴人屬“正當防衛”的必要事實的存在，尤其是針對上訴人的防衛意識，事發時所面對的迫在眉睫的侵害以及反擊的必需性。
4.根據《刑法典》第137條第3規定，當屬於互相侵害，且未能證明打鬥之人中何人先行攻擊，或行為人對攻擊者僅予反擊者，法院得免除其刑罰。然而，免除刑罰並非自動和必須給予，法院應在具體案件中作出裁量。
5.根據已證事實，上訴人先行在的士內襲擊輔助人，隨即輔助人下車並在車外與上訴人相互襲擊。考慮到上訴人是先行的攻擊者，輔助人的傷勢不輕，上訴人完全否認被起訴事實的態度，法院看不到本案事實之不法性及上訴人之罪過屬輕微者，顯然本案不符合《刑法典》第137條第3款a項和b項規定的任何一種情況。
6.受害人有權選擇、也不論以任何理由選擇在澳門之外地方接受治療，不應被質疑和評判，然而，至於外地的醫療費用是否獲得全部賠償，則應根據具體個案分析。另外，外地治療費用，除了因果關係，即，醫療費用是治療有關傷患之支出之外，還應考慮相關外地治療費用金額的合理性。本案，受害人是澳門居民，其前往香港接受治療，而受害人花費的醫療費用是否有部分金額因超過澳門醫療機構收費標準而不具合理性？這一點須上訴人在民事請求程序中的訴辯階段具體提出相關的事實並進行相應舉證，而不是簡單泛泛地提出香港收費比澳門收費高。本案，已證事實未能顯示受害人的香港醫療費用不當過高，相關的費用應獲接納。
裁判書製作人
周艷平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88/2023號(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嫌犯：(A)
被上訴人/輔助人/民事請求人/受害人:(B)
日期：2024年5月23日
一、 案情敘述
在CR1-20-0159-PCS號獨任庭普通刑事案中，2022年11月24日初級法院判決裁定：
1.嫌犯(A)，以直接正犯及在犯罪既遂的情況下觸犯了一項澳門《刑法典》第1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判處九十日罰金，罰金日額為澳門幣150 元，合共罰金澳門幣13500元(澳門幣壹萬叄仟伍佰圓)，倘若不支付罰金或不以工作代替，則須服六十日徒刑。
2.本庭裁定民事損害賠償請求之部份事實獲證明屬實及部份請求成立，判決如下:
判處被告(A)須向原告(B)賠償澳門幣肆拾柒萬陸仟叄佰伍拾圓(MOP476,350.00)，並附加按終審法院69/2010的統一司法見解計算的利息，直至全數支付。
本庭決定民事請求被告應向原告支付將來醫療費用及物理治療支出賠償，該金額由執行結算時確定。
本庭認為在提交請求書後，原告因本案遭受傷害而導致原告因傷休息所喪失的工資，亦應由被告負責，有關金額由執行結算時確定。
批准捨棄律師服務費。
駁回其餘部份民事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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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上訴狀載於卷宗第852頁至885頁背頁。
就刑事事宜之決定，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存在以下對法律之違反和瑕疵：
I）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規定，因欠缺說明理由而導致被上訴判決無效；
II）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違反疑罪從無原則；
III）如上訴理由不備採納，應認定上訴人的行為符合《刑法典》第31條規定的正當防衛；
IV）如仍不認同，應認定本案的情況符合《刑法典》第137條第3款a項或b項的情形，應予以豁免刑罰。
就民事賠償方面，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亦沾有“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和“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上訴人指稱，被上訴判決違反了《民法典》第477條第1款和第480條第1款的規定，獲證事實第2條並不能證明上訴人的行為與輔助人的傷勢之間的因果關係，故上訴人無賠償責任。如不如此認為，上訴人屬正當防衛，其行為不具不法性，亦不應負賠償責任。如亦不如此認為，在互毆的情況下，根據《民法典》第564條，輔助人本人對其傷勢的造成也起了決定性作用，應免除或減少上訴人的賠償責任。此外，輔助人的傷勢後果的嚴重程度，也是由其受傷後拒絕醫生建議及時進行手術治療造成的，其多年之後方決定並接受手術，導致出現長期部分無能力、醫療費用及誤工費不當增加，故其拒絕手術之後的賠償請求金額不應認定。再者，輔助人在XX醫院意外機構接受治療的費用不應獲賠償；而有關精神損害之認定缺乏事實基礎，有關精神損害賠償金額不適當及不成比例。
上訴人請求：
- 因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規定，欠缺說明理由，宣告被上訴判決無效及相應的後果；
如不被採納，
- 因缺乏證據、或違反存疑從無原則、或出現其中一項阻卻不法性之原因，開釋上訴人被控告之犯罪及民事損害賠償請求；
如仍不被採納，
- 適用《刑法典》第137條第3款a項或b項規定，裁定免除上訴人的刑罰，並不裁定任何賠償；
- 廢止被上訴判決所裁定的民事賠償，或依照被害人的過錯責任將所裁定之賠償金金額降低；
最後，
- 如認為上訴人事實和法律因素不能令上訴法院作出決定，則宣
告審判無效，並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規定，發回重審。1
*
駐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檢察院代表對上訴作出答覆，認為應裁定上訴人之上訴理由部份成立。（詳見卷宗第915頁及其第924頁背頁）
檢察院在答覆狀中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 經分析原審法院獨任庭的判決書及卷宗內經聽證調查及審查的所有證據材料，檢察院對上訴人的上訴理由雖然不是完全認同，但對其部分上訴理由表示贊同。
2. 檢察院也認為，庭審聽證中並未獲得充分證據以證明判決書第一條中的部分事實，尤其是“…到達目的地後，嫌犯繳付車資後，突然用拳頭襲擊被害人。…＂此外，亦未有充分證據證實判決書第二條中所述的“被害人的左手環指遠端骨折＂是由上訴人的攻擊性行為所造成。
3. 經審查及分析卷宗可知，本案中除了上訴人與被害人（輔助人）兩名涉案人之外，並無任何第三方證人目睹及證實案發過程，案中唯一一名第三方證人(C)也是在上述涉案兩人爭吵及打鬥之後才見到及聽到部分事實情況。
4. 很顯然，由於證據有限，在聽取僅有的上訴人及輔助人兩人聲明的基礎上，按照一般的經驗法則對該兩人之聲明作出合理及符合邏輯之判斷，對查明及認定本案之核心或關鍵事實顯得十分重要。
5. 本案中，原審法院獨任庭經庭審聽證之後將起訴批示第一條及第二條所列事實認定為全部獲證實，檢察院對該等認定有所保留。檢察院認為，經審判聽證及分析卷宗，似僅能認定起訴批示第一條及第二條所列事實中的部分事實，而並非全部事實。
6. 在本案庭審聽證中，有關上訴人與被害人在“的士＂車廂內及車廂外所發生的爭拗或爭鬥過程，存在兩種不同說法或版本。
7. 按照上訴人的在聽證中的聲明，並參照其於警方調查中之聲明，當有關“的士＂駛至氹仔南京街近XX酒店時，“的士＂司機（被害人(B)）於車廂內抽煙，故上訴人便用英語多次要求被害人不要吸煙，但被害人不予理會及繼續於車廂內吸煙，上訴人在支付車資及收回零錢時，被害人向上訴人面部噴出煙霧，上訴人即時用左手撥散煙霧，但其左手意外地撥中被害人配帶之眼鏡，並導致有關眼鏡毀損。其後上訴人便下車，而被害人亦隨即下車，並衝向上訴人大聲吼叫，同時向上訴人拳打腳踢，其後雙方互相拉扯及糾纏，期間雖然上訴人没有受傷，但被害人的拳腳亦擊中上訴人身體多次，故上訴人亦曾作出遮擋及反擊。上訴人表示其没有主動攻擊被害人，被害人的損傷可能是因用手打向上訴人而導致。
8. 而按照被害人(輔助人)在聽證中之聲明，其聲稱在車內並没有吸煙，是「拿一枝烟出來，無燃點，只是含着，突然嫌犯（上訴人）從左方打向輔助人，眼鏡也彎了，亦不知發生甚麼事，轉頭望過去，嫌犯又再打一拳，藍芽耳機爛了，嘴亦爆了，當時太夜，人亦不太清醒，不知發生甚麼事，之後嫌犯又再打一拳，輔助人便自衛，並用手擋，所以便斷了手指，下車時亦追向輔助人及打輔助人，不知道為何嫌犯打輔助人，而輔助人唯有自衛及大聲叫“叫差佬呀，叫差佬呀！＂之後嫌犯便害怕了，並跑進(Y)八座，輔助人便立即跑回的士內叫call台，之後輔助人走進(Y)拍門並叫上訴人不要走，快點出來，輔助人已叫警察，嫌犯便出來，整件事情就是這樣。」
9. 然而，根據輔助人在警方所錄的證供（參見卷宗第23頁背面），輔助人表示，乘客（即上訴人）支付車資後没有下車及向其說出大量英語，但由於其不太懂英語，故不明白上訴人所說是甚麼意思，期間上訴人突然用拳頭打向其頭部3下，由於害怕繼續被打，於是立即下車逃走，……。
10. 由此可見，不僅上訴人與被害人（輔助人）兩人的聲明內容存在明顯不同，而且輔助人在庭審聽證中所作的聲明與其本人在警方調查期間所作之聲明亦存在明顯不同。
11. 檢察院認為，作為訴訟利益互相衝突及互相對立的雙方，他們各自僅陳述對自己一方有利的聲明，實屬人之常情。在無其他旁證的情況下，如何認定及採信何人之證言，確屬十分困難。然而，無論如何，作為維持公平正義的司法當局，在審查該等證供時，絕不應簡單採信任何單方面的聲明，而應結合具體的時間、地點及環境，對該等證供及聲明作具體分析、評判及審查，有所取捨，才能作出符合邏輯及一般經驗的正確判斷。當存在疑問時，應服從“疑點利益歸被告之原則＂，而不是相反。
12. 經庭審聽證及審查卷宗資料可知，上訴人始終聲明其在“的士＂車廂內並無揮拳襲擊輔助人，僅承認雙方交收車資後，當輔助人吸烟並用烟霧噴向上訴人面部時曾用手撥散烟霧，意外地撥中輔助人的眼鏡，並導致輔助人的眼鏡毀損。其後，上訴人便下車，而被害人亦隨即下車，並衝向上訴人大聲吼叫，同時向上訴人拳打腳踢，其後雙方互相拉扯及糾纏。
13. 檢察院認為，上訴人的該等聲明符合一般經驗，因為作為一名乘客，其已自願向輔助人支付車資及收回零錢，正常情況下自然是落車去往自己的目的地，如果没有輔助人的吸烟並用烟霧噴向上訴人面部的挑釁行為，上訴人是没有任何動機作出以手撥開烟霧之行為，以致意外損毀輔助人所配戴之眼鏡的。
14. 因此，綜合分析上訴人之聲明，以及輔助人之聲明，檢察院認為，輔助人在庭審聽證中的聲明大部分不可信，並且不符合一般經驗，因為按照輔助人在庭審聽證中的聲明，似乎上訴人的攻擊行為基本上發生於有關“的士＂車廂內，並且輔助人僅是「拿一枝烟出來，無燃點，只是含着，突然上訴人從左後方打向輔助人，眼鏡也彎了，……。」
15. 很顯然，輔助人之上述口含着一枝烟無點燃的聲明根本與事實不符，實際上與已證事實亦不相符，因為判決書已證事實第一條已證實“……途中被害人駕駛時在車廂內吸烟，嫌犯曾以英語要求被害人停止吸烟。……＂，由此可見，輔助人之聲明是否真實可信以及其本人是否誠實可信皆令人存疑。
16. 此外，上訴人與輔助人在“的士＂車廂內因輔助人吸煙而發生爭執，雙方使用語言不同，彼此溝通困難而引致誤解實屬必然，此因素令雙方誤解及衝突加劇亦非不可能。但無論如何，當時上訴人是坐於“的士＂後排車座，即使證實(假設)上訴人從後排車座突然伸拳襲擊坐在前排駕駛座的輔助人，按照一般經驗，亦只可能擊中輔助人頭部，無任何可能打傷輔助人左手環指並令該左手環指遠端骨折。
17. 退一步說，即使完全採信輔助人於庭審聽證中的聲明，假設在“的士＂車廂內上訴人真的曾拳擊輔助人，而輔助人曾用左手遮擋，輔助人亦是基本上背向上訴人，此種情況下，輔助人只可能以手背作遮擋，何以能夠令其左手環指骨折及左側前胸壁及左前臂軟組織挫擦傷?凡此種種，實令人存疑。
18. 此外，查閱卷宗可知，本案在警方調查初期，輔助人根本無向警方提及自己左手環指受傷及疼痛，於警方調查期間，僅表示眼鏡及藍芽耳機毀損，並接受對方支付澳門幣2,500元，及對毀損一事不作追究。
19. 因此，檢察院認為，綜合庭審聽證之雙方聲明，上訴人一方之聲明更加可信，即本案上訴人及輔助人雙方在“的士”車廂內，上訴人僅因輔助人吸烟並用烟霧噴向上訴人面部，上訴人用左手撥散烟霧期間意外撥中輔助人配戴之眼鏡並導致該眼鏡毀損，其後雙方皆落車，並在車外附近發生糾纏、拉扯及互相毆打，在此期間，造成輔助人受傷。
20. 因此，按此邏輯，也可以進一步認定，輔助人的傷勢，尤其是左手環指損傷並非在車廂內被上訴人拳擊所造成，因為輔助人的有關發生在“的士”車廂內的聲明內容令人存疑，也與一般經驗及邏輯不符。
21. 由於庭審聽證中無充分證據證實被害人的傷勢，尤其是左手環指受傷骨折、左側前胸壁及左前臂軟組織挫擦傷是在“的士＂車廂內被上訴人襲擊造成，因此，被害人之有關傷勢，尤其是左手環指受傷必然是在兩人下車後的車廂外，在雙方糾纏、拉扯及互相毆打過程中所造成。而且聽證中亦無充分證據證實被害人之左手環指受傷是被上訴人之主動攻擊行為所造成，亦可能是由被害人用左手攻擊上訴人身體之過程中，或由雙方雙手互相拉扯、扭打及互毆過程中所造成。此外，發生在“的士”車廂外的互相毆打並未能證實何人先行攻擊。
