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218/2024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5年6月26日
主要法律問題：
- 欠缺理由說明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疑罪從無原則
- 緩刑
- 民事賠償
摘 要
1. 原審法院對本案的證據作綜合分析，認為無論是上訴人之家人，還是其他證人均不清楚上訴人與輔助人之間具體的金錢關係，也不清楚本案件支票涉及的款項，更不知道上訴人簽署涉案支票的原因及情況。
透過有關分析可以看到，原審法院已指出了用以形成心證的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
2.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除在審判聽證中聽取了輔助人及案中證人的聲明和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的事實做出判斷。
3. 在綜合考慮整個案卷內客觀顯示的情節，尤其考慮到上訴人的個人人格和生活狀況，犯罪的嚴重程度，是次犯罪與之前犯罪的關聯性，平衡特別預防和一般預防的需求，給予緩刑不會給社會帶來負面衝擊，可以達到刑罰的目的。
4. 從原審法院合議庭在事實之判斷和獲證事實的上述說明，可清楚看到原審法院對上訴人被起訴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4條第2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及澳門《商法典》第1240條所規定及處罰的『簽發空頭支票罪』的事實作充分審查，經審查後裁定罪名成立。因而相關賠償判決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60條及《民法典》第477條的要求。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218/2024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5年6月26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24年1月22日，嫌犯A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4-21-0074-PCC號重審卷宗內被指控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兩項《刑法典》第214條第2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及《商法典》第1240條所規定及處罰的『簽發空頭支票罪』，改判為：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4條第2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及《商法典》第1240條所規定及處罰的『簽發空頭支票罪』，被判處九個月實際徒刑。
民事請求人B提交的民事請求部分理由成立，民事被請求人A(嫌犯)須向民事請求人B賠償澳門幣五十六萬六千五百元(MOP566,500.00)，附加該金額自判決作出至完全支付賠償之法定利息，駁回其他部分的民事請求。
嫌犯A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1
檢察院對上訴人的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 被上訴裁判在事實判斷的部份，已列舉了輔助人B在庭審聽證中作的聲明、證人C(司法警察局刑事偵查員)、D(輔助人的妻子)、E(嫌犯的母親)、F(嫌犯的姐姐)、G(嫌犯的姐夫)、H、I、J在庭審聽證中作的證言。
2. 亦分析了載於卷宗內之文件資料，尤其是由嫌犯的家人提交的文件資料(卷宗第627至641頁)，上訴人與嫌犯之間的、以及輔助人與上訴人母親之間的通訊內容。
3. 由於上訴人缺席庭審，故法庭未能根據直接原則，透過對上訴人的訊問核實信中(卷宗第649頁至674頁)事實的真相，尤其有否被輔助人脅逼簽發涉案支票的事實。
4. 另一方面，原審法庭對本案的證據作綜合分析，認為無論是上訴人之家人，還是其他證人，均不清楚上訴人與輔助人之間具體的金錢關係，也不清楚本案件支票涉及的款項，更不知道上訴人簽署涉案支票的原因及情況。
5. 相反，經過庭審，並結合警方的調查及卷宗內的資料，尤其是上訴人與輔助人的，以及輔助人與上訴人母親的通訊內容(卷宗第223頁至245頁)，顯示出輔助人的確有向上訴人借出款項。
6. 因此，原審法庭根據輔助人的聲明及有關支票及退票資料，認定涉案兩張支票由上訴人所簽發，上訴人開出有關支票的原因是擔保其債務，而且，案中沒有證據證明上訴人是在他人強迫下簽署有關支票，也沒有足夠證據證明支票中涉及的款項屬於不法債務。
7. 根據卷宗內的資料，尤其考慮到上訴人與輔助人的，以及輔助人與上訴人母親的通訊內容，原審法庭認定輔助人曾向上訴人借出款項，是有依據及合理的。
8. 被上訴裁判不但已列出所審查的各項證據之重要內容，並適當地說明法庭心證的形成，已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之規定，沒有任何缺乏理由說明之無效瑕疵。
9. 上訴人只是單純不同意原審法庭所形成的心證，認為原審法庭不應採信輔助人之事實版本，上訴人片面地解釋對其有利的證據，迴避解釋其餘不利的內容。
10. 正如上文所述，原審法庭綜合分析了卷宗內的資料，認定輔助人曾向上訴人借出款項，且案中沒有證據指上訴人是在他人強迫下簽署有關支票，也沒有足夠證據證明支票中涉及的款項屬不法債務。因此，對於認定上訴人曾向輔助人借取了款項此一方面並不存在合理懷疑，並無違反疑罪從無原則(in dubio pro reo)。
11. 原審法庭考慮到本案的具體情節，尤其上訴人並非初犯，以往曾因觸犯較輕的生產和販賣罪及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而在CR2-12-0073-PCC號卷宗被判刑，以及曾因觸犯醉酒駕駛罪而在CR5-19-0066-PSM號卷宗被判刑，該兩宗案件均給予緩刑機會，但上訴人並沒有珍惜機會，改過自新，在CR5-19-0066-PSM號卷宗的緩刑期間實施本案件的犯罪事實，足見上訴人並沒有從過去的判刑中汲取教訓，守法意識薄弱，故原審法庭認為僅對本案相關事實作出譴責及監禁的威嚇並不足以及適當地達致懲罰的目的，不准予暫緩執行本案判處之徒刑。
12. 上訴人在本案中被原審法庭判處九個月實際徒刑，符合上述《刑法典》第48條第1款之形式前提。
13. 然而，對於暫緩執行徒刑，仍需符合實質要件。只有當法院考慮到行為人的責任、其生活狀況以及案件顯示的其他情節，認為緩刑能適當令行為人遠離犯罪、且法益得以獲得維護時，方可適用緩刑。
14. 上訴人並非初犯，本案已是其第三次犯罪，雖然本案與前案的犯罪性質有所不同，但上訴人在前案緩刑期間作出本案，顯示出其守法意識薄弱，重複違反法律，過去所給予的徒刑暫緩執行均未能使其汲取教訓，難以得出再次給予其暫緩執行徒刑的有利預測結論。
15. 因此，對上訴人處以緩刑並不能適當及充分地實現刑罰之目的，尤其不能滿足特別預防的需要，故不存在任何再給予緩刑的理由。
16. 綜上所述，被上訴的裁判是合法、有依據、公正及合理的。
基於此，檢察院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一如既往作出公正裁決。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司法官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 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2017年至2020年期間，上訴人A曾多次向被害人B借了合共港幣800,000元。
2. 至2020年6月中旬，上訴人尚欠被害人港幣550,000元，於是上訴人便向被害人簽發了兩張金額均為港幣550,000元的中國銀行支票作擔保(支票號碼：02292552，祈付日期：2020年7月15日，以及支票號碼：02292553，祈付日期：2020年11月15日)。上訴人並表示若祈付日期為2020年7月15日的支票不能兌換，便以祈付日期為2020年11月15日的支票還款(參閱卷宗第48至50頁及第78至79頁的扣押筆錄，並視為完全轉錄)。
