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宗編號：682/2024
（司法上訴卷宗）
日期：2025年6月26日
主題：
- 紀律程序
- 停職處分
- 醉酒駕駛及在醉酒狀態下上班
摘要
司法上訴人被發現醉酒駕駛，經檢測，其每公升血液酒精含量達3.2克。當時距離上班時間不足半小時，可見其當時打算在醉酒狀態下上班，其行為不僅危害道路上公眾的安全，還忽視自身是否具備為部門正常履職的能力。
更嚴重的是，事發當日司法上訴人正處於禁止駕駛期間，因其早前同樣在受酒精影響下駕駛，被法院判處罰金及禁止駕駛6個月，過錯程度極高。
鑒於司法上訴人的上述行為，被訴實體對其作出科處240日停職處分，未發現存在任何瑕疵。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
唐曉峰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
卷宗編號：682/2024
（司法上訴卷宗）
日期：2025年6月26日
司法上訴人：(A)
上訴所針對之實體：保安司司長
***
一、概述
保安司司長(以下簡稱“被訴實體”或“上訴所針對之實體”)於2024年7月5日作出批示，科處(A)(以下簡稱“司法上訴人”)240日停職處分。
司法上訴人對此不服，向本中級法院提起司法上訴，並在起訴狀中點出以下結論：
“1. 有鑒於尊敬的保安司司長閣下(以下簡稱“被訴實體”)作出在2024年7月5日針對司法上訴人(A)作出科處240日停職處分的處罰性行政決定的第062/SS/2024號批示(以下簡稱 “被訴行為”，參見文件Doc. 1)，司法上訴人不服上述批示，現針對該被訴行為向中級法院提交行政司法上訴。
2. 司法上訴人認為被訴行為存在多個瑕疵，相關依據如下。
一、沾有理解法律錯誤的瑕疵：
- 公務員針對書面申誡、罰款、停職均具有暫緩執行處分的機會
- 第13/2021 號法律第161條限制書面申誡及罰款方具有暫緩執行處分的機會
- 第13/2021號法律第161條違反憲法性平等原則及不歧視原則
- 被訴行為不給予停職處分的暫緩執行處分的機會是侵犯平等權的人權
- 侵犯司法上訴人所享有的平等權的基本權利的內容的人權的無效瑕疵
3. 被訴行為(參見文件Doc. 1：保安司司長第062/SS/2024號批示)所言如下：
「事由：紀律程序
卷宗編號：海關第02/2024-2.21-DIS號
嫌疑人：(A)一等關員(編號：...)
在本紀律程式卷宗中，有足夠資料證明針對嫌疑人，即海關一等警員(A)被指控的事實得以認定，該控訴書的已查明事實在此視為完全轉錄，並概括如下：
根據已於2024年3月4日轉為確定的初級法院刑事法庭裁判中獲證明之事實，嫌疑人因實施第3/2007號法律《道路交通法》第90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醉酒駕駛罪，和《道路交通法》第92條第1款結合《刑法典》第312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違令罪，兩罪並罰，合共判處九個月單一徒刑，緩刑兩年，緩刑條件為於緩刑期間不准飲用酒精飲品。
根據《通則》第147條的規定，科處處分時，應考慮違紀行為的性質及嚴重性、嫌疑人的職位、過錯程度、人格、文化水準及一切不利或有利於嫌疑人的情節。
嫌疑人明知自己仍處於禁止駕駛期間，仍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飲用酒精飲品後駕駛電單車上班，行為不但對公共安全構成危險，亦嚴重違反了第13/2021號法律《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人員通則》(下稱《通則》)第92條第2款(七)項及(十四)項所載的端莊義務，嫌疑人同時滿足了《通則》第157 條第2款(二)及(十二)項的加重情節，另外嫌疑人亦適用《通則》第156條第2款(八)項所規定的減輕情節，除此之外，嫌疑人不存在任何阻卻紀律責任的情節。
綜合考慮嫌疑人所作出的違紀行為及具體情節，以及所存在的減輕、加重情節和嫌疑人的過錯程度，特別是嫌疑人擔任關員多年，理應十分清楚關員的職責和義務，清楚知道在禁止駕駛期間醉酒駕駛的行為是違反法律，以及會導致嚴重影響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尊嚴及聲譽，但嫌疑人仍故意作出相關行為，顯示嫌疑人對履行職業上的義務完全漠不關心，輕忽其工作的重要性，無視其行為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屬明顯的失職，過錯程度非常高；根據《通則》第152條的規定，得對嫌疑人科處停職的處分。
基於此，本人行使《通則》第78條所指的附件五及經第 86/2021號行政命令修改的第182/2019號行政命令第1款所賦予的許可權，並根據《通則》第135條(一)項第(4)分項及第152條的規定，和第138條所產生的效力，對嫌疑人科處240日停職處分。
著令通知嫌疑人可於三十日內針對本批示向中級法院提起司法上訴。」
4. 依據文件Doc. 1之紀律程式第02/2024-2.21-DIS號控訴書第(三)及(四)點所言如下：
「(三)
根據《通則》第八十二條(刑事裁判的效力)第二款，為達至有關效力，相關文件(卷宗第90至95頁)資料的內容視作全部複述於此，而以下事實獲為已證事實：
1. 於2024年01月15日約06時26分，嫌疑人(A)於飲用酒精飲品後從氹仔布拉干薩街XX花園第28座步出並行至氹仔佛山街電單車位取用重型電單車MG-XX-XX。隨後，嫌疑人駕駛該電單車從佛山街經潮洲街、沙維斯街至柯維納馬路燈柱(編號：738A07)對出位置，嫌疑人因受酒精影響未能夠控制該電單車並且靠向車行道右側撞及路旁的石學及花圃，隨之嫌疑人人車倒地。隨後警員到達現場發現嫌疑人發生交通事故，要求嫌疑人進行酒精呼氣測試，該酒精測試中證實嫌疑人每公升血液中含酒精量3.20克。同時，嫌疑人未能出示任何有效駕駛執照或同等文件。
2. 經調查後發現嫌疑人正處於禁止駕駛期間(由2023年11月14日至2024年05月13日)，相關判決的卷宗編號為CR2-23-0188-PCS，該判決於2023年11月13日轉為確定，隨後，嫌疑人於2023年11月17日前往治安警察局辦理有關停牌手續。
3. 嫌疑人在有意識、自由及自願的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在受酒精影響下駕駛，且每公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超過1.2克。同時，嫌疑人清楚知道正處於禁止駕駛期間，仍然駕駛電單車在公共道路上行駛。
4. 嫌疑人清楚知道此等行為是法律所禁止和處罰的。
5.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疑人非為初犯。嫌疑人曾於2023年10月24日因犯一項逃避責任罪被CR2-23-0188-PCS號卷宗判處75日罰金，每日罰金金額訂為澳門幣100元，合共澳門幣7,500元。禁止駕駛為期6個月。有關判決已於2023年11月13日轉為確定。
(四)
根據本卷宗第95頁判決書的裁定如下：
1. 裁定嫌疑人(A)觸犯第3/2007號法律《道路交通法》第90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醉酒駕駛罪』，罪名成立，判處五個月徒刑，及3/2007號《道路交通法》第92條第1款結合《刑法典》第312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違令罪』，罪名成立，判處七個月徒刑。根據《刑法典》第71條的規定，兩罪競合共判處九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
2. 根據澳門《刑法典》第48條規定，該刑罰准予暫緩兩年執行，條件為嫌疑人於緩刑期間不准飲用酒精飲品；
3. 判處嫌疑人禁止駕駛，為期一年六個月；及
4. 吊銷嫌疑人之駕駛執照。」
5. 司法上訴人實施上述加重違令罪及醉酒駕駛罪的犯罪行為的刑事卷宗編號為CR3-24-0002-PSM號簡易刑事案(參見文件Doc. 2)；
6. 本案的被訴行為所認為司法上訴人實施的違紀行為正是上述簡易刑事案的上述犯罪行為；
7. 值得強調，尊敬的初級法院第三刑事法庭法官閣下認定司法上訴訟人毫無保地承認實施上述犯罪為前提的情況下，裁定司法上訴人所觸犯的罪名成立、針對司法上訴人實施上述犯罪行為給予其一個暫緩執行徒刑的機會、並針對司法上訴人定出緩刑期間內不准飲用酒精的緩刑義務及禁止駕駛為期1年6個月(參見上述判決的證明書―司法上訴人承諾適時補交附呈予本卷宗內)；
8. 依據《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300條規定因公務員及服務人員作出違紀行為而可科處之處分有：a) 書面申誡；b) 罰款；c) 停職；d) 強迫退休；e) 撒職。
9. 依據第13/2021號法律第135條規定違紀行為的人員可科處下列處分，包括糾正處分和開除處分；(一) 糾正處分包括：(1) 書面申誡；(2) 最多二十五日的罰款；(3) 二十六日至一百二十日停職；(4) 一百二十一日至二百四十日停職；然而，(二) 開除處分包括：(1) 強迫退休；(2) 撤職或解除公職雇傭聯繫。
10. 依據《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317條第1款規定經考慮行為人之人格、生活狀況、在發生可處罰事實前、後之行為，以及該事實之情節後，如認為對該事實之譴責及處分之威嚇足以達到預防及責難違紀行為之目的，得暫緩執行第三百條第一款a項至c項所指之紀律處分；
11. 依據第13/2021號法律第161條第1款規定屬人員首次實施違紀行為的情況，且具足夠理由相信執行處分的阻嚇性足以使有關人員遵守其須負的一般及特別義務時，經預審員向具職權科處處分的實體提出建議，書面申誠及罰款的處分可暫緩執行，最長為期兩年；
12. 依據第13/2021號法律第147條規定如下：“科處處分時，應考慮以下數條所列的一般標準、違紀行為的性質及嚴重性、嫌疑人的職位、過錯程度、人格、文化水準及一切不利或有利於嫌疑人的情節。”
