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268/2024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5年10月15日
主要法律問題：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違反《刑法典》第214條之規定
摘 要
1.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除了聽取了第二嫌犯在審判聽證中所作的聲明，亦在審判聽證中聽取了案中證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未能證實嫌犯實施了有關罪行的事實做出判斷。
2. 雖然根據一般的理解和生活經驗，本案所涉及的支票是用於擔保與賭博相關的活動，然而，根據卷宗通訊資料可以顯示，有關支票僅用於支付第一嫌犯的個人賭債，因此，在缺乏事實顯示相關帳戶的信貸是用於第一嫌犯的個人賭博的情況下，上訴人填寫支票便違反了雙方的填寫協議。
故此，原審法院未能認定第一嫌犯簽發空頭支票的犯罪故意沒有錯誤，而所有無罪及民事賠償請求開釋判決均應予以維持。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268/2024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5年10月15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24年1月19日，第一嫌犯B及第二嫌犯C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1-22-0174-PCC號卷宗內被控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相當巨額詐騙罪」，均獲判處無罪。
第一嫌犯B被控觸犯《刑法典》第214條第1款結合第2款a)項、以及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簽發空頭支票罪」，獲判處無罪。
駁回原告A的全部請求並判處從民事損害賠償請求中開釋第一被告B及第二被告C。
輔助人A不服，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1. 原審法庭對於刑事部分作出的判決如下：
第一嫌犯B及第二嫌犯C，被控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均獲判處無罪。
-第一嫌犯B，被控觸犯《刑法典》第214條第1款結合第2款a項、以及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簽發空頭支票罪」，獲判處無罪。
2. 同時，原審法庭對於民事部分作出的判決如下：
-駁回原告A的全部請求並判處從民事損害賠償請求中開釋第一被告B及第二被告C。
3. 上訴人認為被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及《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的違反法律之瑕疵。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及違反法律之瑕疵
針對「相當巨額詐騙罪」
4. 第一嫌犯B及第二嫌犯C分別向原審法庭提交了載於卷宗第633至695頁及第420至480頁的刑事答辯狀。
5. 第一嫌犯B及第二嫌犯C所提交的刑事答辯狀中的事實並未被原審法庭列為已證事實。
6. 無法顯示出第一嫌犯B及第二嫌犯C所提交的刑事答辯狀中的任何事實是獲得證實又或獲原審法庭所認定。
7. 根據審判聽證記錄，作為當事人的第一嫌犯B缺席庭審，而第二嫌犯C及上訴人均有出席庭審並作出聲明。
8. 對於第一嫌犯B是否與上訴人合作借出籌碼給客人賭博以賺取碼佣，上訴人持有編號為#69888的兌碼賬戶之信貸額未獲還款的原因，以及涉案支票的用途，第二嫌犯C及上訴人在庭審中就該事實分別作出了聲明(詳見理由陳述部分)。
9. 證人XXX及XXX作出的聲明中均沒有講述與涉案賭客、涉案兌碼賬戶之信貸額未獲還款以及涉案支票用途的事實相關之內容。
10. 證人司法警察局偵查員XXX在庭審中就上述事實作出的相關聲明(詳見理由陳述部分)。
11. 第一嫌犯B沒有出席審判聽證，意味著第一嫌犯B放棄了對其被指控的事實作出聲明解釋，因此其於刑事答辯中所主張的事實版本理應不獲支持。
12. 第二嫌犯C出席審判聽證並作出的聲明內容中，表示其不清楚上訴人與第一嫌犯B之間的協議內容，除已在卷宗第68頁背頁顯示的賭客名稱(XXX及XXX)外，其不知悉任何賭客的姓名及身份資料。
13. 卷宗資料及上訴人的聲明顯示，上訴人本來有來自韓國的賭客客源，而在案發期間使用涉案兌碼賬戶借出的籌碼進行賭博的賭客並非上訴人的客人，而是兩名嫌犯的客人。
14. 根據證人司法警察局偵查員XXX所作的聲明及卷宗資料顯示，卷宗內沒有客觀證據證明第一嫌犯B與第二嫌犯C安排了賭客使用涉案兌碼賬戶借出的籌碼進行賭博。
15. 第二嫌犯C使用上訴人的兌碼賬戶而獲貸出的籌碼，真正的借款人D博彩中介股份有限公司，而D博彩中介股份有限公司之所以願意借出款項，是因為兌碼賬戶的持有人已提供足夠的擔保物或信用，故上訴人從來沒有向兩名嫌犯直接提供任何的金錢借貸，上訴人實際提供的是擔保。
16. 上訴人同意兩名嫌犯使用涉案的兌碼賬戶而獲D貴賓會貸出籌碼用於賭博的行為根本不屬於為賭博之高利貸犯罪。
17. 論按照一般貴賓廳的實際操作而言，還是上述借款憑證當中的規定而言，第二嫌犯C以借款人身份簽署相關借款憑證，必然帶來承擔償還借款的責任。
18. 既然第二嫌犯C表示不願意為涉案兌碼賬戶所生的借款負上相關償還責任，其理應主動積極去了解相關賭客的身份資料，甚至應要求由賭客親自簽署借款憑證(marker)，一方面可以追討該等賭客要求履行債務，另一方面，確保自己不會因純粹賺車馬費而代賭客負上巨大的債務。
19. 第一嫌犯B與第二嫌犯C並沒有提交任何賭客的姓名及身份資料以證明其二人所主張的事實版本中的確真實存在所謂的賭客。
20. 如第二嫌犯C所述，其不知悉亦不存有任何賭客的姓名及身份資料，包括最基本的相片或身份證件資料。
21. 再如第二嫌犯C所述，賭客大多是第一嫌犯B帶到賭廳又或由第一嫌犯B陪同賭客進行賭博，其再將籌碼交予相關賭客。
22. 上訴人與第二嫌犯C均稱第一嫌犯B不便帶同賭客到賭廳，所以才找來第二嫌犯C替他們出碼。
23. 第二嫌犯C另一方面卻稱賭客大多是第一嫌犯B帶到賭廳又或陪同賭客一同賭博，而卷宗第41頁亦顯示第一嫌犯B曾作為客人獲取涉案兌碼賬戶的籌碼。
24. 第二嫌犯C所作的聲明中表示曾任職賭場貴賓廳公關，其本來是從事相關提取籌碼的工作並具相關工作經驗，其不可能不清楚或不知悉以借款人名義簽署相關的借款還證(簽marker)，除了marker上的借款人是主債務人之外，戶主同樣會因此負連帶償還的責任。
25. 而第二嫌犯C在庭審所作的聲明內容卻與上述情況完全相反，唯一的解釋就只能是實際上根本不存有任何賭客，因此第二嫌犯C不可能持有任何賭客的資料，也不可能要們求賭客親自簽署借款憑證(marker)。
26. 原審法庭以第二嫌犯C聲明及證人XXX的證言認定在獲貴賓會通知的情況下，上訴人應該知悉每次涉案兌碼戶口出碼的情況。
27. 按照法庭審理過各類型與娛樂場及貴賓廳相關案件的經驗，相信法庭對於在貴賓會的兌碼賬戶貸出籌碼(簽marker)的操作會有一定的理解與認識。
28. 一般情況下，倘兌碼賬戶是經由獲授權人士借取籌碼，則貴賓會無需獲得戶主的確認與同意便可出碼予相關的獲授權人士。
29. 反之，取碼人士無授權的情況下，則貴賓會需要獲得戶主的輸入密碼確認與同意後，才能出碼予相關的人士。
30. 如果有授權，還要打電話通知戶主輸入密碼確認，授權的意義何在？
31. 在本案中，第二嫌犯C聲稱其並未獲作為戶主的上訴人向其作出授權，故貴賓會會就非戶主取碼的情況通知戶主。
32. 根據卷宗第68頁的文件顯示，第二嫌犯C曾於涉案兌碼賬戶簽出貸款(簽marker)和償還貸款(還marker)。
33. 倘若第二嫌犯C沒有獲得上訴人授予的權力，其不可能可以對涉案兌碼戶口進行提取碼佣及簽還貸款的操作。
34. 證人XXX在庭審中就上述事實作出的相關聲明，表示其於案發時是D貴賓會的法律部工作人員，對於賭廳場面的運作其並不熟悉，亦不清楚關於兌碼戶口出碼的操作流程。(文件4)
35. 而證人XXX亦沒有進行過帳房的操作，對於兌碼戶口出碼的情況，其所述的證言在證明相關範疇方面應予以保留，而不應完全採納其對兌碼戶口出碼的情況所作之論述。
36. 由於證人XXX所作的證言與其所負責及知悉的工作範疇有別，若然原審法庭決定採信其所作的證言，原審法庭理應指出採信的理據及說明。
37. 對於第二嫌犯C的聲明所存有的種種矛盾及互相抵觸之處，被訴判決不旦沒有發現不合生活經驗及常理之處，更以此作為形成無罪判決的心證。
38. 而被訴判決整體的決定取向卻是偏向第二嫌犯C於庭審中所作聲明的事實版本。
39. 原審法庭以各當事人在庭審中作出的聲明、證人的證言及書證作為依據，結合其自由心證對本案的事實加以認定，從而得出“目前的證據不能排除第一嫌犯B與輔助人A合作借出籌碼給客人賭博以賺取碼佣，但客人輸掉籌碼後不還款的可能性”之結論。
40. 然而，原審法庭認定存有真實賭客的事實版本，與上訴人的聲明、證人司法警察局偵查員XXX的證言及書證所顯示出來不足以證明存有真實賭客的事實版本恰恰相悖。
41. 既然原審法庭決定部分採信第二嫌犯C聲明中存有真實賭客的事實版本，卻欠缺對心證的形成作出理由說明，尤其沒有對第二嫌犯C聲明中存有的上述矛盾之處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
42. 上訴人認為被訴判決作出未能證實控訴書的部分事實，尤其與「相當巨額詐騙罪」相關的事實，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的在審查證據方面存在明顯錯誤之瑕疵，並應將控訴書未獲證的控罪事實認定為獲得全部證實或將之發回重審。
43. 請求上級法院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成立，若具條件直接改判，則廢止原審法庭的決定並改判第一嫌犯B及第二嫌犯C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罪名成立，科處合適的刑罰。
44. 基於上述罪名成立，同時亦改判上訴人的民事損害賠償的全部請求成立。
針對「簽發空頭支票罪」
45. 卷宗第35頁至40頁的marker單，可以見到第二嫌犯C使用編號為#69888兌碼賬戶，並多次以借款人及受權人身份，向D貴賓會簽立借款憑證(俗稱簽marker)。
46. 卷宗第42頁的訊息紀錄，可以見到第二嫌犯C以借款人身份使用編號為#69888兌碼賬戶。
