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上訴案第664/2024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上訴人A於2021年6月25日在初級法院第三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第CR3-20-0335-PCC號卷宗內，因觸犯：
- 一項由澳門《刑法典》第279條第1款a項及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危險駕駛道路上之車輛罪」而被判處1年6個月徒刑及禁止駕駛為期1年6個月；及
- 兩項由澳門《刑法典》第142條第3款及第138條c項配合第3/2007號法律--《道路交通法》第93條第3款1項，並結合同一法律第94條(一)項所規定及處罰的「重過失嚴重傷害身體完整性罪」而每項被判處1年9個月徒刑及禁止駕駛各為期1年6個月。
- 三罪競合，囚犯合共被判處2年6個月實際徒刑，以及禁止駕駛為期合共4年6個月的附加刑；至於民事賠償方面，案中囚犯為車輛所投保的保險公司須向兩名被害人支付合共1,155,646.20澳門元的賠償金，以及支付其中一名被害人將來接受精神和心理診治及康復治療而產生的合理診治和治療費用的財產損害賠償，倘日後賠償金額超過保險上限時，則由囚犯承擔餘下之損害賠償金額。
判決已生效，上訴人現正在服刑，將於2025年5月27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24年7月27日服滿了2/3刑期。
刑事起訴法庭為此繕立了第PLC-150-22-1-A號假釋案。在此案中，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官於2024年7月29日作出批示，否決了上訴人的假釋。
上訴人A不服上述決定，向本院提起上訴：
1. 由於，被上訴的批示中已經清楚指出上訴人毫無疑問地是符合了所需的形式前提，上訴人在此不再複述。
2. 面對刑事起訴法庭法官所作出的上述批示，上訴人未能表示認同。為此，上訴人將在本上訴內集中針對假釋所需要的實質要件作出討論，從而去分析上訴人的情況是否已具備立法者為假釋所設定之必須前提。
3. 在特別預防方面：
- 上訴人是首次入獄；
- 上訴人在服刑期間沒有違反任何獄規，被保安及看守處劃分為“信任類”。其服刑期間的行為總體評價為“良”，即屬最高之評價標準；
- 上訴人已繳納訴訟費用；
- 上訴人自2024年1月16日開始參與清潔組的職業培訓；
- 上訴人曾參與獄內舉辦的多項活動，如四季人生自我認識工作坊、預防賭博成癮工作坊、義工培訓課程、公民教育課程、建築職安卡課程及中國國畫班等活動；
- 上訴人曾為來訪參觀團體分享個人成長及蛻變經歷；
- 上訴人與家人關係良好，入獄後一直保持聯絡，家人給予其精神及物質上的支持及鼓勵；
- 上訴人如獲得假釋將向父親學習剪髮技術並與父親一起生活。
4. 在批示中，刑事起訴法庭法官之所以認定上訴人未能符合特別預防的要件，主要是認為上訴人未能使法庭可充分肯定其對於自己的犯罪行為已作出透徹的反思，且認為仍需時間對其作進一步觀察。
5. 然而，懇請尊敬的法官 閣下再一次考慮上訴人的成長背景和犯罪動機。
6. 上訴人從小就缺乏完整的家庭教育。其父母早年離異使其在成長過程中缺乏應有的關愛和教導。沒有父母的悉心照顧，上訴人缺乏健康的人格發展，難以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
7. 在上訴人進入賭場工作後，其面臨了各種誘惑。酒精等不良嗜好很快就侵蝕了他的意志力。在這樣的情況下，上訴人感到自己迷失了方向，無法保持清醒的判斷力。
8. 可見，上訴人是因為無法承受現實生活中的困擾，當日才會抱有僥倖繼而一時衝動而做出了一個不明智的決定—酒後駕駛。
9. 自入獄後，其父親每週不論天氣如何，都前往監獄探訪。上訴人的弟弟一直為其在外處理私人事務。家人不離不棄地給予支持和勉勵。
10. 這樣，因一時衝動而犯下罪行，致使換來失去自由和不能與家人共聚天倫的沉重代價，使上訴人深刻認識到觸犯刑事法的嚴重性，且為自己過往所作的罪行感到相當後悔，並學會日後做任何事情也要顧及後果。
11. 因此，在服刑期間，上訴人亦善用在獄中的分秒參與獄多項活動，期待能在重返社會時能積極回饋社會，盡力彌補以往所造成的缺失。
12. 值得一提的是，上訴人獲選為來訪參觀團體分享個人成長及蛻變經歷。這可證明上訴人有改過自身之決心，以及獄內之活動及教育對其之作用。
13. 上訴人之父親與朋友合資開設了一間髮廊。上訴人計劃在出獄後向父親學習剪髮技術，希望日後能接手父親的事業，令父親能夠安享晚年。
14. 此外，上訴人也有意願報讀與裝修行業相關的課程，並學習英語，以提升自身的競爭力。
15. 從上述的事件，足以令我們可以相信，上訴人已變得擁有正面的價值觀、溫馨的家庭和嚮往的未來。若只單單因上訴人在庭上淡然陳述其感受，未能使法庭可充分肯定其對於自己的犯罪行為已作出透徹的反思之結論，是對其極不公平的。
