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判決無效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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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第694/2024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5年10月23日
主要法律問題：
- 判決無效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民事損害賠償

摘要
1. 被上訴人質疑的手提電話通訊內容，原審法院已經在庭審作出審查，並記載於被上訴判決中，法院根據庭審中審查過的該等證據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形成心證，並不存在上訴人所指的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36條第1款規定的情況。
2.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除了聽取了上訴人等在審判聽證中所作的聲明，亦在審判聽證中聽取了案中證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的事實做出判斷。
3. 上訴人請求開釋清洗黑錢罪的上訴理由並不成立，而基於原審判決所闡述的原因，原審法院對上訴人所作出的賠償裁決有充足的事實及法律根據，決定正確，應予以維持。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694/2024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5年10月23日

　　　一、案情敘述

　　　於2024年5月3日，第一嫌犯A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3-21-0270-PCC號卷宗內被裁定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清洗黑錢罪，被判處三年徒刑，暫緩執行徒刑，為期四年，但緩刑附帶條件，嫌犯須於裁判確定後三個月內向本特別行政區支付澳門幣50,000元捐獻。
　　　第一嫌犯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並配合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相當巨額)，被判處罪名不成立，予以開釋。
　　　賠償方面，除了將卷宗內的扣押籌碼歸還予輔助人/民事原告外，判處第一民事原告A、第二民事原告B及第三民事原告C尚須(與倘有同伙)以連帶責任方式向民事原告L有限公司支付港幣2,260,000元(折合澳門幣2,327,800元)作為損害賠償金，以及根據終審法院2011年3月2日第69/2010號上訴案的統一司法見解裁判所定的法定利息；

　　　第一嫌犯A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有關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1
　　　
　　　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 上訴人認為，在本案欠缺具體及充份證據，以支持原審法庭認定上訴人在進行“洗碼”前早已知悉該等籌碼沿自不法活動。
2. 在本案，上訴人與其餘在逃涉嫌人(包括：H)合力，將負責詐騙的I引薦給G，透過G的推薦向被害人申請及獲批出信貸賭博額。上訴人清楚知道彼等以詐騙方式來獲取推廣碼，並配合進行“洗碼”，將詐騙得來的推廣碼透過賭博方式轉換成現金碼，轉移該犯罪所得的不法利益，從中獲取財產利益。
