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裁判
一、概述
甲、乙、丙及丁(同為中級法院第162/2023號刑事上訴案件中的被判刑人，現羈押於澳門監獄)分別向終審法院提出人身保護令措施的聲請，請求作出違法拘禁的宣告，立即將他們釋放，並提出我們概括如下的理據：
- 聲請人甲認為，對其採取的羈押措施的期間毫無疑問應為兩年，由2021年11月29日起至2023年11月28日止；直至終審法院對其就中級法院作出的有罪裁判提起的上訴作出最後裁決之前，中級法院的裁判仍未轉為確定判決；中級法院在2023年11月24日就部分刑罰的執行問題及羈押問題作出的決定存有法律適用的錯誤；對聲請人的拘禁明顯屬於《刑事訴訟法典》第206條第2款b項及c項的情況。
- 聲請人乙指出，其於2021年11月27日被拘留，於11月29日被採取羈押措施；中級法院以黑社會罪判處聲請人的裁判部分仍未轉為確定，而其因觸犯不法經營賭博罪而被判處的2年徒刑已於2023年11月27日服刑完畢；聲請人被判觸犯的罪行並非以暴力實施，且立法者並未將黑社會罪納入《刑事訴訟法典》第193條所述犯罪之列，因此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99條第1款d項的規定，對聲請人採取的羈押措施的最長期限為2年，至2023年11月28日結束；目前聲請人仍處於拘禁狀態，屬於《刑事訴訟法典》第206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情況。
- 聲請人丙指出，他已針對中級法院於2023年10月19日作出的合議庭裁判提出了裁判無效的爭辯，並就其被判處的黑社會罪向終審法院提起上訴，故該裁判尚未轉為確定；聲請人於2021年11月29日(上午4：20)被採取羈押措施，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99條第1款d項的規定，羈押措施的最長期限為2年，至2023年11月29日(12:00)結束；考慮到《刑事訴訟法典》第18條所訂立的“訴訟程序單一性”的規則，在同一案件中不存在“部分”判罪，就其被判處的“部分刑罰”聲請人不可能開始服刑，因為聲請人請求將案件發回重審；聲請人被判處的犯罪並非以暴力實施；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206條第2款c項的規定，維持對聲請人採取的羈押措施是非法的。
- 聲請人丁認為，《刑事訴訟法典》第199條第1款d項所規定的2年羈押期限不能延長至3年，因為聲請人被判處的所有犯罪均非以暴力實施，同一法典第1條第2款b項的規定不能適用聲請人被判處的犯罪行為，聲請人被判處的犯罪也並不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1條第2款a項所述“暴力犯罪”的概念；聲請人針對中級法院的裁判向終審法院提起上訴，如其上訴理由成立，將導致整個案件被發回重審，因此也不存在聲請人被判處的個別刑罰被單獨執行的可能；對聲請人採取的羈押措施已於2023年11月27日終結，聲請人現處於《刑事訴訟法典》第206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違法拘禁的狀況。
案件經分發並組成第102/2023號、第103/2023號、第104/2023號及第105/2023號卷宗，隨後裁判書製作法官作出批示，決定將該等卷宗合併，以便一併對各聲請人提出的人身保護令請求作出審理和決定。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207條第2款及第3款的規定，本院召開聽證並聽取了檢察院助理檢察長及各聲請人的辯護律師的陳述；隨後合議庭進行評議，並立即將所作之評議公開。
二、事實
根據載於案卷中的資料，認定如下有助於作出決定的事實：
(一) 初級法院合議庭於2023年1月18日作出裁判，當中與各聲請人有關的內容如下：
聲請人甲(第二被告)和乙(第三被告)
- 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第6/97/M號法律(經第2/2006號法律所修改)第1條第1款h)項、第2條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1項「黑社會的罪」，判處9年徒刑；
- 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第8/96/M號法律第1條所規定及處罰的1項「不法經營賭博罪」(共犯)，判處2年徒刑。
