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宗編號：260/2023
（司法上訴卷宗）
日期：2024年6月13日
主題：
- 臨時居留許可
- 無效行為
- 有利效果
摘要
由犯罪行為引發的行政行為無效，並不允許利用其中對個人有利的效果。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
唐曉峰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
卷宗編號：260/2023
（司法上訴卷宗）
日期：2024年6月13日
司法上訴人：A
上訴所針對之實體：經濟財政司司長
***
一、概述
經濟財政司司長(以下簡稱“上訴所針對之實體”或“被訴實體”)於2023年2月23日作出批示，宣告時任經濟財政司司長於2011年1月6日批准A(以下簡稱“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續期的部分無效。
司法上訴人不服，向本中級法院提起司法上訴，並在起訴狀中點出以下結論：
“1. 經濟財政司司長行使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授予的執行權限於2023年2月23日在第PRO/00306/AJ/2023號建議書上所作出的批示，宣告時任經濟財政司司長於2011年1月6日批准司法上訴人的本澳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的部分無效。
2. 但是，除了給予應有的尊重外，被上訴之行為實是無視了行政法中之善意原則，這是因為:
3. 司法上訴人以B之配偶關係為依據，於2004年5月25日獲批臨時居留許可，並於2011年1月6日獲批續期至2014年3月19日。
4. 貴局基於司法上訴人及B在申請臨時居留許可的過程中提供虛假文件，涉及犯罪行為，並使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以有關偽造的文件為基礎因而作出了批准臨時居留許可的行政行為。
5. 上述事宜的確不利於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及在澳居留的權利。
6. 但不能忘記的是，於2004年7月27日，司法上訴人以2004年5月25日獲批臨時居留許可，首次向身份證明局申請澳門居民身份證，並因此獲發一張編號為1******(1)的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7. 其後，於2011年5月24日，B和司法上訴人再以2011年1月6日之居留許可身份，向身份證明局申請更換澳門居民身份證。當中，由於該申請及已獲批在澳連續居留滿7年，司法上訴人其後獲發一張與上述相同編號的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8. 司法上訴人於2004年5月25日獲批臨時居留許可後，便以澳門為生活中心及常居地。並陸續多次獲發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及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9. 自2014年至今，司法上訴人已經取得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接近9年之久，司法上訴人對於其以永久性居民身份定居於澳門，是有正當期待及合理信任。
10. 而且，由2004年5月25日司法上訴人獲批臨時居留許可至今，更是接近19年時間，這19年來，司法上訴人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已經建立了一個穩定而深厚的關係。
11. 根據第8/1999號法律第7條第1款、《基本法》第24條第3款和第8/1999號法律第2條第1款之規定，由於司法上訴人已經取得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的身份，至今將近9年，對於司法上訴人而言，其取得永久性居民的身份，並與澳門特區建立穩定的關係，屬於既得的權利，應給予尊重。
12. 綜上所述，由於司法上訴人由獲准臨時居留許可至取得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資格，無疑在這十多年間已產生各種事實及法律效果，出於善意原則及尊重既得權原則，即使宣告被訴行為無效，亦應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23條第3款之規定保留司法上訴人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資格。”
*
上訴所針對之實體在答辯時提出了以下結論：
“I. A doutrina e a jurisprudência entendem que o art. 122, 2, c) do CPA deve ser interpretado extensivamente, de forma a abranger os actos administrativos que resultem da prática de um crime.
II. O recorrente, através da prática de crime, ludibriou a Administração para obter a renovação da su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III. O princípio da boa-fé não protege quem actua de má-fé.
IV. O acto nulo é incapaz de produzir direitos.
Nos termos expostos, entendemos que deverá ser negado provimento ao presente recurso contencioso.”
