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488/2025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5年7月17日
主要法律問題：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法律定性 身份的虛假聲明罪
摘 要
1. 根據本案卷宗資料顯示，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已對案件標的之全部事實事宜進行調查，除了認定控訴書內的事實，亦審查了上訴人所提出的辯解，並作出了相關事實的認定。因此，沒有存在查明事實的漏洞。
由於上訴人在被告誡後仍然提供不同的父母姓名，而原審認定上訴人在2023年提供的父母姓名是不實的裁判亦沒有錯誤。
2. 上訴人所提供的不實資料只限於父母姓名，相關資料的不實並未能達到隱瞞其真實身份及規避其違反出入境管制而應遭受處分的意圖，因此，其行為並未能實施相關犯罪。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488/2025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5年7月17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25年3月21日，第一嫌犯A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1-24-0181-PCC號卷宗內被裁定
– 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第16/2021號法律第80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經出入境管控入境罪(由第16/2021號法律第7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違反禁止入境措施及拒絕出境罪改判)，被判處三個月徒刑；
– 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第16/2021號法律第76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關於身份的虛假聲明罪，被判處六個月徒刑；
– 以直接共犯身分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第8/96/M號法律第13條第1款結合《刑法典》第21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為賭博的高利貸罪［由第8/96/M號法律第13條第1款及第14條（配合澳門《刑法典》第21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索取或接受文件罪（賭博高利貸）改判］，被判處一年徒刑及禁止其進入本特區各賭場三年。
– 上述三罪競合，合共被判處一年六個月實際徒刑及禁止其進入本特區各賭場三年(實際執行徒刑期間中止計算)。
第一嫌犯A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有關的上訴理由。1
檢察院對上訴人的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一、關於是否存有“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之瑕疵問題
1. 首先，上訴人指出，被上訴的合議庭判決由於沒有查明作出正確的法律裁判必不可少的事實，尤其是没有查明上訴人父母的真實姓名，而這正是確認其是否作出關於身份的虛假聲明所必需的事實，因而陷入《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規定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之瑕疵。
2. 上訴人還指出，原審判決認定上訴人向司法警察局提供其父親姓名為“B”，真實應為“B1”，及提供其母親姓名為“C”，真實應為“C1”，但是該等認定並没有依據《民事登記法典》第4條第1款所規定之要求，查獲任何書證或法律允許的證據，比如出生證明，以確認上訴人父母的真實姓名。而缺乏證實上訴人父母正確姓名的證據，無法在刑事程序中得出上訴人所作出的身份聲明是虛假的結論。
3. 因此，上訴人認為已查明的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以第16/2021號法律第76條第1款之規定判處上訴人有罪，且已證事實第18及22條也應視為不獲證實。對此上訴理由，檢察院不予認同。
4. 雖然卷宗內没有書證或官方文件證明上訴人父母的真實姓名，以及上訴人在庭審聽證中就被指控的關於身份的虛假聲明罪的犯罪事實部分亦行使沉默權，但這並不意味着本案庭審聽證及審查卷宗所得之證據不足以判處上訴人有罪。
