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案第514/2025號
日期：2025年7月17日
主題：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 不法持有毒品罪的認定
- 較輕的生產和販賣罪的判處
- 量刑規則
摘 要
1、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2、 原審法院就檢察院控告嫌犯上訴人所觸犯的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及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1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合共改判為嫌犯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觸犯了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14條第2款及第3款結合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持有毒品罪」，如果面對第12點已證事實，即行為人持有毒品的目的在於出售給他人，也就明顯觸犯了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而不應該改判第14條第2款的罪名，也就存在適用法律的錯誤，而並非事實認定方面的瑕疵。
3、 即使原審法院存在認定事實的瑕疵，提出這樣的質疑也是沒有意義，因為原審法院已經作出了改判，正是基於沒證據顯示用作個人吸食、提供/出售予他人吸食的毒品的分量。那麼，就原審法院認定第12點的已證事實出現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的瑕疵而需要對是否存在出售行為的分量重新審理，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畢竟原審法院所作出的改判的罪名不需要證實行為人有出售的分量的行為，單純持有超過五日的個人吸食量就足以作出判處。
4、 根據經第10/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第14條第2款的規定，如行為人為供個人吸食而種植、生產、製造、提煉、調製、取得或持有的植物、物質或製劑的數量超過附於該法律的每日用量參考表內所載數量的五倍，則視乎情況，適用第7條、第8條或第11條的規定。
5、根據第17/2009號法律第11條的規定，如經考慮犯罪的手段，行為時的方式或情節，植物、物質或製劑的質量或數量等，顯示第7條至第9條所敘述的事實的不法性相當輕，則行為人受較輕的生產和販賣罪處罰。
6、《刑法典》第40 條及第65 條規定，具體刑罰應在最低刑幅及最高刑幅之間，以罪過及刑罰目的作出決定，而法律賦予法院在刑法規定的刑幅間有選擇合適刑罰的自由。 既然法律容許法院自由在法定的刑幅之間決定一個合適的刑罰，上訴法院的審查也僅限於原審法院的最後選擇的刑罰明顯過高或者刑罰不合適的情況。
裁判書製作人
蔡武彬
上訴案第514/2025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控訴並提請初級法院以普通訴訟程序審理嫌犯A為直接正犯並以既遂方式觸犯了：1
- 一項經第10/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
- 一項經第10/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第1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
- 一項經第10/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第15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不適當持有器具或設備罪」。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合議庭在第CR2-25-0045-PCC號案件中，經過庭審，最後判決：
1. 檢察院指控嫌犯A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所觸犯的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及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1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合共改判為嫌犯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觸犯了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14條第2款及第3款結合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持有毒品罪」，判處6年的徒刑。
2. 嫌犯A為直接正犯，其故意及既遂的行為已構成：
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15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適當持有器具或設備罪」，判處4個月的徒刑。
3. 數罪並罰，合共判處嫌犯6年2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
嫌犯A對判決表示不服，向本院提起了上訴，提出了載於卷宗第454-466頁的上訴理由。2
檢察院對上訴人A的上訴提出了答覆：
1. 關於被上訴判決是否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指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及對不法持有毒品罪是否須重新法律定性：首先，根據普通司法見解，如果在審查證據時從某事實中得出的結論無法接受，又或者違反限定或確定證據價值的法律規定，又或者違反經驗或職業準則，就存在審查証據方面的明顯錯誤，但該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不可能不被一般留意的人所發現。在本案，原審法庭沒有違反以上的規定及準則。