13. 明顯地，普通公務員及作為保安人員的公務員均是人，為何前者作出違紀行為而被科處停職的處罰能夠享有暫緩執行的機會(依據《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300條第1款a項至c項及第317條第1款規定)；後者卻只能被限制在書面申誠及罰款的處分才有暫緩執行的機會，並限制於首次實施違紀行為(依據第13/2021號法律第135條及第161條規定)。
14. 葡國最高法院退休法官Manuel Leal-Henriques學者所言如下：「然而，事實是紀律懲處的立法者認為，暫緩執行是有利於糾正嫌疑人的行為的機制，行政當局有理由期望，一個嚴肅的批評無論對保護其職務能力，還是使其工作人員明白義務的方向，都會產生有益的效果。」
15. 必須肯定，暫緩執行處分的法律機制必須存在于任何公務員的紀律處罰內，只有在撤職和強迫退休的紀律處分是法律上不可能，皆因以撤職紀律處分以威嚇違紀者守法已極其不安和一種不人道對待，強迫退休紀律處分已不能擔任公職更沒有必要以此威嚇違紀者能夠遵守職業義務和職業固有的責任；
16. 按照葡國PITRA ANTÓNIO DOS SANTOS BONDO學者針對平等原則所衍生的不歧視原則(Princípio da não discriminação)的理解如下：
「O princípio da não discriminação considera que deve ser dado um tratamento igual a pessoas e situações iguais e envolve a existência de uma norma que estabelece a igualdade de tratamento, direito à justiça, direito de objeção de consciência e liberdade.
As violentas interferências no exercício da liberdade de culto e expressão e negação da igualdade de acesso ao emprego, educação, bens e serviços.
A discriminação é toda a distinção, exclusão, restrição ou preferência baseada na raça, cor, genealogia na origem nacional ou étnica que tenha como finalidade ou como efeito de destruir ou comprometer o reconhecimento, o exercício, em condições de igualdade, das liberdades fundamentais dos domínios políticos, económico, social e cultural, ou em qualquer outro domínio da vida pública.」
17.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條、第33條及第31條第1款准用澳門《基本法》第25條、第40條第1款准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3條及第8條准用《行政程式法典》第5條第1款規定所確立的「一國兩制」下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平等原則及其所衍生的不歧視原則，故司法上訴人享有平等權及任何人均負有不歧視司法上訴人作為保安人員的公務員而實施上述違紀行為不給予暫緩執行被停職240日的處罰行為的法定義務；
18. 限制作保安人員的公務員于首次實施違紀行為被科處書面申誡及罰款的處分才有暫緩執行的機會的第13/2021號法律第161條規定是違反及錯誤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條、第33條及第31條第1款准用澳門《基本法》第25條、第40條第1款准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3條及第8條准用《行政程式法典》第5條第1款規定而屬法律上不存在/無效，皆因該規定歧視作保安人員的公務員而進行苛刻及嚴格限制考慮給予暫緩執行處分的前提是違反憲法性的平等原則及其所衍生的不歧視原則；
19. 依據第66/94/M號法令第241條規定如下： “紀律處分不得推遲執行，且應獲完全之執行。”
20. 確實，除了對澳門特區立法會的應有尊重外，第13/2021號法律第161條與第66/94/M號法令第241條比較下的立法已更為進步，但遺憾地仍未能逹至憲法性的平等原則及其所衍生的不歧視原則所要求的法定標準；
21. 被訴行為適用違反憲法性平等原則及其所衍生的不歧視原則的第13/2021號法律第161條規定，從而作出科處司法上訴人的停職240日的紀律處罰的被訴行為是違反及錯誤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條、第33條及第31條第1款准用澳門《基本法》第25條、第40條第1款准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3條及第8條准用《行政程式法典》第5條第1款規定而侵犯司法上訴人所享有的平等權的基本權利的內容的無效瑕疵(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條、第33條及第31條第1款准用澳門《基本法》第25條及第40條第1款准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3條、第8條准用《行政程式法典》第5條及第122條第2款d項規定)。
二、沾有理解法律錯誤的瑕疵：
- 編號為CV3-24-0002-PSM號判決形成司法上訴人具有 “正面的社會期盼”/“社會的良好預測”及“行為人將來行為的有利預測”所形成的心證
- 違反司法決定的強制性原則
- 違反編號為CV3-24-0002-PSM號判決的實質既判案沾有無效瑕疵
22. 依據《刑法典》第48條第1款規定了認為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者，法院得將科處不超逾三年之徒刑暫緩執行；而且，即使任何人 — 當中包括公務員 — 實施任何犯罪，均能夠給予暫緩執行徒刑的機會，只要認定經考慮犯罪行為人之人格、生活狀況、犯罪前後之行為及犯罪之情節，認為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者，法院得將科處不超逾三年之徒刑暫緩執行；
23. 眾所周知，犯罪行為的嚴重性是絕對高於違紀行為，但在面對同時屬於犯罪行為及違紀行為的情況下，兩者分別作出的刑事處罰及紀律處罰的暫緩執行徒刑的法律上可行性和法定判斷標準是必然相同的！
24. 法院給了暫緩執行徒刑的法定判斷標準及行政當局給予違紀行為人的處罰的暫緩執行的法定判斷標準均應是經考慮行為人之人格、生活狀況、行為前後之行為及行為情節而判斷是否“認為僅對事實作讉貴並以監禁作威嚇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及“具足夠理由相信執行處分的阻嚇性足以使有關人員遵守其須負的一般及特別義務”，繼而判定相關的刑事裁制或紀律制裁是否給予暫緩執行的機會，故兩者均存在法律上的判斷的同一性(依據《刑法典》第48條第1款1款及第13/2021號法律第147條及第167條規定)；
25. 按照尊敬的中級法院作出第629/2021號合議庭裁決、第373/2020號合議庭裁決、第385/2023號合議庭裁決、葡國最高法院作出第627/07-5.a 號合議庭裁決的理解，暫緩執行徒刑的實質前提是具有“正面的社會期盼”— 即一般預防 — 及“社會的良好預測”/“行為人將來行為的有利預測” — 即特別預防 — 而形成司法上訴人實施非嚴重犯罪及能夠遠離犯罪；
26. 按照初級法院第CR3-24-0002-PSM號刑事有罪判決，給予司法上訴人的暫緩執行徒刑的實質前提是建基於司法上訴人具有“正面的社會期盼”/“社會的良好預測”及“行為人將來行為的有利預測”而形成司法上訴人實施非嚴重犯罪及能夠遠離犯罪，意即早已符合犯罪的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
27. 根據澳門《基本法》第44條規定，被訴實體負有遵守澳門特區法律的義務 — 亦包括遵守據第9/1999號法律第8條第2款及澳門《民法典》第7條第4款規定所確立被訴實體有遵守法院裁判的法定義務；而且，依據《行政程式法典》第122條第2款h項規定，被訴實體有義務不作出任何抵觸澳門特區法院所作出的司法決定/既判案；
28. 參考葡國Mário Esteves de Oliveira教授、Pedro Costa Gonçalves教授及J. Pacheco de Amorim教授針對違反既判案的理解，以及葡國最高法院於2011年7月21日作出第74/11.9YFLSB.S1號合議庭裁決的摘要指出的理解；同時，中級法院第385/2023號合議庭裁決已轉為確定，該裁決屬於刑事裁決及已轉為確定的情況下，該裁決屬於實質既判案及具有對判決以外的全部第三人就司法上訴人實施犯罪及給予暫緩執行徒刑的“正面的社會期盼”/“社會的良好預測”及“行為人將來行為的有利預測”所形成的心證產生法律約束力(依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49條第51款、第4條准用《民事訴訟法典》第574條第1款規定)；
29. 在本案的保安人員的紀律處罰的行政程式中，被訴實體負有遵守法院裁決的義務以執行初級法院第CR3-24-0002-PSM號刑事有罪判決(當中包括本上訴人須要守法義務及不准飲用酒精飲品的緩刑義務)以確立司法上訴人實施犯罪的前提下，亦應該遵守上述法庭法官閣下認定司法上訴人具有“正面的社會期盼”/“社會的良好預測”及“行為人將來行為的有利預測”所形成的心證，否則便是違反該判決；