3. 2020年7月15日，被害人到中國銀行承兌上述由上訴人簽署的一張港幣550,000元中國銀行支票(支票號碼：02292552，祈付日期：2020年7月15日)，被銀行告知因支票戶口存款不足而無法兌現，並在支票背面蓋章證明(參閱卷宗第49及50頁的支票及退票理由書，並視為完全轉錄)。
4. 2020年11月16日，被害人到中國銀行承兌上述由上訴人簽署的一張港幣550,000元中國銀行支票(支票號碼：02292553，祈付日期：2020年11月15日)，被銀行告知因支票戶口存款不足而無法兌現，並在支票背面蓋章證明(參閱卷宗第79頁的支票，並視為完全轉錄)。
5. 上訴人在自由、自願、有意識的情況下，明知自己的銀行帳戶存款不足，仍故意向他人簽發高於自己銀行帳戶餘額的支票，使該等支票不獲支付。
6. 上訴人清楚知道上述行為的違法性，並會受法律所制裁。
民事請求中及民事請求答辯獲證實的事實，尤其是：
7. 民事請求人聘請律師就因民事被請求人而所受之損失進行追討。
8. 民事請求人支付了律師費用澳門元MOP30,000.00元，有關聘用行為與本案件的上述不法事實之間沒有直接因果關係。
9. 因著上述民事被請求人之違法行為及事實，屬故意且直接導致原告損失了港幣HKD550,000.00元，折合澳門元MOP566,500.00元。
在庭上還證實：
10.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上訴人並非初犯，有以下的刑事紀錄：
➢於2012年09月21日，於CR2-12-0073-PCC號卷宗內，因觸犯一項較輕的生產和販賣罪，判處一年六個月徒刑，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判處一個月徒刑，二罪競合，合共判處一年六個月十五日徒刑的單一徒刑，暫緩二年執行。有關判決於2012年10月4日轉為確定。有關刑罰已宣告消滅。
➢於2019年11月25日，於第CR5-19-0066-PSM號卷宗內，因觸犯一項醉酒駕駛罪，判處6個月徒刑，暫緩3年執行，條件為1)判決確定後1個月內向澳門明愛支付8,000澳門元的捐獻; 2)附隨考驗制度；判處附加刑：第3/2007號法律第90條第1款所規定的禁止駕駛，為期1年9個月，自判决確定後執行。判己於2019年12月19日轉為確定。
經庭審未查明的事實：
1. 於2018年至2019年期間世界杯舉行期間，民事請求人多次問民事被請求人，H及J有没有興趣在他那裡投注賭波，規則為可以每週結算。
2. 在上述期間，民事被請求人在民事請求人處進行投注賭波，並輸了約10萬港元，未能一次歸還。
3. 基於民事被請求人無法一次歸還上述輸款，民事請求人要求民事被請求人每月償還1萬元港元利息及1萬港元本金，如果每月還不了2萬港元，就在民事被請求人10萬元港元之欠款上再加上2萬港元，否則便會騷授其家人。
4. 民事請求人清楚知道民事被請求人當時之工作薪酬為每月8-9千澳門元，另外亦無樓無車，經濟狀況不能負擔上述之款項。
5. 民事請求人所求要求之全錢利益明顯與對待給付不相稱。
6. 民事被請求人當時僅28歲，僅有初二的學歷水平。
7. 基於民事請求人之威逼下，民事被請求人又無法一次清償欠款，因而無法作出反抗，從而被逼默示同意以上還款條件。
8. 其後，民事被請求人有向民事請求人償還上述款項，至少已還款10萬港元。
9. 另外，民事被請求人曾介紹了兩名友人H及J透過民事請求人投注足球，但該兩友人隨後認為民事請求人的投注規則及派彩結果不合理，所以不繼續投注以及没有償還賭本。
10. 而民事請求人認為該兩名人士是由民事被請求人介绍，所以要求民事被請求人代兩名人仕償還有關款項。
11. 民事請求人不斷以利息為由，以及要求民事被請求人須承擔兩名友人之欠款。
12. 到目前為止，民事被請求人已償還了不少於20至30萬港元，當中10萬港元的還款是透過民事被請求人之母親借銀行幫忙償還的。
13. 另外，於2020年，民事請求人要求民事被請求人作為下線幫他找客去他處進行投注足球賭博，做下線其間澳門人I在他投注的地方輸了20萬元港幣，但I輸了後不承認輸款，在這個情況下，民事請求人要求民事被請求人負擔這筆輸款。
14. 民事被請求人作出拒絕，但民事請求人並不理會。
15. 另外，民事請求人還要求民事被請求人以民事被請求人的名義租借澳門黑沙環大馬路海天居XXX的單位，供民事請求人居住，並支付租金，以抵償少許利息。上述租住單位的租金交付是民事被請求人每月把租金直接交給民事請求人，為期兩年時，合共HK288,000。交付了兩年後，民事被請求人的母親發現後加以阻止，所以民事被請求人停止了把租金交付给民事請求人。
16. 然而，民事請求人卻單方面不計算民事被請求人已向其支付的任何款項。
17. 於2020年1月10日，民事請求人強迫民事被請求人先後簽署兩張借據。
18. 實際上民事被請求人並没有向民事請求人借入任何款項，民事請求人也沒有有向民事被請求人作出借款之實際支付。
19. 事實上，民事被請求人並沒有於2017年至2020年期間向民事請求人借取80萬港元，而且，民事請求人並沒有作出任何借款之實際交付。
20. 民事請求人曾向民事被請求人稱，如果其償還不了上述所指之款項，便會借助有勢力人士迫其還款。
21. 然而，約於2020年初，民事被請求人因疫情而失業，沒有收入來源，並多次問民事請求人可否推遲還款期，其指没問題，要求民事被請求人去銀行申請支票簿，申請了及簽了支票給他就可以推遲。
22. 當時，民事被請求人表示拒絕簽署支票。
23. 但民事請求人表示如果不還款，那麼民事請求人便會叫人去「接」民事被請求人的外甥放學、同時也會去民事被請求人母親工作地點要求還款、又會向從事商人的民事被請求人姐夫的店鋪張貼民事被請求人欠款告示及相片。
24. 民事被請求人之母親單身一人辛苦養大他們兩姐弟，而且長期身體不適又曾經嚴重車禍在鏡湖醫院住咗兩個多月，民事被請求人恐怕母親知道受不到打擊，也連累家人。
25. 當基於對民事當事人之背景認識，以及害怕外甥的人身自由及安全受到威脅，因此，當時民事被請求人、母親及家人均感到恐懼及不安。
26. 在這之前，民事請求人曾威脅民事被請求人叫他姐姐寫期票，但在遭得拒絕後，民事被請求人恐慌連累母親、姐姐及外甥等家人，才在民事請求人之要求下，帶同民事被請求人去到中國銀行申請支票簿。
27. 當時民事請求人指出，支票的用途並非用作還款，因此不會允現支票，只是為作擔保證據之用。而民事請求人依然會等待民事被請求人還款。
28. 因此，民事被請求人在被迫下，於民事請求人面前簽署支票，其所有欄日均由民事被請求人親手填寫及簽署，但有關內容均由民事請求人所強迫要求的。
29. 基於上述種種威脅手段，民事被請求人最終在強迫之情況下，簽署了涉案的中國銀行支票。
30. 民事請求人是明知民事被請求人在支票的簽發日期及未來都不可能有足够存款讓民事請求人兌現。
31. 兩張支票所簽發之全額為55萬港元，合共110萬港元，明顯與民事請求人所指第24點及第25點之民事被請求人需支付之款項不相符。
32. 在簽署支票前，民事被請求人已要求民事請求人將借據返還予民事被請求人，然而，當簽署支票後，民事當事人並没有兌現承諾（沒有返還借據），並說你到2022年把所有錢還我就可以了。
33. 民事被請求人於2020年6月仍有繼續向民事請求人還款，但因為已沒有資金作出還款的關係，民事被請求人表示將需要前往內地工作以繼續還款，民事請求人表示没有問題，並且會等待民事被請求人之通知。
34. 其後，民事請求人出爾反爾，並致電民事被請求人母親，要求其到律師樓馬上還他所有款項，如果不還就起訴。
35. 然而，期間，民事被請求人會收到民事請求人之電話騷擾，也把當事人的樣子借據分享到網上平台，令到民事被請求人十分困擾。
36. 當時民事被請求人已經每隔幾天就還少量金錢給民事請求人，基於此，民事被請求人馬上致電民事請求人了解情況，其要求民事被請求人每月由2萬還款升到5萬。
37. 直至2020年7月15日，中國銀行打電話予民事被請求人稱，支票兌現不了。
38. 民事被請求人馬上致電民事請求人指出，發生甚麼事情，因其已經有一直還錢予民事請求人，而且款項之到期日（2022年1月10日）尚未到。
39. 民事請求人指出，只要民事被請求人繼續還錢便沒事，其他不用理。
40. 但是結果民事請求人卻再次將所持之支票兌現，並向民事被請求人提起告訴。然而，這並非事實之全部。
41. 民事被請求人是基於威脅才作出了支票之簽署，而並非明知自己的銀行帳戶存款不足，而故意向民事請求人簽發高於自己銀行帳戶餘額的支票。
42. 其他與上述已證事實不相符的事實。
原審法院在事實的判斷中作出如下說明：
