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案第653/2024號
日期：2024年10月30日
主題：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的瑕疵
- 法律事宜
- 《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規定的刑罰的特別減輕的適用
摘 要
1. 《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正如我們一直認同的，如果在審查證據時從某事實中得出無法接受的結論、如果違反限定或確定證據價值的法律規定或者在審查證據時違反經驗或職業準則，就存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不可能不讓一般留意的人發現。
2. 《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指“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的瑕疵是指法院在調查事實時出現遺漏，所認定的事實不完整或不充份，以至依據這些事實不可能作出有關裁判中的法律決定。這裡所說的事實不足，不是指證據的不足。
3. 原審法院已經對構成本案的所有訴訟標的進行了審理，沒有出現任何遺漏，也無從確認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指“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的瑕疵。
4. 另一方面，原審法院在對構成訴訟標的進行審理的基礎上所認定的事實總體，並沒有存在事實的漏洞以致不能作出合適的法律適用之處，從另外一方面也不能確認原審法院的事實認定存在上述的事實不足的瑕疵。
5. 《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是指，對於原審法庭所認定的既證事實及未被其認定的事實，任何一個能閱讀原審合議庭裁判書內容的人士在閱讀後，按照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均會認為原審法庭對案中爭議事實的審判結果屬明顯不合理，或法院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又或者法院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而這種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錯誤。
6. 對於上訴人本人來說，主動提出這些資料，並且屬實，由於其提供的資料也確實讓警察展開了一系列的調查程序，甚至去函國際刑警南非分部知會B這位嫌疑人，而上線嫌疑人乃因不能歸責於上訴人的理由沒有被逮捕，法院應該對嫌犯的行為適用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所規定的特別減輕。
裁判書製作人
受害人u hai ren ﷽﷽﷽﷽﷽﷽﷽﷽ 上訴案第653/2024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指控並提請初級法院以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審理嫌犯A為共同正犯，以既遂方式觸犯經第10/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合議庭在第CR5-24-0076-PCC號案件中，經過庭審，最後判決嫌犯A被指控以共同正犯，以既遂方式觸犯了經第10/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罪名成立，判處八年實際徒刑。
嫌犯A不服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1
檢察院對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
1. 上訴人認為被上訴裁判違反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及沾有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對此，在充分尊重的前提下，本檢察院不予認同。
2. 針對第10/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所規定之刑罰特別減輕方面，尊敬的終審法院曾作出解釋：“只有行為人在收集證據方面提供具體幫助，而該等證據對識別或逮捕其他對販賣毒品應負責任的人尤其是屬販毒團夥、組織或集團的情況起著決定性作用，或者說，該等證據應屬非常重要，能識別或促使逮捕具一定組織結構的販毒團夥的負責人，使有關組織可能被瓦解時，這些幫助才具有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規定的特別減輕刑罰的效力。換言之，行為人所提供的資料應該具有決定性和重要性，能夠幫助識別團夥負責人的身份或將其逮捕，而僅僅提供一個電話號碼或者一個人的姓名顯然是不夠的。”
3. 本案中從沒有關於涉嫌人B在香港被捕的訊息，而上訴人亦從沒有向法庭提交任何這方面的資料或向原審法庭申請向司法警察局或向香港有權限當局要求提供相關資料的調查證據措施，在此等情況下，本案根本沒有上訴人所主張涉嫌人B在香港被捕的資料，上訴人指責原審法庭沒有調查欠缺客觀性及合理性。
4. 值得一提的是，在庭審期間，原審法庭經聽取證人C證言後，已即場著令把第CR5-24-0064-PCC號卷宗交控辯雙方查閱，並向該卷宗提取證明以便判斷上訴人提交的資料對警方識別B的身份的重要程度。辯護人對此並無反對（詳見卷宗第288頁背頁）。
5. 上訴人於2023年9月15日向警方提供有關“上線”B的身份（詳見卷宗第132至136頁）。然而，根據CR5-24-0064-PCC號卷宗的資料，該案嫌犯於2023年7月20日已向警方提供有關B的身份（詳見卷宗第293至298頁）。在此前，警方已取得相關資料，且該案直至檢察院提出控訴仍未截獲B，未能知悉其與該案犯罪行為有關，並對此涉嫌人作歸檔處理。換言之，上訴人所提供的資料並不具有對識別或逮捕其他對販賣毒品應負責任的人起著決定性作用，不屬第17/2009法律第18條所規定的可特別減輕刑罰的情況，故原審法庭不給予特別減輕刑罰並無不妥。
6. 細閱被上訴裁判，原審法院為著形成心證而審查各方面的證據，說明了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當中已客觀及批判地分析本案的所有證據，我們看不出原審法院有違反一般經驗法則，且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中在沒有互不相容的情況下，被上訴裁判並不存在審查證據方面的瑕疵，更遑論有任何顯而易見的錯誤。