16. 此外，由於有關犯罪等之負面因素在量刑其實已被考慮，倘若在判斷假釋時仍將有關因素作為主軸性考慮，便會將判刑後之積極改變放置至近似可有可無的考慮因素，這不符合刑罰其中所追求教育被判刑人，並令其重新融入社會，避免重新犯罪的可能性的目的。
17. 故此，被上訴的法院不應繼續質疑上訴人的自制能力和從善意識。
18. 綜上所述，上訴人踴躍參與獄中活動、積極面對人生的表現、社工和獄方給予的正面評價，每每都印證了上訴人是符合特別預防的要求，故即使無須更長的觀察時間，仍足以從上訴人的行為得能守法地生活的有利預測，提前釋放將不影響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的維護和不會再次犯罪。
19. 在一般預防方面，假釋制度所要堅持的是從犯罪的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兩者之間找出平衡點，不能片面強調一方面的功能和需要，尤其須充分考慮案件的特殊性，犯罪事實以及情節與上引案件的事實及情節的差異。
20. 對於上訴人是否符合假釋實質要件中的一般預防方面，刑庭法官閣下亦不予支持。
21. 無可否認，上訴人所犯下的罪行是對社會安寧帶來了負面影響。但這並不能當然地認為將假釋機會給予這一樣類型的犯罪行為人，就必定會引起消極的社會效果，使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以及對社會秩序產生負面的衝擊等。
22. 因為尚應重視犯罪行為人的人格調查，尤其須考慮由於經歷、家庭、所受教育程度、人格特徵等的不同，不應一概排除假釋的適用。
23. 在中級法院於2017年3月23日在第204/2017號上訴案所作出的裁判書內所指，“我們不否認其犯下的罪行的罪過程度很高，但是，這些已經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在考慮假釋的決定時候，我們不能過分強調一般預防的重要性而忽視了特別預防的同等重要性，更不能走到讓人感到嚴重罪行沒有假釋的可能的印象的極端。否則，我們將徹底否定了假釋的立法精神。”（參見編號204/2017的中級法院上訴案）
24. 換言之，不是在任何情況下，皆不可寬恕的。只要能滿足兩大預防犯罪之目的，最終都應獲寬恕。
25. 上訴人只是一名曾經迷失的青年，一時魯莽才作出犯罪行為，相對其它有計劃、有預謀地實施同類型罪行的行為人而言，上訴人的惡性顯然是較微弱的。
26. 須知道，公眾的觀感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因為，必須理性的承認在數十載的人生路途上，任何人都不免會犯錯，雖犯罪事實是無法抹去的，但隨著上訴人人格的良好演變，肯定會抵銷公眾難以承受之感官。
27. 就如一顆石頭可以令人絆倒和受傷，但也可以用作建築房屋。同樣地，上訴人過去的犯罪行為的確損害了社會安寧，但其努力悔改的行為也為社會帶來正面的能量，實不應以一竹竿打一船人的方式拒絕給予假釋機會。
28. 而且，由案發至今，這種損害肯定隨時間的推移已經慢慢被淡化了，加上上訴人事後的行為表現，也相對減輕了對一般預防的要求。
29. 關於可能對公眾或社會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造成的損害之憂慮上，在個案中由於刑罰的特別預防已在上訴人身上起了作用，故某程度上已修補有關損害。
30. 正如中級法院早於2002年5月10日在第58/2002號上訴案所作出的裁判書內所指一樣，如囚犯在服刑期間表現積極進取及有能力和願意重新誠實做人，得考慮這種積極良好服刑態度是否能中和假釋對社會的負面影響而在《刑法典》第56條的框架下給予其假釋（見編號102/2004的中級法院上訴案合議庭裁判）。
31. 而在本上訴案，上訴人認為對這問題的答案應是肯定的。
32. 給予真正省悟的受刑人一個重返社會的機會，相信這不單對受刑人改過自新的鼓勵，同時也是社會發揮包容心的展現。
33. 基於此，面對刑事起訴法庭法官所作出的否決假釋批示，上訴人未能表示認同，並認為法是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之規定。
請求，綜上所述，和依賴 法官閣下之高見：
- 應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繼而廢止被上訴之批示，因該批示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之規定；並且
- 應根據《刑法典》第56條之規定給予上訴人假釋。
檢察院對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作出答覆：
1. 上訴人不服否決其假釋申請的批示，認為其符合假釋的所有要件，請求撤銷該批示，並批准其假釋申請。對此，本檢察院不予認同。
2. 從《刑法典》第56條的規定來看，是否批准假釋，除了要符合“形式要件”外，還需要同時符合“實質要件”中特別及一般預防的要求，方予批准。