30. 被訴實體以上述判決而形成有別於該裁決的上述心證的司法上訴人是“顯示嫌疑人對履行職業上的義務完全漠不關心，輕忽其工作的重要性，無視其行為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屬明顯的失職，過錯程度非常高，根據《通則》第152條的規定，得對嫌疑人科處停職的處分”的結論性判斷等同違反該判決，皆因該判決是判定司法上訴人具有暫緩執行徒刑的法定前提，並形成司法上訴人具有“正面的社會期盼”/“社會的良好預測”及“行為人將來行為的有利預測”所形成的心證；
31. 在任何行政程式內，被訴實體完全受依據澳門《基本法》第84 條第3款准用經第4/2019號法律修改的第1/1999號法律第8條確立的司法決定的強制性原則所約束。
32. 回歸前的《行政程式法典》是沒有以行政行為抵觸既判案而作無效的立法，而是在現行生效的《行政程式法典》第122條所增加的，從而確立行政當局必須遵守澳門特區法院所作出的全部司法裁決！
33. 按照葡國Mário Esteves de Oliveira教授、Pedro Costa Gonçalves教授及J. Pacheco de Amorim教授針對違反既判案的理解，被訴行為透過分析作為實質既判案的初級法院第CR3-24-0002-PSM 號刑事有罪判決所形成司法上訴人是“顯示嫌疑人對履行職業上的義務完全漠不關心，輕忽其工作的重要性，無視其行為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屬明顯的失職，過錯程度非常高，根據《通則》第152條的規定，得對嫌疑人科處停職的處分”的結論性判斷完全抵觸該實質既判案，從而被訴行為沾有違反已確定裁判而沾有無效瑕疵(依據澳門《基本法》第84條第3款准用經第4/2019號法律修改的第1/1999號法律第8條、第8條准用《行政程式法典》第122條第2款h項規定)。
三、沾有理解法律錯誤的瑕疵：
- 應限縮解釋第13/2021號法律第92條所規定的端莊義務為執行職務內履行
34.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第1款准用澳門《基本法》第40條第1款准用《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7條第1款規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加以任意或非法干涉，他的榮譽和名譽不得加以非法攻擊；然而，澳門《基本法》第30條亦規定澳門居民享有個人的名譽權、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的隱私權。
35. 按照葡國José João Abrantes法官閣下所言如下： “Para haver infracção disciplinar, é sempre necessário haver violação de deveres contratuais e, por isso, factos da vida privada do trabalhador dificilmente poderão constituir infracção disciplinar.”
36. 按照上述見解，作為保安人員的公務員的私人生活/非工作期間內是不受職務義務所約束，皆因侵犯公務員所享有的私人生活的隱私權的基本權利的人權；而且，司法上訴人的私人生活/非工作期間內實施任何犯罪亦有澳門刑法所規管，不能再以其作為公務員而承擔非執行職務期間實施的犯罪進行紀律處罰，這是一種雙重處罰的不公正現象。
37. 依據第13/2021號法律第92條第1款及第2款(七)項及(十四)項所規定，公務員的私人生活的非工作期間內實施任何違法行為均不應構成紀律責任，只有違反基於成為公務員而須與公權力機關訂定公法合同所衍生的合同義務違反方構成為紀律責任，否則便是過度干預公務員的私生活而侵犯公務員享有私人生活的隱私性的人權的基本權利(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第1款准用澳門《基本法》第30條第2款、第40條第1款准用《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7條第1款規定)；
38. 本案中，司法上訴人所實施上述犯罪非執行公共職務期間實施，按照澳門特區整體法律秩序 — 尤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第1款准用澳門《基本法》第30條第2款規定所保護任何人的私人生活，第13/2021號法律第92條第2款第七項及第十四項所訂定“避免作出有損其體力、體能或智力的不適當行動或行為，尤其是酗酒，或在無臨床依據下吸食麻醉藥品或具類似效力的物質”及“不以作為或不作為的方式作出任何可構成刑事或輕微違反的不法行為”應被限縮解釋為執行公共職務期間內，而非無限擴張至司法上訴人非執行公共職務期間/私生活期間內(依據《民法典》第8條第1款規定)；更具體而言，第13/2021號法律第92條所規定的端莊義務應限縮解釋為作為保安人員的公務員在執行職務期間內方可負有該義務；
39. 被訴行為是違反及錯誤理解澳門《基本法》第30條第2款、第13/2021號法律第92條第2款第七項及第十四項規定而侵犯司法上訴人所享有的私生活的隱私權的基本權利的內容的無效瑕疵。
四、沾有理解法律錯誤的瑕疵：
- 違反公正原則的沾有可撤銷瑕疵
40. 依據《行政程式法典》第7條規定了公正原則，而依據《刑法典》第61條規定公務員在其被任用、委任或選出從事之活動中實施犯罪而被處以超逾三年之徒刑，且所作之事實屬a) 在明顯及嚴重濫用其職務或明顯及嚴重違反其職務所固有之義務下作出者；b) 顯示在擔任官職時有失尊嚴者；或c) 引致喪失執行該職務所需之信任者的情況，亦禁止執行該等職務，為期二年至五年。
41. 參考葡國Mário Esteves de Oliveira教授、Pedro Costa Gonçalves 教授及J. Pacheco de Amorim教授針對公正原則的理解，本案中，司法上訴人實施上述犯罪是非執行職務的工作期間內實施，根本不屬於擔任司法上訴人作為保安人員的職務而實施的犯罪，更遑論司法上訴人基於擔任該職務而違反該職務所衍生的職業義務；
42. 被訴行為沒有公正及無私地對待司法上訴人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初級法院所建立的刑事訴訟的法律關係而認定的事實判斷和法律判斷，初級法院判定司法上訴人有罪的前提下，判定給予司法上訴人暫緩執行徒刑的事實判斷和法律判斷，從而必然判定司法上訴人無須履行實際徒刑仍能阻嚇其不再實施任何犯罪的事實判斷、司法上訴人具有“正面的社會期盼”/“社會的良好預測”及“行為人將來行為的有利預測”的法律判斷、司法上訴人具有暫緩執行徒刑的法定前提，繼而不可能構成司法上訴人在職業上義務違反而屬明顯失職，否則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應依據《刑法典》第61條規定而判處司法上訴人執行保安人員的公共職務的禁止的附加刑，被訴批示完全無視上述判決而形成一個判定司法上訴人基於法院所認定的犯罪而違反上述判決的既判案的情況下，作出一個司法上訴人是“顯示嫌疑人對履行職業上的義務完全漠不關心，輕忽其工作的重要性，無視其行為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屬明顯的失職，過錯程度非常高，根據《通則》第152條的規定，得對嫌疑人科處停職的處分”的結論性判斷而科處司法上訴人須停職240日的紀律處分的被訴行為，繼而被訴行為是違反公正原則而沾有可撤銷瑕疵(《行政程式法典》第7條及第124條規定)。
五、沾有理解法律錯誤的瑕疵：
- 違反善意原則的沾有可撤銷瑕疵
43. 考慮葡國Mário Esteves de Oliveira教授、Pedro Costa Gonçalves 教授及J. Pacheco de Amorim教授針對善意的理解，被訴行為不能僅認同司法上訴人實施上述案件的初級法院第三刑事法庭所作出的有罪判決，卻不認同該判決形成的司法上訴人具有“正面的社會期盼”/“社會的良好預測”及“行為人將來行為的有利預測”的心證以必須推論出司法上訴人根本不可能構成“顯示嫌疑人對履行職業上的義務完全漠不關心，輕忽其工作的重要性，無視其行為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屬明顯的失職，過錯程度非常高，根據《通則》第152條的規定，得對嫌疑人科處停職的處分”的結論性判斷，從而違反《行政程式法典》第8條所規定的善意原則而沾有可撒銷瑕疵(《行政程式法典》第124條規定)；
44. 直接而言，被訴行為認同上述案件的判決書以支持司法上訴人實施犯罪，亦應認同上述案件的判決確立司法上訴人具有“正面的社會期盼”/“社會的良好預測”及“行為人將來行為的有利預測”而不構成上述結論性判斷，否則便是出爾反爾而違反《行政程式法典》第8條所確立的“善意原則”。
六、沾有理解法律錯誤的瑕疵：
- 司法上訴人享有在澳門特區內的自由全面發展權的人權的基本權利的主觀權利
- 違反人道主義原則
- 侵犯在澳門特區內的自由全面發展權所衍生的自由全部擔任作為保安人員的公務員的工作權的基本權利的沾有無效瑕疵
45.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3條第3款、第31條第1款准用澳門《基本法》第28條第4款、第30條第1款及第65條第1款、第40條准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7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尊重和保障人權，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確立的「一國兩制」下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確保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負有守法義務及必須尊重和保障澳門居民及非居民的人權的憲法性義務是必然的；明顯地，被訴實體負有尊重和保障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居民及非居民所享有的人權的憲法性義務；