7. 只要在遵守《刑事訴訟法典》第339條和第340條規定的情況下，原審法院對控訴書和辯護狀界定的訴訟標的範圍內進行調查時，並作出已證實或未證實事實認定下，並沒有因缺乏事實就不可能得出已得出的法律方面的結論時，便不存在獲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的瑕疵。
8. 本案中，上訴人並沒有於答辯狀中主張其他事實，本案的訴訟標的僅為控訴事實。
9. 細閱被上訴的裁判，原審法院已對控訴書提出的控訴事實進行調查，並對所有事實作出已證實及不獲證實的認定，當中並沒有任何事實遺漏調查，此外，亦作出附理由陳述的決定，因此，我們看不出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規定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該裁判的瑕疵。
10. 上訴人認為其已符合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所規定的特別減輕刑罰的條件，原審法院判處其8年實際徒刑明顯屬過重，認為被上訴裁判違反《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的規定，應改判處上訴人低於7年徒刑，並給予特別減輕。對此，在充分尊重的前提下，本檢察院不予認同。
11. 上文已作出回覆，上訴人並不符合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所規定可特別減輕刑罰的要件。
12. 實際上，被上訴裁判在量刑時，已全面衡量所有上訴人提出的情節，並清楚地指出了量刑依據。
13. 上訴人在本案案發時為初犯，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對其有利的情節。
14. 特別預防方面，上訴人非為澳門居民，故意取得、持有、並向他人出售及提供受法律管制的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以獲取不法利益，其行為不法性屬高，犯罪後果十分嚴重，特別預防的要求高。
15. 一般預防方面，上訴人所觸犯的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對社會公共健康及安寧帶來極大之負面影響。再者，在澳門涉及毒品的案件與日俱增，澳門特區實有必要加強打擊，以防止有關犯罪的蔓延，故一般預防的要求較高。
16. 針對上訴人所觸犯的經第10/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該罪行的抽象法定刑幅為5年至15年徒刑，原審法院判處上訴人8年徒刑，所判處的刑罰約為抽象法定刑幅的上下限三分一，沒有違反適度原則，未見有過重之虞。
17. 事實上，原審法庭在量刑時已全面衡量本案的犯罪情節、上訴人的罪過程度、經濟狀況、行為的不法性及預防犯罪的要求以及罪狀刑幅，我們認為，原審法院對上訴人所判處的刑罰份量並無不適當之處，實在看不到量刑有下調的空間。
18. 綜上所述，本檢察院認為，上訴人所有理據不成立，應予駁回，維持原判。
駐本院助理檢察長提出法律意見書：
2024年7月25日，初級法院判處嫌犯A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1項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修改）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判處8年實際徒刑。
嫌犯A不服上述合議庭裁判而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
在其上訴理由中，上訴人A認為被上訴法院錯誤適用法律，及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及c項的瑕疵；另外，亦主張原審法院違反了《刑法典》第65條之規定而量刑過重。
對於上訴人A所提出的上訴理由，我們認為皆不成立，應予駁回。
1.關於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之適用
上訴人A在其上訴理由中指出，其向警方提供上線“B”的身份資料，使其能被香港警方扣捕。在B被捕後，上訴人A亦曾協助警方辨認該名人士照片，主張應適用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的規定給予特別減輕，但原審法院認為該名人士的資料已由他案嫌犯向警方提供故不適用特別減輕，是錯誤適用法律。
根據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之規定，“屬實施第七條至第九條、第十一條所敍述的事實的情況，如行為人因已意放棄其活動、排除或相當程度減輕該活動所引起的危險或為此認真作出努力，又或對在收集證據方面提供具體幫助，而該等證據對識別其他應負責任的人的身份將其逮捕起著決定性作用，尤其屬團體、組織或集團的情況者，則可特別減輕刑罰或免除刑罰。”
眾所周知，基於打擊販賣麻醉品的刑事政策理由，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考慮對販毒罪之正犯作刑罰的特別減輕，是一種例外性質的措施，是必須具備“行為人在扼制販毒，尤其在搗破及瓦解旨在販毒的組織或網路中的重要貢獻”的要件方能成立的。（參見中級法院第134/2004號上訴案件於2004年6月24日之裁判）。
正如終審法院第16/2003號合議庭裁判所指：“......並非協助當局認別或拘捕任何一個販賣毒品者均可作為減低或免除刑罰的依據，但不妨礙把與當局合作作為酌科刑罰中的單純減輕情節加以考慮……”。因此，單純向警方提供共犯的資料並不必然可得到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所規定的特別減輕，須具備前文所述的要件。
在本具體個案中，根據司警證人C的證言，上訴人A的確有向警方提供上線B的身份資料。然而，根據卷宗第132頁至第136頁以及卷宗第293頁至第298頁，在上訴人A向警方提供上線“B”的身份資料前，他案的嫌犯已向警方提供了相關人士的資料。此外，上訴人A在庭審中並沒有完全坦白承認其被指控的事實，可見，上訴人A不承認過錯，沒有為自己所作出的犯罪行為感到後悔，且其提供之上線資料不具關鍵及決定性的作用，故我們認為亦不具備“行為人在扼制販毒，尤其在搗破及瓦解旨在販毒的組織或網路中的重要貢獻”的必要條件。
因此，上訴人A的行為並不符合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所規定的獲得刑罰特別減輕的要件，故被上訴判決並沒有違反相關法律規定，上訴人A此部份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2.關於《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之瑕疵