- 數罪並罰，兩人分別被判處10年徒刑的單一刑罰。
聲請人丙(第四被告)和丁(第六被告)
- 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第6/97/M號法律(經第2/2006號法律所修改)第1條第1款h)項、第2條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1項「黑社會的罪」，判處10年6個月徒刑；
- 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第8/96/M號法律第7條所規定及處罰的103項「在許可地方內不法經營賭博罪」(共犯)，每項判處1年徒刑；
- 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54項「詐騙罪」(相當巨額)(共犯)，每項判處4年徒刑；
- 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未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第21條及第22條所規定及處罰的3項「詐騙罪」(相當巨額)(未遂)(共犯)，每項判處2年徒刑；
- 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第8/96/M號法律第1條所規定及處罰的1項「不法經營賭博罪」(共犯)，判處2年徒刑。
- 數罪並罰，兩人分別被判處15年徒刑的單一刑罰。
(二) 透過2023年10月19日在第162/2023號刑事上訴案件中作出合議庭裁判，中級法院僅確認了初級法院就各聲請人所觸犯的黑社會罪、在許可地方內不法經營賭博罪及在許可地方以外不法經營賭博罪的有罪認定裁判和相關量刑決定，在數罪並罰的單一刑罰方面，對聲請人甲和乙科處10年徒刑，對聲請人丙及丁則科處12年零6個月徒刑。
(三) 眾聲請人均針對中級法院的裁判向終審法院提起上訴。
(四) 眾聲請人於2021年11月27日被拘留，刑事起訴法官於2021年11月29日對他們採取羈押措施。
(五) 2023年11月21日，中級法院法官作出了如下批示：
“本案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和第六嫌犯自2021年11月27日開始被拘留，之後被羈押至今。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99條第2款的規定，在就該法典第193條所指之任一犯罪而提起的訴訟程序內，羈押措施在未有確定判刑的情況下的最長存續期為三年。
該法典第193條第1款特別指出，「如所歸責之犯罪係以暴力實施，且可處以最高限度超逾八年之徒刑，則法官應對嫌犯採用羈押措施」。
而按照該法典第1條第2款a項所下的定義，第6/97/M號法律(即《有組織犯罪法》)第2條所指犯罪的行為，為着該法典的規定的效力，被視為屬暴力犯罪。
據上，由於本刑事案中已被羈押的上述五名嫌犯、第五和第七嫌犯(後兩人分別在2022年3月24日和2022年4月10日開始被拘留，之後被羈押至今)均已被本院在二審訴訟程序中尤其是裁定一項上述《有組織犯罪法》第2條所指的黑社會罪罪名成立(見本院在2023年10月19日作出的上訴裁判書)，各人在該項罪名的有罪裁判轉為確定之前，可被羈押的最長期限便是三年，法庭仍須繼續依職權定期對彼等的羈押措施的法定適用前提進行複查(見《刑事訴訟法典》第197條第1款)。
而無論如何，由於本院在2023年10月19日的上訴判決書內同時作出的有關在許可地方內的不法經營賭博罪和在許可地方以外的不法經營賭博罪的有罪裁判已是二審終審有罪判決，檢察院是可以提請對各名正在羈押的嫌犯執行彼等已被本院終審判處的其中一項不法經營賭博罪名的徒刑，並在相關執行刑期程序中即時適用《刑法典》第74條有關「扣除」的規定，至於各人最終須服的單一徒刑為多少，將視乎本院上述上訴裁判被上訴後的最終裁判結果而定。
現把本案呈予檢察院，以對上述事宜作出認為適當的建議或提請。”
(六) 經檢察院建議，中級法院法官決定將卷宗送呈初級法院，以處理相關刑罰執行事宜。
(七) 初級法院作出刑期計算後，經聽取檢察院意見，中級法院法官於2023年11月24日作出如下批示：
“中級法院在本案(案號162/2023) 2023年10月19日的上訴判決書內，針對第一嫌犯戊、第二嫌犯甲、第三嫌犯乙、第四嫌犯丙、第五嫌犯己、第六嫌犯丁和第七嫌犯庚而作出的、有關在許可地方內的不法經營賭博罪和在許可地方以外的不法經營賭博罪的有罪裁判已是二審終審有罪判決，檢察院已於2023年11月21日提請把案件卷宗送予初級法院，以便就各名在押的嫌犯已被本院終審判處的其中一項不法經營賭博罪名的徒刑的執行作出適當處理。