3. 案中錄影清楚顯示案發當時(2015年8月21日17:54-19:22)，I與同夥J、K、B及F一同乘坐娛樂場接駁巴士到達XXX娛樂場，然後分成小組行動，準備提走詐騙得來的籌碼。上訴人提供協助掩護，轉移G的注意力，使I與 K及J順利帶著涉案籌碼離開貴賓會。接續，上訴人再會合I、K及第三嫌犯，接收及轉移涉案籌碼。然後，(2015年8月22日06:15-15:30)上訴人透過賭博方式將涉案的推廣碼轉換成現金碼。
4. 經法證鑑定後從上訴人的手提電話發現，上訴人清楚知道D及E詐騙被害人的計劃，並負責在澳門提供幫助。當中的通訊紀錄包括：
5. 2015年8月21日17:47-17:48及18:53，上訴人在其與E和D的通訊群組內詢問：“攞咗D碼要點樣做”。D回覆，在取得籌碼之後，K和I會先賭幾鋪，接著將籌碼帶走，到酒店房間交收。D會派人帶錢給I，贖回籌碼。然後，今晚再開工。D又對上訴人表示：“嗱聽清楚，以家攞咗D碼先，你以家攞咗D錢丫嘛，去對咗D碼先，俾咗八十五萬戈個阿張，跟住你攞咗D碼，再打返俾我老婆，戈個我老婆黎架”(見第302頁序號303-304、308)。當日傍晚，I在上訴人掩護下，成功將籌碼帶離貴賓會。
6. 2015年8月21日22:58-22:59，在上訴人與E和D的通訊群組內，E指示上訴人撥打6616XXXX的電話號碼，聯絡其老婆將五佰萬籌碼帶給上訴人，以便上訴人協助洗碼。上訴人答應協助。(見第302頁背頁，序號318-322)
7. 2015年8月21日21:54-21:56，上訴人向F表示， G不是他本人的上司，只是普通朋友。上訴人又聲稱自己“要食鮑參翅肚九大簋”，特意“將D嗰個客掟俾佢搞，跟住搵錢既咋嘛”。上訴人又聲稱G要rolling客，便賣個人情介紹兩個“呃呃氹氹既客”給她，她要追數，上訴人自己“又無著數收返”，故此要“呃返一兩個幫補下生活”。(見第286頁及背序號137-146
8. 此外，在上訴人的手機還發現，本案(2015年7月27日)批出I的信貸賭博額後，在等待機會將涉案籌碼提走的時候，上訴人與其同夥商議下一次詐騙的目標賭場：
9. 2015年8月18日01:26-09:21，在上訴人與E和D的通訊群組內，E與上訴人商議，下次以聖淘沙做目標(以假文件申請信貸賭博額)，以及可否先在XXX再申請一個信貸賭博額，之後，才向聖淘沙申請。上訴人回應：“如果想鬱埋XXX，你就要係呢單野係XXX搞之前，快d搞咗先啦，如果唔係又捉得嚴咗架啦”。上訴人又表示：“咁你都要準備哂第二個生意佬戈d資料架，你準備哂啦”(見第295頁至第295頁背頁序號83-100)。當中提及“生意佬”的稱謂，是指以該人名義假扮賭客申請信貸賭博額。正如本案，上訴人及其同夥稱呼I為“生意佬”。同時提及，如欲再以XXX為目標，再申請信貸賭博額，必需在本案提走籌碼之前作出申請，否則，本案揭發後，審批就會比較謹慎。
10. 由上述資料可見，上訴人早已知悉涉案的籌碼沿自詐騙所得，並配合進行“洗碼”，將詐騙得來的推廣碼透過賭博方式轉換成現金碼，轉移該犯罪所得的不法利益，從中獲取財產利益。
11. 上訴人又認為，案中扣押手提電話的通訊內容未經在庭上展示，原審法庭將之作為證據來形成心證，是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36條的規定。
12. 一如原審判決所載，“本法院客觀及綜合分析了第一嫌犯、第四嫌犯及各控辯方證人在審判聽證中分別所作出的聲明，結合在審判聽證中所審查的扣押物、翻閱錄影光碟筆錄連所截取的圖片、翻閱手提電話內資料筆錄連附圖、聆聽錄音筆錄、訊息對話紀錄、書證資料等，以及其他證據後，並配合常理及經驗法則下形成心證。”
13. 案中的扣押物，包括手提電話，均屬合法有效的證據，並在審判聽證中作出了審查，構成形成心證的合法證據。
14. 故此，上訴人所提出的、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36條的規定，不能成立。
基此，上訴人應理由不成立，原審法庭之判決應予維持，請求法官閣下作出公正判決。
　　　
