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508/2024號（刑事上訴案）
日期：2025年6月19日
重要法律問題：
- 連續犯
- 共同正犯、從犯
- 特別減輕刑罰
摘 要
1. 根據《刑法典》第29條第2款規定，符合連續犯者，應：
1）數次實現同一罪狀或基本上保護同一法益之不同罪狀；
2）實行之方式本質上相同；
3）係在可相當減輕行為人罪過之同一外在情況誘發下實行者。
上述第3）點要求出現一“同一外在情況”，該“外在情況”必須：是外部的，不取決於行為人任何內在意志的；誘發或便利行為人再次產生犯罪決意；可以相當降低行為人的罪過。
犯罪手法由犯罪行為人的意志所決定，不屬於外部的客觀情況。犯罪手法之方便有效並不構成誘發或便利上訴人再次產生犯罪決意的外在情況，更無法降低其罪過。
2.正犯與從犯，是參與犯罪的兩種行為方式，各自以其自身方式促使或協助事件的發生。其中，正犯是主要的參與者，擔當著主要角色，支配著構成犯罪之行為；從犯則是次要或偶然的參與者，屬幫助性質。從犯在犯罪中的參與不是實質性的，即使沒有其介入，相關的犯罪依然會發生。
上訴人與從事職業介紹工作的第二嫌犯合謀分工，利用上訴人澳門居民的身份以及獲得的聘請外地員工的許可，透過設立虛假的工作合約，為他人取得在澳門逗留的許可，並令第二嫌犯取得中介費用。上訴人並非單純地提供物質上或精神上的幫助，而是親身且直接地參與其中，更具有不可或缺的關鍵作用。故此，上訴人非為「偽造文件罪」的從犯，而是共同正犯。
3.特別減輕刑罰的前提要件是：相關的情節明顯減輕事實之不法性或行為人之罪過，或明顯減少刑罰之必要性。
《刑法典》第66條第2款c)項所要求的成立要件是行爲人做出積極的行爲、從而導致其犯罪行爲的不法性明顯得以減輕。行為人在證據確鑿的情況下作出自認，此情節不能符合特別減輕刑罰的前提要件。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
周艷平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508/2024號（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第三嫌犯：A
日期：2025年6月19日
一、 案情敘述
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1-23-0187-PCC號合議庭普通刑事案件中，合議庭於2024年4月12日作出判決，裁定：
嫌犯B，被控以既遂方式觸犯第6/2004號法律《非法入境、非法逗留及驅逐出境的法律》第1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八項「偽造文件罪」；及以未遂方式觸犯第6/2004號法律《非法入境、非法逗留及驅逐出境的法律》第1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均獲判處無罪。
嫌犯C，以直接共犯身分及在犯罪既遂的情況下，觸犯了第6/2004號法律《非法入境、非法逗留及驅逐出境的法律》第1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七項「偽造文件罪」，每項判處二年九個月徒刑；及以直接共犯身分及在犯罪未遂的情況下，觸犯了第6/2004號法律《非法入境、非法逗留及驅逐出境的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刑法典》第21條、第22條第1款及第2款以及第67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判處一年六個月徒刑；八罪競合，合共判處七年實際徒刑。
嫌犯C，被控以既遂方式觸犯第6/2004號法律《非法入境、非法逗留及驅逐出境的法律》第1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針對嫌犯D)，獲判處無罪。
嫌犯A，以直接共犯身分及在犯罪既遂的情況下，觸犯了第6/2004號法律《非法入境、非法逗留及驅逐出境的法律》第1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七項「偽造文件罪」，每項判處二年三個月徒刑；及以直接共犯身分及在犯罪未遂的情況下，觸犯了第6/2004號法律《非法入境、非法逗留及驅逐出境的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刑法典》第21條、第22條第1款及第2款以及第67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判處一年徒刑；八罪競合，合共判處四年六個月實際徒刑。
嫌犯A，被控以既遂方式觸犯第6/2004號法律《非法入境、非法逗留及驅逐出境的法律》第1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針對嫌犯D)，獲判處無罪。
嫌犯E，以直接共犯身分及在犯罪既遂的情況下，觸犯了第6/2004號法律《非法入境、非法逗留及驅逐出境的法律》第1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判處二年三個月徒刑，暫緩三年執行。
嫌犯F，以直接共犯身分及在犯罪既遂的情況下，觸犯了第6/2004號法律《非法入境、非法逗留及驅逐出境的法律》第1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判處二年六個月徒刑，暫緩三年執行。
嫌犯G、嫌犯D、嫌犯H、嫌犯I、嫌犯J、嫌犯K及嫌犯L，各被控觸犯第6/2004號法律《非法入境、非法逗留及驅逐出境的法律》第1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均獲判處無罪。
*
嫌犯A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上訴理由闡述載於卷宗第1641頁至第1669頁）。1
*
駐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檢察院代表作出答覆，認為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應駁回上訴（詳見卷宗第1700頁至第1708頁）。
檢察院提出以下理由（結論部分）：
經分析原審法院合議庭判決書及審查卷宗內的所有事實及證據，檢察院對以上之上訴及理由不表贊同。
一、關於連續犯的問題
1. 上訴人辯稱，於2015年11月25日至2019年12月27日期間，其為了協助嫌犯C(即第二嫌犯C)賺取“外地僱員”的介紹費，並應上述嫌犯的要求簽署委托書，以虛假僱用方式為同案另外八名非本澳居民的嫌犯辦理申請延長逗留期的手續。但是上訴人没有收取報酬，不知後果如此嚴重，其作案動機來自於外部要求，即應同案第二嫌犯C的請求而實施行為，上訴人認為其是在可相當減輕行為人罪過之同一外在情況誘發下作出犯罪行為，其所實施的「偽造文件罪」應歸入《刑法典》第29條第2款所規定的連續犯，並應按照同一法典第73條的規定判刑。對此方面的上訴理由，檢察院不予認同。
2. 根據澳門《刑法典》第29條第2款的規定及澳門的司法見解，“連續犯＂一般是指行為人作出了第一次犯罪行為後，發現方便其重複實行同類犯罪的同一外部條件或環境並無變化，而誘使行為人繼續實行同類犯罪行為。由於存在源自外在相同的可便於行為人重複實施犯罪的客觀條件，以致期待行為人以不同的方式行事的可能性有所減低，故亦客觀上相應減輕了行為人的罪過。
3. 本案中，雖然上訴人實施了八次「偽造文件罪」，而實行之方式本質上相同，但其在首次實施犯罪行為後並非是在便於其重複實施犯罪的同一外部條件或環境並無變化的情況下而實施同類犯罪行為。相反，上訴人伙同第二嫌犯共同實施第一次偽造文件行為之後，其再次伙同第二嫌犯實施其它的偽造文件行為時，皆是分別協助不同的外籍人士辦理申請臨時逗留，而且皆是在不同的客觀及主觀條件下實施，因此其續後的七次「偽造文件罪」並非在同一有利於重覆犯罪的同一外部條件下實施，而是在不同的客觀及主觀條件下實施。
4. 事實上，上訴人在庭審聽證中清楚交待了作案動機。上訴人表示，雖然她没有在犯罪過程中收取金錢利益，但實際上亦不是毫無利益關係，而是因為在其母親患病期間曾多次得到任職於“XX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的第二嫌犯的幫助及介紹，使上訴人聘請到合適的家傭。因其心存感激才答應第二嫌犯的要求從而共同參與實施本案的偽造文件罪。
5. 然而，從本案之已證事實可見，上訴人在首次作出犯罪行為後並未出現方便其重覆實施同類偽造文件罪的同一外部條件或環境，其每次皆是藉簽署虛假的僱用合同之方式協助不同的外籍人士以外地僱員的身份申請臨時逗留許可，其每次行為皆具有獨立的犯意，八次犯意之間並無直接關聯。因此，上訴人主觀上是不斷出現新的犯意，此等新的犯意不但不能減輕其罪過，反而顯示其續後的同類犯罪的故意程度甚至更高。是故，上訴人並不具備連續犯所必須具備的“可相當減輕行為人罪過＂這一必要要件。