46. 聯合國針對人權的理解為人權是所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
47. 由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先生宣導下作成的《中國憲法簡明讀本》就中國政府的人權觀的理解為人權是歷史的、發展的。人權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生存權、發展權是首要的基本人權；人權是個人人權與集體人權的有機統一。在當代中國的人權實踐中，既重視集體人權的發展，又重視個人人權的保障，努力他二指相互統一、相互協網、相互促進。個人權利只有與集體權利統一起來，才能實現人權的最大化。中國在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融為一體的發展中，努力保障每一個人和全體人民的各項權利。還有，整體推進各項權利是人權實現的重要原則。各項人權相互依賴、不可分割。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檢驗人權實現的重要標準。公正合理包容是國際人權治理的基本原則。國際社會應秉持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人類共同價值，維護人的尊嚴和權利。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人權的最高價值追求。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人權的主體是人，人權事業發展從根本上說是人的發展，要為人實現自身潛能創造條件。
48. 按照在2015年9月16日及在2016年12月4日，尊敬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就中國人權事業的確立和推動的基本國策所言，就中國人權事業、中國政府的人權觀及聯合國的人權定義的理解，人權是指作為人應有的權利 — 即作為人基於出生而必須具有的權利；該權利又稱人格權。人權包括人類的生存權/生命權 — 意即任何人均有權存活在這世界上 — 和自由全面發展權 — 是指作為人在這世界上能夠自由全面地發展其所享有的人格權的權利，並應從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及安全感以驗證人權的確保，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澳門特別行政區應秉持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人類共同價值以維護人的尊嚴和權利，最終以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作為實現人權的最高價值追求(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3條第3款、第31條第1款准用澳門《基本法》第28條第4款、第30條第1款及第65條第1款、第40條第1款准用《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公約》第7條規定)；
49. 而且，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第1款准用澳門《基本法》第28條第4款、第30條第1款、第40條第1款准用《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公約》第7條規定如下：“任何人均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殘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罰。特別是對任何人均不得未經其自由同意而施以醫藥或科學試驗。”
50. 法國Michel Deyra教授針對人道主義原則的理解如下：
「«A Cruz Vermelha, nascida da preocupação de trazer socorros sem discriminação aos feridos nos campos de batalha, esforça-se, nas suas vertentes internacional e nacional, por prevenir e aliviar em todas as circunstâncias o sofrimento humano. A Cruz Vermelha visa proteger a vida e a saúde, mas também fazer respeitar a pessoa humana. Esta organização favorece a compreensão mútua, a amizade, a cooperação e uma paz duradoura entre todos os povos.»
O princípio de humanidade é ainda designado como o princípio essencial já que todos os outros princípios dele decorrem. Tal significa que o objectivo da Cruz Vermelha é de natureza tripla 1: em primeiro lugar o princípio tem por objectivo prevenir e aliviar os sofrimentos. A acção reparadora da Cruz Vermelha é complementada por uma acção preventiva, visto que o melhor meio de lutar contra o sofrimento é impedir que ele surja. O princípio de humanidade visa em seguida a protecção da vida e da saúde e finalmente tende a fazer respeitar a pessoa através da divulgação de noções de respeito (atitude de abstenção que visa não prejudicar e poupar) e de tratamento humano (condições mínimas que permitam a uma pessoa conduzir uma vida aceitável e tão normal quanto possível).
Tal como o sublinha Jean Pictet, o princípio de humanidade consiste em definitivo simultaneamente numa moral social, num combate espiritual e sobretudo na recusa de qualquer tipo de violência através da denúncia dos males provocados pela guerra.」
51. 按照上述學者，人道的本質是預防或減輕人類所遭受的身體和精神性苦難、保護人類的身心完整性及保障人類生活與透過抱有以不傷害和拯救的態度 — 即尊重觀念的傳播，並使一個人能夠過上可接受的、盡可能正常的生活的最低條件 — 即人道對待，並透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3條第3款及第31條第1款准用澳門《基本法》第40條第1款准用《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公約》第7條規定所確立的人道主義原則(Princípio de Humanidade)得以在澳門特區有效落實；
52. 一方面，普通公務員及作為保安人員的公務員都是人，前者作出違紀行為而被科處停職的處罰能夠享有暫緩執行的機會(依據《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300條第1款a項至c項及第317條第1款規定)；另一方面，第13/2021號法律第161條卻限制作為保安人員的公務員在書面申誡及罰款的處分才有暫緩執行的機會，並限制於首次實施違紀行為(依據第13/2021號法律第135條及第161條規定)；
53. 按照尊敬的中級法院第98/2022號合議庭裁決所言如下：
“1. 一如其他在民事訴訟法律規定的爭議機制，平常上訴的存在理由是人可能犯錯，而法官是人，也可能犯錯。若法官在審理訴訟犯上程式上或實體問題上的錯誤時，則可能導致對當事人不公，繼而損害當事人的訴訟權利或實質權利。因此，有必要通過上訴機制，由上訴法院介入糾正錯誤，以恢復和實現公正。
2. 民事上訴是奉行當事人主義，由上訴人負責指出原審法院犯錯之處，所違反之法律條文和請求上訴介入審查並須指出上訴法院應如何糾正之。”
54. 從上述立法上，第13/2021號法律第161條本身便是對作為保安人員的公務員在書面申誡及罰款的處分及僅屬首次實施違紀行為才有暫緩執行的機會是一種不人道對待，歧視和不尊重作為保安人員的公務員也是人的區別對待，皆因任何公務員也是人，也會犯錯的；而且，不論任何公務員均負有守法義務，不能以司法上訴人作為保安人員而進行更嚴苛的要求，皆因任何公務員負有守法義務是平等的，更不能以非工作期間實施任何違法行為作為公務員的紀律處分的目標。