*
司法上訴人提交了非強制性陳述，並點出了以下結論：
“1. 經濟財政司司長行使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授予的執行權限於2023年2月23日在第PRO/00306/AJ/2023號建議書上所作出的批示，宣告時任經濟財政司司長於2011年1月6日批准司法上訴人的本澳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的部分無效。
2. 但是，除了給予應有的尊重外，被上訴之行為實是違反了行政法中之善意原則，這是因為:
3. 司法上訴人以B之配偶關係為依據，於2004年5月25日獲批臨時居留許可，並於2011年1月6日獲批續期至2014年3月19日。
4. 經濟財政司基於司法上訴人及B在申請臨時居留許可的過程中提供虛假文件，涉及犯罪行為，並使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以有關偽造的文件為基礎因而作出了批准臨時居留許可的行政行為。
5. 上述事宜的確不利於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及在澳居留的權利。
6. 但不能忘記的是，B及司法上訴人於2004年5月25日首次獲批臨時居留許可申請。(參見行政檔案編號0974/2003/03R第184頁)
7. 為續期目的，B提交的不動產文件，證實仍持續擁有符合法律規定之不動產投資。(參見行政檔案編號0974/2003/03R第184頁)
8. B所依據的重大投資涉及位於澳門氹仔埃武拉街384號萬國豪庭第X座XX樓X、X座及“XX-XX”車位(物業登記局之標示編號為2****) (參見行政檔案編號0974/2003/03R第184及226頁)。
9. 相關不動產之業權人為司法上訴人及B共同擁有(參見行政檔案編號0974/2003/03R第226頁)。
10.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於2010年11月26日作出之第0974/居留/2003/03R號意見書中第4點顯示: 審閱完畢，證實上述續期申請仍符合三月二十七日第14/95/M號法令之規定，故建議批准利害關係人是次續期申請並批給上述期限。(參見行政檔案編號0974/2003/03R第185頁)
11. 於2004年7月27日，司法上訴人以2004年5月25日獲批臨時居留許可，首次向身份證明局申請澳門居民身份證，並因此獲發一張編號為1******(1)的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12. 其後，於2011年5月24日，B和司法上訴人再以2011年1月6日之居留許可身份，向身份證明局申請更換澳門居民身份證。當中，由於該申請及已獲批在澳連續居留滿7年，司法上訴人其後獲發一張與上述相同編號的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13. 司法上訴人於2004年5月25日獲批臨時居留許可後，便以澳門為生活中心及常居地。並陸續多次獲發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及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14. 自2014年至今，司法上訴人已經取得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接近9年之久，司法上訴人對於其以永久性居民身份定居於澳門，是有正當期待及合理信任。
15. 而且，由2004年5月25日司法上訴人獲批臨時居留許可至今，更是接近19年時間，這19年來，司法上訴人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已經建立了一個穩定而深厚的關係。
16. 因此，在行為上，司法上訴人明顯擁有成為澳門居民的體素。
17. 另外，在取得本澳居留權後，司法上訴人已不再擁有內地或其它地方的戶籍，一直以來以澳門居民的身份進出澳門以及進出中國內地，並一直認為自己是澳門居民，故亳無疑問地司法上訴人是擁有成為澳門居民的心素。
18. 在同時擁有成為澳門居民的心素和體素的情況下，可以肯定司法上訴人對於澳門永久性居民這個資格已出現了身份占有。
19. 故應認為司法上訴人已存在身份占有而享有澳門永久居留權。
20. 根據第8/1999號法律第7條第1款、《基本法》第24條第3款和第8/1999號法律第2條第1款之規定，由於司法上訴人已經取得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的身份，至今將近9年，對於司法上訴人而言，其取得永久性居民的身份，並與澳門特區建立穩定的關係，屬於既得的權利，應給予尊重。
21. 綜上所述，由於司法上訴人由獲准臨時居留許可至取得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資格，無疑在這十多年間已產生各種事實及法律效果，出於善意原則及尊重既得權原則及人道理由，即使宣告被訴行為無效，亦應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23條第3款之規定保留司法上訴人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資格。