輔助人L有限公司對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有關理據。2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司法官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並維持原審法院所作出的判決。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自2012年，G在被害公司“L有限公司”市場部任職，主要負責尋找客人到被害公司娛樂場賭博，並推薦客人向被害公司申請信貸賭博。
2. 自2014年11月起，第一嫌犯A多次向G推薦客人到被害公司申請信貸賭博。過程中，第一嫌犯會向G提供客人的身份資料及財務狀況（包括銀行流水賬及工作名片等），以便轉交被害公司審批。
3. 於隨後未能查明之日，涉嫌人士H及I達成協議，分工合作，透過提交載有I不真實財務狀況的資料，以I名義向被害公司申請信貸賭博及提取相應籌碼，藉此騙取被害公司的金錢。
4. 2015年6月，第一嫌犯向G表示H及I有意向被害公司申請信貸賭博，並將H的“微信”提供予G。
5. H向G表示I欲向被害公司申請信貸賭博，並透過“微信”將兩份載有I不真實銀行流水賬資料的XX銀行（國際）戶口“綜合結單” （發出日期分別為2015年6月5日及2015年7月5日，見卷宗第21至22頁，相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發送予黄敏婷，G隨即將之轉交予被害公司審批。過程中，第一嫌犯向G遊說並跟進H的申請。
6. 實際上，H及I清楚知悉上述“綜合結單”並非真的由XX銀行（國際）發出，且所載的資料並非真實，將之提交予被害公司是為了製造假象以騙取金錢。
7. 被害公司誤以為I提交的文件及所載的資料為真實，於2015年7月27日，被害公司向I批出一個編號為2300XXXX，借貸額度為港幣五百萬元（HKD$5,000,000.00）的信用借貸帳戶。
8. 2015年8月21日下午約5時多，I與“K”、“J”、F及第二嫌犯B一同經澳門港澳碼頭邊境站入境澳門，並隨即前往上述娛樂場XX貴賓會。
9. 同日（2015年8月21日）下午約6時多，I於該娛樂場XX貴賓會從上述帳戶簽出五個港幣一百萬元（HKD$1,000,000.00）的推廣籌碼，合共港幣五百萬元（HKD$5,000,000.00）推廣籌碼。
10. H及I的上述行為導致被害公司損失了港幣五百萬元（HKD$5,000,000.00）。
*
11. 隨後，與I同行的“J”、“K” 、F及第二嫌犯，以及涉嫌人E 3召來與第一嫌犯會合和接應的第三嫌犯C，得悉已成功簽出騙取的港幣五百萬元（HKD$5,000,000.00）推廣籌碼。
12. “J”、“K”、F、E 4、第二嫌犯及第三嫌犯達成協議，分工合作，接收及攜帶上述騙取所得的推廣籌碼離開該娛樂場XX貴賓會並交予第一嫌犯。
13. 同日（2015年8月21日）下午約6時26分至6時56分期間，I、“J”及“K”趁貴賓會職員不注意時，一同攜帶上述騙取所得的港幣五百萬元（HKD$5,000,000.00）推廣籌碼離開該貴賓會，並與正在該貴賓會外等候的第一嫌犯及第三嫌犯會合。過程中，F及第二嫌犯一直在該貴賓會內協助監視，以讓I、“J”及“K”能順利攜帶有關籌碼離開該貴賓會。
14. 會合後，第三嫌犯輾轉獲交付一個載有上述騙取所得港幣五百萬元（HKD$5,000,000.00）推廣籌碼的紙袋，然後離開5。
隨後（約晚上11時），第三嫌犯再駕駛MK-XX’XX輕型汽車到來，將載有上述推廣籌碼的紙袋6交予第一嫌犯。
15. “J”、“K”、F、E 7、第一嫌犯、第二嫌犯及第三嫌犯清楚知悉上述推廣籌碼是透過詐騙方式取得的。
*
16. 在第一嫌犯取得上述騙取所得的推廣籌碼後，涉嫌人“D”及E指示第一嫌犯到娛樂場“洗碼”。
17. 期後，第一嫌犯要求第四嫌犯M協助其一同到娛樂場“洗碼”。第四嫌犯同意。
18. 涉嫌人“D”、E及第一嫌犯達成協議，分工合作，將上述騙取所得的推廣籌碼在澳門娛樂場內作多次的小額投注，以該方式將推廣籌碼轉換成現金籌碼，再將有關現金籌碼帶離娛樂場，從而掩飾上述詐騙所得籌碼的不法來源及轉換該等犯罪所得利益。
19. 2015年8月22日早上約6時多，第四嫌犯按第一嫌犯的指示在上述娛樂場中場會合正在賭博的第一嫌犯，並與第一嫌犯開始賭博。賭博期間，第一嫌犯及第四嫌犯將上述至少四個騙取所得的港幣一百萬元（HKD$1,000,000.00）推廣籌碼兌換成較小面值的推廣籌碼。當彼等贏得現金籌碼時，便會將有關現金籌碼放入彼等的灰色背包中。