47. 卷宗第68頁及背頁的兌碼賬戶操作紀錄，可以見到第二嫌犯C多次以貸款人身份使用編號為#69888兌碼賬戶貸出籌碼，最後一次是2018年06月5日。
48. 卷宗第150頁至174頁的D證明書，可以見到第二嫌犯C所貸出的籌碼最終由被害人A於2018年09月份內還清。
49. 卷宗第916頁及918頁的微信對話紀錄，可以見到被害人A追討第一嫌犯B還款，更指出涉案支票的存在是出於擔保第一嫌犯B的客人不還款。
50. 第一嫌犯B由始至終沒有出現過本案的任何措施，亦缺席本案的審訊及審判，沒有向法庭解釋又或說出與被害人相反的事實版本。
51. 第二嫌犯犯C表示不清楚涉案支票事情，亦不知道第一嫌犯B和被害人A的協議內容。
52. 除了首日開工之外，兩名嫌犯沒有提供客人資料予支持在案發期間每一次的賭博均是存在真正的客人。
53. 在本案中，沒有客觀證據支持案發期間每一次的賭博存在真正的客人。
54. 由第二嫌犯C所簽署的借款憑證中，均會明確載明這一條款： 「本人聲明已全數收取上述博彩籌碼以作為賭博之用，並承諾於30天內全數償還該借款，逾期不還按法定利率之五倍計提利息，直至全部清還欠款，同時必須負責本公司為著追收目的而作出任何司法或非司法行為所產生的一切開支，包括但不限於法院訴訟費用、文件費用及律師費用等，律師費訂定為借款之百份之十(10%)。本借款之借款人與擔保人及戶口持有人負無限連帶責任，為履行保證責任，擔保人及戶口持有人明示聲明放棄檢索抗辯權。」
55. 借款憑證中亦載明第二嫌犯C是以借款人身份作出簽署行為，也載明與借款相關的帳戶編號(69888)及戶口持有人(A)，第二嫌犯C是以該戶口的受權人簽署。
56. 第二嫌犯C每次借出籌碼，相應便會使用掉被害人A的兌碼賬戶(#69888)的信貸額度。
57. 按照在開立兌碼賬戶時與D博彩中介股份有限公司所簽訂的“借貸及擔保合同”的規定，被害人A作為戶口持有人，同樣需要對第二嫌犯C的借款承擔無限連帶責任。
58. 第二嫌犯C以戶口受權人及借款人的身份，使用被害人A的兌碼賬戶(#69888)的信貸額來獲得D貴賓會貸出籌碼，第二嫌犯C的借款行為實際上亦令被害人A負上相應的債務。
59. 自借款日起30日後，兩名嫌犯一直沒有向D貴賓會償還任何款項。
60. 被害人A、分別於2018年8月1號、8月16日、8月24日、9月5日及9月11日向D貴賓會合共償還港幣伍佰萬圓整(HKD5,000,000.00)，作為清償第二嫌犯C因借出籌碼所欠下的債務。(卷宗第171頁至174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61. 其後，被害人A向第一嫌犯B追討上述欠款，直到2019年4月24日仍然未獲得任何還款。
62. 於2019年4月24日當日，為獲得還款，被害人A在第一嫌犯B先前交付的空白支票上填寫了金額及日期，所填寫的金額是港幣伍佰萬圓整，日期是2019年4月24日。
63. 上述支票因第一嫌犯B的銀行賬戶結餘不足而被拒付。
64. 之後，被害人A聯絡不到第一嫌犯B。
65. 第一嫌犯B最後一次身處在澳門的日期是2019年7月14日，直至2022年11月30日止仍沒有進入澳門。(卷宗第553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66. 無論是上訴人在庭上的聲明，還是第一嫌犯的答辯狀所持的辯護理由，都可以得知第一嫌犯B簽發及交付涉案的支票是為了擔保還款目的，而用該支票想要擔保的正正是使用被害人A的兌碼賬戶(#69888)貸出籌碼所生的還款責任。
67. 以上種種事實，依照一般經驗法則，足以讓原審法庭肯定涉案的支票是為了擔保使用兌碼賬戶(#69888)貸出籌碼的還款！
68. 卷宗第918頁是上訴人與第一嫌犯B的兩人微信對話紀錄。
69. 上述的對話發生在2018年08月13日下午3:57，即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的案發之後，亦已經超過第二嫌犯所簽署的借款憑證所規定的30日還款期限。
70. 上訴人的版本是說當客人不還錢，由第一嫌犯的支票來還；而第一嫌犯B的版本卻是說當他本人賭博時可以兌現支票來還。
71. 以上對話時間發生在逾期還款階段，也是上訴人追討第一嫌犯還款的階段，先不論二入的版本孰真孰假，原審法庭也不應忽略上訴人的說話，在無其他佐證之下，不可能只考慮第一嫌犯面對追拖欠款所說的話(謊言)。
72. 上訴人本身並不認識第一嫌犯B，在無其他特別的關係之下，上訴人為何會允許第一嫌犯B本人可使用兌碼帳戶貸出的籌碼來賭博？這顯然有違常理！
73. 而且，第一嫌犯B在答辯狀中多次強調簽發及交付涉案的支票是為了擔保客人的欠款。
74. 不論是第一嫌犯B的賭客賭博，抑或是第一嫌犯B本人賭博，上訴人認為這問題只對詐騙罪是否成立有重要性。
75. 上訴人同意第一嫌犯B及第二嫌犯C使用兌碼帳戶貸出籌碼這一舉動，使其本人承受了償還他人債務的風險，因此上訴人給予同意的前提便是建立在第一嫌犯B交付擔保支票來承擔償還兌碼帳戶貸出的籌碼的基礎上。
76. 依照他們之間的陌生關係，如果沒有第一嫌犯B給予支票作擔保，第一嫌犯B及第二嫌犯C就不可能有使用上訴人的兌碼帳戶貸出籌碼作賭博的機會。
77. 涉案支票在上訴人和第一嫌犯B建立賺碼佣的合作關係中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正正因為支票的見票即付特徵和支付功能受到刑事保護，才會成為現代社會(尤其是保留空頭支票罪的澳門)很多商業交易、借款關係中的一種特別的擔保工具。
78. 因此，涉案支票所帶來的重要作用是：當第一嫌犯B及第二嫌犯C使用上訴人的兌碼帳戶而生的債務，由第一嫌犯B的財產和刑事責任來獲得清償的強力保證。
79. 同時值得一提的是，本案中沒有任何事實證明涉案支票的擔保作用只可發揮在第一嫌犯本人賭博的情況。
80. 卷宗第916頁，同樣是上訴人與第一嫌犯B的兩人微信對話紀錄，上訴人又一次說出支票的作用是擔保客人的欠款。
81. 假如涉案支票真的只用於擔保第一嫌犯B本人賭博的情況，這個條件並不吻合第一嫌犯B和上訴人之間的合作內容，即第一嫌犯向被害人稱將有批國內賭客來澳賭博，要求由被害人的兌碼帳戶貸出籌碼予有關賭客賭博，賭博所賺取的碼佣由第一嫌犯與被害人以七比三的比例瓜分。
82. 假如涉案支票不擔保第一嫌犯B帶來的賭客的債務，上訴人獲得涉案支票的擔保意義何在？
83. 涉案支票只用於擔保第一嫌犯B本人賭博的債務，明顯有違日常生活經驗法則和常理。
84. 相反，綜合本案的各項證據作出分析之下，應當認為有足夠的證據及事實推斷出第一嫌犯B向上訴人簽發的涉案支票是用於擔保兌碼帳戶貸出籌碼所生的債務，或至少是用於擔保第一嫌犯B帶來的賭客的債務。
85. 我們的法律制度接受出票人簽發空白支票，對填寫協議亦沒有特定方式的要求，依照商法及民法的規則，只要持票人填寫空白支票，使支票完全具備法定要件，該支票就會發生票據債務，並產生票據的效力。
86. 本案中不存在任何相反之事實顯示上訴人在填上該日期及金額時有違反填寫協議，由此推定其上所載之內容便代表了簽名人之意願
87. 至目前為止，第一嫌犯B一直下落不明，其從來沒有提出任何相反證據去證明上訴人填寫涉案支票是存在違反填寫協議或濫用填票權的情況。
88. 不能說沒有簽署書面的協議就不存在空白支票的填寫協議，基於日常生活經驗，沒有人會無緣無故地向他人簽發及交付一張沒有記載出票日期和金額的空白支票。
89. 支票金額意味著出票人需要承擔票據債務的尺度，而出票日期影響支票權利的時效，以及是否負上刑責。
90. 支票限於見票即付，沒有所謂的到期日，將一張沒有記載出票日期和金額的空白支票交給他人，如果說他們之間不存在填寫協議，那麼該支票就不是空白支票，而應當是一張不完整支票。
91. 根據案中的已證事實，依照這些事情的發生時間點、兩名嫌犯的行為、被害人追討債務過程、被害人在支票上填寫的金額(與信用額度相約)，種種因素連結起來足以推斷第一嫌犯B交付涉案支票給上訴人真正目的是為了用於擔保他們使用上訴人的兌碼帳戶貸出籌碼所生的債務。
92. 第一嫌犯B在以單純的簽名發出支票的時候起，就將這個被視為現款的支票就推向流通領域，只要持票人遵守“填寫協議”，支票仍然受到刑法保護。
93. 即使第一嫌犯B在出票之初並不知道債務的金額也不可能知道存款不足，但是於2018年6月5日起，上訴人的兌碼帳戶已結欠港幣4,995,040元，即使不計算之後逾期還款衍生的利息或其他費用，第一嫌犯B及第二嫌犯C至少在2018年6月5日就知道他們所欠下的金額不會少於港幣4,995,040元。
94. 事後至上訴人決定兌現支票之前，上訴人已多次催促第一嫌犯B及第二嫌犯C清還上述欠款。
95. 直到上訴人決定兌現支票當日，債務到期後足足經過了約十個月的時間，第一嫌犯B及第二嫌犯C或者他們所謂的客人，不但沒有向上訴人作出任何還款，第一嫌犯B更以不同藉口拖延，最後失去蹤影。
96. 第一嫌犯B很清楚其曾經簽署的支票是應該具有清償所欠款項的，但是其存款戶口仍然沒有足夠的餘額可以支付支票，在明知欠缺相應存款的情況下，行為人仍自願簽發支票，就具備存在這個罪名所要求的一般故意。
97. 顯然，根據案中的已證事實，第一嫌犯B的行為已符合一項《刑法典》第214條第1款結合第2款a項、以及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簽發空頭支票罪」。
98. 正如上文所述，上訴人認為被訴判決作出未能證實控訴書的部分事實，尤其與「簽發空頭支票罪」相關的事實，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的在審查證據方面存在明顯錯誤之瑕疵，並應將控訴書第四條、第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的控罪事實認定為獲得全部證實。
99. 即使上級法院認為不具條件直接更改上述事實事宜，上訴人亦認為按照本案中的已證事實，尤其是第一條、第五條、第六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五條的事實，以及民事損害賠償請求起訴狀獲證實的事實，已足以認定第一嫌犯已觸犯《刑法典》第214條第1款結合第2款a項、以及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簽發空頭支票罪」。
100. 因此，被訴判決關於裁定上述無罪的決定也沾有《刑事訴訟法典》2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的適用錯誤之瑕疵
101. 根據《刑法典》第65條的量刑標準以及已證事實所顯示的犯罪情節以及犯罪預防的需要，考慮到涉及經濟利益金額非常巨大，不法性極高，第一嫌犯事後沒有作出彌補，更逃避責任失去蹤跡，僅以徒刑作威懾不足以實現懲罰的目的，應以判處實際徒刑。