“輔助人B在庭審聽證中作聲明，尤其表示由於嫌犯欠其港幣80萬元，後來還了港幣25萬元，尚欠其港幣55萬元，故嫌犯一次性開了兩張支票給其，即涉案的兩張支票。嫌犯當時指如果輔助人兌不到第一張，日後可兌第二張支票。其替嫌犯支付了很多金錢，尤其包括天鴿颱風需維修車輛港幣10萬元、贖回嫌犯當典的手錶港幣6萬元、為嫌犯生日費用港幣2萬元、嫌犯向他人的欠款港幣15萬元、租屋按金港幣3萬元等，嫌犯向其借了港幣5萬元(第378頁的借據)等，當時其與嫌犯的關係很好的，但嫌犯卻用借款拿了去賭博，並輸掉了錢，連車也輸掉，故其很生氣，才要求嫌犯開出涉案兩張支票。但後來卻聯絡不到嫌犯，嫌犯仍欠其港幣55萬元。有關卷宗第233頁，是嫌犯的母親發給其的信息內容。
證人C(司法警察局刑事偵查員)在庭審聽證中作證，尤其講述了調查本案件的情況。
證人D(輔助人的妻子)在庭審聽證中作證，尤其表示輔助人與嫌犯為很好的朋友。後來嫌犯經常賭博，輔助人曾勸嫌犯，著嫌犯不要再賭博。當時嫌犯也有經常問輔助人借錢，輔助人一個月借數次錢給嫌犯，嫌犯借錢去玩及飲酒等。
證人E(嫌犯的母親)在庭審聽證中作證，尤其表示其沒有聽嫌犯說過有向他人借錢，但其有協助嫌犯付錢給輔助人，是其及透過女兒的丈夫入數給輔助人的，合共至少20萬元。其透過嫌犯知悉輔助人從事非法賭博，並指輔助人叫嫌犯做非法賭博的事情。有關涉案支票，其曾向嫌犯了解，嫌犯指是受了輔助人脅迫下開支票。有關第233頁至第234頁，是其發給輔助人的信訊，但有關內容並不完整，其未能提供完整的版本。嫌犯因本案的事件而被人恐嚇，嫌犯因而身處內地，不敢回澳。其女兒的丈夫也曾被恐嚇，但沒有報警。
證人F(嫌犯的姐姐)在庭審聽證中作證，尤其表示其透過嫌犯認識輔助人，輔助人是做賭波的，其曾幫嫌犯轉帳2萬元給輔助人，但不是還欠款，而是嫌犯進行的非法賭波的下線所欠的錢，其不知道所涉及的金額是否本案的款項。其不知嫌犯具體欠款金額是多少。其估計應該有港幣55萬元。輔助人曾到其店舖向嫌犯追討款項，但其沒有報警。嫌犯現在在內地工作。其不知道嫌犯有否賭博的習慣。
證人G(嫌犯的姐夫)在庭審聽證中作證，尤其表示其曾借過6萬元至7萬元給嫌犯以入數給輔助人，但其不知道嫌犯欠輔助人多少款項。其聽E說當中涉及賭波的借款，但具體不知道事情。其不知道嫌犯簽發支票的事宜。
證人H在庭審聽證中作證，尤其表示其與輔助人及嫌犯是朋友關係。輔助人在“皇冠賭波網”開設了戶口，當中輔助人是“上線”，而嫌犯則是“下線”，嫌犯找人賭波，如果嫌犯找人賭波而輸錢，嫌犯需負責。有關嫌犯為何欠輔助人金錢，以及本案支票的事情，其不清楚。
證人I在庭審聽證中作證，尤其表示其認識嫌犯，聽嫌犯說欠輔助人金錢，但不知道嫌犯與輔助人具體的金錢關係。嫌犯曾叫過其賭波。輔助人曾與輔助人對數，有關嫌犯為何欠輔助人金錢，以及本案支票的事情，其不清楚。其不知道嫌犯現時的下落。
證人J在庭審聽證中作證，尤其表示嫌犯是其朋友。其聽人說嫌犯欠輔助人的錢，嫌犯經常入數還款，但不知道嫌犯欠誰錢。有關嫌犯為何欠輔助人金錢，以及本案支票的事情，其不清楚。
根據卷宗資料，尤其顯示：
- 嫌犯向輔助人簽發了兩張金額均為港幣550,000元的中國銀行支票作擔保(支票號碼：02292552，祈付日期：2020年7月15日，以及支票號碼：02292553，祈付日期：2020年11月15日)(見卷宗第48至50頁及第78至79頁的扣押筆錄)；
- 2020年7月15日，輔助人到中國銀行承兌上述由嫌犯簽署上述02292552號支票，但因該支票戶口存款不足而無法兌現，並在支票背面蓋章證明(見卷宗第49及50頁的支票及退票理由書)；
- 於2020年11月16日，輔助人到中國銀行承兌上述由嫌犯簽署上述02292553號支票，但因支票戶口存款不足而無法兌現，並在支票背面蓋章證明(見卷宗第79頁的支票)。
在庭審聽證中審查了卷宗的扣押及書證。
根據被害人及各證人的證言、扣押物，書證，以及其他證據後形成心證。
就有關涉案的支票及相關款項，輔助人講述了嫌犯因欠其款項而開出了涉案兩張支票，但因涉案支票戶口存款不足而無法兌現有關支票，並提交了相關支票及退票的證據。
雖然嫌犯的家人提交了一些文件資料(見卷宗第627至641頁)，指是代嫌犯提交的，當中尤其指嫌犯知悉輔助人從事非法賭博，並指輔助人叫嫌犯做非法賭博的事情，並指嫌犯被輔助人脅迫下開出涉案支票。然而，嫌犯缺席庭審，未能透過嫌犯查明事實真相，故未能透過嫌犯核實信中的內容，尤其嫌犯有否被輔助人脅迫下簽發涉案支票。另外，根據證人的證言，綜合分析，無論是嫌犯的家人，還是其他證人均不清楚嫌犯與輔助人具體的金錢關係，也不清楚本案件涉案支票涉及的款項，更不知道嫌犯簽署涉案支票的原因及情況。
經過庭審，並結合警方的調查及卷宗的資料，尤其是嫌犯與輔助人的，以及輔助人與嫌犯之母親的通訊內容(見卷宗第223至245頁)，尤其顯示輔助人有向輔助人借出款項。根據輔助人的聲明及有關支票及退票資料，本院認為足以認定有關兩張支票是由嫌犯所簽發，嫌犯開出有關支票的原因是擔保其債務，但其相關支票卻在有關承兌日期時存款不足而無法獲兌現。而且，案中沒有證據證明嫌犯是在他人強迫下簽署有關支票，也沒有足夠證據證明支票中涉及的款項屬不法債務。
綜上，經過庭審，結合庭審所得的證據，本院認為足以認定嫌犯在自由、自願、有意識的情況下，明知自己的銀行帳戶存款不足，仍故意向他人簽發高於自己銀行帳戶餘額的支票，使該等支票不獲支付。”
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欠缺理由說明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疑罪從無原則
- 緩刑
- 民事賠償
1. 上訴人A(嫌犯)提出，原審判決沒有對證據作審查及衡量，沒有說明為何認定輔助人之聲明可信，而沒有採信辯方證人以及上訴人向法庭提交之手寫信件（卷宗第649頁至674頁）之內容。另外，亦指出在沒有具體證據以及僅存在輔助人的聲明下，認定上訴人欠輔助人55萬元的債務以及相關債務不是源於非法足球投注是不穩妥的。因此，上訴人認為原審判決因缺乏審查及衡量的證據而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之規定。
《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規定：
“一、判決書以案件敘述部分開始，當中載有下列內容：
a）認別嫌犯身分之說明；
b）認別輔助人及民事當事人身分之說明；
c）指出根據起訴書，或無起訴時，根據控訴書對嫌犯歸責之犯罪；
d）如有提出答辯，則摘要指出載於答辯狀之結論。
二、緊隨案件敘述部分之後為理由說明部分，當中列舉經證明及未經證明的事實，以及闡述即使扼要但儘可能完整、且作為裁判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並列出用作形成法院心證且經審查及衡量的證據。
三、判決書以主文部分結尾，當中載有下列內容：
a）適用之法律規定；
b）有罪決定或無罪決定；
c）說明與犯罪有關之物或物件之處置；
d）送交登記表作刑事紀錄之命令；
e）日期及各法官之簽名。
四、判決須遵從本法典及有關訴訟費用之法例中關於司法費、訴訟費用及服務費之規定。”
《刑事訴訟法典》第360條規定：
“一、屬下列情況的判決無效：
a）凡未載有第三百五十五條第二款及第三款b項所規定載明之事項者；或
b）在非屬第三百三十九條及第三百四十條所指之情況及條件下，以起訴書中，或無起訴時，以控訴書中未描述之事實作出判罪者。
二、判決的無效須在上訴中爭辯或審理，法院亦可對有關無效作出補正，並經作出必需的配合後，適用第四百零四條第二款的規定。”
在現行《刑事訴訟法典》中，法律在裁判說明理由方面有所要求，對於法院心證形成的說明及解釋，定下了嚴格的標準，藉此向各訴訟實體提供了更大的保障。然而，對於應該說明的程度或標準，法律也只要求以一種扼要的，但盡可能完整的方式闡述。
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判決中列舉了已經證明及未證明的事實，而在事實判斷方面，原審法院作出詳盡的說明，已列舉了輔助人B在庭審聽證中作的聲明、證人C(司法警察局刑事偵查員)、D(輔助人的妻子)、E(上訴人的母親)、F(上訴人的姐姐)、G(上訴人的姐夫)、H、I、J在庭審聽證中作的證言。此外，亦分析了載於卷宗內之文件資料，尤其是由嫌犯的家人提交的文件資料(卷宗第627 至641頁)，上訴人與輔助人之間的、以及輔助人與上訴人母親之間的通訊內容。
可見原審法院已考慮了辯方證人之證言，以及由上訴人家人提交的文件資料(卷宗第629頁至639頁之文件與卷宗第650頁至660頁之文件內容幾乎一致，均是圍繞指輔助人叫上訴人從事非法賭博之事情)。由於上訴人缺席庭審，故法庭未能根據直接原則，透過對上訴人的訊問核實信中(卷宗第649頁至674頁)事實的真相，尤其有否被輔助人脅逼簽發涉案支票的事實。