6. 因此，綜合本案的案情，檢察院認為，上訴人八次觸犯「偽造文件罪」之行為不應被定性為“連續犯＂，也就是說，原審法院合議庭之判決没有違反澳門《刑法典》第29條第2款之規定，不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的“適用法律”之瑕疵。
二、關於從犯的問題
7. 上訴人辯稱其僅是對第二嫌犯故意作出之犯罪提供幫助，没有收取財產利益，只是應第二嫌犯的要求在文件上簽名，與第二嫌犯之犯罪行為相比，上訴人的行為僅具附屬或次要的性質，因此根據《刑法典》第26條之規定應改判其以「從犯」的形式觸犯「偽造文件罪」。對此，檢察院不予認同。
8. 根據澳門《刑法典》第25條的規定，「正犯」有以下幾種類型：1.直接正犯，即親身實行事實者；2.間接正犯，即透過他人實行事實者；3.共同直接正犯，即與某人或某些人透過協議直接參與或共同直接參與事實之實行者；4.教唆犯，即故意使他人產生作出事實之決意者，只要該事實已實行或開始實行，亦以正犯處罰之。
9. 從本案之已證事實來看，我們認為本案上訴人之情況符合上述刑法典所規定的「正犯」的第3種類型「共同直接正犯」之要件，即上訴人是與第二嫌犯透過協議直接共同參與實施偽造文件之犯罪事實，屬「共同直接正犯」，而不是如上訴人所指的其僅是屬於對第二嫌犯所故意實施之犯罪提供幫助的「從犯」。
10. 本案已證事實顯示，於案發期間，第二嫌犯（C）於“XX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任職前台接待員，上訴人則是第二嫌犯的朋友。為了讓外籍人士有足夠時間逗留在澳門尋找僱主，從而讓“XX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能賺取該等外籍人士所支付的介紹費。第二嫌犯及上訴人共同合意，分工合作，每當有剛到澳門或失業的外籍人士需要在澳門逗留以尋找工作，第二嫌犯皆會通知上訴人，而上訴人便會與該等外籍人士簽署虛假的僱用合同及相關的申請文件，再由嫌犯B準備有關申請文件及帶同該等外籍人士前往相關部門遞交文件，藉此為該等外籍人士取得外地僱員身份的臨時逗留許可，以免該等外籍人士因逗留期屆滿而需離開澳門。
11. 上述整個犯罪之全過程皆有充分證據予以證實，上訴人並無異議。因此，完全可以認定，上訴人在整個犯罪事實的實施過程中，絕不是如上訴人所說其行為僅具附屬或次要的性質。
12. 與此相反，檢察院認為，已證事實顯示上訴人與第二嫌犯是出於共同的意圖和預謀而達成協議，並分工合作，共同直接參與偽造文件的事實，而且上訴人在整個犯罪活動中起着關鍵作用，因為上訴人獲批了聘用外地僱員的配額，若没有上訴人的共同參與，單憑本是外地僱員身份的第二嫌犯根本不可能實現以偽造文件之方式協助他人取得外地僱員臨時逗留許可。
13. 因此，檢察院認為，上訴人絕不應被歸類為澳門《刑法典》第26條第1款所規定的「從犯」，而應被歸類為澳門《刑法典》第25條所規定的「共同直接正犯」。
14. 綜上，檢察院認為，上訴人所提出的將其犯罪人的身份定性為「從犯」的上訴請求，並無任何事實依據，原審判決在裁定上訴人以直接共同正犯的形式觸犯「偽造文件罪」的定性正確，没有違反《刑法典》第26條之規定，不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之“適用法律＂瑕疵。
三、關於刑罰之特別減輕的問題
15. 上訴人辯稱其表現出真誠的悔意，並明顯為發現事實真相做出了貢獻，故上訴人認為其行為符合《刑法典》第66條所規定的特別減輕的情節。檢察院對此亦未能予以認同。
16. 根據庭審所得的已證事實顯示，於2020年3月27日，上訴人（嫌犯A）、第一嫌犯B及嫌犯F前往治安警察局居留及逗留事務廳辦理嫌犯F的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手續時，被警員發現上訴人及嫌犯F對工作環境及情況支吾以對，從而揭發本案。調查期間，警員在嫌犯B、第二嫌犯及上訴人身上各搜獲一部手提電話，並在上訴人的“微信”內發現三人的聊天記錄。
17. 雖然上訴人在庭審期間承認被指控之犯罪事實，但考慮到上訴人並非在警察當局或司法機關尚未掌握證據情況下的坦白承認，而是在警方已獲得相關確鑿證據的情況下而選擇的自認。因此，其自認行為對發現及證明本案事實並非起到關鍵性的重要作用。
18. 顯然，本案上訴人的情況尚不符合《刑法典》第66條所規定的特別減輕刑罰之條件，故原審判決沒有對上訴人適用有關特別減輕刑罰之規定並無不當。
19. 當然，上訴人在庭審聽證中選擇坦白認罪的態度對其量刑時是可以作為一項酌情從輕處罰之情節予以考慮的。
20. 經審視原審判決對上訴人所裁定之刑罰，其以既遂方式所觸犯之每一項「偽造文件罪」被判處2年3個月徒刑（此罪之法定刑幅為2至8年徒刑），以未遂方式觸犯之一項「偽造文件罪」被判處1年(此罪之法定刑幅為1個月至5年4個月徒刑)，有關量刑僅稍高於該等犯罪抽象法定刑幅的下限，與刑罰上限相距尚遠。上述八罪競合後，原審法院合共判處上訴人4年6個月徒刑。檢察院認為對上訴人所裁定的以上刑罰，已經是給予了從輕量刑的結果，原審法院明顯是充分考慮了上訴人坦白認罪之有利情節。
21. 因此，檢察院認為，原審判決未有對上訴人適用刑罰之特別減輕没有違反《刑法典》第66條之規定，不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之“適用法律＂瑕疵。
22. 綜上所述，應駁回上訴。
*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全部不成立，應駁回上訴及維持原判（詳見卷宗第1741頁至第17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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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接收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
二、 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過庭審確認的事實
獲證明屬實的事實：
一、
“XX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是一間於澳門設立的公司，主要業務為協助澳門僱主聘請外地僱員，包括為僱主尋找合適的外地僱員、準備有關聘請之文件、前往相關政府部門申請聘請僱員許可，及為外地僱員辦理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
二、
案發時，嫌犯B於“XX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任職外勤人員，主要職責為協助外地僱員辦理申請文件及前往相關政府部門遞交文件。
三、
案發時，嫌犯C於“XX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任職前台接待員，主要職責為接聽公司電話及接待客人。
四、
嫌犯C及嫌犯A為朋友關係。
五、
為了讓外地人士有足夠時間逗留在澳門尋找僱主，嫌犯C及嫌犯A共同合意，分工合作，每當有剛到澳門或失業的外地僱員需要在澳門逗留以尋找工作，嫌犯C將會通知嫌犯A，以便嫌犯A使用其外地僱員配額為外地人士申請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再由嫌犯B準備有關申請文件及帶同該等外地人士前往相關部門遞交文件，藉此為該等外地人士取得外地僱員臨時逗留許可，以免該等外地人士因逗留期已滿而需離開澳門。
(
六、
(針對虛假聘用嫌犯G部分)
1.
嫌犯G為越南籍人士。
2.
2015年，嫌犯G請求“XX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為其尋找澳門僱主。
3.
為了“XX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能賺取嫌犯G給付的介紹費，嫌犯C在未為嫌犯G尋得澳門僱主的情況下，嫌犯C及嫌犯A依計劃，由嫌犯A使用其外地僱員配額為嫌犯 G申請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藉獲准臨時逗留許可的時間協助嫌犯G在澳門尋得僱主。
4.
2015年11月25日，嫌犯A簽署一份委托書，內容為委托嫌犯B協助辦理因嫌犯A聘請嫌犯G而申辦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之手續(參見卷宗第668頁)。
5.
同日，嫌犯B帶同上述委托書、一份由嫌犯A作為聘用實體簽署的「外地僱員逗留許可」申請表及一份聲明書，向治安警察局申請聘用嫌犯G擔任“家務工作”，當中，嫌犯A使用第30463/IMO/GRH/2015號批示及以家務工作為由向該局申請以外地僱員逗留許可方式聘用嫌犯G (參見卷宗第663至669頁)。
6.
由於當日嫌犯G並未親身前往治安警察局辦理手續，因此嫌犯G並未透過上述申請獲發“僱員身份逗留的臨時許可”(參見卷宗第995頁)。
7.