5. 我們可以援引中級法院第334/2006及335/2006號裁判書的司法見解，在該等案件中，嫌犯亦曾向警察當局先後兩次作出不同的身份資料的聲明(包括嫌犯自己的名字，父母名字及出生日期)，原審法院也是基於欠缺書證，無法證實嫌犯的真實身份之理由而開釋嫌犯，為此檢察院提起上訴。
6. 在上述卷宗中，中級法院合議庭認為，原審法院應基於案中已存有的證據資料去判斷嫌犯的真實身份資料，又指出當嫌犯第二次被要求填寫身份資料後，警察當局透過指紋發現嫌犯之前曾填寫另一身份資料，為此而宣告其為嫌犯及向其告誡，但是，嫌犯仍宣稱自己的真實身份為第二次所填寫的身份，而嫌犯隨後被送交檢察院作下一步的偵查措施，在檢察院再次重申自己的身份為第二次所填寫的身份，故此，中級法院合議庭認為嫌犯在警方及檢察院的刑事告誡下所宣稱的身份資料應是真實的身份資料。
7. 本案的事實情況與上述案件基本類同，卷宗資料顯示，上訴人於2023年12月11日在司法警察局接受調查時提供及填寫的身份資料為：A，父親姓名“B”及母親姓名“C”(參見卷宗第29頁)。
8. 其後，司警透過指紋鑑定及識別系統揭發上訴人之前向警方多次提供的父母親姓名與本次不同從而揭發案情事實。
9. 卷宗文件證據資料顯示，於2018年9月18日，當時名叫“A1”的上訴人被治安警察局發出驅逐令通知書，內容是禁止上訴人在六年內(即由2018年9月28日至2024年9月27日)進入澳門，如有違反，可構成非法再入境罪，會受到徒刑處分(參見卷宗第35頁)。上訴人返回中國內地後，為了能盡快再次入境澳門賭博，特意向中國江西省政府部門改名為 “A”，並利用該名字向內地部門成功申請署名為“A”的中國護照，隨後於2023年6月22日持上述護照入境澳門。
10. 上述事實表明，上訴人於2023年12月11日在司法警察局填寫身份資料聲明書時提供不實的父母親姓名(“B”及“C”)的身份資料，無疑是為了企圖逃避警方對其進行身份識別，試圖隱瞞其曾於2018年9月18日被治安警察局驅逐出境及於禁止入境澳門期間非法再入境之事實。
11. 卷宗文件證據資料還顯示，上訴人於2023年12月11日一天內先後分別向治安警察局及司法警察局提供了兩次不相同的父母親姓名，即在治安警察局填寫其父親姓名為“B2”，母親姓名為“C2”(參見卷宗第101頁)，隨後在司法警察局填寫其父親姓名為“B”，母親姓名為“C”(參見卷宗第29頁)，以上同一天內向不同之警察部門提供不同的父母親姓名之行為事實，明顯顯示上訴人存有故意隱瞞其真實身份以逃避警方調查其真實身份之意圖十分強烈。
12. 此外，於2023年12月11日，上訴人被揭發及懷疑在司法警察局提供不實的父母姓名後，於被揭發的當日及翌日(2023年12月12日)，先後在司法警察局及檢察院填報身份資料、接受訊問及繕立身資料及居所書錄之強制措施，合共四次申報其父親姓名為“B1”，母親姓名為“C1”(參見卷宗第44、52、70、74頁)。
13. 直至2025年2月18日，原審法院合議庭主席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23條的規定在聽取上訴人的嫌犯聲明前進行身分認別程序，當時上訴人亦回答其父親姓名為“B1”，母親姓名為“C1”(參見卷宗第342頁背面)。
14. 由此可見，從2018年2月28日起至2025年2月18日約七年多期間，上訴人先後八次表示其父親姓名為“B1”，母親姓名為“C1”，尤其是直至2025年2月18日，原審法院合議庭主席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23條的規定在聽取上訴人的嫌犯聲明前進行身分認別程序，當時上訴人仍回答其父親姓名為“B1”，母親姓名為“C1”(參見卷宗第342頁背面)。
15. 因此，原審法院合議庭認定嫌犯在檢察院及庭審聽證中依法作出刑事告誡下所宣稱的相同的關於其父母姓名(“B1”及“C1”)的身份資料應是真實的，此認定符合經驗法則及一般常理。相比較而言，上訴人於2023年12月11日在接受司法警察局調查期間所提供及填寫的身份資料應為虛假。
16. 綜合以上事實情節及證據資料，檢察院認為原審法院合議庭裁定上訴人之行為觸犯一項第16/2021號法律第76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關於身份的虛假聲明罪之證據充分，並不存有上訴人所提出的《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 項所規定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之瑕疵。
二、關於原審判決是否存有“錯誤適用法律”之問題
17. 上訴人認為被上訴之判決違反了第16/2021號法律第76條第1款，在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時沒有關明理由，忽視了《刑法典》第23條及第326條之規定，從而錯誤地適用了法律。
