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376/2025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5年6月19日
主要法律問題：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量刑過重、緩刑
摘 要
一、“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是指，對於原審法院所認定的既證事實及未被證實的事實，任何一個能閱讀原審合議庭判決書內容的人士在閱讀後，按照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均會認為原審法庭對案中爭議事實的審判結果明顯不合理，或法院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又或者法院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而這種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錯誤。
二、在量刑層面，按照《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法院應在法定的最低刑幅及最高刑幅之間，根據行為人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同時一併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犯罪罪狀的情節，作出選擇具體刑罰之決定。
三、上訴人於本案中被科處的刑罰是超過3年徒刑，不符合《刑法典》第48條緩刑的形式要件，繼而無需討論緩刑的另一實質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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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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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靜霞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376/2025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5年6月19日
一、案情敘述
於2025年3月14日，嫌犯A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1-24-0127-PCC號卷宗內被裁定以直接共犯身分及在犯罪既遂的情況下觸犯了《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結合同法典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判處三年六個月實際徒刑。
另外，判處嫌犯須以連帶責任方式向被害人B賠償港幣480,000元；該賠償須附加自本判決日起計至完全繳付有關賠償時的法定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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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犯A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I. 上訴之標的
一、 被訴判決所裁定的內容如下：
- 嫌犯被裁定：以直接共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判處三年六個月實際徒刑；及向被害人B支付港幣480,000.00元作為損害賠償金，以及附加自被訴判決日起計至完全繳付有關賠償時的法定利息。
二、 就被訴法院對上訴人判處之上述內容，上訴人認為被訴判決：
- 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
- 違反了《刑法典》第40條第2款及第65條規的規定，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的違反法律之瑕疵。
由於上訴人不服被訴判決之決定，現上訴人向中級法院針對被訴判決提起平常上訴。
II.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錯誤(針對認定上訴人“有意識之情況下與他人同謀合作”的部分)
三、 被訴判決中提到與上訴人有關且屬重要的已獲證明的事實(詳見被訴判決，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四、 對於認定合謀意圖的事實方面，尤其透過第九條已獲證明的事實證實。
