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上訴案第955/2024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上訴人A的判刑及服刑情況：
- 於2019年1月9日，在第一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1-18-0207-PCC號卷宗內，被判刑人以直接共犯身份及犯罪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判處4年徒刑及第8/96/M號法律第13條第1款結合《刑法典》第21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八項「為賭博的高利貸罪」，每項判處9個月徒刑及禁止其進入各賭場3年；九罪競合，合共判處4年9個月徒刑及禁止被判刑人進入本特區各賭場為期24年。有關判決於2019年1月29日轉為確定。
- 於2019年10月14日，在第四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4-19-0070-PCC號卷宗內，被判刑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第8/96/M號法律第13條結合《刑法典》第21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十四項「為賭博的高利貸罪」，每項被判處9個月徒刑及禁止其進入各賭場3年；經數罪競合，合共被判處5年3個月實際徒刑，並判處禁入賭場42年的附加刑。該案與上述第CR1-18-0207-PCC號卷宗作刑罰競合，合共服7年6個月實際徒刑，以及禁入賭場66年的附加刑。其後，中級法院就同案的其他被判刑人所提出的上訴進行審理，並依職權改判本案被判刑人A禁入賭場的附加刑30年。有關判決於2019年11月5日轉為確定。
- 於2024年3月7日，在第五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5-23-0165-PCC號卷宗內，被判刑人以直接共犯身份及犯罪既遂方式觸犯第8/96/M號法律第13條及《刑法典》第21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為賭博的高利貸罪」、第8/96/M號法律第14條結合同一法律第13條及《刑法典》第21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文件的索取及接受罪」及《刑法典》第152條第1款及第2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分別被判處7個月徒刑、2年3個月及3年6個月徒刑及分別禁止進入賭場2年及3年；三罪競合，合共被判處4年6個月實際徒刑及禁止進入賭場合共為期4年的附加刑。該案與上述第CR4-19-0070-PCC號卷宗（已與卷宗第CR1-18-0207-PCC號卷宗所判處的刑罰作競合）的判刑作刑罰競合，合共服9年6個月實際徒刑，以及禁入賭場30年的附加刑（在執行實際徒刑期間中止計算）。有關判決於2024年4月5日轉為確定。
判決已生效，上訴人現正在服刑，將於2027年5月9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24年3月9日服滿了2/3刑期。
刑事起訴法庭為此繕立了第PLC-035-19-2-A號假釋案。在此案中，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官於2024年11月11日作出批示，否決了上訴人的假釋。
上訴人A不服上述決定，向本院提起上訴，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
A. 上訴人於第CR5-23-0165-PCC號案卷中，因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第8/96/M號法律第13條第1款（結合《刑法典》第21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為賭博的高利貸罪」、一項第8/96/M號法律第14條（結合同一法律第13條及《刑法典》第21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文件的索取或接受罪」、一項《刑法典》第152條第1款及第2款a)所規定及處罰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而在與上述第CR4-19-0070-PCC號案卷作出競合後，被合共判處9年6個月實際徒刑，有關判決已於2024年4月5日轉為確定。
B. 上訴人自2017年11月11日移送至澳門路環監獄羈押，按照法律所規定的計算準則，上訴人之刑期將於2027年5月9日屆滿，並於2024年3月9日服滿申請假釋所取決的刑期。
C. 此次為上訴人第三次申請假釋，上訴人同意接受假釋，有關申請於2024年11月11日遭刑事起訴法庭法官 閣下於被上訴批示中否決。
D. 於上訴人第一次作假釋申請時，技術員(社工)認為被判刑人已積極改善自己，並努力參與職訓，為自己的人生負責及重返社會作準備，建議考慮假釋申請，讓其早日重返社會，好好盡回其家庭及良好公民的責任，而上訴人之家人亦已為其尋找到工作機會。
E. 於上訴人第二次作假釋申請時，技術員(社工)及獄長 閣下建議考慮上訴人的假釋申請，讓其早日重返社會，而上訴人之家人亦已為其尋找到另一工作機會。