20. 直至同日下午約5時，第一嫌犯趁該娛樂場的職員不注意時，將至少港幣三萬元（HKD$30,000.00）推廣籌碼及透過多次賭博所得的港幣二百七十一萬元（HKD$2,710,000.00）現金籌碼帶離娛樂場。
21. 期後，第一嫌犯指示第四嫌犯將當中的港幣二百四十萬元（HKD$2,400,000.00）現金籌碼存放在澳門黑沙環XXXXXXXX第D022號儲物櫃內，並將其餘的港幣三十一萬元（HKD$310,000.00）現金籌碼及港幣三萬元（HKD$30,000.00）推廣籌碼存放於其位於澳門氹仔XXXX的住所內。
22. （未能證實）
*
23. 期後，被害公司職員發現I的資料不妥，從而揭發事件及報警處理。
24. 調查期間，司警人員在第一嫌犯身上搜獲並扣押以下物品：
1. 一部白色手提電話（牌子：M1，機身編號：XXXX，內有一張澳門電訊電話卡，編號：XXXX）；
2. 一部白色手提電話（牌子：SAMSUNG，內有一張CTM電話卡，編號：XXXX）。
警方在上述兩部手提電話發現第一嫌犯與多名涉嫌人士（包括F及E）的“微信”對話記錄，內容涉及第一嫌犯與多名涉嫌人士商討將有關推廣籌碼兌換成現金籌碼的方法及處置犯罪所得現金籌碼的事宜。上述兩部手提電話是第一嫌犯所使用的通訊及作案工具。
25. 司警人員在第一嫌犯的住所氹仔XXXX搜獲並扣押以下物品：
1. 寫有“JINMEN”字樣且合共面值港幣三十一萬元（HKD$310,000.00）的籌碼（有關籌碼為現金籌碼）；
2. 寫有“JINMEN CP”字樣且合共面值港幣三萬元（HKD$30,000.00）的籌碼（有關籌碼為推廣籌碼）；
3. 一張寫有“CTM”字樣的電話卡，編號：XXXX。
上述籌碼為第一嫌犯的犯罪所得；上述電話卡是第一嫌犯所使用的通訊及作案工具。
26. 司警人員在第三嫌犯身上搜獲並扣押以下物品：
1. 現金港幣五千元（HKD$5,000.00）；
2. 一部手提電話（牌子：IPHONE，型號：A1687，內有一張“3”字樣電話SIM卡，編號：XXXX）。
上述手提電話是第三嫌犯所使用的通訊及作案工具。
27. 司警人員在第四嫌犯身上搜獲並扣押一部手提電話（牌子：APPLE，型號：A1586，機身編號：XXXX，內有一張3電訊電話SIM卡，編號：XXXX）。上述手提電話是第四嫌犯所使用的通訊工具。
28. 司警人員在澳門黑沙環XXXXXXXX第D022號儲物櫃內搜獲並扣押以下物品：
1. 寫有“JINMEN”字樣且合共面值港幣二百四十萬元（HKD$2,400,000.00）的籌碼（有關籌碼為現金籌碼）；
2. 一個棕色紙皮袋。
上述籌碼為第一嫌犯的犯罪所得；上述紙皮袋是第一嫌犯所使用的作案工具。
29. 經調查，上述兩張發出日期分別為2015年6月5日及2015年7月5日的XX銀行（國際）的戶口綜合結單是偽造的。
30. 第二嫌犯及第三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為獲取不正當財產利益，聯同他人，共同決意，分工合作，明知涉案推廣籌碼是透過不法途徑，即藉符合侵犯財產罪狀的不法事實而獲得的，仍故意接收、移轉及持有該等籌碼。
31. 第一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聯同他人，分工合作，為掩飾上述詐騙所得籌碼的不法來源及轉換該等犯罪所得利益，故意在娛樂場內作多次的小額投注，以該方式將上述詐騙所得的推廣籌碼轉換成現金籌碼，再將有關現金籌碼帶離娛樂場。
32. 第一嫌犯、第二嫌犯及第三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違法，會受法律處罰。
民事原告的起訴狀（除了載於起訴狀而已上述已證事實相同的事實外，尚證實起訴狀內的以下其他重要事實）：
33. Seguidamente, “J” retirou do saco uma ficha não negociável de HKD1.000.000,00 e trocou-a por fiches de valor inferior e apostou, em 3 jogadas, HK$56.000,00, tendo ganho HK$47.500,00 em fichas negociáveis.
