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796/2024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5年3月20日
主要法律問題：侮辱罪、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的事實、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出錯、民事賠償金額、適用法律錯誤、量刑錯誤及過重
摘 要
一、「侮辱罪」的構成要件，它的客觀要素構成要件為：行為人所作出之言詞在客觀上帶有侵犯名譽之意，即所要求的是一個透過普通大眾的評價標準有侵犯他人的名譽的言詞。它的主觀要素，則屬於一般故意，只要求存在故意便符合主觀罪狀而被歸責，包括直接故意、間接故意或偶然故意亦然。
二、《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指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的事實瑕疵，是指被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就是在案件標的範圍內查明事實時存在漏洞，以致在作為決定依據的被認定事實存在不足或不完整。但在本案中，原審法庭已在判決書內表明哪些事實屬既證事實、哪些是未證事實，這意味原審已對案中事實標的作出了毫無遺漏的調查，因此原審判決沒帶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指的瑕疵。
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指的「法庭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出錯」的問題，是指法院在審查證據並認定事實時，明顯有違經驗法則和常理，或明顯違反法定證據價值法則，或明顯違反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四、原審法庭根據已證的犯罪事實，應輔助人的請求和聲請範圍，在本刑事案中就民事損害賠償請求作出裁判，也沒有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60條所規定的依附原則。
五、在量刑層面，按照《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法院應在法定的最低刑幅及最高刑幅之間，根據行為人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同時一併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犯罪罪狀的情節，需綜合所有情節作出整體判斷，作出選擇具體刑罰之決定。
六、根據《刑法典》第64條的規定，在選擇刑罰方面，如果對犯罪可選科剝奪自由之刑罰或非剝奪自由之刑罰，則只要非剝奪自由之刑罰可以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的目的，法院應先選取非剝奪自由之刑罰。
七、另外，根據《刑法的》第44條規定，科處之徒刑不超逾六個月者，須以相等日數之罰金或以其他可科處之非剝奪自由之刑罰代替之，但為預防將來犯罪而有必要執行徒刑者，不在此限。
八、具體而言，罰金刑的優先選擇適用，除須滿足形式要件外，更須滿足實質要件的要求，即適用罰金刑可以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的目的。倘對於上訴人處以罰金並不能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的目的時，應選取剝奪自由之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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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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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靜霞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796/2024號 (刑事上訴案)
I – 原審法院審判階段的上訴(中間上訴I、II、III)
上訴人：A
II – 原審終局判決的上訴
上訴人：A
日期：2025年3月20日
第一部份 - 案情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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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澳門特別行政區刑事起訴法庭起訴以下嫌犯A為直接正犯，其既遂行為觸犯：
- 兩項澳門《刑法典》第14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恐嚇罪」。
以及，兩名輔助人以自訴形式控訴嫌犯A為直接正犯，其既遂行為觸犯：
- 十項澳門《刑法典》第175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侮辱罪」。
以及，在庭審期間，初級法院不排除對上述自訴的控罪罪數變更為十四項「侮辱罪」(見卷宗第3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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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級法院審判階段的中間上訴
(第一項 – 原審法院將兩名輔助人自訴嫌犯所觸犯的控罪罪數變更)
根據第381及背頁，原審法院按照兩名輔助人呈交之自訴書，經過整理後認為，兩名輔助人自訴之侮辱罪的罪數應為14項，故決定將10項侮辱罪增加到14項侮辱罪，並為了避免獨任庭無權限之情況，故將本案交由合議庭審理本案。
上訴人不能接受原審的判決，認為該決定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的法律錯誤的缺陷，因為它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293條、第339條和第340條的規定，這相應地使被上訴的判決存在未遵守規定要求的缺陷，而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3款、第106條e項和第12條的共同規定，這種缺陷不應被視為已得到補救。
駐兩級法院的檢察院代表已就上述事宜發表了意見。
兩名輔助人亦已就上述事宜作出了答覆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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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們來看看以下重要的事實：
- 原審法院的合議庭在其首次介入的案件清理階段，針對上述輔助人之自訴書之罪數，曾通知嫌犯一項批示，在該批示中，簡要地告知嫌犯所觸犯之侮辱罪的罪數可能從10項增加到14項（《刑法典》第175條第1款所規定的侮辱罪）。而嫌犯當時亦發表了反對意見(第373-376頁，主張因法院無管轄權而導致無效)，而該合議庭在聽取了輔助人、嫌犯、檢察院三方意見後，才作出上述第381及背頁的批示(即被上訴之決定)。
- 原審法院於第381及背頁的批示:“（……）在分析了本案的情況以及相關的不同意見之後，由於目前所涉及的僅僅是罪行數量的增加，這涉及到對罪行數量的法律定性和判斷，並不存在事實的增加。如果自訴中的所有事實都得到確認，根據所涉及的被侵害的法益，被告人實際上可能會因14項“侮辱罪”而被定罪。為了避免在審判聽證會後才處理管轄權問題，以便合議庭能夠在隨後提起的案件審判中再次介入，考慮到訴訟經濟原則，首先決定將罪行數量變更為《刑法典》第175條第1款所規定的14項“侮辱罪”，並且該訴訟程序將繼續由合議庭進行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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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指出，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293條的規定，原審法院在訴訟程序的清理階段，無權作出實體判決並“調整”輔助人的自訴，以便該訴訟程序的審判能夠由該合議庭而不是由獨任庭進行。(並列舉了於2008年3月13日製作之第560/2006號合議庭裁決1作參考)。
檢察院、輔助人均提出了不認同上訴人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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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看看，上訴人認為原審法官在第381及背頁的批示所作之決定(將輔助人的自訴的罪數增加，由10項侮辱罪改控14項侮辱罪，並為配合下，將案件由獨任庭的權限轉交由合議庭權限作出審理)，上訴人認為，這就是對案件的實體問題作決定，超越了《刑事訴訟法典》第293條所規定的訴訟程序之清理之目的。
檢察院認為，持案法官在卷宗第381頁及背頁所作的批示，主要只是處理自訴書的罪項數目的問題，沒有觸及自訴書的事實事宜，是單純的法律定性，在審判程序的最後階段方會決定控訴的事實是否獲證實以及具體的罪名是否成立及罪數。
因此，本案的上訴問題只是判斷，原審持案法官所作之上述決定，是屬於先決問題? 抑或是事實審判問題?
正如上述中級法院第560/2006號合議庭裁決的司法見解，我們認為，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293條第1款，法官在受理起訴時僅應審查“先決問題”（如管轄權、時效、被告人身份等），而非直接判斷事實是否構成犯罪。我們認同，持案法官在受理階段的任務是篩查程序性問題(如管轄權、時效、被告人身份等)，而非案件實體事實問題(mérito da causa），因後者是審判階段的審判權。法律程序上，法官不得在受理階段替代審判階段的職能。
在我們客觀意見認為，持案法官第381及背頁批示主要只是處理自訴罪名的罪數問題，完全沒有觸及自訴書的事實事宜，故不存在對控訴的任何事實作實質變更或非實質變更的情況，被上訴的批示亦沒有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39條及第340條的規定。至於自訴書的罪數之變化，我們認為，持案法官在決定它之前，已向訴訟各方提出這方面更改之可能性，亦提供了恰當期限作出辯論，已履行了辯論原則，亦考慮到一貫司法見解認為，在控訴的事實不變之前提下，法律定性變更不約束法官，況且原審法官已事前通知了訴訟各方此變更可能性，完全沒有損害各方當事人之辯護利益。
此外，根據持案法官第381及背頁的批示，既然原審法官在清理批示中把管轄權認定為合議庭權限，且我們認為“清理階段”正是讓持案法官去審查“先決問題”（如管轄權、時效、被告人身份等），而現在，持案法官認定本案件應以合議庭立案及收案，那麼，這完全沒有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106條e)項和第12條的規定，更沒有構成任何不可補救的無效情況，也沒有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12條對審判組織的法定分配規則。
事實上，正如檢察院所指出的，原審法官的清理階段批示，乃基於訴訟經濟原則，該批示是有依據、合法、公正及合理的。
綜上，本上訴法院認為上訴人(嫌犯)此部份上訴理由是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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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法院審判階段的中間上訴(續)
(第二項 –原審法院接納兩名輔助人將安裝在家門口、朝向建築物公共部分的攝像頭所錄製了的影像列入為證據)
上訴人(嫌犯)提起第二項中間上訴，指出本上訴針對的是載於第584-586背頁的批示，該批示批准了輔助人所要求的將證據併入案卷的請求，特別是輔助人安裝在家門口、朝向建築物公共部分（不要與公共空間混淆）的攝像頭所錄製的影像，也就是說，這些影像記錄了被告住所的門以及進入被告住所的通道的畫面。//上訴人(嫌犯)認為這些影像不能作為證據被採納，因為根據《刑法典》之相關規定，這些影像是非法獲取的，即它們是在未經被告本人、嫌犯以及所有進出嫌犯住所的人的同意的情況下拍攝、收集並隨後使用的。
駐兩院檢察院已就上述事宜作出了意見書。
兩名輔助人亦已就上述事宜作出了答覆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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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們來看看以下重要的事實：
一、輔助人B及C在其居住的單位門外安裝防盜錄影及錄音的設施，目的是為了防盜、保障輔助人的人身安全及其財產安全的用途。
二、有關設備攝影的範圍亦只限於輔助人居所單位門外至電梯口走廊的樓宇共有部份。
三、輔助人安裝有關的設備後，從沒被檢舉或被發現曾將有關影音資料用於上述用途以外的目的。
四、輔助人在合法正常使用有關防盜錄影及錄音設施時，偶然錄得上訴人在電梯口走廊的位置向著輔助人的居所，對輔助人大聲謾罵的影像及聲音，又或上訴人在自己居住的單位內，對輔助人大聲謾罵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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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院認為，上訴人之上訴理由不能成立，並引用了澳門中級法院第725/2021號案件的裁判中亦指出，對言論權的保護不能侵犯他人獲取證據的權利。該裁判指出，“即使認為有關錄音因未獲得嫌犯的同意而構成《刑法典》第191條所規定及處罰的犯罪，考慮到該錄音是為舉證而獲得並在法庭使用，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上訴人是為其他目的而錄音，應該根據《刑法典》第30條第1款及第2款b)項的規定排除使用錄音行為倘有的不法性。”因此，檢察院認為，輔助人安裝錄影監控設備進行拍攝的行為不應視為具有不法性。因此，兩名輔助人藉此方式所取得該項錄音證據是不屬禁用證據。
檢察院的有關見解亦獲得本上訴法院所同意，事實上，針對這個問題，中級法院於2024年7月18日製作之第407/2023號合議庭裁決已解決了同一問題。