2016年2月1日，嫌犯A向治安警察局提交一份申請函，內容為聲明嫌犯A與嫌犯G協議終止勞動關係(參見卷宗第996 頁)。
8.
事實上，嫌犯A及嫌犯G從來沒有建立真正的勞動關係，嫌犯A從未聘請嫌犯G，嫌犯G亦從沒有向嫌犯A提供家務工作或任何勞動服務。
9.
嫌犯C及嫌犯A為著令嫌犯G在本特區逗留以尋找工作，以共謀合力及分工合作形式， 在嫌犯A沒有與嫌犯G實際建立勞動關係的情況下，由嫌犯C及嫌犯A為嫌犯 G藉虛假的勞動關係申辦外地僱員之逗留許可，使嫌犯A與嫌犯G建立勞動關係的這一法律上之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外地僱員逗留許可」申請表上，目的是蒙騙執法當局而令其自由地在本特區逗留。
10.
嫌犯C及嫌犯A的上述目的因彼等意志之外原因未達到。
(
七、
(針對虛假聘用嫌犯D部分)
1.
嫌犯D為印尼籍人士。
2.
2016年，嫌犯D請求“XX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為其尋找澳門僱主。
3.
(未能證實)
4.
2016年12月7日，嫌犯A簽署一份委托書，內容為委托嫌犯B協助辦理因嫌犯A聘請嫌犯D而申辦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之手續(參見卷宗第729頁)。
5.
同日，嫌犯B帶同上述委托書及一份由嫌犯A作為聘用實體簽署的「外地僱員逗留許可」申請表，向治安警察局申請聘用嫌犯D擔任“家務工作”，當中，嫌犯A使用第30463/IMO/GRH/2015號批示及以家務工作為由向該局申請以外地僱員逗留許可方式聘用嫌犯D (參見卷宗第724至729頁)。
6.
當局向嫌犯D發出“外地僱員臨時逗留許可”，臨時逗留許可期間由2016年12月7日至2017年1月12日(參見卷宗第994頁)。
7.
2017年1月12日，嫌犯A透過嫌犯B向治安警察局提交一份申請函，內容為聲明嫌犯A與嫌犯D協議終止勞動關係(參見卷宗第730至732頁)。
8.
(未能證實)
9.
(未能證實)
(
八、
(針對虛假聘用嫌犯H部分)
1.
嫌犯H為印尼籍人士。
2.
2017年6月，嫌犯H被原僱主辭退，於是請求“XX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為其尋得新僱主。
3.
為了“XX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能賺取嫌犯H給付的介紹費，嫌犯C在未為嫌犯H尋得澳門新僱主的情況下，嫌犯C及嫌犯A依計劃，由嫌犯A使用其外地僱員配額為嫌犯H申請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藉獲准臨時逗留許可的時間協助嫌犯H在澳門尋得新僱主。
4.
2017年6月16日，嫌犯A簽署一份委托書，內容為委托M協助辦理因嫌犯A聘請嫌犯H而申辦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之手續(參見卷宗第696頁)。
5.
同日，M帶同上述委托書及一份由嫌犯A作為聘用實體簽署的「外地僱員逗留許可」申請表，向治安警察局申請聘用嫌犯H擔任“家務工作”，當中，嫌犯A使用第14969/IMO/DSAL/2017號批示及以家務工作為由向該局申請以外地僱員逗留許可方式聘用嫌犯H (參見卷宗第693至696頁)。
6.
當局在嫌犯C及嫌犯A的瞞騙下，向嫌犯H發出 “外地僱員臨時逗留許可”，臨時逗留許可期間由2017年6月16日至2017年7月17日(參見卷宗第994頁)。
7.
2017年6月27日，嫌犯A透過M向治安警察局提交一份申請函，內容為聲明嫌犯A與嫌犯H協議終止勞動關係(參見卷宗第697至699頁)。
8.
事實上，嫌犯A及嫌犯H從來沒有建立真正的勞動關係，嫌犯A從未聘請嫌犯H，嫌犯H亦從沒有向嫌犯A提供家務工作或任何勞動服務。
9.
(未能證實)
10.
嫌犯C及嫌犯A為著令嫌犯 H在本特區逗留以尋找工作，以共謀合力及分工合作形式，在嫌犯A沒有與嫌犯H實際建立勞動關係的情況下，由嫌犯C及嫌犯A為嫌犯H藉虛假的勞動關係申辦外地僱員之逗留許可，使嫌犯A與嫌犯H建立勞動關係的這一法律上之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外地僱員逗留許可」申請表上，從而令嫌犯H獲發外地僱員臨時逗留許可，以蒙騙執法當局而令其自由地在本特區逗留。
(
九、
(針對虛假聘用嫌犯I部分)
1.
嫌犯I為印尼籍人士。
2.
2017年7月，嫌犯I辭去前僱主的工作，於是請求“XX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為其尋得新僱主。
3.
為了“XX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能賺取嫌犯I給付的介紹費，嫌犯C在未為嫌犯I尋得澳門新僱主的情況下，嫌犯C及嫌犯A依計劃，由嫌犯A使用其外地僱員配額為嫌犯 I申請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藉獲准臨時逗留許可的時間協助嫌犯I在澳門尋得新僱主。
4.
2017年8月4日，嫌犯A簽署一份委托書，內容為委托M協助辦理因嫌犯A聘請嫌犯I而申辦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之手續(參見卷宗第776頁)。
5.
同日，M帶同上述委托書及一份由嫌犯A作為聘用實體簽署的「外地僱員逗留許可」申請表，向治安警察局申請聘用嫌犯I 擔任“家務工作”，當中，嫌犯A使用第14969/IMO/DSAL/2017號批示及以家務工作為由向該局申請以外地僱員逗留許可方式聘用嫌犯I (參見卷宗第773至776頁)。
6.
當局在嫌犯C及嫌犯A的瞞騙下，向嫌犯I發出“外地僱員臨時逗留許可”，臨時逗留許可期間由2017年8月4日至2017年9月8日(參見卷宗第994頁)。
7.
2017年8月22日，嫌犯A透過M為其向治安警察局提交一份申請函，內容為聲明嫌犯A與嫌犯I協議終止勞動關係(參見卷果第777至779頁)。
8.
事實上，嫌犯A及嫌犯I從來沒有建立真正的 勞動關係，嫌犯A從未聘請嫌犯I，嫌犯I亦從沒有向嫌犯A提供家務工作或任何勞動服務。
9.
嫌犯C及嫌犯A為著令嫌犯 I在本特區逗留以尋找工作，以共謀合力及分工合作形式，在嫌犯A沒有與嫌犯I實際建立勞動關係的情況下，由嫌犯C及嫌犯A為嫌犯 I藉虛假的勞動關係申辦外地僱員之逗留許可，使嫌犯A與嫌犯I建立勞動關係的這一法律上之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外地僱員逗留許可」申請表上，從而令嫌犯I獲發外地僱員臨時逗留訐可，以蒙騙執法當局而令其自由地在本特區逗留。
(
十、
(針對虛假聘用嫌犯E部分)
1.
嫌犯E為菲律賓籍人士。
2.
2018年7月23日，嫌犯E請求“XX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為其尋得澳門僱主。
3.
為了“XX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能賺取嫌犯E 給付的介紹費，嫌犯C在未為嫌犯 E尋得澳門僱主的情況下，嫌犯C及嫌犯A依計劃，由嫌犯A使用其外地僱員配額為嫌犯E申請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藉獲准臨時逗留許可的時間協助嫌犯E在澳門尋得僱主。
4.
2018年9月10日，嫌犯A簽署一份委托書，內容為委托嫌犯B協助辦理因嫌犯A聘請嫌犯E而申辦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之手續(參見卷宗第852頁)。
5.
同日，嫌犯B帶同上述委托書及一份由嫌犯A作為聘用實體簽署的「外地僱員逗留許可」申請表，向治安警察局申請聘用嫌犯E擔任“家務工作”，當中，嫌犯A使用第14969/IMO/DSAL/2017號批示及以家務工作為由向該局申請以外地僱員逗留許可方式聘用嫌犯E (參見卷宗第849至852頁)。
6.
當局在嫌犯C、嫌犯A及嫌犯E的瞞騙下，向嫌犯E發出 “外地僱員臨時逗留許可”，臨時逗留許可期間由2018年9月10日至2018年10月5日(參見卷宗第994頁)。
7.