34. O 1.º Demandado que, posteriormente, procedeu à troca de fichas não negociáveis no valor de HK$351.000,00 por fichas negociáveis com o jogador O.
另外證明以下事實：
35. 第一嫌犯現為人力資源經理及兼職大學講師，每月收入澳門幣34,000元。
元嫌犯未婚，需供養父母。
嫌嫌犯學歷為碩士。
嫌嫌犯否認其被指控的事實。
嫌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36.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第二嫌犯為初犯。
37.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第三嫌犯為初犯。
38. 第四嫌犯現為銷售經理，每月收入澳門幣35,000至40,000元。
元嫌犯未婚，需供養父親及患病姐姐。
嫌嫌犯學歷為學士。
嫌嫌犯否認其被指控的事實。
嫌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未獲證明的事實：
其他載於刑事控訴書、刑事答辯狀、民事起訴狀及民事答辯狀而與上述已證事實不符的重要事實，具體如下：
1. 第一嫌犯跟涉嫌人士H及I達成協議，分工合作，透過提交載有I不真實財務狀況的資料，以I名義向被害公司申請信貸賭博及提取相應籌碼，藉此騙取被害公司的金錢。
2. 第一嫌犯向G遊說並跟進I的申請。
3. 實際上，第一嫌犯清楚知悉上述“綜合結單”並非真的由XX銀行(國際)發出，且所載的資料並非真實，將之提交予被害公司是為了製造假象以騙取金錢。
4. F指示第一嫌犯到娛樂場“洗碼”。
5. 期後，第一嫌犯向第四嫌犯M透露上述騙取籌碼的計劃和過程。
6. 第四嫌犯與上述人士達成協議，分工合作，將上述騙取所得的推廣籌碼在澳門娛樂場內作多次的小額投注，以該方式將推廣籌碼轉換成現金籌碼，再將有關現金籌碼帶離娛樂場，從而掩飾上述詐騙所得籌碼的不法來源及轉換該等犯罪所得利益。
7. 第四嫌犯清楚知悉上述四個港幣一百萬元（HKD$1,000,000.00）推廣籌碼及其衍生獲得的籌碼都是透過詐騙方式取得的。
8. 上述現金為第三嫌犯的犯罪所得。
9. 上述手提電話是第四嫌犯所使用的作案工具。
10. 上述籌碼為第四嫌犯的犯罪所得；上述紙皮袋是第四嫌犯所使用的作案工具。
11. 第一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為獲取不正當利益，聯同他人，共同決意，分工合作，故意向被害公司提交載有不真實財務狀況的資料，令被害公司產生錯誤批出賭博信貸，從而提取相應的籌碼，造成被害公司的財產損失。
12. 第四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聯同他人，分工合作，為掩飾上述詐騙所得籌碼的不法來源及轉換該等犯罪所得利益，故意在娛樂場內作多次的小額投注，以該方式將上述詐騙所得的推廣籌碼轉換成現金籌碼，再將有關現金籌碼帶離娛樂場。
13. 第四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為獲取不正當財產利益，明知涉案推廣籌碼及其衍生獲得的籌碼均是透過不法途徑，即藉符合侵犯財產罪狀的不法事實而獲得的，仍故意接收、移轉及持有該等籌碼。