另一方面，原審法院對本案的證據作綜合分析，認為無論是上訴人之家人，還是其他證人均不清楚上訴人與輔助人之間具體的金錢關係，也不清楚本案件支票涉及的款項，更不知道上訴人簽署涉案支票的原因及情況。
透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原審法院已指出了用以形成心證的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
因此，原審判決已充分地履行了說明理由的義務，完全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及第356條的規定情況。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2. 上訴人A(嫌犯)認為原審法院判決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也違反了“疑罪從無”原則。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除在審判聽證中聽取了輔助人及案中證人的聲明和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上述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的事實做出判斷。
分析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難發現，上訴人主要是認為重審判決不應採信輔助人的證言，並應採信辯方證人以及上訴人在信件中聲明的事實版本，尤其指輔助人為從事不法足球投注業務、涉案債務源於不法賭博(輔助人沒有展示與借貸相關的文件)以及上訴人是在被脅迫下簽發涉案支票的事實版本。
然而，《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所規定的上訴理據是針對原審法院對審查證據的決定，且須出自案卷所載資料，尤其是判決本身，而並非對相關證據作出重新分析審理。
就本案而言，上訴人是否有被脅迫下簽署支票以及債務之來源為本案定罪的爭議點，而輔助人與辯方證人之間存在不同的聲明版本。但是，重審判決在為何不採信辯方證人以及上訴人的書信問題上已作出了理由說明（詳見卷宗第721頁背頁至第722頁），而相關理由說明符合一般經驗和邏輯。況且，本案之定罪亦非僅以輔助人之聲明為依據，當中亦包括卷宗其他證據(如嫌犯所簽支票、嫌犯與輔助人以及輔助人與嫌犯母親之間的通訊內容等)。
從經驗法則及邏輯的角度考慮，原審法院所審查的證據可客觀、直接及合理地證明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而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的任何錯誤，亦沒有違反“存疑無罪”原則。
事實上，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其對合議庭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來試圖質疑法官的自由心證，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當然，不受質疑的自由心證必須是在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
但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未違背以上所提到的任何準則或經驗法則，因此，上訴人不能僅以其個人觀點為由試圖推翻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3. 上訴人A(嫌犯)認為緩刑與其過錯相適應，也足以實現對法益的保護，請求適用《刑法典》第48條規定，暫緩執行其被判處之刑罰，為期三年。
根據《刑法典》第48條之規定，經考慮行為人之人格、生活狀況、犯罪前後之行為及犯罪情節後，認定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法院得將所科處不超逾三年之徒刑暫緩執行。
換言之，法院若能認定不需通過刑罰的實質執行，已能使行為人吸收教訓，不再犯罪，重新納入社會，則可將對行為人所科處的徒刑暫緩執行。因此，是否將科處之徒刑暫緩執行，必須考慮緩刑是否能適當及充分地實現處罰之目的。
上訴人在實施本次犯罪時雖然已曾因觸犯較輕的生產和販賣罪及醉酒駕駛罪而被判刑的前科，但考慮到本次犯罪行為與之前的性質完全不同，且上訴人多名家人到法庭作證可顯示上訴人得到家的支援，這令法院對其將來行為抱有合理期望、希望他不再犯罪，重新納入社會的可能性再次寄予期望。
在綜合考慮整個案卷內客觀顯示的情節，尤其考慮到上訴人的個人人格和生活狀況，犯罪的嚴重程度，是次犯罪與之前犯罪的關聯性，平衡特別預防和一般預防的需求，給予緩刑不會給社會帶來負面衝擊，可以達到刑罰的目的。因此，本院認為可對上訴人的徒刑暫緩三年執行，根據《刑法典》第52條規定，緩刑期間附隨社工跟進及社會重返制度。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部分成立。
4. 上訴人A(嫌犯)提出，其行為不構成犯罪，因而有關損害賠償便失去了法律規定，得以依附本刑事訴訟程序進行處理的基礎，應依職權撤銷有關裁判。
《刑事訴訟法典》第60條規定：
“以一犯罪之實施為依據之民事損害賠償請求，須在有關刑事訴訟程序中提出；僅在法律規定之情況下方得透過民事訴訟獨立提出該請求。”
《民法典》第477條的規定：
“一、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犯他人權利或違反旨在保護他人利益之任何法律規定者，有義務就其侵犯或違反所造成之損害向受害人作出損害賠償。
二、不取決於有無過錯之損害賠償義務，僅在法律規定之情況下方存在。”
原審判決中關於民事損害賠償部分：
“民事請求人B被請求人A(嫌犯)提出民事請求：
根據《民法典》第477條規定：《一、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犯他人權利或違反旨在保護他人利益之任何法律規定者，有義務就其侵犯或違反所造成之損害向受害人作出損害賠償。二、不取決於有無過錯之損害賠償義務，僅在法律規定之情況下方存在。》
本案，尤其證實民事被請求人(嫌犯)在自由、自願、有意識的情況下，明知自己的銀行帳戶存款不足，仍故意向他人簽發高於自己銀行帳戶餘額的支票，使該等支票不獲支付，因著民事被請求人的違法行為及事實，屬故意且直接導致民事請求人損失了HKD550,000.00，折合MOP566,500.00。考慮到民事請求人所遭受到的有關財產損害是由民事被請求人所造成，故有關損害與上述不法行為間存在損害賠償之債之適當因果關係。因此，有關損害賠償金額予以認定。
另外，民事請求人請求裁定其所支付了律師服務費用：本案中，民事請求人在本案件中聘用有關律師代理本案件，但有關聘用行為與本案件的上述不法事實之間沒有直接因果關係。正如中級法院2002年5月23日製作的第77/2002號案件合議庭裁判書，當中尤其指出：“損害賠償中不得包括律師的服務費，否則就會造成“一事不再理”(“ne bis in idem”)的情況。這是因為訴訟代理費永遠由當事人承擔，在惡意訴訟中得由對方當事人承擔，但不影響以計入訴訟費用方式可做部份及象徵性的退還。”、“不法事實（在本案中為交通意外）與訴訟代理費之間的因果關係也還是不存在的。”。本院認為，本案中，有關聘用行為與嫌犯作出的上述不法事實之間沒有直接因果關係。因此，有關請求律師服務費用的損害均不予以認定。
綜上，民事請求人B提交的民事請求理由成立，民事被請求人A(嫌犯)須向民事請求人B賠償合共澳門幣五十六萬六千五百元(MOP566,500.00)，附加該金額自判決作出至完全支付賠償之法定利息，駁回其他民事請求。”
從原審法院合議庭在事實之判斷和獲證事實的上述說明，可清楚看到原審法院對上訴人被起訴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4條第2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及澳門《商法典》第1240條所規定及處罰的『簽發空頭支票罪』的事實作充分審查，經審查後裁定罪名成立。因而相關賠償判決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60條及《民法典》第477條的要求。
因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部分成立。