55. 司法上訴人(A)現年45歲，擔任作為軍事化保安人員已有26年，具體職務是在海關潛水隊作為蛙人，為執行職務而下海搜索，並本著以拯救意外下海的人、已死亡的亡者的遺體成功完整帶回陸地為己任及進行職務上的下海搜索的全部任務的高危險工作；
56. 澳門日報刊登多次的新聞報導中，司法上訴人徹底履行其職責任務，而且，澳門海關潛水隊獲特區政府頒授傑出服務獎章之英勇獎章；
57. 從上可知，司法上訴人擔任極其高度危險的工作，並一直作為前線人員守護澳門市民的安全，其勤奮和熱愛拯救的性格，並面對自己的同事殉職已受心理精神壓力的煎熬，試問將上述非職務的犯罪作為司法上訴人的紀律責任的違紀行為是不公平的，並以編為CR3-24-0002-PSM號判決針對司法上訴人形成具有“正面的社會期盼”/“社會的良好預測”及“行為人將來行為的有利預測”的法律判斷，從而必須得出司法上訴人繼續擔任公務員根本沒有任何不利預測；
58. 明顯地，按照尊敬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就中國人權事業、中國政府的人權觀、聯合國的人權定義的理解及法國Michel Deyra教授針對人道主義原則的理解的前提下，除了對被訴實體應有尊重外，編號為CV3-24-0002-PSM號判決針對上述犯罪行為早已針對司法上訴人科處刑事制裁，並形成司法上訴人具有“正面的社會期盼”/“社會的良好預測”及“行為人將來行為的有利預測”的心證以必須推論出司法上訴人根本不可能構成“顯示嫌疑人對履行職業上的義務完全漠不關心，輕忽其工作的重要性，無視其行為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屬明顯的失職，過錯程度非常高，根據《通則》第152條的規定，得對嫌疑人科處停職的處分”的結論性判斷的被訴行為，皆因該結論性判斷本身是違反及錯誤理解依據澳門《基本法》第28條第4款、第30條第1款、第40條第1款准用《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公約》第7條所規定的人道主義原則而侵犯司法上訴人的尊嚴，完全剝奪司法上訴人所享有擔任公職的工作的基本權利的不人道對待，更剝奪司法上訴人在澳門特區的自由全面發展權的人權的基本權利，皆因司法上訴人在澳門特區所建立的擔任作為保安人員的公務員的工作的自由全面發展完全被妨礙，司法上訴人基於停職240日而失去透過該公務員資格而進行的全部發展的成果而感到不快樂、抑鬱和難受的不快樂便屬於沒有幸福感，完全阻止司法上訴人在澳門特區內的自由全面發展，繼而侵犯作為人權的最高價值的追求，被訴行為沾有違反人道主義原則及侵犯在澳門特區自由全面發展的人權所衍生的自由全部擔任作為保安人員的公務員的工作權而沾有行政行為無效的瑕疵(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3條第3款及第31條第1款准用澳門《基本法》第28條第4條、第30條第1款、第65條第1款、第40條第1款准用《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公約》第7條規定、第8條准用《行政程式法典》第122條第2款d項規定)。
在絕對尊重尊敬的保安司司長閣下的前提下，懇請尊敬的法官閣下接納競合請求如下：
1. 裁定本司法上訴的全部理由成立；
2. 宣告被訴行為沾有無效及可撤銷的瑕疵；
3. 傳喚被訴實體於法定期間內進行答辯及對其作出據澳門《行政訴訟法典》第53至第56條所規定之告誡；
4. 命令尊敬的被訴實體移送被訴批示的相關行政卷宗至法院以供調查之用(據澳門《行政訴訟法典》第55條)；
5. 按法定程式進行本訴訟至終結，以及一如既往作出公正裁決!”
*
上訴所針對之實體在答辯狀中提出以下結論：
“1. 上訴人就保安司司長於2024年7月5日作出的第062/SS/2024號批示提起本上訴，上述批示向上訴人科處240日停職處分。
2. 上述批示向上訴人科處240日停職處分是基於上訴人在被禁止駕駛期間，仍在飲用酒精飲品後駕駛上班，有關行為違反了第13/2021號法律《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人員通則》第九十二條第二款(二)項及(七)項規定的端莊義務。
3. 關於起訴狀第1點至第20點的內容，在尊重不同的意見下，上訴所針對之實體認為上訴人是針對第13/2021號法律的內容提出質疑，並未能指出被上訴行為“沾有理解法律錯誤的瑕疵”。
4. 而且，對於上訴人的質疑，上訴所針對之實體認為是沒有理由的。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人員作為維護澳門特別行政區內部保安的核心力量，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人員在紀律的要求上比普通文職公務人員嚴格，因此，即使第13/2021號法律參考了《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引入暫緩執行處分的制度，但也不是完全參照《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的制度。
5. 正如貴法院在第490/2021案的裁判中指出：“理論與司法見解普遍認為，平等原則的最核心含義是：相同狀況，同等對待；不同狀況，不同對待 (Lino Ribeiro, José Cândido de Pinho: Código do Procedimento Administrativo de Macau Anotado e Comentado, p. 84)。可見，平等原則承認和允許區別對待，只是要求區別對待不是(立法者或行政機關)恣意而為，而是有充分的正當理由。”
6. 根據《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三百一十七條第一款：“經考慮行為人之人格、生活狀況、在發生可處罰事實前、後之行為，以及該事實之情節後，如認為對該事實之譴責及處分之威嚇足以達到預防及責難違紀行為之目的……”。
7. 同樣地，根據第13/2021號法律第一百六十一條第一款：“屬人員首次實施違紀行為的情況，且具足夠理由相信執行處分的阻嚇性足以使有關人員遵守其須負的一般及特別義務時”。
8. 可見上述兩個法律關於暫緩執行處分的規定均強調即使暫不執行處分亦已對違紀者產生足夠的阻嚇。
9. 正如Dr Manuel Leal-Henriques在其著作中指出，允許暫緩執行須根據的其中一個條件：“較有利的社會預防(期望違紀者感到處分和威嚇的壓力仍繼續繞著他，正如對一人嚴肅的處分使其在未來可以小心及更嚴謹地遵守其職務義務)。” (參見《紀律懲處法教程》第二版，第96頁，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於2009出版，Manuel Leal-Henriques著，關冠雄譯)
10. 可見第13/2021號法律第一百六十一條規定的暫緩執行處分規定並不存在違反平等或不歧視原則的情況。
11. 此外，根據載於卷宗的初級法院簡易刑事案編號CR3-24-0002-PSM判決書影印本中的已證事實(卷宗第93頁背頁及第94頁)，嫌疑人曾於2023年10月24日因觸犯一項逃避責任罪被法院判處75日罰金，每日罰金金額訂為澳門幣100元，合共澳門幣7,500元。禁止駕駛為期6個月(由2023年11月14日至2024年5月13日)。
12. 基於上述事實，上訴人同時亦違反了對第13/2021號法律規定的端莊義務，因而被科處3天罰款的紀律處分，相關處分已於2024年1月19日轉為確定。(卷宗第61頁)
13. 由此可見，上訴人完全沒有因上次的處分而變得更嚴謹，因此上訴所針對之實體完全不認同上訴人有條件暫緩執行處分。
14. 關於起訴狀第21點至第44點的內容，在尊重不同的意見下，上訴所針對之實體認為上訴人指被上訴行為“沾有理解法律錯誤的瑕疵”是沒有道理的。
15. 按照雙重責任原則，行為人可基於同一行為而受到不同方面處分的可能性。Dr Manuel Leal-Henriques在其著作中指出：“當某人通過其行為造成群眾正常生活的變動的時候，這行為就可能產生對第三人的損害，侵害了社會基本價值或者損害、妨礙所負責的組織機構集體計劃的執行。”、“第一種情況可能產生一個民事責任的補償；第二種情況導致適用刑罰以啟動刑事補救，產生刑事責任的效果；第三種情況產生行政上的處分並屬於紀律責任。”、“這三種責任可以同時存在，即使說，行為人可能須作出給付補償，承擔刑事責任及接受行政當局紀律懲處。”、“深入地說，雙重責任是指，同一個人基於同一行為，可受到兩個方面處分的可能性：刑事方面，倘若作出該性質的不法行為；和行政方面，倘若作出違紀行為。” (參見《紀律懲處法教程》第二版，第39頁及第40頁，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於2009出版，Manuel Leal-Henriques著，關冠雄譯)
16. 關於雙重責任原則的效果，Dr Manuel Leal-Henriques亦在其著作中指出：“另一個由雙重責任原則產生的效果是兩個程序 — 刑事和紀律懲處 — 維持自主和獨立的效果，意思就是他們各自走自己的道路，且遵照其自己的步驟，而不理會另一方面可以做些什麼或尚能做些什麼。”、“即是說，由相同事實同時侵犯兩法律秩序時，由兩類各自存在不同的自身和特殊的路向和目標的處理程序，由各自相關體系規範。”、“這三種責任可以同時存在，即使說，行為人可能須作出給付補償，承擔刑事責任及接受行政當局紀律懲處。”(參見《紀律懲處法教程》第二版，第41頁及第42頁，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於2009出版，Manuel Leal-Henriques著，關冠雄譯)
17. 因此，雖然初級法院在第CR3-24-0002-PSM號刑事案中對上訴人給予暫緩執行刑罰，但並不會因而限制了行政當局就上訴人的違紀行為在處分上的酌科。
18. 關於起訴狀第45點至第61點的內容，在尊重不同的意見下，上訴所針對之實體認為上訴人是針對第13/2021號法律的內容提出質疑，並未能指出被上訴行為“沾有理解法律錯誤的瑕疵”。
19. 公務人員即使在執行職務以外，仍有義務不作出損害部門聲譽及形象的行為。正如終審法院在第62/2010號案中指出，公職人員的私人生活事實是可以成為紀律處分的標的。