其後，“XX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為嫌犯E尋得新僱主。
8.
2018年9月20日，嫌犯A透過嫌犯B為其向治安警察局提交一份申請函，內容為聲明嫌犯A與嫌犯E協議終止勞動關係(參見卷宗第853至855頁)。
9.
事實上，嫌犯A及嫌犯E從來沒有建立真正的勞動關係，嫌犯A從未聘請嫌犯E，嫌犯E亦從沒有向嫌犯A提供家務工作或任何勞動服務。
10.
嫌犯C及嫌犯A為著令嫌犯 E在本特區逗留以尋找工作，以共謀合力及分工合作形式，在嫌犯A沒有與嫌犯E實際建立勞動關係的情況下，由嫌犯C及嫌犯A為嫌犯E藉虛假的勞動關係申辦外地僱員之逗留許可，使嫌犯A與嫌犯E建立勞動關係的這一法律上之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外地僱員逗留許可」申請表上，從而令嫌犯E獲發外地僱員臨時逗留許可，以蒙騙執法當局而令其自由地在本特區逗留。
(
十一、
(針對虛假聘用嫌犯J部分)
1.
嫌犯J為印尼籍人士。
2.
2018年，嫌犯J因在澳門的逗留期限將至，故請求嫌犯C協助其延長在澳門的逗留期間，嫌犯C要求嫌犯J支付澳門幣1,000元作為報酬，而嫌犯 J只願支付澳門幣500元作為報酬。
3.
為了取得嫌犯J給付的報酬，嫌犯C在沒有為嫌犯J尋找澳門僱主的情況下，嫌犯C及嫌犯A依計劃，由嫌犯A使用其外地僱員配額為嫌犯J申請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以延長嫌犯J在澳的逗留期間。
4.
2018年9月28日，嫌犯A簽署一份委托書，內容為委托嫌犯B協助辦理因嫌犯A聘請嫌犯J而申辦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之手續(參見卷宗第824頁)。
5.
同日，嫌犯B帶同上述委托書及一份由嫌犯A作為聘用實體簽署的「外地僱員逗留許可」申請表，向治安警察局申請聘用嫌犯J擔任“家務工作”，當中，嫌犯A使用第14969/IMO/DSAL/2017號批示及以家務工作為由向該局申請以外地僱員逗留許可方式聘用嫌犯J (參見卷宗第821至825頁)。
6.
當局在嫌犯C及嫌犯A的瞞騙下，向嫌犯J發出“外地僱員臨時逗留許可”，臨時逗留許可期間由2018年9月28日至2018年10月26日(參見卷宗第994頁)。
7.
2018年10月19日，嫌犯A透過N為其向治安警察局提交一份申請函，內容為聲明嫌犯A與嫌犯J協議終止勞動關係(參見卷宗第826至828頁)。
8.
事實上，嫌犯A及嫌犯J從來沒有建立真正的勞動關係，嫌犯A從未聘請嫌犯J，嫌犯J亦從沒有向嫌犯A提供家務工作或任何勞動服務。
9.
嫌犯C及嫌犯A為著令嫌犯 J在本特區逗留，以共謀合力及分工合作形式，在嫌犯A沒有與嫌犯J實際建立勞動關係的情況下，由嫌犯C及嫌犯A為嫌犯J藉虛假的勞動關係申辦外地僱員之逗留許可，使嫌犯A與嫌犯J建立勞動關係的這一法律上之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外地僱員逗留許可」申請表上，從而令嫌犯J獲發外地僱員臨時逗留許可，以蒙騙執法當局而令其自由地在本特區逗留。
(
十二、
(針對虛假聘用嫌犯K部分)
1.
嫌犯K為印尼籍人士。
2.
2019年1月，嫌犯K辭去前僱主的工作，於是請求“XX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為其尋得新僱主。
3.
為了“XX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能賺取嫌犯K給付的介紹費，嫌犯C在未為嫌犯K尋得澳門新僱主的情況下，嫌犯C及嫌犯A依計劃，由嫌犯A使用其外地僱員配額為嫌犯K申請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藉獲准臨時逗留許可的時間協助嫌犯K在澳門尋得新僱主。
4.
2019年1月10日，嫌犯A簽署一份委托書，內容為委托N協助辦理因嫌犯A聘請嫌犯K而申辦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之手續(參見卷宗第886頁)。
5.
同日，N帶同上述委托書及一份由嫌犯A作為聘用實體簽署的「外地僱員逗留許可」申請表，向治安警察局申請聘用嫌犯K擔任“家務工作”，當中，嫌犯A使用第30463/IMO/GRH/2015號批示及以家務工作為由向該局申請以外地僱員逗留許可方式聘用嫌犯K (參見卷宗第883至886頁)。
6.
當局在嫌犯C及嫌犯A的瞞騙下，向嫌犯K發出“外地僱員臨時逗留許可”，臨時逗留許可期間由2019年1月10日至2019年2月12日(參見卷宗第994頁)。
7.
其後，“XX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為嫌犯K尋得新僱主。
8.
2019年1月21日，嫌犯A透過N為其向治安警察局提交一份申請函，內容為聲明嫌犯A與嫌犯K協議終止勞動關係(參見卷宗第887至889頁)。
9.
事實上，嫌犯A及嫌犯K從來沒有建立真正的勞動關係，嫌犯A從未聘請嫌犯K，嫌犯K亦從沒有向嫌犯A提供家務工作或任何勞動服務。
10.
嫌犯C及嫌犯A為著令嫌犯 K在本特區逗留以尋找工作，以共謀合力及分工合作形式，在嫌犯A沒有與嫌犯K實際建立勞動關係的情況下，由嫌犯C及嫌犯A為嫌犯K藉虛假的勞動關係申辦外地僱員之逗留許可，使嫌犯A與嫌犯K建立勞動關係的這一法律上之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外地僱員逗留許可」申請表上，從而令嫌犯K獲發外地僱員臨時逗留許可，以蒙騙執法當局而令其自由地在本特區逗留。
(
十三、
(針對虛假聘用嫌犯L部分)
1.
嫌犯L為印尼籍人士。
2.
2019年11月，嫌犯L被原僱主辭退，於是請求“XX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為其尋得新僱主。
3.
為了“XX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能賺取嫌犯L給付的介紹費，嫌犯C在未為嫌犯L尋得澳門新僱主的情況下，嫌犯C及嫌犯A依計劃，由嫌犯A使用其外地僱員配額為嫌犯L申請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藉獲准臨時逗留許可的時間協助嫌犯L在澳門尋得新僱主。
4.
2019年11月21日，嫌犯A向治安警察局提交一份由其作為聘用實體簽署的「外地僱員逗留許可」申請表，申請聘用嫌犯L擔任“家務工作”，當中，嫌犯A使用第14969/IMO/DSAL/2017號批示及以家務工作為由向該局申請以外地僱員逗留許可方式聘用嫌犯L (參見卷宗第928至930頁)。
5.
當局在嫌犯C及嫌犯A的瞞騙下，向嫌犯L發出“外地僱員臨時逗留許可”，臨時逗留許可期間由2019年11月21日至2020年1月2日(參見卷宗第994頁)。
6.
其後，“XX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為嫌犯L尋得新僱主。
7.
2019年12月11日，嫌犯A透過O為其向治安警察局提交一份申請函，內容為聲明嫌犯A與嫌犯L協議終止勞動關係(參見卷宗第931至933頁)。
8.
事實上，嫌犯A及嫌犯L從來沒有建立真正的勞動關係，嫌犯A從未聘請嫌犯L，嫌犯L亦從沒有向嫌犯A提供家務工作或任何勞動服務。
9.
嫌犯C及嫌犯A為著令嫌犯 L在本特區逗留以尋找工作，以共謀合力及分工合作形式，在嫌犯A沒有與嫌犯L實際建立勞動關係的情況下，由嫌犯C及嫌犯A為嫌犯L藉虛假的勞動關係申辦外地僱員之逗留許可，使嫌犯A與嫌犯L建立勞動關係的這一法律上之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外地僱員逗留許可」申請表上，從而令嫌犯L獲發外地僱員臨時逗留許可，以蒙騙執法當局而令其自由地在本特區逗留。
(
十四、
(針對虛假聘用嫌犯F部分)
1.