五、 被訴法院在事實判斷中，特別是透過卷宗第108頁至115頁的XX對話記錄，確認上訴人與其他共犯在討論“兌換貨幣”的細節。
六、 在卷宗第96頁至120頁的XX對話記錄，該記錄記載了上訴人與“C”之間的對話，有關的XX對話記錄亦客觀展示了本案的過程，特別是交易前後上訴人及共犯態度的轉變。
七、 雖然，被訴法院主要透過卷宗第108頁至115頁的XX對話記錄，確認上訴人與共犯討論“兌換貨幣“的內容。
八、 但上訴人認為，被訴法院未充分考慮卷宗第119頁的XX對話記錄。
九、 在卷宗第119頁，顯示上訴人按指示完成收款及轉發收款憑證後，向“C”詢問兌換款項的對話內容，且該內容可反映事實的全部。
十、 上訴人認為，卷宗第119頁的XX對話記錄屬於認定其犯罪行為的重要證據，而被訴法院未能充分考慮該證據，從而導致了錯誤的事實認定。
十一、 上訴人認為，若被訴法院對卷宗第119頁的證據進行充分審查，將能清楚發現上訴人並未意識到自己所參與的行為屬於“兌換款項”。
十二、 總結，上訴人認為被訴法院在未充分審查證據的情況下作出上述認定，構成《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錯誤”。
倘尊敬的中級法院不認同上述主張的理由，亦懇請繼續考慮下述的理由:
III.量刑過重
十三、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判決的刑罰過重，違反了《刑法典》第40條和第65條的規定。
十四、 根據《刑法典》，刑罰應以保護法益、使罪犯重新融入社會為目標，並考慮罪過及預防犯罪的需求，法院需考量所有有利或不利的情節，並適用一般及特別預防。
十五、 終審法院在第68/2016號案件中指出，刑罰應在法律範圍內。考慮罪犯的罪過及預防需求，如果法院考慮了具體個案中的所有情節後，認為適用於被告的刑罰屬不適度，則應予以減刑。
十六、 事實上，上訴人是初犯，詐騙計劃並非上訴人主動決策劃及佈局，而僅是配合命令者作出簡單操作行為，可見上訴人並非主腦。
十七、 在整個案件上，上訴人的故意程度亦非為原審法庭所指之嚴重，在應有的尊重下，上訴人認為其故意程度僅屬中等或低。
十八、 結合案件具體事實分析上訴人之個人狀況及動機可見，其非為以犯罪為樂之人。
十九、 經《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所規定及處罰之一項「詐騙罪」刑幅為二至十年，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判處上訴人三年六個月徒刑明顯是偏重的，有關的刑罰期間更具有嚴懲犯罪主腦的特性。
二十、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並未全面考慮《刑法典》第65條的規定。
二十一、 對於原審法庭的決定，上訴人認為被訴判決之量刑實屬過重，已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
二十二、 基於此，請求閣下重新考慮上述事實和對上訴人重新量刑，繼而處以較輕的刑罰，應判處不多於三年之徒刑。
二十三、 綜上所述，被訴判決違反了《刑法典》第40條第2款及第65條規的規定，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的違反法律之瑕疵，應廢止被訴判決相關決定，並就上訴人之刑罰定出不多於三年的徒刑，繼而適用《刑法典》48條第1款之規定，給予上訴人的徒刑暫緩執行。
綜上所述，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
➢ 接納本上訴及裁定上訴理由成立；
➢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裁定被訴判決沾有的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
倘若法官閣下不認同，則請求判處：
➢ 違反了《刑法典》第40條第2款及第65條規的規定，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的違反法律之瑕疵，因此，廢止被訴判決關於判處上訴人實際徒刑的決定，繼而給予上訴人的徒刑暫緩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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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答覆，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應駁回上訴。(具體理據詳載於卷宗第416至424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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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司法官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並維持原法院所作出的判決。