22. 總而言之，現有證據僅證實“被害人下車與嫌犯互相毆打，並導致被害人身體受傷。＂但是，現有證據不足以證實上訴人在車廂內“突然用拳頭襲擊被害人。＂
23. 我們知道，評價證據係按經驗法則及有權限實體之自由心證為之（《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而且，判決書還須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之規定，在理由說明部分扼要但盡可能完整地闡述作為裁判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並列出用作形成法院心證且經審查及衡量的證據。
24. 然而，原審法院之判決書雖然列舉了各種證據及轉錄複制了上訴人及輔助人的聲明，但並未有詳細說明接納或不接納該兩人聲明的具體內容及理據，就認定刑事起訴法庭起訴批示第一條及第二條所描述之事實，並判定上訴人有罪。
25. 除保持應有的尊重之外，本人認為，原審判決似乎未充分體現《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之規定及精神，即盡可能完整地闡述作為裁判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並列出用作形成法院心證且經審查及衡量的證據。也就是說，原審判決在說明理由方面顯得不足，僅列舉及轉錄了庭審聽證所得的各種證據，卻未有對該等證據及聲明作深入及全面的分析、評判審查及衡量，並說明其裁判依據。也就是說，檢察院也認為原審判決似乎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ａ）項所規定的“獲證明之事實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及“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
26. 因此，綜合而言，檢察院對上訴人所提出的其行為屬阻卻不法性之正當防衛之上訴理由，以及其所提出的其行為屬於“對攻擊者僅予反擊＂之上訴理由（《刑法典》第137條第3款b項）不予認同之外，對上訴人的其他上訴理由基本上予以贊同。
27. 也就是說，檢察院亦認為，經庭審聽證及審查卷宗證據資料，未有足夠證據證實上訴人曾經在“的士＂車廂內向被害人作出拳頭襲擊，僅能證明上訴人與被害人（輔助人）兩人下車之後曾經互相傷害或互相毆打，以致造成被害人（輔助人）受傷。
28. 在尊重不同見解的前提下，檢察院認為，原審判決書第2條所載之“被害人的左手環指遠端骨折，左眉弓、左側前胸壁及左前臂軟組織挫擦傷＂至多只能證實是在上訴人與被害人兩人在離開“的士＂車廂之後，互相毆打所造成，而且現有證據未能證實兩名打鬥之人中（上訴人及輔助人）何人先行攻擊。
29. 因此，檢察院認為，經庭審聽證調查及審查卷宗內之所有證據資料僅能證明以上事實，而該等事實完全符合澳門《刑法典》第137條第1款結合第3款a)項所規定之事實及法律要件，也就是說，上訴人之行為符合免予處罰之要件。
30. 綜上所述，檢察院基本認同上訴人之上訴理由，亦認為原審法院獨任庭之判決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ａ）項及c）項所規定之“獲證明之事實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及“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違反了“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的原則，應判定其上訴為部分理由成立。
請中級法院法官閣下依法公正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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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人/民事請求人(B)對嫌犯/民事被請求人的上訴作出答覆，見卷宗第888頁至第893頁，認為應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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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上訴
是次，輔助人/民事請求人(B)沒有提起從屬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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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應裁定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部份成立。(見卷宗第936頁至939頁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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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評議及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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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認定的事實
起訴書中獲證明屬實之事實：
一、2014年8月23日凌晨約3時30分，嫌犯(A)在澳門亞馬喇前地XX酒店附近搭載由被害人(B)駕駛的出租車MR-xx-xx前往氹仔南京街(Y)第八座。途中因被害人駕駛時在車廂內吸煙，嫌犯曾以英語要求被害人停止吸煙。到達目的地後，嫌犯繳付車資後，突然用拳頭襲擊被害人。隨後，被害人下車與嫌犯互相毆打，並導致被害人身體受傷。
二、嫌犯的上述行為直接導致被害人的左手環指遠端骨折，左眉弓、左側前胸壁及左前臂軟組織挫擦傷，需15日康復（參閱卷宗第21頁的臨床法醫學意見書，在此視為全部轉載）。
三、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向被害人使用暴力襲擊，並因此直接對被害人的身體完整性和健康造成傷害。
四、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是法律所不容，且會受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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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損害賠償請求中獲證明屬實的事實如下:
1.根據澳門XX醫院於2014年10月13日出具的醫療報告，檢查見原告左手第四指中節指骨遠端骨折併向橈側移位。門診跟進見左手第四指遠節向橈側偏斜約30度，外觀不滿意，手指屈伸功能尚可。(詳見文件1 之澳門XX醫院出具的醫療報告及文件57)
2.根據澳門XX醫院於2015年2月12日出具的疾病證明，原告的疾病情況及診斷為:在環指外傷就診，X-RAY示左環指撞偏畸形，可經手術矯正，約需3月±骨折愈合。診斷:左環畸形愈合。(詳見文件2之澳門XX醫院出具的疾病證明)
3.根據澳門XX醫院於2015年2月25日出具的醫療報告，檢查見原告左手第四指中節指骨遠端骨折併向橈側移位。門診跟進見左手第四指遠節向橈側偏斜約30度，外觀不滿意，手指屈伸功能尚可。改善左手第四指外形需進一步手術治療(切開皮膚矯正骨路對位，鋼針內固定術)，術後指間關節活動可能受損。(詳見文件3之澳門XX醫院出具的醫療報告)
4.根據XX復康中心於2019年7月3日出具的診斷書，原告的疾病情況診斷為:“Lt.4th DIP joint radial deviation around 30 degree with stiffness, swelling, tenderness, griping power: 4+/5.”(翻譯:“左手第四指遠節向橈側偏斜約30度，伴隨僵硬、腫脹、壓痛，握力: 4+/5。”)(詳見文件4之XX復康中心出具的診斷書)
5.根據澳門XX醫院於2019年7月4日出具的疾病證明，原告的疾病情況及診斷為:指骨骨折。治療建議:可行在環指中節指骨畸形矯正術(詳見文件5之澳門XX醫院出具的疾病證明)
6.根據香港XX醫務中心於2019年7月13日出具的醫療報告:“In summary, (B) is suffering from left ring finger middle phalanx distal shaft fracture malunion, with ulnar deviation and rotational deformity, volar plate contracture of DIPJ, extensor tendon adhesion at the DIPJ, and residual reflex sympathetic dystrophy.” (詳見文件6之香港XX醫務中心報告，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7.及後，原告仍須就其左手環指遠端骨折繼續前往澳門XX醫院專科門診部、澳門XX醫院、XX復康中心治療，並因轉介而前往香港XX醫務中心接受檢測治療及手術評估。(參見文件1至7)
8.自案發當日至今，原告因傷接受治療所花費之及醫療費用(包括:診費類、影像檢查類、材料類、治療類、藥物類、護理類及證書費等)合共為澳門幣壹萬肆仟壹佰肆拾玖元(MOP 14,149.00)(詳見文件8至28)。
9.原告因傷接受治療所花費之交通費用(色括:巴士費、出租車費及船票)，合共且折算為澳門幣陸佰零伍元(MOP605.00)。(詳見文件29)
10.原告於案發時在 XX公司任職夜更的士司機，月薪為澳門幣叁萬元(MOP 30,000.00)。(詳見文件30)
11.自2015年5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原告為(D)〔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編號xxxxxx)所聘用，以駕駛後者所擁有之的士，其月薪為澳門幣叁萬元(MOP 30,000.00)。(詳見文件31)
12.自2017年10月19日至2020年3月12日，原告在(Z)公司擔任車長，其月薪為澳門幣壹萬玖仟叁佰貳拾圓(MOP19,320.00)。(第415頁之有關證明文件。)
13.自2014年8月23日起至今，被告的行為所造成的傷害使原告不能從事的士司機工作122日。(詳見卷宗第21頁之臨床法醫學鑑定書、文件32至 52)
14.雖然卷宗第21頁之臨床法醫學鑑定估計原告需15日康復，但根據各醫療診斷結果顯示(參見文件1至6)，事實上原告仍未康復(參見文件57)。
15. 尤其根據香港XX醫務中心於2019年7月13日出具的醫療報告:“Operation advised to him was: corrective osteotomy of left ring finger middle phalanx and internal fixation, extensor tenolysis and volar plate release of the DIPJ. He needs aggressive physiotherapy after the surgery and risks of injury to neurovascular structure/tendon, infection, tendon adhesion, joint stiffness, nonunion and malunion are still present though these risks are low. He may need of a second operation for removal of implants and extensor tenolysis if the final range of motion of the DIPJ and PIPJ is not satisfactory, after the osteotomy site is completely united. This happens in about 50% of the patients.