102. 請求上級法院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成立，廢止原審法庭的決定並改判第一嫌犯B的行為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一項《刑法典》第214條第1款結合第2款a項、以及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簽發空頭支票罪」，科處合適的刑罰。
103. 基於上述罪名成立，同時亦改判上訴人的民事損害賠償的全部請求成立或至少判處第一嫌犯B須向上訴人支付港幣伍佰貳拾萬元(HKD5,200,000.00)的財產性損害賠償，相當於澳門幣伍佰叁拾伍萬陸仟元正(MOP5,356,000.00)及支付上述金額自判決作出日起直至完全支付總賠償的法定利息。
請求
綜上所述，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
(1)接納本上訴；
關於「相當巨額詐騙罪」方面，
(2)裁定被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的在審查證據方面存在明顯錯誤之瑕疵，並應將控訴書未獲證的控罪事實認定為獲得全部證實或將之發回重審；
(3)請求上級法院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成立，若具條件直接改判，則廢止原審法庭的決定並改判第一嫌犯B及第二嫌犯C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罪名成立，科處合過的刑罰；
(4)基於上述罪名成立，同時亦改判上訴人的民事損害賠償的全部請求成立。
關於「簽發空頭支票罪」方面，
(5)裁定被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的在審查證據方面存在明顯錯誤之瑕疵，並應將控訴書第四條、第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的控罪事實認定為獲得全部證實；
(6)即使上級法院認為不具條件直接更改上述事實事宜，按照本案中的已證事實，尤其是第一條、第五條、第六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五條的事實，以及民事損害賠償請求起訴狀獲證實的事實，已足以認定第一嫌犯已觸犯《刑法典》第214條第1款結合第2款a項、以及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簽發空頭支票罪」，裁定被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的法律適用錯誤之瑕疵；
(7)請求上級法院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成立，若具條件直接改判，則廢止原審法庭的決定並改判第一嫌犯B的行為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一項《刑法典》第214條第1款結合第2款a項、以及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簽發空頭支票罪」，科處合適的刑罰；
(8)基於上述罪名成立，同時亦改判上訴人的民事損害賠償的全部請求成立或至少判處第一嫌犯B須向上訴人支付港幣伍佰貳拾萬元(HKD5,200,000.00)的財產性損害賠償，相當於澳門幣伍佰叁拾伍萬陸仟元正(MOP5,356,000.00)及支付上述金額自判決作出日起直至完全支付總賠償的法定利息。
(9)判處被上訴人支付本上訴各項訴訟負擔之責任。
檢察院對上訴人的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 上訴人針對原審法院裁判開釋第一嫌犯B及第二嫌犯C被控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以及第一嫌犯B被控觸犯《刑法典》第214條第1款結合及第2款a項以及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簽發空頭支票罪」提起上訴。
2. 上訴人認為卷宗並沒有證據顯示第一嫌犯和第二嫌犯如協議般安排賭客使用涉案兌碼帳戶借出的籌碼進行賭博；除此之外，原審法院亦不當地採信了第二嫌犯的聲明以及證人XXX之證言；針對「簽發空頭支票罪」，上訴人認為案中沒有任何事實證明涉案支票的擔保作用只用於第一嫌犯賭博的情況以及不存在證據顯示上訴人有違反填寫協議，因此上訴人認為被上訴裁判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及第400條第1款分別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有明顯錯誤之瑕疵。
3. 上訴人認為即使按照已證的事實以及民事損害賠償起訴狀獲證的事實，足以認定第一嫌犯已觸犯「簽發空頭支票罪」，因此，被上訴裁判沾有適用法律錯誤的瑕疵。
針對「相當巨額詐騙罪」
4. 原審法院認定控訴書的第三點、第七點及第八點未獲證實，即未能證實的『兩名嫌犯根本沒有帶客人到貴賓會賭博，在涉案兌碼帳戶貸出的籌碼只是供嫌犯自己作賭博用，嫌犯向上訴人聲稱所謂的「客人」根本不存在』。
5. 原審法院心證的形成是基於聽取了上訴人的聲明，司法警察局偵查員XXX、D貴賓會公關XXX以及D貴賓會法律部人員XXX之證言。
6. 司警證人XXX指出調查過程中並沒有針對嫌犯是否有安排賭客賭錢方面作查證，故並未能講述真正在賭博的人的身份；D貴賓會公關XXX表示有一次因工作原因曾到貴賓會找尋上訴人但不果，當時在場內只看見一男一女在賭博，其表示未能認出該一男一女是否本案的第一及第二嫌犯；上訴人在庭上的聲明表示「其沒有目睹第一及第二嫌犯用其兌碼帳戶借出籌碼賭博」。因此，原審法院並未能穩妥地認定第一及第二嫌犯為利用上訴人的兌碼帳戶貸出籌碼進行賭博，而此事實對於決定嫌犯是否以詭計欺騙上訴人屬至關重要。
7. 在審查書證方面，法院在庭審中尤其審閱了卷宗第35至39頁之借款憑證、第41頁至42頁之電話短訊截圖以及第66至68頁上訴人在D貴賓會之帳戶紀錄，由於部分文件顯示客人或借用人為第一嫌犯B或第二嫌犯C，因此，法庭對於文件顯示的名稱是否等於在賭枱賭博的人士是否一致向D貴賓會之法律部人員XXX作出提問，其向法庭指出單憑審閱卷宗的文件無法反映當時在貴賓會下注的人的真實身份。
8. 證人XXX在庭審向法院解釋D貴賓會的取碼流程，故法庭認定輔助人應該知悉每次出碼的情況，因此法庭不能排除第一嫌犯跟上訴人合作借出籌碼給客人賭博以賺取碼佣，而非嫌犯私自利用了上訴人的信貸額作賭博用。
9. 上訴人的不同意原審法院的理由：基於兩名嫌犯未有向其提供「賭客」的姓名及身份資料，則事實上不存在「賭客」，然而，嫌犯並沒有義務證明其無罪。法院作出有罪判決要求的是卷宗有證據顯示嫌犯作出了犯罪行為，而不是沒有證據顯示嫌犯沒有作出犯罪行為，更可況庭上第二嫌犯亦曾聲明確有「賭客」之存在。
10. 上訴人的第二個理據為原審法院採信了第二嫌犯以及證人XXX之證言，而彼等聲明及證言均有不合理之處。然而，上訴人在嫌犯的聲明中找到不合理之處並不會推翻原審法院的所形成的心證，因為原審法院在形成心證的過程是結合卷宗所有證據所出判斷，過程中亦沒有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屬於法院出自由心證的範圍，故在審查證據方面並沒有明顯的錯誤。因此，上訴理由並不成立，應予以駁回。
針對「簽發空頭支票罪」
11. 原審法院認為本控罪不成立的原因最主要是基於控訴書的第十九點不獲證實，欠缺「簽發空頭支票罪」的主觀和客觀要素。
12. 原審法院審閱了整個卷宗，並沒有發現上訴人和第一嫌犯簽署了任何填寫支票內容的正式書面協議。
13. 針對雙方是否在事發前已就支票的填寫作出協議：原審法院認為由於欠缺客觀的證據，導致法庭未能被說服上訴人所述的就是填寫協議的內容；在合作破裂的情況：按卷宗第918頁的文件，法庭認為雙方僅能達到倘有的協議是涉案支票僅限用於償還第一嫌犯自己的「賭博債務」，而非用作償還第一嫌犯所帶來的「賭客」的債務。
14. 針對兌現的日期方面，上訴人在庭上承認其在沒有通知第一嫌犯的情況下於2019年4月24日在支票填上日期，並於同日兌現支票，加上其肯定地跟法院說出嫌犯根本不知道確實的兌票日期。(於2023年10月30日之庭審錄音，由2:04:22-2:14:05，亦見上訴人所提交的錄音繕本第1133頁至1134頁)。
15. 原審法院綜合上述事實形成心證，清晰且合乎邏輯地說明由於支票的金額及出票日期是由輔助人自行填寫，且輔助人沒有通知第一嫌犯會於2019年4月24日兌現支票，認定在這樣的情況下不能歸責第一嫌犯是符合常理，並沒有沾有審查證據方面有明顯錯誤的瑕疵。
16. 由於本案未能證實上訴人和第一嫌犯之間的填寫協議之具體內容，故上訴人指案中“不存在任何相反事實顯示上訴人在填寫日期和金額有違反填寫協議”這一觀點欠缺前提，因此，上訴人的理由並不成立，應予以駁回。
17. 上訴人在陳述中所提及的中級法院第881/2017號判決以及第139/2014號判決以支持具擔保性質的空白支票同樣受刑事保護，然而，該案已證實了「嫌犯簽署了填寫協議以及填寫協議的具體內容」，而本案甚至連上訴人是否有權代替第一嫌犯填寫支票金額及日期亦存有疑問的前提下，根本未能夠進一步討論在本案上訴人是否有遵守填寫協議以及是否構成刑事犯罪。因此，跟本案是沒有可比性的。
18. 即使上訴人認為涉案支票是用於擔保第一嫌犯帶來的賭客的債務這一 事實成立，亦不能推翻上訴人在兌票前沒有向嫌犯作出任何通知的事實，而在未能查明兌票日的填寫協議加上上訴人在兌票前八天沒有向嫌犯作出任何通知，足以令法院認定出現空頭支票的情況並不能歸責第一嫌犯。
19. 綜上所述，由於已證事實不足，法院不可能按上訴人之主張作出有罪判決。因此，被上訴裁判沒有適用法律錯誤的瑕疵。
本檢察院認為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應予之駁回。
第一嫌犯B對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有關理據。1
第二嫌犯C對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有關理據。2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司法官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 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於2018年3月24日，被害人A在澳門「D貴賓會」開立了一個編號為#69888的兌碼賬戶，有關兌碼賬戶的信貸額為港幣五百萬元（HKD$5,000,000.00）（參閱卷宗第62頁）。
2. (未能證實)
3. (未能證實)
4. 2018年5月20日，第一嫌犯B向被害人稱將有一批國內賭客來澳賭博，要求由被害人的兌碼賬戶貸出籌碼予有關賭客賭博，賭博所賺取的碼佣由第一嫌犯與被害人以七比三的比例瓜分。