2. 同時，也根據澳門中級法院上訴案第110/2021號合議庭裁判：“《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是指，對於原審法庭所認定的既證事實及未被其認定的事實，任何一個能閱讀原審合議庭判決書內容的人士在閱讀後，按照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均會認為原審法院對案中爭議事實的審判結果屬明顯不合理，或法院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又或者法院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而這種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錯誤（參見中級法院於2014年4月3日在第602/2011號上訴案件，於2014年5月29日在第115/2014號上訴案件等）。”
3. 我們認為，事實上，在本案審判聽證中，原審法庭已查明做出正確裁判所必不可少的事實。在本案，原審法庭對事實的判斷主要建基於所有於審判聽證中提供的證據進行整體、積極分析及比較後而得出，尤其是證人證言以及在庭上對載於本卷宗內所有書證、有關筆錄資料的分析。
4. 在本案庭審中，上訴人（嫌犯）承認吸食大麻及持有吸毒工具，雖然對其是否販賣毒品予他人不願回答，但在庭審，有證人指出，他(她)們吸食大麻，並知道上訴人也吸食大麻，他(她)們曾分別向上訴人購買及吃下上訴人製作的蛋糕，感覺很放鬆。司警人員也確認在上訴人身上發現大麻，在其家中也搜出摻有大麻的麵團，上訴人用以製作曲奇餅及蛋糕。
5. 由於案中欠缺其他佐證，故未足以認定上訴人用作個人吸食、提供/出售予他人吸食的毒品的分量。此外，上訴人所持有的毒品份量已超出法定的五日用量，且經庭審證實，上訴人有上述出售或提供毒品予他人的情況。
6. 因此，原審法庭針對指控嫌犯所觸犯的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及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合共以同一法律第14條第2款及第3款結合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持有毒品罪來論處，我們認為是合理、合法的。
7. 此外，上訴人以隱蔽手法，將大麻毒品摻入蛋糕或曲奇餅內出售或提供他人，危害他人健康，若不知情者誤食該糕點，容易上癮，造成禍患，故上訴人的行為不法性高，犯罪故意程度也高，不符合適用第17/2009號法律第11條（減輕的不法性）的條件，即不能以此取代第8條結合第14條第2款的「不法持有毒品罪」，也不能因此數罪並罰後，判處徒刑不超過3年的刑罰及給予緩刑。
8. 因此，在本案，原審法庭的判決沒有違反限定或確定證據價值的法律規定，也沒有違反經驗或職業準則，不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指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即不存在審查証據方面明顯到不可能不被一般留意的人所發現的顯而易見錯誤。
9. 關於依據《刑法典》第65條的規定，經數罪並罰後，是否應將刑期減為不超過5年6個月的徒刑：對原審法庭在本案的判決，我們認為是合理的，首先，根據《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在量刑標準中，將犯罪的預防分為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兩種，以保護社會及使犯罪人改過自新。
10. 亦因此，審判者在量刑時，須根據《刑法典》第40條的規定，所科處的刑罰應旨在保護法益及使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在任何情況下，刑罰均不得超逾罪責的程度。
11. 同時，還根據《刑法典》第65條的規定，量刑須按照行為人的罪責及預防犯罪的要求，在法律所定的限度內為之。同時，也須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罪狀的情節。
12. 毒品禍害衍生許多社會問題，危害國家社會，雖然吸食及販賣大麻在一些歐美國家或地區不列入犯罪，然而，亞洲大部份國家地區包括香港、澳門，對這行為禁止，並作出刑事處分。
13. 在本案，原審法院合議庭對上訴人的裁決並非過重，而是根據澳門刑法及按犯罪情節、犯罪者不法程度、罪責程度等情況，將刑罰訂定在有關犯罪刑幅的合理準線。在本案、原審法庭已考慮上訴人為初犯、保護及照顧動物等各方面有利上訴人的因素。
14. 同時，根據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8條第1款規定，在本案，原審法庭對上訴人所觸犯的一項不法持有毒品罪判處6年實際徒刑，其實已靠近該條文第1款的刑幅（五至十五年徒刑）中的五年最低刑。
15. 此外，上訴人是直接正犯，其故意及既遂的行為構成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15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適當持有器具或設備罪，原審法庭對之判處4個月的徒刑。連同上述一項不法持有毒品罪，數罪並罰，合共判處上訴人6年2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我們認為是合理的。
16. 因此，本檢察院認為，本案的量刑並非偏重，原審法庭的決定是恰當的、合法的、合理的，並沒有違反《刑法典》第40條、第44條第1款、第65條和第71條第1款的量刑準則，被上訴裁判不沾有量刑過重的瑕疵，即沒有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的違反法律的瑕疵，遵守了罪刑法定原則及罪刑相稱原則。
基於此，檢察院建議判處上訴人上訴理由不成立，應予駁回，並維持原審法庭的決定。
在本上訴審程序中，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提交了法律意見：
一、 概述
本案嫌犯A（以下稱上訴人）不服初級法院2025年4月30日的合議庭判決，其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