證據無效之爭議：“中級法院表示，同意案中檢察院之分析，可以看到輔助人安裝錄影監控設備的行為乃可理解之人之常情，為一般社會觀念所接受，完全是防範性的舉動，與整體法律秩序並不對立衝突。另一方面，嫌犯雖然是在其住所內講話，但其高聲說話的行為明顯是有意讓輔助人乃至更多的人聽到，從中可以推斷錄影監控設備拍攝及收錄到的內容，實屬嫌犯接受或可推定其接受的，絕無隱私可言。這與專門為侵犯嫌犯私人生活而偷偷地拍錄其行為並不相同。因此，本案中，輔助人安裝錄影錄音監控設備及獲取的相關影像聲音資料符合《民法典》第80條第2款“但書”所涵攝之合理之理由，因而無須取得本案嫌犯之同意。換而言之，從法律秩序的整體上加以考慮，輔助人安裝錄影監控設備進行拍攝的行為不應視為具有不法性。因此，由於相關錄影錄音非為不法，不屬禁用證據。”
綜上，本上訴法院認同，輔助人安裝錄影監控設備進行拍攝的行為不應視為具有不法性。因此，兩名輔助人藉此方式所取得該項錄音證據是不屬禁用證據。
綜上，本上訴法院認為上訴人(嫌犯)此部份上訴理由是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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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法院審判階段的中間上訴(續)
(第三項 –原審法院違反了案件合併程序)
上訴人指出，原審法院將處於偵查階段的兩項恐嚇罪，併入已進入審判階段的侮辱罪案件（即本案），未有按中級法院在第135/2023號案件中的決定恢復案卷原狀。原審法院後來將處於偵查階段的恐嚇罪、併入已進入審判階段的侮辱罪(本案)，違反了《刑訴法》第16條第1款（合併僅限同階段案件）。加上，它未通過抽籤重新分配合併後的案卷（《民事訴訟法典》第163條），而是直接併入，導致程序不當。加上，合併這兩罪於本案中，將損害被告人辯護權（如證據審查僅針對侮辱罪，未涵蓋恐嚇罪）。
繼而，上訴人指出，原審判決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16條第1款（牽連的限制）、第18條第1款（合併程序規則），以及《民事訴訟法典》第156條第1款（分配補救）、第163條第1款（抽籤分配程序），構成法律錯誤（《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
駐兩院檢察院已就上述事宜作出了意見書。
兩名輔助人亦已就上述事宜作出了答覆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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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們來看看以下重要的事實：
- 初始指控：嫌犯原被起訴二項恐嚇罪，後輔助人自訴十項侮辱罪（《刑法典》第175條）。
- 偵查階段爭議：輔助人再要求追加兩項恐嚇罪（《刑法典》第147條）及兩項普通傷害他人身體完整性罪（《刑法典》第137條），但預審法官僅追加兩項恐嚇罪，未採納兩項普通傷害他人身體完整性罪。輔助人尚要求分離侮辱罪的訴訟程序以避免時效問題，獲預審法官批准。
- 中級法院裁決：撤銷程序分離決定（第135/2023號案件），要求案卷恢復至分離前的原始狀態，即侮辱罪與恐嚇罪應合併處理。
- 於案件送回原審法院後，原審法院在第723及724頁之批示中表明：“針對嫌犯於707頁至第711頁中要求將本案交回起刑事起訴法庭，並將案件重新進行分發之要求，在尊重不同的意見下，本法庭較同意檢察官閣下載於第720頁的意見，即根據中級法院的裁判，上級法院只是廢止刑事起訴法庭載於第337頁至第338頁中有關將「侮辱罪」及其他犯罪解除牽連並分開處理之決定，並著令「代之以將其等恢復原狀」(尤其見卷宗A第413頁相關部分)——按理解是將分拆出來的部分重新合併至本案中一同處理。
原審法院續指出，本案卷原是「侮辱罪」及其他犯罪之主案卷，是基於第337頁至第338頁之批示而分拆為兩個案件；換言之，當兩個案件重新合併時，正常處理方式是將被分拆之部分重新合併至主案卷中。雖然辯護人提出了諸如《刑事訴訟法典》第16條及第18條規定，但本法庭認為本案本來並不是兩個獨立的偵查卷宗，而且主案卷及被分拆之部分目前同是處於審判階段，故並不會因第16條規定而妨礙將被分拆之部分被重新合併回主案卷中。
至於將案件以抽籤方式進行分發之主要原因之一在於保障法官自然原則；事實上，本案件被移送至初級法院刑事法庭後，是依照了法律規定而進行分發，案件因而被分發至第五刑事法庭；目前現階段需處理的是將原本被分拆的部分合併回主案卷中。相反，本法庭在前階段已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293條及其他法律定規定而接納了自訴書等一系列法律書狀和文件，亦已作出多個司法決定，目前並無法律依據將案件重新移送回刑事起訴法庭並繼而要求重新進行分發，否則將有可能會出現《刑事訴訟法典》第110條之不當情事。”
原審法院續指出，辯護人又認為不將案件移送刑事起訴法庭並作重新分發有可能會損害嫌犯的辯護權，但本法庭認為這並無道理。一方面，雖然本案件於2023年7月11日已進行了一次庭審，當日尤其聽取了輔助人B部分聲明，但合議庭經考慮中級法院於2023年7月13日之裁判，並衡量了本案件在程序中需先解決的問題及《刑事訴訟法典》第309條第6款規定後，認為更應當先處理和理順合併案件後的程序問題，故本案件將會再適時訂定庭審；更何況，本法庭在作出決定前，會先聽取各方意見。因此，辯護人所提出之相關爭辯並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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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可見，本案之爭議點是，上訴人(嫌犯)所爭議的是，原審法院上述所製作之合併決定(將處於偵查階段的恐嚇罪、併入已進入審判階段的侮辱罪)，是否已遵守中級法院第135/2023號案件中的決定以恢復案卷原狀? 以及，是否違反了《刑訴法》第16條第1款、第18條之規定（牽連僅限同階段案件）?以及，不將案件移送刑事起訴法庭並作重新分發之決定是否損害嫌犯的辯護權?
檢察院對此表示不予認同。兩名輔助人亦提出了反對意見。
駐初級法院的檢察院代表指出，中級法院在第135/2023號上訴案作出的裁判“......代之以將其等恢復原狀”，是命令將分拆的情況還原。按照邏輯，形式上是將根據卷宗第337及338頁的批示以證明書的方式分拆出來的部份，重新拼回原案卷宗，使之恢復原狀。因此，原審法庭在卷宗第677頁背頁及678頁作出之批示，將根據卷宗第337及338頁的批示以證明書的方式分拆出來,有關二項恐嚇罪事實的卷宗部份合併至本案，是準確執行中級法院在第135/2023號上訴案的裁判。
由於刑事起訴法庭已就二項恐嚇罪的事實作出起訴批示(參閱卷宗第292頁背頁至295頁)，有關二項恐嚇罪事實的部份已進入審判階段，因此，將有關二項恐嚇罪事實的卷宗部份合併至本案，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16條第1款及第18條第1款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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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看看。
簡單來說，中級法院於2023年7月13日製作之第135/2023號合議庭裁決中，撤銷了審判階段由刑事起訴法庭所作的分離決定（即將恐嚇罪與侮辱罪分案處理），並要求案卷恢復至分離前的原始狀態。即侮辱罪與恐嚇罪應合併處理。
因此，本上訴法院認為，既然初級法院審判法庭現時已將兩個罪名合併同一案件作出審理，已符合中級法院之命令，且原審法院的被上訴批示已解釋了它的執行合併的過程，按照卷宗第337及338頁的批示、以證明書的方式分拆出來的部份，重新拼回原案卷宗，使之恢復原狀。那麼，我們未見被上訴之批示存有任何不當地方。
至於嫌犯(上訴人)表示“恐嚇罪”、“侮辱罪”處於不同階段，不能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內的刑事卷宗作出合併，應予退回刑事起訴法庭作出相應合併。另外，上訴人亦提到重新分發的問題。嫌犯(上訴人)指出，正確的程序應該是，與兩種不同類型的罪行（恐嚇罪和侮辱罪）相關的事實應該再次在刑事預審法庭合併，以便隨後進行分配，但這一點並未做到。嫌犯認為這是面對一個沒有遵守訴訟程序分配規則的情況，且是一個在法律上不被允許進行併入的情況，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109條第3款的規定。
我們來看看。
根據第285-295頁之起訴批示，在偵查階段之後，刑事預審法官已決定起訴嫌犯觸犯二項“恐嚇罪”，並且沒有起訴嫌犯觸犯二項“普通傷害他人身體完整性罪”。而有關批示被輔助人上訴至中級法院，並已被中級法院所審查過(第135/2023號上訴案)。亦即是說，無論是“恐嚇罪”、“侮辱罪”事實上皆處於同一階段，即已被起訴及進入了審判階段。
《刑事訴訟法典》第16條第1款，該款規定：“同時處於偵查、預審或審判階段之案件方相牽連。”如上所見，無論是“恐嚇罪”、“侮辱罪”事實上皆處於同一階段，即已被起訴及進入了審判階段。我們實在看不出有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16條第1款、第18條之規定。
再者，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09條第3款的規定，“無效之宣告不妨礙對所有不受該宣告之效力影響而仍能保留之行為加以利用。”因此,對於本案有關侮辱罪事實的部份在送交初級法院審判後作出的訴訟行為,並不受第135/2023號上訴案裁判的效力影響而仍能保留,沒有法律依據將本案送回刑事起訴法庭,再從新作出本屬有效的訴訟行為。
至於嫌犯不服並指應把一個已在刑事審判階段的案件，再次移送回刑事預審法庭，目的只是可以將案件重新分發?
在這，我們認同檢察院之意見，“對於上訴人提出分發的問題，雖然有關二項恐嚇罪事實的部份與本案合併後，該部份是沒有經過分發的程序，但檢察院認為，案件的分發程序的隨機性，是為了確保自然法官原則，而本案送交初級法院後，已依法進行了分發，沒有任何不規則的情況。而重新分發案件對案件的公正審理沒有任何作用，屬無用的訴訟行為。將受先前受上訴行為影響而未能與本案一同分發，有關二項恐嚇罪事實的部份合併至本案一同處理是合理，且符合訴訟經濟原則的。”
綜上，本上訴法院認同檢察院之上述分析，並以此理據認定上訴人(嫌犯)此部份上訴理由是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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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 初級法院合議庭終局判決
三、對初級法院的合議庭判決的終局上訴
於2024年7月25日，嫌犯A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5-23-0042-PCC號卷宗內裁定：
嫌犯A被起訴以直接正犯，其既遂行為觸犯兩項澳門《刑法典》第14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恐嚇罪』，均罪名不成立；
嫌犯A被自訴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十四項澳門《刑法典》第175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侮辱罪』，改判為：其中六項『侮辱罪』均罪名成立(自訴書第7點針對第二輔助人、自訴書第9點針對第一輔助人、自訴書第13點及第14點針對兩名輔助人、自訴書第17點針對第二輔助人，以及自訴書第19點針對第二輔助人的部分)，每項判處一個月十五日徒刑；
數罪競合，合共為五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並根據澳門《刑法典》第48條的規定，暫緩執行上述刑罰，為期兩年，緩刑義務為：禁止嫌犯騷擾兩名輔助人，並須接受附隨考慮制度，接受社工跟進(根據澳門《刑法典》第50條第1款及第51條第1款及第2款的規定)；其他各項『侮辱罪』均罪名不成立；
民事請求部分理由成立：民事被請求人A須向民事請求人B及民事請求人C分別各支付澳門幣二萬元(MOP20,000.00)賠償，附加該金額自判決作出至完全支付賠償之法定利息；駁回其餘部份之民事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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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犯A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1. Ao longo dos presentes autos, em fase de julgamento, o Arguido interpôs recurso de despachos/decisões que foram sendo proferidos e com os quais não concordou, tais recursos, deverão ser apreciados juntamente com recurso interposto da decisão final nos termos do n.°3 do art. 397°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2. O presente recurso vem interposto do Acórdão proferido nos vertentes autos, que condenou Arguido, ora Recorrente, pela prática, em autoria material e na forma consumada, de 6 crimes de injuria nos termos do artigo 175.°, n.° 1do Código Penal na pena de 5 meses prisão suspensa na sua execução pelo período de 2 anos, ficando ainda constituído na obrigação de proibição de perturbação dos dois assistentes e de sistema de acompanhamento por um assistente social nos termos do artigo 50.°, n.° 1, e artigo 51.°, n.°s 1 e 2, ambos do Código Penal.
3. Tendo ainda o Arguido, sido condenado a pagar a cada um dos Assistentes, também demandantes cíveis, a indemnização no montante de MOP20,000.00, acrescidos dos juros legais desde a data da decisão até efectivo e integral pagamento.