初級法院在2023年11月24日就上述刑罰執行事宜作出決定並對第一至第七嫌犯的相關刑期作出具體計算(見本案卷宗第23194頁至第23194頁背面的法官決定和該決定所贊同的卷宗第23192頁至第23193頁背面的檢察院就第一至第七嫌犯的刑期計算書，這兩份文書的內容在此被視為完全轉載)。
現須因應初級法院就刑罰執行而作出的決定的法律效力，並經聽取檢察院的意見後，就上述七名嫌犯的羈押強制措施的情況作出以下說明和處理：
基於初級法院2023年11月24日有關徒刑刑期計算的決定的法律效力，第一至第七嫌犯在本案中各自被拘留和被羈押的所有時間已被局部(對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和第七嫌犯而言)或全部(對第五嫌犯而言)用於根據《刑法典》第74條第1款的規定抵消各自被先行執行的其中一項不法經營賭博罪的徒刑的部份刑期(對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和第七嫌犯而言)或全部刑期(對第五嫌犯而言)。
在初級法院作出上述實質以拘留、羈押期抵消第一至第七嫌犯的其中一項不法經營賭博罪的徒刑刑期的決定之前，這七名嫌犯已被羈押。
而如無上述初級法院關於徒刑刑期計算的決定，法院亦須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97條第1款的規定，定期對第一至第七嫌犯的羈押措施的前提作出複查。
《刑事訴訟法典》第193條第1款特別指出，「如所歸責之犯罪係以暴力實施，且可處以最高限度超逾八年之徒刑，則法官應對嫌犯採用羈押措施」。而按照該法典第1條第2款a項所下的定義，第6/97/M號法律(即《有組織犯罪法》)第2條所指犯罪的行為，為着該法典的規定的效力，被視為屬暴力犯罪。
由於本案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和第七嫌犯均已被中級法院在二審訴訟程序中尤其是裁定一項上述《有組織犯罪法》第2條所指的黑社會罪罪名成立(見2023年10月19日的上訴裁判書)，且各人相關黑社會罪名最高均可被科處超逾八年之徒刑，本人現尤其是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93條第1款和第1條第2款a項的規定，決定在黑社會罪的有罪裁判轉為確定之前，對第一至第七嫌犯維持採取羈押措施。
如此，在刑事訴訟法律層面而言，各人在各自其中一項不法經營賭博罪的徒刑被視為被初級法院完成執行之日(而相關具體完成執行徒刑的日子，可詳見於初級法院法官所贊同的檢察院徒刑刑期計算書的內容)起，便被視為立即轉回至被實際羈押的狀態，以等候黑社會控罪的終審上訴結果(這是因為初級法院上述徒刑刑期計算的決定的效力主要體現在實質按照《刑法典》第74條第1款的規定把各人已被拘留和羈押的時間轉換成其中一項不法經營賭博罪名的徒刑的服刑時間，但這並不會引致各人不須因仍屬待決的黑社會罪名被羈押，而因應初級法院是次徒刑刑期計算的決定的法律效力，各人在本案的實際羈押期是不可把被執行的徒刑的刑期也計算在內)。
基於上述就羈押措施的說明和處理決定，第三嫌犯(透過其辯護律師)今天有關要求其在本案的羈押措施應自2023年11月29日起被廢止和其應於2023年11月29日被恢復人身自由的申請(其所持的理由是：其被判處的黑社會罪名已被其上訴至終審法院，現時就此罪仍未有終審判決，至於其已被判處的不法經營賭博罪，法庭應視其將於2023年11月29日完全服完此罪的兩年徒刑，再加上其羈押期將達法定最長的兩年時間上限)便不可被批准。第三嫌犯須就這項申請支付相關訴訟費，當中包括叁個訴訟單位的司法費。……”
(八) 各聲請人分別於2023年11月29日及30日向終審法院提出人身保護令措施的聲請。
(九) 決定對眾聲請人維持採取羈押措施的中級法院法官出具了《刑事訴訟法典》第207條第1款所指的報告，主要內容如下：
“就上述嫌犯仍須繼續被羈押在獄中這事的事實和法律依據，本人已於2023年11月24日，在卷宗第23213至第23214頁的批示中具體作出決定和說明，而該批示是承接自本人於2023年11月21日在卷宗第23185頁至第23185頁背面的批示的思路(上述兩份批示內容在此被視為完全轉載)。
本人現以上述兩個批示的批示理由，維持已於2023年11月24日作出的決定。換言之，本人認為，今申請人身保護令的嫌犯仍須繼續被羈押在獄中。……”