The osteotomy takes about 6 months for it to have complete union although the healing rate varies from different patients and with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factors. He is estimated to have maximal recovery of his hand function in about 9-12 months’time, and achievement of the range of motion & hand power comparable to the contralateral side in about 12-15 months' time if he complies to all the post-operative rehabilitations.
The estimated surgeon operation fee for the above said operation (corrective osteotomy of left ring finger middle phalanx & internal fixation, extensor tenolysis, volar plate release of the DIPJ) was HKD 69000 for standard room charge. Anaesthetic fee is 1/3 of the surgeon operation fee. For the hospital room fee, charges of operation theatre/ward, implants, physiotherapy, meals, and etc. are not included. The actual fee depends on usage after admission and different hospital policies.”
(詳見文件6 之香港XX醫務中心出具的醫療報告)
16.原告的左手第四指至今仍呈現偏斜約30度的變形狀態，並不能完全屈曲其左手第四指及常併疼痛感，因此有必要接受上述矯形手術以恢復其左手第四指之功能及外觀(參見文件57)，有關單次手術費用約為港幣陸萬玖仟元(HKD69,000.00)，手術麻醉費用約為手術費用的三分之一，即港幣貳萬叁仟元(HKD 23,000.00)，合共為港幣玖萬貳仟圓(HKD92,000.00)，折合為澳門幣玖萬肆仟柒佰陸拾圓(MOP94,760.00)。
17.是次受襲使原告的身體及精神承受著痛苦及為其生活帶來不便。
18.原告在受襲過程中承受著肉體之痛楚。
19.自原告被被告打傷後，原告因左手環指遠端骨折而經常出現腫脹疼痛之後遺症，並需外塗藥膏及服用藥物治療，導致民事賠償請求人感到痛苦及絕望。
20.原告還因為左手手指骨折，每次進食及活動都會觸動骨折部分，並因此產生劇烈痛感，使其感到非常痛苦及難過。
21.原告亦因左手手指腫脹疼痛而使其日常生活產生困擾及影響，尤其是在刮風下兩等天氣，該手指的疼痛症狀會明顯加重。
22.此外，左手手指骨折使民事賠償請求人於睡覺時無法隨意轉動身體，否則會壓到骨折的部位而導致劇痛，加上受襲事件給原告帶來陰影，並使其飽受失眠及惡夢的煎熬，因而原告精神萎靡、感到徬徨、無奈及不舒適。
23.在案發前，原告非常熱愛運動和音樂，彈結他等;但在經歷了是次受襲後，由於受傷位置處於左手手指，因觸動骨折部份會產生強烈的疼痛感，故今後也不能作出進行上述活動，為此，原告感到非常沮喪及傷心。
24.原告的左手手指現尚未恢復，且無法得知該部位何時才能回復至事發前的狀態，但原告一直為職業司機，工作時必須緊握及控制軚盤，手指的傷患亦為其工作帶來困擾及影響，故經常擔心可能會因傷患而被僱主解僱，因而感到傷心、不安及情緒低落。
25.經過是次受襲後，原告需要不斷前往各大醫院覆診及進行其他相關治療，導致原告即使在週末或假期期間，仍大部份時間在醫院渡過，間接剝奪其消遣及休息的機會，且需很努力去克服治療的痛楚，使其身心疲累，對生活大大失去熱情，對其身心造成嚴重的影響。
26.而且，原告左手第四指的傷勢仍有需要令原告再次接受手術以作出矯治，以及一系列長時間的康復治療(參見文件6)，將再次令原告承受痛楚。
27.康復期間，原告大部分時間都在家靜養，漸漸與很多朋友疏離，對於事故之前性格外向，愛好熱鬧的原告來說，此期間尤感苦悶、痛苦、無助及生活枯燥乏味。
28.是次事故使原告的性格驟變，由以往開朗樂觀的個性轉變至終日愁眉苦臉，鬱鬱寡歡，經常胡想亂想，其後遺症亦構成日後生活的障礙，原告更是感到痛苦、孤獨、無助及很大壓力。
29.在提交“民事損害賠償請求聲請”之後，原告因是次事件造成的傷害繼續就醫，有關醫療及藥物費用為MOP3,584.00。(參見聲請所附文件58至60、 文件62至64、文件66至68)
30.原告因是次事件造成的傷害而需要請假就醫，因而在2019年7月、8月、9月、10月及12月因缺勤而扣除的津貼為MOP21,252.00。(參見“民事損害賠償請求聲請”文件53，聲請所附文件58至65、文件69至74)
31.根據“醫學鑑定報告”顯示，原告的左手第四指傷害導致的傷殘率為2%。(參見卷宗第385頁, 458及495頁)
被告的民事答辯狀中獲證明屬實的事實如下:
1.°O Arguido entregou ao agente da P.S.P. o montante de Mop$2.500,00, exigido pelo Ofendido.
2.°Tendo, nessa altura, ambos - Arguido e Ofendido - assinado declarações, de desistência da respectiva queixa-crime quanto ao dano patrimonial dos óculos e de “bluetooth earphone” do ofendido. (Cfr. fls. 16 e 17 dos autos).
*
同時，亦證實下列事實: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嫌犯的個人狀況如下:
1. é licenciado em arquitectura e trabalha no departamento de project development do grupo empresarial (W), auferindo um salário mensal líquido de MOP64.850,00 (sessenta e quatro mil oitocentas e cinquenta Patacas).
2. Tem as seguintes despesas mensais:
a) renda de casa: MOP15.500,00. (quinze mil e quinhentas Patacas);
b) renda de lugar de estacionamento: MOP1.500,00 (mil e quinhentas Patacas);
c) salário de empregada doméstica: 6.000,00 (seis mil Patacas):
d) electricidade: MOP1.000,00 (mil Patacas);
e) gás: MOP300,00 (trezentas Patacas):
f) água: MOP400,00 (quatrocentas Patacas);
g) CTM: MOP300,00 (trezentas Patacas);
h) combustível: MOP1.500,00 (mil e quinhentas Patacas);:
i) alimentação e outros (supermercado): MOP5.000,00 (cinco mil Patacas);
j) pensão de alimentos a filha menor que reside em Portugal: MOP5.000,00 (cinco mil Patacas);
k) auxílio financeiro à mãe:€250,00 [duzentos e cinquenta euros equivalente, ao dia de hoje, a cerca de MOP2.035,00 (duas mil e trinta e cinco patacas)]