本案中，初級法院合議庭宣告上訴人以直接正犯和既遂形式觸犯一項第17/2009號法律第14條第2款和第3款，結合第8條第1款規定及處罰的“不法持有毒品罪”，判處六年徒刑；一項相同法律第15條規定及處罰的“不適當持有器具或設備罪”，判處四個月徒刑，兩罪並罰，合共判處六年二個月實際徒刑。
(一)、關於上訴人提出的上訴
在其上訴理由陳述中，上訴人指原審判決存在審查證據出現明顯錯誤、上訴人應被定性為適用“較輕的生產和販賣罪”和原審判決存在量刑過當的瑕疵，其請求開釋被判處的罪名或將卷宗發還初級法院重審、將其定罪改為適用“較輕的生產和販賣罪”並予以緩刑、或予其重新量刑並判處不超逾五年六個月徒刑。
(二)、檢察院對上訴的答覆
檢察院對上訴提出答覆，檢察官閣下指原審法庭已對庭審出示的所有證據，尤其對證人聲明、書證和相關筆錄作出全面分析並根據邏輯和經驗法則對案中事實作出認定，相關判決不存在審查證據出現明顯錯誤的瑕疵；同時，基於案中並不存在顯示犯罪事實不法性相當輕的情節以及被上訴裁判已考慮對上訴人有利或不利的量刑情節，原審法庭的定罪和量刑適當，被上訴判決未見沾有法律適用的錯誤，為此，上訴人提出的所有上訴理由均不成立。
二、 分析意見
(一)、關於審查證據方面存在明顯錯誤的上訴理由
在其上訴理由陳述之中，上訴人指原審判決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其中，上訴人聲稱：
1，其取得的大麻為自用，案中無證據證明上訴人曾向他人出售大麻；
2，其與案中兩名證人B和C通信談及的大麻或者含大麻的曲奇均屬上訴人本人食用而非向他人售賣。
關於《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列明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澳門的主流司法見解認為，“審查證據的明顯錯誤”指法院在認定事實時明顯有違經驗法則和常理，或明顯違反法定證據法則或職業準則，致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相關錯誤必須屬顯而易見，其明顯程度須為對之作出留意的普通人都不可能不發現（參閱終審法院第18/2002號、第16/2003號、第3/2004號合議庭裁判和中級法院第602/2011號、第115/2014號合議庭裁判）。
分析案中原審法庭認定事實的理由分析和卷宗內包含的相關證據，我們認為，以下事實對審議被上訴裁判是否審查證據存在明顯錯誤具有重要意義：
1，2024年8月13日，上訴人透過WhatsApp通訊軟件在香港向涉嫌人E以1000元購買7克大麻（參見卷宗第35頁至40頁文件記錄）。
2，2024年6月21日、7月9日和8月13日，上訴人三次透過WhatsApp通訊軟件在香港向涉嫌人F購買大麻；其中，於2024年7月9日，上訴人與該涉嫌人聯絡擬購買1盎司（oz）大麻（參見卷宗第41頁至47頁文件記錄）。
3，證人B庭審時稱，在進食上訴人提供的蛋糕後感到疲倦，其不知道蛋糕加有大麻；其稱自己不吸食大麻且不知道上訴人是否吸食大麻，惟在原審法庭將該證人於檢察院提供的聲明作出宣讀之後，該證人稱上訴人曾暗示蛋糕含有可令其放鬆的成分，因該證人和上訴人都有吸食大麻，為此，該證人稱其意識到蛋糕可能有大麻成分。
4，證人B和上訴人之間的Instagram社交軟件通訊紀錄顯示，該證人曾向上訴人購買曲奇餅；其中，該證人在2024年6月25日以每塊50元的價格購買4塊曲奇餅，當日，該證人曾問裡面含有多少毫克，上訴人回覆稱與證人在泰國享受的感覺一樣好；在2024年6月29日該證人曾問上訴人是否仍有曲奇餅；2024年7月19日該證人向上訴人購買6塊曲奇餅並由上訴人先向G送出後者購買的份額；2024年8月9日，上訴人稱可向該證人提供6塊曲奇餅，當時，證人稱其中2塊屬G，及後更正稱其本人需要5塊，上訴人稱隨後一個星期將可繼續提供曲奇餅（參見卷宗第245頁至268頁文件記錄）。
5，庭審時證人C稱曾兩次向上訴人購買蛋糕，價錢為50元至100元，因其有失眠情況，其在進食後覺得放鬆，但其不知道蛋糕加有大麻；其稱自己不吸食大麻且不知道上訴人是否吸食大麻，惟在原審法庭將該證人於檢察院提供的聲明作出宣讀之後，該證人稱上訴人曾經暗示蛋糕含有可令其放鬆的成分，因該證人和上訴人都有吸食大麻，為此，該證人稱其意識到蛋糕可能含有大麻成分。
6，證人C和上訴人之間的Instagram社交軟件通訊紀錄顯示，該證人曾向上訴人購買曲奇餅；其中，該證人在2024年7月15日、16日和19日曾向上訴人購買曲奇餅並詢問是否和之前的價格相同，其中，上訴人稱已向H交付後者購買的曲奇餅；在2024年8月9日，該證人向上訴人以之前一樣的價錢購買3塊曲奇餅並透過Mpay支付300元澳門幣；2024年8月15日該證人再向上訴人要求購買曲奇餅（參見卷宗第286頁至290頁文件記錄）。
7，2024年8月14日，警方在上訴人家中搜獲大麻顆粒和含大麻成分的麵粉團，相關麵粉團經鑒定含有Δ-9-四氫大麻酚（參見卷宗第125頁鑒定筆錄內容）。
分析卷宗包含的證據資料和原審法庭認定事實的理由陳述可見，上訴人在香港向兩名身份未能確定的人士購買大麻，之後，其在澳門自行吸食並將混有大麻成分的曲奇餅分別多次售賣給案中兩名證人B和C，其中，原審法庭根據卷宗所載的資料、書證、扣押物、嫌犯聲明和證人證言作出詳細分析，並依經驗法則認定上訴人吸食大麻並將含大麻成分的曲奇餅售賣予他人的事實。
上訴人指未有證據證明其曾向他人售賣含大麻成分的曲奇餅並指責原審法庭在事實認定方面存在審查證據的明顯錯誤，然而，除對法庭認定的事實作出否認之外，上訴人並無就法庭審議證據如何違反經驗法則作出任何具體的說明，為此，我們認為，原審法庭在認定事實時未見有違經驗法則和常理、或明顯違反法定證據法則或職業準則的情況，上訴人指原審法庭在審查證據方面存在明顯錯誤，本質上體現上訴人有意忽略案中其他事實和證據，並以其本人以偏概全的理解否認原審法庭依經驗法則和自由心證對案件整體事實作出合乎邏輯的事實認定，惟上訴人的此一做法並不為訴訟法所允許。
為此，上訴人指原審法庭在審查證據方面存在明顯錯誤和違反疑罪從無原則的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二)、關於對上訴人應以較輕的生產和販賣罪作出定罪的上訴理由
在其上訴理由中，上訴人指原審法庭對上訴人以第17/2009號法律14條第2款和第3款結合第8條第1款列明的“不法持有毒品罪”定罪而非以第11條列明的“較輕的生產和販賣罪”作出定罪，為此，被上訴裁判存在法律適用的錯誤。
針對第17/2009號法律第11條列明的“較輕的生產和販賣罪”，司法實踐已形成比較統一的判例，其中，尊敬的終審法院在第11/2020號刑事上訴案曾明確指出：