合議庭裁定上訴人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4條第2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及《商法典》第1240條所規定及處罰的『簽發空頭支票罪』，判處九個月徒刑，改判緩刑三年，緩刑期間附隨社工跟進及社會重返制度。
判處上訴人繳付6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四分之三上訴的訴訟費用。
著令通知。
2025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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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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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艷平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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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第二助審法官)
1 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Imputa o ora recorrente à decisão recorrida, com a ressalva do muito respeito devido pelo Ilustre Colectivo, vícios de erros de direito integrado no fundamento indicado no artº. 400º, nº.1,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quaisquer questões de direito de que pudesse conhecer a decisão recorrida” - no que concerne nos termos do art. 355.º, n.º 2 do Código do Processo Penal da falta de exame crítico da prova quanto a condenação de um crime de de emissão de cheque sem provisão, previsto no art.º 214.º n.º 2 a) conjugado com o n.º 1 do mesmo artigo e do artigo 196.º b) todos do Código Penal e art.º 1240.º do Código Comercial, e sob pena de a sentença incorrer na nulidade prevista na alínea a) do n.º 1 do artigo 360.º do mesmo diploma legal, 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consagrado no artigo 114.º do Código do Processo Penal, e 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no que concerne a procedência do pedido de indemnização cível, e no que concerne sobre vício sobre a não aplicacão d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a pena de prisão.
2. O recorrente não se pode conformar, considerando incorrectamente julgada a matéria de facto dada como provada o cometimento do crime de emissão de cheque sem provisão.
3. Entende o recorrente que a matéria de facto dada como provada relativamente ao crime de emissão de cheque sem provisão a ele imputado existir uma falta de exame crítico da prova nos termos do art. 355.º, n.º 2 do Código do Processo Penal, sob pena da sentença incorrer na nulidade prevista na alínea a) do n.º 1 do artigo 360.º do mesmo diploma legal.
4. O artigo 355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que dispõe sobre os “requisitos da sentença” (relatório - n.º 1; fundamentação - n.º 2; e dispositivo ou decisão stricto sensu), indica no n.º 2 os elementos que têm de integrar a fundamentação, da qual deve constar uma “exposição, tanto quanto possível completa, ainda que concisa, dos motivos, de facto e de direito, que fundamentam a decisão, com a indicação e exame crítico das provas que serviram para formar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5. Em matéria de facto, a fundamentação remete, como refere o segmento final do n.º 2 do artigo 355.º do CPP para a indicação e exame crítico das provas que serviram para formar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6. O exame crítico das provas constitui uma noção com dimensão normativa, com saliente projecção no campo que pretende regular - a fundamentação em matéria de facto - , mas cuja densificação e integração faz apelo a uma complexidade de elementos que se retiram, não da interpretação de princípios jurídicos ou de normas legais, mas da realidade das coisas, da mundividência dos homens e d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a noção de “exame crítico” apresenta-se, nesta perspectiva fundamental, como categoria complexa, em que são salientes espaços prudenciais fora do âmbito de apreciação próprio das questões de direito.