4.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não pode o Recorrente conformar-se com a decisão recorrida por entender que a mesma incorre em: Erro de direito (art. 400.°, n.°1 CPP);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art. 400.°, n.° 2, al. a) CPP)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art. 400.°, n.° 2, al. c) do CPP).
5. O erro de direito previsto no n.° 1 do art. 400°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verifica-se quer quanto à condenação do Arguido pela prática do crime injúria, quer quanto à não substituição da pena de prisão, quer quanto à condenação do Arguido no pagamento de uma indemnização aos dois Assistentes, sendo por isso responsável pela violação das normas vertidas nos artigos, 40.° e n.°s 1 e 2, art. 44° n.°, art. 65° e art. 175° n.° 1, todos do Código Penal e bem assim do art. 60°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e artigos 477°, 557° e 558° do Código Civil.
6. Decorre da previsão normativa do n.° 1 do art. 175° do Código Penal que são elementos constitutivos do tipo legal de crime de injúria; i) a acção adequada a produzir um resultado consubstanciado na ofensa à honra ou consideração de outrem, e ii) o dolo, isto é, conduta ofensiva com intenção de atingir diretamente a honra e a dignidade de determinada pessoa, causando-lhe danos emocionais e psicológicos significativos.
7. In casu estes elementos não estão facticamente comprovados no texto do acórdão recorrido.
8. O Tribunal, entendeu que as expressões objecto dos presentes autos, foram proferidas pelo Arguido, que as mesmas constituíam teor ofensivo e que, seriam dirigidas à pessoa do 1° Assistente (art. 9°), à pessoa dos dois Assistentes (art. 13° e 14°) e à pessoa da 2° Assistente (art. 19°).
9. Sucede que, com todo respeito, não se percebe, em que medida as mesmas possam atingir caracter injurioso e de que forma pode o Tribunal concluir que tais expressões se dirigiam aos Assistentes e não a uma outra qualquer pessoa.
10. Dúvidas estas que, claramente, resultam do visionamento das imagens de vídeo vigilância registadas pela camara instalada por cima da porta de entrada da habitação dos Assistentes, ou seja, no 8° andar A e que se encontra registada nos autos, respectivamente, como VID_20210907_091258(CD2), VID_20211028_164037(CD2), VID_20211028_164644(CD2) e VID_20220325_193714194 (CD1) que, segundo o Tribunal, foi elemento de prova determinante para a decisão proferida.
11. É certo, que das gravações existentes nos autos e que foram base de principal sustentação da decisão recorrida e que, nas referidas gravações, é possível ouvir uma voz masculina, no entanto, não especifica o Tribunal a quo quais as palavras que efectivamenete constituíram o crime de injúria nos mencionados art. 9°, 13°, 14° e 19° da acusação particular.
12. Ou seja, de que forma é que as expressões, alegadamente, proferidas pelo Arguido poderiam produzir um resultado consubstanciado na ofensa à honra ou consideração dos Assistentes?
13. De que forma, determinou o Tribunal que a conduta ofensiva alegadamente praticada pelo Arguido tinha a intenção de atingir diretamente a honra e a dignidade dos Assistentes e que tal lhes causou danos emocionais e psicológicos significativos?
14. Caberia ao Tribunal a quo ter identificado quais as palavras ou expressões foram consideradas verdadeiramente constitutivas do crime de injuria, Já que do teor identificado pelo Tribunal as mesmas não resultam como subsumíveis ao crime de injúria.
15. Nada disto resultando porém da factualidade provada, não poderia o Tribunal a quo dar por verificado o elemento quer objectivo quer subjectivo do tipo de ilícito de injúria, e consequentemente não poderia o Tribunal ter condenado o Arguido pelo referido crime no respeitante aos factos 9°,13°,14° e 19° da acusação particular.
16. Tendo-se pela apontada razão incorrido no vicio de erro de direito previsto no n.° l do art. 400°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por falta da verificação dos requisitos do crime de injúria p.p. pelo art. 175° n.° l do Código Penal o que determina a necessária absolvição do Arguido pelos imputados crimes.
17. No que diz respeito ao erro de direito por não substituição da pena de prisão e consequente violação das normas vertidas nos artigos, 40.° e n.°s 1 e 2, art. 44° n.°, art. 65°, todos do Código Penal, o douto Tribunal a quo, no momento em que aplicou ao Recorrente uma pena 5 meses de prisão suspensa na sua execução pelo período de 2 anos, falha na ponderação das sobreditas circunstâncias atinentes aos princípios da proporcionalidade e adequação, a que está vinculada, não só, pelo disposto nos artigos 40°, n.°s 1 e 2 e 65° do Código Penal, como também no estatuído no art. 44° n.° l, do mesmo diploma.
18. A ratio legis do art. 44° n.° 1, visa evitar o efeito estigmatizante das penas de prisão de curta duração e, pese embora nos presentes autos, a pena de prisão de 5 meses aplicada ao Arguido, foi suspensa na sua execução, não deixa de ser uma pena de prisão, que comporta em si todo o efeito estigmatizante que a norma vertida no n.° 1 do art. 44° do Código Penal visa evitar.
19. Recorde-se, que a pena de 5 meses de prisão aplicada ao Arguido, foi em virtude da condenação por um tipo legal de crime que, apesar de ser merecedor da tutela jurídica à semelhança de todos os demais previsto na Lei, prevê uma moldura penal abstracta até 3 meses de prisão ou pena de multa até 120 dias, ou seja, perfeitamente, enquadrável no n.° 1 do art. 44° do Código Penal.
20. No entanto, sem nada referir na sua fundamentação, entendeu o Tribunal o quo que: "... tendo em conta as circunstâncias do crime a que se refere o presente processo, o Tribunal considera que a aplicação de uma multa ao arguido não é suficiente para atingira finalidade da pena." - tradução livre. Mas que circunstâncias foram essas!?
21. Com todo o respeito, seria de toda a relevância terem sido devidamente identificadas essas tais circunstâncias que determinaram a não opção por parte do Tribunal na aplicação da pena de multa e que, determinaram a aplicação da pena de prisão, dado o caracter excepcional que a não substituição por pena de multa incorpora na norma vertida no n.° l do art. 44° do Código Penal. Mas isso in casu isso não foi observado pelo Tribunal, quando o deveria ter sido.
22. Termos em que, salvo devido respeito por opinião diversa, o Tribunal a quo ao decidir como decidiu, fez uma errada interpretação dos princípios da proporcionalidade e adequação que nitidamente se patenteiam em todo o texto legal dos artigos 40.° e n.°s 1 e 2, art. 44° n.° 1 e art. 65°, todos do Código Penal, dessa forma incorrendo em erro de direito previsto no n.° 1 do art. 400°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23. No que diz respeito à condenação do Arguido no pagamento de uma indemnização aos dois Assistentes, demandantes cíveis e consequente violação das normas vertidas nos artigos 60°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e artigos 477°, 557° e 558° do Código Civil, também aqui entende o Recorrente que tal decisão se encontra ferida de vício de erro de direito previsto no n.° 1 do art. 400°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24. Nos presentes autos, além de ter sido condenado pela prática na autoria material e de forma consumada de 6 crimes de injúria p.p. pelo art. 175° n.°1, foi ainda o Arguido condenado a pagar a cada um dos Assistentes, também Demandantes cíveis, a indemnização no montante de MOP$20,000.00, acrescidos dos juros legais desde a data da decisão até efectivo e integral pagamento.
25. Nos termos conjugados do artigo 60°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e artigos 477°, 557° e 558° do Código Civil, regime da adesão obrigatória não implica uma acção cível qualquer, mas tão-somente um pedido de indemnização civil para ressarcimento dos danos causados por uma conduta considerada como crime.
26. No caso subjudice, não há dúvida que os dois Demandantes deduziram pedido de indemnização civil contra o Arguido/Demandado peticionando que os mesmos fossem condenados a pagar-lhes a quantia de MOP10.000.00 a cada um deles, a título de danos não patrimoniais, por si alegadamente sofridos, pelos factos vertidos tanto na acusação pública como na acusação particular por eles apresentada conforme resulta do pedido de indemnização civil constante de fls. 656 a 664. Ou seja, por factos alegadamente consubstanciadores de 2 crimes de ameaça p.p. pelo art. 147° (acusação pública) e 14 crimes de injúria p.p. pelo art. 175° n.° 1 (acusação particular),ambos do Código Penal.
27. No entanto, o Tribunal o quo acabou por fixar como indemnização civil o pagamento de MOP$20,000.00 a cada um dos Demandantes, tendo por base o pedido de indemnização civil outrora apresentado pelos Demandantes e constante de fls. 214 a 218 dos autos,
28. Quando tal pedido de indemnização no valor de MOP$20,000.00 para cada um dos Assistentes/Demandantes, depois de vários expedientes e alterações processuais que ocorreram, foi substituído pelo pedido de indemnização constante de fls. 656 a 664, no qual foi peticionado o pagamento do valor de MOP$10,000.00 a cada um dos Demandantes.
29. Ou seja, o Tribunal acaba por fixar como montante de indemnização a atribuir a cada um dos Assistentes/Demandantes, um montante que extravasa o montante por eles peticionado, tendo por base um pedido de indemnização civil que foi posteriormente substituído por outro, em que o montante ali peticionado é de valor inferior.
30. Acresce que, visando o pedido de indemnização civil apresentado pelos Assistentes, o ressarcimento por factos consubstanciadores de 2 crimes de ameaça p.p. pelo art.147° (acusação pública) e 14 crimes de injúria p.p. pelo art. 175° n.° l (acusação particular), ambos do Código Penal e, considerando que o arguido foi absolvido dos 2 crimes de ameaça e de 8 dos 14 crimes de injúria de que vinha acusado e que sustentou o pedido de indemnização civil, o Tribunal a quo não especifica quais as razões que o levaram a fixar aquele montante indemnizatório e não outro que, como seria de esperar, reflectisse a factualidade dada como provada, já que de acordo com a previsão normativa prevista no art. 60°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vigora o princípio da adesão.
31. Exercício esse que, seguramente, levaria o Tribunal a fixar um montante inferior ao por ele fixado, seja porque, o valor considerado pelo Tribunal não foi o valor peticionado (o Tribunal considera o valor de MOP20,000.00 para cada um dos Demandantes quando deveria ter considerado o valor de MOP10,000.00), seja porque, salvo devido respeito, o Tribunal em manifest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adesão vertido no art. 60°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considera na fixação do montante indemnizatório factos pelos quais o Arguido foi absolvido.
32. Da decisão recorrida, não resultam quais os concretos danos sofrido pelos Assistentes. Daí que, - seja por se tratar de um montante superior ao valor peticionado, seja por não ter sido o valor ajustado à absolvição do crime de ameaça, seja ainda por falta de prova de que da actuação do Arguido efectivamente resultou um prejuízo no montante alegado pelos Demandantes, - não poderia o Tribunal a quo, Salvo devido respeito, ter julgado procedente, mesmo que de forma parcial, o pedido de indemnização civil deduzido pelos Demandantes por manifesto erro de direito consubstanciado na violação das normas vertidas nos artigos 60° e 336°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e artigos 477°, 557° e 558° do Código Civil
33. Razão que por sua vez determinará a revogação da decisão recorrida e a consequente improcedência in totum do pedido de indemnização civil apresentado pelos Assistentes/Demandantes.
34. Adicionalmente, decisão recorrida padece ainda de vício por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previsto na alínea a) do n.°2 do art. 400° do CPP, isto porque entendeu o Tribunal, que as referidas expressões, foram proferidas pelo Arguido, que as mesmas constituíam teor ofensivo e que, seriam dirigidas à pessoa da 2° Assistente (art. 7°), à pessoa do l° Assistente (art. 9°), à pessoa dos dois Assistentes (art. 13° e 14°) e à pessoa da 2° Assistente (art. 19°) por via de configuração de meras suposições no que diz respeito a certos factos, mormente, relacionados com a autoria das expressões alegadamente injuriosas e respetivo destinatário das mesmas.