14. 第四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違法，會受法律處罰。

原審法院在事實的判斷中作出如下說明：
“第一嫌犯A在審判聽證作出聲明，否認其被控訴的事實，講述了案件發生的具體經過，主要表示其於2014年11月在香港麗星郵輪公司工作，負責帶客人到郵輪上賭博，當時其有客人欲在海外娛樂場申請信貸賭博額用於賭博，其展轉認識了在XXX娛樂場工作G，得悉她認識他人可在外海信貸賭博額，但她要求有關客人先在澳門XXX娛樂場內開設信貸賭博帳戶，看看該等客戶在澳門的賭博及還款狀況後，才決定是否協助有關客人在海外娛樂場申請信貸賭博額，其先後向G介紹過約5至6個客人，XXX娛樂場公司試過不接納個別客人的申請；其經朋友/客人“D”（姓蔡，他就是問其關於他的朋友想在海外娛樂場申請信貸額之人）介紹其認識H，其見過H一至兩次，其不認識I，僅於案發當日在娛樂場內見過I一次；當初其介紹H予G時，在H同意下，其曾將H的微信帳號、身份證及卡片（H應是公司總裁或總監）等個人資料發送予G；後來，當“D”提及H有個朋友都想申請信貸賭博時，由於其自己工作分身不下（2015年4月起其轉職到XXXX中場客戶服務市場部），其要求已有G聯絡方法的H直接跟G溝通事宜，故其不清楚I的申請事宜，不知他向G提供了甚麼資料文件，只是後來G告知其本人I的申請已獲批了港幣500元信貸額；案發當日下午，其客人F（也是其介紹予G的客人）致電給其表示欲解封XXX娛樂場內的戶口，之後，其又收到“D”的電話，表示他妻子“K”（“K”）會帶一些客人（H及當時其不知悉的I）過來賭博，有關客人欲“套碼”（將推廣籌碼換成現金籌碼）的，叫其到場協助幫一下，其也向“D”提供了數個“套碼”方法；到場後，其跟G表示H欲解封戶口，不久G便離開了一會；之後，其跟到場的“K”傾談了一會，她要求其給予一間酒店房間用於交收籌碼，其也感奇怪，故在微信向“D”查問，他也是要求一間房間，但其仍感到奇怪，且因其本人只是工作期間偷走出來的，故沒有理會“D”及“K”的有關要求；隨後，其得悉F到達XX貴賓會，故其到該貴賓會跟F及G到一間房間內傾談解封事宜，期間，G表示“黃生”的朋友要簽碼，其向外看一下，見到“K”在外，且她旁邊坐著兩名男子（I及另一名男子），之後G回來，並告知其該客人簽了港幣500萬元信貸額出來賭博；其不認識第二嫌犯；其也不認識第三嫌犯，但當日見到另一女子；其後，G獲公關告知“K”與該兩名男客人離開，G離開房間看看，其也到外面看一下，其曾見“K”與該兩名男子離開XX娛樂場（當時其已知他們拿走了簽出的籌碼），其與G返回房間繼續傾談解封；期間，其收到“K”電話，她表示因她正在陪伴該兩名男子，帶他們去食飯，但她有個朋友到了XXX鑽石大堂，但不認識路，故她要求其幫忙帶該女子到星巴克附近找她，“K”還向其發送該女子的外觀衣著，以作識別；其找到該女子及帶她前往找“K”期間，其問該女子她手中的紙袋是否交予“K”的，若是，該紙袋就是“K”要交予其的，故該女子便將該紙袋交予其（“K”之前已在電話通訊中提及她漏了帶手信給其，當其見到該女子拿著個紙袋時，內裏的物品就是其手信），找其帶該女子找到“K”時，“K”身邊的該兩名男子還在；其透過“D”介紹認識“E”（當時不知他中文名字），與“E”飲過一次咖啡，案發當日其見不到“E”；由於XX貴賓會是XXX的公司廳，故從該貴賓會簽出的信貸額推廣籌碼基本上可以拿走離開該貴賓會的；由於其當時急著去洗手間，故其拿到該紙袋後，便急不及待前往洗手間，只曾看過一下內裏有一盒曲奇及一些日本零食手信，便帶著該紙袋入洗手間；其沒有接收過I從XX貴賓會拿走的推廣籌碼；直至此時，其沒有幫過“D”他們關