18. 上訴人指出，即使同意其起初在卷宗第29頁所載的表格上提供了錯誤或不實的父母親姓名，但是其在同一日稍後時間自願撤回了所提供的錯誤的父母姓名，並將父母姓名更正為正確的“B1”及“C1”(參見卷宗第121頁)，故上訴人認為其行為可類推適用《刑法典》第326條第1款的規定，排除了第16/2021號法律第76條所規定的犯罪行為之可處罰性。此外，上訴人還認為其行為亦屬《刑法典》第23條第1款所規定的犯罪中止，因為在更正所提供的身份資料時，阻礙了犯罪的既遂或相關的法律後果，同樣應排除其行為之可處罰性。
19. 對以上理由，檢察院亦不予認同，這是因為上訴人明顯不是在其先後提供不同的身份資料被揭發前，因已意主動放棄隱瞞真實的父母親姓名，而是被司警人員透過指紋鑑定及識別系統揭發事實後，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不得不選擇如實申報真實的父母親姓名。
20. 根據卷宗第24頁之身份資料鑑定報告顯示，司警人員於2023年12月11日將上訴人當天被認別的身份(姓名為“A”、父親姓名為“B”及母親姓名為“C”)輸入系統，其後通過自動化指紋識別系統的鑑定後，證實上訴人與另一身份資料的人士(姓名為“A1”，父親姓名為“B1”及母親姓名為“C1”)為同一人，同時，經過警務記錄科比對後，發現上訴人於過往所申報的身份資料與當日於司警局內所申報之資料並不相同。
21. 換言之，上訴人在卷宗第29頁所載的表格填寫了不實的父母親姓名後，便已經以既遂方式觸犯了第16/2021號法律第76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關於身份的虛假聲明罪，直至司警人員將資料輸入系統前，上訴人仍未因己意主動放棄犯罪，而是繼續隱瞞不實的身份資料，以規避其違反出入境管控的法律制度。
22. 綜上所述，經分析本案在審判聽證中調查所得的證據，檢察院認為原審判決所依據的事實及證據充足，足以支持及認定上訴人向司法警察局提供了不實的父母親姓名(“B”及“C”)，構成一項關於身份的虛假聲明罪。也就是說，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不存在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規定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之瑕疵，也不存在相同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的“錯誤適用法律”之瑕疵。
23. 因此，應駁回上訴。
請中級法院法官閣下依法公正裁決！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司法官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但原審判決在認定關於身份的虛假聲明罪時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之“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應廢止該部分之判決，將卷宗發回重審。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 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2018年9月28日，當時名叫“A1”的第一嫌犯被治安警察局發出編號487/2018-P°223的驅逐令通知書，內容是禁止第一嫌犯在六年內（即由2018年9月28日至2024年9月27日）進入澳門，如有違反，可構成非法再入境罪，會受到徒刑處分。第一嫌犯當日在通知書上簽署作實（見卷宗第35頁）。
2. 2018年9月26日，第一嫌犯在治安警察局簽署一份身份資料聲明書，當時其報稱父親姓名：“B1”，母親姓名：“C1”（見卷宗第43頁）。
3. 第一嫌犯隨後被遣返回中國內地。
4. 在內地的第一嫌犯為了能儘快再次入境澳門賭博，特意向中國江西省政府部門改名為“A”，並利用該名字向內地部門成功申請署名為“A”，編號“XXX”的中國護照。
5. 2023年6月22日，第一嫌犯利用上述護照入境澳門，隨後到各娛樂場流連。
6. 2023年12月8日下午約3時30分，內地男子D（被害人）入境澳門，當時帶備500,000港元現金賭本。到達澳門後，被害人入住銀河萊佛士酒店XXX號房間，然後到銀河娛樂場天峰貴賓會進行賭博，直至翌日早上約9時，被害人輸清帶來的賭本。
7. 第一嫌犯在上述娛樂場見到被害人輸清賭本，上前遊說被害人借錢賭博，被害人表示有意。被害人於是跟隨第一嫌犯到銀河娛樂場銀鑽貴賓會休息區與第二嫌犯E及另一不知名男子商談借款條件。
8. 第一嫌犯表示可以借出300,000港元予被害人賭博，條件是賭博百家樂，每當賭局贏款時需抽取少於投注額百分之三十作利息，以“8點”或“9點”勝出時需抽投注額百分之三十作利息；被害人需簽署一張金額為人民幣286,000借據。被害人同意借款條件後，跟隨第二嫌犯到該貴賓會洗手間內簽署借據，借據由第二嫌犯保管。
9. 2023年12月9日上午約10時，被害人在兩名嫌犯與上述男子的陪同下來到銀河娛樂場銀鑽會的MD90310賭檯，被害人開始賭博前，第二嫌犯將300,000港元籌碼交予被害人，過程中被害人自行投注，第二嫌犯在旁監視賭博，第一嫌犯按協議抽取利息，並將抽取的利息（籌碼）轉交第二嫌犯保管。