3. O arguido tem actualmente a seu cargo uma filha de 4 (quatro) meses de idade.
***
三、法律方面
上訴法院只解決上訴人具體提出的並且由其上訴理由闡述結論所界定的問題，結論中未包含的問題轉為確定。（參見中級法院第18/2001號上訴案2001年5月3日合議庭裁判,中級法院第103/2003號上訴案2003年6月5日合議庭裁判。）
本上訴涉及的法律問題：
- 欠缺說明理由導致之判決無效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疑罪從無原則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 正當防衛
- 豁免刑罰 《刑法典》第137條第3款a項及b項
- 賠償責任
互相襲擊 因果關係 受害人過錯 正當防衛
- 賠償金額
醫療費 誤工費 傷殘賠償金額之確定 非財產損害賠償金額之確定
*
I-刑事事宜上訴
1．1關於欠缺說明理由導致之判決無效
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的規定，根據同一法典第360條a項規定，宣告被上訴裁判無效。
*
《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規定：
“二、緊隨案件敘述部分之後為理由說明部分，當中列舉經證明及未經證明的事實，以及闡述即使扼要但儘可能完整、且作為裁判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並列出用作形成法院心證且經審查及衡量的證據。”
根據上述法律條款之規定，作為判決書要件之理由說明部分，法律要求判決當中：列舉經證明及未經證明的事實；闡述即使扼要但盡可能完整、且作為裁判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列出用作形成法院心證且經審查及衡量的證據。該法條之規定並不要求法院必須在判決書內列明其賴以形成自由心證的各種證據的具體內容，也沒有要求解釋法院形成心證的心路歷程，法院心證之形成只需通過列舉證據適當予以呈現。
*
原審法院在被上訴判決的“事實之判斷”中列舉了所審查的證據，主要有：
本案於2020年11月19日下午之審判聽證(庭審已錄音)，分別聽取了嫌犯(A)及聽取輔助人(B)之聲明；並聽取辯方證人XXX、民事原告證人XX(XX醫院醫生)、XX(XX醫院醫生)之證言。
本案於2020年11月26日下午之審判聽證(庭審已錄音)，分別聽取了證人(C)、XX(XX醫院醫生)、XX(治安警察局警員)、XX(治安警察局警員)、(D)、XX，XX及XX之證言。
本案於2020年12月17日上午之審判聽證(庭審已錄音)，分別聽取了證人XX(XX醫院醫生)、XX(XX醫院醫生) 之證言。
嫌犯(A)於庭上主要聲稱內容如下(庭審已錄音):
嫌犯認為事實並非完全正確的。
嫌犯當晚坐上一架的士(位處XX酒店附近)回家途中，當時的士司機(輔助人)吸煙，嫌犯曾叫其三四次弄熄枝煙，但其並沒做；當到了(Y)第八座時，嫌犯取出銀包付車資，並在收付期間，司機有意將煙噴向嫌犯面，嫌犯打算撥開那些煙的期間，可能不小心碰到輔助人的面，的士司機(輔助人)便下車，嫌犯亦回家，但輔助人落車很凶惡的跟著嫌犯，亦開始踢嫌犯，由於嫌犯想保護自己，便捉著輔助人讓他冷靜些，而(Y)的看更見到，便打開閘門，嫌犯便進入大堂，並坐在梳化上，輔助人便踢開大樓門口的鐵閘，嫌犯坐在梳化上並問看更發生甚麼事，看更告訴嫌犯該司機(輔助人)的眼鏡及藍牙耳機壞了，當時嫌犯想將事情解決，由於嫌犯不懂中文，當時嫌犯同意了報警，警察來到，而雙方亦落了口供，當時的士司機(輔助人)說要賠償弄壞了的東西，而當時嫌犯為擋著其襲擊，是一正當防衛；而當時太夜，嫌犯想回家，其要求2500元賠償，即賠償眼鏡及藍牙耳機，嫌犯以為已經解決了，因為輔助人沒有說要再告嫌犯。但之後收到警察電話指要落聲明。
嫌犯亦幾次叫輔助人不要食煙，嫌犯用英文向輔助人說的。
司機(輔助人)下車並跟著嫌犯，踢嫌犯，嫌犯為了保護自己而捉著輔助人，讓輔助人冷靜，而嫌犯亦開鐵閘入內，而輔助人亦踢大門，而樣子是有攻擊性的，嫌犯當時頭有點受傷，但嫌犯認為無需要往醫院，嫌犯當時並沒有投訴甚麼。
嫌犯認為其行為是正當防衛。
司機(輔助人)下車後衝向嫌犯，踢嫌犯，嫌犯為了保護自己，嘗試捉著輔助人，使輔助人不能再襲擊嫌犯，而嫌犯亦即走入大堂內並坐在梳化上，自己都想冷靜下，輔助人有打到嫌犯的頭，無受傷，但有頭痛，但不算嚴重，無往醫院驗傷，因家人等嫌犯，嫌犯想快點回家，而當時大家都無告對方的，只需賠償其眼鏡及耳機，嫌犯重申當時嫌犯是正當防衛，所以嫌犯認為不需往醫院。當時輔助人只問嫌犯拿2500元，嫌犯便給輔助人，想解決這件事，所以去取錢給輔助人。
嫌犯無用拳打輔助人，只是捉著輔助人，因為輔助人踢嫌犯的，所以嫌犯捉著輔助人，之後雙方一齊跌在地上，(......)。
嫌犯當時是清醒的，嫌犯並不清楚幾時弄爛了輔助人的眼鏡，嫌犯捉著輔助人，輔助人亦捉著嫌犯，輔助人用腳踢嫌犯，而嫌犯亦嘗試保護自己，當時是自衛。
嫌犯下車過一條馬路就是(Y)。當時看更看見外出發生事，然後開門，嫌犯才有機會入內，而輔助人再次向嫌犯拳打腳踢，嫌犯當時坐在梳化上，那兒是嫌犯屋企，(......)。
輔助人(B)於庭上主要聲稱內容如下(庭審已錄音):
輔助人聲明其在車上並沒有食煙，當時是由XX往氹仔(Y)八座，在付的士款項期間，大約一分半的時間內還未下車，輔助人亦講了幾句英文的多謝，但嫌犯仍未下車，輔助人估計嫌犯應該是飲多了，嫌犯是坐在輔助人之左後方的，輔助人便拿一枝煙出來，無燃點，只是含著，突然嫌犯從左後方打向輔助人，眼鏡也彎了，亦不知發生甚麼事，轉頭望過去，嫌犯又再打一拳，藍芽耳機爛了，嘴亦爆了，當時太夜，人亦不太清醒，不知發生甚麼事，之後嫌犯又再打一拳，輔助人便自衛，並用手擋，所以便斷了手指，下車時亦追向輔助人及打輔助人，不知道為何嫌犯打輔助人，而輔助人唯有自衛及大聲叫“叫差佬呀，叫差佬呀!”之後嫌犯便害怕了，並跑進(Y)八座，輔助人便立即跑回的士內叫call台，之後輔助人走進(Y)拍門並叫嫌犯不要走，快點出來，輔助人已叫警察，嫌犯便出來，整件事情就是這樣。
嫌犯是從左後方向打向輔助人的，輔助人坐司機位，嫌犯打向輔助人，導致藍芽耳機爛了，嘴亦爆了，再打來，然後便用手擋，就這樣便弄斷手指，輔助人意識到好痛，要保命，便即下車，嫌犯似瘋了，下車後又再打輔助人，唯有自衛，不斷擋著，輔助人大聲叫，“叫差佬”，嫌犯便跑進(Y)，輔助人便拍門著其出來；之後警察很快便到來，警察問嫌犯為何要打輔助人，問嫌犯是否飲醉，其承認是飲醉酒，其是半清醒之間，前後來了兩位警察，我聽到警察問嫌犯的，其中一位警察問嫌犯“Have you drunk?”用英文問嫌犯的，“點解你打佢一拳呀?”警察問，輔助人說嫌犯打其三拳，嫌犯指輔助人食煙，但輔助人只是拿出來，但沒有點著的，放在嘴並沒有燃點的，輔助人並沒有食煙。
輔助人不太留意嫌犯有否醉氣，但前後有兩個警察都問過嫌犯“Have you drunk?”嫌犯說“Yes”，亦有問嫌犯為何打人，嫌犯亦回答“因為食煙”。警察也說，就算是因為食煙，也不應該打人，可找相關人員處理，如罰錢等。
輔助人左手無名指骨折，及左胸部有傷，額頭亦有傷，事後輔助人報警。事發時輔助人大叫，嫌犯追來打輔助人，輔助人再大叫“你唔好再打，我叫警察拉你”，嫌犯逃跑入大廈內，想走，輔助人拍門，而輔助人便報警求助。前後有兩個警察到來。
當時下車後，輔助人是作出自衛，擋著嫌犯，並不是打嫌犯，當警察來到後，輔助人亦有到醫院驗傷。起初是指普通傷害，但做完手術後是不成功的，該部份是彎曲了的，醫生叫輔助人回家多點做練習，輔助人練習過都是不行，都是痛。當時無名指是骨折的，當時有位X醫生跟的，當日是無往院的。
輔助人聲稱追究刑事及民事責任。
嫌犯打輔助人三拳後，輔助人很害怕，下車後，嫌犯繼續追向輔助人，打輔助人，輔助人叫“叫差佬，叫差佬，唔好打!”嫌犯便跑進(Y)八座，嫌犯走進(Y)內，輔助人便拍門。
當時輔助人很無奈的被嫌犯連續打了三拳，很痛很害怕，輔助人便下車，嫌犯追向輔助人打輔助人，輔助人只可以自衛並大叫。在外出，嫌犯不斷打輔助人，追向輔助人，並打輔助人，並叫“call police”，嫌犯便立即走向(Y)八座內。
證人(C)於庭上聲稱主要內容如下:證人是嫌犯的朋友，證人不在的士內，證人在外面，證人見到部份的情況，見到的士司機很激氣的樣子，很多粗俗的說話，亦見到其朋友這事情而感到很氣憤，證人並不看見嫌犯和輔助人在的士內的事情，因當時並不是和嫌犯一起，亦看不見的士司機有傷；證人當時見到的士司機已離開了的士，證人本人亦不在的士內，所以其實證人是甚麼也看不到的，證人大概是在一間便利店附近，的士司機是相當氣憤的狀態並離開的士，其朋友好像平時一樣的談話，看不見任何司機被打被襲擊的情況，但證人見到他們是很憤怒的樣子，在的士內發生甚麼事，證人並不知道的。
證人當時見到嫌犯是清醒的，見到嫌犯有點憤怒，但是清醒的。
當時輔助人是講中文的，而證人聽懂一點點。證人當時都呆了，因為當時司機的表達方式並不是友善的。
證人當時見到的士司機下車，走到另一邊講很多粗口，證人看不見他們之前的情況，證人不認識的士司機。
(……)
證人當時是看不見2人打鬥的經過。
***
根據卷宗第21頁的臨床法醫學意見書（在此視為全部轉載）:嫌犯的上述行為直接導致被害人的左手環指遠端骨折，左眉弓、左側前胸壁及左前臂軟組織挫擦傷，需15日康復。
XXX 醫生聲稱被害人有權選擇將來是否做手術。
卷宗內載有醫學鑑定書(第458頁)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醫學鑑定(第458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被鑑定人:(B)
XXX醫生(XX醫院整形外科)，受澳門初級法院委托回答第402，428及429頁的問題。
第402頁的問題如下:
c.上述傷害共需多少時間康復?
傷害已作傷殘評估(約2%)。
d.即使康復，有關傷害會否令原告留有後遺症? 如有，這些後遺症是甚麼? 原告能否透過進一步治療而令傷害減到最低?
傷害已作傷殘評估(約2%)。
e.上指之後遺症會對其日常生活造成什麼影響?
左手第四指中節向橈側偏斜約30%，手指屈功能稍受限。
第428頁的問題如下:
1.受害人在2014年拒絕接受治療的事實，是否會阻礙或影響未來要進行的手術的結果?
是，會影響未來進行的手術結果。
2.在受傷後6年才進行矯正手術，是否意味著康復期大大增加?
是，康復期會增加。
3.如受害人在2014年遵循了醫囑，現時的長期部份無能力的比率是多少?