35. A douta decisão recorrida, por se revelar de tal forma anómala, chega mesmo a ser violadora das mais basilare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comum e princípios de direito processual penal aplicáveis, designadamente, violadora do Princípio da Inocência e do Princípio do In Dubio pro Reo.
36. Compulsada a prova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pode constatar-se que não existem elementos para suportar quer factual quer legalmente a decisão de condenação ora recorrida.
37. Na decisão recorrida o Tribunal o quo, deu como provados os factos constante dos artigos 7°, 9°, 13°, 14°, 17° e 19° da acusação particular por entender que terá sido o Arguido a proferir as expressões injuriosas e que o terá feito tendo como intenção afetar a honra, bom nome e reputação do l° Assistente (art. 9°, 13°e 14° da acusação particular) e da 2a Assistente (art. 7°, 13°, 14° 17° e 19° da acusação particular).
38. Sendo que, alega o Tribunal que chegou à referida conclusão tendo por base os depoimentos dos Assistentes, das várias testemunhas e de todos os elementos que constam dos autos nomeadamente as imagens de vídeo vigilância oriundas da camara colocada no cimo da porta da fracção dos Assistentes.
39. Sucede que com todo o respeito, tais provas não se revelam suficientes para que o Tribunal pudesse concluir como concluiu, designadamente, que, relativamente ao art. 7°, 9° e 19° da acusação particular, o Arguido seria o autor das afirmações alegadamente injuriosas, sendo que tal conclusão chega através de suposições, que como se sabe não podem ser admitidas em processo penal.
40. Designadamente, no que diz respeito ao art. 19° da acusação particular, dá-se como provado que "...o arguido constatou pela camara de vigilância da sua casa que os dois assistentes tinham acabado de sair do elevador e estavam prestes a ir para casa, tendo de imediato gritado insultos desde sua casa..." tradução livre. Como é possível concluir-se que o Arguido constatou pela camara de vigilância!
41. Do mesmo modo, não tinha o Tribunal como concluir que as alegadas expressões injuriosas se destinavam aos dois Assistentes e não a qualquer outra pessoa.
42. Recorde-se pois, que os vizinhos da fracção B (fracção ao lado da dos Asistentes), a Sra. D e Sr. E, confirmaram em depoimentos prestados em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que eles tinham tido desentendimentos com o Arguido.
43. Inclusivamente, nas imagens de videovigilância (VID_20210929_225359) que foram juntas aos autos para provar os factos 10° e 11° da acusação particular, é possível ver que a discussão é entre o Arguido e a Sra. D (vizinha do 8° andar B). Razão que levou á absolvição do Arguido relativamente a esses factos.
44. Ou seja, não existem provas suficientes nos autos que excluam de forma indubitável que os destinatários das alegadas expressões injuriosas seriam terceiras pessoas que não os Assistentes. Muito pelo contrário, provas há de que as alegadas expressões injuriosas poderiam ser dirigidas a terceiras pessoas que não os Assistentes.
45. Do mesmo modo que, relativamente, aos factos 13° e 17° da acusação particular, não tem como se provar que a campainha em que o Arguido foi tocar, era a da fracção A ou da fração B.
46. Donde que, ao assim concluir,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por opinião contrária, tal conclusão revela-se completamente ilógica, irrazoável e arbitrária, visivelmente violadora do sentido da decisão e/ou da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comum, bem como das regras que impõem prova tarifada para determinados factos.
47. Razões que, determinam que uma decisão destas seja inadmissível em processo penal, por se revelar manifestamente presuntiva e consequentemente violadora dos princípios basilares do processo penal, no qual se exige que as decisões proferidas por quaisquer Tribunais sejam fundamentadas e sustentadas em certezas resultantes da prova, produzida ou não produzida.
48. Temos pois, que em caso de dúvida o Tribunal deve sempre favorecer o arguido por força da aplicação d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Trata-se de uma imposição dirigida ao Juiz no sentido de este se pronunciar de forma mais favorável ao Réu quando não tiver a certeza sobre os factos decisivos para a resolução da causa.
49. Pelos apontados fundamentos e não tendo assim sido decidido pelo Tribunal a quo, deverá a decisão recorrida ser revogada por se encontrar inquinada pelo vício de manifesta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prevista no art.400°, n°2, alínea a) do CPP e consequente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o in dubio pro reo.
50. Sem conceder e por mera cautela de patrocínio, caso V. Exas. entendam não assistir razão ao Recorrente nos vícios que se supra invocaram, sempre se dirá que a decisão recorrida, interpretada de per si, com a experiência comum e com os elementos dos autos, ainda assim se encontra inquinada do vício constante do art. 400°, n° 2 alínea c)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51. Porquanto, compulsada toda a prova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ou seja, das declarações e depoimentos prestados por todas as testemunhas em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bem assim documentos juntos aos autos, salvo devido respeito, não poderia o douto Tribunal a quo ter concluído como concluiu e condenar o ora Recorrente pela prática do crime de 6 crime de injúria p.p. pelo art. 175° n.°1 do Código Penal.
52. Os critérios de analise probatória considerados pelo Tribunal na factualidade provada nos artigos 7°, 9°, 13°, 14°, 17° e 19° da acusação particular revela-se manifestamente contraditória com a factualidade considerada não provada relativamente aos artigos 5°, 6°, 7°, 10°, 11°, 16° da acusação particular.
53. Tal conclusão, é inadmissível em processo penal por ser revelar manifestamente presuntiva e consequentemente violadora dos princípios basilares do processo penal, no qual se exige que as decisões proferidas por quaisquer Tribunais sejam fundamentadas e sustentadas em certezas resultantes da prova, produzida ou não produzida.
54. Quanto muito, e duvidas houvesse, de acordo com o princípio in dubbeo pro reo a absolvição dos Arguidos deveria, salvo devido respeito, ter sido a solução adoptada pelo Tribunal.
55. Termos em que pelos apontados fundamentos e não tendo assim sido decidido pelo Tribunal o quo deverá a decisão recorrida ser revogada por manifest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visto na alínea c) do n.° 2 do art. 400° do Código Processo Penal e a sua consequente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o in dubeo pro reo.
56. Face ao que ficou exposto, encontrando-se a douta decisão recorrida eivada com os vícios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os quais vêm previstos nas alíneas a) e b) do n.°2 do artigo 400° do CPP, é admissível a renovação da prova nos termos previstos no artigo 415.° do mesmo diploma legal, o que desde já se requer, porquanto, tais vícios podem ser supridos, recorrendo à análise do depoimento prestado por pelos dois Assistentes, D, E, F, G, depoimentos estes, todos devidamente registados na gravação d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bem assim, da analise da prova vertida a fls. 214 a 218, 346v, 351 a 354, 426-429 e 656 a 664.
57. Renovação de prova essa que, ao abrigo do disposto no artigo 402.°, n.°3, do CPP, deverá incidir na análise do depoimento prestado por pelos dois Assistentes, D, E, F, G, depoimentos estes, todos devidamente registados na gravação d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bem assim, da análise da prova vertida a fls. 214 a 218, 346v, 351 a 354, 426-429 e 656 a 664.