在其上訴理由陳述中，上訴人A表示原審法院沒有向相關當局或司法警察局了解B被捕的過程，以及上訴人A提供的資料對香港警方拘捕上線B是否起關鍵作用，主張原審法院對相關事實的認定不充份，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的瑕疵。
眾所周知，《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指“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的瑕疵是指法院在調查事實時出現遺漏，所認定的事實不完整或不充份，以至依據這些事實不可能作出有關裁判中的法律決定。
而於2014年7月17日在316/2014號上訴案件中所作之裁判：
“1.獲證明的事實事宜不足以支持裁判的瑕疵是指法院所認定的事實存在遺漏，或者沒有調查所有應該調查的事實，而令法院沒有辦法作出合適的決定。這裡所說的事實不足，不是指證據的不足。
……”
在本具體個案中，上訴人A只提交形式答辯狀（卷宗第280頁），同時，在庭審中，原審法院亦已作出批示要求取得第CR5-24-0064-PCC號卷宗的證明，上訴人A提交資料對警方識別B的身份的重要程度（卷宗第288頁背頁）。
事實上，上訴人A在答辯狀中從無就是否能適用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的問題提出要求調查。我們認為，被上訴法庭已審理了包括控訴書及答辯狀在內的訴訟標的，亦明確表明了認定及不認定的立場，同時亦就是否適用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的問題作出了調查，顯示出原審法院對案中須調查的爭議事實已逐一調查，所以，被上訴裁判無從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規定“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判決”之瑕疵，因此上訴人A此部份的上訴理由亦不能成立。
3.關於《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的瑕疵
在其上訴理由陳述中，上訴人A認為原審法院沒有詳細查明是否因上訴人A提供的資料令上線B被捕，而只是單從初級法院第CR5-24-0064-PCC號案件的證明來認定上訴人A對B的被捕沒有關鍵性作用，相關認定是違反一般經驗法則，於審查證據方面明顯存有錯誤，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瑕疵。
眾所周知，《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是指，對於原審法庭所認定的既證事實及未被其認定的事實，任何一個能閱讀原審合議庭裁判書內容的人士在閱讀後，按照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均會認為原審法庭對案中爭議事實的審判結果屬明顯不合理，或法院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又或者法院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而這種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錯誤（參見中級法院第191/2014號上訴案件、第116/2012號及第65/2012號上訴案件、第623/2013號上訴案件、第115/2014號上訴案件等）。
我們認為，就如何認定上訴人A的行為並不適用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的特別減輕，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中經已作出充份的解釋（詳見卷宗第314頁及背頁），我們認為卷宗內已有足夠的證據支持原審法院作出相關的事實認定，尤其是案中資料上訴人A提供上線B資料的日期是後於另案嫌犯，故未能認定上訴人A所提供的資料是已能滿足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的規定，所以我們認為原審法院的相關認定符合一般經驗法則，在審查證據方面並無任何錯誤。
事實上，上訴人A主張應對其適用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的特別減輕是法律適用的問題，我們已於早前作出了分析，因此，我們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並未沾有“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無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規定。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應予駁回。
4.關於量刑過重
在其上訴理由中，上訴人A認為原審法院的量刑沒有考慮對其有利的情節而偏高。上訴人A表示其在庭審中作出部份自認，以及涉案毒品僅24.7克，並應適用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作特別減輕。考慮到上述因素，上訴人A主張被上訴的合議庭量刑過重，違反了《刑法典》第65條之規定。
就為何不能適用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的特別減輕的問題，我們已於早前作出了分析，於此不贅。
眾所周知，刑法要求在量刑時必須考慮的其中重要因素乃行為人的罪過程度及預防犯罪的需要（見《刑法典》第65條第1款）。就量刑方面，我們可見被上訴判決已經全面考慮了《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之規定（詳見卷宗第314頁）。
根據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證實上訴人A為初犯，其在庭審中部份承認針對其本人之事實。但是，由於其是在現行犯情況下被拘留，自認行為對減輕判刑的效果不大。
根據本案已證事實，上訴人A非本澳居民，夥同他人在澳門販售可卡因謀取不法利益，可見其故意程度屬高，行為不法性亦高。
就過錯而言，已證事實顯示，上訴人A是在清楚了解有關毒品之性質及特徵的情況下自由、自願及有意識地故意實施有關犯罪行為，可見其法律意識薄弱，守法能力低下，特別預防的要求較高。
上訴人A於本案實質涉及淨含量24.743克可卡因的取得、收藏、持有及販賣。上訴人A持有之份量已經超出法定每日參考用量(0.2克)的123.7倍（以較有利上訴人A的鹽酸可卡因用量計算），由此可見，上訴人A在是次犯罪行為中的不法程度屬高，因為這些毒品所帶來的禍害必然與其數量成正比。