綜上所述，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接納本司法上訴之依據並裁定:
1. 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並基於司法上訴人由獲准臨時居留許可至取得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資格，無疑在這十多年間已產生各種事實及法律效果，應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23條第3款之規定保留司法上訴人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資格。”
*
本法院對此案有管轄權，且訴訟形式恰當。
雙方當事人享有當事人能力、訴訟能力、正當性及訴之利益。
不存在可妨礙審理案件實體問題的延訴抗辯及無效情況。
***
二、理由說明
根據本案卷宗及行政卷宗所載的資料，本院認定以下對審理本司法上訴具有重要性的事實：
B以投資不動產為依據，向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提出了臨時居留許可申請。
該申請惠及其配偶即司法上訴人A及其卑親屬C，二人因此也獲得了臨時居留許可。
2019年8月2日，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收到身份證明局的通報，指出司法上訴人於2018年向身份證明局更改婚姻狀況時，提交了與B的離婚證明文件。該文件顯示，二人已於2009年8月19日離婚。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隨後翻查文件後發現，B在2010年11月11日向貿易投資促進局提出居留許可續期申請時，曾聲明其婚姻狀況為已婚，並提交了一份“持續婚姻關係聲明書”，聲稱其仍然與司法上訴人A維持夫妻關係。
基於上述情況，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獲續期至2014年3月19日。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於2021年5月21日作出裁判，裁定B和A以直接共犯及在既遂的情況下，以連續犯方式觸犯了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1款及第2款結合《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各判處兩年六個月徒刑，暫緩三年執行。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的工作人員於2023年2月10日製作了編號為PRO/00306/AJ/2023的建議書，內容如下 (詳見卷宗第13至19頁)：
“事由：建議宣告批准利害關係人臨時居留許可續期行政行為無效(第0974/2003/03R號卷宗)
投資居留及法律廳XXX高級經理 閣下:
1. 申請人B，根據第14/95/M號法令第1條第1款b)項、第2條第1款d)項及第4條之規定，以投資不動產為依據於2004年5月25日獲批臨時居留許可，同日亦批准惠及配偶A和卑親屬C的臨時居留許可，相關利害關係人均已獲發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2. 2019年8月2日，本局收到身份證明局的通報，指出A於2018年向該局更改婚姻狀況時提交了與B離婚的證明文件，有關離婚證顯示二人離婚日期為2009年8月19日(見附件1)。
3. 然而，經翻查卷宗文件發現，申請人與前配偶A離婚後仍於2010年11月11日向本局提起第二次續期申請時，在申請程序中聲明其婚姻狀況為已婚，並提交了一份由申請人於2010年11月11日簽署的“持續婚姻關係聲明書”，內容聲明申請人本人與A仍維持夫妻關係(見附件5第10頁)。基於此，利害關係人A於2011年1月6日獲批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至2014年3月19日(見附見5第43頁)。
4. 就上述事宜，本局於2020年3月10日將個案移送司法機關調查(見附件2)。
5. 2021年6月16日，本局收到由初級法院刑事法庭送交有關利害關係人涉及的刑事案件的合議庭裁判副本(第CR1-20-0296-PCC號普通刑事案卷宗)(見附件3)，有關合議庭裁判已於2021年6月10日轉為確定，並透過判決書獲悉以下已證事實:
1) B和A清楚知悉二人已於2009年8月19日在內地離婚，但於2010年11月11日在貿促局辦理續期申請時，不但沒有如實告知貿促局，為了令A繼續取得臨時居留許可及澳門居民身份證而提供不實的婚姻狀況，聲明二人仍維持夫妻關係，並成功使A於2011年1月6日以不實之婚姻狀況獲得臨時居留許可的續期；
2) 澳門初級法院刑事法庭合議庭於2021年5月21日裁定B和A以直接共犯身份及在犯罪既遂的情況下，以連續犯方式觸犯了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1款及第2款結合《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各判處二年六個月徒刑，緩期三年執行。