58. Sendo certo que, a renovação da prova ora requerida justifica-se pela necessidade de comprovar a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e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que conduziram à condenação do Arguido na pena de 5 meses de prisão suspensa na sua execução pelo período de 2 anos pela prática de um crime de 6 crimes de injúria p.p. pelo art. 175 n.°1 do Código Penal.
Termos em que, contendo com o douto suprimento de Vossas Excelências, deverá ser dado provimento ao presente recurso e, em consequência ser:
a) Procedentes os vícios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e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os quais vêm, respectivamente, previstos no n.°1 alínea a) e b), do n.° 2 do artigo 400.° do CPP, e consequentemente,
b) Autorizada a requerida renovação da prova e consequentemente serem os depoimentos prestados pelos dois Assistentes, D, E, F, G, depoimentos estes, todos devidamente registados na gravação d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bem assim, da análise da prova vertida a fls.214 a 218, 346v, 351 a 354, 426-429,656 a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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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答覆，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並不成立。(具體理據詳載於卷宗第991至1000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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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名輔助人B及C對上訴人作出了答覆，詳載於卷宗第1002至1009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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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司法官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具體理據詳載於卷宗第1027至10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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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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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獲證明的起訴書事實：
1. 兩名澳門居民B（第一輔助人）及C（第二輔助人）為夫妻關係，兩人自1990年起居於XX街XX號XX大廈XX樓XX單位。
2. 自2015年起，A（嫌犯）居於同一大廈XX樓XX單位。
3. 2021年，嫌犯多次在清晨聽到垃圾房門出現噪音影響作息，懷疑是同層A單位的兩名輔助人早上倒垃圾引致。
4. 嫌犯於是多次將其家中的垃圾放在A單位的門外，以示不滿。
5. 2021年8月11日晚上約10時，第二輔助人發現門前有一袋垃圾，於是通知大廈管理員到場處理。期間，嫌犯從其F單位走出，並大聲對兩名輔助人說：「係我做呀！咁又點呀？有本事報警啦！」。
6. 同日晚上稍後時間，因未查明的原因，兩名輔助人需召喚救護車將兩人送往醫院急診進行治理。
7. 2021年8月下旬，兩名輔助人在單位門外安裝了監控錄像鏡頭。
8. 2021年9月6日下午約5時39分，嫌犯站在其住所大門前，面向兩名輔助人的住所方向至少對第二輔助人大聲地說：「大陸婆，你就夠薑......嘈咩撚野，救兵，食屎啦...大陸婆...戇七鳩，你自己擺CAM就得，我而擺CAM關你撚事，死大陸婆，冚家剷，你知唔知醜，屌你老母，關你屁撚事，戇居，我係CAM....夾你撚事丫，唔鐘意吉柒路，戇撚鳩...報警啦...八婆...食屎啦，屌你」。嫌犯隨後大力關上鐵門。
9. 2021年9月6日下午約6時，第一輔助人與一名女子從其住所一起步出，並在走廊等候升降機。期間，嫌犯打開住所鐵門，然後又大力關上鐵門。未幾，嫌犯再打開鐵門，站在門外大聲對第一輔助人說：「夠K，你就自己攪先，依家我教番，關你撚事，你中意就死留...你嗰邊，次次都篤我嗰邊做咩野...」。上述女子向第一輔助人說：「唔好理佢，走」。嫌犯站在住所門口繼續大聲說：「唔好理佢，你算係D咩...禮貌...關你屁撚事...」。
10. 2021年9月29日下午約7時47分，嫌犯站在其住所門前，面向兩名輔助人住所方向大聲說：「屌你老母...屌，冚家剷，死臭閪，屌你，死八婆…閪。接著嫌犯突然大聲說：「屌你老母，臭閪，我...下次做人喇。」嫌犯隨後大力關上鐵門。
11. 同日下午約7時48分，嫌犯再次打開鐵門，大聲對著走廊說：「你格黎嗰哥小心D，你八婆，發撚顛，擺埋D臭鞋出黎呀，入黎屋企踢門都得呀，你唔好俾人擺上枱呀，戇鳩，屌你老尾，八婆...你俾人擺到上枱都唔撚知，戇撚鳩...叫你報警...屌柒你，你聽話...你報警」。嫌犯隨後大力關上鐵門。
12. 2021年10月27日晚上約11時24分，嫌犯從其住所出來，並走到兩名輔助人的住所門外及按門鈴，大聲對兩名輔助人說：「我警告你XX樓XX你唔好亂話人死野...你唔好立亂講，食屎...」。嫌犯其後返回住所及大力關鐵門。
13. 同日晚上約11時29分，嫌犯再次從其住所出來，走到兩名輔助人住所門外大聲對兩名輔助人說：「你連咩撚野，你連呢，我同你講，你又寫英文及葡文，寫咩柒，仲有同你講，你嘈人地就得，人地嘈關你唔撚得，咩道理，我同你講，你唔係報左警，我同你講，你鍾意報警，你多多錢唔梗要，BY THE WAY，你擺CAM，我擺CAM唔得，唔係呀，你鍾意咪繼續報警，唔緊要架，你唔撚嘈，我點會嘈你呀！」嫌犯轉身返回其住所，進入住所前大聲說：「小心你把嘴」，然後大力關門。
14. (未證實)
15. 2021年10月29日凌晨約1時14分，嫌犯從其住所出來，到兩名輔助人住所門外按門鈴長達一分鐘，然後以粵語大聲謾罵。
16. 經過嫌犯多次對兩名輔助人作出謾罵。
17. 2021年10月29日下午約2時30分，兩名輔助人到司法警察局報警。
18. 2021年10月30日凌晨約零時10分，嫌犯從其住所出來走向貼近兩名輔助人居所的後樓梯，然後大力開關樓梯的防火木門。
19. 2021年11月1日凌晨約零時24分，嫌犯再次重複上述行為。
20. 2022年3月25日下午約7時21分，嫌犯從其住所裡的視頻監控中發現兩名輔助人剛步出電梯準備回家，便立即在住所中大聲謾罵：“死大陸婆！…”。
21. 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多次對兩名輔助人以粗言作出謾罵，使兩名輔助人感到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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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庭上還尤其證實自訴書中的以下事實：
22. 2021年9月6日下午約5時39分，嫌犯站在XX門前，面向兩名輔助人的住所方向至少第二輔助人大聲地責罵：「大陸婆，你就夠薑......嘈咩撚野，救兵，食屎啦...大陸婆.... 戇七鳩，你自己擺CAM就得，我而擺CAM關你撚事，死大陸婆，冚家剷，你知唔知醜，屌你老母，關你屁撚事，戇居，我係CAM......夾你撚事丫，唔鐘意吉柒路，戇撚鳩...報警啦...八婆...食屎啦，屌你」。嫌犯隨後大力關上鐵門。
23. 第二輔助人在家里聽到嫌犯的謾罵感到受辱。
24. 約二十分後，即2021年9月6日下午約6時，第一輔助人與一名女子從其住所一起步出，並在走廊等候升降機。期間，嫌犯打開住所鐵門，然後又大力關上鐵門。未幾，嫌犯再打開鐵門，站在門外大聲對第一輔助人說：「夠K，你就自己攪先，依家我教番，關你撚事，你中意就死留....你個邊，次次都篤我個邊做咩嘢...」。上述女子向第一輔助人說：「唔好理佢，走」。嫌犯站在住所門口繼續大聲說：「唔好理佢，你算係D咩…禮貌…關你屁撚事....」。
25. 2021年10月27日晚上約11時24分，嫌犯從其住所出來．並走到兩名輔助人住所門外及按門鈴，向兩名輔助人大聲說：「我警告你XX樓XX你唔好亂話人死野…你唔好立亂講，食屎…」。嫌犯其後返回住所及大力關鐵門。
26. 2021年10月27日晚上約11時29分，嫌犯再次從其住所出來，走到兩名輔助人住所門外向兩名二輔助人大聲說：「你連咩撚野，你連呢，我同你講，你又寫英文及葡文，寫咩柒，仲有同你講，你嘈人地就得，人地嘈關你唔撚得，咩道理，我同你講，你唔係報左警，我同你講，你鐘意報警，你多多錢唔梗要，BYTHEWAY，你擺CAM，我擺CAM唔得，唔係呀，你鐘意咪繼續報警，唔緊要架，你唔撚嘈，我點會嘈你呀！」嫌犯轉身返回其住所，進入住所前大聲說：「小心你把嘴」，然後大力關門。
27. 兩名輔助人在家里聽到嫌犯的謾罵感到受辱。
28. 2021年10月29日凌晨約1時14分，嫌犯從其住所出來，到兩名輔助人住所門外按門鈴長達一分鐘，然後以中文向第二輔助人大聲謾罵：「食屎啦大陸婆、死撲街大陸婆、戇撚鳩、繼續報警啦、好自為之啦！」。
29. 門鈴聲響令兩名輔助人從睡眠中驚醒，第二輔助人聽到嫌犯的謾罵感到受辱。
30. 於2022年3月25日，下午19時21分左右，嫌犯從其家裡的視頻監控中發現兩名輔助人剛出電梯准備回家，便立即在家中大聲向第二輔助人謾駡：“死大陸婆、返歸啦大陸婆！”
31. 面對嫌犯的多次辱罵，兩名輔助人感到受辱，還出現焦慮的狀況。
32. 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多次對兩名輔助人以粗言作出謾罵，且說出侵犯彼等名譽、人格尊嚴及別人對彼等觀感之言詞。
33. 嫌犯知悉其上述行為觸犯法律，會受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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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請求及民事答辯狀中尤其下列已查明的事實：
1. 兩名原告自1990年居住的共同家庭居所，被告作為彼等之鄰居，在距離原告家門一步之遙的地方作案，使兩名年逾八旬的老人家焦慮。
2. 由此可見，被告多次對兩名輔助人以粗言作出謾罵，且說出侵犯彼等名譽、人格尊嚴及別人對彼等觀感之言詞。
3. 兩名原告聘請律師而支付了澳門幣叁萬元（MOP30,000.00）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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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庭上還證實：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證實嫌犯的個人及經濟狀況如下：
嫌犯聲稱具有製藥科學碩士的學歷，在2021年4月份前擔任藥劑師工作，當時每月收入澳門幣二萬元，其後至今沒有收入，靠儲蓄為生，需供養妻子及一名未成年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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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庭審未查明的事實：
1. 起訴書第五點(即自訴書第5點)：2021年8月11日晚上約10時，嫌犯更兇惡地對兩名輔助人說：「死大陸婆、死大陸燦、食屎啦、嘈咩撚野、屌你老母、關你撚事、戇撚鳩等」。
2. 起訴書第六點(即自訴書第6點)：兩名輔助人聽完嫌犯的說法感到害怕，引致血壓過高，並因此需召喚救護車將兩人送往醫院急診進行治理。
3. 起訴書第八點(即自訴書第7點)：嫌犯針對第一輔助人說出起訴書第八點所指的說話內容。兩名輔助人對有關說話內容害怕。
4. 起訴書第十點及第十一點(即自訴書第10及11點)：嫌犯針對兩名輔助人說有關起訴書第十點及第十一點所指的說話內容。兩名輔助人對有關說話內容害怕。
5. 兩名輔助人在家里聽到嫌犯說起訴書第十點及第十一點的內容感到受辱和害怕。
6. 起訴書第十四點(即自訴書第16點)：2021年10月28日下午約8時，兩名輔助人途經XX大廈大堂遇見嫌犯，嫌犯上前對兩名輔助人說：「係咪你地報警？唔係你地就係XX啦！報警又點呀？你吹我咩何呀！」。兩名輔助人對起訴書第十三點及第十四點的事實所指的說話內容害怕。
7. 起訴書第十六點：兩名輔助人感到不安，且不敢應門，還開始失眠。
8. 兩名輔助人對嫌犯說起訴書第十五及自書第17點的說話內容感到害怕，第一輔助人聽到嫌犯的有關謾罵感到受辱，兩名輔助人其後難以再入睡。
9. 起訴書第二十一點：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其中一次使用「小心」的字眼，以侵犯兩名輔助人的身體作威脅，使兩名輔助人產生恐懼。
10. 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多次對兩名輔助人以粗言作出謾罵，其中一次使用「小心」的字眼，以侵犯兩名輔助人的身體作威脅，使兩名輔助人產生恐懼及感到焦慮。
11. 面對嫌犯的上述行為，兩名輔助人感到害怕，還出現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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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請求下列屬未查明的事實，尤其是：
1. 兩名原告曾因輔助人的上述行為而血壓過高，並因此送往醫院急診。
2. 由此可見，被告的上述行為對兩名原告的名譽權、身體及心理健康造成了傷害。
3. 其他與上述已證事實不相符的事實均視為未獲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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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 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違反法律《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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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 違反法律《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
侮辱罪之構成要件
上訴人指出，原審判決有三方面的違反法律的表現，包括對被告人實施侮辱罪的定罪方面，也包括未對徒刑以罰金進行替代方面，還有對被告人判處向兩名輔助人支付賠償款方面，繼而違反了《刑法典》第40條第1及2款、第44條、第65條及第175條第1款，《刑事訴訟法典》第60條，以及《民法典》第477條、第557條及第558條的規定。
上訴人指出，原審法院不能就指起訴書第9條、第12、13條、和第19條所涉及的事實，就判定被告人犯有上述罪行，因已證明的事實並未顯示出這些情況。
原審法院認為，本案所涉及的言論是由上訴人所說出來，而這些言論具有冒犯性內容，並且是針對第一名輔助人（第9條）、兩名輔助人（第13條和第14條）以及第二名輔助人（第19條）發表的。但是，上訴人指出，即使讀過原審判決，但並不清楚這些言論在何種程度上具有侮辱性，以及原審法院如何得出這些言論是針對輔助人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的結論。上訴人質疑，根據案中證據即錄音片段所播出的言論，究竟以何種方式能夠產生對輔助人的名譽或尊嚴造成損害的實質結果呢，並且對他們造成了重大的情感和心理傷害呢?