事實上，上訴人A所犯的犯罪是本澳常見罪行，亦是全球性致力打擊的犯罪行為，其性質、不法性及後果相當嚴重，毒品活動對於吸毒者的個人健康乃至公共健康及社會安寧均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此外，跟毒品有關的犯罪行為在本澳正呈增長的趨勢，由此產生的社會問題十分嚴重，一般預防的要求極高。
因此，被上訴的合議庭在綜合考慮犯罪預防（無論是特別預防還是一般預防）的需要以及上訴人A的罪過程度，在1項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規定及處罰的「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的5年至15年徒刑的法定刑幅中，決定判處上訴人A的刑罰為8年徒刑，我們認為上述刑罰並無過重之虞，無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
事實上，我們一直認同原審法院在量刑時在法定刑幅內具有自由裁量的空間，上級法院只有在原審法院的量刑罪刑不符或者刑罰明顯不當的情況才有介入的空間。
因此，被上訴之合議庭裁判就上訴人A之量刑上並無違反《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之規定，上訴人A此部份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綜上所述，應裁定上訴人A所提出的所有上訴理由皆不能成立，應予以駁回。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對案件經庭審辯論後，認定了以下的已證事實：
1. 2023年7月或之前，嫌犯A認識了未查明身份之人士，並得悉可協助在澳門向他人出售及提供毒品“可卡因”以賺取不法利益。為此，上述有關人士向嫌犯承諾給予一定報酬。
2. 2023年8月4日晚上約8時多，嫌犯在澳門XX路“XX”店舖內透過未查明人身之人士取得毒品“可卡因”。取得上述毒品“可卡因”時，嫌犯清楚知悉上述毒品“可卡因”的性質及特徵，並將之收藏在住所澳門XX街XX號XX大廈XX樓XX室內，以便出售及提供予他人（見卷宗第158頁的觀看監控錄像筆錄）。
3. 在上述單位內，嫌犯利用蠟燭和湯勺等工具，加入梳打粉和水將上述部份毒品“可卡因”進行稀釋（見卷宗第13及42頁），然後將之分拆成小包。
4. 期後，嫌犯至少兩次在接到指示後，將有關已分柝成小包的毒品“可卡因”收藏在澳門不同地方的隱藏處，再對該地點進行拍照，以便未查明身份之人告知購買毒品的人士自行到該處取去有關毒品“可卡因”。
5. 2023年8月9日晚上約8時多，司警人員在嫌犯的住所澳門XX街XX號XX大廈樓下截獲嫌犯。
6. 調查期間，司警人員在嫌犯身上搜獲並扣押了以下物品（見卷宗第6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
1) 一部白色手提電話（牌子：XX，內有一張印有“XX”字樣的SIM卡，編號：8985XXX370）；
2) 兩條開啟澳門XX街XX號XX大廈XX樓XX室的銀色鑰匙。
警方在上述手提電話發現嫌犯與涉嫌人士的通話記錄，內容涉及嫌犯按指示在澳門指定地點放置毒品，並發現嫌犯拍攝毒品“可卡因”的照片及放置毒品後所拍攝的照片（見卷宗第21頁的檢查電話筆錄）。該手提電話為嫌犯的通訊及作案工具。
7. 隨即，司警人員在嫌犯的住所澳門XX街XX號XX大廈XX樓XX室房間的衣櫃內一個印有“XX”的膠袋內搜獲及扣押了以下物品（見卷宗第8頁的搜索及扣押筆錄）：
1) 一條白灰色內褲，內褲內包卷著以下物品：
1.1) 一個印有“XX”字樣的紙巾膠袋，袋內有一張白色紙巾，紙巾內包著6小包以透明膠袋包裝的白色粉末，分別約重0.35克、0.33克、0.3克、0.3克、0.3克、0.3克，以及1小包以黃啡色透明膠袋包裝的白色塊狀物體，約重0.77克，共約重2.65克；
1.2) 一個印有“XX”字樣的紙巾膠袋，袋內有一張白色紙巾，紙巾內包著3塊以透明紙包裹的白色塊狀物體，分別約重3.9克、3克、7.7克，共約重14.6克；
1.3) 一個印有“XX”字樣的紙巾膠袋，袋內有一張白色紙巾，紙巾內包著2塊以透明紙包裹的白色塊狀物體，分別約重7.3克、6.7克，共約重14克；
2) 一個紅色邊的透明膠袋，袋內有98個小透明膠袋。
另外，司警人員在上述衣櫃內的一個透明膠袋內搜獲及扣押了以下物品：
1) 一張持證人為A(即嫌犯)的土耳其身份證明文件，編號：YAXXX49，有效期：2022年3月21日；
2) 一張持證人為A(即嫌犯)的土耳其身份證明文件，編號：YAXXX72，有效期：2023年3月21日；
3) 八張嫌犯的證件貼表相片；
4) 一張寫有“出入境證件貼表相片”字樣的字條。
另外，司警人員在上述房間地上的一個印有“XX”的膠袋內搜獲及扣押了以下物品：
1) 三個沾有痕跡的湯勺；
2) 兩包已被打開、印有“XX”字樣的梳打粉。
8. 經化驗證實，上述在嫌犯的住所澳門XX街XX號XX大廈XX樓XX室房間搜獲的其中兩個湯勺的勺柄上痕跡檢出的DNA有可能是來自嫌犯（見卷宗第85至93頁的鑑定報告）。
9. 經化驗證實，上述其中6包以透明膠袋包裝的白色粉末，淨量為1.056克，含有第17/2009號法律第四條表一B所管制之“可卡因”成份，經定量分析，“可卡因”的百分含量為70.7%，含量為0.747克（見卷宗第95至103頁的鑑定報告）；
- 上述其中1包以黃啡色透明膠袋包裝的白色塊狀物，淨量為0.632克，含有第17/2009號法律第四條表一B所管制之“可卡因”成份，經定量分析，“可卡因”的百分含量為94.3%，含量為0.596克（見卷宗第95至103頁的鑑定報告）；
- 上述印有“XX”字樣的紙巾膠袋內的3包以透明膠紙包裝的白色塊狀物，淨量為12.991克，含有第17/2009號法律第四條表一B所管制之“可卡因”成份，經定量分析，“可卡因”的百分含量為88.4%，含量為11.5克（見卷宗第95至103頁的鑑定報告）；
- 上述印有“XX”字樣的紙巾膠袋內的2包以透明膠紙包裝的白色塊狀物，淨量為12.774克，含有第17/2009號法律第四條表一B所管制之“可卡因”成份，經定量分析，“可卡因”的百分含量為93.4%，含量為11.9克（見卷宗第95至103頁的鑑定報告）；
- 上述在嫌犯的住所澳門XX街XX號XX大廈XX樓XX室房間搜獲的3個湯勺上的痕跡，均沾有第17/2009號法律第四條表一B所管制之“可卡因”成份（見卷宗第95至103頁的鑑定報告）。
10. 嫌犯清楚知悉上述毒品性質及特徵，仍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且未經許可的情況下，聯同他人共同決意，分工合作，故意取得、持有、並向他人出售及提供上述受法律管制的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以獲取不法利益。
11. 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是法律禁止和處罰的。
在庭上還證實：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 證實嫌犯的個人及經濟狀況如下：