嫌犯F為緬甸籍人士。
2.
2019年12月，嫌犯F請求“XX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為其尋得澳門僱主。
3.
為了“XX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能賺取嫌犯F給付的介紹費，嫌犯C在未為嫌犯F 尋得澳門僱主的情況下，嫌犯C及嫌犯A依計劃，由嫌犯A使用其外地僱員配額為嫌犯F申請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藉獲准臨時逗留許可的時間協助嫌犯F 在澳門尋得僱主。
4.
2019年12月27日，嫌犯A透過O向治安警察局提交一份由嫌犯A作為聘用實體簽署的「外地僱員逗留許可」申請表，申請聘用嫌犯F擔任“家務工作”，當中，嫌犯A使用第30463/IMO/GRH/2015號批示及以家務工作為由向該局申請以外地僱員逗留許可方式聘用嫌犯F (參見卷宗第147至152頁)。
5.
當局在嫌犯C、嫌犯A及嫌犯F的瞞騙下，向嫌犯F發出“外地僱員臨時逗留許可”，臨時逗留許可期間由2020年2月3日至2020年12月26日(參見卷宗第23頁)。
6.
2020年2月3日，嫌犯F獲發編號為XXX的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聘用實體為A，職務為家務工作，期限至2020年12月26日(參見卷宗第146頁)。
7.
事實上，嫌犯A及嫌犯F從來沒有建立真正的勞動關係，嫌犯A從未聘請嫌犯F，嫌犯F亦從沒有向嫌犯A提供家務工作或任何勞動服務。
8.
直至2020年3月27日，嫌犯A、嫌犯B及嫌犯F 前往治安警察局居留及逗留事務廳辦理嫌犯F的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手續時，被警員發現嫌犯A及嫌犯F對工作環境及情況支吾以對，從而揭發事件。
9.
嫌犯C及嫌犯A為著令嫌犯 F在本特區逗留以尋找工作，以共謀合力及分工合作形式，在嫌犯A沒有與嫌犯F實際建立勞動關係的情況下，由嫌犯C及嫌犯A為嫌犯F藉虛假的勞動關係申辦外地僱員之逗留許可，使嫌犯A與嫌犯F建立勞動關係的這一法律上之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外地僱員逗留許可」申請表上，從而令嫌犯F獲發外地僱員臨時逗留許可，以蒙騙執法當局而令其長期自由地在本特區進出及逗留。
(
十五、
調查期間，治安警員在嫌犯B、嫌犯C及嫌犯A身上各檢獲一部手提電話(參見卷宗第6、8及10頁的扣押筆錄)，並在嫌犯A的“微信”內發現聯絡人“XXX”(即嫌犯B)及聯絡人“XXX”(即嫌犯C) ，以及彼等的聊天記錄(參見卷宗第75至83頁)；此外，警方在嫌犯B的“微信”內發現聯絡人“XXX”(即嫌犯A)，以及彼等的聊天記錄(參見卷宗第84至89頁)。
十六、
嫌犯C、嫌犯A、嫌犯E及嫌犯F的上述行為影響到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及有關臨時逗留許可的公信力及其在一般關係中所傳遞的安全及信心，並損害澳門特別行政區及第三人的利益。
十七、
嫌犯C、嫌犯A、嫌犯E及嫌犯F均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且清楚知悉彼等的行為是被法律禁止及會受處罰的。
*
同時，亦證明下列事實：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C、A、E及F均為初犯；而嫌犯B、G、D、H、I、J、K及L則無刑事紀錄。
-
嫌犯B及A的個人及家庭狀況分別如下：
嫌犯B―文員，月入平均澳門幣12,000元。
―需供養父母及丈夫。
―學歷為小學四年級。
嫌犯A―退休，每月收取社保約澳門幣3,500元。
―無需供養任何人。
―學歷為中學畢業。
*
未獲證明之事實：載於起訴書內與已證事實不符的其他事實，尤其：
為了讓外地人士有足夠時間逗留在澳門尋找僱主，嫌犯B與嫌犯C及嫌犯A共同合意，分工合作，每當有剛到澳門或失業的外地僱員需要在澳門逗留以尋找工作，依計劃為該等外地人士取得外地僱員臨時逗留許可，以免該等外地人士因逗留期已滿而需離開澳門。
嫌犯B協助嫌犯 G、嫌犯D、嫌犯H、嫌犯I、嫌犯E、嫌犯J、嫌犯K、嫌犯L及嫌犯F藉虛假的勞動關係取得外地僱員之逗留許可。
-
為了“XX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能賺取嫌犯D給付的介紹費，嫌犯B及嫌犯C在未為嫌犯D尋得澳門僱主的情況下，嫌犯B、嫌犯C及嫌犯A依計劃，由嫌犯A使用其外地僱員配額為嫌犯D申請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藉獲准臨時逗留許可的時間協助嫌犯D在澳門尋得僱主。
當局在上述四名嫌犯的瞞騙下，向嫌犯D發出“外地僱員臨時逗留許可”。
事實上，嫌犯A及嫌犯D從來沒有建立真正的勞動關係，嫌犯A從未聘請嫌犯D，嫌犯D亦從沒有向嫌犯A提供家務工作或任何勞動服務。
嫌犯B、嫌犯C及嫌犯A為著令嫌犯 D在本特區逗留以尋找工作，以共謀合力及分工合作形式，在嫌犯A沒有與嫌犯D實際建立勞動關係的情況下，由嫌犯B、嫌犯C及嫌犯A為嫌犯D 藉虛假的勞動關係申辦外地僱員之逗留許可，使嫌犯A與嫌犯D建立勞動關係的這一法律上之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外地僱員逗留許可」申請表上，從而令嫌犯D獲發外地僱員臨時逗留許可，以蒙騙執法當局而令其自由地在本特區逗留。
-
嫌犯D、嫌犯H、嫌犯I、嫌犯J、嫌犯K及嫌犯L意圖瞞騙當局向彼等發出“外地僱員臨時逗留許可”。
-
嫌犯A更帶領嫌犯H前往其他工作地點為他人工作。
-
嫌犯J為菲律賓籍人士。
-
嫌犯B、嫌犯G、嫌犯D、嫌犯H、嫌犯I、嫌犯J、嫌犯K及嫌犯L的上述行為影響到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及有關臨時逗留許可的公信力及其在一般關係中所傳遞的安全及信心，並損害澳門特別行政區及第三人的利益。
嫌犯B、嫌犯G、嫌犯D、嫌犯H、嫌犯I、嫌犯J、嫌犯K及嫌犯L均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且清楚知悉彼等的行為是被法律禁止及會受處罰的。
***
三、 法律方面
上訴法院只解決上訴人具體提出且在其上訴理由闡述的結論中所界定的問題，而毋須分析上訴人在提出這些問題時所主張的每項理由，結論中未包含的問題已轉為確定。2
*
本上訴涉及以下問題：
- 連續犯
- 共同正犯、從犯
- 特別減輕刑罰
*
（一）連續犯
上訴人認為，其是應第二嫌犯C的要求而簽署委托書，透過虛假僱用方式為同案的另外八名嫌犯辦理申請延長逗留期的手續，目的是為了協助第二嫌犯賺取外地僱員的介紹費，其本人並未收取報酬，也不知道後果會如此嚴重。上訴人是在可相當減輕行為人罪過之同一外在情況誘發下而作出的涉案犯罪行為，應以連續犯論處。被上訴判決違反《刑法典》第29條第2款的規定。
*
《刑法典》第 29條（犯罪競合及連續犯）規定：
一、罪數係以實際實現之罪狀個數，或以行為人之行為符合同一罪狀之次數確定。
二、數次實現同一罪狀或基本上保護同一法益之不同罪狀，而實行之方式本質上相同，且係在可相當減輕行為人罪過之同一外在情況誘發下實行者，僅構成一連續犯。
根據上指法律規定，符合連續犯者，應：
1）數次實現同一罪狀或基本上保護同一法益之不同罪狀；
2）實行之方式本質上相同；
3）係在可相當減輕行為人罪過之同一外在情況誘發下實行者。
上述第3）點要求出現一“同一外在情況”，該“外在情況”必須：是外部的，不取決於行為人任何內在意志的；誘發或便利行為人再次產生犯罪決意；可以相當降低行為人的罪過。
*
本案，上訴人與嫌犯C共謀合力，分工合作，透過虛假的勞動關係，為G等八名涉案嫌犯申辦外地僱員的逗留許可，成功令除嫌犯G外的其餘七名嫌犯獲發外地僱員臨時逗留許可。上訴人先後八次將其與相關嫌犯之間“存在勞動關係”這一法律上之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外地僱員逗留許可申請表上，影響到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及有關臨時逗留許可的公信力及其在一般關係中所傳遞的安全及信心，並損害澳門特別行政區及第三人的利益，其行為均符合「偽造文件罪」的罪狀，且其實施犯罪的方式在本質上亦屬相同。
但是，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上訴人實施相關偽造文件犯罪的行為發生於2015年11月至2020年3月之間，時間間隔相當長久；另一方面，尤為重要者，上訴人簽署外地僱員逗留許可申請表，透過虛假的勞動關係，為涉案嫌犯申請外地僱員逗留許可，先後涉及G等合共八名非澳門居民。上訴人於2015年11月首次實施犯罪，其後的每次犯罪所涉及的嫌犯各不相同。可見，上訴人的每次的犯罪故意和犯罪事實均是獨立的，各次行為之間並不存在著《刑法典》第29條第2款規定的“同一外在情況”藉以相當減輕上訴人的罪過。