於“套碼”的事情；由於當晚其有一個客人來找其一起賭博，因該客人應該賭博金額不少的，故其當晚在群組內再問“D”及“E”他們以看看是否需要其協助“套碼”（這樣其也可賺取與他們將籌碼八折賣給他人的差價），“E”答應給予其港幣500萬元“套碼”，洗得多少便多少，當刻沒即時聯想到是同日下午I與“K”他們拿走的港幣500萬元推廣籌碼，之後其才想到應可能是同一批籌碼，但其覺得沒有問題，因為該批籌碼是客人正式簽信貸額簽出來的，交予其他人賭博也可，只是客人還款便可以了；其與第四嫌犯為伴侶關係，其從沒有告訴第四嫌犯關於I從XX貴賓會拿走推廣籌碼的事情，也沒有告知關於其協助客人解封及“套碼”的事情，第四嫌犯僅於其使用該批推廣籌碼賭博的下半場才出現（其在上半場與客人一起賭，之後回家睡不著才再返回XXX娛樂場，期間第四嫌犯來電，故其才提議第四嫌犯可來娛樂場找其），二人賭博期間，會將有關現金籌碼放入彼等的灰色背包中，二人賭博至下午約5時便帶著港幣3萬元推廣籌碼及港幣271萬元現金籌碼離開娛樂場；由於其住所有工人出沒，其覺得放這麼多籌碼在家中不安全，故將上述籌碼中的大部份（港幣240萬元）放在迷你倉內（打算去完旅行後與“D”他們交收），由於其在賭博之初曾以自己的金錢約10多至20萬元作為賭本（其之前一晚11時至翌日4時正），但輸清，之後再從家中拿了約10至15萬元作為賭本，該次結果沒有輸贏，因此，其亦從上述籌碼中拿起回港幣34萬元籌碼放回家中（其當時將其本人的賭本與“D”他們的推廣籌碼的輸贏金額混亂了，估以為該等籌碼全部是自己的）；由於其當時找不到停車位，第四嫌犯提議由他協助將上述大部份現金籌碼放在其迷你倉儲物櫃內，故其將儲物櫃匙卡交予第四嫌犯；其兩部手提電話中有一部是用於跟客人聯絡，另一部是用於跟家人朋友聯絡，其之前使用的手提電話浸了水；其不知F是否知悉其當晚幫客人“套碼”，但其沒有向他提及。同時，嫌犯指出了其個人、家庭、經濟及學歷狀況。
第四嫌犯M在審判聽證作出聲明，否認其被控訴的事實，講述了案件發生的具體經過，主要表示其與第一嫌犯為情侶關係，其不認識案中的其他嫌犯及涉嫌人，案發當日只是下班後與第一嫌犯電話通話時，第一嫌犯表示其正在XXX娛樂場XX貴賓會幫客人賭錢（故其到場後沒有問第一嫌犯為何會有這麼多籌碼可以賭博），可以過來找他，其到場後也有份使用有關籌碼來賭博；賭博了同日下午，二人攜帶放著有關籌碼的背包離開；之後，第一嫌犯表示要將籌碼放到他的迷你倉內，以便之後歸還予客人，當時其不知背包內尚有其他籌碼，其本人沒有參與在賭博完結時的點算；由於當時負責駕車的第一嫌犯找不到停車位，故其便主動要求幫助第一嫌犯將有關籌碼放到他的迷你倉內；其曾問及，但他表示不用理會。同時，嫌犯指出了其個人、家庭、經濟及學歷狀況。
證人P（前L有限公司調查部主任）在審判聽證作出聲明，講述案件發生的具體情況，主要指出信貸部因發覺客戶I申請信貸賭博的月結單資料有問題（文字有異），便通知調查部，其部門主要是翻查錄影片段，查找I及相關涉嫌人士的去向；其現時已忘記I的具體賭博過程，但記得他於案發當日取去涉案籌碼後曾前往洗手間，他進入洗手間前，已有另一名男子早一點進了洗手間，之後，該男子先出來，不知該男子其後有否接觸其他人士；其不知G在I拿走籌碼時身在哪裏，G當時是XXX娛樂場市場部公關；I曾在澳洲申請信貸賭博額，且批核了；E以往也曾是XXX娛樂場職員。
證人Q（前L有限公司審查部經理）在審判聽證作出聲明，講述案件發生的具體情況，主要指出客人要提供載有銀行流水帳資的月結單予XXX娛樂場，才可申請及獲批信貸賭博額；案發之前，I於2015年7月27日獲批信用借貸帳戶時，已於當日賭博過一次；後來，其發現I在香港的公司是以港幣1元成立的，其懷疑他提供的月結單是假的，信貸部表示已跟XXX核實；其後，信貸部嘗試兌現I留下的一張支票，但卻被彈票；案發當日，I獲批信貸額的賭博籌碼後，賭了一會就離開。