視乎當時手術後的康復情況。
第429頁的問題如下:
1.致函XX醫院以便告知本卷宗起訴人出於何種原因於2020年3月5日至9日期間前往就診，以及於上述期間作出之診斷為何;
基於法院文件要求鑑定，故預約患者于2020年3月5日及2020年3月9日回門診檢查，及作評估鑑定報告。
檢查診斷見左手第四指中節向橈側偏斜約30%，手指屈功能稍受限。
醫學鑑定 (第495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被鑑定人:(B)
就初級法院所附問題，現回覆如下:
g.患者在2014年8月23日因左手第四指外傷到本院急症室求診。
h.患者左手第四指中節指骨遠端骨折并向橈側偏斜約30°。
i.2014年9月17日
J.骨折原因。
k.是
l.不是。
m.患者沒有接受手術治療。
n.患者沒有接受手術治療。
o.是
p.是
q.患者自2015年2月12日沒有再回門診覆診，不清楚2019年7月3日至2019 年7月16日之情況。
......
嫌犯在審判聽證中沒有承認犯罪，嫌犯就其個人及家庭狀況作出了聲明。嫌犯聲稱其行為是出於正當防衛(legítima defesa)。
被害人聲稱追究其刑事及民事責任，被害人聲稱嫌犯用拳頭襲擊被害人。
證人就其所知作出了聲明(證人於庭上的聲明已作出錄音, 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考慮檢察院的歸檔批示內容:“本案經偵查，由於嫌犯(A)沒有驗傷，未能搜獲足夠證據顯示被害人(B)曾對嫌犯實施澳門《刑法典》第1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刑事起訴法庭的批示內容(有關理由載於相關批示內): 本法庭現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289條第2款第二部分的規定，決定不起訴嫌犯(B)。
本庭認為本案中嫌犯及輔助人各自有不同的聲明，結合本案中有關輔助人的臨床法醫學意見書及鑑定報告的內容，本庭認為輔助人的聲明與其傷勢報告較一致，本庭認為輔助人的聲明較可信，按照一般生活經驗的士司機於收到車資後通常會即時駕車離開，的士司機在收到車資後通常不會主動下車打人，本庭認為考慮以上觀點及檢察院的上述歸檔批示及刑事起訴法庭的決定及理由，由於本案缺乏客觀證據，尤其嫌犯的驗傷報告，本庭決定嫌犯提出的正當防衛理由不成立。
本法庭在綜合分析了嫌犯的聲明、輔助人聲明，證人證言(包括醫生及鑑定人)、本卷宗內的書證，及臨床法醫學意見書及鑑定報告，本庭認為結合一般生活經驗而形成心證及作出事實的判斷。本庭認為根據卷宗的證據，有關證據充分，足以認定以上事實。
未獲證實之事實: 因證據不足或不重要或屬結論性，載於民事損害賠償請求及民事答辯狀內與已證事實不符之其他事實。
*
細讀被上訴判決，我們認為，被上訴判決詳細列出了用作形成法院心證且經審查及衡量的證據，包括上訴人、輔助人、證人所陳述的內容，分析了上訴人與輔助人的不同的聲明，並說明了採信輔助人聲明的理由，適當體現了法院心證形成之邏輯，履行了《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的要求。
基於此，上訴人提出的該理由不成立。
**
1.2.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上訴人認為，有關起訴書第1點事實，僅有上訴人和輔助人的不同聲明，因此，在沒有證據顯示發生襲擊及其原因的情況下並根據一般經驗法則，極不可能有上訴人在的士車內後座襲擊輔助人的情況，被上訴裁判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之瑕疵。
*
終審法院於2009年7月15日在第18/2009號刑事上訴案的合議庭裁判中指出：“被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就是在案件標的範圍內查明事實時存在漏洞，以致在作為決定依據的被認定事實存在不足或不完整。”
本案卷宗資料顯示，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對案件標的之全部事宜均進行了調查，並作出認定，沒有被認定事實存在不足或不完整之情形，並不沾有“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實際上，上訴人是不認同法院對證據及事實作出的判斷和認定，上訴人按照其自己所認定的事實力指其行為不構成犯罪，冀望以此理據推翻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這一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故此，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
1.3.關於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存疑從無原則
關於“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的判決中指出：“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換言之，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是指法院在審查證據並認定事實時，明顯有違經驗法則和常理，或明顯違反法定證據價值法則，或明顯違反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規定，除了法律另有規定，法官根據自由心證原則，按一般經驗法則和常理來評價各種被審查和調查證據之證明力，以及認定獲證或不獲證明的事實。
一般經驗法則為基於日常生活經驗而來的，一種客觀普遍之定則，可為大多數人接受，且絕非主觀或狹隘之個人判斷。
終審法院於2022年9月21日第78/2022號刑事上訴案合議庭裁判中強調：
事實上，不能忽視的是，（所有的）證據都應在審判聽證中予以調查和評估（見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336條），審判者行使其“自由評價證據”的權力，結合經驗法則（見同一法典第114條），通過對證據的（總體）分析形成其對於案件標的之事實的“心證”。
這樣，由於“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與法院就事實事宜所作裁判和上訴人認為恰當的裁判之間的或有分歧毫不相關，因此上訴人在上訴中作為上述瑕疵的理據而主張法院本應在形成其心證時看重某項---沒有“特別證明力的”---證據方法（從而認定某些事實）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上訴人只不過是在通過這種方式質疑“證據的自由評價”原則和法院的“自由心證”。
*
疑罪從無原則，是指法院在認定事實的審查證據過程中，對所審查的證據所需要證明的事實的真偽存有合理懷疑，在這種情況下，法院就應該以對嫌犯最有利為依歸，作出有利於嫌犯的事實的決定，這裡的合理懷疑，有必要在法官（而不是上訴人）形成心證前就對作出決定的事實前提抱有懷疑，這種懷疑是“合理”及“無法補救”的（參見中級法院第368/2014上訴案及第592/2017號案件合議庭裁判）。
*
本案，原審法院列出了認定事實所依據的證據並扼要說明了對證據批判性的分析。從被上訴判決的分析中可見，的士乘客與司機在車內的相對位置，輔助人的傷勢集中在身體左側，特別是左臉眉弓位置和左側前胸壁的位置，左手環指尾端，符合被他人從後座襲擊的情況；輔助人的傷勢則與上訴人的聲明不符合，上訴人聲稱在的士車廂內內其因爲撥開輔助人噴向其面部的香菸煙霧時可能不小心碰到輔助人的面部，在車外，其為著自衛只是遮擋輔助人的襲擊，上訴人稱其沒有用拳頭打輔助人，為保護自己，也只是抓著輔助人，之後雙方一起跌在地上；原審法院亦考慮到一般情況下，能導致的士司機收到乘客車資之後沒有離開卻下車暴怒地與乘客爭執甚至打架之原因；最終，原審法院毫無疑問地認定起訴書第1點事實獲證明屬實並認定上訴人不符合正當防衛， 不存在違反一般經驗法則、法定證據價值準則、職業規則的情況，也不存在違反存疑從無原則，不沾有“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因此，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
1.4. 正當防衛
上訴人認為，如果法院認為上訴人與輔助人之間有相互襲擊，但上訴人的行為屬正當防衛。
上訴人指稱，卷宗中沒有證據可證明在的士內上訴人首先襲擊輔助人。雖然鑑定人在庭審聲明中確定輔助人手指之傷由襲擊造成高於防衛造成，但這屬於審判者自由心證的範圍。綜合卷宗證據，極可能是輔助人拍打玻璃門的攻擊性行為造成的。
有關是否存在正當防衛，屬於法律問題，是對已證事實作出合適解釋所得出的結論並對之作法律適用的問題，不屬於事實審理層面的問題。
《刑法典》第31條（正當防衛）規定：
為擊退對行為人本人或第三人受法律保護之利益正在進行之不法侵犯而作出之事實，如其係擊退該侵犯之必要方法者，為正當防衛。
是否符合正當防衛，要求同時滿足三個要件：①行為人本人或第三人受法律保護的利益正遭受不法侵犯，該侵犯必須是正在實施或迫在眉睫的侵犯；②為擊退不法侵害所使用的方法，必須是必要且合理的；③ 行為人必須具有防衛的意圖（animus defendi）。
依照經驗法則，令對方不能近身或以適當武力制服對方等停止對方攻擊之方法，方是防禦性的擊退對方的常用方法。
已證事實顯示，上訴人在車內襲擊了輔助人，隨後，輔助人下車與上訴人在車外互相襲擊，即使只考慮車外相互襲擊的情況，依據相互毆打的事實和雙方傷勢的部位和嚴重程度，未能發現上訴人屬“正當防衛”的必要事實的存在，尤其是針對上訴人的防衛意識，事發時所面對的迫在眉睫的侵害以及反擊的必需性。
基於此，上訴人認為其行為符合正當防衛的主張不能成立。
*
1.5.豁免刑罰（《刑法典》第137條第3款a項及b項）
上訴人認為，若上述理據不被採納，上訴人的行為則是對攻擊者僅予反擊；如不如此認為，上訴人和輔助人互相襲擊，且未能證明是誰先行攻擊，因此，法院應根據《刑法典》第137條第3款a項和b項規定免除其刑罰。
《刑法典》第137條規定：
一、傷害他人身體或健康者，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二、非經告訴不得進行刑事程序。
三、如屬下列情況，法院得免除其刑罰：
ａ）互相侵害，且未能證明打鬥之人中何人先行攻擊；或
ｂ）行為人對攻擊者僅予反擊。
根據《刑法典》第137條第3規定，當屬於互相侵害，且未能證明打鬥之人中何人先行攻擊，或行為人對攻擊者僅予反擊者，法院得免除其刑罰。然而，免除刑罰並非自動和必須給予，法院應在具體案件中作出裁量。
根據已證事實，上訴人先行在的士內襲擊輔助人，隨即輔助人下車並在車外與上訴人相互襲擊。考慮到上訴人是先行的攻擊者，輔助人的傷勢不輕，上訴人完全否認被起訴事實的態度，法院看不到本案事實之不法性及上訴人之罪過屬輕微者，顯然本案不符合《刑法典》第137條第3款a項和b項規定的任何一種情況。
因此，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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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民事事宜之上訴
就民事賠償方面，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亦沾有“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和“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上訴人具體提出以下請求之理由：
A）就賠償責任之前提
i）上訴人認為，首先，卷宗的事實不能得出已證事實第2點所載的受害人所受的傷與上訴人行為之間存在因果關係的結論。原審法院認定上訴人和受害人之間相互襲擊，正如鑑定人所述，可得出的結論是受害人的傷勢完全有可能是受害人襲擊時自己造成的，而不能認定受害人的傷勢是由上訴人單獨且直接造成的。
ii）如不如此認為，上訴人的行為屬正當防衛，阻卻其行為的不法性，因此，其無需負上賠償責任。
B）關於被害人的過錯
上訴人指稱，如亦不如此認為，在互毆的情況下，根據《民法典》第564條規定，受害人本人對其傷勢的造成也起了決定性作用，應免除或減少上訴人的賠償責任。
上訴人指稱，受害人對損害後果亦有責任。受害人左手環指受傷，隨後在XX醫院就醫，根據2015年2月12日及2月25日的醫療報告，清晰顯示醫生診斷有必要進行手術，但是，受害人拒絕了手術建議。當然，受害人當時有接受或不接受手術的自由，然而，無法理解，受害人已拒絕了手術、且明知當時手術具更少侵入性及更有效，卻在受傷五年之後，基於另一名醫生的2019年的醫療報告提起民事求償。原審法院沒有指出為何五年之後方施行手術具必要性。受害人如果當時接受了手術，其手指的“傷殘率”減值評定會更低，為1%甚至為0%，受害人現時手指的2%的“傷殘率”是其自己造成的，因此，根據《民法典》第564條規定，受害人僅可獲得截止其當初拒絕手術之時的賠償，而之後的賠償請求，包括薪金損失、長期部分無能力損害及精神損害均不應由上訴人負擔。
C）賠償金額
上訴人認為，如果其前面的理據不被認可，那麼，根據《民法典》第560條第6款規定，應以衡平原則確定賠償金額。
i）在醫療費方面，XX醫院以外的醫療機構的治療費用不應予以考慮；此外，對於受害人的傷勢並非澳門的醫療機構不具備醫療能力，而澳門XX醫院在於最初即對受害人作出正確的診斷且有醫療能力，因此， 在無證據顯示澳門治療水平不足的情況下，妨礙裁定全額賠償受害人在香港XX醫務中心的治療費用。
2）受害人的長期部分無能力並無妨礙其繼續從事原工作，原審法院裁定相關之賠償，沾有“事實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之瑕疵”。
另外，原審法院在沒有證明受害人失去將來收入的情況下，在裁定賠償時考慮了其將工作到65歲，導致輔助人獲不當得利。 因此，被上訴判決沾有“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
3）在精神賠償方面，原審法院認定第20至25點事實獲證實，但卻無任何事實基礎，相關澳門幣80,000元的賠償不適當及不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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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分析一下上訴人的上訴理由。
2.1.事實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之瑕疵