“一、根據經第10/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第14條第2款的規定，如行為人為供個人吸食而種植、生產、製造、提煉、調製、取得或持有的植物、物質或製劑的數量超過附於該法律的每日用量參考表內所載數量的五倍，則視乎情況，適用第7條、第8條或第11條的規定。
二、第17/2009號法律第14條並未違反《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29條的規定。
三、根據第17/2009號法律第11條的規定，如經考慮犯罪的手段，行為時的方式或情節，植物、物質或製劑的質量或數量等，顯示第7條至第9條所敘述的事實的不法性相當輕，則行為人受較輕的生產和販賣罪處罰。
四、以較輕的生產和販賣罪論處的前提，是結合具體案件中已查明的情節，特別是犯罪的手段，行為時的方式或情節，毒品的質量或數量，來衡量生產或販賣毒品行為的不法性是否相當輕微。”
本案中，基於未能證明上訴人用於個人吸食和向他人售賣的大麻毒品的具體分量，為此，原審法庭對上訴人以第17/2009號法律14條第2款和第3款結合第8條第1款規定的“不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判處六年徒刑。
事實上，分析原審法庭的獲證事實，警方當日在上訴人身上及其家中搜獲的大麻毒品超逾該一毒品法定的五日參考用量，其中，上訴人多次在香港向兩名未知名人士購買大麻毒品，之後，其在本澳將混有大麻成分的曲奇餅多次向至少兩人出售，為此，除了上訴人在被捕當日的毒品藥物尿檢報告顯示陰性的情況之外（參閱卷宗第48至49頁檢查筆錄），案中似乎並未證明存在第17/2009號法律第11條第1款列明的“經考慮犯罪的手段，行為時的方式或情節，植物、物質或製劑的質量或數量，又或其他情節，顯示第七條至第九條所敍述的事實的不法性相當輕”的具體情節，為此，原審法庭依照第17/2009號法律14條第2款和第3款結合第8條第1款的規定，判處上訴人以直接正犯和既遂方式觸犯一項“不法持有毒品罪”的法律定性準確，並不存在法律錯誤的問題。
基於定罪正確，上訴人提出按第17/2009號法律14條第2款和第3款結合第11條對其定罪，並在數罪並罰時對其合共判處不超過3年徒刑且應予以緩刑的請求便無需審議。
基於原審法庭對上訴人觸犯一項“不法持有毒品罪”的法律定性準確，上訴人所謂被上訴裁判在定罪方面存在法律錯誤的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三)、關於量刑過當的上訴理由
上訴人指被上訴裁判對其量刑過重，違反《刑法典》第65條關於量刑的法律規定，其請求考慮所有對其有利的情節，將其觸犯第17/2009號法律14條第2款和第3款結合第8條第1款規定的一項“不法持有毒品罪”的量刑定為不超過五年四個月徒刑，數罪並罰合共判處不超過五年六個月徒刑。
根據第17/2009號法律第14條第2款和第3款結合第8條第1款的規定，“不法持有毒品罪”的刑幅為五年至十五徒刑；根據同一法律第15條的規定 ，“不適當持有器具或設備罪”的刑幅為三個月至一年徒刑，或科六十日至二百四十日罰金。
正如檢察官閣下在對上訴的答覆中指出，原審法庭在量刑時已全面衡量上訴人提出的情節並清楚指出量刑依據。
對於量刑的問題，本澳主流的司法見解認為，“只有當原審法院明顯違反法律或罪刑相適應原則時，上級法院才有介入原審法院的量刑空間”；同時，“只要不存在對法定限制規範 ---- 如刑罰幅度，或經驗法則的違反，也不存在獲確定的具體刑罰出現完全不適度的情況，作為以監督法律良好實施為主旨的上級法院就不應介入具體刑罰的確定”(參見中級法院第1037/2018號、第791/2017號以及第669/2015號刑事上訴案件的合議庭裁判；終審法院第35/2011號、第17/2014號以及第26/2015號刑事上訴案件的合議庭裁判)。
我們認為，犯罪行為人必須依照其罪過承擔犯罪行為帶來的後果。
庭審過程中，上訴人承認吸毒和持有吸毒工具，但對其餘被控事實保持沉默，為此，原審法庭根據《刑法典》第40條、64條和65條規定，考慮犯罪事實的不法性程度和上訴人的故意程度偏高、涉案的毒品份量和犯案模式以及上訴人為初犯等對上訴人有利和不利的所有情節，對上訴人觸犯的一項“不法持有毒品罪”判處六年徒刑，一項“不適當持有器具或設備罪”判處四個月徒刑，當中，各項判罰皆在每項犯罪可科刑罰幅度之內且未見過於嚴厲；同時，依照《刑法典》第71條規定，兩罪合併處罰六年二個月徒刑，相關競合的量刑亦符合《刑法典》第71條規定。
分析被上訴裁判的量刑理由可見，原審法庭已就所有量刑情節進行詳細分析並就量刑理由作出具體陳述，並在特別預防和一般預防方面作出充分和完整的法律考慮，為此，在對不同法律意見表示充分尊重的前提下，若給予上訴人減輕處罰，相關判決將極可能造成在一般預防方面造成市民對本澳法律制度失去信心的危險。
我們認為，原審法庭對上訴人的量刑適當，上訴人所謂對其量刑過重的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三、意見書結論
綜合而言，我們認為上訴人指被上訴裁判存在審查證據出現明顯錯誤、被上訴裁判存在定罪錯誤和量刑過重的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應依法駁回上訴。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案件經庭審辯論後查明以下已證事實：
1) 2024年7月（具體日期不詳），警方接獲線報，得知一名男子經常從香港偷運毒品進入澳門，並將有關毒品摻入食物內，之後再向他人出售，於是警員開始進行調查。
2) 經調查，警方初步鎖定作案人為嫌犯A。
3) 2024年8月13日下午約4時，警員在港珠澳口岸作出部署。
4) 2024年8月14日凌晨0時20分，嫌犯獨自經港珠澳口岸進入本澳，於是警員上前截停嫌犯。
5) 接著，警員對嫌犯進行搜查，並在嫌犯身穿的內褲內搜獲以下物品：”
- 一個被保鮮紙包裹的白色底透明膠袋，袋內藏有懷疑毒品“大麻”的植物顆粒，連膠袋約重8.35克；
- 一部手提電話。
6) 其後，警員帶同嫌犯前往嫌犯位於澳門氹仔XXXXXXX的住所進行搜索，並在該單位中屬嫌犯房間的衣櫃內搜獲以下物品：
- 一個裝有懷疑為毒品“大麻”的植物顆粒的透明玻璃樽，樽內的植物顆粒約重0.38克；
- 一個印有“CE”字樣的黑色電子磅。
7) 同時，警員亦在上述單位中屬嫌犯房間的書枱上搜獲以下物品：
- 一個裝有被保鮮紙包裹且懷疑為毒品“大麻”的植物顆粒的透明玻璃樽，樽內的植物顆粒約重0.2克；
- 一個不規則形的玻璃器皿，底部有一黑色圓托，瓶身插有一組織管；
- 一個棕色煙斗；