駐初級法院的檢察院代表、駐中級法院的檢察院代表亦就上訴人這方面的理由，表達了不同意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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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們來看看。
原審判決中已證事實第9、13、14(應為9、12、13)、19(應為20)點事實，如下：
* 2021年9月6日下午約6時，第一輔助人與一名女子從其住所一起步出，並在走廊等候升降機。期間，嫌犯打開住所鐵門，然後又大力關上鐵門。未幾，嫌犯再打開鐵門，站在門外大聲對第一輔助人說：「夠K，你就自己攪先，依家我教番，關你撚事，你中意就死留...你嗰邊，次次都篤我嗰邊做咩野...」。上述女子向第一輔助人說：「唔好理佢，走」。嫌犯站在住所門口繼續大聲說：「唔好理佢，你算係D咩...禮貌...關你屁撚事...」。
* 2021年10月27日晚上約11時24分，嫌犯從其住所出來，並走到兩名輔助人的住所門外及按門鈴，大聲對兩名輔助人說：「我警告你XX樓XX你唔好亂話人死野...你唔好立亂講，食屎...」。嫌犯其後返回住所及大力關鐵門。
* 同日晚上約11時29分，嫌犯再次從其住所出來，走到兩名輔助人住所門外大聲對兩名輔助人說：「你連咩撚野，你連呢，我同你講，你又寫英文及葡文，寫咩柒，仲有同你講，你嘈人地就得，人地嘈關你唔撚得，咩道理，我同你講，你唔係報左警，我同你講，你鍾意報警，你多多錢唔梗要，BY THE WAY，你擺CAM，我擺CAM唔得，唔係呀，你鍾意咪繼續報警，唔緊要架，你唔撚嘈，我點會嘈你呀！」嫌犯轉身返回其住所，進入住所前大聲說：「小心你把嘴」，然後大力關門。
* 2022年3月25日下午約7時21分，嫌犯從其住所裡的視頻監控中發現兩名輔助人剛步出電梯準備回家，便立即在住所中大聲謾罵：“死大陸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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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原審判決中之證據審查方面，雖然嫌犯保持沉默，但尚聽取了兩名輔助人的聲明及各證人的證言，在庭審聽證中審查了扣押物(多個錄音片段)、書證，嫌犯的社會報告及其他證據形成心證。在庭上，兩名輔助人均指證嫌犯，並詳細及清楚地講述了事發的原因、經過及情況，以及有關兩名鄰居證人均指證嫌犯，並詳細及清楚地講述了事發的經過及情況，更重要的是，原審法庭播放了由輔助人提供的錄影片段，當中錄得XX XX樓走廊，畫面左上方為嫌犯的單位XX樓XX座，畫面的左下方為XX樓XX座，畫面左下方為輔助人的XX樓XX座，均是一個畫面，彩色畫面、有聲音及有時間顯示等細節，卷宗證據是足以證實是上訴人分別於2021年9月6日下午約5時39分、2021年10月27日晚上約11時24分、2021年10月29日凌晨約1時14分及2022年3月25日下午約7時21分大聲對著輔助人居住的XX樓XX座說出了上指已證事實內載明的說話。
此外，我們尚分析了上指已證事實內載明的詞彙，對輔助人說出“戇七鳩”、“冚家剷”、“屌你老母”、“戇撚鳩”及“屌你”等粗話外，並以“大陸婆”、“食屎啦”、“死大陸婆”、“你知唔知醜”、“食屎”、“食屎啦大陸婆”、“死撲街大陸婆”、“死大陸婆”等話語對輔助人作出漫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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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侮辱罪」的構成要件，它的客觀要素構成要件為：行為人所作出之言詞在客觀上帶有侵犯名譽之意，即所要求的是一個透過普通大眾的評價標準有侵犯他人的名譽的言詞。它的主觀要素，則屬於一般故意，只要求存在故意便符合主觀罪狀而被歸責，包括直接故意、間接故意或偶然故意亦然。
關於「侮辱罪」，狄雅士（Jorge de Figueiredo Dias）指出，在理性世界中，言詞的意義都是有用途的。在分析其價值時，應當考慮當時的語言環境，而在分析其意義時，則應保持其本來的意思，從而獲得或了解到言詞背後之各種意圖。
我們承認，有些言語，在一些社會文化背景中，不具有一般認知所指的貶義，但如同一句話在另一種人際交往場合中說出來時，就有可能毫無疑問地帶有侵犯的意思。那麼，在這情況下，它本身在客觀上就表達了並帶有無可否認的行為非價或貶值（desvalor ofensivo）。2
另外，中級法院於2015年5月28日製作之第439/2014號合議庭裁決中指出：“侮辱罪的客觀要素構成要件為：行為人所作出之言詞在客觀上帶有侵犯名譽之意，即所要求的是一個透過普通大眾的評價標準有侵犯他人的名譽的言詞。”
綜合上述學說及見解而言，本上訴法院認為，根據已獲證明之事實，單憑原審法院已獲證明之事實來看，上訴人對輔助人說出之下述言詞(“戇七鳩”、“冚家剷”、“屌你老母”、“戇撚鳩”及“屌你”等粗話)外，這些詞彙都是粵語中的髒話，可能涉及性、家庭和人身攻擊。這些粗言穢語通過性化攻擊、家庭詛咒和身份貶低等機制實現對輔助人作出侮辱。此外，上訴人尚對第二輔助人說出之下述言詞(“大陸婆”、“食屎啦”、“死大陸婆”、“你知唔知醜”、“食屎”、“食屎啦大陸婆”、“死撲街大陸婆”、“死大陸婆”等話語)等，在粵語中的“大陸婆”明顯是地域歧視，針對來自中國大陸的女性，帶有貶低和排斥的意味。然後，其他詞彙如“食屎啦”、“死撲街”等是常見的髒話，結合地域歧視，攻擊性強。這等言詞本質就帶有極強侮辱性，按照一般人的生活經驗，上述言論已經屬於對他人的人格作出攻擊、貶低和侮辱。
我們知道，侮辱罪之本罪所保護的法益當然是個人的主觀名譽或内在名譽，即個人對自己的價值判斷。這裏，我們進入了“個人自我評價，即尤其從道德觀上不具負面價值”的領域。3
另一方面，作為生活在社會中，人只有被群體中的其他成員承認其具有人的身份時，才能以適當的方式生活和發展，而羞辱是否定人的社會身份、角色和價值、成就的否定。
在我們客觀意見認為，有關言詞是社會大多數都無法接受的，同時亦會影響受害人的個人觀感及名譽。
加上，原審法院已認定了兩名輔助人面對嫌犯的多次辱罵，兩名輔助人感到受辱，還出現焦慮的狀況，這一已證事實，與輔助人因嫌犯的多次謾罵言論侵犯了他們自身的人格和名譽，兩者之間是存在恰當因果關係，亦即是該事實是因嫌犯的侮辱行為而受到刺激所致。
因此，本上訴法院認為，上訴人(嫌犯)在案中的行為已符合《刑法典》第175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侮辱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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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
上訴人指出，原審法院認為，上述言論(自訴書)是由嫌犯發表的，這些言論具有冒犯性內容，並且是針對第二名輔助人（第7條）、第一名輔助人（第9條）、兩名輔助人（第13條和第14條）以及第二名輔助人（第19條）發表的，而這在某些事實方面，尤其是與據稱的侮辱性言論的作者及其物件相關的事實方面，僅僅是基於推測。上訴人認為原審判決違反了最基本的普通經驗規則和適用的刑事訴訟原則，特別是違反了無罪推定原則和疑罪從無原則。
檢察院方面亦表達了不同意上訴人之意見。
我們來看看。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上訴亦得以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9年7月15日，在第18/2009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被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就是在案件標的範圍內查明事實時存在漏洞，以致在作為決定依據的被認定事實存在不足或不完整。”
同樣理解可見於Germano Marques da Silva教授所著的“刑事訴訟課程III”4。
上訴人指出，原審判決存在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之瑕疵。
我們認為，根據本案卷宗資料顯示，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已對案件標的之全部事實事宜進行調查，除了認定起訴書、自訴書及答辯狀內的事實，亦審查了嫌犯所提出的辯解意見，並作出了相關事實的認定。因此，原審判決沒有存在查明事實的漏洞。
原審判決在案件標的範圍內查明事實時不存在漏洞，且所依據的裁決事實充足，獲證實之事實在主觀要件、客觀要件方面均已符合了“侮辱罪”的描述，不存在被認定事實不足或不完整的問題。
因此，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然而，該上訴人所謂的事實不足，其實，只是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但是，這屬於證據審查的問題，而非獲證明之事實不足以支持判罪的問題。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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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
上訴人指出，原審法院在認定自訴書中第7、9、13、14、17及19條所指已證事實時所採用的證據分析標準，明顯與認定自訴書中第5、6、7、10、11及16條所指事實為未證事實時所依據的標準相矛盾。上訴人指這樣的結論在刑事訴訟中是不可接受的，因為它明顯是推定的，因此違反了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其中要求任何法院作出的決定都以由出示或未出示的證據所產生的確定性為基礎和支持。
檢察院對此表達了不同意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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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看看。
根據原審判決在事實的判斷中，節錄以下重要證據描述：
“嫌犯A在庭審聽證中保持沉默。
第一輔助人B在庭審聽證中作證，講述了事發的經過，並尤其表示其與妻子C（第二輔助人）居住在XX大廈XX樓XX單位。2021年8月份的一個晚上，第二輔助人發現其等門前有一袋垃圾，由於新冠疫情，因此其與第二輔助人感到害怕，於是通知大廈管理員到場處理，期間，嫌犯從同層的XX單位走出來，並罵第二輔助人“大陸婆”“食屎啦”、“屌你老母”等說話。其報警，警員指其不夠證據證明誰人放有關垃圾在其門口，警員表示最好裝錄影。之後，其與第二輔助人感到不適，因此警員叫了救護車送其與第二輔助人送到醫院(見第853頁)。在2021年8月底，其兩人在單位門外安裝了監控錄像鏡頭。其等在其家門口安裝錄影設備，安裝在大門頂部位置，安裝是為了一般的治安目的。之後，嫌犯多次罵其與第二輔助人，罵的內容相近，尤其包括：“屌你老母”、“大陸燦”、“大陸婆”、“食屎”、“係你先能夠裝，我唔能夠裝？”、“你報警、你小心D”等內容，其與第二輔助人聽後感到害怕。其表示上述“小心D”，其認為按嫌犯的情況，應該不會傷害其與第二輔助人的身體的，但其害怕，例如怕嫌犯從透過窗戶將“白粉”丟進其家。XX樓XX座之住單住有嫌犯、嫌犯的妻子及一名女兒。其家只有其與第二輔助人居住。其等每天也聽到XX樓XX座之單位很嘈。有關起訴書第十點的內容，其表示不記得嫌犯在罵誰。有關第十一點的內容，其聽到嫌犯在罵，但應該不是罵其與第二輔助人。
第二輔助人C在庭審聽證中作證，講述了事發的經過，並尤其表示其與丈夫B（第一輔助人）居住在XX大廈XX樓XX單位。於2021年左右，其等開始被嫌犯欺負，包括發現有5公斤的水瓶放在其家門口，於2021年8月份的一個晚上，其發現其家門前有一袋垃圾，嫌犯承認是放垃圾之人。由於知道被嫌犯針對，故第一輔助人報警求助，警員當時說為保障安全，最好安裝錄影。在2021年8月底，其兩人在單位門外安裝了監控錄像鏡頭。其等在其家門口安裝錄影設備，安裝是為了一般的治安目的。其曾被嫌犯罵過多次，嫌犯所說的內容尤其包括“八婆”、“戇居”、“教咩野書”等說話。嫌犯曾在凌晨時份按其定的門鈴，之後講粗口，叫其說“小心D，死八婆”。其對嫌犯的上述說話內容感到害怕，因此其不知道嫌犯會對其做什麼，害怕嫌犯會打其或暗中害其。嫌犯的住所在XX樓XX座，門口也有裝監控系統，因此嫌犯應知道其何時出門口及何時回家。其家只有其與丈夫(即第一嫌犯) 居住，其從事教師工作，其認為嫌犯針對其及丈夫說出有關侮辱性說話。後來，嫌犯也有罵XX單位的女住戶。
證人D(XX大廈XX樓XX單位的住戶)在庭審聽證中作證，尤其表示其見過嫌犯在門口罵兩名輔助人，在兩名輔助人走出電梯入電梯時嫌犯便罵，其有從其家中的閉路電視或其住所望出去看到。其聽到嫌犯罵“死燦婆”、“大陸婆”、“屌你老母”等內容，其認為嫌犯在罵兩名輔助人。其認為嫌犯的廣東話很流利。嫌犯從2021年開始至現在，嫌犯仍不斷罵。因其出庭作證，嫌犯曾對其恐嚇。第47頁當中是其本人，右手邊是兩名輔助人的A單位，對面是F座，即嫌犯的單位。
證人E(XX大廈XX樓XX單位的住戶)在庭審聽證中作證，尤其表示在XX樓XX單位的家中，聽到XX樓XX單位的嫌犯罵“死大陸婆”“大陸燦”等內容，持續一年，至少有合共80次，很多是當XX樓XX單位的住戶門開或關門的時候罵的。嫌犯講流利廣東話及葡文。後來，嫌犯轉移到罵其與其妻子。在有關有垃圾放在XX樓XX門外的事件時，其、妻子與XX樓XX的兩名輔助人也在場，嫌犯說是他丟的垃圾，並說那又如何，其看見嫌犯罵XX樓XX的兩名輔助人。
證人H(司法警察局偵查員)在庭審聽證中作證，尤其講述調查的情況，並觀看錄影資料及製作總結報告。
證人F(XX大廈管理員)在庭審聽證中作證，尤其沒有看見到XX大廈XX樓XX的住客罵XX樓XX的住客。其曾陪過XX樓XX的女住客乘坐電梯上樓一至兩次，但其不知原因。對於2021年有否曾報警，其不太記得。
證人G(治安警察局警員)在庭審聽證中作證，尤其關第853頁，其接報到場，接觸到兩名輔助人，當時兩名輔助人情緒激動。當時，其有與嫌犯單獨溝通，是以廣東話溝通的，嫌犯當時情緒激動，說沒有掉垃圾在兩名輔助人門前。期間，其沒有聽到嫌犯用粗口罵兩名輔助人。後來，兩名輔助人說身體不適，故其協助兩名輔助人叫了救護車送兩人去醫院。
在庭審聽證中審查了扣押物、書證，嫌犯的社會報告(見卷宗第474至476頁背頁)。
根據兩名輔助人的聲明及各證人的證言、扣押物及書證及其他證據形成心證。