(具體理據詳載於卷宗第434至436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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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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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獲證明的控訴書事實：
1. 2023年11月13日，被害人B(身份資料載於卷宗第183頁)與其兒子D(身份資料載於卷宗第185頁)由福建來澳門旅遊。同日，被害人透過XX聯絡以前其在澳門賭博時替其兌換貨幣的E(身份資料載於卷宗第178頁)，被害人表示需要將人民幣壹佰叁拾萬元(CNY1,300,000.00)兌換成港幣壹佰叁拾捌萬元(HKD1,380,000.00)，兌換率為0.948。E同意，聲稱會將所需港幣現金送到被害人入住的XX酒店第XX號房間。
2. E當時只有約港幣玖拾萬元(HKD900,000.00)，不足以其個人資本完成上述交易，便在XX兌換群〝F〞內尋找其他換錢黨一同併單，發現群內XX名稱為〝G〞之匯率較為吸引，故主動添加對方XX並與其直接聯絡。經商議，雙方同意以合作形式為被害人兌換貨幣，E出資港幣捌拾萬元(HKD800,000.00)，〝G〞出資港幣伍拾捌萬元(HKD580,000.00)，並相約於同日下午6時前在XX酒店大堂會合。稍後，〝G〞將一張嫌犯A的相片發給E，聲稱嫌犯會前來上述會合地點與E一起為被害人進行兌換。(參見卷宗第53至60頁)
3. 同日約12時，嫌犯按一名XX名稱為〝H〞以及一名XX名稱為〝C〞之人士的指示前往XX酒店大堂會合E。〝C〞向嫌犯發送一張E的相片、一個I銀行賬戶(賬號：621XXX831，戶名:J)，提供匯率為948，58收549840等訊息，以便在兌換交易時向對方出示，並叮囑嫌犯如E問有多少便說100。(參見卷宗第93至113頁及第121至135頁)
4. 同日約17時46分，E到達XX酒店大堂後會合嫌犯，然後一同乘搭電梯前往XX樓並進入被害人所在的XX號房間。嫌犯即時添加了E的XX，然後將上述銀行戶口訊息(621XXX831 J, I銀行)發給E。(參見卷宗第146至149頁及第142頁)
5. E與嫌犯進入XX酒店XX號房間後，被害人與其兒子D已在房內等候，E要求被害人分開兩筆數目轉賬，然後發給被害人一個XX訊息(戶名：K L銀行卡號：621XXX799 開戶行：XX支行)，要求被害人先轉賬第一筆數目人民幣捌拾萬元(CNY800,000.00)至該賬戶，被害人便吩咐D按E要求由其本人的M銀行賬戶621XXX267將人民幣捌拾萬元(CNY800,000.00)轉賬到上述戶名為K的L銀行賬戶內，然後按E要求以XX轉賬發給E人民幣捌仟貳佰元(CNY8,200.00)。(參見卷宗第20至21頁)
6. 接著，E將嫌犯發給其載有一個賬戶資料的手機訊息遞給被害人觀看，被害人吩咐D再由其本人的上述M銀行賬戶將人民幣伍拾萬元(CNY500,000.00)轉賬到上述戶名為J的I銀行賬戶內。(參見卷宗第21背頁)
7. 被害人完成上述合共人民幣壹佰叁拾萬元(CNY1,300,000.00)的轉賬後，E拿出現金港幣玖拾萬元(HKD900,000.00)放在枱面上，然後要求嫌犯把協議兌換的現金拿出來，此時嫌犯表示其沒有要兌換的現金，E便查看嫌犯隨身的手袋，沒有發現任何現金，被害人隨即拿去枱面上的現金港幣玖拾萬元(HKD900,000.00)並要求E交付承諾兌換的餘下金額港幣肆拾捌萬元(HKD480,000.00)，E催促嫌犯完成交易，然而，嫌犯聲稱沒有任何現金，已無法聯絡其上線〝C〞及〝H〞，亦無法返還已轉賬的金額，房內眾人發生爭執，未幾，酒店保安員前來了解事件及有警員前來處理。
8. 司警介入調查後，偵查員在嫌犯身上搜出並扣押了一部手提電話連一張電話SIM卡。該手提電話是嫌犯作案時與同夥聯絡的通訊工具。（參見卷宗第88至89頁）
9. 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之情況下與他人同謀合作，故意實施上述行為，意圖為自己及他人獲取不正當利益，訛稱聯合E與被害人進行貨幣兌換交易，使E及被害人誤信嫌犯所言，導致被害人作出轉賬後未能收回全部交易金額，造成被害人相當巨額財產損失。
10. 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是澳門法律所禁止和處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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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亦證明下列事實：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嫌犯的個人及家庭狀況如下：