5. 第一嫌犯向被害人交付了一張顯示已有人簽署且編號為HF881073的支票，當時有關支票的祈付人一欄填寫了“A”，且出票人一欄上已由第一嫌犯B作出簽署，而支票金額及出票日期則為空白。
6. 於2018年5月21日至2018年6月5日期間，第二嫌犯C在第一嫌犯的指示下先後多次在戶主為被害人且編號為#69888的「D貴賓會」兌碼賬戶內借出籌碼。
7. (未能證實)
8. (未能證實)
9. 於2018年5月21日至2018年6月5日期間，第二嫌犯在第一嫌犯的指示下在戶主為被害人且編號為#69888的「D貴賓會」兌碼賬戶內多次借出籌碼及還款。
10. 直至2018年6月5日，上述兌碼賬戶已結欠港幣四百九十九萬五千零四十元（HKD$4,995,040.00）。
11. 之後，被害人多次向第一嫌犯追討欠款，但第一嫌犯均以不同藉口拖延。
12. 直至2019年4月24日，第一嫌犯仍未向被害人償還任何款項。於是，被害人在上述編號為HF881073的支票金額一欄上填寫港幣五百萬元（HKD$5,000,000.00），並在出票日期一欄上填寫2019年4月24日，及以有關支票到工商銀行澳門分行提示付款，然而，有關支票因第一嫌犯的銀行賬戶結餘不足（“INSUFFICIENT FUNDS”）而被拒付（參閱卷宗第4至5頁）。
13. 之後，被害人更聯絡不到第一嫌犯，被害人懷疑被騙，於是報警求助。
14. (未能證實)
15. 事後，被害人向「D貴賓會」償還了港幣四百九十九萬五千零四十元（HKD$4,995,040.00）（參閱卷宗第171至174頁）。
16. (未能證實)
17. (未能證實)
18. (未能證實)
19. (未能證實)
20. (未能證實)
民事損害賠償請求中獲證明屬實的事實如下：
21. 於2018年3月24日，原告與D博彩中介股份有限公司簽署了“借貸及擔保合同”，並獲批等值港幣伍佰萬圓整(HKD5,000,000.00)之娛樂場幸運博彩籌碼的信貸額，並於D貴賓會開立了一個編號#69888的兌碼賬戶，戶主為原告A，該兑碼賬戶的信貸額為港幣五百萬元（HKD $5,000,000.00)。（參閱卷宗第62頁）。
22. 由於原告作為兌碼賬戶的戶主，基於上述“借貸及擔保合同”的條款規定，原告需要為兌碼賬戶的債務負無限連帶責任。
同時，亦證明下列事實：
23.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兩名嫌犯均無刑事紀錄。
24. 嫌犯C的個人及家庭狀況如下：
嫌犯C為地產經紀，月入平均澳門幣12,000元。
需供養母親及一名未成年兒子。
學歷為高中畢業。
未獲證明之事實：載於起訴書、刑事答辯狀、民事損害賠償請求及民事答辯狀內與已證事實不符之其他事實，尤其：
1. 被害人因賭博及兌碼事宜而認識了第一嫌犯B。
2. 於2018年5月，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C達成協議，決定向被害人訛稱欲與被害人合作進行兌碼活動，但事實是兩名嫌犯利用由被害人的兌碼賬戶貸出的籌碼進行賭博，倘輸掉有關籌碼，則不向該兌碼賬戶所屬的貴賓會作出還款，且為了取得被害人的信任，兩名嫌犯會向被害人簽發一張實質上不能承兌的支票作為保證。
3. 第一嫌犯向被害人訛稱將有一批國內賭客來澳賭博。同時，第一嫌犯會向被害人交付一張已簽署但尚未填寫金額及出票日期的支票作為保證，並向被害人訛稱倘有關賭客輸掉籌碼後無法還款，則有關債務由第一嫌犯承擔，被害人可以憑第一嫌犯所交付的支票到銀行承兌。
4. 被害人相信了第一嫌犯的上述謊言，遂將上述編號為#69888的兌碼賬戶授權予由第一嫌犯指定的人士（即第二嫌犯）操作，令第二嫌犯可以利用有關兌碼賬戶借取籌碼。同時，第一嫌犯向被害人表示倘賭客輸掉籌碼後無法還款，則被害人可以自行在前述支票上填寫支票金額，並利用有關支票到銀行承兌。
5. 然而，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借出上述籌碼的目的並不是提供予賭客賭博從而賺取碼佣，而是由兩名嫌犯可用盡上述兌碼賬戶的信貸額而取得的籌碼來進行賭博。
6. 於2018年5月21日至2018年6月5日期間，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利用由上述兌碼賬戶借得的籌碼先後多次在澳門的娛樂場進行賭博（參閱卷宗第41頁），當中有贏有輸，在兩名嫌犯賭贏之時，彼等有向「D貴賓會」還款，但當兩名嫌犯賭輸之時，彼等則不向「D貴賓會」還款。
7. 由於結欠總額已接近有關兌碼賬戶的最高信貸額，故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不能繼續以有關兌碼賬戶借款賭博。
8. 事實上，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從來沒有打算與被害人合作進行兌碼活動，兩名嫌犯只是將上述由被害人的兌碼賬戶貸出的籌碼用於賭博。
9. 事件中，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的行為令到被害人損失了港幣四百九十九萬五千零四十元（HKD$4,995,040.00）。
10. 兩名嫌犯是在自由、自願、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
11. 兩名嫌犯意圖不正當得利，彼等達成協議，共同合作，由第一嫌犯向被害人訛稱有意與被害人合作進行兌碼活動，並要求由被害人的兌碼賬戶貸出籌碼供兌碼之用，及以向被害人簽發實質上不能兌現的支票作保證這一詭計令被害人增加對第一嫌犯的信任，從而使被害人對第一嫌犯合作兌碼的真確性產生錯誤而授權由第一嫌犯指定的第二嫌犯可由被害人的兌碼賬戶借取籌碼，之後第二嫌犯透過有關兌碼賬戶借取金額達相當巨額的籌碼，再由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將有關籌碼用於賭博及不償還借款，從而造成被害人相當巨額財產損失。
12. 第一嫌犯B明知上述支票賬戶沒有足夠存款以保證支票兌現，卻向被害人作出上述兌現支票的承諾，並簽發相關支票，最終令被害人在法定期限內到有關銀行提示付款時，未能得到相應的支付。
13. 兩名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是違法的，並會受到法律制裁。
原審法院在事實的判斷中作出如下說明：
“第二嫌犯C在審判聽證中就被指控的犯罪事實及其個人及家庭狀況作出了聲明，其否認控罪；尤其稱其知悉第一嫌犯B與A合作出碼給客人賭博以賺取碼佣，相關兌碼戶口戶主是A，第一嫌犯找其協助到貴賓會取碼予客人，原因是第一嫌犯當時為“YY”的賭場公關，而A應該是“ZZ”的賭場公關，不方便到貴賓會取碼，第一嫌犯和A承諾賺到碼佣後，會給予其報酬，當時沒有說實給予多少報酬，唯至今其沒有收到任何報酬，其本人沒有獲授權直接從兌碼戶口取碼，每次取碼時貴賓會會先通知A，經A同意後才可取碼，取碼後如第一嫌犯在場，其會交碼予第一嫌犯，如第一嫌犯不在場，其會交碼予第一嫌犯和A指定的客人，其將籌碼給予客人後便可以離開賭場，其不需陪同客人賭博；續稱其從未見過第一嫌犯直接參與賭博，其知道客人輸了幾百萬，A要求其找第一嫌犯償還欠債，初時其仍能找到第一嫌犯，但其後再嘗試尋找已找不到第一嫌犯。
輔助人A在審判聽證中作出了聲明，其所述與起訴書內容大致相同；澄清其是在第一嫌犯B的協助下成功在「D貴賓會」開立涉案的兌碼戶口，其直接授權第二嫌犯C以便第二嫌犯每次出碼時無需取得其同意，其不清楚第二嫌犯的報酬，因為此事與其無關；第一嫌犯表示沒有參與賭博，但第一嫌犯未能提供賭客的身份資料及借據；補充其曾向第一嫌犯說會填寫涉案支票並兌現，但其沒有通知第一嫌犯於2019年4月24日會兌現涉案支票，第一嫌犯至今曾償還10萬元予其本人。
證人XXX在審判聽證中就其所知作出了聲明，尤其表示未能認出第一及第二嫌犯有否在貴賓會參與賭博。
證人XXX在審判聽證中就其所知作出了聲明，尤其稱其不知道涉案兌碼戶口有否存在授權，但即使是被授權人取碼，帳房亦會打電話予賬戶戶主並要求戶主輸入密碼。
證人XXX在審判聽證中講述了案件的調查經過。
-
針對「相當巨額詐騙罪」：
第二嫌犯C否認控罪，堅稱其和第一嫌犯均沒有直接參與賭博。
案中沒有任何人證或書證能顯示第一及第二嫌犯將被害人的籌碼用於自己賭博。
輔助人A表示其已授權第二嫌犯C可直接從其兌碼戶口出碼而無需其同意，但第二嫌犯則稱其沒有獲授權直接從兌碼戶口取碼，每次取碼時貴賓會會先通知A，經A同意後才可取碼。證人XXX表示即使由被授權人取碼，帳房亦會致電予賬戶戶主並要求戶主輸入密碼。由此可見，不管有否預先授權，輔助人應該知悉每次出碼的情況。
目前的證據不能排除第一嫌犯B與輔助人A合作借出籌碼給客人賭博以賺取碼佣，但客人輸掉籌碼後不還款的可能性。
綜上，本院認為現仍欠缺有力的客觀證據以認定起訴書所載的相關犯罪事實。
針對「簽發空頭支票罪」：
雖然輔助人稱第一嫌犯向其交付一張已簽署但尚未填寫金額及出票日期的支票作為保證，並向其稱倘有關賭客輸掉籌碼後無法還款，則有關債務由第一嫌犯承擔，輔助人可以憑第一嫌犯所交付的支票到銀行承兌，但卷宗第918頁顯示第一嫌犯表示涉案的支票僅用於支付第一嫌犯的個人賭債。
輔助人和第一嫌犯沒有就填寫支票內容簽署書面協議。
因此，本院無法認定輔助人有權代替第一嫌犯填寫支票金額及出票日期。
考慮到涉案支票的支票金額及出票日期是由輔助人自行填寫，且輔助人沒有通知第一嫌犯會於2019年4月24日兌現支票，本院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不能歸責第一嫌犯。
綜上，本院不能認為第一嫌犯實施了起訴書所載的相關犯罪事實。
-
在客觀綜合分析了第二嫌犯及輔助人所作的聲明以及各證人的證言，並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書證及扣押物證後，根據一般人的經驗作判斷，本合議庭認定了上述事實。”
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違反《刑法典》第214條之規定
1. 上訴人A(輔助人)提出，原審法院並沒有對第一嫌犯B和第二嫌犯C所提交的刑事答辯狀的事實列為已證事實，在審判聽證中第一嫌犯B缺席庭審，因此其於答辯中所主張事實版本不應獲得支持，而且根據卷宗資料顯示，沒有客觀證據證明第一嫌犯B與第二嫌犯C安排了賭客使用涉案兌碼賬戶借出的籌碼進行賭博。同時，其認為同意兩名嫌犯使用涉案的兌碼賬戶而獲D貴賓會貸出籌碼用於賭博的行為不屬於為賭博之高利貸犯罪。然而，原審法庭在判決中整體偏向第二嫌犯C所作的聲明的事實版本及採信其聲明中存有真實賭客的事實版本的情況下，卻欠缺對心證的形成作出理由說明，尤其沒有對第二嫌犯C聲明中存在矛盾之處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故此，原審判決應將控訴書未獲證的控罪事實認定為獲得全部證實。