3. 特別預防方面，從本服刑的刑事案件中可見，上訴人因在醉酒後危險駕駛並撞及另一電單車的車尾致使兩名被害人身體嚴重受傷，而且當時酒精含量遠超法定許可，結合原審法院於作出上述否決假釋決定前所聽取上訴人的陳述及被上訴決定當中提及的理由，目前尚難以肯定其行為及人格實質上已足夠改善、以及將來是否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和不再犯罪，須對該上訴人作更長時間的觀察。
4. 一般預防方面，上訴人犯罪的情節惡劣，無論是酒精含量抑或行車時速均遠超法定許可，除了對兩名被害人造成身體上的嚴重傷害外，還對兩名被害人的心理和發展造成不可挽回的負面影響，上訴人的行為對社會及道路安全帶來相當嚴重的不良訊號，必須重點考慮一般預防的滿足，以避免釋出錯誤的信息，藉此強調遵守交通規則及安全駕駛的重要性。若提早釋放上訴人，將損害公眾對此的期望，不利於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5. 原審法院認為不符合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以及須服畢刑期的看法，並無不妥。基於此，在上訴人尚未符合“實質要件”中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的前提下，本檢察院認為：原審法院否決假釋申請的決定，並無錯誤，上訴理由不足，應予駁回，維持原判。
在本上訴審程序中，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提交了法律意見。1
一、事實方面
本院認為，案中的資料顯示，下列事實可資審理本上訴提供事實依據：
- 上訴人A於2021年6月25日在初級法院第三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第CR3-20-0335-PCC號卷宗內，因觸犯：
- 一項由澳門《刑法典》第279條第1款a項及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危險駕駛道路上之車輛罪」而被判處1年6個月徒刑及禁止駕駛為期1年6個月；及
- 兩項由澳門《刑法典》第142條第3款及第138條c項配合第3/2007號法律--《道路交通法》第93條第3款1項，並結合同一法律第94條(一)項所規定及處罰的「重過失嚴重傷害身體完整性罪」而每項被判處1年9個月徒刑及禁止駕駛各為期1年6個月。
- 三罪競合，囚犯合共被判處2年6個月實際徒刑，以及禁止駕駛為期合共4年6個月的附加刑；至於民事賠償方面，案中囚犯為車輛所投保的保險公司須向兩名被害人支付合共1,155,646.20澳門元的賠償金，以及支付其中一名被害人將來接受精神和心理診治及康復治療而產生的合理診治和治療費用的財產損害賠償，倘日後賠償金額超過保險上限時，則由囚犯承擔餘下之損害賠償金額。
- 判決已生效，上訴人現正在服刑，將於2025年5月27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24年7月27日服滿了2/3刑期。
- 監獄方面於2024年6月3向刑事起訴法庭提交了假釋案的報告書（其內容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 上訴人A同意假釋。
- 刑事起訴法庭於2024年7月29日作出批示，否決了對A的假釋。
二、法律方面
上訴人認為已經符合假釋的條件，否決假釋的決定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的規定。
《刑法典》第56條規定：
“一.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時，如符合下列要件，法院須給予被判徒刑者假釋：
a) 經考慮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期待被判刑者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有依據者；及
b) 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二.假釋之期間相等於徒刑之剩餘未服時間，但絕對不得超逾五年。
三.實行假釋須經被判刑者同意。”
從這個規定看，是否批准假釋，除了要符合形式上的條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以外，集中在要符合特別及一般犯罪預防的綜合要求的實質條件上。
在特別的預防方面，要求法院綜合罪犯在服刑過程中的表現，包括個人人格的重新塑造，服刑中所表現出來的良好的行為等因素而歸納出罪犯能夠重返社會、不會再次犯罪的結論。