6. 由於申請人及A在申請臨時居留許可的過程中實施了偽造文件的犯罪行為，使行政當局以該犯罪行為作為基礎批准了A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故有關行政行為沾有無效的瑕疵。基此，本局於2021年6月24日向利害關係人展開書面聽證程序(見附件4及5)。
7. 其後，申請人於2021年7月12日透過律師提交了回覆意見及相關文件；而利害關係人A僅於2022年4月25日親臨本局簽收上述聽證公函，並於2022年5月5日透過律師提交了回覆意見及相關文件，主要內容如下(見附件4及5):
1) 本個案涉及三個具體的行政行為，申請人的婚姻狀況不是批給臨時居留許可所建基的法律狀況，而批准申請人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的行政行為亦非建基於有關不實之婚姻狀況文件，該虛假文件涉及的是批給利害關係人A續期的行政行為；
2) 利害關係人A自2004年5月25日獲批臨時居留許可後，便以澳門為生活中心及常居地，現已獲發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自2018年開始長期定居於澳門；
3) 利害關係人為着申請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已註銷其國內之戶籍，不可能再申請取回國內戶籍，故已經沒有有效的中國居民身份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而曾持有的幾內亞比紹的居留權證件亦已失效；
4) 利害關係人在澳門合法居住將近18年，現僅持有有效的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及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
5) 綜上，請求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三款的規定，基於因時間經過及按法律一般原則，保留利害關係人在澳居留的權利。
8. 就上述書面聽證回覆意見，茲分析如下:
1)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款及第二款c)項的規定: “一、無效之行政行為，係指欠缺任何主要要素之行政行為，或法律明文規定屬無效之行政行為。二、下列行為尤屬無效行為a)……；b)……；c)標的屬不能、不可理解或構成犯罪之行為；……。”
2) 關於這項規定的解釋，終審法院在第11/2012號案件、第48/2012號案件及第29/2018號案件內作出的合議庭裁判如下表述: “…… 從字面上來看，似乎《行政程序法典》第122條第2款c)項在此處並不能適用。然而，理論學說一直以來都對該條進行擴張性解釋，而這也是完全有道理的。Marcelo Rebelo de Sousa 和 André Salgado de Matos 便有著這樣的論述: 對於‘牽涉到犯罪的行政行為’這樣的表述應該作擴張性解讀: 其中不僅僅涉及行政行為本身構成某一罪狀的情況，還包括所有在行政行為的準備或執行階段牽涉到犯罪的情況…… Mário Esteves de Oliveira、Pedro Costa Gonçalves和João Pacheco de Amorim則說: 我們認為c項的末段還應包括 — 儘管立法者僅僅提及行政行為‘標的’的做法似乎有些奇怪 — 雖然其行為標的本身不構成犯罪，但促使作出該行為的動機或目的構成犯罪，且該動機或目的對於作出行政行為又屬至關重要的情況。因此，我們說，不僅僅是那些其標的(內容)構成犯罪的行為屬無效，在作出的過程中牽涉犯罪的行為也屬無效……”。
3) 根據上述司法裁判的觀點，《行政程序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二款c)項所指的犯罪不僅是其標的構成犯罪的行為，還包括在作出的過程中牽涉犯罪的行為。
4) 現在讓我們回到本案，由於申請人及A已被澳門初級法院裁定以直接共犯身份、既遂及連續犯的方式實施了第6/2004號法律第十八條第二款結合《刑法典》第二百四十四條第一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其犯罪目的是使A本來不具備配偶關係假裝成符合惠及續期的條件，以滿足法律所規定的婚姻關係要求(第14/95/M號法令第四條規定)從而讓A獲得居留澳門的資格 – 這是既證事實。
5) 毋庸置疑的是，當時行政當局批准A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是基於申請人所作的虛假婚姻狀況及載有與事實不符之持續婚姻關係聲明書而作出的，導致有關行政行為作出的過程中牽涉了犯罪行為。按照上述司法裁判的解釋，有關行政行為屬無效行為。
6) 再者，根據於2021年11月15日生效的第16/2021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出入境管控、逗留及居留許可的法律制度》第七條第一款規定，已將“以虛假聲明或虛假、偽造、經篡改的文件或屬他人的真確文件，又或以任何欺詐方式所取得的入境許可、逗留許可、居留許可，以及該等許可的續期及延期”，明確規定為無效行為。