三、法律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206條第2款的規定，因違法拘禁的人身保護令請求應以下列情況作為依據︰a)拘禁係由無權限之實體進行或命令；b)因不為法律容許作為拘禁理由之事實而作拘禁；c)拘禁時間超越法律或法院裁判所定之期限。
聲請人甲認為，對其作出的拘禁明顯屬於《刑事訴訟法典》第206條第2款b項及c項的情況。
從中級法院法官分別於2023年11月21日和24日作出的批示以及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207條第1款所提交的報告可知，該法官認為，在眾聲請人被判處黑社會罪成立的有罪裁判轉為確定之前，他們可被羈押的最長期限為3年，因此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97條第1款的規定對羈押措施的法定適用前提進行複查，繼而決定維持採取羈押措施。
因此，本案的情況明顯不符合第206條第2款b項(及a項)的規定，而與c項有關。
換言之，需要就眾聲請人的拘禁時間是否超越法律或法院裁判所定的期限作出分析和判斷，從而就是否存在違法拘禁的情況以及是否應發出人身保護令作出決定。
聲請人提出的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是他們被判處的黑社會罪是否屬於《刑事訴訟法典》第193條所指的犯罪，對他們採取的羈押措施的最長期限是否應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99條第2款的規定延長至3年，而非第199條第1款d項所規定的2年；二是他們被判處的不法經營賭博罪是否已轉為確定，是否可單獨執行他們就該罪被科處的刑罰。
眾所周知，人身保護令是一種非常措施(而非普通的上訴程序)，旨在立即解決非法拘留或非法拘禁的狀況，是為保護人身自由而採取的一種例外補救辦法。
終審法院一直認為，“人身保護令是保障人身自由的特別措施，目的是即時解決非法拘禁的狀況，只有在法律規定的條件下才可以提起及批准。
它不是對有權限當局決定進行的實質性審查。要質疑一個決定的公正性及合法性，指出其在適用實體法律上或程序上的錯誤，應通過上訴來進行，尋求改變有關決定，而不能透過聲請人身保護令來達到這個目的。否則，等於製造了一個新的審級，改變了上訴的一般制度。”1
上述觀點應予以維持。
簡言之，本案要解決的是是否存在違法拘禁的情況。
考慮到本案的具體情況，我們認為，聲請人提出的第二個問題對解決是否存在違法拘禁的問題並不重要，因為眾聲請人均因觸犯不法經營賭博罪而被判處2年徒刑，根據初級法院所作的刑期計算，他們因該罪被判的刑期於2023年11月27日屆滿。
關鍵在於，對眾聲請人被判處的黑社會罪是否可適用《刑事訴訟法典》第199條第2款的規定，即就該犯罪的羈押期限是否為3年。
在解決該羈押期限的問題後，則無須就聲請人提出的第二個問題發表看法。
關於“羈押之最長存續期間”，《刑事訴訟法典》第199條有如下規定：
“一、羈押自其開始經過下列期間消滅：
a）六個月，如在該期間內未有提出控訴；
b）十個月，如在該期間內已進行預審但未有作出起訴批示；
c）十八個月，如在該期間內未有在第一審作出判刑；
d）兩年，如在該期間內未有確定判刑。
二、如就第一百九十三條所指之任一犯罪而提起訴訟程序，則上款所指之期間分別延長至八個月、一年、兩年及三年。
三、如中止刑事訴訟程序以便分開審判審理前之先決問題，則第一款c及d項所指之期間，以及上款規定之相應期間均另增加六個月。”
考慮到本案的情況，從眾聲請人開始被羈押至今已過2年時間，但就黑社會罪而言仍未有確定裁判。那麼是否可適用第199條第2款的規定，將2年的羈押期限延長至3年呢？
關鍵在於聲請人被判處的黑社會罪是否屬於《刑事訴訟法典》第193條所指的犯罪。
“第一百九十三條
（對特定犯罪採用羈押措施）
一、如所歸責之犯罪係以暴力實施，且可處以最高限度超逾八年之徒刑，則法官應對嫌犯採用羈押措施。
二、為着上款之規定之效力，凡犯罪涉及侵犯生命、身體完整性或人身自由，或犯罪中有作出該侵犯者，均視為以暴力實施犯罪。
三、如所歸責之犯罪屬下列情況，只要該犯罪可處以最高限度超逾八年之徒刑，則第一款之規定，相應適用之：
a）盜竊車輛，或偽造與車輛有關之文件或車輛之認別資料；
b）偽造貨幣、債權證券、印花票證、印花及等同之物，或將之轉手；或
c）不法製造或販賣毒品。”
聲請人認為，他們被判處的犯罪並非以暴力實施，且不屬於第193條第3款所列舉的犯罪，因此不能適用第199條第2款的規定將羈押期限延長至3年。