此外，本院認為，犯罪手法由犯罪行為人的意志所決定，不屬於外部的客觀情況。犯罪手法之方便有效並不構成誘發或便利上訴人再次產生犯罪決意的外在情況，更無法降低其罪過。至於上訴人是否從相關犯罪中獲取不法利益、其對犯罪後果的嚴重性之認識，並非有關連續犯的審查範疇。
藉此，案中未出現任何誘發或促使上訴人實施八次偽造文件犯罪的外在因素，無法得出上訴人的犯罪故意程度因客觀條件的持續存在而獲得相當減輕從而降低對其行為之譴責程度的結論，上訴人被判罪的事實情節中並不存在《刑法典》第29條第2款所規定的連續犯情況。
故此，本院裁定，原審法院適用法律正確，上訴人的相關上訴理由不成立。
*
（二）共同正犯、從犯
上訴人認為，與第二嫌犯的犯罪行為相比，其行為僅具附屬或次要的性質，被上訴判決違反《刑法典》第26條的規定，應裁定其以《刑法典》第26條所規定的從犯形式觸犯「偽造文件罪」。
*
《刑法典》第25條（正犯）規定：
親身或透過他人實行事實者，又或與某人或某些人透過協議直接參與或共同直接參與事實之實行者，均以正犯處罰之；故意使他人產生作出事實之決意者，只要該事實已實行或開始實行，亦以正犯處罰之。
《刑法典》第26條（從犯）規定：
一、 對他人故意作出之事實，故意以任何方式提供物質上或精神上之幫助者，以從犯處罰之。
二、科處於從犯之刑罰，為對正犯所規定之刑罰經特別減輕者。
根據上指法律規定，以共同正犯進行的共同犯罪必須具備兩個要件：為達到某一結果的共同決定，以及同樣是共同進行的實施犯罪行為。對於共同犯罪，在實施犯罪行為時，並非必須每個行為人參與所有（實施犯罪的）行為，只需要每一行為人的行動構成犯罪整體的部份，以及結果是每一行為人所想要的，即使僅屬於或然故意的形式亦然。3 相較而言，“從犯”的行為實際上不能超出(物質上或精神上的)(單純)幫助。換言之，從犯只是為他人的行為提供幫助，但並不參與其中。4
正犯與從犯，是參與犯罪的兩種行為方式，各自以其自身方式促使或協助事件的發生。其中，正犯是主要的參與者，擔當著主要角色，支配著構成犯罪之行為；從犯則是次要或偶然的參與者，屬幫助性質。從犯在犯罪中的參與不是實質性的，即使沒有其介入，相關的犯罪依然會發生。
本案，上訴人與嫌犯C共謀合力，分工合作，透過虛假的勞動關係，為G等八名涉案嫌犯申辦外地僱員的逗留許可，成功令除嫌犯G外的其餘七名嫌犯獲發外地僱員臨時逗留許可。上訴人和從事職業介紹工作的嫌犯C合謀分工，利用上訴人澳門居民的身份及其獲得的聘請外地僱員的許可，透過設立虛假的工作合約，為他人獲得在澳門逗留的許可所必須的文件，並令第二嫌犯取得中介費用。在案件的犯罪過程中，上訴人並非單純地提供物質上或精神上的幫助，而是親身且直接地參與其中，更具有不可或缺的關鍵作用。故此，上訴人不應被視為「偽造文件罪」的從犯，而是該罪的共同正犯。
藉此，本院裁定，上訴人的相關上訴理由不成立。
*
（三）特別減輕刑罰
上訴人認為，其已表現出真誠悔意，且為發現事實真相作出了貢獻。被上訴判決違反《刑法典》第66條的規定，應根據《刑法典》第66條之規定給予其刑罰之特別減輕。
*
《刑法典》第66條（刑罰之特別減輕）規定：
一、除法律明文規定須特別減輕刑罰之情況外，如在犯罪之前或之後或在犯罪時存在明顯減輕事實之不法性或行為人之罪過之情節，或明顯減少刑罰之必要性之情節，法院亦須特別減輕刑罰。
二、為著上款之規定之效力，尤須考慮下列情節：
ａ）行為人在嚴重威脅之影響下，或在其所從屬或應服從之人之權勢影響下作出行為；
ｂ）行為人基於名譽方面之原因，或因被害人本身之強烈要求或引誘，又或因非正義之挑釁或不應遭受之侵犯而作出行為；
ｃ）行為人作出顯示真誠悔悟之行為，尤其係對造成之損害盡其所能作出彌補；
ｄ）行為人在實施犯罪後長期保持良好行為；
ｅ）事實所造成之後果特別對行為人造成損害；
ｆ）行為人在作出事實時未滿十八歲。
三、如情節本身或連同其他情節，同時構成法律明文規定須特別減輕刑罰之情況，以及本條規定須特別減輕刑罰之情況，則就特別減輕刑罰，該情節僅得考慮一次。
《刑法典》第66條規定了法律明文規定須特別減輕刑罰之外的特別減輕刑罰之情況。該法條第1款規定了給予特別減輕刑罰的實質前提，即：在犯罪前、後或過程中存在明顯減輕事實之不法性或行為人之罪過之情節，或明顯減少刑罰之必要性之情節；只有在符合了有關之實質前提下，法院須給予特別減輕刑罰；該法條第2款以舉例方式列出一些情節，該等情節是法院須考慮的情節，而非必須適用的情節。
不論同時存在多少項減輕情節，並不能必然獲得特別減輕刑罰，審判者必須在具體個案中，透過對事實的整體考慮，判斷是否符合立法者為特別減輕刑罰而設置的要求，從而判定可否特別減輕刑罰，並在最終判決中決定是否適用有關制度。（參閱中級法院於2009年12月3日在第511/2009號卷宗及於2010年12月16日在第153/2010號卷宗所作出的裁判）
*
審視卷宗資料，本院認為案中沒有出現法律明文規定須特別減輕刑罰的情況，也不符合《刑法典》第66條所規定的情節。對此，本院完全認同駐中級法院檢察院代表支持的駐初級法院檢察院代表所提出的法律意見：
根據庭審所得的已證事實顯示，於2020年3月27日，上訴人（嫌犯A）、第一嫌犯B及嫌犯F前往治安警察局居留及逗留事務廳辦理嫌犯F的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手續時，被警員發現上訴人及嫌犯F對工作環境及情況支吾以對，從而揭發本案。調查期間，警員在嫌犯B、第二嫌犯及上訴人身上各搜獲一部手提電話，並在上訴人的“微信”內發現三人的聊天記錄。
雖然上訴人在庭審期間承認被指控之犯罪事實，但考慮到上訴人並非在警察當局或司法機關尚未掌握證據情況下的坦白承認，而是在警方已獲得相關確鑿證據的情況下而選擇的自認。因此，其自認行為對發現及證明本案事實並非起到關鍵性的重要作用。
顯然，本案上訴人的情況尚不符合《刑法典》第66條所規定的特別減輕刑罰之條件，故原審判決沒有對上訴人適用有關特別減輕刑罰之規定並無不當。
當然，上訴人在庭審聽證中選擇坦白認罪的態度對其量刑時是可以作為一項酌情從輕處罰之情節予以考慮的。
經審視原審判決對上訴人所裁定之刑罰，其以既遂方式所觸犯之每一項「偽造文件罪」被判處2年3個月徒刑（此罪之法定刑幅為2至8年徒刑），以未遂方式觸犯之一項「偽造文件罪」被判處1年(此罪之法定刑幅為1個月至5年4個月徒刑)，有關量刑僅稍高於該等犯罪抽象法定刑幅的下限，與刑罰上限相距尚遠。上述八罪競合後，原審法院合共判處上訴人4年6個月徒刑。檢察院認為對上訴人所裁定的以上刑罰，已經是給予了從輕量刑的結果，原審法院明顯是充分考慮了上訴人坦白認罪之有利情節。
特別減輕刑罰的前提要件是：相關的情節明顯減輕事實之不法性或行為人之罪過，或明顯減少刑罰之必要性。
《刑法典》第66條第2款c)項所要求的成立要件是行爲人做出積極的行爲、從而導致其犯罪行爲的不法性明顯得以減輕。行為人在證據確鑿的情況下作出自認，此情節不能符合特別減輕刑罰的前提要件。
藉此，上訴人不符合特別減輕刑罰的要求，其上訴理由不成立。
***
四、 決定
綜上所述，本院裁定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原審判決予以維持。
*
本上訴的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其中，司法費定為6個計算單位。
著令通知。
-*-
澳門，2025年6月19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艷平（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簡靜霞（第一助審法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蔡武彬（第二助審法官）
1 上訴人A提出以下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EM CONCLUSÃO:
a) Foi o presente recurso interposto da decisão supra referida que condenou a arguida, ora recorrente, A, na pena de 4 anos e 6 meses de prisão pela prática em co-autoria e na forma consumada de sete (7) crimes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p. e p. pelo art.° 18°, n° 2 da Lei n° 6/2004; e um (1) pelo mesmo crime, na forma tentada.