嫌犯現為無業。
需供養父母。
學歷為高中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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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獲證明之事實：載於控訴書內的其他事實，尤其：
途中，E詢問嫌犯是否帶備足夠金錢，嫌犯表示已帶備足夠金錢，且表示害怕在酒店房間交易會被搶劫，讓E產生其攜帶大量現金的錯覺，為此聲稱客戶亦為女性及熟客對嫌犯作出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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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量刑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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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上訴人指出，原審判決認定其與他人同謀合作共同故意實施詐騙，主要是透過卷宗第108頁至115頁的“XX＂對話記錄，確認上訴人與共犯討論“兌換貨幣＂的細節，但未有充分考慮卷宗第119頁的XX對話記錄，從而導致了錯誤的事實認定。
上訴人還表示，若原審法院對卷宗第119頁的證據進行了充分審查，將能清楚發現上訴人並未意識到自己所參與的行為屬於“兌換款項”，因而原審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
駐初級法院的檢察院代表及駐中級法院的檢察院代表均表示不認同上訴人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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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審法院在事實的判斷中作出如下說明：
“經過庭審，嫌犯否認控罪，辯稱只是按〝C〞的指示到酒店房間代人以銀行帳戶收取人民幣100萬元，〝C〞說對方會轉帳人民幣50萬元到〝C〞提供的銀行帳戶，另外人民幣50萬元則會轉帳到帶其到酒店房間的人(即E)的帳戶，其在房間內沒有與其他人對話，其只向E提供了〝C〞給予的銀行帳戶，〝C〞承諾事成後會給予她3000元作為報酬。
嫌犯說只是協助〝C〞到被害人的房間收回人民幣100萬元，根本不知道E與被害人是進行〝兌換貨幣交易〞；嫌犯的說法不合常理且與案中的證據存在矛盾。
第一，假如〝C〞能安排E帶嫌犯到被害人的房間收款且整個收款過程由E負責，那麼，為何〝C〞不直接將用作收款的銀行帳戶資料發到E的手機，讓E替其收款後通知其便可，〝C〞沒有必要再花3000元聘請嫌犯替其收款。
第二，經分析〝C〞與嫌犯的XX對話記錄(見第108頁至第115頁)，〝C〞與嫌犯明顯在談論〝兌換貨幣〞的細節，當中〝C〞多次要求嫌犯向他人訛稱有100萬(例如：〝她問你有多少你就說100〞、〝這個女的在酒店大廳等你〞、〝不用多聊，問你有多少你就回答100就得了〞、〝不用跟他聊太多〞、〝問你就說有100〞)，嫌犯在對話中從未向〝C〞提出質疑。
第三，嫌犯在回答刑事起訴法庭法官時曾這樣說〝嫌犯在E與客人進行交易時，便把賬號轉發予E。期間嫌犯看見E取出幾十萬元放在枱上〞。
從以上種種可見，嫌犯到被害人房間是進行〝兌換貨幣〞，而不僅僅是向他人收回款項。
嫌犯於庭上堅稱對〝兌換貨幣〞毫不知情，明顯為了隱瞞事實，意圖置身事外，擾亂法庭的判斷。
綜合證人的證言、卷宗內的書證及錄像資料，本院認為證據充分，足以認定嫌犯與他人共謀合力地以兌換貨幣為借口，誘使被害人先轉帳款項到其指定的銀行帳戶，其後不將相應的港幣款項交予被害人，藉此將被害人的款項不正當據為己有。
在客觀綜合分析了嫌犯及被害人所作的聲明以及各證人的證言，並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書證及扣押物證後，根據一般人的經驗作判斷，本合議庭認定了上述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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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們來看看。
第一、首先，我們不能單憑上訴人和上線之間的XX內容來判斷整個案件案情，事實上，原審法院也並非單憑上述二人之XX對話來斷案，而是綜合分析了嫌犯之庭上聲明、被宣讀的屬嫌犯較早前聲明、被害人和各證人之證言，以及警方的調查所獲證據，綜合分析下對本案事實作出認定。