20. Dr Manuel Leal-Henriques在其著作中指出：“服務於行政當局的人有義務在工餘時不作出損害職務上的尊嚴，且間接地影響到其自己機構的行為，亦不作出使公眾對其職務上的公正和道德產生強烈懷疑的行為。例如：當工作人員在公眾場所醉酒、不恭敬、實施偷竊或做出其他損毀其公僕聲譽的行為。” (參見《紀律懲處法教程》第二版，第34頁，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於2009出版，Manuel Leal-Henriques著，關冠雄譯)
21. 根據第13/2021號法律第八十四條第四款規定：“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人員的行為舉止不得損害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的聲譽、形象及公信力，即使在其私人生活中亦然。”
22. 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人員作為維護澳門特別行政區內部保安的核心力量，倘有關人員酗酒，又或作出可構成刑事的不法行為，肯定與社會大眾對執法人員的期望與要求不符，這些行為會損害到海關人員的職務尊嚴，以及為海關的聲譽和形象帶來不良影響，因此在第13/2021號法律第九十二條第二款(七)項及(十四)項已清楚列舉有關情況。
23. 值得注意的是，上訴人於2024年1月15日的上班時間為早上7時(卷宗第6頁)。上訴人當日在飲用酒精飲品後，在約6時26分前往取用電單車前往上班，其間發生交通事故，通過酒精呼氣測試，證實上訴人每公升血液中含酒精量達到3.2克(卷宗第39頁及第93頁背頁)。
24. 綜上數點，上訴所針對之實體認為上訴人的行為即使不是在執行職務期間發生，亦構成違紀行為。
25. 關於起訴狀第62點至第65點的內容，在尊重不同的意見下，正如本答辯狀結論第15點至第17點所述的內容，上訴所針對之實體認為上訴人指被上訴行為“沾有理解法律錯誤的瑕疵”是沒有道理的。
26. 關於起訴狀第66點至第98點的內容，在尊重不同的意見下，正如本答辯狀結論第3點至第13點所述的內容，上訴所針對之實體認為上訴人指被上訴行為“沾有理解法律錯誤的瑕疵”是沒有道理的。
綜上所述，被上訴行為符合法律規定，並沒沾有起訴狀所指導致其非有效的瑕疵，謹此請求尊敬的法官閣下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駁回上訴人提起的司法上訴。”
*
本法院對此案有管轄權，且訴訟形式恰當。
雙方當事人享有當事人能力、訴訟能力、正當性及訴之利益。
不存在可妨礙審理案件實體問題的延訴抗辯及無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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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由說明
根據司法上訴卷宗所載的資料，本院認定以下對審理本司法上訴案具有重要性的事實：
司法上訴人的職務為海關一等關員。
在初級法院第CR3-24-0002-PSM號簡易刑事案中，司法上訴人因觸犯第3/2007號法律（《道路交通法》）第90條第1款規定及處罰的一項醉酒駕駛罪，以及第92條第1款結合《刑法典》第312條第2款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違令罪，兩罪並罰，合共被判處9個月徒刑，暫緩兩年執行。
海關随後對司法上訴人提起紀律程序。
保安司司長於2024年7月5日作出以下批示 (參見卷宗第35及36頁)：
“事由：紀律程序
卷宗編號：海關第02/2024-2.21-DIS號
嫌疑人：(A)一等關員 (編號：...)
在本紀律程序卷宗中，有足夠資料證明針對嫌疑人，即海關一等警員(A)被指控的事實得以認定，該控訴書的已查明事實在此視為完全轉錄，並概括如下：
根據已於2024年3月4日轉為確定的初級法院刑事法庭裁判中獲證明之事實，嫌疑人因實施第3/2007號法律《道路交通法》第90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醉酒駕駛罪，和《道路交通法》第92條第1款結合《刑法典》第312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違令罪，兩罪並罰，合共判處九個月單一徒刑，緩刑兩年，緩刑條件為於緩刑期間不準飲用酒精飲品。
根據《通則》第147條的規定，科處處分時，應考慮違紀行為的性質及嚴重性、嫌疑人的職位、過錯程度、人格、文化水平及一切不利或有利於嫌疑人的情節。
嫌疑人明知自己仍處於禁止駕駛期間，仍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飲用酒精飲品後駕駛電單車上班，行為不但對公共安全構成危險，亦嚴重違反了第13/2021號法律《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人員通則》(下稱《通則》)第92條第2款(七)項及(十四)項所載的端莊義務，嫌疑人同時滿足了《通則》第157條第2款(二)及(十二)項的加重情節，另外嫌疑人亦適用《通則》第156條第2款(八)項所規定的減輕情節，除此之外，嫌疑人不存在任何阻卻紀律責任的情節。
綜合考慮嫌疑人所作出的違紀行為及具體情節，以及所存在的減輕、加重情節和嫌疑人的過錯程度，特別是嫌疑人擔任關員多年，理應十分清楚關員的職責和義務，清楚知道在禁止駕駛期間醉酒駕駛的行為是違反法律，以及會導致嚴重影響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尊嚴及聲譽，但嫌疑人仍故意作出相關行為，顯示嫌疑人對履行職業上的義務完全漠不關心，輕忽其工作的重要性，無視其行為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屬明顯的失職，過錯程度非常高；根據《通則》第152條的規定，得對嫌疑人科處停職的處分。
基於此，本人行使《通則》第78條所指的附件五及經第86/2021號行政命令修改的第182/2019號行政命令第1款所賦予的權限，並根據《通則》第135條(一)項第(4)分項及第152條的規定，和第138條所產生的效力，對嫌疑人科處240日停職處分。
著令通知嫌疑人可於三十日內針對本批示向中級法院提起司法上訴。”
司法上訴人不服決定，於2024年9月9日提起本司法上訴。
*
檢察院助理檢察長就本司法上訴發表了以下寶貴意見：
“Na petição inicial, o recorrente solicitou a declaração da nulidade e, subsidiariamente, a anulação do Despacho n.º 062/SS/2024 proferido pelo Exmo. Sr. Secretário para a Segurança (doc. de fls. 35 a 36 dos autos), que se dá aqui por integralmente reproduzido para os devidos.
*
1. Da invocada inconstitucionalidade
O recorrente arrogou a nulidade do despacho em questão, por tal despacho não determinar 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a pena disciplinar aplicada a ele e traduzida na suspensão pelo período de 240 dias e, sendo assim, ofende o seu direito fundamental à igualdade.
A fim de abonar o seu pedido da declaração da nulidade, ele arguiu que comparado com o n.º 1 do art. 317.º do ETAPM, o n.º 1 do art. 161.º da Lei n.º 13/2021 infringe o subprincípio da não discriminação do princípio da igualdade consagrado nos arts. 4.º e 33.º da Constituição da RPC, bem como nos arts. 25.º da Lei Básica e 3.º do Pacto Internacional sobre os Direitos Civis e Políticos aceite pelo n.º 1 do art. 40.º da Lei Básica.
1.1. Ora, o n.º 1 do art. 161.º da Lei n.º 13/2021determina: Mediante proposta do instrutor à entidade competente para a respectiva aplicação, as penas de repreensão escrita e de multa podem ser suspensas na sua execução, por um período máximo de dois anos, quando se trate da primeira infracção disciplinar cometida pelo agente e haja razões suficientes para acreditar que a ameaça da execução é suficiente para a sua conciliação com os deveres gerais e especiais a que está vinculado.