b) Entendeu o Tribunal "a quo" que, a cada um dos sete crimes supra referidos, corresponde a pena de prisão de 2 anos e 3 meses; e, aqueloutro na forma tentada, a pena de prisão de 1 ano.
c) Dão-se aqui por reproduzidos 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no decurso d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bem como os factos que ali se deram como não provados.
d) Ficou igualmente assente que, não obstante a arguida C e a arguida B trabalharem ambas na empresa "Serviços de Recursos Humanos XX" (dorante, apenas "XX"), só a arguida C solicitou à arguida recorrente naquela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tendo como objectivo que aquelas trabalhadoras não residentes "pagassem à "XX" uma "comissão de recomendação" (na obtenção de trabalho na R.A.E.M.).
e) Mas não era (nem foi) esta a motivação da arguida recorrente que, como disse em audiência - declaração que terá sido bem recebida pelo Tribunal "a quo" - apenas quis ajudar a arguida C, de quem era amiga, a pedido desta, já que ela, a arguida recorrente, "apenas queria que a empresa em causa (a "XX'') também a ajudasse a encontrar empregada doméstica adequada para o tratamento de sua mãe, o que era reincidentemente difícir" (tradução nossa).
f) Importa referir que, da matéria assente, se constata que a conduta da arguida recorrente se quedou sempre pela assinatura de uma procuração - delegando em alguém da XX o tratamento das formalidades (de contratação de trabalhadores não residentes); a assinatura de um documento (não preenchido pela arguida recorrente), que é o modelo de "pedido de autorização de permanência"; e a assinatura de um documento (também não preenchido pela arguida recorrente) de cessação da relação laboral.
g) Por outro lado, entende a arguida recorrente que deverá ser realçada na fundamentação factual, constante do acórdão recorrido, aquilo que o Tribunal "a quo" resumiu das declarações da arguida:
Ela "referiu em audiência a sua situação pessoal e familiar, confessou os principais factos criminosos que lhe foram imputados e mostrou-se arrependida, prometendo não reincidir. Acrescentou que, a pedido da arguida C, prestou-lhe ajuda nas falsas contratações para a empresa (a XX), visando prolongar o período de permanência em Macau das pessoas em causa; que não recebia qualquer compensação; e desconhecia a gravidade dos factos. Apenas queria que a empresa (a XX) a ajudasse a encontrar empregadas adequadas ao tratamento de sua mãe, já que aquelas sucessivamente iam deixando de trabalhar em sua casa.
(. . .)" (tradução nossa).
h) Aliás, esta parte da fundamentação factual da decisão recorrida resulta claramente das declarações que a arguida prestou em julgamento, já que todos os restantes arguidos negaram a sua participação nos factos elencados na acusação.
De onde resulta que a arguida ora recorrente - eventualmente aquela que ainda está (e estará) em Macau, logo, aquela que unicamente poderá vir a sofrer as consequências da decisão - foi peça fulcral na desoberta da verdade material. Declarações da arguida que aqui se dão por reproduzidas.
i) Resulta, assim que, da leitura destas declarações - obviamente motivadoras das conclusões factuais do Tribunal "a quo" - (i) a sempre mesma conduta da arguida recorrente se processou num período limitado de tempo; (ii) foi motivada por uma solicitação exterior sem que a arguida tivesse algum benefício; o que - parece óbvio resultar da matéria assente, mormente das declarações da arguida - (iii) diminuíu acentuadamente a culpa da arguida, o que revela uma menor censurabilidade social; (iv) sempre tendo em conta que, no caso, estão necessariamente gerantidas a prevenção especial e geral que a específica situação carece.
j) Acrescendo a tudo isto - não parece à arguida recorrente despiciendo referir - o facto de ela padecer de doença do foro oncológico (o que se provou documentalmente), a carecer de tratamento prolongado (does. n° s 1, 2 e 3 que se juntam).
Facto, de certo modo incompatível com o regime prisional.
k) Insurge-se, por isso, a arguida recorrente contra a pena de prisão efectiva que lhe foi imposta, porquanto,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 que é muito, diga-se - o Tribunal "a quo" errou quando, perante uma mesma conduta criminosa; uma sempre mesma solicitação exterior; e uma também diminuição da culpa da arguida, acarretando uma menor censurabilidade social; não condenou a arguida segundo as regres do crime continuado.
Mas também, quando assim se não entenda, porque o auxílio que a arguida prestou à conduta criminosa de outrem tem como consequência a sua condenação como cúmplice.
E, final e complementamente, porque, perante as circunstâncias dos factos perpetrados, as condições pessoais da arguida, a sua conduta anterior e posterior aos factos e, também, a sua falta de preparação para a conduta ilícita (para não dizer, "erro sobre a ilicitude"), o Tribunal "a quo" não atenuou especialmente a pena que impôs à arguida.
Em suma, de uma forma ou de outra, jusitificar-se-ia que a pena fosse "substituída" por uma pena não privativa da sua liberdade.
Sobretudo, como se disse e parece resultar dos autos, está garantida a prevenção especial e geral, pressuposto da determinação de uma pena.
Vejamos, então,
Do crime continuado
l) Da matéria assente, entendeu o Tribunal "a quo" que a conduta criminosa imputada às arguidas nos autos, mormente à arguida recorrente, se processou sempre da mesma maneira, tendo ocorrido pontualmente entre 25 de Novembro de 2015 e 27 de Dezembro de 2019.
m) Isto é, entre estas duas datas, a arguida C, visando uma "comissão de recomendação" a receber das "trabalhadoras não residentes", solicitou à arguida recorrente uma procuração para tratamento das formalidades; a sua assinatura no modelo de "autorização de permanência de trabalhador não residente" e numa declaração de "cessação da relação laborar.”
Tais condutas, sempre iguais, processaram-se naquele período e, durante o mesmo, as 8 (oito) arguidas "trabalhadoras não residentes" já identificadas nos autos conseguiram obter, por curtos períodos, a extensão da sua "permanência na R.A.E.M.".
n) Houve uma repetição de oportunidades favorável à prática de um mesmo crime, a solicitação da arguida C - que sempre dominou integralmente a execução dos factos - tendo a conduta da arguida recorrente se processado sempre da mesma forma, num limitado período de tempo.
o) Esta repetição de oportunidades, favorável à prática de um mesmo crime, diminui consideravelmente a culpa da arguida recorrente, tanto mais que, como se disse, esta limitou-se a ajudar, de forma descomprometida e longe da realidade, a arguida C.