第二、為謹慎起見，我們再次翻閱本案中上訴人和上線之間的XX對話內容：
(一) 嫌犯與“C”的XX中對話內容：
第96頁至120頁的XX對話記錄，嫌犯A向“C”匯報其位置，而“C”稱在珠海有東西要帶，但嫌犯稱其已經進入澳門，故“C”著嫌犯先到XX待命，而“C”稱現已經算嫌犯在工作，是有3000工資的。(詳見第102-105頁)
第108頁至115頁的XX對話記錄，“C”向嫌犯交出一些指示(例如：“她問你有多少你就說100”、“這個女的在酒店大廳等你”、“不用多聊，問你有多少你就回答100就得了”、“不用跟他聊太多”、“問你就說有100”)。
第109-118頁的XX對話記錄，直至2023年11月13日下午5:22，“C”著嫌犯前往XX酒店大廳(詳見第106頁），在大廳會有個女的在等嫌犯，並教導嫌犯以“匯率58”，同時也發送一個銀行戶口（621XXX831 J，I銀行）予嫌犯，叫客人轉帳至此戶口，而轉帳後後要拍圖片發送過來，同時也提及仲介有提成，之後，嫌犯發送了成功轉帳CNY$500,000.00的圖片予“C”。
第119至120頁的XX對話記錄，顯示嫌犯按著“C”指示到達指定地點；上訴人按著對方指示與特定人會見；按對方指示作出收款並轉發收款憑證。尤其在卷宗第119頁，顯示嫌犯按著對方指示完成收款及轉發收款憑證後，向“C”詢問兌換款項的對話內容：時間：晚上6:03；上訴人語音：“你快點上來呀，我他要問我拿錢，你又沒給錢，我，我去哪裡拿錢給他。”。之後，嫌犯已被對方拒聽電話及拉黑。
(二) 嫌犯與“H”於XX中的對話記錄：
第121頁至140頁的XX對話記錄，顯示嫌犯A與另一上線“H”對話，當中嫌犯向“H”匯報其位置。嫌犯問“H”工作是否有違法，而“H”回覆不是違法。“H”安排嫌犯與上述“C”聯絡，並著嫌犯好好聽從“C”的安排及交代工作，稱這是簡單工作。最後，嫌犯也有發送上述客人成功轉帳的圖片予“H”及多次以XX致電對方，但“H”已沒有接聽及理會嫌犯。
(三) 嫌犯與另一女子E於XX中的對話記錄：
第141-145頁的XX對話記錄，顯示嫌犯A與另一女子E於XX中的對話記錄。當中，嫌犯發送上述“C”提供的銀行戶口(621XXX831 J，I銀行)予E，而E也發送成功轉帳CNY$500,000.00的圖片予嫌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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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可見，尤其第108 - 115頁的XX對話記錄內容顯示，“C”多次指示上訴人A在面對詢問時稱自己有100（結合案情可推測是指有100萬用於兌換的款項），且在第109 - 118頁的記錄中，“C”教導上訴人“匯率58”，還讓其提供特定銀行帳戶給客人轉帳，並要求轉帳後拍照發送，同時提及中介有提成。這些資訊都強烈指向這是一個兌換款項的操作流程，上訴人是按照指示行事，說明她對兌換款項行為有一定認知。
至於上訴人詢問“H”工作是否違法，“H”回覆不是違法，並安排她聽從“C”的安排。上訴人之後向“H”發送客人成功轉帳圖片，這表明她知道自己的行為與整個業務流程相關聯，而這個業務流程實際上就是兌換款項，所以從側面可以推斷她意識到自己參與的是兌換款項行為。
至於上訴人將“C”提供的銀行戶口資訊發送給E，E也向上訴人發送成功轉帳50萬元的圖片。這一行為發生在整個兌換款項的場景中，上訴人參與其中並進行資訊傳遞，說明她知曉自己的行為與兌換款項有關。
從上可見，上訴人有被告知前往與客人接洽的任務，且她本人有被告知匯款、匯率，且當嫌犯與另一同往兌換的涉嫌人E見面時，已按指示提供涉案戶口予E，且當客人按上訴人和涉嫌人的指示下完成匯款動作後，上訴人甚至拍攝了匯款證明並分別發送予上線，可見，無論事前、事中、事後，上訴人皆意識到自己所參與的行為屬於“兌換款項”。雖然在第119頁A詢問“你快點上來呀，我他要問我拿錢，你又沒給錢，我，我去哪裡拿錢給他”，看似對兌換款項不知情，但結合之前一系列的指示與操作，不能僅憑這一句話就認定她沒意識到在進行兌換款項行為，更可能是在款項交付環節出現問題後的反應。
第三、上訴人本人在庭審過程中否認控罪，但基本上未曾予以否認客觀事實，除了否認曾向E表示帶備足夠金錢外，即在主觀罪過方面，上訴人是有辯解的，她辯稱是按“C”的指示到酒店房間代人以銀行帳戶收取人民幣100萬元，“C＂說對方會轉帳人民幣50萬元到“C＂提供的銀行帳戶，另外人民幣50萬元則會轉帳到帶其到酒店房間的人（E）的帳戶。而且她在房間内沒有與其他人對話，只向E提供了“C＂給予的銀行帳戶，後者承諾事成後會給予她3,000元作為報酬。
第四，上訴人在庭審聽證中辯稱，否認知悉去往案發酒店房間是與客人(被害人)兌換貨幣，並聲稱没有見到與其商定合作並一同去往酒店房間與客人兌換貨幣的另一名女子E，案發時曾取出港幣現金幾十萬放在枱上。由於此聲明與其在刑事起訴法庭的首次司法訊問中的聲明內容不同，合議庭依法宣讀了上訴人在刑事起訴法庭所作的有關聲明(卷宗第181頁背面尾二段，當中清楚交代了嫌犯在另一名女子E與客人（被害人）進行交易時，嫌犯便把銀行賬號轉發予E，其間上訴人看見E取出幾十萬港幣現金放在枱上)。