- 藍色研磨器；
- 一個透明膠盒，內裝有一個火機、兩捲煙紙、一個鐵鉗、三個透明塑膠濾嘴 。
8) 接著，警員亦在上述單位的廚房中屬嫌犯的雪櫃內搜獲以下物品：
- 一個裝有多塊懷疑含有“大麻”成份的粉團狀物體的玻璃瓶，有關粉團狀物體約重223.8克；
- 一個裝有懷疑含有“大麻”成份的粉團狀物體的玻璃碗，有關粉團狀物體約重17.5克。
9) 此外，警員亦在上述單位的客廳中屬嫌犯的枱上搜獲以下物品：
- 一個裝有懷疑含有“大麻”成份的曲奇餅的玻璃盒，有關曲奇餅約重74.5克；
- 一包已開封、印有“ROLLED OATS”字樣的燕麥片，連包裝約重393.5克及一包已開封、印有“FLOUR”字樣的麵粉，連包裝約重579克。
10) 經化驗證實，上述由嫌犯身穿的內褲內搜獲的懷疑毒品“大麻”的植物顆粒為第17/2009號法律附表一C中所列之“大麻”，淨重7.334克，經定量分析後，前述大麻未發現摻雜其他物質，即重7.334克；上述在嫌犯房間的衣櫃內搜獲的懷疑毒品“大麻”的植物顆粒為第17/2009號法律附表一C中所列之“大麻”，淨重0.375克，經定量分析後，前述大麻未發現摻雜其他物質，即重0.375克；上述在嫌犯房間的書枱上搜獲的懷疑毒品“大麻”的植物顆粒為第17/2009號法律附表一C中所列之“大麻”，淨重0.223克，經定量分析後，前述大麻未發現摻雜其他物質，即重0.223克；上述在嫌犯的雪櫃內搜獲的懷疑含有“大麻”成份的粉團狀物體含有第17/2009號法律附表二B中所列之“Δ-9-四氫大麻酚”，淨重206.178克，經定量分析後，“Δ-9-四氫大麻酚”的百分含量為0.154%，重量為0.318克；上述在嫌犯的雪櫃內搜獲的懷疑含有“大麻”成份的粉團狀物體含有第17/2009號法律附表二B中所列之“Δ-9-四氫大麻酚”，淨重14.595克，經定量分析後，“Δ-9-四氫大麻酚”的百分含量為0.220%，重量為0.0321克；上述在嫌犯房間的衣櫃內搜獲的黑色電子磅上痕跡含有第17/2009號法律附表二B中所列之“Δ-9-四氫大麻酚”；上述在嫌犯書枱上搜獲的不規則形玻璃器皿、煙斗、研磨器、火機、煙紙、鐵鉗及透明塑膠濾嘴上痕跡含有第17/2009號法律附表二B中所列之“Δ-9-四氫大麻酚”（卷宗第121至130及187至199頁的鑑定報告，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11) 經DNA鑑定，上述一個煙斗吸食端上痕跡檢出的DNA有可能來自嫌犯（卷宗第343至351頁的鑑定報告，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12) 經調查發現，本案所搜獲的所有毒品“大麻”是嫌犯至少自2024年7月9日起，在香港分別向兩名不知名涉嫌人所購買，之後，由嫌犯帶到本澳，目的是將當中部份毒品“大麻”作個人吸食之用，並將當中部分毒品“大麻”摻入糕點出售予他人，且嫌犯所有持有的毒品“大麻”及“Δ-9-四氫大麻酚”的份量已超出經第18/2023號法律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每日用量參考表內所載的五倍。
13) 嫌犯在其住所內使用上述不規則玻璃器皿及煙斗吸食上述毒品“大麻”。
14) 上述在嫌犯身上搜獲的一部手提電話是嫌犯作出上述犯罪行為的通訊工具。
15) 嫌犯清楚知道上述毒品之性質和特徵。
16) 嫌犯是在自由、自願、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
17) 嫌犯明知不可仍將毒品運送入澳門，並在澳門持有及向他人販賣受法律管制之毒品。
18) 嫌犯明知不可仍在澳門吸食受法律管制之毒品。
19) 嫌犯明知不可仍在澳門持有及使用用於吸食受法律管制之毒品的器具吸食毒品。
20) 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是違法的，並會受到法律制裁。
21) 嫌犯於2009年來澳生活，初時在XXX「XXX」任職DJ，工作約10年，後因新冠疫情而被辭退。
22) 嫌犯因此滯留在澳門，與其家人分開生活。
23) 嫌犯曾協助本澳一些保護動物的協會照顧動物。
此外，還查明：
- 嫌犯A表示具有副學士畢業的學歷，唱片騎師，每月收入為13,000澳門元，暫未育有子女。
- 根據嫌犯的最新刑事記錄顯示，嫌犯屬於初犯。
未能證明的事實：
- 控訴書及答辯狀中與上述已證事實不符的其他事實。
三、法律部份
上訴人在其上訴理由中，認為：
- 原審判決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一方面，其取得的大麻為自用，案中無證據證明上訴人曾向他人出售大麻，另一方面，其與案中兩名證人B和C通信談及的大麻或者含大麻的曲奇均屬上訴人本人食用而非向他人售賣。
- （也基於上述理由）對上訴人的行為應被定性為適用“較輕的生產和販賣罪”，那麼，原審法庭對上訴人以第17/2009號法律14條第2款和第3款結合第8條第1款列明的“不法持有毒品罪”定罪而非以第11條列明的“較輕的生產和販賣罪”作出定罪，為此，被上訴裁判存在法律適用的錯誤。
- 原審判決存在量刑過當的瑕疵。
（一）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關於《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我們一直認同，“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3
上訴人所質疑的事實集中在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第12和17點的已證事實，認為沒有證據證明上訴人持有毒品用於出售予他人。但是，這是一個毫不切題的上訴問題。
一方面，原審法院就檢察院控告嫌犯上訴人所觸犯的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及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1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合共改判為嫌犯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觸犯了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14條第2款及第3款結合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持有毒品罪」，如果面對第12點已證事實，即行為人持有毒品的目的在於出售給他人，也就明顯觸犯了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而不應該改判第14條第2款的罪名，也就存在適用法律的錯誤，而並非事實認定方面的瑕疵。