因此，原審法院的開釋判決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除了聽取了第二嫌犯在審判聽證中所作的聲明，亦在審判聽證中聽取了案中證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上述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未能證實嫌犯實施了有關罪行的事實做出判斷。
上訴人主要是強調第二嫌犯的聲明不足為信，但原審判決卻偏向其於庭審中所作聲明的事實版本。原審法庭所認定存有真實賭客的事實版本，與上訴人的聲明、司法警察局偵查員和書證所顯示存有真實賭客的事實版本恰恰相悖，由此法院不應以第二嫌犯存有疑問的聲明視作為獲證實的事實。
然而，《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所規定的上訴理據是針對原審法院對審查證據的決定，且須出自案卷所載資料，尤其是判決本身，而並非對相關證據作出重新分析審理。
經分析原審法院的說明可以看到，原審法院綜合分析包括上訴人及其他證人的聲明，而並非單純依據第二嫌犯的聲明而認定欠缺有力證據認定相關犯罪事實的。
從經驗法則及邏輯的角度考慮，原審法院所審查的證據可客觀、直接及合理地作出相關結論，而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的任何錯誤，更遑論明顯錯誤。
事實上，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其對合議庭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來試圖質疑法官的自由心證，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當然，不受質疑的自由心證必須是在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
但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未違背以上所提到的任何準則或經驗法則，因此，上訴人不能僅以其個人觀點為由試圖推翻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2. 上訴人A(輔助人)提出，如果沒有第一嫌犯B給予支票作擔保，第一嫌犯和第二嫌犯就不可能有使用上訴人的兌碼賬戶貸出籌碼作賭博的機會，根據案中的已證事實及種種因素連結起來足以推斷第一嫌犯B交付涉案支票給其真正的目的是為了用於擔保他們使用上訴人的兌碼賬戶貸出籌碼所生的債務。為此，第一嫌犯B在以單純的簽名發出支票的時候起，就將這個被視為現款的支票就推向流通領域，只要持票人遵守“填寫協議”，支票仍然受到刑法保護，並且在兌現支票前，其已多次催促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清還上述欠款，直到其決定兌現支票當日，債務到期後足足經過了約十個月的時間。基於第一嫌犯明知欠缺相應存款的情況下，仍自願簽發支票，就存在「簽發空頭支票罪」所要求的一般故意，第一嫌犯的行為符合一項《刑法典》第214條第1款結合第2款a)項、以及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簽發空頭支票罪」。
《刑法典》第214條規定：
“一、簽發一支票者，如該支票係依據法律之規定及法律所定之期限被提示付款，但因欠缺存款餘額而不獲全部支付者，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二、如屬下列情況，則處最高五年徒刑，或科最高六百日罰金：
a)所簽發之金額屬相當巨額者；
b)被害人在經濟上陷於困境；或
c)行為人慣常簽發空頭支票。
三、第一百九十八條第四款之規定，相應適用之。”
《商法典》第1212條規定：
“支票須記載下列事項：
a）“支票”一詞，載於票據主文中，並以票據文本所使用之語文表明；
b）無條件支付一定金額之委託；
c）支付者（付款人）之名稱；
b）付款地；
e）出票日及出票地；
f）開票人（出票人）之簽名。”
《商法典》第1214條規定：
“支票須以持有出票人可處分之款項之銀行為付款人，且須符合出票人以支票處分款項之明示或默示協議，但出票人不按此等規定而簽發之票據仍有支票效力。”
《商法典》第1223條規定：
“付款由出票人保證，任何免除出票人保證付款之責任之聲明，均視為無記載。”
《商法典》第1224條規定：
“出票時填寫不完全之支票，如不按已達成之協議補全，不得以不遵守協議而對抗持票人，但持票人取得支票時有惡意或重大過失者除外。”
《商法典》第1239條規定：
“一、支票限於見票即付，任何相反記載視為無記載。
二、如支票於所載出票日前提示付款，應於提示日付款。”
《商法典》第1240條規定：
“一、在澳門出票及付款之支票，應於八日內提示付款。
二、在澳門以外地方簽發之支票，視乎出票地與付款地是否位於同一洲，應於二十日或七十日內提示付款。
三、上指期限，應自支票上所載之出票日起算。”
支票是一包含無條件支付一定金額之委託的債權憑證，而按照《商法典》第1212條規定，憑證上面應載有開票人之簽名，支付人之名稱，付款地以及出票日和出票地。換句話說，支票是一個用來交給銀行的付款委託，後者存有開票人所提供的資金。
《商法典》第1224條規定則允許支票在出票時填寫不完全，可在之後對相關內容按照雙方所商定的標準去填寫，即是可存有填寫協議。
原審法院認為：
“雖然輔助人稱第一嫌犯向其交付一張已簽署但尚未填寫金額及出票日期的支票作為保證，並向其稱倘有關賭客輸掉籌碼後無法還款，則有關債務由第一嫌犯承擔，輔助人可以憑第一嫌犯所交付的支票到銀行承兌，但卷宗第918頁顯示第一嫌犯表示涉案的支票僅用於支付第一嫌犯的個人賭債。
輔助人和第一嫌犯沒有就填寫支票內容簽署書面協議。
因此，本院無法認定輔助人有權代替第一嫌犯填寫支票金額及出票日期。
考慮到涉案支票的支票金額及出票日期是由輔助人自行填寫，且輔助人沒有通知第一嫌犯會於2019年4月24日兌現支票，本院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不能歸責第一嫌犯。
綜上，本院不能認為第一嫌犯實施了起訴書所載的相關犯罪事實。”
所以，本案問題的重點，是第一嫌犯在簽發支票時，所給予的同意範圍如何，而在支票被填寫時，有否出現違反該填寫協議的情況。
首先看看原審已證事實：
5. “第一嫌犯向被害人交付了一張顯示已有人簽署且編號為HF881073的支票，當時有關支票的祈付人一欄填寫了“A”，且出票人一欄上已由第一嫌犯B作出簽署，而支票金額及出票日期則為空白。
6. 於2018年5月21日至2018年6月5日期間，第二嫌犯C在第一嫌犯的指示下先後多次在戶主為被害人且編號為#69888的「D貴賓會」兌碼賬戶內借出籌碼。
…
9. 於2018年5月21日至2018年6月5日期間，第二嫌犯在第一嫌犯的指示下在戶主為被害人且編號為#69888的「D貴賓會」兌碼賬戶內多次借出籌碼及還款。
10. 直至2018年6月5日，上述兌碼賬戶已結欠港幣四百九十九萬五千零四十元（HKD$4,995,040.00）。
11. 之後，被害人多次向第一嫌犯追討欠款，但第一嫌犯均以不同藉口拖延。
12. 直至2019年4月24日，第一嫌犯仍未向被害人償還任何款項。於是，被害人在上述編號為HF881073的支票金額一欄上填寫港幣五百萬元（HKD$5,000,000.00），並在出票日期一欄上填寫2019年4月24日，及以有關支票到工商銀行澳門分行提示付款，然而，有關支票因第一嫌犯的銀行賬戶結餘不足（“INSUFFICIENT FUNDS”）而被拒付（參閱卷宗第4至5頁）。”
從上述事實中可以看到，第一嫌犯確實發出了一張擔保支票，但是支票是否具擔保功能並不是衡量該支票是否可以完全視作一般票擔的標準。
支票具有極高的流通性，以及得到法律特別的保護（包括在刑事上），才能夠成為借貸雙方都放心使用的擔保工具。
然而，作為帶有擔保性質的票據，在發票人與受益人之間必存在一個直接關係（relação imediata），而作為一般的私人債務關係，必然奉行雙方締結合同自由及制定條款自由原則。所以，在票據的簽發，尤其是所謂的空白支票，雙方關於支票填充的協議顯得特別重要。
雖然根據一般的理解和生活經驗，本案所涉及的支票是用於擔保與賭博相關的活動，然而，根據卷宗第918頁通訊資料可以顯示，上述支票僅用於支付第一嫌犯的個人賭債，因此，在缺乏事實顯示相關帳戶的信貸是用於第一嫌犯的個人賭博的情況下，上訴人填寫支票便違反了雙方的填寫協議。
故此，原審法院未能認定第一嫌犯簽發空頭支票的犯罪故意沒有錯誤，而所有無罪及民事賠償請求開釋判決均應予以維持。
鑑於此，上訴人的上述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維持原審開釋裁決。
判處上訴人繳付6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上訴的訴訟費用。
著令通知。
2025年10月15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艷平 (第一助審法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簡靜霞 (第二助審法官)
1 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Nas Motivações de Recurso apresentadas pelo Recorrente, a que agora se responde, é alegado, essencialmente que o acórdão recorrido que o acórdão recorrido padece de erro notório de apreciação de prova, tanto em relação ao crime de burla como ao crime de emissão de cheque sem provisão, entendendo o Recorrente que não foram tidos em conta elementos, quando o deveriam ter sido, e que reconduzem ao preenchimento do tipo legal dos dois crimes, - o que não se concede-,pugnando, assim pela condenação crime de burla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e de emissão de cheque sem provisão, assim como do pedido de indemnização cível.