7) 在此引述終審法院於2022年1月28日第154/2021號案件作出的裁判中引述了中級法院在被上訴的合議庭裁決的觀點: “事實上，根據第3/2005號行政法規所製定的《投資者、管理人員及具特別資格技術人員居留制度》，主申請人獲批給的臨時居留權利可惠及當中第五條所規定的家團成員，而這些家團成員的臨時居留權利取決於主申請人獲批的臨時居留權利。
儘管如此，主申請人與其家團成員的親屬關係僅為臨時居留權利受惠主體延伸的法律依據，而非予主申請人批給臨時居留權的法律依據。
因此，在主申請人及其受惠家團成員獲批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程序中，如主申請人為繼續惠及其已離婚的配偶而就其婚姻狀況作出虛假陳述，誤導行政機關批准臨時居留許可續期，且權利人已因作出虛假聲明而被刑事法院判罪判刑，則行政機關可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款及第二款c項，宣告臨時居留許可續期惠及主申請人的前配偶的部份無效。(……)”。
8) 就本個案而言，申請人所實施的犯罪行為僅使得當時誤以為其配偶的A受惠於臨時居留許可不當續期，但有關虛假的婚姻關係並不是批給申請人臨時居留許可的法律依據。按照上述司法裁判的觀點及法律規定，行政當局須根據第3/2005號行政法規第二十三條補充適用第16/2021號法律第七條第一款，以及《行政程序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款、第二款c)項、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一款及第二款的規定，宣告批准A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的行政行為部分無效。
9) 然而，律師請求依據《行政程序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三款的規定，基於因時間經過及按法律一般原則，保留利害關係人在澳居留的權利；
10) 《行政程序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三款規定了: “三、以上兩款之規定，不妨礙因時間經過及按法律一般原則，而可能對從無效行為中衍生之事實情況賦予某些法律效果。”；
11) 就該條文規定，中級法院在第782/2017號案件之合議庭裁判中指出: “Em relação aos eventuais efeitos putativos do acto nulo previstos pelo n.º 3 do artº 123º do CPA, salientamos que se trata duma excepção da regra geral prevista no nº 1 do mesmo preceito.
Sendo regra de excepção, cabe à própria Administração ponderar, dentro do seu poder discricionário, se deve ou não atribuir certos efeitos jurídicos a situações de facto decorrentes do acto nulo.”
12) 而終審法院法官在第76/2015號案件的合議庭裁決中也作了明確的闡釋:“E os efeitos putativos considerados no preceito legal são apenas os derivados do decurso do tempo, ou seja, os que resultam da efectivação prática dos efeitos do acto nulo por um período prolongado de tempo – o que mostra quão falaciosa é, do ponto de vista jurídico-prático, a ideia de que o acto nulo não produz efeitos, independentemente da declaração da sua nulidade.
A verdade é que também aqui há (pode haver) efeitos putativos ligados a outros factores de estabilidade das relações sociais, como os da protecção da confiança, da boa-fé, do suum cuique tribuere, da igualdade, da não locupletamento, e até da realização do interesse público – princípios que podem, todos, ser chamados a colmatar situações de injustiça derivadas da aplicação estrita do princípio da legalidade e da ‘absolutividade’ do acto nulo.