10. 直至2023年12月10凌晨約2時58分，被害人輸清借款。賭博過程中，第一嫌犯合共抽取被害人330,000港元的利息。
11. 由於被害人無法即時還款，第一嫌犯與上述男子陪同被害人返回萊佛士酒店XXX號房間等待被害人還款。
12. (未能證實)
13. (未能證實)
14. 2023年12月11日中午約1時，第一嫌犯與該男子再次來到酒店房。第一嫌犯及該男子催促被害人還款，被害人表示未能籌得款項，第一嫌犯留在房間，該男子先行離去。
15. 同日下午約4時，被害人趁機使用手提電話通知娛樂場公關賭敗，著其報警。
16. 數名酒店保安員首先到達酒店房間，發現房內只有第一嫌犯與被害人，於是將兩人帶到銀河酒店鑽石大堂。
17. 到場的司警人員在第一嫌犯身上搜獲一部手提電話（現扣押於本案）。
18. 2023年12月11日，第一嫌犯在司法警察局填寫身份資料聲明書時，提供不實的父母姓名（“B”及“C”）。（參見卷宗第29頁）
19. 2024年1月21日第二嫌犯在關閘口岸過境時被警方截獲。司警人員在第二嫌犯身上搜出一部手提電話（現扣押）。
20. 兩名嫌犯是在自由、自願、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爲。
21. 第一嫌犯明知澳門警方對其發出的驅逐令內容及禁入境澳門期以及違反禁令的法律後果，仍在期間內進入澳門。
22. 第一嫌犯還向澳門警方提供不實的身份資料，以規避出入境管制的處分。
23. 兩名嫌犯在共同合意及分工合作地向被害人提供借款用於賭博。
24. 兩名嫌犯知悉其行為觸犯法律，會受法律制裁。
同時，亦證明下列事實：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兩名嫌犯的犯罪紀錄如下：
25. 嫌犯A於2019年05月31日在第CR3-18-0182-PCC號卷宗內因觸犯一項信任之濫用罪而被判處二年九個月徒刑，緩刑三年。
26. 嫌犯A於2019年07月17日在第CR2-19-0170-PCC號卷宗內因觸犯一項文件的索取或接受罪而被判處二年九個月徒刑及禁止其進入本特區各賭場三年；及因觸犯一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而被判處三年九個月徒刑；兩罪並罰，合共判處四年九個月實際徒刑及禁止其進入本特區各賭場三年(實際執行徒刑期間不計算在內)。該案與第CR3-18-0182-PCC號卷宗內所判處的刑罰競合，合共判處六年實際徒刑，維持禁止其進入本特區各賭場三年(實際執行徒刑期間不計算在內)。
27. 嫌犯E為初犯。
28. 嫌犯A的個人及家庭狀況如下：
嫌犯A現正服刑中。
需供養一名成年兒子及一名未成年兒子。
學歷為小學一年級。
未獲證明之事實：載於控訴書及答辯狀內與已證事實不符的其他事實，尤其：
1. 第一嫌犯認識了內地男子E（第二嫌犯），第二嫌犯告知第一嫌犯其從事借貸，倘若第一嫌犯向其介紹客人借款，會獲得報酬，雙方於是互加微信。
2. 當日下午約7時，被害人女朋友來到酒店房間，邀請被害人一同前往觀賞演唱會。被害人要求第一嫌犯及另一男子先行離開，第一嫌犯要求被害人交出其中國往來港澳通行證及入境申報表作為還款擔保。被害人交出證件及申報表，第一嫌犯與男子便離開酒店。最後，被害人沒有去觀賞演唱會，只有其女朋友一人前去觀賞。
3. 被害人女朋友觀賞完演唱會，2023年12月11日零晨約3時，返回上述酒店房間陪伴被害人。
4. 被害人女朋友先行離開房間。
5. 第一嫌犯趁機歸還被害人證件及入境申報表。
6. 在第一嫌犯身上搜獲的手提電話是其作案時的犯罪工具。
7. 在第二嫌犯身上搜獲的手提電話是其作案時的犯罪工具。
8. 兩名嫌犯扣留被害人的證件，用作還款保證。
原審法院在事實的判斷中作出如下說明：
“第一嫌犯A在審判聽證中就被指控的犯罪事實及其個人及家庭狀況作出了聲明，其承認與非法入境有關的犯罪事實，但對其他被指控的犯罪事實則保持沉默。
第二嫌犯E於檢察院作出了聲明，但就被指控的犯罪事實則保持沉默。
被害人D在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筆錄中清楚地講述了借貸賭博的經過。
證人XXX、XXX及XXX在審判聽證中講述了案件調查的經過。
證人XXX(第一嫌犯的姐姐)在審判聽證中就第一嫌犯的生活狀況及人格特徵作出了聲明，以及講述了其父母姓名之事宜。
-
針對違反禁止入境措施及拒絕出境罪：
考慮到第一嫌犯A自願承認與該罪有關的犯罪事實，再配合警方的調查結果和卷宗內的書證，本院認為證據充分，足以認定控訴書內所載的相關犯罪事實。
針對關於身份的虛假聲明罪：
雖然第一嫌犯A對被指控的犯罪事實保持沉默，但根據警方證人的證言及卷宗內的書證，再結合第一嫌犯在本澳曾有犯罪紀錄，本院認為證據充分，足以認定控訴書內所載的相關犯罪事實。
針對索取或接受文件罪（賭博高利貸）：
雖然兩名嫌犯對被指控的犯罪事實均保持沉默，但被害人能清楚地講述借貸的經過，特別指出有關借款的金額、條件及賭博過程，其所述與卷宗內的錄像片段互相吻合，再配合警方的調查結果以及查明被害人所述的涉嫌男子A是第二嫌犯(見第256頁)，本院相信被害人所言屬實，並認為現已具備充足的證據以認定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共謀合力地向被害人進行賭博高利貸的犯罪事實。