因此可見，上訴人一直主張自己是「代收款工具」，但透過她與上線之間的對話，多次提及「匯率 948」「58 收 549840」等專業術語（卷宗第109、110頁），而上訴人未提出任何疑問。若上訴人真以為是「收取欠款」，必然會質疑「匯率」與「收款」的關聯性。上訴人的沉默態度反映出對兌換性質的默示認可，而非單純被蒙騙。重要的是，上訴人被告知若同行女子問她身上現金時，須告知對方帶有100(暗指自己帶足夠現金)。
另檢察院指出，即便上訴人誤認為是「代收款」，但其目睹現場港幣現金交易後，理應認識到行為可能導致被害人財產損失，卻為3,000元報酬繼續配合，屬於放任結果發生的或然故意，仍符合詐騙罪的主觀構成要件。檢察院這番見解，也是本上訴法院所認同的，主觀故意可通過經驗法則推定，正常人處於上訴人境地，應當認識到行為的非法性。若上訴人誤以為是「收取人民幣款項」，當看到現場出現巨額港幣現金時，應立即質疑交易性質並阻止轉賬。但其未採取任何行動，反而繼續配合傳遞銀行賬戶，放任被害人損失發生，符合「或然故意」的主觀構成要件，其行為同樣構成詐騙犯罪。
回到本案，原審法院對於嫌犯(上訴人)說只是協助〝C〞到被害人的房間收回人民幣100萬元，以及根本不知道E與被害人是進行〝兌換貨幣交易〞等說法，嫌犯該辯解是不合常理且與案中的證據存在矛盾，繼而原審法院不予採納之。而原審法庭接納了被害人B及證人D在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乃因他們在筆錄中已清楚及一致地講述了被騙金錢的經過及具體損失，彼等所述與控訴書內容相同，繼而原審法院採納之。
綜上，本上訴法院認為，原審法院已客觀地和綜合地分析了本案原審法庭所審視過的嫌犯的聲明(包括庭審及被宣讀之部份)、被害人和證人之證言、警方證人之證言，並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書證及扣押物證後，按一般經驗法則作判斷，從而對本案事實作出認定。
我們知道，法律賦予法官對證據評價之自由心證，只有當法官對事實審的最終判斷結果尤其違反了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或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時，才會被視為犯上《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指的「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加上，原審法院已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所確立的自由心證的原則，作出客觀、綜合及批判分析後才作出裁判，亦說明了形成心證的依據，當中並無任何明顯違反一般經驗法則或邏輯常理之處。
明顯地，上訴人只是主張其本人陳述為真實，並質疑被害人陳述的真實性，同時認為原審法院不採納上訴人版本是不正確的做法。上訴人單純以其認為存疑的事實來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對法院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質疑法院的自由心證。這顯然是挑戰法律所賦予法院的自由心證範圍而已，並不涉及《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之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結合上述理據，本上訴法院認為被上訴判決並不存在上訴人所指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上訴人此方面之理據明顯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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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 量刑過重
上訴人又指，其為初犯，不是詐騙計劃的策劃者及佈局者，只是配合命令的簡單操作者，在心態上僅屬或然故意，程度中等或低，原審法院判處其三年六個月徒刑量刑過重，應改判其不超逾三年的徒刑，並根據同一法典第48條的規定給予其緩刑。
駐兩院的檢察院代表均不認同上訴人之意見。
以下，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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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量刑的標準。