7. exame crítico consiste na enunciação das razões de ciência reveladas ou extraídas das provas administradas, a razão de determinada opção relevante por um ou outro dos meios de prova, os motivos da credibilidade dos depoimentos, o valor de documentos e exames, que o tribunal privilegiou na formação da convicção, em ordem a que os destinatários e um homem médio suposto pela ordem jurídica, exterior ao processo, com a experiência razoável da vida e das coisas fiquem cientes da lógica do raciocínio seguido pelo tribunal e das razões da sua convicção.
8. Para cumprimento daquele requisito não se satisfaz a lei com a mera enumeração dos meios de prova produzidos n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e dos que serviram para fundamentar a sentença.
9. É ainda necessário um exame crítico desses meios, que servirá, além do mais, para convencer os interessados e a comunidade em geral da correcta aplicação da justiça no caso concreto.
10. No caso concreto, as testemunhas de defesa, familiares e amigos do arguido alegaram que o assistente estava envolvido em exploração de apostas ilícitas de futebol, o assistente aliciou o arguido para praticar essas apostas ilícitas, e que o arguido foi coagido pelo assistente a emitir os cheques em questão. Apesar que o arguido esteve ausente na audiência e não podia ser interrogado acerca desses factos, mas entretanto o arguido redigiu em seu punho uma carta especificando o que tinha passado, especialmente foi coagido pelo assistente a emitir os cheques em casua (fls. 649 a 674).
11. Conforme reproduzido do acordão, o assistente declarou em audência que: “ O assistente B declarou durante a audiência, porque o arguido lhe devia HK$ 800,000, e mais tarde lhe reembolsou HK$ 250,000, e ainda lhe devia HK$ 550,000, o arguido emitiu dois cheques para ele de uma vez, ou seja, dois cheques envolvidos no caso. O arguido disse na altura que se o assistente não conseguisse descontar o primeiro cheque, ele poderia descontar o segundo cheque no futuro. Ele pagou muito dinheiro em nome do arguido, incluindo HK$ 100,000 pelo veículo que precisava de reparos devido ao tufão Hato, HK$ 60,000 pelo levantamento do relógio penhorado pelo arguido, HK$ 20,000 pelo aniversário do arguido e HK$ 150,000 em dívidas devidas pelo arguido a terceiros, sinal de renda de casa de HK$ 30,000, etc., o arguido ainda pediu emprestado dele HK$ 50,000 (declaração de dívida em fls 378), ele tinha um bom relacionamento com o arguido na altura e o arguido usou o dinheiro emprestado para jogar, e perdeu o dinheiro e até o carro, por isso ficou muito irritado e pediu ao arguido que emitisse os dois cheques envolvidos no caso. No entanto, o arguido não era contactável posteriormente e ainda lhe devia HK$ 550,000. Relativamente a fls. 233 trata-se do conteúdo duma mensagem enviada a ele pela mãe do arguido.”
12. Conforme reproduzido do acordão, a testemunha de acusação C (investigador criminal da Polícia Judiciária): “prestou depoimento durante a audiência, descrevendo especialmente a investigação deste caso.”
13. Conforme reproduzido do acordão, a testemunha do assistente D (esposa do assistente): “declarou especialmente que o assistente e o arguido eram bons amigos. Mais tarde, o arguido jogava frequentemente e o assistente aconselhou-o a não jogar novamente. Naquela altura, o arguido muitas vezes pedia dinheiro emprestado ao assistente, o assistente emprestava dinheiro ao arguido várias vezes por mês, e o arguido pedia dinheiro emprestado para se divertir e beber.
14. Conforme reproduzido do acordão, a testemunha de defesa E (mãe do arguido): “declarou especificamente que não tinha ouvido o arguido dizer que havia pedido dinheiro emprestado a outras pessoas, mas que ela ajudou o arguido a pagar o assistente, e era ela e o marido das sua filha que transferiram dinheiro para o assistente, e o valor total é de pelo menos $200,000. Ela soube através do arguido que o assistente se dedicava em jogos ilícitos de fortuna e azar e disse que o assistente pediu ao arguido que praticasse jogos ilícitos de fortuna e azar. Sobre o cheque em causa, soube através pelo arguido, que alegou ter sido coagido pelo assistente a emitirr o cheque. As fls. 233 a 234 são as mensagens enviadas ao assistente, mas o conteúdo está incompleto e não é possível fornecer uma versão completa. O arguido foi intimidado devido ao incidente neste caso e, como resultado, o arguido estava no China Interior e não se atreveu a regressar para Macau. O marido da filha também foi ameaçado, mas não chamou a polícia.
15. Conforme reproduzido do acordão, a testemunha de defesa F (irmã do arguido) declarou: que conhecia o assistente através do arguido, o assistente é um explorador de jogos ilícitas para apostas de futebol. Ela ajudou o arguido a transferir $20,000 para o assistente, mas não para pagar a dívida, e era o dinheiro devido na exploração de apostas ilícitas de futebol que o arguido estava como subordinado e orientado pelo assistente. Ela não sabia o valor envolvido era dinheiro neste caso. Ela não sabia a quantia específica de dinheiro que o arguido devia. Estima-se que seja de HK$ 550,000. O assistente chegou ir até a loja dela para exigir o dinheiro do arguido, mas não chamou a polícia. O arguido está agora trabalhando na China Interior. Ela não sabia se o arguido tinha o hábito de jogar.
16. Conforme reproduzido do acordão, a testemunha de defesa G (cunhado do arguido): declarou especificamente que havia emprestado ao arguido $60,000 a $70,000 para pagar ao assistente, mas não sabia quanto o arguido devia ao assistente. Ele ouviu de E que se tratava de empréstimos para apostas ilícitas de futebol, mas ele não sabia dos detalhes. Ele não sabia da emissão de cheques pelo arguido.
17. Conforme reproduzido do acordão, a testemunha H: declarou especialmente que era amigo do assistente e do arguido. O assistente abriu uma conta na “Rede de jogos denominada Coroa”. O assistente era hierarquicamente supra e o arguido era o infra. Competia o arguido arranjar clientela para apostar. Se o arguido arranjasse cliente para jogar e perdesse dinheiro, o arguido iria ser responsável dos prejuízos. Ele não sabia por que o arguido devia dinheiro ao assistente e ao cheque neste caso.
18. Conforme reproduzido do acordão, a testemunha I: declarou que conhecia o arguido e ouviu dizer que o arguido devia dinheiro ao assistente, mas não sabia a relação financeira específica entre o arguido e o assistente. O arguido chegou uma vez aconselhou-lhe para jogar. O arguido havia feito liquidação com o assistente e ele não sabia porque o arguido devia dinheiro e sobre o cheque ao assistente neste caso. Ele não sabe o paradeiro actual do arguido.