F. 直到是次假釋申請，技術員(社工)及獄長 閣下依然認為被判刑人已積極改善自己，建議考慮假釋申請，讓其早日重返社會，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庭法官閣下在被上訴批示中亦指出，上訴人在囚期間的行為保持良好，守法意識有所提高，表現出正向的人格發展，相信其已為重返社會做好準備，並將能以對社會負責的方式生活及不再犯罪，亦即是上訴人已滿足特別預防的需求。
G. 惟被上訴批示同時指出，在一般預防方面考慮，上訴人所觸犯的博彩相關犯罪之性質惡劣，且相關情節嚴重。而且，有關犯罪正出現增幅。因此，為保障澳門社會經濟的穩定，以及博彩業合法有序的發展，對有關犯罪必須予以嚴厲打擊。倘現時提前釋放被判刑人，則極有可能對潛在的不法分子釋出錯誤訊息，基於此，被上訴批示認為本案現階段尚未符合《刑法典》第56條第1款b)項的要件。
H. 經分析被上訴批示之內容，在維持對刑事起訴法庭 法官閣下決定應有尊重的前提下，上訴人認為該批示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之規定，上訴人實際上已符合上述法律所訂定的假釋要件，應當批准上訴人假釋。
I. 按照《刑法典》第56條規定，給予被判刑者假釋之條件有二，分別為「形式上」的要件和「實質上」的要件。
J. 形式要件是指囚犯至少服刑滿六個月，且已服完其所判刑期的三分之二，正如本書狀第5條事實所述，嫌犯已於2024年3月9日服滿申請假釋所取決之三分之二刑期，且經簡單計算可得知有關期間超過六個月。
K. 在符合形式要件的前提下，餘下的就是考慮上訴人是否符合假釋之實質條件，即《刑法典》第56條第1款a項和b項所規定者，每一個案之案件情節特別是囚犯之個人生活狀況、人格以及其重新納入社會之程度和是否會影響法律秩序社會安寧等問題以決定是否給予囚犯假釋。
L. 正如前述，上訴人已滿足特別預防的需求，被上訴批示僅指出上訴人之情況不符合一般預防的需求。
M. 在此引用尊敬的中級法院合議庭在第713/2022號刑事上訴案中針對一般預防所作出的分析：
“假釋並不是刑罰的終結。它的最有效的作用就是在罪犯完全被釋放之前的一個過渡期讓罪犯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而完全的融入這個他將再次生活的社會。這種作用往往比讓罪犯完全的服完所判刑罰更為有利，同時，也相信普遍社會成員亦接受給予有真心悔改意願和行動的年輕人一次“浪子回頭”的機會，假若提早釋放上訴人，不會令到公眾認為不符合公平正義、不會動搖公眾對法律制度的信心、不會引發公眾不必要的恐慌、不安。更重要的是，上訴人雖然曾經有違規行為，但發生在首次申請假釋之前，在其假釋申請被否決之後，上訴人仍然努力改過自新，整體上有正向發展，上訴人的悔改和人格改善已經被充分認可，相信給予其假釋，不會對維護法律秩序和社會安寧造成威脅，不會使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因此，上訴人亦符合假釋的一般預防方面的要求。”
N. 上訴人的經歷與上述案件的當事人十分類似，曾出現違規情況，但不自我放棄，即使兩次假釋申請被駁回仍一直努力改過自新，上訴人在獄中已有積極正向的改變，其變化得到社工、獄長閣下乃至於刑事起訴法庭法官 閣下的認同，眾人均認為上訴人已具備重返社會的條件，可以預見給予已經改過自新的上訴人假釋的機會，並不會令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
O. 另一方面，在經歷疫情的影響以及一系列的政策更新後，博彩相關犯罪相較於上訴人作案時(即2017年)已經大幅減少。單以上訴人觸犯的「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作比較，根據警察總局所公佈的犯罪統計資料，於2017年全年，本澳共有466宗相關犯罪，而在本年度的1月至9月期間，僅出現42宗相關犯罪。
P. 在不鼓吹及不對任何犯罪行為予以認同的前提下，上訴人須指出，有關犯罪雖然仍存在，甚至近期有上升的跡象，但整體而言，有關犯罪對本澳社會環境安全的威脅經已客觀地減少，再加上第20/2024號法律等新出台的法律，為本澳社會經濟的穩定及博彩業合法有序的發展增添多一層保障。
Q. 在上述背景下，我們亦應該重新審視針對有關犯罪在一般預防上的需要，在現今的社會背景下，對上訴人的懲罰客觀上足以回應社會普遍市民對囚犯服刑期間的適宜性考慮和期望，不會對社會秩序產生重大衝擊或破壞法律彰顯的威嚴。
R. 正如尊敬的中級法院合議庭曾在第39/2010號裁判書中指出：
“另一方面，由於罪犯在犯罪特別預防方面所表現的有利因素，因此必須在犯罪預防的兩個方面取得一個平衡點。法院不能過於要求一般預防的作用而忽視了特別預防的作用，而使人們產生“嚴重罪行不能假釋”的錯誤印象。並且，這也不符合刑法所追求的刑罰的目的。”
S. 而正正是基於上訴人在服刑期間之積極人格修正、對其他潛在犯罪人士的阻嚇作用及常人均能理解的教訓，我們可以合理推斷出，此時提前釋放上訴人並不會損害法律秩序的權威，更不會令到社會安寧被動搖。
T. 綜上所述，基於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之條件已得到滿足，上訴人之假釋已具備《刑法典》第56條所規定及要求的要件，尤其是第56條第1款a)項及b)項的實質要件。因此，被上訴批示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以及《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規定，上訴人實際上已符合上述法律所訂定的假釋要件，應當批准上訴人假釋。
綜上所述，上訴人認為其已具備獲得假釋的法定條件，謹請求中級法院依法予以撤銷被上訴的刑事起訴法庭否決予上訴人假釋之批示，並批准上訴人假釋，從而替代被上訴的批示。
檢察院對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作出答覆：