上訴人指稱，受害人的長期部分無能力並無妨礙其繼續從事原工作，原審法院裁定相關之賠償，沾有“事實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之瑕疵”，並令受害人獲不當得利。
被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是指在案件標的範圍內查明事實時存在漏洞，以致在作為決定依據的被認定事實存在不足或不完整。
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對於案件標的之全部事宜均進行了調查，並無上訴人所指的認定事實存在不足或不完整之情形，無沾有“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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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
上訴人指原審法院認定受害人的薪金為每月澳門幣3萬元，但卻忽略了受害人聲稱其日平均收入大致是澳門幣1,000元，而其須支付澳門幣330元的租金。
對於受害人薪金收入金額的認定，原審法院根據卷宗中的證據，特別是受害人僱主發出的證明文件，結合的士司機行業之特點，的士運營成本的分攤，依照一般經驗法則，已經足以令法院認定相關的事實，不存在與證據相反的情況。被上訴判決並不存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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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證事實20點至25點的認定，根據被上訴判決，原審法院考慮了輔助人（即民事請求人/受害人）聲明、證人證言(包括醫生及鑑定人)、卷宗內的書證、臨床法醫學意見書及鑑定報告，並結合一般生活經驗對事實作出判斷，未發現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反而，上訴人簡單地指責原審法院對相關事實的認定缺乏事實基礎，顯見的，是藉此理據質疑原審法院的心證，意圖以此推翻相關的事實。被上訴判決並不存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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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的行為與受害人傷害之間無因果關係、上訴人的行為屬正當防衛、受害人亦對其傷害存有過錯、判定上訴人應負擔的醫療費、在訂定長期部分無能力賠償時考慮了其將工作至65歲的情況，在這些問題上， 根據上訴人的理據，上訴人所提出的理由均為對已證實事實的適合解釋所作的結論並對其適用法律，簡言之，屬適用法律方面的問題，而非認定事實方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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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賠償責任的前提 因果關係 正當防衛
本案，受害人左手第四環指遠端，即近指尖第一關節部位骨折。生活經驗告訴我們，以手襲擊他人時會用掌摑或拳擊方式，受害人相關手指之傷的位置、傷勢程度說明是被上訴人擊中造成的，符合輔助人所述在車內上訴人襲擊其時，其用手遮被擊中骨折受傷的情況，可見，上訴人的行為直接導致了受害人受傷。
顯見的，受害人的傷勢與上訴人的行為存在著適當的因果關係，至於賠償責任的多少如何界定，則是另一個問題。
至於上訴人的行為是否屬於正當防衛，上面我們已經作出闡述，認定上訴人的行為不符合正當防衛，在此不再重複。
據此，上訴人所提出的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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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受害人的過錯
上訴人指稱受害人的長期無能力是受害人自己當初拒絕醫生的手術建議，而在五年之後才接受手術造成的。受害人若當初接受手術，可能長期無能力的減值比較低甚至為0%，故此，受害人當初拒絕手術後的賠償金，上訴人不應負擔。
受害人有權選擇接受手術治療或拒絕接受手術治療，亦有權選擇其認為合適的時機接受手術治療。
具體本案，根據已證事實及卷宗資料，當初接受手術是否一定會比數年之後方接受手術，所造成的無能力減值更低甚至為0%，不可以想當然地推測得出，正如鑑定人所述，需要以手術的情況為準，因此，上訴人根據假設對事實作出的結論，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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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賠償金額之訂定
原審法院根據《民法典》第477條、第557條、第558條、560條第1款及第6款之規定，裁定上訴人賠償受害人合共澳門幣476,350元，包括：
醫療費用:澳門幣17,733.00元（MOP14,149.00+MOP3,584.00)；
因傷接受治療所花費之交通費用：合共澳門幣605.00元；
因是次受傷不能工作而喪失之薪金: 合共澳門幣143,252元（MOP122,000.00 + MOP21,252.00)；
矯形手術費用：合共澳門幣94,760.元（手術費HKD69,000.00+手術麻醉費用HKD23,000.00)；
因工作能力的喪失之損害賠償：澳門幣80,000元；
非財產損害賠償：澳門幣140,000元;
將來醫療費用及物理治療支出之賠償，該金額由執行結算時確定;
提交請求書後，民事請求人因本案遭受傷害而導致原告因傷休息所喪失的工資，由執行結算時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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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薪金損失，原審法院的判決並無錯誤，無論是受害人不能工作的天數還是其基本工資，應予以認定。
關於在澳門的醫療費用，澳門市民有權選擇其認為適合的在澳門運作的醫療機構接受治療，因此，受害人本案在XX醫院之外的澳門合法的醫療機構接受治療之費用均應被接納。
關於在香港醫療機構接受矯形手術及相關麻醉之費用，上訴人認為，如認定其有賠償的責任，但是，由於澳門的醫療機構有相應醫療能力，香港的收費比澳門收費高，故不應全數予以賠償。首先，受害人有權選擇、也不論以任何理由選擇在澳門之外地方接受治療，不應被質疑和評判，然而，至於外地的醫療費用是否獲得全部賠償，則應根據具體個案分析。另外，外地治療費用，除了因果關係，即，醫療費用是治療有關傷患之支出之外，還應考慮相關外地治療費用金額的合理性。本案，受害人是澳門居民，受害人選擇前往香港接受治療，其花費的醫療費用是否有部分金額因超過澳門醫療機構收費標準而不具合理性？這一點須上訴人在民事請求程序中的訴辯階段具體提出相關的事實並進行相應舉證，而不是簡單泛泛地提出香港收費比澳門收費高。本案，已證事實未能顯示受害人的香港醫療費用不當過高，相關的費用應予以接納，因此，上訴人的理據不成立。
關於因傷接受治療所花費之交通費用，與上面相同的理由，在澳門的醫療機構有能力進行相關治療的情況下，受害人選擇前往香港接受治療，而案中已證事實未顯示為不合理，其所花費的交通費用予以認定。
關於長期部分絕對無能力賠償，是一項已經造成的身體的損害，不是將來工作收入的損失。在確定長期部分無能力賠償時，應考慮受害人的無能力減值2%，意外發生時受害人的年齡，受害人對職業的期許等因素，按照衡平原則予以裁定。原審法院考慮了各種因素，將受害人的長期部分無能力賠償金定為澳門幣捌萬圓(MOP80,000.00)的賠償，符合衡平原則，不存在上訴人所指的過高及不合比例的錯誤。
關於非財產損害賠償，考慮到民事請求人受傷是在兩人的互毆中產生、受害人存在拖延治療、受害人傷勢的嚴重程度、所造成的傷殘程度、傷痛的部位、傷患對其造成困擾及工作上和生活上的不便，根據《民法典》第489條第1款及第3款的規定，按照衡平原則，我們認為，非財產損害賠償的金額應減至澳門幣玖萬圓(MOP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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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A)的上訴：
1- 刑事上訴不成立。
2- 民事上訴部分成立，裁定：將非財產損害賠償減至澳門幣玖萬圓(MOP90,000.00)。
2- 維持被上訴判決之其他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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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A)須負擔10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訴訟負擔減至4/5。
被上訴人(B)須負擔2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用。
著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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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2024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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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艷平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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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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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廣勝
（第二助審法官）
1 上訴人的上訴理由闡述之結論部分原文如下：
CONCLUSÕES：
1. Na sentença de 24 de Novembro de 2022, o douto Tribunal a quo condenou novamente o Arguido, ora Recorrente, pela prática de um crime de ofensa simples à integridade física, p. e p. pelo n.º 1 do artigo 137.º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e no pagamento, ao Recorrido, de uma indemnização no valor de MOP476.350,00 (quatrocentas e setenta e seis mil trezentas e cinquenta Patacas), a que acrescem despesas médicas futuras, a liquidar em execução de sentença.
2. O Tribunal a quo, não obstante a censura desse Tribunal à primeira decisão proferida, continua sem apresentar claramente o exame crítico e a ponderação das provas que serviram para formar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Limita-se a fazer transcrições soltas de depoimentos, sem proceder à demonstração do processo lógico e decisório que conduziu a sua convicção no sentido de ter considerado provado que o Recorrente praticou tais actos, de forma a satisfazer o espírito e o disposto no n.º 2 do artigo 355.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3. Antes se limitou a referir que "O presente Juízo, tendo feito a análise das declarações do arguido, declarações do assistente, depoimentos das testemunhas (incluindo médicos e peritos), provas documentais, parecer e relatório pericial de clínica forense nos presentes autos, formou a sua convicção e procedeu ao juízo de factos, conjugado com a experiência geral de vida, considerando bastante o reconhecimento dos factos acima apresentados com base nas provas constantes dos autos, que se revelam suficientes".