19. Conforme reproduzido do acordão, a testemunha J:declarou especialmente que o arguido era seu amigo. Ele ouviu dizer que o arguido devia dinheiro ao assistente e que o arguido muitas vezes depositava dinheiro para reembolsar o dinheiro, mas não sabia a quem o arguido devia dinheiro. Ele não sabia por que o arguido devia dinheiro ao assistente e sobre o cheque neste caso.
20. O Tribunal a quo entendeu que apesar que houve discrepância entre os depoimentos das testemunhas de defesa e do assistente, e apesar que mesmo que nos autos não haja provas suficientes sobre a razão das dívidas que resultou a emissão dos cheques sem provisão, julgou, pela livre convicção, procedente o crime de emissão de cheque sem provisão.
21. Para tal no douto acordão, os fundamentos d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a quo é “Embora a família do arguido tenha apresentado alguns documentos (ver fls. 627 a 641 dos autos), afirmaram que foram apresentados em nome do arguido, afirmando, em particular, que o arguido sabia que o assistente estava envolvido em jogos ilícitos de fortuna e azar e que o assistente pediu ao arguido que praticasse jogos ilícitos de fortuna e azar, e que o arguido foi coagido pelo assistente a emitir os cheques em questão. No entanto, o arguido esteve ausente da audiência e não conseguiu apurar a verdade através do arguido, pelo que impossibilitou verificar o conteúdo da carta através do arguido, especialmente se o arguido foi coagido pelo assistente a emitir os cheques envolvidos. Além disso, com base no depoimento das testemunhas e numa análise abrangente, nem a família do arguido nem outras testemunhas conhecem a relação financeira específica entre o arguido e o assistente, não sabem o montante em dinheiro envolvido no cheque envolvido neste caso, nem sabem como o arguido assinou o cheque em questão, as suas razões e circunstâncias.
22. Após o julgamento, aliado ao inquérito policial e às informações do processo, especialmente a comunicação entre o arguido e o assistente, e a comunicação entre o assistente e a mãe do arguido (ver fls. 223 a 245 dos autos), ficou especialmente demonstrado que o arguido pediu dinheiro emprestado ao assistente. Com base no depoimento do assistente e na respectiva informação sobre o cheque e o cheque devolvido, este tribunal entende ser suficiente concluir que os dois cheques em causa foram emitidos pelo arguido, que emitiu os respectivos cheques para garantir as suas dívidas, mas o os cheques emitidos estavam com fundo insuficientes. Além disso, não havia provas no caso que provassem que o arguido foi forçado a assinar os cheques, e não havia provas suficientes para provar que o dinheiro envolvido nos cheques era uma dívida ilegal.”
23. O recorrente não pode concordar, porque em primeiro lugar, embora o arguido não tenha comparecido à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mas juntou aos autos uma carta redigida pelo punho dele e reconhecido assinatura notarialmente (fls. 649 a 674), esclarecendo tudo o que passou. E depois, intervieram nas audiências os familiares e amigos como testemunhas de defesa. A maior parte dos depoimentos das testemunhas de defesa e da carta do arguido centraram-se no facto de o arguido ter dívidas com o assistente porque o colaborou para a prática de apostas ilícitas de futebol, e a dívida era proveniente dessas apostas ilegais, e o arguido emitiu os cheques sob coacção do assistente.
24. Em segundo lugar, quanto à versão do assistente, o arguido pediu repetidamente emprestado ao assistente quase HK$800,000, e o arguido ainda devia HK$550,000. Quanto aos factos da acusação e do pedido cível a esse respeito, tirando o depoimento do assistente, não há provas nem registos de contas sobre as datas concretas dos emprétimos. O assistente não pôde indicar as datas dos empréstimos e os montantes dos empréstimos.
25. Assim, o Tribunal a quo apesar que fez conta no fundamento da sentença as declarações do assistente e do facto da emissão de cheques sem provisão pelo arguido, porém, omitiu fazer uma análise crítica sobre as provas insuficientes alegadas pelo assistente para que possa estabelecer o facto de o assistente na realidade ter emprestado HK$800,000 ao arguido. Por este motivo, por insuficiência de provas, devia ter dado improcedente da existência da divída de HK$800,000, ou mesmo que considerando haver dívida, trata-se de dívida ilegal porque proveniente de jogos ilícitos de futebol.
26. Por outro lado, e considerando haver discrepância entre as versões entre o assistente e as testemunhas de defesa, bem como o conteúdo da carta redigida pelo arguido, porque o Tribunal a quo apenas optou de considerar as declarações do assistente?
27. Uma vez que as testemunhas E, F, G, H, I, J esclareceram já o motivo ao Tribunal a quo, de que a divída em causa provavelmente era originada por prática de apostas ilícitas de futebol, razão pela qual o assistente não podia apresentar as provas de empréstimos, visto ser ilegais.
28. Nas investigações realizadas no âmbito do inquérito, também não foi verificado sobre esse ponto, nomeadamente identificar o motivo da divída.
29. O Tribunal a quo aceitou como prova o depoimento do assistente, contráriamente, não aceitou a carta do recorrente, os depoimentos das testemunhas E, F, G, H, I, J K, L. O assistente nomeadamente declarou qur houve ainda uma divída de HK$550,000 e que o arguido o emitiu dois cheques sem provisão, mas no entanto, como atrás referido, não há provas concretas sobre quando, como e onde que os empréstimos eram contraídos, inexistindo sem mais outras provas de suporte. Havia assim falta sobre o motivo da dívida.
30. É neste ponto não se acha da decisão ser segura, especialmente o porquê de julgar os depoimentos do assistente credíveis, do que as testemunhas em causa e da carta do arguido.
31. Com a falta de suporte e apenas as declarações do assistente, nunca é seguro dado como provado que o recorrente realmente devia ao assistente uma divída de HK$550,000, ou que a dívida não fosse oriundo de apostas ilegais de futebol, e em em consequência emitiu dolosamente dois cheques sem provisão para o assistente.
32. Por sua vez, depois de considerar o depoimento do assistente e os depoimentos de cada testemunha, o tribunal a quo salientou claramente que o arguido emitiu os cheques apenas para garantir a dívida, então o comportamento e a motivação do arguido não demonstravam que o arguido estava livre e voluntária que os dois cheques envolvidos no caso foram emitidos para pagar a dívida. Não foi constactado que o arguido tinha a intenção de pagar com os cheques.
33. O preceituado no artº 114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isto é, 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deve ter-se por cumprido quando a convicção a que o tribunal chegou se mostra objecto de um procedimento lógico e coerente de valoração, com motivação bastante, e onde não se vislumbre qualquer assumo de arbít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34. Por força d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seus limites, e do princípio da presunção de inocência, que em sede probatória se concretiza no principio in dubio pro reo resulta que: quanto a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pelo tribunal a quo, verificou-se pouca clareza nos mesmos, evidenciando dúvidas, ilações tiradas pelo julgador de factos que não constam da prova directa, designadamente, que não há provas concretas sobre quando, como e onde que os empréstimos eram contraídos, que o recorrente realmente devia ao assistente uma divída de HK$550,000, ou que a dívida não fosse oriundo de apostas ilegais de futebol.