- 嫌犯聲稱具有高中畢業的學歷，之後每月收入約二百至三百美元，需供養母親、妻子、兄妹及兒子。
經庭審未查明的事實：
- 控訴書第一點：嫌犯A認識了“E”或“F”，向嫌犯承諾有關在澳門向他人出售及提供毒品“可卡因”以賺取不法利益的人是“E”或“F”。
- 控訴書第二點：將毒品交了嫌犯之人B。
- 控訴書第四點：告知購買毒品的人士自行到有關地點取毒品“可卡因”之人是“E”或“F”。
- 其他與上述已證事實不相符的事實。
三、法律部份
上訴人A在其上訴理由中，認為：
- 被上訴法院錯誤適用法律，因為上訴人向警方提供上線“B”的身份資料，使其能被香港警方扣捕。在B被捕後，上訴人A亦曾協助警方辨認該名人士照片，主張應適用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的規定給予特別減輕，但原審法院認為該名人士的資料已由他案嫌犯向警方提供故不適用特別減輕。
- 原審法院沒有向相關當局或司法警察局了解B被捕的過程，以及上訴人A提供的資料對香港警方拘捕上線B是否起關鍵作用，更沒有詳細查明是否因上訴人A提供的資料令上線B被捕，而只是單從初級法院第CR5-24-0064-PCC號案件的證明來認定上訴人A對B的被捕沒有關鍵性作用，不但原審法院對相關事實的認定不充份，而且相關認定違反一般經驗法則，故原審法院的事實認定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以及c項的瑕疵。
- 原審法院的量刑沒有考慮對其有利的情節而偏高。上訴人A表示其在庭審中作出部份自認，以及涉案毒品僅24.7克，並應適用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作特別減輕。考慮到上述因素，上訴人A主張被上訴的合議庭量刑過重，違反了《刑法典》第65條的規定。
我們看看。
在審理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之前，有必要理清其上訴理由中的論斷：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對上訴人向警方報告其上線老闆級別的團夥頭目的身份資料卻沒有受《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的刑罰的特別減輕的優惠，而出現適用法律的錯誤以及陷入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和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兩項事實適宜的瑕疵。實際上，上訴人乃針對原審法院就上訴人曾經提供上線老闆身份資料的情事沒有作出適當的調查，而陷入《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的瑕疵，而因錯誤地認為上訴人的情報不是逮捕上線老闆決定性因素陷入《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的瑕疵，以及因沒有適用《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的刑罰的特別減輕的優惠而錯誤地適用法律。
首先，眾所周知，《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指“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的瑕疵是指法院在調查事實時出現遺漏，所認定的事實不完整或不充份，以至依據這些事實不可能作出有關裁判中的法律決定。這裡所說的事實不足，不是指證據的不足。2
一方面，從卷宗的資料第124-213頁以及第293-303頁的內容可見，雖然，在本案中，上訴人確實於2023年8月31日寫信給檢察官，要求向警方提供完整的線報，而警方也於2023年9月15日被警方提審，供出其上線名叫B的身份資料以及兩人的聯絡時間、方式、地點，而且進行了相片的辨認程序，確定了該人的身份資料，警方從此開始了對該人的調查，確認了包括與上訴人接觸的時間地點的資訊，經過調查最後確認了該人已經於2023年9月10日離開澳門，但是，此名叫B的嫌疑人已經在警方偵破的販毒案並構成檢察院第7591/2023號偵查卷宗中，由該案的另一嫌犯於2023年7月20日供出該名叫GEROGE的嫌疑人。儘管如此，警方仍然一無所獲，檢察官只能將涉及B的部分歸檔。同時，在庭審中，原審法院亦已作出批示要求取得第CR5-24-0064-PCC號卷宗的證明，以分析上訴人A提交資料對警方識別B的身份的重要程度（卷宗第288頁背頁）。因此，不能說原審法院對有關的事實沒有作出調查。再者，上訴人只提交形式答辯狀（卷宗第280頁），而構成訴訟標的也僅僅是檢察院的控訴書。那麼，原審法院已經對構成本案的所有訴訟標的進行了審理，沒有出現任何遺漏，也無從確認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指“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的瑕疵。
另一方面，原審法院在對構成訴訟標的進行審理的基礎上所認定的事實總體，在我們看來，並沒有存在事實的漏洞以致不能作出合適的法律適用之處，從另外一方面也不能確認原審法院的事實認定存在上述的事實不足的瑕疵。
其次，關於上訴人所質疑的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存有錯誤的瑕疵的問題，眾所周知，《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是指，對於原審法庭所認定的既證事實及未被其認定的事實，任何一個能閱讀原審合議庭裁判書內容的人士在閱讀後，按照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均會認為原審法庭對案中爭議事實的審判結果屬明顯不合理，或法院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又或者法院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而這種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錯誤。3
很顯然，正如上文所述，上訴人確實供出了上線老闆B的身份資料，但是，並沒有因為上訴人的提供資料而令B被捕，相反，在此之前在另案中B已經被他人供出其身份資料，B也因沒有被調查出任何犯罪的跡象而沒有被檢控，上訴人的供述不但沒有及時令B被調查，更沒有令其被捕，那麼，原審法院所認定的這些事實，並不存在違反一般生活法則之處，不存在一般人不可能不發現的錯誤。而原審法院所得出的上訴人提供的資訊對識別或逮捕販毒應負責人之人起到決定性的作用的判斷，屬於對事實的分析判斷，以及屬於一個法律事宜的問題，並非《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也就是以下要分析的上訴人所質疑的原審法院的判斷陷入了法律適用的錯誤的瑕疵的問題。