然而，鑑於錄像片段未能顯示第一嫌犯曾取去及歸還被害人的證件，欠缺客觀證據支持被害人的說法，因此，本院不能毫無疑問地認定兩名嫌犯曾扣留被害人的證件作為還款保證。
-
在客觀綜合分析了兩名嫌犯及被害人所作之聲明以及各證人的證言，並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書證及扣押物證後，根據一般人的經驗作判斷，本合議庭認定了上述事實。”
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法律定性 身份的虛假聲明罪
1. 上訴人A(第一嫌犯)提出，本案沒有查明以及檢方沒有提供證據證明上訴人父母的真實姓名，這是不符合《民事登記法典》第4條第1款所規定，從而認為在沒有其父母親正確姓名證明的情況下，不能得出其所作出之聲明為虛假的結論。因此，原審判決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上訴亦得以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9年7月15日，在第18/2009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被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就是在案件標的範圍內查明事實時存在漏洞，以致在作為決定依據的被認定事實存在不足或不完整。”
同樣理解可見於Germano Marques da Silva教授所著的“刑事訴訟課程III”2。
根據本案卷宗資料顯示，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已對案件標的之全部事實事宜進行調查，除了認定控訴書內的事實，亦審查了上訴人所提出的辯解，並作出了相關事實的認定。因此，沒有存在查明事實的漏洞。
上訴人提出，卷宗內欠缺書證或官方文件證明上訴人父母的真實姓名。上訴人提出的其實是證據審查的問題。
正如檢察院司法官在答覆中所提及的中級法院第334/2006及第335/2006號裁判書所裁判：“原審法院應基於案中已存有的證據資料去判斷嫌犯的真實身份資料。”因此，由於上訴人在被告誡後仍然提供不同的父母姓名，而原審認定上訴人在2023年提供的父母姓名(B及C)是不實的裁判亦沒有錯誤。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2. 上訴人A(第一嫌犯)提出，原審判決違反了第16/2021號法律第76條第1款，由於嫌犯在事後已更正提供的錯誤父母姓名以及阻礙了犯罪的既遂或相關法律後果的產生，但原審判決沒有適用《刑法典》第23條及第326條之規定，因此，原審判決違反法律規定。
第16/2021號法律第76條規定：
“一、意圖逃避本法律的效力或意圖取得本法律所定權利，向公共當局或執行職務的公務員作出關於身份、婚姻狀況或法律賦予其本人或他人法律效力的其他資格的虛假聲明或虛假證明者，處最高三年徒刑。
二、為上款所指意圖而誤導公共當局或執行職務的公務員，使其賦予本人或第三人虛假的姓名、婚姻狀況或法律承認具有法律效力的資格者，處與上款所定相同的刑罰。”
《刑法典》第23條規定：
“一、行為人因己意放棄繼續實行犯罪，或因己意防止犯罪既遂，或犯罪雖既遂，但因己意防止不屬該罪狀之結果發生者，犯罪未遂不予處罰。
二、防止犯罪既遂或防止結果發生之事實雖與犯罪中止人之行為無關，但犯罪中止人曾認真作出努力防止犯罪既遂或防止結果發生者，犯罪未遂不予處罰。”
《刑法典》第326條規定：
“一、如行為人因己意撤回前言，而該撤回係在仍能於裁判中對之加以考慮之時，以及在虛假之陳述、報告、資料或翻譯引致第三人有所損失前為之者，則不按第三百二十三條、第三百二十四條及上條第一款ａ項處罰之。
二、撤回前言之行為，按照情況得向法院、檢察院或有權限之警察機關為之。”
上述《刑法典》第23條規定的犯罪中止包括以下三種類型:31. 行為人因己意放棄繼續實行犯罪；2. 行為人因己意防止犯罪既遂；3. 犯罪雖既遂，但行為人因己意防止不屬該罪狀結果發生。
上訴人被判定的是第16/2021號法律第76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關於身份的虛假聲明罪。首先應指出，第16/2021號法律對於關於身份的虛假聲明罪並未規定“撤回”不罰的制度。其次，本案中，上訴人在作出虛假聲明後(犯罪既遂後)，並未作出犯罪中止所要求的“因己意防止不屬罪狀結果發生的行為”，並且上訴人在審判聽證中對被控訴之事實保持沉默，顯然無法確認其出於“己意”。因此，並不符合犯罪中止的法律要求。
然而，上訴人所提供的不實資料只限於父母姓名(真實為“B”和“C”)，相關資料的不實並未能達到隱瞞其真實身份及規避其違反出入境管制而應遭受處分的意圖4，因此，其行為並未能實施相關犯罪。
故此，根據有別於上訴人所提出的理據，本院開釋上訴人被判處的一項關於身份的虛假聲明罪。
由於，本院裁決開釋上訴人被控的一項關於身份的虛假聲明罪，因此，需對上訴人的刑罰作出重新競合。