另一方面，即使原審法院存在認定事實的瑕疵，提出這樣的質疑也是沒有意義，因為原審法院已經作出了改判，正是基於沒證據顯示用作個人吸食、提供/出售予他人吸食的毒品的分量。那麼，就原審法院認定第12點的已證事實出現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的瑕疵而需要對是否存在出售行為的分量重新審理，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畢竟原審法院所作出的改判的罪名不需要證實行為人有出售的分量的行為，單純持有超過五日的個人吸食量就足以作出判處。
上訴人這部分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二） 較輕的生產和販賣毒品罪的判處
關於第17/2009號法律第11條列明的“較輕的生產和販賣罪”的認定，我們一直認同終審法院在第11/2020號刑事上訴案曾作出的接觸的司法見解：
“一、根據經第10/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第14條第2款的規定，如行為人為供個人吸食而種植、生產、製造、提煉、調製、取得或持有的植物、物質或製劑的數量超過附於該法律的每日用量參考表內所載數量的五倍，則視乎情況，適用第7條、第8條或第11條的規定。
二、第17/2009號法律第14條並未違反《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29條的規定。
三、根據第17/2009號法律第11條的規定，如經考慮犯罪的手段，行為時的方式或情節，植物、物質或製劑的質量或數量等，顯示第7條至第9條所敘述的事實的不法性相當輕，則行為人受較輕的生產和販賣罪處罰。
四、以較輕的生產和販賣罪論處的前提，是結合具體案件中已查明的情節，特別是犯罪的手段，行為時的方式或情節，毒品的質量或數量，來衡量生產或販賣毒品行為的不法性是否相當輕微。”
本案中，基於未能證明上訴人用於個人吸食和向他人售賣的大麻毒品的具體分量，為此，原審法庭對上訴人的行為以第17/2009號法律14條第2款和第3款結合第8條第1款規定的“不法持有毒品罪”予以定罪。
事實上，從原審法庭所認定的事實顯示，警方當日在上訴人身上及其家中搜獲的大麻毒品的分量如下：
- 由嫌犯身穿的內褲內搜獲的懷疑毒品“大麻”的植物顆粒為第17/2009號法律附表一C中所列之“大麻”，淨重7.334克，經定量分析後，前述大麻未發現摻雜其他物質，即重7.334克；
- 上述在嫌犯房間的衣櫃內搜獲的懷疑毒品“大麻”的植物顆粒為第17/2009號法律附表一C中所列之“大麻”，淨重0.375克，經定量分析後，前述大麻未發現摻雜其他物質，即重0.375克；
- 上述在嫌犯房間的書枱上搜獲的懷疑毒品“大麻”的植物顆粒為第17/2009號法律附表一C中所列之“大麻”，淨重0.223克，經定量分析後，前述大麻未發現摻雜其他物質，即重0.223克；
- 上述在嫌犯的雪櫃內搜獲的懷疑含有“大麻”成份的粉團狀物體含有第17/2009號法律附表二B中所列之“Δ-9-四氫大麻酚”，淨重206.178克，經定量分析後，“Δ-9-四氫大麻酚”的百分含量為0.154%，重量為0.318克；
- 上述在嫌犯的雪櫃內搜獲的懷疑含有“大麻”成份的粉團狀物體含有第17/2009號法律附表二B中所列之“Δ-9-四氫大麻酚”，淨重14.595克，經定量分析後，“Δ-9-四氫大麻酚”的百分含量為0.220%，重量為0.0321克。
一方面，單憑原審法院已經對在嫌犯的身上以及家裡所搜集的含有“大麻”成份的毒品進行定量分析的事實，已經足以作出原審法院的判罪，無需像上訴人所主張的進行查明有關的蛋糕中含有的大麻的分量。
另一方面，除了上述的經過定量分析後得出的毒品的純量明顯超過個人五天的吸食量外，上訴人多次在香港向兩名未知名人士購買大麻毒品，之後，其在本澳將混有大麻成分的曲奇餅多次向至少兩人出售，為此，除了上訴人在被捕當日的毒品藥物尿檢報告顯示陰性的情況之外（參閱卷宗第48至49頁檢查筆錄），案中並未證明存在第17/2009號法律第11條第1款列明的“經考慮犯罪的手段，行為時的方式或情節，植物、物質或製劑的質量或數量，又或其他情節，顯示第七條至第九條所敍述的事實的不法性相當輕”的具體情節，為此，原審法庭依照第17/2009號法律14條第2款和第3款結合第8條第1款的規定，判處上訴人以直接正犯和既遂方式觸犯一項“不法持有毒品罪”的法律定性，沒有任何可以質疑的地方。
上訴人這部分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三） 量刑過重的審查
對於量刑的問題，正如我們一致認同的，《刑法典》第40 條及第65 條規定，具體刑罰應在最低刑幅及最高刑幅之間，以罪過及刑罰目的作出決定，而法律賦予法院在刑法規定的刑幅間有選擇合適刑罰的自由。 既然法律容許法院自由在法定的刑幅之間決定一個合適的刑罰，上訴法院的審查也僅限於原審法院的最後選擇的刑罰明顯過高或者刑罰不合適的情況。4
同時，只要不存在對法定限制規範 ---- 如刑罰幅度，或經驗法則的違反，也不存在獲確定的具體刑罰出現完全不適度的情況，作為以監督法律良好實施為主旨的上級法院就不應介入具體刑罰的確定。5
在本案中，上訴人在澳門為初犯，此外在沒有任何可以減輕其刑罰的有利情節，雖然上訴人在庭審過程中承認吸毒和持有吸毒工具，但對其餘被控事實保持沉默，足以顯示上訴人犯罪事實的不法性程度和故意程度均高，尤其是所涉案的毒品的極大份量，所顯示的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極高的情節。加上，打擊販毒行為一直乃全球共同致力的目標，而對販毒行為所提出的嚴厲打擊的懲罰要求所提出的犯罪的一般預防的提高程度，原審法庭根據《刑法典》第40條、64條和65條規定，對上訴人觸犯的一項“不法持有毒品罪”在五年至十五年的刑幅之間，選判六年徒刑，一項“不適當持有器具或設備罪”判處四個月徒刑，同時，依照《刑法典》第71條規定，兩罪合併處罰六年二個月徒刑，相關並罰的單一刑罰亦沒有違反《刑法典》第71條規定，因此，應該予以支持，並應該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駁回。
上訴人需支付本程序的訴訟費用，以及8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5年7月17日