我們繼續。
根據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的規定，“屬實施第七條至第九條、第十一條所敘述的事實的情況，如行為人因己意放棄其活動、排除或相當程度減輕該活動所引起的危險或為此認真作出努力，又或對在收集證據方面提供具體幫助，而該等證據對識別其他應負責任的人的身份或將其逮捕起著決定性作用，尤其屬團體、組織或集團的情況者，則可特別減輕刑罰或免除刑罰”
眾所周知，基於打擊販賣麻醉品的刑事政策理由，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考慮對販毒罪之正犯作刑罰的特別減輕，是一種例外性質的措施，是必須具備“行為人在扼制販毒，尤其在搗破及瓦解旨在販毒的組織或網路中的重要貢獻”的要件方能成立的。4 正如終審法院第16/2003號合議庭裁判所指：“......並非協助當局識別或拘捕任何一個販賣毒品者均可作為減低或免除刑罰的依據，但不妨礙把與當局合作作為酌科刑罰中的單純減輕情節加以考慮……”。
在本案中，根據司警證人C的證言，上訴人A的確有向警方提供上線B的身份資料。雖然，根據卷宗第132頁至第136頁以及卷宗第293頁至第298頁，在上訴人A向警方提供上線“B”的身份資料前，他案的嫌犯已向警方提供了相關人士的資料，從表面上看，上訴人的供述確實沒有令B被捕而不應該理解為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但是，對於上訴人本人來說，在不知道已經於另案有人透露其身份資料的情況下，主動提供這些資料，並且屬實，由於其提供的資料也確實讓警察展開了一系列的調查程序，甚至去函國際刑警南非分部知會B這位嫌疑人，那麼，上訴人的行為對“識別其他應負責任的人的身份”應該具有重要性，而不能逮捕上線嫌疑人也僅僅是暫時的事，更何況不能逮捕上線嫌疑人之事不能歸責於上訴人，因為他於2023年8月31日寄信至檢察院要求提供資料予警察，警方於2023年9月15日才提審上訴人，而B已經於之前的9月10日離開了澳門。
因此，原審法院單純以這種表面的事實而不認定其所提供的上線資料具關鍵及決定性的作用，而不適用上述第18條所規定的特別減輕，實屬不妥，相反，上訴人果敢地指證上線嫌疑人，並得到確定資料屬實、身份確定，這種行為正是上述第18條的規定所要鼓勵的，而該嫌疑人沒有被捕乃出於其他原因，這並不能視為妨礙其獲得上述第18條的特別減輕的優惠的因素。
基於此，上訴人的行為符合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所規定的獲得刑罰特別減輕的要件，上訴人此部份的上訴理由成立，並予以直接改判。
眾所周知，刑法要求在量刑時必須考慮的其中重要因素乃行為人的罪過程度及預防犯罪的需要（見《刑法典》第65條第1款），並全面考慮《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的量刑原則及規則。
上訴人於本案實質涉及淨含量24.743克可卡因的取得、收藏、持有及販賣。上訴人持有之份量已經超出法定每日參考用量(0.2克)的123.7倍（以較有利上訴人的鹽酸可卡因用量計算），由此可見，上訴人在是次犯罪行為中的不法程度屬高，因為這些毒品所帶來的禍害必然與其數量成正比。
就罪過而言，上訴人非為澳門居民，以旅客身份前來澳門從事與毒品有關的這種侵犯人類健康罪嚴重的罪刑，顯示其罪過程度高，犯罪的特別預防的要求高。
另外，上訴人所犯的犯罪是本澳常見罪行，亦是全球性致力打擊的犯罪行為，其性質、不法性及後果相當嚴重，毒品活動對於吸毒者的個人健康乃至公共健康及社會安寧均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此外，跟毒品有關的犯罪行為在本澳正呈增長的趨勢，由此產生的社會問題十分嚴重，一般預防的要求極高。
那麼，在綜合考慮上訴人的罪過程度以及犯罪預防（無論是特別預防還是一般預防）的需要，在1項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規定及處罰的「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並經過《刑法典》第67條所規定的特別減輕規則後，的1年至10年徒刑的法定刑幅中，決定判處上訴人的刑罰為5年徒刑，比較合適。
雖然上訴人的有關事實瑕疵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但歸根到底是為了上述第18條的特別減輕的請求，應該視為上訴理由成立。
作出了這些分析，是時候作出決定了。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成立，廢止被上訴的判刑，改判上訴人A觸犯的一項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規定及處罰的「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5年徒刑。
無需判處本程序的訴訟費用的支付。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4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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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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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第二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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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廣勝 (第一助審法官)
(但本人認為，應維持原判)。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O presente recurso vem interposto do Acórdão proferido nos presentes autos, que condenou o 1º Arguido, ora Recorrente, numa pena de 8 anos de prisão efectiva, pela prática de um crime de tráfico ilícito de estupefacientes, p.p. pelo nº 1 do art.º 8º da Lei 17/2009 (alterada pela Lei nº 10/2016).