雖然嫌犯保持沉默。然而，兩名輔助人均指證嫌犯，並詳細及清楚地講述了事發的原因、經過及情況，以及有關兩名鄰居證人均指證嫌犯，並詳細及清楚地講述了事發的經過及情況。
根據由輔助人提供的錄影片段，錄得XX XX樓走廊，畫面左上方為嫌犯的單位XX樓XX座，畫面的左下方為XX樓XX座，畫面左下方為輔助人的XX樓XX座，均是一個畫面，彩色畫面、有聲音及有時間顯示(見卷宗第36至59頁) (本院已在本案中裁定有關證據屬合法證據-見卷宗第585頁背頁)，錄得的時間包括，在下述影片中，嫌犯每次關門均十分用力，並發出巨響。嫌犯每次與XX樓XX座和XX樓XX座的住客吵架時均站在自己單位門口位置，包括：
- 2021年9月6日18:04:07至同日18:05:57：證明有關起訴書第九點及自訴書第9點的事實；
- 2021年9月6日17:39:15至同日17:40:46：證明有關起訴書第八點及自訴書第7點的事實；
- 2021年9月29日19:47:20至同日19:55:20：證明有關起訴書第十及十一點，以及自訴書第10及11點的事實；
- 2021年10月27日23:24:50至同日23:25:41：證明有關起訴書第十二點，以及自訴書第13點的事實；
- 2021年10月27日23:29:25至同日23:30:59：證明有關起訴書第十三點，以及自訴書第14點的事實；
- 2021年10月29日01:14:06至同日01:15:35：證明有關起訴書第十五點及自訴書第17點的事實。
根據由輔助人提供的另外的錄影片段，錄得XX XX樓走廊，錄得的時間包括2021年10月30日00:10、2021年11月1日00:24及2022年3月25日19:21(見卷宗第208頁)(本院認為輔助人以屬卷宗第585頁背頁批示所提及的情況及方式取得，亦屬合法證據)：證明有關起訴書第十八、十九及二十點及自訴書第19點的事實。
雖然嫌犯爭議由輔助人提交的上述錄影證據的合法性提出爭議，並提出了上訴(見卷宗第623至632頁)，但嫌犯亦提交了由其單位(XX樓XX座)門外錄影片段，當中錄得XX XX樓走廊，畫面的走廊盡頭是兩個單位，左邊為輔助人的XX樓XX座，右邊為XX樓XX座，均是一個畫面，彩色畫面、有聲音及有時間顯示，錄得的時間包括2021年9月6日17:39、2021年9月29日19:47、2021年9月29日19:48、2021年9月6日18:20、2021年10月30日18:12、2022年7月20日21:12及2022年9月22日17:54(見卷宗第862至871頁背頁) (本院認為嫌犯以屬卷宗第585頁背頁批示所提及的情況及方式取得，亦屬合法證據)。
根據上述錄影資料錄得的情況印證兩名輔助人提供的大部分版本(尤其是2021年9月份開始及續後發生的事實)，並結合警方的調查及其他證人的證言，按照有關情況，本院認為按照上述證據，按照嫌犯所處的位置、嫌犯的住所所居住的人及性別、兩名輔助人所處的位置、嫌犯的住所所居住的人及性別、輔助人的背景、職業、性別、說出有關說話的情況、起因及足跡等，本院認為足以確定說出有關說話的人是嫌犯，有關說話內容被針對的人是兩名輔助人；亦足以認定嫌犯至少從2021年9月份開始多次對兩名輔助人說出以下說話內容：
- 2021年9月6日下午約5時39分，嫌犯至少向第二輔助人說：「大陸婆，你就夠薑......嘈咩撚野，救兵，食屎啦...大陸婆...戇七鳩，你自己擺CAM就得，我而擺CAM關你撚事，死大陸婆，冚家剷，你知唔知醜，屌你老母，關你屁撚事，戇居，我係CAM....夾你撚事丫，唔鐘意吉柒路，戇撚鳩...報警啦...八婆...食屎啦，屌你」(起訴書第八點及自訴書第7點的事實)；
- 2021年9月6日下午約6時，嫌犯對第一輔助人說：「夠K，你就自己攪先，依家我教番，關你撚事，你中意就死留...你嗰邊，次次都篤我嗰邊做咩野...」，嫌犯說：「唔好理佢，你算係D咩...禮貌...關你屁撚事...」(起訴書第九點及自訴書第9點的事實)；
- 2021年10月27日晚上約11時24分，嫌犯對兩名輔助人說：「我警告你8樓A你唔好亂話人死野...你唔好立亂講，食屎...」(起訴書第十二點及自訴書第13點的事實)；
- 同日晚上約11時29分，嫌犯對兩名輔助人說：「你連咩撚野，你連呢，我同你講，你又寫英文及葡文，寫咩柒，仲有同你講，你嘈人地就得，人地嘈關你唔撚得，咩道理，我同你講，你唔係報左警，我同你講，你鍾意報警，你多多錢唔梗要，BY THE WAY，你擺CAM，我擺CAM唔得，唔係呀，你鍾意咪繼續報警，唔緊要架，你唔撚嘈，我點會嘈你呀！」、「小心你把嘴」(起訴書第十三點及自訴書第14點的事實)；
- 2021年10月29日凌晨約1時14分，嫌犯對第二輔助人說：「食屎啦大陸婆、死撲街大陸婆、戇撚鳩、繼續報警啦、好自為之啦！」(起訴書第十五點及自訴書第17點的事實)；
- 2022年3月25日下午約7時21分，嫌犯對第二輔助人說：“死大陸婆！…”(起訴書第二十點及自訴書第19點的事實)。
針對上述內容，結合輔助人的聲明及按照一般經驗，本院認為雖然嫌犯說出的有關內容未能足以令兩輔助人感到恐懼及不安，但有關內容卻會使兩名輔助人的名譽、人格尊嚴及別人對彼等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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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本院認為足以認定嫌犯亦曾說出以下內容，但沒有足夠證據證明嫌犯針對兩名輔助人說出有關內容：
- 2021年9月29日下午約7時47分，嫌犯站在其住所門前說：「屌你老母...屌，冚家剷，死臭閪，屌你，死八婆…閪。」接著嫌犯突然大聲說：「屌你老母，臭閪，我...下次做人喇。」嫌犯隨後大力關上鐵門(起訴書第十點及自訴書第10點的事實)；
- 2021年9月29日下午約7時48分，嫌犯再次打開鐵門，大聲對著走廊說：「你格黎嗰哥小心D，你八婆，發撚顛，擺埋D臭鞋出黎呀，入黎屋企踢門都得呀，你唔好俾人擺上枱呀，戇鳩，屌你老尾，八婆...你俾人擺到上枱都唔撚知，戇撚鳩...叫你報警...屌柒你，你聽話...你報警」。嫌犯隨後大力關上鐵門(起訴書第十一點及自訴書第11點的事實)。
另外，結合庭審所得的證據，沒有足夠證據證明嫌犯作出以下行為：
- 2021年8月11日晚上約10時，嫌犯對兩名輔助人說：「死大陸婆、死大陸燦、食屎啦、嘈咩撚野、屌你老母、關你撚事、戇撚鳩等」(起訴書第五點及自訴書第5點的事實)；
- 2021年10月28日下午約8時，兩名輔助人途經XX大廈大堂遇見嫌犯，嫌犯上前對兩名輔助人說：「係咪你地報警？唔係你地就係XX啦！報警又點呀？你吹我咩何呀！」(起訴書第十四點及自訴書第16點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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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雖然這樣指責原審判決，但卻沒有指出二者(對於已證事實及對於未證事實)所依據的證據分析標準，存有那樣的分歧或矛盾。
我們翻看了判決書第21、22頁中，關於(起訴書第7、9、13、14、17及19條所指已證事實)時，原審法院指出，根據上述錄影資料錄得的情況印證兩名輔助人提供的大部份版本(尤其是2021年9月份開始及續後發生的事實)，並結合警方的調查及其他證人的證言，按照有關情況，本上訴法院認為按照上述證據，按照嫌犯所處的位置、嫌犯的住所所居住的人及性別、兩名輔助人所處的位置、嫌犯的住所所居住的人及性別、輔助人的背景、職業、性別、說出有關說話的情況、起因及足跡等，原審法院認為足以確定說出有關說話的人是嫌犯，有關說話內容被針對的人是兩名輔助人；亦足以認定嫌犯至少從2021年9月份開始多次對兩名輔助人說出上指事實所載明的說話內容。
與此同時，我們翻看了判決書第21、22頁中，原審法院指出認為足以認定嫌犯亦曾說出以下內容，但沒有足夠證據證明嫌犯針對兩名輔助人說出有關內容：繼而，針對自訴書中第5、6、7、10、11及16條所指事實，被認定為未證事實(見判決書第22及23頁)。
從此可見，原審法院是想表達，卷宗存有足夠證據去認定上述已證事實及未證事實所載有的說話內容，能大部份地認定屬於嫌犯所說出來。只是礙於結合庭審所得的證據，原審法庭未能毫無疑問下認定乃是由嫌犯對兩名輔助人說出有關內容(未證事實)，或沒有足夠證據證明嫌犯作出以上行為，繼而開釋了嫌犯(上訴人)另外八項之侮辱罪。
我們認為，上訴人就是單純地質疑原審法院，即卷宗沒有足夠的證據在事實或法律上支持上訴的判刑決定。
正如上級法院多次在裁判中重申，“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是指，對於原審法庭所認定的既證事實及未被其認定的事實，任何一個能閱讀原審合議庭判決書內容的人士在閱讀後，按照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均會認為原審法庭對案中爭議事實的審判結果屬明顯不合理，或法院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又或者法院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而這種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錯誤。
必須強調的是，在證據的審查方面，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的規定，法官根據自由心證原則，按照一般經驗法則和常理來評價各種被審查及被調查證據的證明力，以認定或否定待證事實。因此，僅當心證之形成明顯違反證據限定規則或一般經驗法則時，方構成“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受上級法院所審查。
因此，並不是對任一證據審查發生了錯誤便可以被上級法院所審查，那是必須是僅當心證之形成明顯違反證據限定規則或一般經驗法則時，方構成“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受上級法院所審查。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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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分析上述的證據，並結合一般經驗法則，可合理且顯而易見地得出原審法庭認定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並無明顯錯誤之處，亦沒有違反“存疑無罪”原則。
經細讀被上訴判決，本上訴院認爲，原審法院的理由說明、理由說明與獲證事實、未證事實之間相互融洽連貫，足以說明原審法院的判斷符合邏輯、常識和經驗法則，故此，被上訴判決不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的瑕疵，亦不抵觸疑罪從無原則。
可以看到，根據審判聽證中審查的各類證據，相關上訴人實施的符合罪狀行為的不法性和主觀故意是獲得了證實，亦符合相關罪狀的描述，且彼等並無阻卻不法性和故意的事由存在，原審判決認定之事實足以支持原審判決最終之結論，不存在上訴人所指之“審查證據方面存在明顯錯誤”瑕疵。
事實上，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其對法庭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來試圖質疑法官的自由心證，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當然，不受質疑的自由心證必須是在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
但是，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未違背以上所提到的任何準則或經驗法則，因此，上訴人不能僅以其個人觀點為由試圖推翻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
綜合而言，上訴人提出的此部份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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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 再次調查證據的申請
上訴人主張原審法院的事實審理之後申請再次調查證據。
然而，此措施的進行首先足以確認《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瑕疵為前提。現在，在上述對事實問題的上訴的決定後，此申請就不能滿足批准的基本條件了。因此，不批准上訴人的上述申請。
綜合而言，上訴人提出的此部份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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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 量刑出錯(未有對徒刑以罰金進行替代)
上訴人指出，原審法院判決其6項《刑法典》第175條第1款所規定的侮辱罪，判處5個月徒刑，緩期2年執行。但是，原審判決沒有以罰金代替徒刑，繼而導致的法律錯誤，違反《刑法典》第40條及該條第1款和第2款、第44條、第65條的規定。
檢察官指出，上訴人犯案的次數多、情節惡劣、沒有悔意，倘不對上訴人判處阻嚇性較高的徒刑，上訴人極可能再次實施犯罪。因此，原審法庭不以罰金替代上訴人被判處的五個月徒刑的裁決是合法及合理的。
我們來看看。
《刑法典》第40條、第64條和第65條規定了刑罰的目的、刑罰的選擇以及確定具體刑罰份量的準則。
首先，根據《刑法典》第64條的規定，在選擇刑罰方面，如果對犯罪可選科剝奪自由之刑罰或非剝奪自由之刑罰，則只要非剝奪自由之刑罰可以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的目的，法院應先選取非剝奪自由之刑罰。
第二，根據《刑法典》第40及65條的規定，確定具體刑罰和份量的準則。犯罪的預防分為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二種：前者是指通過適用刑罰達到恢復和加强公眾的法律意識，保障其對因犯罪而被觸犯的法律規範的效力、對社會或個人安全所抱有的期望，並保護因犯罪行為的實施而受到侵害的公眾或個人利益的積極作用，同時遏止其他人犯罪；後者則指對犯罪行為和犯罪人的恐嚇和懲戒，且旨在通過對犯罪行為人科處刑罰，尤其是通過刑罰的執行，使其吸收教訓，銘記其犯罪行為為其個人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從而達到遏止其再次犯罪，重新納入社會的目的。