4. Salvo melhor opinião, enumerar as provas sem indicar a relevância de cada uma na formação da convicção e sem proceder à descrição do processo lógico levado a cabo não permite dar a conhecer o suporte racional da decisão, ficando aquém do sentido de fundamentação exigido pelo n.º 2 do artigo 355.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ainda para mais quando, desta vez, o Tribunal a quo já tinha conhecimento dos argumentos do recurso interposto pelo Recorrente relativamente à primeira decisão e do teor da Resposta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ao mesmo.
5. Pelo exposto, a fundamentação da decisão continua a afigurar-se insuficiente para justificar e escorar as conclusões que retirou dos elementos probatórios produzidos em julgamento, dela não resultando o substrato racional que conduziu a que a sua convicção fosse no sentido de condenar o Recorrente.
6. Assim, não satisfazendo a fundamentação da livre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a quo o exigido na parte final do n.º 2 do artigo 355.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padece a Sentença de nulidade, de acordo com a alínea a) do artigo 360.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7. Imputa-se ainda à Sentença do Tribunal a quo os vícios de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e dos vícios de insuficiência da prova para 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e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vistos, respectivamente, nas alíneas a) e c) d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mesmo diploma.
8. Não foi feita qualquer prova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que permita dar como provado o ponto 1. da matéria de facto, que diz "depois de pagar as respectivas despesas, de repente, o arguido deu socos no ofendido. Em seguida, o ofendido desceu do automóvel e os dois lutaram um contra o outro".
9. No caso, existem apenas as versões do Recorrente e do Recorrido para prova do que poderá ter acontecido dentro e fora do táxi.
10. Na versão dos factos apresentada pelo Recorrente, a contenda foi provocada pelo Recorrido quando, num primeiro momento, expeliu fumo do cigarro para a cara do Recorrente e, num segundo momento, se dirigiu a ele aos gritos e a gesticular, vindo a agredi-lo com socos e pontapés.
11. Já a versão do Recorrido apresenta uma série de incongruências que importam salientar. Desde logo, porque não existe (e não ficou provado) qualquer motivo para a agressão repentina por parte do Recorrente. Antes pelo contrário, o próprio Recorrido descreveu a postura do Recorrente, durante a viagem, como educada e afável.
12. Contrariamente ao referido no depoimento do Recorrido, ficou provado que o Recorrido fumou dentro do táxi e, ao contrário do por ele alegado, não se provou que o Recorrente estivesse alcoolizado.
13. A testemunha (C), que presenciou parte dos factos, afirmou que o Recorrido se encontrava bastante exaltado e que lhe dirigiu palavrões, o que corrobora a versão dos factos do Recorrente quanto à descrição de um comportamento exaltado e agressivo por parte do Recorrido.
14. Para além da ausência de prova das agressões e de motivos para a sua prática, de acordo com a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comum, afigura-se altamente improvável que o Recorrente conseguisse provocar as alegadas lesões a partir do banco traseiro do veículo, entendimento que mereceu a concordância do digno magistrad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na resposta ao primeiro recurso interposto pelo Recorrente.
15. A falta de lógica e congruência na versão dos factos apresentada pelo Recorrido contrasta com a versão plausível e coerente do Recorrente.
16. A atitude agressiva demonstrada pelo Recorrido, bem como a improbabilidade de as lesões terem surgido de uma agressão ocorrida dentro do táxi quando o Recorrente estava sentado no banco de trás, só poderiam permitir ao Tribunal a quo concluir pela inexistência de agressões por parte do Recorrente.
17. Ao desconsiderar tais factos, a Sentença padece do vício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e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conforme previsto no artigo 400.º, n.º 2, alínea a)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o mesmo tendo entendido o digno magistrad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na sua resposta.
18. E ao conceber a existência de factos incompatíveis e dar por provados factos que, face à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e à lógica do homem médio, não se teriam podido verificar, vislumbra-se que a decisão padece também de um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visto no artigo 400.º, n.° 2, alínea c)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entendimento que também mereceu a concordância do digno magistrad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na referida resposta.
19. Ademais, 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é violado quando o Tribunal dá como provados factos desfavoráveis ao arguido que, mediante um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oduzida à luz d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e/ou de regras legais ou princípios válidos em matéria de direito probatório, deviam ser considerados duvidosos, ainda que não manifeste dúvidas na sua convicção.
20. Dos presentes autos resulta uma clara dúvida sobre a realidade dos factos constitutivos do crime imputado ao Recorrente e, existindo uma incompatibilidade entre 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e a condenação, sempre o Tribunal a quo deveria decidir no sentido da absolvição do Recorrente, sob pena de violar 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21. Este foi também o entendiment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que, na sua resposta, entendeu que a sentença anterior do Tribunal a quo padecia dos vícios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vistos nas alíneas a) e c) d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e violou 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devendo o recurso ser julgado parcialmente procedente.
22. Sem conceder, ainda que assim não se entenda, a conduta do Recorrente deveria ser considerada justificada por se encontrarem preenchidos os requisitos da legitima defesa, conforme previsto no artigo 31.º do Código Penal.
23. Não resultam da prova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ou junta aos autos quaisquer indícios que permitam suportar a premissa de ter existido qualquer agressão no interior do táxi levada a cabo pelo Recorrente. Sendo, a contrario, bastante improvável que o Recorrente tivesse provocado os danos e lesões por que foi condenado.
24. Ficou provado que existiu um desentendimento dentro do táxi motivado pelo facto de o Recorrido ter acendido o cigarro. Resultou igualmente provado que o Recorrente pagou as quantias devidas no fim da sua viagem.
25. Assim, é possível concluir que só após o pagamento da tarifa é que houve lugar às agressões alegadamente perpetradas pelo Recorrente que, reitere-se, foi simpático durante a viagem, conforme depoimento do próprio Recorrido.
26. É difícil de conceber que, depois do pagamento, desprovido de qualquer contexto ou motivo, o Recorrente tenha atacado o Recorrido e lhe causasse as lesões que lhe são imputadas.
27. Salvo melhor opinião, o que faltou ao douto Tribunal a quo equacionar foi que, da matéria probatória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e dada como provada, afigura-se bem mais credível que os confrontos físicos tenham decorrido já fora do veículo, se atendermos a critérios de lógica, de razoabilidade e de regras de experiência comum.
28. E daqui ter-se-ia de ressaltar a atitude provocatória do Recorrido, que se denota na decisão de fumar, mesmo depois de lhe ter sido pedido para não o fazer, no acto de expelir o fumo para o Recorrente e ainda na atitude de insultar a testemunha (C).
29. Também sobressai a incompatibilidade entre os danos produzidos e o facto de o Recorrente se encontrar no banco traseiro do táxi - tendo o Ministério Público também referido este facto na sua Resposta ao anterior recurso interposto pelo Recorrente -, indiciadora do facto de os confrontos terem tido lugar apenas fora do veículo.
30. Atendendo aos factos trazidos à lide, todas as conclusões apontam no sentido de a iniciativa das agressões ter partido do Recorrido quando, ao sair do táxi, se dirigiu ao Recorrente.
31. Veja-se ainda que, no que concerne às lesões sofridas no dedo anelar da mão esquerda do Recorrido, o perito médico referiu que seria pouco provável que tal lesão tenha resultado de um ataque sofrido, sendo mais razoável que tenha resultado de um acto ofensivo, como um "puxão", juízo este que está subtraído à livre apreciação do julgador.
32. Resulta pois da prova produzida a existência de uma agressão evidente, actual e ilícita por parte do Recorrido.
33. Foi também provado pelo próprio Recorrido, no seu depoimento, que o Recorrente entrou no prédio da sua residência e apenas saiu quando foi informado que a polícia já tinha sido chamada ao local e que, enquanto isso, o Recorrido batia no vidro da entrada, de forma agressiva e violenta.
34. A inexistência de comprovativos médicos não pode permitir que o Tribunal conclua que o Recorrente não tenha sofrido lesões e que, por isso, não se verifica uma situação de agressão.
35. 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aplica-se também às causas de exclusão e, embora sem conceder, se persistissem dúvidas após a produção da prova, teriam sempre de actuar em sentido favorável ao arguido.
36. Parece evidente que o Tribunal a quo retirou dos factos trazidos aos autos conclusões logicamente inaceitáveis e socorreu-se de um raciocínio que viola de forma grosseira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pelo que a decisão padece d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visto no artigo 400.º, n.º alínea c)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37. A absolvição seria, mais uma vez, ainda que se seguisse este raciocínio, a única solução justa e razoável para o caso em análise.
38. Em consequência, porque o Recorrente actuou ao abrigo de uma causa de exclusão da ilicitude, deverá o Tribunal ad quem revogar a Sentença recorrida e decidir pela sua absolvição.
39. Caso não se entenda dar provimento ao acima referido, o que apenas se admite por mera cautela de patrocínio, sempre se verificaria uma situação de retorsão prevista na alínea b) do n.º 3 do artigo 137.º do Código Penal.
40. Para se verificarem os pressupostos da retorsão, a agressão do Recorrente tem de ocorrer, de forma imediata e instantânea, em resposta a agressão prévia do Recorrido.
41. Atendendo à atitude provocatória do Recorrido durante a viagem, ao facto de ter saído do veículo para confrontar o Recorrente, às declarações da testemunha que descreveu a sua postura hostil e ao seu próprio depoimento, em que refere ter batido no vidro do prédio do Recorrente, dúvidas não parecem restar de que, ao considerar qualquer agressão por parte do último, seria sempre em resposta a uma agressão anterior contra si perpetrada.
42. Veja-se que o próprio Tribunal a quo dá como provada a existência de agressões mútuas, o que apenas para efeitos de aplicação da alínea b) do n.º 3 do artigo 137.º do Código Penal, se admite.
43. A medida de dispensa da pena não é uma "medida de clemência", devendo o Tribunal decretá-la se preenchidos os requisitos, como se verifica nos presentes autos.
44. Consequentemente, caso se entenda que o Recorrente não deve ser absolvido por falta de prova, por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ou por ter agido ao abrigo de uma causa de exclusão da ilicitude, deverá o Tribunal ad quem revogar a decisão proferida, substituindo-a por uma que dispense o Recorrente da aplicação de qualquer pena.