上訴人被裁定：
– 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第16/2021號法律第80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經出入境管控入境罪(由第16/2021號法律第7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違反禁止入境措施及拒絕出境罪改判)，被判處三個月徒刑；
– 以直接共犯身分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第8/96/M號法律第13條第1款結合《刑法典》第21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為賭博的高利貸罪［由第8/96/M號法律第13條第1款及第14條（配合澳門《刑法典》第21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索取或接受文件罪（賭博高利貸）改判］，被判處一年徒刑及禁止其進入本特區各賭場三年。
根據《刑法典》第71條規定，在刑幅為一年至一年三個月徒刑之間，考慮到上訴人的人格及其所實施的事實，數罪並罰，現合共判處上訴人一年兩個月徒刑之單一刑罰。
因此，上訴人兩罪競合，合共被判處一年兩個月徒刑及禁止其進入本特區各賭場三年(實際執行徒刑期間中止計算)。
根據《刑法典》第48條之規定，考慮嫌犯之人格、生活狀況、犯罪前後之行為及犯罪情節後，尤其是上訴人過往的犯罪前科，現正於監獄服刑。本院認為現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並不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故不予緩刑。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合議庭根據不同於上訴理據的理由開釋上訴人被判處的一項關於身份的虛假聲明罪。
合議庭對上訴人的刑罰重新競合，合共判處其一年兩個月實際徒刑及禁止其進入本特區各賭場三年(實際執行徒刑期間中止計算)。
維持原審其餘裁決。
判處上訴人繳付6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上訴的訴訟費用。
著令通知。
2025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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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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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艷平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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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靜霞 (第二助審法官)
1 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O presente recurso é interposto contra o douto Acórdão de 21.03.2025, que condenou o Recorrente, entre outros, pelo crime de falsas declarações sobre a identidade, previsto e punido pelo artigo. 76.º, n.º 1, da Lei n.º 16/2021, na pena de 8 meses de prisão, tendo como objeto unicamente essa condenação.
2. O douto Acórdão recorrido incorreu em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vício previsto no artigo 400.º, n.º 2, al. a),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CPP), ao não ter apurado factos essenciais para a correta decisão de direito, designadamente a prova do verdadeiro nome completo dos pais do Recorrente, necessária à aferição da falsidade das declarações prestadas.