蔡武彬
(裁判書製作人)
譚曉華
(第一助審法官)
周艷平
(第二助審法官)
1 庭審期間已通知控辯雙方，法庭也有可能將指控嫌犯所觸犯的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及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合共改判為嫌犯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觸犯了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14條第2款及第3款結合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持有毒品罪，詳見相關的庭審筆錄。
2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Vem o presente recurso interposto do douto Acórdão que condenou o Recorrente por um crime de detenção ilícita de estupefacientes, p. e p. pelo artigo 14.°, n.º 2, da Lei nº 17/2009, conjugado com o artigo 8.°, na pena de 6 anos de prisão, e por um crime de detenção indevida de utensílios, p. e p. pelo artigo 15º da mesma lei, na pena de 4 meses de prisão, culminando, em cúmulo jurídico, numa pena única de 6 anos e 2 meses de prisão.
2. O Recorrente não se conforma com a douta decisão, imputando à mesma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nos termos do artigo 400.º, nº 2, alínea c),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quanto aos factos 12 e 17 da acusação, donde consta como provado que os estupefacientes detidos pelo Recorrente se destinavam, em parte, à venda a terceiros, tendo por fundamento as mensagens trocadas entre o Arguido e as testemunhas B e C bem como as declarações destas em audiência.
3. Resultou provado, que o Recorrente confessou a detenção dolosa de estupefacientes e utensílios para consumo próprio, mas não existem provas suficientes, nomeadamente periciais ou testemunhais, que demonstrem que ele vendeu (ou tencionava vender) boles que continham canábis ou que os estupefacientes detidos se destinavam a terceiros, nomeadamente a prova pericial aludida no artigo 23°, nº 1, e artigo 24º da Lei nº 17/2009.
4. Desses normativos resulta que as plantas, substâncias ou os preparados devem ser examinados laboratorialmente e, ademais, que as pessoas que sejam suspeitas de haverem consumido estupefacientes devem ser sujeitas a exame ao sangue ou urina para confirmar a qualidade das substâncias, sendo que nenhum desses meios de prova foi produzido no caso vertente em relação às testemunhas que alegadamente adquiriram ou tencionavam adquirir estupefacientes ao Recorrente.
5. As testemunhas B e C declararam não ter qualquer conhecimento de que os bolos continham canábis, não terem sido sujeitas a exames toxicológicos e que os efeitos dos bolos eram distintos dos da canábis consumida na Tailândia, sendo que os seus inquéritos por consume de estupefacientes foram arquivados pelo Ministério Público por falta de prova (fls.355-356).
6. As mensagens trocadas entre as testemunhas e o Arguido (fls. 246-268) não contêm qualquer referência a canábis ou bolos com estupefacientes e a própria (reduzida) quantidade encontrada na detenção do Recorrente aponta para um quadro de consumo individual e não venda a terceiros.