1. 上訴人聲稱被上訴決定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及《刑法典》第56條之規定，並認為應給予其假釋。
2. 針對指稱原審法院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理據，須強調，被上訴決定已審視載於卷宗之所有書證，並以合乎邏輯之經驗法則對事實作出認定，事實之間相互融洽連貫，不存在任何審查證據存有錯誤之情況。
3. 綜觀上訴人就該項理據所提出之理由闡述，其所不認同的是原審法院認為其尚未符合《刑法典》第56條第1款b)項之見解，在此所涉及的為法律問題。
4. 基於此，並不存在上訴人所指稱沾有之《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之瑕疵。
5. 對於另一項上訴理據，應指出的是，判斷是否符合《刑法典》第56條第1款b)項之規定，是站於社會大眾之角度考慮是否能透過刑罰對犯罪行為作出譴責，從而令社會大眾相信法律制度之有效性，並重新恢復及確立因犯罪行為而對法律產生動搖之信心，在此不應單純考慮案件所發生之數量。
6. 就上訴人所觸犯之「犯罪集團」罪、「為賭博的高利貸」罪、「文件的索取或接受」罪及「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而言，上訴人為專門於本澳娛樂場從事與博彩相關之犯罪連同其他暴力犯罪之犯罪集團之骨幹成員，連同該犯罪集團一同犯罪，繼此之後，又再觸犯十四項「為賭博的高利貸」罪，以及再觸犯更嚴重之「文件的索取或接受」罪及「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7. 上訴人所觸犯之犯罪不僅嚴重程度高，而且種類亦屬本澳娛樂場內發生之高發性犯罪，該等犯罪行為顯然是嚴重且持續不斷地直接及正面衝擊本澳法治社會之安寧及作為旅遊城市形象，倘仍選擇提前釋放上訴人，則顯然只會令他人誤以為實施該類嚴重且多發性犯罪行為之代價不高，繼而為不法利益走上犯罪道路，導致嚴重及高發性犯罪繼續頻發，嚴重影響市民大眾對當局堅守並維護法律之信心，破壞本澳之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8. 基於此，原審法院認為上訴人並不符合《刑法典》第56條第1款b)項所規定之要件，從而不給予上訴人假釋之決定並無任何值得譴責之處，不存在違反上訴人所指之《刑法典》第56條及《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規定，上訴人之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應予以駁回。
在本上訴審程序中，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提交了法律意見。1
一、事實方面
本院認為，案中的資料顯示，下列事實可資審理本上訴提供事實依據：
- 上訴人A的判刑及服刑情況：
- 於2019年1月9日，在第一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1-18-0207-PCC號卷宗內，被判刑人以直接共犯身份及犯罪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集團罪」判處4年徒刑及第8/96/M號法律第13條第1款結合《刑法典》第21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八項「為賭博的高利貸罪」，每項判處9個月徒刑及禁止其進入各賭場3年；九罪競合，合共判處4年9個月徒刑及禁止被判刑人進入本特區各賭場為期24年。有關判決於2019年1月29日轉為確定。
- 於2019年10月14日，在第四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4-19-0070-PCC號卷宗內，被判刑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第8/96/M號法律第13條結合《刑法典》第21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十四項「為賭博的高利貸罪」，每項被判處9個月徒刑及禁止其進入各賭場3年；經數罪競合，合共被判處5年3個月實際徒刑，並判處禁入賭場42年的附加刑。該案與上述第CR1-18-0207-PCC號卷宗作刑罰競合，合共服7年6個月實際徒刑，以及禁入賭場66年的附加刑。其後，中級法院就同案的其他被判刑人所提出的上訴進行審理，並依職權改判本案被判刑人A禁入賭場的附加刑30年。有關判決於2019年11月5日轉為確定。
- 於2024年3月7日，在第五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5-23-0165-PCC號卷宗內，被判刑人以直接共犯身份及犯罪既遂方式觸犯第8/96/M號法律第13條及《刑法典》第21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為賭博的高利貸罪」、第8/96/M號法律第14條結合同一法律第13條及《刑法典》第21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文件的索取及接受罪」及《刑法典》第152條第1款及第2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分別被判處7個月徒刑、2年3個月及3年6個月徒刑及分別禁止進入賭場2年及3年；三罪競合，合共被判處4年6個月實際徒刑及禁止進入賭場合共為期4年的附加刑。該案與上述第CR4-19-0070-PCC號卷宗（已與卷宗第CR1-18-0207-PCC號卷宗所判處的刑罰作競合）的判刑作刑罰競合，合共服9年6個月實際徒刑，以及禁入賭場30年的附加刑（在執行實際徒刑期間中止計算）。有關判決於2024年4月5日轉為確定。