根據《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法院應在法定的最低刑及最高刑刑幅之間，根據行為人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同時一併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犯罪罪狀的情節，作出選擇具體刑罰之決定。每一項情節都不應被孤立評價，需綜合所有情節作出整體判斷，從而決定適合的具體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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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分析具體情況，原審法院指出：“根據澳門《刑法典》第64條規定，在選擇刑罰方面，應先採取非剝奪自由之刑罰，除此刑罰屬不適當或不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考慮本卷宗有關的犯罪情節，故本院認為對嫌犯採用罰金不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
按照上述量刑標準，同時考慮到本個案中的具體情節，尤其嫌犯A為初犯，嫌犯保持沉默，沒有表達悔意，嫌犯所作出有關行為的次數較多，有關行為的時間跨度較大，本次犯罪後果嚴重程度屬一般，故意程度屬中等，行為不法性屬一般，同時考慮該類犯罪之一般預防之要求等因素，本院認為，就嫌犯觸犯的六項『侮辱罪』，每項判處一個月十五日徒刑最為適合，數罪競合，合共為五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
根據澳門《刑法典》第44條第1款之規定，在選擇刑罰方面，應先採取非剝奪自由之刑罰，因此，科處之徒刑不超過六個月者，可以相等日數之罰金代替之，但考慮到嫌犯之人格及犯案性質，無論是就廣泛預防犯罪還是針對性預防犯罪，本院均認為罰金達不到刑罰之目的，故不以罰金代替徒刑。
然而，根據澳門《刑法典》第48條的規定，基於行為人的人格，其生活方式，犯罪前後之行為表現及犯罪的有關具體情況，本院認為對該事實作出讉責及監禁的威嚇已足以及適當地達致懲罰的目的。因此，本院認為應暫緩執行上述刑罰，為期兩年最為適合。考慮到嫌犯在本案作出的行為，為著使其更好地重新納入社會，故應訂定緩刑義務為：禁止嫌犯騷擾兩名輔助人，並須接受附隨考慮制度，接受社工跟進(根據澳門《刑法典》第50條第1款及第51條第1款及第2款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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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刑事起訴法庭指控嫌犯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十四項澳門《刑法典》第175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侮辱罪』，被原審法院改判為：其中六項均應裁定罪名成立(自訴書第7點針對第二輔助人、自訴書第9點針對第一輔助人、自訴書第13點及第14點針對兩名輔助人、自訴書第17點針對第二輔助人，以及自訴書第19點針對第二輔助人的部分)，而其他各項罪名均不成立。
《刑法典》第175條第1款之規定，將侵犯他人名譽或別人對他人觀感之事實歸責於他人者，即使以懷疑方式作出該歸責，又或向他人致以侵犯其名譽或別人對其觀感之言詞者，處最高三個月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罰金。
原審法院已根據《刑法典》第64條、第40條、第44條、第65條之規定，在刑罰選擇、刑罰的量刑方面，如上所見，原審法院已依據上述條文之要求，經尤其考慮本案中之上訴人的個人情節(初犯)、在庭上保持沉默、上訴人之人格表現，亦考慮到上訴人犯案的次數多、情節惡劣、沒有悔意，倘不對上訴人判處阻嚇性較高的徒刑，上訴人極可能再次實施犯罪。
接著，以罰金代替徒刑方面。
根據《刑法典》第44條規定，科處之徒刑不超逾六個月者，須以相等日數之罰金或以其他可科處之非剝奪自由之刑罰代替之，但為預防將來犯罪而有必要執行徒刑者，不在此限。
《刑法典》第64條和44條規定之準則不同，前者是優先選擇非剝奪自由的刑罰，主要基於得出該刑罰足以達到刑罰目的之肯定的結論；後者以罰金代替徒刑為通則，在得出只有徒刑方能預防將來犯罪之需要這一嚴謹結論時，方構成適用這一通則的障礙。5
原審法院認為，為了預防將來犯罪的需要，無論是就廣泛預防犯罪，還是針對性預防犯罪的需要，本院均認為罰金達不到刑罰之目的，故不以罰金代替徒刑。亦是因此項原因，原審法院選擇了以徒刑作出刑罰的選擇。就嫌犯觸犯的六項『侮辱罪』，每項判處一個月十五日徒刑最為適合，數罪競合，合共為五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
原審法院乃根據《刑法典》第44條第1款的規定，指出為了預防將來犯罪而有必要執行徒刑時，法庭得不以罰金替代被判處六個月以下的徒刑。
綜上，本上訴法院認為，上訴人指出原審法院在其判決理由中未有對刑罰的選擇作出任何說明，這是沒有道理的。
事實上，原審法院已一步一步地說明瞭刑罰的選擇，如上所見，原審法院已依據《刑法典》第40條及該條第1款和第2款、第65條的規定選擇了以“徒刑”作為刑罰，且在確定了判處5個月徒刑後，即管在低於六個月徒刑時，還再一次按照《刑法典》第44條之規定，原審法庭解釋了不以罰金替代被判處六個月以下的徒刑，再依據《刑法典》第48條之規定，對上訴人之徒刑給予緩刑執行。
如上可見，原審判決已經清晰地展現了其量刑罰選擇及量刑標準，是為了預防上訴人將來犯罪有執行徒刑必要的依據，原審法院根據《刑法典》第44條規定不以罰金替代徒刑，並無錯誤，也沒有上訴人所指的缺乏說明理由的情況。
以及，本上訴法院也認同原審法院之上述量刑，符合犯罪的一般及特別預防要求，並不存在任何違反法律的情況，故不會介入改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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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 賠償方面
上訴人指原審判決判處其須向身為民事原告的每一名輔助人支付賠償款澳門幣20,000元，並自判決之日起至實際全額支付時止，支付法定利息。
上訴人指出，根據第656至665頁的民事賠償請求書，兩名原告對嫌犯/被告提起了民事賠償請求，請求判定嫌犯向他們每人支付澳門幣10,000元，作為他們據稱因公訴和自訴中所述事實而遭受的非財產損害賠償。但是，原審判決卻接受以兩名原告更早之前提交的、記錄在案卷第214至218背頁的民事賠償請求書內的賠償請求金額，予以裁定本案之民事賠償金額。因此，上訴人認為原審判決存在適用法律上之錯誤。
我們來看看。
根據卷宗第677背頁至678背頁的批示：“針對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書狀方面，中級法院第135/2023號合議庭裁判廢止了刑事起訴法庭的原載於卷宗第337至338頁中將案件之「侮辱罪」與本案其他犯罪解除牽連之決定，並著令代之以將其等恢更原狀（見附件A第413頁）。為此，本法庭認為，本案件在上訴前已提交之所有書狀仍然具有相關法律效力。雖然本法庭曾於第381頁背頁之批示中接納了第351頁至第354頁中有關僅針對「侮辱罪」事實和請求之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書狀，唯為著執行中級法院之裁判，本法庭認為案件中民事部分之訴訟標的應當以最初提交載於卷宗第214頁至218頁之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書狀為準（即同時包括「侮辱罪」及「恐嚇罪」之事實和請求的書狀），並隨後按照《民事訴訟法典》的規定，重新作出民事傳唤並進行後續訴訟程序”。
從上可見，正如檢察官之意見所指，在賠償金額方面，由於上訴人提及的第656頁至第665頁的聲請，因屬重覆提交而被退回，因此，根據卷宗第214至218背頁的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書狀的內容，原審法庭裁定上訴人向兩名民事請求人B及C各支付20,000澳門元的賠償，並沒有違反處分原則。
如此來看，檢察官是有道理的。既然原審法庭只接納最初提交載於卷宗第214頁至218背頁之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書狀，且第656頁至第665頁的聲請，因屬重覆提交而被退回，那麼，原審法院以第214至218背頁之內容作出審查和判決，是合法和正確的，並沒有違反處分原則。
本上訴法院認為，原審法庭根據已證的犯罪事實，應輔助人的請求和聲請範圍，在本刑事案中就民事損害賠償請求作出裁判，也沒有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60條所規定的依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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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 - 判決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
- 上訴人的三項中間上訴均不成立。
- 上訴人對原審終局的上訴理由、以及再次調查證據的申請理由全部不成立。
- 維持原審裁決。
判處上訴人須繳付所提起的中間上訴、終局上訴所衍生的訴訟費用，及8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並就提起的每一項中間上訴支付4個單位之司法費。
著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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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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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靜霞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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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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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第二助審法官)
1該上訴案中，原審法院（第一審）以“事實不構成犯罪”為由拒絕受理檢方的起訴，檢方認為該裁決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293條第1款、《刑法典》第212條第4款b項等規定)。
2 參見José de Faria Costa在Figueiredo Dias主編的《Comentário Conimbricense do Código Penal》第一卷，第630頁。
3 見BELEZA DOS SANTOS之《葡萄牙法例及司法見解期刊》，第92期，第168頁。
4 “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respeita antes de mais à fundamentaç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mas pode respeitar também à contradição na própria matéria de facto (fundamento da decisão de direito). Assim, tanto constitui fundamento de recurso ao abrigo da alínea b) do n.° 2 do art. 410.° a contradição entre a matéria de facto dada como provada ou como provada e não provada, pois pode existir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não só entre 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mas também entre os dados como provados e os não provados, como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probatória da matéria de facto.
A contradição pode existir também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e a decisão, pois a fundamentação pode apontar para uma dada decisão e a decisão recorrida nada ter com a fundamentação apresentada.” – Prof. Germano Marques da Silva, Curso de Processo Penal, III, ed. VERBO, pág.340 a 341
5 參見中級法院第290/2005 號上訴案2006年2月23日合議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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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6/2024 p.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