2. Muito bem andou o Tribunal de Judical de Base, quando refere a págs. 12 “綜上，本院認為現仍久缺有力的客觀證據以認定起訴書所載的相關犯罪事實。” tradução nossa, “Em resumo, este tribunal acredita que ainda há uma longa falta de provas objectivas fortes para determinar os factos criminais relevantes contidos na acusação” e a págs.14, quando refere, “鑑於未能證實兩名嫌犯共謀合作詐騙被害人的金錢，欠缺「相當巨額詐騙罪」的客觀及主觀要素，因此，應判處兩名嫌犯的罪名不成立。”, tradução nossa, “Tendo em conta a falta de prova de que os dois suspeitos colaboraram para burlar a vítima em dinheiro e careciam dos elementos objetivos e subjetivos de “um crime de -. burla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os dois arguidos deveriam ser absolvidos do crime.”..
3. Para que tivesse havid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e prova por parte d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teria que ter sido apontado pelo Recorrente de que modo, através do erro ou engano, com astúcia, o 1.º Arguido (e a 2.ª Arguida) determinaram a prática de actos por parte do Assistente, ora Recorrente, que foram lesivos do seu património.
4. Do depoimento do Assistente a instância do Exmo. Sr. Delegado Procurador do Minstério Público, retira-se que primeiramente a conta em questão nos autos foi aberta para clientes da Coreia, e só depois foi para uso de clientes levados pelo 1.º Arguido, conforme passagens 43W710GW03520121_join - aos 48 minutos 59segundos até aos 49minutos e 07 segundos e até aos 49minutos e 15segundos, 43W710GW03520121_join - 1hora 40 minutos e 15 segundos até 1hora 40 minutos e 46segundos.
5. Mais dizendo, a instâncias da Defensora da 2.ª Arguida, que a conta foi aberta não por sugestão mas por vontade própria do Assistente: que tinha sido uma coincidência um amigo do Assistente ter-lhe apresentado o 1.º Arguido para ajudar a abrir a conta, e que estava consciente das operações na sua conta pelo menos até ao dia 26 de Maio, conforme passagens 43W710GW03520121_join- às 2horas 14minutos e 17segundos até 2horas 14minutos e 45segundos, 43W710GW03520121join- às2horas 14minutos e 25segundos até 2horas 14minutos e 32segundos e 43W7IOGW03520121_join- às 2horas 31minutos e 26segundos até às 2horas 31minutos e 45segundos e 2horas 31minutos e 45segundos até 2horas 34minutos e 47segundos.
6. Destacando-se também prova testemunhal, quando a instâncias do Exmo. Senhor Procurador do Minsitério Público, XXX refere que em relação aos procedimentos da sala VIP que era necessário ligar ao titular da conta, 43W710GW03520121_join - às 2horas 59minutos e 35 segundos até 3horas 00minutos e 06segundos a 3horas 00minutos e 07segundos.
7. A isto acresce, e conforme prova documental produzida nos autos que suporta o supra alegado conjugada com a prova testemunhal produzida, que os movimentos na conta do Assistente aberta junto da D, estão registados, e os, quais, note-se, o Assistente esteve sempre a par, como decorre também da prova documental a fls. 41 e 42 dos autos.
8. Também se realça do depoimento da 2.ª Arguida a instâncias do Exmo. Senhor Delegado Procurador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quando confirma que nunca viu o 1.º Arguido jogar e que os funcionários da D ligariam sempre para o 1.º Assistente quando ajudava a levantar fichas, conforme 43W710GW03520121_join -aos 35minutos e 32 segundos até aos 35minutos e 50segundos.
9. Decorre do supra exposto, que em momento algum, o Assistente foi aliciado, enganado, induzido em erro, ou sequer lhe foram feitas falsas promessas em relação ao que poderia, - eventualmente-, ganhar com esta situação, antes parece haver um entendimento entre o Assistente e o 1.º Arguido, em que o Assistente sabia claramente que outras pessoas, que não o 1.º Arguido, ou mesmo a 2.ª Arguida estariam a usar a sua conta.
10. Salvo melhor entendimento, porque não há sustenção factual decorrente da prova testemunhal produzida nos autos, e também da prova documental, entendemos que outra solução não restava a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que não absolver o 1.º Arguido pela prática do crime de burla.
11. Razão pela qual, a Motivação de Recurso deverá sempre improceder e a sentença proferida pel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deverá sempre ser mantida.
12. Já relativamente ao crime de emissão de cheque sem provisão, na sentença proferida pel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é dito, e bem, a pág. 12, a págs 12:
雖然輔助人稱第一嫌犯向其交付一張已簽署但尚未填寫金額及出票日期的支票作為保證，並向其稱倘有關賭客輸掉籌碼後無法還款，則有關債務由第一嫌犯承擔，輔助人可以憑第一嫌犯所交付的支票到銀行承兌，但卷宗第918頁顯示第一嫌犯表示涉案的支票僅用於支付第一嫌犯的個人賭債。
輔助人和第一嫌犯沒有就填寫支票內容簽署書面協議。
因此，本院無法認定輔助人有權代替第一嫌犯填寫支票金額及出票日期。
考慮到涉案支票的支票金額及出票日期是由輔助人自行填寫，且輔助人沒有通知第一嫌犯會於2019年4月24日兌現支票，本院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不能歸責第一嫌犯。
綜上，本院不能認為第一嫌犯實施了起訴書所載的相關犯罪事實。
在客觀綜合分析了第二嫌犯及輔助人所作的聲明以及各證人的證言，並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書證及扣押物證後，根據一般人的經驗作判斷，本合議庭認定了上述事實。”., tradução nossa “Apesar de Assistente ter alegado que o 1.º Arguido lhe entregou o cheque em branco como garantia, e que lhe disse que não conseguisse pagar depois de perder as fichas, a dívida seria suportado pelo 1.º Arguido, o Assistente apresentou o cheque a pagamento ao Banco. Contudo, a fls. 918 do processo mostra que o 1.º Arguido afirmou que o cheque em causa apenas servia o propósito de dívidas pessoais de jogo do 1.º Arguido. foi utilizado apenas para pagar o jogo pessoal do primeiro suspeito dívida.. não o informou que iria proceder ao seu desconto em 24 de Abril de 2019. A fls. 918 dos autos é referido que o cheque serve apenas o propósito de face face a dívidas de jogo dó Sr. B. O Assistente e o 1.º Arguido não assinaram acordo por escrito sobre o conteúdo do cheque.
Portanto, este tribunal não pode concluir que o Assistente tem o direito de preencher o valor do cheque e a data de emissão em nome do 1.º Arguido.
Considerando que o valor do cheque e a data de emissão do cheque em causa foram preenchidos pelo Assistente, e o Assistente não comunicou ao 1.º Arguido que o cheque seria descontado no dia 24 de Abril de 2019, este tribunal entende que o 1.º Arguido não pode ser considerado responsável sob tais circunstâncias.
Em resumo, este tribunal não pode concluir que o 1.º Arguido cometeu os factos criminais relevantes contidos na acusação depois de analisar de forma objetiva e abrangente as declarações da 2.ª Arguida e do Assistente, e os depoimentos de cada testemunha, combinados com as provas documentais e as provas físicas apreendidas analisadas durante 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e de fazer julgamentos com base na experiência das pessoas comuns, este colectivo determinou os fatos acima.
13. Salienta-se da prova testemunhal produzida em sede de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e pertinente para esta questão, passagens das declarações do Assistente quando a instâncias do Exmo. Senhor Delegado Procurador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é afirmado, que o 1.º Arguido passou um cheque ao Assistente, sem estarem preenchidos data ou montante, 43W710GW035201.21_join -aos 52minutos e 02segundos aos 52minutos 35minutos.
14. Referindo também que não informou o 1.º Arguido do desconto do cheque, 43W710GW03520121_join - às 2horas 10minutos e 40segundos até às 2horas 10minutos e 50segundos, quer não avisou no dia anterior, 43W710GW03520121_join -às 2horas 11minutos e 11segundos, que o 1.º Arguido não tinha conhecimento da data certa que o cheque foi apresentado a pagamento 43W710GW03520121_join - às 2horas 11minutos e 44segundos a 2horas 11minutos e 46segundos, e que o Assistente não especificou quando ia descontar o cheque, 43W710GW03520121_join -às 2horas 12millutos e 38segundos a 2horas 12minutos e 39segundos.