- 判決已生效，上訴人現正在服刑，將於2027年5月9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24年3月9日服滿了2/3刑期。
- 監獄方面於2024年9月13向刑事起訴法庭提交了假釋案的報告書（其內容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 上訴人A同意假釋。
- 上訴人A第三次申請假釋。
- 刑事起訴法庭於2024年11月11日的批示，否決了對A的假釋。
二、法律方面
上訴人認為已經符合假釋的條件，否決假釋的決定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的規定。
從《刑法典》第56條的規定看，是否批准假釋，除了要符合形式上的條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以外，集中在要符合特別及一般犯罪預防的綜合要求的實質條件上。
在特別的預防方面，要求法院綜合罪犯在服刑過程中的表現，包括個人人格的重新塑造，服刑中所表現出來的良好的行為等因素而歸納出罪犯能夠重返社會、不會再次犯罪的結論。
而在一般預防方面，則是集中在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要求上，即是，綜合所有的因素可以讓我們得出罪犯一旦提前出獄不會給社會帶來心理上的衝擊，正如Figueiredo Dias教授的觀點，“即使是在對被判刑者能否重新納入社會有了初步的肯定判斷的情況下，也應對被判刑者的提前釋放對社會安定帶來嚴重影響並損害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的可能性加以衡量和考慮，從而決定是否應該給予假釋”；以及所提出的，“可以說釋放被判刑者是否對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方面造成影響是決定是否給予假釋所要考慮的最後因素，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對假釋提出的一個前提要求。”2
那麼，我們看看上訴人是否符合假釋的條件。
在獄中，上訴人空閒時喜歡做運動，也曾參與樓層及麵包西餅工房的職訓。上訴人在入獄期間於2019年10月9日因違反第40/94/M號法令第74條p)項，而被處罰收押紀律囚室並剝奪放風權利5日。上訴人在獄中被列為“信任類”，其行為總評價為“良”。
此次為上訴人的第三次假釋程序的展開，獄方的社工及監獄長連續兩次對上訴人的假釋均提出了肯定的意見。這一點說明，上訴人在服刑期間的表現已經得到監獄各方對其行為表現表示滿意，尤其是得到家人的支持，並顯示其在犯罪的特別預防方面得出對他的提前釋放有利以及已經滿足《刑法典》第1款a項的要求。
誠然，我們一直認為囚犯的犯罪後的表現，尤其是在服刑期間在主觀意識方面的演變情況顯示出有利的徵兆，亦不是當然地等同於假釋出獄後不會對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造成危害，這不單取決於其本人的主觀因素，而更重要的是考慮這類罪犯的假釋所引起的消極社會效果，假釋決定使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以及對社會秩序產生一種衝擊等負面因素，但是，我們也一直強調，在衡量犯罪的特別預防以及一般預防的因素時，應該平衡兩者的關係，不能予以任何的過分要求。
在本案中，雖然上訴人非為澳門居民顯示出缺乏社會重返機構的輔導的不利因素，並且以旅客的身份來澳門實施與賭場周邊利益有關的罪行，但是，上訴人在2020年的一次違規受罰之後在獄中的良好表現以及出獄後的就業保障，已經中和了其犯罪行為所帶來的傷害，另一方面，這也足以讓我們相信，提前釋放不會對社會、法律秩序帶來另外一次嚴重的衝擊，這就決定了上訴人已經滿足了《刑法典》第56條第1款b項的條件，法院可以作出假釋的決定。
因此，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成立，廢止被上訴的決定，給予上訴人假釋。上訴人應該保持良好行為，尤其是必須繼續遵守不能進入賭場的附加刑，假釋期間不能前來澳門。
三、決定
綜上所述，本合議庭決定判處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成立，廢止被上訴的決定，給予上訴人假釋。上訴人應該保持良好行為，尤其是必須繼續遵守不能進入賭場的附加刑，假釋期間不能前來澳門。
無需判處本案訴訟費用的支付。
確定上訴人的委任辯護人的費用為2500澳門元，由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支付。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5年1月16日
蔡武彬
(裁判書製作人)
譚曉華
(第一助審法官)
周艷平
(第二助審法官)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Inconformado com a decisão do indeferimento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exarado pela Mtm. J.I.C., datado de 11/11/2024, o recluso A vem recorrer para o Tribunal da 2ª. Instância, invocando a violação do art.º 56 do C.P.M..