Esta visava um benefício ilícito.
A arguida recorrente, que em nada beneficiou da sua sempre mesma actuação, apenas visava ajudá la.
p) Estamos, assim, perante uma manifesta situação de crime continuado.
O instituto do crime continuado conduz a que várias condutas criminais que, como consta do libelo acusatório, poderiam constituir uma pluralidade de infracções, sejam unificadas num único crime, para efeitos punitivos, por força - permitam que se enfatize a situação - da manifesta diminuição da culpa do agente.
q) Do ponto de vista objectivo, a realização continuada de actos deve violar de forma plúrima o mesmo tipo de crime, ou vários tipos de crime que fundamentalmente protejam o mesmo bem jurídico (no caso, o mesmo crime); e, por outro lado, a acção deve ser executada de forma essencialmente homogénea e no quadro de uma mesma solicitação exterior, que impele o agente à prática do acto.
r) É, pois, patente a existência de uma relação que, de fora, e de maneira considerável, facilitou e impeliu a repetição de actos da arguida recorrente, tornando cada vez menos exigível à mesma que se comportasse de maneira diferente, isto é, de acordo com o direito.
s) É, desse modo, inegável uma diminuição da culpa da arguida - que aliás reitera-se, até não atribuía gravidade à sua conduta, tal a facilidade com que a mesma se processou, sem quaisquer consequências, durante algum tempo ... - diminuição da culpa que deriva de uma exigibilidade diminuída, visando-se evitar uma consequência punitiva injusta, face ao significado do ilícito cometido pela arguida, visto na sua totalidade.
t) A repetida conduta da arguida recorrente não deveria, pois, deixar de ser subsumida à figura do crime continuado, nos termos do citado art.° 29°, n° 2 do C. Penal.
A pena aplicada à arguida recorrente - no que respeita ao crime dos autos, o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p. e p. pelo art.° 18°, n° 1 da Lei n° 6/2004 - deveria ter sido subtraída às regras do concurso de penas, previstas no art.° 71°, aplicando-se a regra prevista no art.° 73°, ambos do C. Penal.
u) E, assim sendo, tendo em conta a pena aplicada pelo Tribunal "a quo" a cada um daqueles 7 crimes - de 2 anos e 3 meses de prisão que, apenas neste caso, se aceitará - sobretudo tendo em conta "a personalidade do agente, as condições da sua vida, a sua conduta anterior e posterior ao crime e às circunstâncias deste" e, também, por acreditar, o que se afigura manifesto, que a arguida está arrependida e que não reincidirá; deverá, por isso, ser aquela pena suspensa na sua execução, pelo período que o Tribunal "ad quem" julgar adequado e que, no caso, até poderá ser pelo período máximo (5 anos), tal é a certeza que a arguida tem de que "a simples censura do facto e a ameaça da prisão realizam de forma adequada e suficiente as finalidades da punição".
Quando assim se não entenda, o que se admite sem conceder,
Da cumplicidade
v) Parece não restar dúvidas de que arguidas houve que cometeram um facto doloso e que, por essa prática, elas (ou outros) receberam "vantagem patrimonial.
Mas a arguida, não.
w) O crime em causa - a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do art.° 18° da Lei n° 6/2004 - visa, no caso em apreço, a "permanência" na R.A.E.M., o que significa que aquela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legalmente exigidos) beneficiará o titular dessa "permanência".
x) Ora, a arguida recorrente concretizou aquela solicitação da arguida C, limitando-se a apôr nos documentos que ela lhe facultou a sua assinatura.
Isto é, esta assinatura da arguida "auxiliou" a arguida C, aquela que controlou a situação, decidindo os trâmites da mesma e executando-a.
Mas a conduta da arguida recorrente teve, em relação à da arguida C, um carácter subsidiário ou secundário.
y) O "cumplice" não domina os factos típicos da infracção, mas ajuda quem os cometeu.
E tal "ajuda", no caso em apreço, quedou-se por uma mera aposição de assinaturas da arguida recorrente em documentos que a arguida C preparou e submeteu ao serviço público.
Esta, sim, a autora do crime cometido.
Aquela que dele beneficiaria (ou beneficiou).
z) Este crime concretizou-se com a entrada de documentos no serviço público para o efeito e, neste acto, a arguida recorrente teve uma participação à margem do mesmo.
A arguida recorrente teve uma actuação totalmente desligada dos beneficiários daquela "permanência"; nunca os viu; e nunca com eles comunicou.
Essa foi a actuação da arguida C, a autora do crime perpetrado, que do acto beneficiou.
aa) Temos, assim, que, como supra referido, a arguida recorrente não foi "co-autora" do crime visado pela norma em causa.
Mas ajudou à sua concretização, uma vez que este só se concretizou com a entrada dos documentos no serviço público competente.
bb) A conduta da arguida deveria, assim, ter-se subsumido ao disposto no citado art.° 26° do C. Penal, isto é, ao nível da "cumplicidade", na prática de um crime doloso, por parte do outro (ou outros) arguido(s).
Uma "cumplicidade", aliás, desinteressada, já que, ao contrário da XX, nada recebeu da supra referida "comissão de recomendação".
cc) Como tal, M°s Juízes, 4 anos e 6 meses de prisão por uma tão ténue e desinteressada "ajuda" no crime dos autos é, com o devido respeito, uma condenação desajustada da realidade.
A pena a aplicar à arguida deveria, assim, ter sido especialmente atenuada, o que conduz a uma moldura penal de 1 mês a 5 anos e 4 meses (art.° 67 do C. Penal).
dd) Admitindo sem conceder, o concurso efectivo dos crimes em causa, então, afigura-se à recorrente que a pena a aplicar, nos termos do art.° 71° do C. Penal, não deveria ultrapassar os 3 anos de prisão, logo, sempre susceptível de suspensão na respectiva execução.
Mas, por outro lado, mesmo que assim se não entenda, então,
Da atenuação especial da pena
ee) Ficou patente nos autos que a conduta da arguida recorrente foi motivada apenas por uma desinteressada ajuda, a quem a ajudava.
No caso, independemente das absolvições decididas no acórdão recorrido, a XX que, como provado, beneficiava do recebimento de uma "comissão de recomendação" por parte das trabalhadoras que, seja lá o que (e quanto) foi, corresponde a um recebimento de uma vantagem por força de uma actuação ilegal.
ff) A arguida explicou, e o Tribunal "a quo" bem entendeu, a motivação da arguida recorrente na sua conduta criminosa.
Que, ao contrário do expressamente referido no acórdão em apreço, no tocante à arguida recorrente, não se afigura constituir "dolo muito elevado", já que, pelo menos esta, não tinha uma completa percepção de todas ás circunstâncias de facto e de direito que constituem o ilícito dos autos.
gg) A pena, nos termos do art.° 40°, n° 2 do C. Penal, "não pode ultrapassar em caso algum a medida da culpa", pelo que, conjugando esta norma com as disposições do citado art.° 66° e aplicando estas regras à situação objectiva e subjectiva da arguida recorrente nos autos, verifica-se que existe claramente uma diminuição acentuada da necessidade de uma pena privativa de liberdade.
hh) Nem se compreende, com o devido respeito, que o Tribunal "a quo" , face às circunstâncias "anteriores ou posteriores" ao crime perpetrado pela arguida recorrente, não se tenha socorrido das regras da atenuação especial da pena, já que se afigura c1aríssimo que, no caso, estão garantidas as necessidades de prevenção.
ii) É que, parece não existir dúvidas, por um lado, a arguida (68 anos de idade) mostrou arrependimento sincero e contribuíu manifestamente para a descoberta da verdade; e, por outro lado, a forma de execução do crime (sempre da mesma forma) e a respectiva motivação não são reveladoras de um qualquer desprezo pelo bem jurídico que a norma em causa protege.
Termos em que, como se refere, deverá ser dado provimento ao presente recurso.
2 參見中級法院第18/2001號上訴案2001年5月3日合議庭裁判、中級法院第103/2003號上訴案2003年6月5日合議庭裁判。
3 參見終審法院2008年10月15日第35/2008號刑事上訴案合議庭裁判。
4 參見終審法院2020年10月30日第127/2020號刑事上訴案合議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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