15. Das declarações do Assistente resultou que que este nunca informou o 1.º Arguido que iria usar o cheque, nem 1 dia antes, nem 8 dias antes; em que nem o montante nem a data se encontravam preenchidos no cheque; na altura em que o cheque é entregue, sequer havia um montante em dívida, e que tal cheque foi entregue como uma garantia, e da prova documental também resulta que inexistia um acordo escrito sobre os termos em que poderia ser usado o cheque.
16. Pelo que, pelas razões expostas, entendemos que a sentença proferida pel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não está ferida pelo vício apontado pelo Recorrente, devendo sempre improceder as Motivações de Recurso nesta parte.
17. E, em consequência, deverá ser mantida na íntegra a decisão proferida pel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no que à absolvição da prática deste crime concerne.
18. À cautela e sem prescindir, o crime de burla encontra-se tipificado no artigo 211.º, n.º 1 do Código Penal, sendo os seus elementos constitutivos, a actuação do agente, em que através de erro ou engano causado astuciosamente, tem por fim levar a que o ofendido pratique actos que lhe causem a si ou a terceiro prejuízo patrimonial - elemento objectivo, em que o conhecimento e vontade de praticar o facto, consciente da sua censurabilidade, em que há uma intenção de enriquecimento ilícito para o agente ou terceiro - elemento subjectivo.
19. É também um crime de dano, que só se consuma com a lesão efectiva do bem jurídico, o que passa pela verificação de um prejuízo efectivo no património do ofendido, citando a este respeito e em sede de direito comparado, o acórdão do Tribunal da Relação de Évora de 17 de Dezembro de 2020, Processo n.º 315/15.3GCSLV.E1., disponível em www.dgsi.pt.
20. É também um crime material ou de resultado, na medida em que a consumação dá-a saída dos bens ou dos valores da disponibilidade da vítima, seguindo ainda de perto o acórdão citado supra.
21. O que, por seu turno, releva para o facto de se tratar de um crime de execução vinculada, pois a lesão do bem jurídico tem que decorrer dos elementos tipificados pelo legislador, ou seja, numa maneira específica de actuar do agente do crime, que é usar de um meio enganoso que induza o burlado em erro.
22. Há parte da doutrina que defende um duplo nexo de causalidade, e outra um triplo nexo de causalidade, mas que passará sempre pelo facto de que a conduta enganatória tem que ser causa do erro do burlado, erro este que, por sua vez, tem que ser causada entrega, da disposição patrimonial em que se consubstancia o prejuízo.
23. Para que se pudesse condenar o Arguido pela prática do crime de burla, nos moldes em que foi condenado, teria que ter sido produzido prova dos elementos constitutivos do crime de burla e tais elementos terem sido dado por provados, a saber: (i) a “astúcia” empregue pelo agente: (ii) o “erro ou engano” da vítima devido ao emprego da astúcia: (iii) a “prática de actos” pela vítima em consequência do erro ou engano em que foi induzida; (iv) o “prejuízo patrimonial” - da vítima ou de terceiro - resultante da prática dos referidos actos: (v) o “nexo causal”: é necessário que da astúcia resulte o erro ou engano: do erro ou engano resulte a prática de actos pela vítima: da prática desses actos resulte o prejuízo patrimonial: e (vi) a intenção do agente de obter para si ou para terceiro enriquecimento ilegítimo: é necessário que se verifique a existência de dolo.
24. Relativamente ao erro, ou engano, para que a burla seja punível a vítima tem que ser induzida em erro ou engano, que se traduza numa. falsa convicção sobre certo facto ou situação, numa dissociação entre representação e realidade, mas tal tem quer ser realizado através da astúcia, citando para o efeito e em sede de direito comparado, o acórdão do Tribunal da Relação de Lisboa de 24 de Abril de 2012.
25. Ora, conforme decorre da prova produzida nos autos, não foi o 1.º Arguido que procurou o Assistente e que o enleou na sua teia, e também não encontramos elementos que levem a que o 1.º Arguido tenha induzido em erro o Assistente sobre o que poderia esperar, ou almejar, com o uso da conta - frise-se - aberta em nome do Assistente.
26. A isto acresce que, inexistem elementos que nos conduzam “a falsas promessas” do 1.º Arguido feitas ao Assistente e que o levassem a deixar o 1.º Arguido e a 2.ª Arguida usarem a conta, sublinhe-se, nunca o tendo feito para proveito próprio.
27. A isto acresce que, neste tipo de crime, existe aquilo que se chama da participação da vítima, em que é necessário que a vítima colabore e pratique actos pré-determinados pelo agente do crime.
28. Passando para o prejuízo patrimonial, e como referido supra, o crime de burla é um crime de resultado cortado, cuja consumação depende da ocorrência de um efectivo prejuízo patrimonial.
29. Para que pudéssemos falar de prejuízo efectivo tal teria que ter ser sido provado através de actos que demonstrassem inequivocamente da prática pelo Assistente de actos de disposição patrimonial causadores do prejuízo por elas invocado
30. Sucede que, uma coisa, é o Assistente ter caído no engodo do do 1.º Arguido e ter disponibilizado a linha de crédito, o que não se concede.
31. Outra coisa, é conforme resulta dos autos, o Assistente ter disponibilizado a conta ao 1.º Arguido e 2.ª Arguida para levarem lá clientes, nunca tendo nenhum dos dois, usado a sua conta, antes outros jogadores. Pelo que, não pode ser atribuído qualquer prejuízo patrimonial à actuação do 1.º Arguido.
32. Assim sendo, entendemos que não se verificam, os elementos objectivoe subjectivodo crime de burla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p.e.p. pelo art.º 211.º, n.º 4, al. a), conjugado com o art.º 196.º, al. b) do CP, pelo que deverá o acórdão proferido pel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ser mantido no que à absolvição pela prática deste crime concerne.
33. Já no que concerne ao crime de emissão de cheque sem provisão, p. e p. no artigo 214.º do Código Penal, sabemos que os seus elementos são: (i) a emissão de um cheque; (ii)a falta ou insuficiência de provisão; e (iii)o dolo genéríco.
34. Por outro lado, as condições de punibilidade são -a apresentação do cheque a pagamento no prazo legal de 8 dias - a contar do dia que figura no cheque como de emissão e a verificação do não pagamento por falta ou insuficiência de provisão.
35. Como já referido, resulta claro dos autos que o 1.º Arguido, não foi informado nem um dia antes, nem 8 dias antes de que o cheque iria ser apresentado a pagamento por parte do Assistente; que à data da entrega do cheque nem o montante nem a data se encontravam preenchidos; na altura em que o cheque é entregue, sequer, havia qualquer montante em dívida; o cheque foi entregue como uma garantia; inexistia um acordo (sob a forma escrita ou oral) entre Assistente e o 1.º Arguido, e quais seriam os termos exactos.
36. Verificamos que o cheque, foi apresentado a pagamento pelo Assistente não respeitando aquilo que havia sido acordado nas relações imediatas entre o emitente e o tomador do cheque, pelo que, não se pode dar por preenchido o elemento objectivo do crime de emissão de cheque sem provisão.
37. Note-se que, este tipo legal de crime pressupõe, ao nível dos elementos objectivos, uma acção que se traduz na emissão do cheque, que neste caso, não continha a aposição de data nem montante, e, por outro lado, uma omissão, ou seja, a falta de provisão de fundos suficientes para o pagamento do cheque), que, como se demonstrou amplamentem, não pôde ser dada como provada, na medida em que, o 1.º Arguido não poderia saber à data que o cheque foi apresentado a apagamento que não dispunha de fundos suficientes.
38. Por sua vez, e decorrente do supra melhor referido e do facto de que o 1.º Arguido não poderia ter conhecimento porque não lhe foi comunicado quando o cheque ia ser efectivamente apresentado a pagamento, não se pode considerar que o 1.º Arguido tenha agido de forma livre e consciente, e com conhecimento que a sua conduta era proibida e punida por lei, não estando assim preenchido o elemento objectivo e subjectivo do ilícito criminal em questão, porque como consta da prova documental, mormente, a fls. 918 dos autos, que o cheque poderia somente ser usado na hipótese de o 1.º Arguido jogar e ter uma divida.
39. Em face do exposto, entendemos que a sentença proferida pel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deverá ser mantida na íntegra no que à absolvição da prática deste crime concerne.
40. Finalmente, no que concerne o pedido de indemnização cível deduzido pelo Assistente e do qual o 1.º Arguido foi também absolvido em face da absolvição da prática do crime de burla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e do crime de emissão de cheque sem provisão, tal decisão deverá ser mantida na íntegra.
41. Na medida em que, o montante que o Assistente peticionou nos presentes autos não decorre de qualquer acto praticado pelo 1.º Arguido, no limite, quem teria que responder pelo montante peticionado seriam os jogadores que usaram a conta do Assistente, mas nunca a 2.º Arguida.
42. Razão pela qual, também aqui as Motivações de Recurso deverão sempre improceder, devendo a sentença proferida pel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ser mantida na íntegra.
Termos em que se requer que as Motivações de Recurso não tenham provimento, e que acórdão proferido pelo Tribunal de Judicial de Base seja mantido na íntegra, no que à absolvição pelo crime de burla qualificada, e do pedido de indemnização cível concerne.
2 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Nas Motivações de Recurso a que agora se responde, é alegado essencialmente, que o acórdão recorrido que o acórdão recorrido padece de erro notório de apreciação de prova, em relação ao crime de burla, pois, no seu entender, não foram tidos em conta elementos, quando o deveriam. ter sido, e que reconduzem ao preenchimento do tipo legal do crime de burla, pugnando, assim pela condenação da 2.ª Arguida pela prática do referido crime, assim como ao pagamento do pedido de indemnização cível.
2. Acompanhamos o entendimento do Tribunal Judical de Base, quando refere a págs. 12 “綜上，本院認為現仍久缺有力的客觀證據以認定起訴書所載的相關犯罪事實。” tradução nossa, “Em resumo, este tribunal acredita que ainda há uma longa falta de provas objectivas fortes para determinar os factos criminais relevantes contidos na acusação” e a págs.14, quando refere, “鑑於未能證實兩名嫌犯共謀合作詐騙被害人的金錢，欠缺「相當巨額詐騙罪」的客觀及主觀要素，因此，應判處兩名嫌犯的罪名不成立。”, tradução nossa, “Tendo em conta a falta de prova de que os dois suspeitos colaboraram para burlar a vítima em dinheiro e careciam dos elementos objetivos e subjetivos de “um crime de burla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os dois arguidos deveriam ser absolvidos do crime.