Por sua vez, o n.º 1 daquele art. 317.º dispõe: As penas disciplinares previstas nas alíneas a) a c) do n.º 1 do artigo 300.º podem ser suspensas, quando, atendendo à personalidade do agente, às condições da sua vida, à sua conduta anterior e posterior ao facto punível e às circunstâncias deste, se concluir que a censura do facto e a ameaça de pena bastarão para satisfazer as necessidades de prevenção e reprovação da infracção. Deste preceito legal decorre seguramente que é passível d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a pena disciplinar de suspensão consignada na alínea c) do n.º 1 do art. 300.º do ETAPM.
É notória a diferença entre o n.º 1 do art. 317.º e o n.º 1 do art. 161.º supra referido: este n.º 1 do art. 161.º estabelece pressupostos muito mais exigentes para 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e só permite 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as penas disciplinares de repreensão escrita e de multa.
1.2. O art. 25.º da Lei Básica e o n.º 2 do art. 33.º da Constituição da RPC patenteiam, com toda a certeza, que no ordenamento jurídico de Macau, o princípio da igualdade tem dignidade constitucional. Apesar disso, é praticamente uniforme o entendimento de que a violação deste princípio determina apenas a anulabilidade, não a nulidade.
Sufragamos a prudente doutrina que inculca (Lino Ribeiro, José Cândido de Pinho: Código do Procedimento Administrativo de Macau Anotado e Comentado, pp. 83 a 87): O referido princípio tem três dimensões – proibição do arbítrio, proibição do discriminação e obrigação de diferenciação, cuja consagrada fórmula se traduz em “dar tratamento igual ao que é igual e tratamento desigual ao que é desigual”, por isso, este princípio não exige a igualação absoluta.
No que respeite ao alcance do princípio da igualdade, seguimos à jurisprudência fixada pelo Venerando TUI no aresto tirado no Processo n.º 33/2022, cujos sumários rezam: III – O âmbito de protecção do princípio da igualdade constante da norma da Lei Básica, abrange, além do mais, a proibição do arbítrio, sendo inadmissíveis diferenciações de tratamento sem qualquer justificação razoável. IV - A vinculação jurídico-material do legislador ao princípio da igualdade não elimina a liberdade de conformação legislativa. Só quando os limites externos da discricionariedade legislativa são violados, isto é, quando a medida legislativa não tem adequado suporte material, é que existe uma infracção do princípio da igualdade enquanto proibição do arbítrio. V – Não cabe aos órgãos de controle da legalidade das normas emitir propriamente um juízo positivo sobre a solução legal: ou seja, um juízo em que o órgão de controlo comece por ponderar a situação como se for a o legislador (e como que substituindo-se a este) para depois aferir da racionalidade da solução legislativa pela sua própria ideia do que seria, no caso, a solução razoável, justa ou ideal. O que lhes cabe é tão somente um juízo negativo, que afaste aquelas soluções legais de todo o ponto insusceptíveis de credenciar-se racionalmente. VI - A teoria da proibição do arbítrio não é um critério definidor do conteúdo do princípio da igualdade, mas antes expressa e limita a competência do controlo judicial, pelo que, perante este critério essencialmente negativo, são censurados apenas os casos de flagrante e intolerável desigualdade, o que só ocorrerá quando as diferenças instituídas pelo legislador forem não fundamentadas, não objectivas, não razoáveis.
1.3. Ora, o n.º 3 do art. 1.º do ETAPM prevê (sublinhas nossas): O presente Estatuto aplica-se ainda ao pessoal civil e, subsidiariamente, com as devidas adaptações, ao pessoal militarizado e do Corpo de Bombeiros da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or sua vez, o preâmbulo do D.L. n.º 66/94/M apontou que o estatuto jurídico global dos militarizados constitui direito especial.
Importa frisar que a Lei n.º 13/2021 estabelece as disposições fundamentais do Estatuto dos agentes das Forças e Serviços de Segurança e se aplica aos respectivos agentes, dos quadros próprios do Corpo de Polícia de Segurança Pública, e do Corpo de Bombeiros, e ainda do quadro de pessoal alfandegário dos Serviços de Alfândega.
E o art. 74.º desta Lei determina propositadamente: 1. O regime disciplinar previsto no presente título aplica-se aos agentes das Forças e Serviços de Segurança. 2. O regime disciplinar regulado pela presente lei aplica-se, com as devidas adaptações decorrentes da forma de provimento, aos alunos dos cursos de formação de oficiais e aos instruendos dos cursos de formação de instruendos.
Convém ter presente que no ordenamento jurídico de Macau, tem longa tradição a regra geral de que o pessoal policial dispõe do estatuto próprio e paralelo ao estatuto do pessoal civil, bem como fica sujeito a uns deveres jurídicos e regime disciplinar especiais. E afigura-se-nos que no dia de hoje, esta regra geral adquire aceitação universal.
Salvo elevado respeito pela opinião diferente, colhemos o regime sobre a segurança interna sucessivamente consagrada no D.L. n.º 76/90/M e na Lei n.º 9/2002 demonstram inequivocamente que o legislador impõe missão e função especiais ao pessoal policial, e por isso, justificam cabalmente a especialidade do regime disciplinar do pessoal policial.
Nesta linha de ponderação e tendo em consideração o n.º 1 do art. 4.º da Lei n.º 13/2021 (São reconhecidos aos agentes todos os direitos, liberdades e garantias de que gozam os residentes e demais trabalhadores da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 sem prejuízo das restrições previstas na lei, decorrentes das especiais funções que exercem), parece-nos que não constitui flagrante e intolerável desigualdade a disposição no n.º 1 do art. 161.º desta Lei quanto à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as pe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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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Quanto a invocada violação do caso julgado
É sem dúvida que na sentença tirada no Processo n.º CV3-24-0002-PSM (doc. de fls. 90 a 95v do P.A., que se dá aqui por reproduzido na sua íntegra), a MM.ª Juiz do TJB decretou 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por período de dois anos da pena única de nove meses de prisão aplicada ao recorrente.
Recorde-se que o n.º 1 do art. 161.º da Lei n.º 13/2021 estabelece que apenas as penas da repreensão escrita e da multa podem ser suspensas na sua execução, não permitindo este comando legal 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as restantes, quais são sucessivamente a suspensão de 26 a 120 dias, a suspensão de 121 a 240 dias, a penas aposentação compulsiva e, finalmente, a demissão ou extinção do vínculo de emprego público.
Por seu lado, o n.º 2 do art. 82.º da Lei n.º 13/2021 dispõe categoriacamente: A condenação definitiva proferida em processo penal constitui caso julgado em processo disciplinar quanto à existência e imputação dos factos ao arguido. Este preceito evidencia concludentemente que o caso julgado não cobre a pena concretamente aplicada, nem o modo de sua execução.
Em harmonia com o consenso doutrinal e jurisprudencial de Portugal, o Venerando TUI vem proclamando que o caso julgado proveniente de processos penais ou cíveis incide apenas sobre a decisão e não sobre os fundamentos (vide. Acórdãos do TUI nos Processos n.º 77/2012 e n.º 23/2022).
Nestes termos e com todo o respeito pelo melhor entendimento diverso, colhemos modestamente que é insubsistente a arguição da violação do caso julgado nascido da supramencionada sentença de condenação penal e não faz sentido o argumento de que “被訴實體以上述判決而形成有別於該裁決的上述心證的司法上訴人是“顯示嫌疑人對履行職業上的義務完全漠不關心，輕忽其工作的重要性，無視其行為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屬明顯的失職，過錯程度非常高，根據《通則》第152條的規定，得對嫌疑人科處停職的處分”的結論性判斷等同違反該判決，皆因該判決是判定司法上訴人具有暫緩執行徒刑的法定前提，並形成司法上訴人具有“正面的社會期盼”/“社會的良好預測”及“行為人將來行為的有利預測”所形成的心證” (a conclusão 30 da petiç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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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a invocada violação do art. 92.º da Lei n.º 13/2021
O n.º 1 do art. 92.º desta Lei diz: O dever de aprumo consiste em adoptar atitudes e comportamentos que exprimam, reflictam e reforcem a dignidade da função, o prestígio e a imagem das Forças e Serviços de Segurança. À luz das alíneas 4) e 7) do n.º 2 do mesmo artigo, o agente deve evitar actos ou comportamentos desadequados que possam prejudicar o seu vigor e a sua aptidão física ou intelectual, nomeadamente o consumo excessivo de bebidas alcoólicas ou o consumo de estupefacientes ou de substâncias com efeitos análogos não justificado clinicamente, e não praticar qualquer acção ou omissão que possa constituir ilícito criminal ou contravencional.