誠然，第193條第2款僅將“涉及侵犯生命、身體完整性或人身自由”的犯罪或在“犯罪中有作出該侵犯者”視為以暴力實施犯罪，且涉案的黑社會罪並非列於第193條第3款的犯罪。
如果僅對第193條及第199條第2款的規定作獨立且字面的解釋，似乎只能得出聲請人的結論。
《民法典》第8條以“法律解釋”為題作出如下規定：
“一、法律解釋不應僅限於法律之字面含義，尚應尤其考慮有關法制之整體性、制定法律時之情況及適用法律時之特定狀況，從有關文本得出立法思想。
二、然而，解釋者僅得將在法律字面上有最起碼文字對應之含義，視為立法思想，即使該等文字表達不盡完善亦然。
三、在確定法律之意義及涵蓋範圍時，解釋者須推定立法者所制定之解決方案為最正確，且立法者懂得以適當文字表達其思想。”
一般來說，對法律的解釋不應僅局限於對法律條文字面含義的字面解釋，還應從法律體系、立法目的、歷史及社會等角度對法律規定作出體系解釋、目的解釋、歷史解釋及社會學解釋，故有限制性解釋及擴充性解釋之說。
接下來我們嘗試從其他角度來看現正討論的問題。
在本案中，眾聲請人被判觸犯了第6/97/M號法律第1條第1款h項和第2條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黑社會罪，可處以8年至15年徒刑。
根據第6/97/M號法律第24條的原始文本，該法律第2條及第10條所規定的犯罪“列入刑事訴訟法典第一條第二款所指暴力或高度組織罪行的概念。”
上述第24條已被第9/2013號法律所廢止，因為該法律修改了《刑事訴訟法典》第1條第2款的規定，將“第6/97/M號法律第二條”(以及其他法律條文)所指的犯罪列入“屬恐怖主義、暴力犯罪或有高度組織之犯罪”之列。
其後《刑事訴訟法典》第1條第2款又經過了第8/2023號法律的修改，從而形成了內容如下的現行文本：
“二、為着本法典之規定之效力，僅下列行為方視為屬恐怖主義、暴力犯罪或有高度組織之犯罪：
a）屬《刑法典》第二百八十八條、七月三十日第6/97/M號法律《有組織犯罪法》第二條、第2/2006號法律《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第三條，只要出現此法律第四條所指的加重情節、第3/2006號法律《預防及遏止恐怖主義犯罪》第四條至第六條、第2/2009號法律《維護國家安全法》第七條至第九條，即使屬此法律第十四條所指的情況，以及第17/2009號法律《禁止不法生產、販賣和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第七條至第九條所指犯罪的行為；或
b）故意侵犯人的生命或身體完整性又或人身自由而可處以最高限度為五年或超逾五年徒刑的行為。”
由此可見，眾聲請人被判處的黑社會罪自第9/2013號法律生效時起已被視為“屬恐怖主義、暴力犯罪或有高度組織之犯罪”。
應該指出的是，《刑事訴訟法典》第1條第2款經過數次修改，立法者數次增加該條款所指犯罪的內容。
《刑事訴訟法典》第1條第2款(尤其是其a項)所列犯罪無疑是在刑事法律中被認定為最嚴重的犯罪，特別是涉及到犯罪集團、黑社會、清洗黑錢、恐怖主義、危害國家安全、不法生產和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以及嚴重侵犯生命、身體完整性或人身自由等犯罪行為。
誠然，根據傳統意義上對暴力犯罪的理解，第6/97/M號法律第2條所規定及處罰的犯罪並非必然可視為《刑事訴訟法典》第193條第2款所指“以暴力實施”的犯罪，關鍵在於涉案黑社會在實施犯罪時是否曾使用暴力。
但是，立法者通過《刑事訴訟法典》第1條第2款將上述犯罪特別歸類為“屬恐怖主義、暴力犯罪或有高度組織之犯罪” (雖然當中又可細分為三個類別)無疑是有其深意的，不可能是無的放矢之舉，立法者是在充分考慮了這些犯罪的共通性以及刑事訴訟程序的需要和要求的基礎上作出歸類。
我們認為，在與本案討論的關於羈押期限的問題方面便反映了立法者的(其中)一個目的。
毫無疑問，無論是否以暴力實施，上述犯罪均屬嚴重犯罪，對社會造成極大的危害。
事實上，如果就暴力犯罪而言，《刑事訴訟法典》第193條第1款及第2款以及第199條第2款已作出了明確的規定，法官應對行為人採用羈押措施並延長羈押期限至3年，那麼相對於同樣列於第1條第2款的同類犯罪，尤其是那些通常更為複雜的涉及有組織犯罪、黑社會犯罪、清洗黑錢、恐怖主義及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立法者不可能忽略刑事訴訟的需要而置之不理，而是應採取同樣的態度，要求法官對實施該等犯罪的行為人採用羈押措施，並同樣適用第199條第2款的規定，以確保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並實際達到追究行為人刑事責任的目的，從而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秩序和安寧。