犯罪的預防分為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二種：前者是指通過適用刑罰達到恢復和加强公眾的法律意識，保障其對因犯罪而被觸犯的法律規範的效力、對社會或個人安全所抱有的期望，並保護因犯罪行為的實施而受到侵害的公眾或個人利益的積極作用，同時遏止其他人犯罪；後者則指對犯罪行為和犯罪人的恐嚇和懲戒，且旨在通過對犯罪行為人科處刑罰，尤其是通過刑罰的執行，使其吸收教訓，銘記其犯罪行為為其個人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從而達到遏止其再次犯罪，重新納入社會的目的。
我們來看看原審法院對上訴人之量刑情節:“按照上述的量刑標準，同時考慮到在本個案中的具體情節，尤其嫌犯為初犯，但其犯罪故意程度甚高、涉案的騙款額十分巨大及被害人至今尚未獲得適當賠償；本合議庭認為嫌犯以共犯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結合同法典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判處三年六個月徒刑最為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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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之規定，財產損失屬相當巨額的詐騙罪可被科處2年至10年徒刑。
而原審法庭對上訴人觸犯該犯罪判處3年6個月徒刑。
事實上，正如原審法院認定嫌犯在本案的狀況(其雖為初犯、其犯罪目的和作案手法、獲利金額或被害人實際損失之金額約港幣480,000元)，以及嫌犯為初犯，但其犯罪故意程度甚高、涉案的騙款額十分巨大及被害人至今尚未獲得適當賠償，尚需考慮預防犯罪的需要等因素。
從一般預防來講，詐騙罪侵犯了他人財產權，各式各樣的詐騙為本澳常發犯罪，尤其是涉及貨幣兌換的詐騙行為在本澳屢禁不止，為本澳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因此，加強對此類犯罪的一般預防要求亦是毋庸置疑。
考慮到上訴人的罪過程度、所犯罪行的性質及嚴重性、所涉及的金額、可適用的刑罰幅度、上訴人的個人狀況、案件的具體情節，並綜合考慮犯罪預防的需要，我們認為，原審法院判處上訴人觸犯的詐騙罪(相當巨額)三年六個月徒刑，而此刑罰僅稍高於該罪抽象法定刑幅的下限，與刑罰上限（10年徒刑）相距尚遠，有關刑期實屬於接近最低刑幅的刑期了。
綜上所述，本上訴法院在全面衡量原審法庭已查明且關乎上訴人的已證事實、其犯罪情節、以及犯罪一般預防和犯罪特別預防之需要，亦深入剖析了檢察院代表所提出的量刑建議後認為，原審法院之本案刑期的量刑是符合犯罪的一般及特別預防要求，並不存在明顯過重的情況，故不會介入改動之。
至於上訴人提出的緩刑問題，由於其被科處的刑罰超逾3年徒刑，並不符合法律規定給予緩刑的形式前提條件(《刑法典》第48條)。
綜上所述，本上訴法院認為，上訴人此方面之理據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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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裁決。
判處上訴人繳付6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上訴的訴訟費用。
訂定上訴人辯護人辯護費為澳門幣3,500圓。
著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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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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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靜霞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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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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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第二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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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2025 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