35. Todos sabemos que a actividade de julgar, de acordo com 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implica uma actividade algo subjectivante, muito embora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tenha de assentar em critérios objectivos que forneçam credibilidade ao julgamento dos factos.
36. Acreditamos que 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conjugado com o dever de fundamentação das decisões dos tribunais impõe uma apreciação crítica exaustiva, racionalmente motivada, parametrizada pelos critérios legais da produção e da valoração da prova.
37. Só na sua falta ou insuficiência deveremos socorrer-nos das regras da ciência, da lógica e da experiência. A apreciação deve constar da fundamentação.
38. Ficamos estupefactos com o raciocínio do tribunal a quo assente, sobretudo, em “suposições” contextualizadas, o qual terá, certamente, a importância devida, mas não fará parte do manancial de prova produzida, nem ajudará na sua concretização.
39. Face ao acervo probatório alcançado, deve o tribunal assumir a posição que mais favorece o arguido. Na dúvida, deve decidir a favor do arguido.
40. Somos, naturalmente, compelidos a concluir que 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e que fundamentaram o acórdão condenatório, pelo crime de emissão de cheque sem provisão na pena de 9 meses de prisão, do recorrente não possuem sustentação probatória suficiente, em razão que, concretamente, se colocam sobre o “não possam ser subtraídos à dúvida razoável do Tribunal”, a garantia do Tribunal a quo que o assistente realmente tinha emprestado dinheiro para o recorrente, com uma divída de HK$550,000, ou que a dívída não seja proveniente de apostas ilícitas, e em consequência emitiu dois cheques sem provisão daquele montante.
41. Devendo assim, na dúvida, absolver o arguido, pel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42. Sem que se defina legalmente em que consiste o propalado “exame crítico da prova” imposto pelo artº 355º n.º 2 do CPP, tal exame há-de ser aferido com critérios de razoabilidade, sendo fundamental que permita avaliar cabalmente o porquê da decisão e o processo lógico-formal que serviu de suporte ao respectivo conteúdo;
43. A decisão recorrida não cumpriu com tal normativo, uma vez que o tribunal a quo se limitou a referir que tomou convicção pelas declarações do assistente. Impunha-se saber a razão de não valorar sobre as versões de outras testemunhas, e agora só perante uma dedução, em prejuízo da recorrente.
44. A obrigatoriedade de indicação das provas que serviram para formar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e do seu exame crítico destina-se a garantir que na sentença ou acórdão se seguiu um procedimento de convicção lógica e racional na apreciação das provas, e que a decisão sobre a matéria de facto não é arbitrária, dominada pelas impressões, ou afastada do sentido determinado pel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45. A integração das noções de “exame crítico” e de “fundamentação” de facto envolve a implicação, ponderação e aplicação de critérios de natureza prudencial que permitam avaliar e concluir se as razões de uma decisão sobre os factos e o processo cognitivo de que se socorreu são compatíveis com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da vida e das coisas e com a razoabilidade das congruências dos factos e dos comportamentos.
46. No caso concreto, o tribunal a quo deveria ter explicitado as razões ou as provas que, devidamente inter-relacionadas e conjugadas de acordo com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o levaram a concluir que a sua descrição e o juízo de valor que elas oferecem em termos de suporte decisório, ou seja, a crítica porque umas merecem credibilidade e outras não, impondo que o juiz indique todas as provas, a favor ou contra, que constituem a decisão e diga as razões pelas quais não atendeu às provas contrárias à decisão tomada.”
47. Pelo que se entende violados o artº. 355º n.º 2 do CPP .
No caso em apreço, a apontada omissão de fundamentação quanto aos factos supra aludidos incorrerá a nulidade da sentença, nos termos dos artº o 360.º nº 1 al. a) e 355.º nº 2 do C.P.Penal.
48. Na sequência da declaração de nulidade, deverá a sentença recorrida ser reformulada de modo a suprir o referido vício.
49. Face ao exposto, e em consequência como não tendo sido possível estabelecer uma relação causal adequada entre o dano alegado pelo assistente e o comportamento do arguido, e também sendo impossível provar seguramente a existência dos direitos do credor neste caso o que este direito não seja legal - apostas ilegais de futebl, não reunindo os requisitos do “facto ilícito” previsto no artigo 477.º do Código Civil, pelo que, a decisão respeitante a indemnização do pedido de cível deve ser improcedente.
50. Do acórdão condenatório relativo ao processo supra identificado a condenação do ora recorrente pela prática de um crime de emissão de cheque sem provisão, previsto no art.º 214.º n.º 2 a) conjugado com o n.º 1 do mesmo artigo e do artigo 196.º b) todos do Código Penal art.º 1240.º do Código Comercial, numa pena de prisão de 9 meses de prisão.
51. Se o Tribunal ad quem não concordar absolver o arguido, pel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e não haver nulidade da sentença, nos termos dos artº 360.º nº 1 al. a) e 355.º nº 2 do C.P.Penal, devendo também aplicar a suspensão da pena de prisão.
52. No que concere, porém, ao critério da escolha da pena, a tendência na doutrina e jurispridência vai no sentido de que os Tribunais Superiores devem, em sede de recurso, sindicar as operações de determinação ou a aplicação dos princípios gerais de determinação da pena e a falta de indicação de factores relevantes para esta, por parte dos tribunais.
53. Na determinação da pena que definitivamente deve ser aplicada do deliquente, o Tribunal, após identificar a moldura penal abstracta e verificar a moldura penal encontrada para cada um dos crimes tem que ser modificada devida a existência de uma circuntância modificativa atenuante ou agravante aplicando a pena em sentido restrito, tem que forçosamente confrontar-se com a escolha da espécie da pena a aplicar seguindo o critério que a lei lhe dá.
54. Prescreve o art.º 48.º do Código Penal “O tribunal pode supender a execução da pena de prisão aplicada em medida não superior a 3 anos se, atendendo à personalidade do agente, às condições da sua vida, à sua conduta anterior e posterior ao crime e às circuntância deste, concluir que a simples censura do facto e a ameaça de prisão realizam de forma adequada e suficente as finalidades da punição”.
55. É adequada à culpa do arguido e suficiente para realizar a tutela dos bens jurídicos protegidos, crendo-se que seja suspensa a execução da pena de prisão por um período de 3 anos.
VII-PEDIDO
TERMOS EM QUE, e contando o doutro suprimento de Vossas Excelências, deve o presente recurso ser julgado procedente e, em consequência:
a) Julgar, na dúvida, absolver ao arguido, pel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b) E se assim não entender, julgar procedente a violação ao artº. 355º n.º 2 do CPP pela falta de exame crítico da prova quanto ao crime de fuga de responsabilidade imputada contra o recorrente, e declarar a nulidade a sentença, nos termos dos artº 360.º nº 1 al. a) e 355.º nº 2 do C.P.Penal;
c) E consequentemnte não reunindo os requisitos do “facto ilícito” previsto no artigo 477.º do Código Civil, pelo que, a decisão respeitante a indemnização do pedido de cível deve ser improcedente.
d) Se assim não entender os acimas pedidos, seja suspensa a execução da pena de prisão condenada de 9 meses por um período de 3 anos.
Procedendo de um dos modos por que se requer, farão V, Exªs, no entendimento da recorrente, boa e sã JUSTIÇ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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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2024 p.3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