3. A acusação refere que o Recorrente indicou o nome do pai como “B” , quando deveria ser “B1”, e o nome da mãe como “C”, quando deveria ser “C1”, mas não apresenta qualquer prova documental ou legalmente admissível, nos termos do artigo 4.º, n.º 1, do Código do Registo Civil, como uma certidão de nascimento, que confirme o verdadeiro nome dos pais do Recorrente.
4. Sem a prova do nome correto dos pais do Recorrente, não é possível concluir, com a certeza exigida em processo penal, que as declarações prestadas foram falsas sendo assim insuficiente 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para sustentar a condenação pelo crime do artigo 76.º, n.º 1, da Lei n.º 16/2021.
5. Face ao exposto, os factos n.º 18 e 22 da factualidade provada deveriam ser considerados não provados, devendo o Recorrente ser absolvido do crime de falsas declarações sobre a identidade ou, subsidiariamente, o processo ser reenviado para novo julgamento quanto a esta questão, nos termos do artigo 418.º do CPP.
6. O douto Acórdão recorrido violou ainda o artigo 76.º, n.º 1, da Lei n.º 16/2021, ao aplicá-lo num quadro fáctico e jurídico que não o justificava, e ignorou os artigos 23.º e 326.º do Código Penal, que foram incorrectamente desaplicados, apesar de serem aplicáveis ao caso concreto.
7. Ainda que se admita que o Recorrente tenha inicialmente prestado informações erróneas sobre os nomes dos pais no formulário de fls. 29 dos autos, o mesmo, nessa mesma data e-ocasião, retratou-se voluntariamente, corrigindo os nomes para “B1” e “C1”, conforme consta de fls. 121 dos autos, sendo estes os nomes que a acusação considera verdadeiros.
8. A retratação voluntária e imediata do Recorrente, feita a tempo de ser considerada na decisão e antes de causar prejuízo a terceiro, enquadra-se no disposto no artigo 326.º, n.º 1, do Código Penal, aplicável por analogia ao crime do artigo 76.º da Lei n.º 16/2021, afastando a punibilidade do ato.
9. Alternativamente, a conduta do Recorrente configura uma desistência voluntária, nos termos do artigo 23.º, n.º 1, do Código Penal, pois, ao corrigir as informações prestadas, impediu a consumação do crime ou a produção de efeitos jurídicos relevantes, devendo igualmente ser afastada a punibilidade:
10. Em suma o douto Acórdão recorrido violou o artigo 76.º, n.º 1, da Lei n.º 16/2021, por o ter aplicado a uma situação em que a punibilidade estava afastada, e os artigos 23.º e 326.º do Código Penal, por os ter desaplicado, quando deviam ter sido considerados para excluir a punibilidade do Recorrente, e incorreu ainda em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vício previsto no artigo 400.º, n.º 2, al. a),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TERMOS EM QUE, pelos fundamentos expostos e nos demais de Direito que
Vossas Excelências doutamente suprirão, deve a presente recurso ser declarado procedente, por provado, sendo, consequentemente, o douto Acórdão recorrido parcialmente revogado, e substituído por outro no qual se absolva o Recorrente do crime de falsas declarações sobre a identidade de que foi condenado, ou, subsidiariamente, se reenvie o processo para novo julgamento, para re-julgamento parcial da matéria-de facto provada, nos termos acima expostos, assim se fazendo-a tão habitual JUSTIÇA
2 “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respeita antes de mais à fundamentaç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mas pode respeitar também à contradição na própria matéria de facto (fundamento da decisão de direito). Assim, tanto constitui fundamento de recurso ao abrigo da alínea b) do n.° 2 do art. 410.° a contradição entre a matéria de facto dada como provada ou como provada e não provada, pois pode existir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não só entre 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mas também entre os dados como provados e os não provados, como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probatória da matéria de facto.
A contradição pode existir também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e a decisão, pois a fundamentação pode apontar para uma dada decisão e a decisão recorrida nada ter com a fundamentação apresentada.” – Prof. Germano Marques da Silva, Curso de Processo Penal, III, ed. VERBO, pág.340 a 341
3參見徐京輝:《澳門刑法總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澳門基金會出版，2017，第351-355頁。
4 同樣裁判可參看中級法院2022年4月28日第300/2021號裁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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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8/2025 p.3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