雖然大家對本案所討論的問題有爭議，但在充分尊重其他不同觀點和見解的前提下，我們傾向於認為對眾聲請人被判處的黑社會罪應適用《刑事訴訟法典》第199條第2款的規定，將羈押期限延長至3年。
另一方面，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93條的規定，就特定的犯罪，“法官應對嫌犯採用羈押措施”，包括以暴力實施且可處以8年以上徒刑的犯罪(第1款)以及該條第3款所列舉的犯罪，“只要該犯罪可處以最高限度超逾八年之徒刑”。通常我們將這些犯罪稱為“不可擔保的犯罪”。
應該指出，第193條第3款所指犯罪通常與暴力無關，不屬於以暴力實施的犯罪之列。
值得強調的是，根據第6/97/M號法律第29條的規定，如果行為人被歸責的犯罪屬於該法律第2條、第3條、第7條、第10條第1款a項和b項以及第13條第2款所規定的其中1項，則“法官應對嫌犯實施羈押措施”。
第29條有關法官應採用羈押措施的行文與《刑事訴訟法典》第193條第1款基本相同。
換言之，第6/97/M號法律第29條所指的犯罪也屬於“不可擔保的犯罪”。這是本澳法院普遍接受的觀點。2
那麼，從邏輯以及系統的角度來看，我們認為，第6/97/M號法律第29條所指的犯罪具有與《刑事訴訟法典》第193條所指犯罪相同的性質，理應對該等犯罪適用《刑事訴訟法典》第199條第2款的規定。
在對第193條第3款作出的註釋及評論中，Manuel Leal-Henriques 指出，“不得不承認，與上述(設立不可擔保之犯罪的)立法意圖有些背道而馳的是，這個列表的範圍過於狹窄和不足，當中並未囊括一些可能更為嚴重和社會反響更大的罪行，而這也進一步弱化了立法者想要通過該條文所體現出的不可擔保的理念。”3
從目的來看，立法者無疑是將具有相當嚴重程度的犯罪視為不可擔保的犯罪，法官應該對實施該等犯罪的行為人採取羈押措施，以保障刑事訴訟程序的順利進行，更好達到刑罰的目的。
通常來說，與一般犯罪相比較，涉及上述犯罪的訴訟程序無論是在偵查還是審判和上訴階段皆耗時較長，這為立法者通過第199條第2款的規定延長羈押期限提供了正當理由，有其必要性。
從系統及目的的角度來考慮，未見立法者有將黑社會罪明確排除於《刑事訴訟法典》第193條所指犯罪的範圍之外的意圖；相反的是，第6/97/M號法律第29條清晰確定了黑社會罪具有與第193條所指犯罪相同的不可擔保性，由此反映了與第193條規定相同的立法意圖。
基於此，我們沒有理由不將眾聲請人被判處的黑社會罪等同於《刑事訴訟法典》第193條所指的犯罪，並相應適用第199條第2款的規定，得出對聲請人所採用的羈押措施的最長期限延長至3年的結論。
總而言之，對實施黑社會罪的犯罪行為人採用羈押措施並將羈押期限延長至3年完全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1條第2款a項、第193條、第199條第2款和第6/97/M號法律第29條的立法原意及立法目的。
由於不存在逾期羈押的情況，眾聲請人提出的人身保護令請求不能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眾聲請人提出的人身保護令請求不成立，予以駁回。
訴訟費用由各聲請人分別承擔，司法費訂為6個計算單位。
宋敏莉
岑浩輝
司徒民正
(附表決聲明)
2023年12月11日
Processo nº 102/2023
(Autos de Habeas Corpus, com os Processos 103/2023, 104/2023 e 105/2023 em Apenso)
Declaração de voto
1. Efectuando uma interpretação assente na “natureza” do “crime de associação ou sociedade secreta”, e daí extraindo o regime legal no que toca ao “prazo máximo da prisão preventiva” pela sua prática, entendeu-se no douto Acórdão que antecede que correcta foi a decisão 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que fixou tal prazo em “3 anos”.