2. O Recorrente não se conforma com a decisão recorrida, ora colocada em causa.
3. Entende o arguido, ora Recorrente, que o mesmo deveria ter beneficiado de uma atenuação especial de pena, pelo facto de ter auxiliado concretamente na recolha de provas decisivas para a identificação e, posterior, captura de outros responsáveis, tudo nos termos do artigo 18º da supra referida lei e, não o tendo sido, a decisão ora colocada em causa padece de erro de direit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 insuficiência para a matéria e facto provada, tudo nos termos, conjugados, do artigo 400º, nº 1 e nº 2, al. a) e c); e
4. Discordância com a medida da pena.
5. Dão-se por integralmente reproduzidos todos os factos provados e não provados nos presentes autos que, por mera economia processual, não se transcrevem.
6. Por outro lado, no que respeita à fundamentação da decisão ora colocada em crise, bem como à prova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e valorada na decisão final, foi a que consta da respectiva decisão.
7. O ora Recorrente foi condenado por um crime de tráfico ilícito de estupefacientes, p.p pelo nº 1 do art.º 8º da Lei 17/2009 (alterada pela Lei nº 10/2016).
8. Contudo, sente o mesmo que não foi feita justiça, porquanto, o mesmo foi peça chave fundamental na detenção de um outro elemento, que alega ter sido superior na organização, igualmente identificado nestes autos como o “B”.
9. O aqui Recorrente efectuou a identificação do referido indivíduo, na Polícia Judiciária, tendo o mesmo sido posteriormente detido em Hong Kong, por informação transmitida pela Interpol de Macau à congénere da Região Vizinha.
10. Tudo acrescido pelo facto de o aqui recorrente ainda ter sido chamado à Polícia Judiciária para ser questionado e para identificar o referido “B”, após a detenção do mesmo, tendo confirmado perante os agentes, por fotografia, que a pessoa de nome “B” era a mesma pessoa que tinha sido detida pela Polícia de Hong Kong, sendo que a Polícia Judiciária de Macau estava na posse da fotografia dessa pessoa que foi confirmada pelo aqui Recorrente.
11. Na verdade, o aqui recorrente referiu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essa informação, já depois de a ter transmitido à PJ de Macau, na ocasião da sua detenção.
12. Essa mesma informação foi reiterada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pela testemunha, agente da PJ C, tendo o mesmo referido que o aqui Recorrente foi fundamental na informação prestada e na identificação do suspeito “B”, apesar de também ter referido que a PJ já estava na posse de uma informação idêntica, num outro processo relacionado também com um caso de droga.
13. Esse processo a quo o agente fez referência era um processo de todo conhecido do 5º juízo criminal d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pois corria também termos no mesmo juízo, sob o nº CR5-24-0064-PCC, sendo arguido D.
14. De resto, tendo o Tribunal conhecimento in ofício da referência ao nome “B”, pediu certidão ao processo nº CR5-24-0064-PCC, juntou as declarações de um outro arguido, precisamente de D, nestes autos e concluiu, na parte referente à medida da pena, que “esta pessoa já estava identificada noutro processo, por isso a informação nestes autos não é determinante, não se aplica o artigo 18º da lei nº 17/2009, alterada pela lei nº 10/2016. (tradução nossa)”
15. Assim, o aqui Recorrente não beneficiou de qualquer atenuação especial, tal como está previsto na lei, tendo o Tribunal alegado que essa pessoa já era conhecida das autoridades por declarações prestadas por outro arguido, num outro caso relacionado com tráfico de droga.
16. Crê-se ter existido, nesta vertente e na decisão ora colocada em causa, erro de direito.
17. Primeiro porque o tribunal a quo não sabe, nem sequer veio a saber, que informação prestada perante as autoridades acabou por ser essencial na detenção do tal “B” em Hong Kong, se a prestada no âmbito dos autos CR5-24-0064-PCC ou se, antes pelo contrário, a informação prestada nestes altos no Tribunal a quo; segundo porque o tribunal a quo nunca inquiriu a PJ, por oficio, para saber se realmente tinha ocorrido alguma detenção de um individuo chamado “B”, em Macau ou noutro local qualquer, como o deveria ter feito para saber, e ter certezas, se a informação prestada pelo aqui arguido e recorrente, completada pelo agente da PJ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tinha sido essencial “na recolha de provas decisivas para identificação ou captura de outros responsáveis”, tal como revela a letra da lei.
18. Mas, fundamentando apenas que a PJ já era detentora dessa informação, acabou por não conceder ao aqui recorrente qualquer atenuação especial da pena, conforme supra se expôs.
19. Neste sentido, existe um erro de direito, por violação do artigo 18º da lei 17/2009, alterada pela lei nº 10/2016, existindo ao mesmo tempo uma insuficiência de prova e um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tudo nos termos do artigo 400º, nº 1 e nº 2, al. c) do CPP.
20. Salvo opinião contrária, quer-se crer que o Tribunal a quo violou regra fundamental da experiencia de vida humana, pois se existe um arguido a referir que prestou informação fundamental na detenção de outro responsável, se essa informação foi corroborada pelo agente que investigou o caso, há necessariamente violação de uma regra de experiência de vida humana, ou seja, o investigado e o investigador referem a mesma situação de facto, o tribunal tende a desvalorizar ambas, sendo certo que os dois não estariam a faltar à verdade, logo esta situação mereceria,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uma investigação mais aprofundada, mais concisa e concreta, além de se ter apenas fundado num pedido de certidão a um outro processo que corria termos no mesmo juízo criminal e, apenas pelo confronto de datas vir fundamentar nesta decisão que as autoridades já estavam na posse daquela informação sobre determinado suspeito de nome “B”.
21. Cumpre salientar ainda a este Venerando Tribunal que o arguido no referido processo CR5-24-0064-PCC foi defendido pela mesma mandatária que o aqui arguido neste autos (CR5-24-0076-PCC).