45. Em sentido idêntico foi o digno magistrad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ao defender que a conduta do Recorrido reúne os requisitos para a aplicação da dispensa de pena, por força do previsto na alínea a) do n.º 3 do artigo 137.º do Código Penal.
46. Entendendo o Mmo, Juiz do douto Tribunal ad quem que o Recorrente e Recorrido se agarraram e agrediram mutuamente, sem que se consiga provar qual deles agrediu primeiro, e não se entendendo verificada a existência de retorsão, sempre deverá o douto Tribunal ad quem aplicar a dispensa de pena, ao abrigo dos termos da alínea a) do n.º 3 do artigo 137.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47. No que se refere à condenação do Recorrente no pagamento de uma indemnização ao Recorrido, julgamos que tal decisão padece, desde logo, d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or violação do n.º 1 do artigo 477.⁰ e n.º 1 do artigo 480.º do Código Civil.
48. Não se encontram verificados os pressupostos da responsabilidade civil, muito concretamente no que diz respeito ao nexo de causalidade e à ilicitude.
49. Da prova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e junta aos autos, não se poderia concluir, conforme concluído pelo Tribunal a quo no ponto 2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o nexo de causalidade entre a conduta do Recorrente e as lesões sofridas pelo Recorrido.
50. É o próprio Tribunal a quo que considera como provado que existiram agressões mútuas. Ora, das agressões praticadas pelo Recorrido poderiam, como defende o perito, perfeitamente ter resultado todas as lesões por si sofridas.
51. Sem conceder, mesmo que se considere que as lesões resultaram da conduta do Recorrente, sempre se deveria ter tido em atenção que não seria possível imputar ilicitude à actuação do Recorrente, por esta ter sido praticada ao abrigo de legítima defesa.
52. Ainda que, sem conceder, se considerassem verificados os pressupostos de tal responsabilidade, seria imperativo atender à contribuição do lesado para o dano, conforme previsto no artigo 564.º do Código Civil e, em consequência, absolver o Recorrente do pedido de pagamento de qualquer indemnização.
53. Resulta dos pontos 2 e 3 da Sentença sub judice que o diagnóstico e tratamento médico das lesões do Recorrido apontavam no sentido da necessidade de intervenção cirúrgica.
54. Da prova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não restam dúvidas que o Recorrido, depois de ponderar todas as consequências que poderiam resultar da recusa da operação, optou por não realizar a intervenção cirúrgica. No entanto, este facto fundamental não consta, sequer, da matéria de facto dada como provada.
55. Não se põe em causa o direito do Recorrido a não realizar a cirurgia, tal como referido na Sentença do Tribunal a quo. Mas dessa liberdade de actuação resultam consequências que devem ser consideradas aquando da ponderação e fixação do montante indemnizatório.
56. Consta do relatório pericial e do depoimento do perito que se o Recorrido se tivesse submetido à intervenção cirúrgica quando esta havia sido recomendada pelos médicos que o acompanharam, o tratamento seria menos invasivo, a recuperação seria muito mais rápida e a incapacidade – avaliada hoje (seis anos após a data em que a cirurgia foi indicada) em 2% poderia ser de 1% ou mesmo 0%.
57. Pelo exposto, cumpre concluir que o Recorrido só é actualmente portador de uma deformidade por sua culpa exclusiva, por ter recusado a operação sugerida, fazendo frustrar o expectável êxito da intervenção cirúrgica.
58. O Tribunal a quo não se pronunciou sobre esta questão nem considerou como provados os factos que inquestionavelmente resultaram como provados da audiência e dos documentos juntos aos autos.
59. Em sentido inverso, o Tribunal a quo condenou o Recorrente no pagamento das despesas da cirurgia ortopédica que hipoteticamente o Recorrido poderá vir a realizar, bem como das despesas médicas daí decorrentes. Além de que considerou, para efeitos de fixação do montante devido a título de indemnização por perda de rendimentos, por perda de capacidade de trabalho e por danos não patrimoniais, o período que se seguiu à recusa do tratamento.
60. A não valoração pelo Tribunal a quo das provas produzidas, que permitem comprovar a recusa dos tratamentos e respectivas consequências, consubstancia um clar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61. Verificado que o dano é causado apenas por culpa do lesado, sempre se deveria concluir que não há obrigação de indemnizar. Assim, a Sentença recorrida deverá ser revogada ou, caso se entenda que os autos não dispõem de toda a factualidade relevante para decidir, deverá ser ordenado o reenvio do processo para novo julgamento.
62. Sem prescindir, ainda que se concluísse pela existência de responsabilidade civil do Recorrente, o que só por mera cautela de patrocínio se admite, 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é manifestamente contrária ou insuficiente para fundamentar a conclusão a que chegou o Tribunal a quo.
63. No que respeita à condenação pelo pagamento de despesas médicas, tendo em vista uma indemnização equitativa, nunca se poderia ter tido em consideração as despesas incorridas noutros serviços de saúde, com excepção das despendidas no Centro Hospitalar Conde de São Januário.
64. Este hospital efectuou, ab initio, um correcto diagnóstico da lesão e, da prova produzida, é seguro afirmar que dispõe de todos os meios técnicos e humanos necessário para proceder ao eficaz tratamento dos ferimentos que o Recorrido apresentava. Aliás, a questão da falta de competência por parte do Centro Hospitalar Conde de São Januário nunca foi levantada.
65. A este propósito, veja-se o acórdão de 26.03.2014, processo n.º 4/2014 do Tribunal de Última Instância, onde foi decidido que a falta de prova de uma qualidade inferior dos serviços prestados em Macau obsta ao pagamento da totalidade dos tratamentos que o lesado optar por realizar em Hong Kong.
66. Ainda relativamente a este ponto, importa referir a visível desrazoabilidade da Sentença aquando da fixação da indemnização ao considerar, para o custo da cirurgia, um relatório elaborado em 2019.
67. O resultado de uma operação efectuada seis anos após a fractura, altura em que o desvio no dedo já se consolidou, exige uma intervenção muito mais invasiva e, consequentemente, faz prever um resultado muito menos satisfatório com custos consideravelmente mais avultados. Em consequência, o arbitramento de tal indemnização viola o princípio da equidade, com total desprezo pela culpa do lesado.
68. Considerou-se provado que, desde 23 de Agosto de 2014, o Recorrido viu-se impossibilitado de exercer a actividade de condutor de táxi durante 122 (cento e vinte e dois) dias, o que resultou numa perda de vencimento correspondente a MOP122.000,00 (cento e vinte e duas mil Patacas), sendo ainda penalizado com um desconto nos subsídios de 2019, no montante de MOP21.252,00 (vinte e uma mil, duzentas e cinquenta e duas Patacas).
69. É notória aqui a divergência entre a conclusão do Tribunal a quo e as provas constantes dos autos e produzidas em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facto que resulta num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70. Os pontos 11 e 12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muito concretamente quanto ao salário de cerca de MOP30.000,00 (trinta mil Patacas), são manifestamente contrariados pela prova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71. Foi expressamente mencionado pelo proprietário do táxi que o Recorrido utilizou entre 1 de Maio de 2015 e 30 de Setembro de 2017, que, das cerca de MOP1.000,00 (mil Patacas) que este último alega ser o seu rendimento médio diário, o Recorrido tinha de pagar MOP330,00 (trezentas e trinta Patacas) a título de renda.
72. Assim, este montante sempre teria de ser tido em conta sob pena de não se atender ao real rendimento auferido.
73. Por semelhança, quanto ao emprego que o Recorrido manteve entre a data do incidente e 30 de abril de 2015, também seria imperativo considerar que existia aquela despesa diária, efectuando-se a respectiva dedução.
74. Sendo seguro afirmar que o Recorrido não sofreria qualquer perda de rendimento se se tivesse submetido à intervenção cirúrgica indicada, não se nos afigura razoável considerar, para a fixação da indemnização, a alegada perda de rendimento de 2019.
75. Por outro lado, não foram juntos aos autos quaisquer atestados para o período compreendido entre 2 de Agosto de 2016 e 3 de Julho de 2019, daqui se deduzindo que, desde a primeira data indicada, o Recorrido deixou de ter necessidade de se dirigir ao médico, tendo esta necessidade ressurgido, convenientemente, em data imediatamente anterior à submissão do pedido de indemnização cível.
76. Quanto à condenação no pagamento de uma indemnização por perda de capacidade de trabalho, não resulta da prova produzida se e de que forma as lesões sofridas pelo Recorrido implicaram uma efectiva perda de capacidade para o trabalho.
77. Da conjugação do relatório pericial e do depoimento do perito médico, não é possível aferir de que forma as lesões afectam os movimentos do Recorrido, nomeadamente no que concerne à eventual perda de capacidade de trabalho.
78. Por outro lado, pelo percurso profissional do Recorrido, dúvidas não restam que a sua capacidade de trabalho não foi afectada uma vez que, desde a data da ocorrência, mudou de emprego por duas vezes e nunca foi despedido.
79. Em consequência, a Sentença padece do vício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artigo 400.º, n.º 2, alínea a)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uma vez que o Tribunal não indagou todos os factos relevantes para o apuramento da real taxa de incapacidade de trabalho do Recorrido.
80. Por outro lado, resulta claro da prova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que, com recurso à operação, a incapacidade diagnosticada em 2% seria eliminada ou substancialmente reduzida, pelo que não se concebe que no cálculo da alegada perda de capacidade de trabalho seja considerado um período de incapacidade que se estende até aos 65 anos, se ela poderá desaparecer ou reduzir-se após a cirurgia.
81. A condenação em indemnização por perda de capacidade de trabalho resulta, a final, num enriquecimento sem causa, na medida em que não se verifica nenhuma perda de ganho futuro.
82. Estamos assim perante um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de apreciação da prova, não devendo o Recorrente ser condenado no pagamento de qualquer quantia a título de indemnização por perda de capacidade de trabalho.
83. Nos termos dos artigos 487.º a 489.º do Código Civil, a indemnização a título de danos não patrimoniais é fixada segundo critérios de equidade.
84. Verifica-se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quando se dão como provados os factos descritos nos pontos 20, 21, 22, 23, 24, 25, sem qualquer base factual que os demonstre ou corrobore.
85. Em consequência, deverá o Tribunal ad quem revogar o acórdão quanto à condenação do Recorrido no pagamento de uma indemnização por danos não patrimoniais no montante de MOP80.000,00 (oitenta mil Patacas) por desadequada e desproporcional.
86. Atento tudo o supra exposto, a decisão referente ao pedido de indemnização cível padece dos vícios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e de erro notório d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vistos nas alíneas a) e c) d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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