Sem prejuízo do muito respeito devido ao assim considerado, e ponderando no enquadramento legal que sobre a questão releva, e, essencialmente, que em matéria de “aplicação”, (e, por assim ser, de “duração”), de qualquer medida de coacção vigora o “princípio da (sua) legalidade” – com o qual se pretende que sejam tais medidas decretadas em absoluta conformidade com o legalmente previsto, inviabilizando, (na medida do possível), qualquer margem de discricionariedade; (cfr., art. 176° do C.P.P.M.) – outra se nos apresenta que deveria ser a solução.
Passa-se a (tentar) expor as razões da nossa divergência.
2. Pois bem, sobre a referida “matéria” em questão, e (precisamente) sob a epígrafe “Prazos de duração máxima da prisão preventiva” estatui o art. 199°, n.° 1 do C.P.P.M. que:
“A prisão preventiva extingue-se quando, desde o seu início, tiverem decorrido:
a) 6 meses sem que tenha sido deduzida acusação;
b) 10 meses sem que, havendo lugar a instrução, tenha sido proferido despacho de pronúncia;
c) 18 meses sem que tenha havido condenação em primeira instância;
d) 2 anos sem que tenha havido condenação com trânsito em julgado”.
Por sua vez, dando resposta a “situações especiais” prevê o n.° 2 deste mesmo comando legal que:
“Os prazos referidos no número anterior são elevados, respectivamente, para 8 meses, 1 ano, 2 anos e 3 anos quando se proceder por um dos crimes referidos no artigo 193.º”.
E atento o disposto neste n.° 2 do art. 199°, importa ter igualmente presente que tratando da “Aplicação da prisão preventiva em certos crimes” prescreve o (referido) art. 193° do dito C.P.P.M. que:
“1. Se o crime imputado tiver sido cometido com violência e for punível com pena de prisão de limite máximo superior a 8 anos, o juiz deve aplicar ao arguido a medida de prisão preventiva.
2. Para efeitos do disposto no número anterior, considera-se cometido com violência o crime que suponha ou seja acompanhado de uma agressão à vida, à integridade física ou à liberdade das pessoas.
3. O disposto no n.º 1 é correspondentemente aplicável ao caso em que o crime imputado, desde que punível com pena de prisão de limite máximo superior a 8 anos, for:
a) De furto de veículos ou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a eles respeitantes ou de elementos identificadores de veículos;
b) De falsificação de moeda, títulos de crédito, valores selados, selos e equiparados ou da respectiva passagem; ou
c) De produção ou tráfico ilícito de droga”.
Nesta conformidade, não perdendo de vista a “natureza” e o “bem jurídico” tutelado pelo “crime de associação ou sociedade secreta”, p. e p. pelo art. 2° da Lei n.° 6/97/M de 30.7, cuja prática é imputada aos ora requerentes – ou seja, tratando-se de um “crime de perigo abstrato”, com o qual se tutela a “paz pública”, constituindo uma “antecipação da tutela penal” e um crime autónomo, diferente e separado dos crimes que venham a ser deliberados ou executados e que se consuma com a mera “fundação” ou “adesão” à associação com a finalidade da prática de crimes – afigura-se-nos de considerar (desde já) que, in casu, verificado não se nos mostra estar o “condicionalismo” a que se refere o n.° 1 e 2 do aludido art. 193° (para o qual remete o comando do citado art. 199°, n.° 2) para efeitos de se poder considerar aplicável o “prazo de 3 anos”.