Por força da art.º 56 nº 1 do C.P.M., com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depende da co-existência do pressuposto formal e do pressuposto material.
É considerado como pressuposto formal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e o condenado tenha já cumprido dois terços da pena de prisão e no mínimo de seis meses. Já o pressuposto material abarca a ponderação global da situação do condenado à vista da necessidade da prevenção geral e prevenção especial, sendo a pena de prisão objecto de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ando resultar um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ao condenado em termos da aceitável reintegração do agente na sociedade e da defesa da ordem jurídica e da paz social.
Em relação ao pressuposto material exigido no institut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o Dr. Jorge de Figueiredo Dias ensinou-nos que “…para que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seja concedida, que os condenados tenham tido《bom comportamento prisional》e mostrem《capacidade de se readaptarem à vida social e vontade séria de o fazerem》. Nisto reside o pressuposto material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e pode correctamente interpretar-se como exigência de uma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 a que por vezes se chama《prognose de excarceração》- sobre o comportamento futuro do delinquente em liberdade.” (Cfr.《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 As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2ª. Reimpressão, §848).
In casu, o recorrente satisfazer em absoluto o pressuposto de natureza formal, tendo já cumprido dois terços da pena de prisão e no mínimo seis meses, preenchendo o pressuposto formal previsto no art.º 56 nº 1 do C.P.M..
Foram emitidos pareceres favoráveis, quer pelo Sr. Director do E.P.M. quer pelo Sr. Técnico do E.P.M, ao pedido de concessão de liberdade condicional do recorrente, em consideração da sua manifestação de arrependimento e do comportamento adequado durante o período do cumprimento da pena de prisão, sendo o recorrente merecedora de uma avaliação global de “Bom” no E.P.M. (cfr. fls. 148 a 164).
Analisados os autos, o recorrente não residente de Macau, cometeu 1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p.º e p.º no art.º 288, nº 2, do C.P.M., cuja gravidade criminal é elevada e rigorosa, perturbando a ordem jurídica e a paz social desta R.A.E.M..
Além d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foi o recorrente, condenado, em total de 3 condenações (CR1-18-0207-PCC, CR4-19-0070-PCC, CR5-23-0165-PCC), na pena de prisão de 9 anos e 6 meses pela prática ainda de 23 crimes de usura para o jogo, 1 crime de sequestro, e 1 crime de exigência de documentos, mostrando assim a sua fraca capacidade de se afastar da prática de actos ilícitos.
A natureza e gravidade dos actos criminais cometidos são sempre partes dos elementos de consideração de que o Tribunal a quo tem de curar, quer na fase de julgamento, quer na decisão d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Em referência à natureza e à consequência jurídica do crime de pertença à associação organizada, são evidentes a gravidade do crime, o prejuízo para a ordem da economia e a perturbação da tranquilidade social, tudo consequência dos actos ilícitos praticados pelo recorrente.
Sendo relevante a exigência de prevenção geral dessa criminalidade que se constituem como riscos sérios para a economia e a paz social.
Tendo em consideração a realidade social de Macau e a rigorosa exigência da prevenção geral quanto aos tipos de crimes praticados pelo recorrente, bem como a influência negativa que a liberdade antecipada do recorrente virá trazer para a comunidade, nomeadamente, o prejuízo da expectativa da eficiência das leis, temos de afirmar que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seria, muito provavelmente, incompatível com a ordem jurídica e a paz social,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º 56 nº 1 do C.P.M..
Pelo exposto, concordando como doutamente exposto na resposta à motivação do recurso (cfr. fls. 256 a 258), não conseguimos chegar a uma conclusão favorável ao recorrente para lhe conceder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não vermos que as condições em que o recorrente se encontra encontrem eco no disposto no art.º 56 nº 1 do C.P.M..
Concluindo, entendemos que deve ser dada improcedência ao recurso interposto do A.
2 In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Ao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1993, pp. 53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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