而在一般預防方面，則是集中在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要求上，即是，綜合所有的因素可以讓我們得出罪犯一旦提前出獄不會給社會帶來心理上的衝擊，正如Figueiredo Dias教授的觀點，“即使是在對被判刑者能否重新納入社會有了初步的肯定判斷的情況下，也應對被判刑者的提前釋放對社會安定帶來嚴重影響並損害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的可能性加以衡量和考慮，從而決定是否應該給予假釋”；以及所提出的，“可以說釋放被判刑者是否對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方面造成影響是決定是否給予假釋所要考慮的最後因素，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對假釋提出的一個前提要求。”2
那麼，我們看看上訴人是否符合假釋的條件。
在獄中，上訴人空閒時喜歡做運動、閱讀、職音樂、積極參與活動及課程。於2024年1月16日正式參與「清潔組」職業培訓工作至今。上訴人被列為“信任類”，其行為總評價為“良”。獄方監獄長及社工均對上訴人的假釋提出肯定意見。單就這一點就足以說明，上訴人在服刑期間的表現已經令監獄各方對其行為表現表示滿意，顯示其在犯罪的特別預防方面得出對他的提前釋放有利以及已經滿足《刑法典》第1款a項的要求的結論。
誠然，我們一直認為囚犯的犯罪後的表現，尤其是在服刑期間在主觀意識方面的演變情況顯示出有利的徵兆，亦不是當然地等同於假釋出獄後不會對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造成危害，這不單取決於其本人的主觀因素，而更重要的是考慮這類罪犯的假釋所引起的消極社會效果，假釋決定使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以及對社會秩序產生一種衝擊等負面因素，我們也同樣一直強調，在考慮衡量是否給予假釋的因素的時候，必須在犯罪預防的兩個方面取得一個平衡點，一方面，假釋並不是刑罰的終結，它的最有效作用是在罪犯完全被釋放之前的一個過渡期讓罪犯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而完全的融入這個再次生活的社會。在本案中，上訴人為澳門居民顯示出在重返社會方面接受輔導的有利因素，上訴人所實施的犯罪，雖然對受害人造成了嚴重的傷害，但是，畢竟僅是過失犯罪，加上，上訴人為初犯的囚犯，在服刑期間的良好表現，這些因素已經已能中和其犯罪行為對社會法律秩序所帶來的衝擊，對其的提前釋放並不會使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以及對社會秩序產生一種衝擊，也就可以得出結論，上訴人已經滿足了《刑法典》第56條第1款的所有條件，法院可對其作出假釋的決定。
因此，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成立，廢止被上訴的決定，決定給予假釋。
三、決定
綜上所述，本合議庭決定判處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成立，廢止被上訴的決定，決定給予假釋。
上訴人必須保持良好行為，在假釋期間積極接受社會重返機構的輔導。
無需決定本案訴訟費用的支付。
確定上訴人的委任辯護人的費用為2500澳門元，由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支付。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4年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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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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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廣勝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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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第二助審法官)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Inconformado com a decisão do indeferimento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exarado pela Mttmª. J.I.C., datado de 29/07/2024, o recluso A vem recorrer para o Tribunal da 2ª. Instância, invocando a violação do art.º 56 n.º 1 do C.P.M..