Repare-se que o n.º 4 do art. 84.º do mencionada Lei preceitua inequivocamente que o agente deve, mesmo no âmbito da sua vida privada, adoptar condutas que não afectem o prestígio, a imagem e a confiança geral nas Forças e Serviços de Segurança. (sublinhado nosso).
À luz das apontadas disposições legais, e salvo respeito, somos levados a concluir que é distorcido o argumento de “司法上訴人的私人生活/非工作時間內實施任何犯罪亦有澳門刑法所規管，不能再以其作為公務員而承擔非執行職務期間實施的犯罪進行紀律處罰，這是一種雙重處罰的不公正現象” (a conclusão 36 da petição). E tal argumento demonstra que o recorrente confunde a “vida privada” com a “conduta fora do serviço”.
E colide com o bom senso rudimentar a versão de “依據第13/2021號法律第92條第1款及第2款（七）項及（十四）項所規定，公務員的私人生活的非工作期間內實施任何違法行為均不應構成紀律責任，只有違反基於成為公務員而須與公權力機關訂定公共合同所衍生的合同義務違反方構成為紀律責任，否則便是過度干預公務員的私生活而侵犯公務員享有私人生活的隱私性的人權的基本權利（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第1款準用澳門《基本法》第30條第2款、第40條第1款準用《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7條第1款規定）” (a conclusão 37 da petiç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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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a arrogad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justiça
São ricas as doutrinas quanto ao princípio da justiça, e temos que é prudente a seguinte jurisprudência (cfr. Acórdão do TSI no Processo n.º 360/2012): Um acto injusto é aquele que o administrado não merece, ou porque vai além do que o aconselha a natureza do caso e impõe sacrifícios infundados atendendo à matéria envolvida, ou porque não considera aspectos pessoais do destinatário que deveriam ter levado a outras ponderação e prudência administrativas.
Em sintonia com a ética normal, inclinamos a inferir que infringe o inabalável senso comum a arguição de que “本案中，司法上訴人實施上述犯罪是非執行職務的工作期間內實施，根本不屬於擔任司法上訴人作為保安人員的職務而實施的犯罪，更遑論司法上訴人基於擔作該職務而違反該職務所衍生的職業義務” (a conclusão 41 da petição), pelo que a invocação d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justiça não pode deixar de ser inconsist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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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a arrocad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boa fé
No caso sub judice, acontece que transitada em julgada, a sentença tirada no Processo n.º CV3-24-0002-PSM constata solidamente que o recorrente não é primário e, nesse Processo, foi autor material de 2 crimes dolosos e, por isso, condenado na pena única de 9 meses de prisão, com 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por período de dois anos (doc. de fls. 90 a 95v do P.A.).
Na nossa óptica, todas as teorias que abordam o princípio da boa fé admitem, sem se descortinar excepção, que o núcleo irredutível deste princípio consiste em não alterar fraudulentamente a verdade dos factos e não formular pedido manifestamente ilegítimo.
Tudo isto conduz-nos a colher que é distorcida a tese de “直接而言，被訴行為認同上述案件的判決書以支持司法上訴人實施犯罪，亦應認同上述案件的判決確立司法上訴人具有“正面的社會期盼”/“社會的良好預測”及“行為人將來行為的有利預測”而不構成上述結論性判斷，否則便是出爾反爾而違反《行政程序法典》第8條所確立的“善意原則”” (a conclusão 44 da petição), pelo que não pode escapar da censura a arguição d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boa f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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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a violação do direito fundamental e do princípio do humanismo
Na petição, o recorrente arrogou ainda possuir direito fundamental do livre e completo desenvolvimento na RAEM e, em consequência, ser nulo o despacho objecto do presente recurso contencioso, por ofender tal direito fundamental e o princípio do humanismo.
Bem, importa destacar que o recorrente foi penalmente condenado na pena de 9 meses de prisão, com 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urante dois anos, e o despacho impugnado nestes autos não lhe aplicou a aposentação compulsiva, nem a demissão ou extinção do vínculo de emprego público, mas sim a pena de suspensão por período de 240 dias, cujos efeitos estão previstos no art. 142.º da Lei n.º 13/2021.
Deste preceito legal decorre que o despacho in questio não impede o recorrente de voltar a exercer função pública. Assim sendo e ressalvado elevado respeito pelo melhor entendimento em sentido diferente, somos a colher modestamente que não pode deixar de ser despropositada a arguição d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o humanismo e do direito fundamental do livre e completo desenvolvimento na RA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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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 todo o expendido acima, propendemos pela improcedência do presente recurso contencio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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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審法院在案件編號為21/2004的合議庭裁判中表示：”…在撤銷性司法上訴中檢察院司法官不是當事人。因此，沒有法律規定妨礙法官以認同檢察院文本內容來說明裁判理由…”。
檢察院助理檢察長已就本司法上訴所涉問題，發表了詳盡精闢的意見，本院合議庭完全採納上述意見，這些意見為解決本司法上訴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據。
需要強調的是，刑事程序和紀律程序屬於兩個不同的程序，二者擬保障的法益也不盡相同。刑事程序中的刑罰暫緩執行制度與紀律程序中的處分暫緩執行制度存在本質區別，司法上訴人試圖將這兩個不同的制度混為一談，毫無法律依據。即便被判刑人被判處徒刑而無需立即服刑（緩刑），但這並不意味著在紀律程序中，相關人員同樣可獲得紀律處分的暫緩執行。
至於司法上訴人指責被訴行為有違平等原則、不歧視原則、干預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私隱權、違反公正原則、善意原則、人道主義原則等，均無充分或站得住腳的理據。
事實上，第13/2021號法律第85條第1款7項明確要求保安部隊人員遵守端莊義務，而第92條第2款更明確規定，在履行端莊義務時，人員尤其應：避免作出有損其體力、體能或智力的不適當行動或行為，尤其是酗酒，或在無臨床依據下吸食麻醉藥品或具類似效力的物質（第七項）；不以作為或不作為的方式作出任何可構成刑事或輕微違反的不法行為（第十四項）。
作為保安部隊人員，基於職業的特殊性，需比一般人承擔更嚴格的端莊義務。這一要求以法律為依據，體現在儀容儀表、言行舉止及生活作風等多方面。相關責任旨在維護特區及部隊的形象及公信力，與一般人所遵守的社會道德存在本質區別。
因此，一旦選擇成為保安部隊人員，就必定要承擔更多更大的責任，這是職業屬性賦予的特殊責任。
司法上訴人主觀上質疑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時所作的選擇，不僅毫無法律依據可言，還經常以違反國家《憲法》及特區《基本法》為由，質疑行政當局的決定，其言行過於輕率，甚至有濫用權利之嫌。
在涉案的紀律程序中，司法上訴人存在以下過錯行為：
- 2024年1月，司法上訴人被發現醉駕，並被檢測出每公升血液中含酒精量3.2克，當時相距上班時間不足半小時。換言之，司法上訴人當時開著車，並打算在醉酒狀態下上班，見其行為不僅威脅道路上公眾的利益，還漠視自身是否具備為部門提供正常服務的條件。
- 更嚴重的是，事發當日，司法上訴人正處於禁止駕駛期間，因其早前同樣在受酒精影響下駕駛而被法院判處罰金及禁止駕駛6個月，過錯程度極高。
鑒於司法上訴人的上述行為，被訴實體對其作出科處240日停職處分的批示，未發現存在任何瑕疵。據此，本院裁定司法上訴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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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決定
綜上所述，本院合議庭裁定司法上訴人(A)針對保安司司長提起的司法上訴理由不成立，准予維持被質疑的行政行為。
司法上訴人需承擔10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登錄及作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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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2025年6月26日
唐曉峰 (裁判書製作人)
李宏信 (第一助審法官)
盛銳敏 (第二助審法官)
米萬英 (檢察院助理檢察長)
司法上訴卷宗 第682/2024號 第 12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