22. Gritante é que este Tribunal alegou neste autos que o aqui arguido/Recorrente não poderia beneficiar da atenuação especial ou dispensa de pena prevista no artigos 18º da referida lei porque as autoridades já estavam na posse da informação relevante, mas naqueloutros autos também não beneficiou o ali arguido (D) pela informação prestada e posterior detenção efectuada em Hong Kong, pela Interprol, de um individuo de nome “B” que o aqui arguido reconheceu, identificou e confirmou à PJ tratar-se da mesma pessoa e da pessoa que o aqui Recorrente tinha identificado na fase de inquérito.
23. Assim, apesar de ambos os arguidos/Recorrente, terem identificado em momentos diferentes a mesma pessoa, com provas decisivas para a sua identificação ou captura, nenhum deles beneficiou de qualquer atenuação especial tal como está legalmente previsto.
24. E a verdade é que a Polícia de Hong Kong, através de informação prestada pela Interpol de Macau, conseguiu deter e prender o individuou de nome “B, tendo sido identificado, após detenção, pelo aqui recorrente, nas instalações da Polícia Judiciária, reconhecimento esse feito por fotografia após a detenção ocorria em Hong Kong.
25. Nestes autos não existe prova do que foi alegado, a PJ não juntou posteriormente aos autos essa informação relacionada com a detenção, por outro lado, o tribunal não indagou, não investigou todos os caminhos possíveis para a descoberta da verdade material e, neste sentido, crê-se existir, igualmente, insuficiência para 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26. Pelo que, além dos vícios supra apontados, esta decisão padece também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no termos do artigo 400º, nº 2, al. a) do CPP.
27. O ora Recorrente foi condenado a uma 8 anos de prisão efectiva, pela prática de um crime de tráfico ilícito de estupefacientes, p. p. pelo nº 1 do art.º 8º da Lei 17/2009 (alterada pela Lei nº 10/2016).
28. Sucede que, e salvo opinião mais esclarecida, a medida da pena neste caso em concreto não poderá deixar de considerar outras situações idênticas e semelhantes em casos de tráfico de droga, mormente no que respeita às quantidades apreendidas.
29. Ora, ainda que se entenda que o ora Recorrente praticou o crime em que foi condenado em 1ª Instância, tendo o mesmo confessado parcialmente os factos, sempre se dirá que, atento o circunstancialismo que consta dos autos, a pena de 8 anos em que o Recorrente foi condenado é excessiva – considerando a quantidade de estupefacientes apreendidas, cerca de 24.7 gramas de cocaína – e deveria ser aplicada uma atenuante, a do artigo 18º da Lei nº 17/2009, alterada pela Lei nº 10/2016.
30.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andou mal o Tribunal a quo ao decidir aplicar uma pena de prisão efectiva de oito anos, atenta a quantidade de estupefacientes aprendida, considerando penas aplicadas noutros casos idênticos com a mesma quantidade e qualidade dos estupefacientes aqui apreendidos.
31. Penas essas que oscilam entre os 6 e os 7 anos de prisão efectiva, ao contrário dos oito anos aqui aplicados a este recorrente.
32. Face ao exposto, deverá a decisão recorrida ser revogada quanto à medida da pena escolhida devendo, nos termos dos artigos 65º do CP e 18º, da Lei nº 17/2009, alterada pela Lei nº 10/2016, ser substituída por outra que aplique uma pena de prisão inferior aos 7 anos, considerando a atenuação especial do referido artigo 18º.
33. Por último, encontra-se a douta decisão recorrida eivada do vício de erro de direit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artigo 400º, nº 1 e nº 2, al. a) e al. c) do CPP), pelo que é admissível o reenvio de processo para novo julgamento, nos termos previstos no artigo 418º do mesmo diploma legal, o que desde já se requer, porquanto tais vícios podem ser supridos recorrendo a novo julgamento relativamente apenas a parte do objecto do processo, mormente no que respeita à informação prestada pelo arguido, perante a PJ e que o Tribunal a quo não indagou com a profundidade e certeza que são sempre necessárias em direito penal e antes de se proferir uma decisão condenatória.
Termos em que deverá ser dado provimento ao presente recurso e, em consequência:
a) Ser a decisão revogada por existir erro de direit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nos termos supra expostos, com a base legal alicerçada no art. 400º, nº 1 e nº 2, al. a) e al. c) do CPP);
b) ser a decisão recorrida revogada quanto à medida da pena devendo, nos termos dos artigos 65º do CP e 18º, da Lei nº 17/2009, alterada pela Lei nº 10/2016, que aplique uma pena de prisão inferior aos 7 anos, considerando a atenuação especial do referido artigo 18º;
c) ser autorizado, caso não seja possível decidir da causa, o reenvio para novo julgamento nos termos do artigo 418º do CPP.
d) Requer-se ainda que seja pedida certidão da sentença proferida pel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nos autos CR5-24-0064-PCC, já em fase de recurso junto deste Venerando TSI, para ser junta aos presentes autos e se confirme da exist6encia de alguma atenuação especial no âmbito daqueles outros autos, nos termos do artigo 18º da Lei nº 17/2009, alterada pela Lei nº 10/2016.
2 參見中級法院於2014年7月17日在316/2014號上訴案件中所作的裁判。
3 參見中級法院第191/2014號上訴案件、第116/2012號及第65/2012號上訴案件、第623/2013號上訴案件、第115/2014號上訴案件等。
4 參見中級法院第134/2004號上訴案件於2004年6月24日的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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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653/2024 P.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