E, desta forma, (remetendo – unicamente – este preceito legal do n.° 2 do art. 199° para o dito art. 193°, verificado não estando o pressuposto da “violência” previsto nos seus n.° 1 e 2), e não constituindo o “crime de associação ou sociedade secreta” qualquer dos taxativamente enunciados nas alíneas a), b) e c) do n.° 3 do mencionado art. 193°, não vislumbramos motivos para se considerar aplicável tal prazo de 3 anos (previsto no citado art. 199°, n.° 2).
Dir-se-á – compreende-se, e respeita-se – que a alteração pela Lei n.° 9/2013 efectuada ao estatuído no art. 1°, n.° 2, al. a) do C.P.P.M., (onde se passou a fazer referência expressa aos crimes previstos no art. 2° da Lei n.° 6/97/M como possíveis “casos de terrorismo ou de criminalidade violenta ou altamente organizada”), constitui, exactamente, uma intervenção efectuada em harmonia com a vontade legislativa de se colmatar o “vazio legal” em tal matéria, assim se justificando a aplicação do referido “prazo de 3 anos” ao crime aos ora requerentes imputado.
Porém, e sem embargo do muito respeito por diverso entendimento, não se nos mostra de acompanhar o neste sentido considerado, pois que para além de não se nos apresentar compatível com os “elementos e trabalhos preparatórios” referentes à dita “alteração – que são totalmente omissos quanto a qualquer referência a tal intenção legislativa”; (cfr., Parecer n.° 3/IV/2013 da 3ª Comissão Permanente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da R.A.E.M.) – mostra-se-nos constituir igualmente um indevido desvio ao “princípio da legalidade” em matéria de aplicação e prazo de duração das medidas de coacção.
Com efeito, atingindo as medidas de coacção áreas do “direito à liberdade dos cidadãos”, (limitando os seus movimentos pessoais e patrimoniais), adequado não nos parece de se considerar aquela “alteração” introduzida no art. 1°, n.° 2 do C.P.P.M. como “forma e meio próprio e adequado” para com ela se (pretender) estender a aplicação – ainda que por interpretação analógica ou extensiva – dos prazos (especialmente) previstos no n.° 2 do art. 199° do C.P.P.M. (ao “crime de associação ou sociedade secreta”), sob pena de, em nossa opinião, se ter de reconhecer como boa uma, no mínimo, estranha “técnica legislativa” que, recorrendo a um (mero) “aditamento” a nível de definição de conceitos em sede de “disposições preliminares e gerais” contidas no art. 1° do C.P.P.M. visa alcançar resultados em matéria referente ao “prazo máximo (e especial) da prisão preventiva” relativamente um crime previsto e regulamentado em legislação especial (e avulsa).
Não se nega, aliás, que, (pelo menos em abstracto), seria certamente uma opção legislativa perfeitamente legítima.
Porém, o mesmo não parece de se dizer relativamente ao dever de respeito que sobre todos se impõem relativamente ao consagrado no comando legal do art. 8° do C.C.M. em matéria de “interpretação da Lei”.
3. Dest’arte, (expressamente) prevista não estando – na versão original do C.P.P.M. ou na Lei n.° 6/97/M – a aplicação do n.° 2 do art. 199° quanto ao prazo máximo de 3 anos da prisão preventiva ao “crime de associação ou sociedade secreta”, (por referência ao mesmo não haver no art. 193°), e inviável se nos apresentando uma consideração no sentido da sua inclusão com recurso a posteriores alterações legislativas, adequado se nos mostra que se deveria dar observância ao prazo legal (normal) de 2 anos estatuído no n.° 1 do referido art. 199°.
Daí, a presente declaração.
Macau, aos 11 de Dezembro de 2023
José Maria Dias Azedo
1 參見終審法院2004年3月31日於第11/2004號案件中作出的合議庭裁判。
2 澳門高等法院在第882/1998號及第952/1998號案件中作出的合議庭裁判；中級法院在第 135/2000號、第192/2000號、第55/2001號、第56/2001號、第139/2001號、第163/2001號、 第11/2002號、第166/2004號及其他案件中作出的合議庭裁判。
3 Manuel Leal-Henriques著作：《Anotação e Comentário a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Macau》，第二冊，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第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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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2/2023號案 (併附第103/2023號、104/2023號和第105/2023號案) 第12頁
Dec. voto 102/2023 - 2
Dec. voto 102/2023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