Não pode, nunca, é assacar-se efeitos putativos favoráveis ao particular em cuja conduta se funda a nulidade do acto, como nos casos de coacção ou crime, ou até, simplesmente, de dolo ou má-fé do interessado”。
13) 正如上文所述，利害關係人取得澳門臨時居留許可續期是基於其等惡意以虛假資料申報為其配偶身份的不法行為，致使行政當局向其批准臨時居留許可的行政行為因涉及犯罪而無效。因此，按照上述終審法院的觀點，不得賦予利害關係人有關《行政程序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三款所規定的假定法律效果；
14) 總結而言，正如上文第1)點、第2)點及第7)點所述，面對違反法律涉及犯罪的行為，行政當局必須作出無效的宣告，在利害關係人惡意以虛假資料申報為其配偶身份的不法行為的情況下，看不到有任何原因保留對利害關係人有利的法律效果，故認為利害關係人不能主張《行政程序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三款規定的假定法律效果。
9. 綜上所述，鑒於申請人為了申請A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而作出虛假的婚姻狀況，並提供載有與事實不符之持續婚姻關係聲明書，誤導行政當局批准A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使得有關行政行為沾有無效的瑕疵。經進行聽證程序，建議呈請經濟財政司司長閣下行使行政長官透過第3/2020號行政命令第一款所授予的權限，根據第3/2005號行政法規第二十三條補充適用第16/2021號法律第七條第一款，以及《行政程序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款、第二款c)項、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一款及第二款的規定，宣告時任經濟財政司司長於2011年1月6日批准利害關係人A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的部分無效。
上述建議，謹呈上級審閱及批示。”
被訴實體於2023年2月23日作出了如下批示 (詳見卷宗第13頁)：
“根據第3/2020號行政命令所授予之權限，同意本建議書的分析，並按照第3/2005號行政法規第23條補充適用的第16/2021號法律第7條第1款，以及《行政程序法典》第122條第1款、第2款c)項和第123條第1款及第2款的規定，宣告時任經濟財政司司長於2011年1月6日批准A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的部份無效。”
司法上訴人不服決定，因此於2023年4月11日提起本司法上訴。
*
檢察院助理檢察長就本司法上訴發表了以下寶貴意見：
“Na petição inicial, o recorrente declarou inequivocamente interpor recurso contencioso do despacho exarado pelo Exmo. Sr. SEF na Proposta n.º PRO/00306/AJ/2023 do IPIM (doc. de fls. 13 a 19 dos autos), despacho que se dá aqui por integralmente reproduzido para os devidos efeitos.
*
Por força da disposição no n.º 1 do art. 115.º do CPA, a expressa declaração de “同意本建議書的分析” implica, cabal e necessariamente, que o despacho in questio absorve a referida Proposta na sua íntegra que apontou: 13) 正如上文所述，利害關係人取得澳門臨時居留許可續期是基於其等惡意以虛假資料申報為其配偶身份的不法行為致使行政當局向其批准臨時居留許可的行政行為因涉及犯罪而無效。因此，按照上述終審法院的觀點，不得賦予利害關係人有關《行政程序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三款所規定的假定法律效果。
Daqui decorre que na boa verdade, o supramencionado despacho contém, em si mesmo, duas decisões: a decisão explícita de declarar a nulidade prevista na alínea c) do n.º 2 do art. 122.º do CPA e, ao lado dessa decisão, ainda a decisão implícita de não reconhecer o efeito putativo contemplado no n.º 3 do art. 123.º do CPA ao ora recorrente.
*
Antes de mais, importa frisar acentuadamente que na petição inicial e na alegação facultativa, o recorrente solicitou sempre “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並基於司法上訴人由獲准臨時居留許可至取得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資格，無疑在這十多年間已產生各種事實及法律效果，應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23條第3款之規定保留司法上訴人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資格”.
Para além disso, a petição inicial e a alegação facultativa revelam concludentemente que ele invocou apenas que a decisão de indeferir o seu pedido concernente ao efeito putativo padece d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boa fé e do princípio de respeito pelo direito adquirido.
Salvo merecido e levado respeito pela opinião diferente, o pedido e a causa de pedir delineados pelo próprio recorrente dão a entender que ele impugnou tão-só a “decisão implícita” supra aludida – sem tocar a explícita decisão de declarar a nulidade. O que germina uma aceitação tácita – no sentido de ele aceitar tacitamente essa explícita decisão, por isso, a qual entrou no caso resolvido e tornou consolidada.