7. Das declarações da testemunha D resultou também provado que o Arguido era produzida bolos vegan sem qualquer relação com estupefacientes.
8. Pelo que a conclusão de que os factos 12 e 17 da acusação foram provados está contra aquilo que efectivamente se provou e contra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e prova tarifada (pericial), configurando um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9. Os factos 12 e 17 devem passar a constar como não provados, na parte onde se alude a venda de estupefacientes a terceiros ou, subsidiariamente, o processo deve ser parcialmente reenviado para novo julgamento quanto a esses factos, nos termos do artigo 418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10. Independentemente do vício supra aludido quanto ao julgamento quanto da matéria de facto, o Acórdão recorrido violou os artigos 14º, nº 2, 8º e 11º da Lei nº 17/2009, por ter aplicado incorrectamente o artigo 8º, em vez do artigo 11º, na qualificação jurídica do crime de detenção ilícita de estupefacientes imputado ao Arguido;
11. A quantidade de estupefacientes detida pelo Recorrente (7,334 g de canábis, excedendo em 2,932 g o limite de 5 g para 5 dias, e 0,35 g de delta-9-THC, excedendo, em 0,1 g o limite de 0,25 g para 5 dias) e as circunstâncias do caso, incluindo a natureza (reconhecida pelas Nações Unidas) de “droga leve” da canábis, a confissão do Recorrente, o facto de ser arguido primário, o seu percurso profissional e pessoal (nomeadamente as comprovadas circunstâncias anteriores ao crime) e o seu envolvimento em causas de proteção animal, demonstram uma ilicitude consideravelmente diminuída, justificando a aplicação do artigo 11º, nº 1, da Lei nº 17/2009, em vez do artigo 8º.
12. A jurisprudência do Tribunal de Última Instância (Acórdão n.º 112/2018) consolida que, a detenção de estupefacientes em quantidade superior a cinco vezes à referência de uso diário não obsta à aplicação do artigo 11º, quando se verifiquem os condicionalismos de ilicitude diminuída, como se afigura ocorrer no presente caso.
13. O Tribunal a quo interpretou erradamente o artigo 14º, nº 2, da Lei nº 17/2009, ao conjuga-lo com o artigo 8º, quando deveria tê-lo conjugado com o artigo 11º, que prevê uma moldura penal de 1 a 5 anos de prisão, mais adequada à factualidade provada.
14. Operada a alteração da qualificação jurídica, a pena pelo crime de detenção ilícita de estupefacientes, em conjugação com o artigo 11º, e em cúmulo jurídico com o crime de detenção indevida de utensílios, deve ser fixada em medida não superior 3 anos de prisão, com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nos termos do artigo 64º do Código Penal, face à primariedade do Recorrente, à sua confissão, ao seu arrependimento e à preferência legislativa por penas não privativas da liberdade, sujeita a regime de prova que inclua prova da cessação do consumo de estupefacientes.
15. Subsidiariamente, caso não se acompanhe a alteração da norma incriminadora, deve ser reconhecido que o Acórdão recorrido violou o artigo 65º do Código Penal, por determinar uma pena manifestamente exagerada, não considerando devidamente as circunstâncias atenuantes relativas ao Recorrente, nomeadamente a sua confissão, a natureza dos estupefacientes como “drogas leves”, a quantidade apenas 3,032 g acima do limite de referência, e os factos provados 21, 22 e 23 (o facto de ter perdido o emprego devido à pandemia COVID, de ter estado longe da família durante um longo período de tempo, e as sua personalidade, nomeadamente a ajuda a associação de protecção de animais), que mitigam a culpa e a ilicitude.
16. A pena aplicada pelo crime de detenção ilícita de estupefacientes, conjugado com o artigo 8º, foi fixada em 6 anos de prisão, quando, face às circunstâncias atenuantes, não deveria exceder 5 anos e 4 meses, resultando, em cúmulo jurídico com o crime de detenção indevida de utensílios, numa pena única não superior a 5 anos e 6 meses de prisão.
17. Pelo exposto, requer-se a revogação do douto Acórdão recorrido, sendo substituído por Acórdão no qual: a) passem a constar como não provados os factos 12e 17 da acusação, ou, subsidiariamente, determinando-se o reenvio parcial do processo para novo julgamento quanto a esses factos; b) se opere a requalificação jurídica do crime de detenção ilícita de estupefacientes, aplicando o artigo 11º (ilicitude diminuída), em vez do artigo 8º, da Lei n.º 17/2009, em conjugação com o artº 14º, nº 2m, desta Lei, fixando-se a pena, em cúmulo jurídico, não superior a 3 prisão, com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c) subsidiariamente, se reduza a pena para medida não superior a 5 anos e 6 meses de prisão, em cúmulo jurídico, atento ao disposto no artigo 65º do Código Penal.
Termos em que, pelos fundamentos expostos e nos demais de Direito que Vossas Excelências doutamente suprirão, deve o presente recurso ser julgado procedente, por provado, sendo consequentemente revogado o douto Acórdão recorrido e substituído por outro nos termos supra expostos, assim se fazendo a tão habitual JUSTIÇA!
3 參見澳門終審法院在第17/2000號及第9/2015號案中作出的裁判以及中級法院在第108/2005號及第343/2010號案中作出之裁判。
4 中級法院2019年7 月11 日在第23/2019 號上訴案中的合議庭裁判。
5 參見中級法院第1037/2018號、第791/2017號以及第669/2015號刑事上訴案件的合議庭裁判；終審法院第35/2011號、第17/2014號以及第26/2015號刑事上訴案件的合議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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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514/2025 P.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