Entendemos que, não deve ser reconhecida razão ao recorrente A, por não se vislumbrar violação da norma ora invocada.
Por força do art.º 56 n.º 1 do C.P.M.,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depende da co-existência do pressuposto formal e do pressuposto material.
É considerado como pressuposto formal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e o condenado tenha já cumprido dois terços da pena de prisão e no mínimo de seis meses. Já o pressuposto material abarca a ponderação global da situação do condenado à vista da necessidade da prevenção geral e prevenção especial, sendo a pena de prisão objecto de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ando resultar um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ao condenado em termos da aceitável reintegração do agente na sociedade e da defesa da ordem jurídica e da paz social.
Neste sentido, 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nunca é feita pela lei com carácter automático, ou seja, não é obrigatório aplicá-la mesmo estando preenchido o pressuposto formal, tendo de mostrar-se satisfeito o pressuposto material.
Permitimo-nos mencionar desde já a condição da concessão de liberdade condicional interpretada pelo ilustre Tribunal Colectivo do T.S.I., encontrando-se recentemente nos Proc.s n.ºs 418/2013 e 399/2013, ambos de 11/07/2013: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é de conceder caso a caso, dependendo da análise da personalidade do recluso e de um juízo de prognose fortemente indiciador de que o mesmo vai reinserir-se na sociedade e ter uma vida em sintonia com as regras de convivência normal, devendo também constituir matéria de ponderação, a defesa da ordem jurídica e da paz social.”
Em relação de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o Prof. Jorge de Figueiredo Dias ensinou-nos assim:
“… se ainda aqui deve exigir-se uma certa medida de probabilidade de, no caso da libertação imediata do condenado, estes conduzir a sua vida em liberdade de modo socialmente responsável. Sem cometer crimes, essa medida deve ser a suficiente para emprestar fundamento razoável à expectativa de que o risco da libertação já possa ser comunitariamente suportado.”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 As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2ª. Reimpressão, Jorge de Figueiredo Dias, §850).
Além do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o Prof. não deixou de afirmar a obrigação de respeitar exigências de prevenção geral positiva, pois pode “…… o reingresso do condenado no seu meio perturbar gravemente a paz social e pôr assim em causa as expectativas comunitárias na validade da norma violada. Por outro lado, da aceitação do reingresso pela comunidade jurídica dependerá, justamente, a suportabilidade comunitária da assunção do risco da libertação que, como dissemos, é o critério que deve dar a medida exigida de probabilidade de comportamento futuro sem, reincidência.”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 As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852).
In casu, formulou um parecer o Sr. Director do Estabelecimento Prisional de prognose social favorável ao recorrente. No entanto, parecer este, não tem a concordância do Tribunal recorrido, tendo em conta a instabilidade do desenvolvimento da personalidade do recorrente, que se configura na desconfiança do Tribunal recorrido quanto à reinserção social dentro de um espírito de responsabilidade do recorrente (cfr. fls. 62 e 62 v.).
A ressocialização do condenado não é o único pressuposto material a ter em consideração para efeitos de aplicação do instituto ora em causa.
Pesem as melhorias no comportamento prisional e as perspectivas favoráveis de reinserção social, por razões de prevenção geral, tendo em consideração a gravidade de dois crimes de ofensa grave a integridade física, e de um crime de condução perigosa de veículo rodoviário, cometidos pelo recorrente e a sua personalidade, pesando ainda, a análise de todos os elementos do caso concreto e a realidade social de Macau, concluímos que até ao momento existem razões para crer que a libertação antecipada do recorrente irá por em causa a confiança da comunidade no sistema jurídico e, consequentemente, provocar impacto social negativo.
Pelo exposto, concordando com a digna resposta do M.P. à motivação do recurso (cfr. fls. 95 a 96), é de considerar não estar verificado o requisito previsto na alínea b, do n° 1, do Artº 56º, do C.P.M., não devendo conceder-se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Termos em que deve ser julgado improcedente o presente recurso..
2 In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Ao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1993, pp. 53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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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664/2024 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