3. Cabia ao Recorrente ter alegado, com recurso a pontos da prova testemunhal e documental devidamente identificados, de onde se poderia retirar que a 2.a Arguida, e, que através do erro ou engano, com astúcia, a 2.a Arguida levou, ou determinou que o Recorrente praticasse actos que fossem lesivos do seu património, o que, não sucedeu.·
4. Do depoimento da 2.ª Arguida decorre que não pediu emprestado fichas para jogar, e que ao assinar os marker forms não o estava a fazer para seu proveito, e que nunca a D a considerou devedora daqueles empréstimos, 43W710GW03520121_join - aos 41minutos e 17 segundos até aos 42minutos e 46 segundos.
5. Destacando-se também prova testemunhal, quando a instâncias do Exmo. Senhor Procurador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a testemunha XXX refere que em relação aos procedimentos da sala VIP, a necessidade de ligar ao titular da conta, 43W710GW03520121_join - às 2horas 59minutos e 35 segundos até 3horas 00minutos e 06segundos a 3horas 00minutos e 07segundos.
6. Já a instâncias da Defensora da 2.ª Arguida realça-se que é novamente confirmado pela 2.ª Arguida, que quando havia lugar ao levantamento de fichas que os fincionários da D ligavam ao Assistente, que os funcionários não lhe pediam a identificação dos reais jogadores, e que nunca usou as fichas para proveito próprio, 43W710GW03520121_join -aos 35minutos e 32 segundos até aos 36minutos e 16segundos e 43W710GW03520121_join aos 42minutos e 26segundos até aos 42minutos e 29segundos.
7. Não se concede que tenha havido qualquer contradição no depoimento da 2.a Arguida, e cumpre relembrar que, como mandam as boas regras processuais, tem que se “aproveitar tanto o bom como o mau”, não podendo aproveitar-se só parcialmente os depoimentos ou declarações.
8. Destaca-se também do depoimento da 2.ª Arguida que conheceu o Assistente através do 1.º Arguido, e que conheceu o 1.º Arguido primeiro, conforme 43W710GW03520121_join aos 18minutos e 16 segundos a 18minutos e 30segundos.
9. E que a conta em nome do Assistente, conforme 43W710GW03520121_join- à 1hora 40minutos e 30segundos até à 1hora 40minutos e 46 segundos foi abertamente primeiramente para clientes da Coreia, conforme afirmado pelo Assistente,
10. Em contraste, inexiste prova nos autos de que a 2.ª Arguida tenha jogado com fichas levantadas da conta do Assistente, e decorre da prova documental, que o Assistente estava sempre a par dos movimentos realizados na sua conta, pois recebia mensagens da sala Vip D, tudo conforme fls, 41 e 42 dos presentes autos.
11. Por todo o exposto, entendemos,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que não assiste razão ao Recorrente, porque demonstrado está a ausência de prova documental e testemunhal que consubstancie de que forma através do erro ou engano, de forma astuciosa, a 2.ª Arguida determinou o Assistente a praticar actos lesivos do património daquele.
12. Razão pela qual, se requer, muito respeitosamente, que as Motivações sempre improcedam, e que, a decisão proferida pel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seja mantida na íntegra nesta parte.
13. À cautela e sem prescindir, o crime de burla encontra-se tipificado no artigo 211.º, n.º 1 do Código Penal, sendo os seus elementos constitutivos, a actuação do agente, em que através de erro ou engano causado astuciosamente, tem por fim levar a que o ofendido pratique actos que lhe causem a si ou a terceiro' prejuízo patrimonial - elemento objectivo, em que o conhecimento e vontade de praticar o facto, consciente da sua censurabilidade, em que há uma intenção de enriquecimento ilícito para o agente ou terceiro - elemento subjectivo.
14. É também um crime de dano, que só se consuma com a lesão efectiva do bem jurídico, o que passa pela verificação de um prejuízo efectivo no património do ofendido, citando a este respeito e em sede de direito comparado, o acórdão do Tribunal da Relação de Évora de 17 de Dezembro de 2020, Processo n.º 315/15.3GCSLV.El., disponível em www.dgsi.pt.
15. É um crime material ou de resultado, na medida em que a consumação dá-a saída dos bens ou dos valores da disponibilidade da vítima, seguindo ainda de perto o acórdão citado supra.
16. O que, por seu turno, releva, para o facto de se tratar de um crime de execução vinculada, pois a lesão do bem jurídico tem que decorrer dos elementos tipificados pelo legislador, ou seja, numa maneira específica de actuar do agente do crime, que é usar de um meio enganoso que induza o burlado em erro.
17. Há parte da doutrina que defende um duplo nexo de causalidade, e outra um triplo nexo de causalidade, mas que passará sempre pelo facto de que a conduta enganatória tem que ser causa do erro do burlado, erro este que, por sua vez, tem que ser causada entrega, da disposição patrimonial em que se consubstancia o prejuízo.
18. Para que 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pudesse ter condenado a 2.ª Arguida pela prática do crime de burla, teria que ter sido produzido prova dos elementos constitutivos do crime de burla nos autos, e tais elementos são, a saber: (i) a “astúcia” empregue pelo agente; (ii) o “erro ou engano” da vítima devido ao emprego da astúcia; (iii) a “prática de actos” pela vítima em consequência do erro ou engano em que foi induzida; (iv) o “prejuízo patrimonial”- da vítima ou de terceiro - resultante da prática dos referidos actos; (v) o “nexo causal” : é necessário que da astúcia resulte o erro ou engano; do erro ou engano resulte a prática de actos pela vítima; da prática desses actos resulte o prejuízo patrimonial; e (vi) a intenção do agente de obter para si ou para terceiro enriquecimento ilegítimo: é necessário que se verifique a existência de dolo.
19. Relativamente ao erro, ou engano, para que a burla seja punível a vítima tem que ser induzida em erro ou engano, que se traduza numa falsa convicção sobre certo facto ou situação, numa dissociação entre representação e realidade, mas tal tem quer ser realizado através da astúcia, citando para o efeito e em sede de direito comparado, o acórdão do Tribunal da Relação de Lisboa de 24 de Abril de 2012.
20. Inexistem elementos nos autos que atestem que a 2.ª Arguida aliciou ou tentou convencer o Assistente a abrir uma conta, assim como, não se encontram indícios de que a 2.ª Arguida tenha feito falsas promessas ao Assistente através do uso da conta daquele, aberta em nome dele.
21. A isto acresce que, neste tipo de crime, existe aquilo que se chama da participaçãoda vítima, em que é necessário que a vítima colabore e pratique actos pré-determinados pelo agente do crime, ou seja, pela 2.ª Arguida, o que também não se concede.
22. Passando para o prejuízo patrimonial, e como referido supra, o crime de burla é um crime de resultado cortado, cuja consumação depende da ocorrência de um efectivo prejuízo patrimonial.
23. Relembramos que o Assistente disponibilizou de sua livre e espontânea vontade a sua conta ao 1.º Arguido e à 2.ª Arguida, nunca tendo nenhum deles usado a sua conta.
24. E, mesmo que se entenda que existe um acto de disposição patrimonial através da disponibilização da linha de crédito, diremos sempre que tal não decorre da actuação da 2.ª Arguida, porque esta nunca usou a conta do Assistente, outrossim, outros jogadores que não os Arguidos dos presentes autos o fizeram.
25. Ora, perante a ausência de elementos nos autos que reconduzam à verificação doss elementos constitutivos do crime de burla,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a única solução que restava a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era absolver os arguidos, quer pela prática do crime de burla, como aliás o fez, sob pena de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tipicidade e da legalidade.
26. Entendemos, pois, que não se verificam, os elementos objectivo e subjectivo do crime de burla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p.e.p. pelo art.º 211.º, n.º 4, al. a), conjugado com o art.º 196.º, alo b) do CP.
27. Pelo que, salvo melhor opinião, deverá ser mantida na íntegra a decisão proferida pel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no que à absolvição da prática deste crime concerne.
28. Já quanto ao pedido de indemnização cível deduzido pelo Assistente, entendeu 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que inexistindo os elementos constitutivos do crime de burla, a 2.º Arguida também teria que ir absolvida do pedido de indemnização cível deduzido pelo Assistente.
29. Tendo dito o seguinte: “《民法典》第477條第1款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犯他人權利或違反旨在保護他人利益之任何法律規定者，有義務就其侵犯或違反所造成之損害向受害人作出損害賠償。”
從已證事實可見，兩名被告未曾對原告實施任何犯罪行為，即彼等沒有在故意或過失的情況下不法侵犯原告的權利，因此，兩名被告無須對原告所遭受的損失負上賠償責任。,tradução nossa, “Nos termos do artigo 477.º do Código Civil “1. Aquele que, com dolo ou mera culpa, violar ilicitamente o direito de outrem ou. qualquer disposição legal destinada a proteger interesses alheios fica obrigado a indemnizar o lesado pelos danos resultantes da violação. Só existe obrigação de indemnizar independentemente de culpa nos casos especificados na lei.”
Dos factos provados é evidente que nenhum dos Arguidos cometeu qualquer ilícito criminal contra o Assistente. Mais especificamente, não violaram ilicitamente os direitos do autor, intencionalmente ou por negligência, pelo que os dois arguidos não são responsáveis pelos prejuízos sofridos pelo Assistente. Com base nisso, o colectivo decidiu rejeitar todos os pedidos do Assistente.”
30.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tal decisão deverá ser mantida na integra, na medida em que, o montante que o Assistente peticionou nos presentes autos não decorre de qualquer acto praticado pela 2.ª Arguida.
31. No limite, quem teria que responder pelo montante peticionado seriam os jogadores que usaram a conta do Assistente, mas nunca a 2.ª Arguida.
32. Razão pela qual, também aqui as Motivações de Recurso deverão sempre improceder, devendo a sentença proferida pel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ser mantida na íntegra.
Termos em que se requer que as Motivações de Recurso não tenham provimento, e que acórdão proferido pel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seja mantido na integra, no que à absolvição pelo crime de burla e do pedido de indemnização cível concerne.
---------------
------------------------------------------------------------
---------------
------------------------------------------------------------
1
268/2024 p.3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