*
Apesar disso e por cautela, colhemos que é relevante e necessário consignar aqui que transitado em julgado, o Acórdão tirado no Processo n.º CR1-20-0296-PCC torna firme e incontestável que o ora recorrente e a sua ex-esposa B foram co-autores directos dum crime continuado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p.p. pelo disposto nos n.º 1 e n.º 2 do art. 18.º da Lei n.º 6/2004 em conjugação com a alínea b) do n.º 1 do art. 244.º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E tal Acórdão constata também que eles praticaram dolosamente esse crime, para que o recorrente poderia obter a concessão e ren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tendo a apontada B sido a requerente principal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que foi estendida ao recorrente como cônjuge daquela.
Importa ter bem presente que secundando na boa doutrina, o douto TUI operou a interpretação extensiva da alínea c) do n.º 2 do art. 122.º do CPA (cfr. Acórdãos nos Processos n.º 11/2012 e n.º 48/2012), e afirma: Não viola o disposto na alínea c) do n.º 2 do artigo 122.º do Código do Procedimento Administrativo, o despacho do Chefe do Executivo que declara nulos os actos administrativos que concederam a residência a cônjuge de requerente de residência com fundamento em investimento imobiliário, e que renovaram 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se este cônjuge usou uma identidade falsa em tais requerimentos, com base em documentos intelectualmente falsos. (cfr. Acórdão no Processo n.º 29/2018)
Ressalvado elevado respeito pela opinião diferente, tudo isto leva-nos a entender que para além de entrar no caso resolvido e de ganhar a consistência, a sobredita explícita decisão é sã e não colide com os princípios da boa fé e de respeito pelo direito adquirido.
*
Recorde-se que no despacho em escrutínio, o Exmo. Senhor SEF indeferiu o pedido formulado pelo recorrente na sua audiência escrita, no qual ele solicitou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三款的規定，基於因時間經過及按法律一般原則，保留利害關係人在澳居留的權利”.
Bem, subscrevemos tranquilamente a sensata jurisprudência do TSI que inculca (cfr. Acórdão no Processo n.º 265/2015): Não podem invocar a boa fé perante a acção administrativa se o acto de ren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se baseou em erro para o qual eles dolosamente contribuíram decisivamente.
Convém destacar que o Venerando TUI confirmou a jurisprudência supra aludida, asseverando (cfr. Acórdão no Processo n.º 76/2015): Não se pode assacar efeitos putativos (referidos no n.º 3 do art.º 123.º do CPA) favoráveis ao particular em cuja conduta criminosa se funda a nulidade do acto.
Tudo isto encoraja-nos a concluir que a sobredita decisão implícita de não reconhecer o efeito putativo contemplado no n.º 3 do art. 123.º do CPA ao ora recorrente não infringe o princípio da boa fé e o princípio de respeito pelo direito adquirido.
***
Por todo o expendido acima, propendemos pela improcedência do presente recurso contencioso.”
*
終審法院在案件編號為21/2004的合議庭裁判中表示：”…在撤銷性司法上訴中檢察院司法官不是當事人。因此，沒有法律規定妨礙法官以認同檢察院文本內容來說明裁判理由…”。
檢察院助理檢察長已就本司法上訴中提出的所有問題發表了詳盡且精闢的意見，本院合議庭完全採納有關意見。這些意見為解決本司法上訴提供了充分的依據。
基於此，本院裁定司法上訴理由不成立。
***
三、決定
綜上所述，本院合議庭裁定司法上訴人A針對經濟財政司司長提起的司法上訴理由不成立，並維持被質疑的行政行為。
司法上訴人需承擔8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登錄及作出通知。
***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4年6月13日
(裁判書製作人) 唐曉峰
(第一助審法官) 李宏信
(第二助審法官) 馮文莊
(助理檢察長) 米萬英
司法上訴卷宗260/2023 第 12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