證人R（L有限公司信貸部副總裁）在審判聽證作出聲明，講述案件發生的具體情況，主要指出I申請信貸賭博的資料文件是電子檔，不是書面實體形式，當時他簽了信貸賭博文件，公司批准及開了信貸額予他賭博，但他只賭了一至兩局，之後他便帶走籌碼離開，說之後會回來再賭；及後，同事發現I所提交的銀行月結單出現錯字，開始發現有問題，月結單上的銀行支行代號不對應，及後便拿他存放的支票到銀行兌現，但卻被彈票，其翌日及之後一直嘗試致電給他，但已未能找到；其有參與批核涉案港幣500萬元信貸額，私人支票是真的；至今I仍未向其公司還款。
證人S（L有限公司帳房值班經理）在審判聽證作出聲明，主要指出司警人員將扣押籌碼拿給其檢查，大部份都是真實的現金碼，也有少部份是XX貴賓會的泥碼；若客人在貴賓會硬要拿走簽出信貸的推廣籌碼，場面人員是沒有辦法完全阻止的。
證人G（前L有限公司職員）在審判聽證作出聲明，講述案件發生的具體經過，主要指出其當在XXX娛樂場任職公關，此前與第一嫌犯因工作關係而認識，第一嫌犯介紹I及H予其跟進，其當時認為第一嫌犯認識I；其忘記I的卡片、個人資料文件是誰提供給其，但其將該等資料交予公司，公司批了I的信貸賭博額，故其便叫他來公司簽名；I於2015年7月27日第一次是與其他人一起到來，玩了一會便離開，當時他說“今天只試一下水溫”；案發當日，I預先跟其在微信說會過來簽出籌碼賭博，當時其曾到現場，但沒見到I，只見H曾身處娛樂場，及後，同事告訴其I簽了港幣500萬元信貸額的籌碼出來，但之後離開了，其便開始找I，但開始找不到，其也嘗試找過其他相關連人士，包括H及第一嫌犯，但二人當時沒有回覆，後來第一嫌犯有回覆其，並指出他其實不認識H及I；在正常情況下，簽出賭博信貸款的籌碼在不賭博期間是不可帶走的，雖然實際上容許熟客這樣做（因他們往往進食或休息後便會回來賭博，其等會要求客人先將籌碼存回信貸帳戶內或進食後再回來賭博），但不鼓勵客人將籌碼帶走，但若客人強行將之帶之，其等也阻止不了；以其所知，I沒有償還過有關信貸額。
司法警察局偵查員T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講述了調查本案的具體情況，主要指出其在XXX娛樂場職員陪同中觀看了案中的錄影光碟片段（XXX職員點算到有關籌碼的數額），當時顯示涉嫌人I簽出了涉案推廣籌碼，然後賭了數局，之後就拿走有關籌碼，其後第一嫌犯曾與一名女子匯合，之後他曾拿著紙袋進入洗手間，I也在同時段進入同一洗手間，估計當時二人在洗手間內交收，晚上時候，第一嫌犯從紙袋中拿出推廣籌碼來賭博，未賭清其自己手上原有的籌碼便再拿出其他推廣籌碼出來打散，然後放回背包中；經調查，“XXX”是F，“D”尚未被找到及未識別到身份，第一嫌犯與“D”、“E”的微信群組顯示其等在案發前一直在討論狀況，並一直找時機想行事，且事後商討怎樣應對G的質疑；6616XXXX是第三嫌犯的電話號碼；I原來簽出港幣500萬元推廣籌碼，但最後找不回全部500萬元，因為第一嫌犯輸了部份，第一嫌犯將賭剩的有關籌碼的大部份透過第四嫌犯放在所開設的迷你倉內；案發前，已曾發生關於澳洲娛樂場被人簽出信貸賭博籌碼且被拿走的情況。
司法警察局偵查員V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客觀及清晰講述了調查本案的具體情況，主要指出其負責案中的觀看錄影光碟筆錄、扣押物及後期口供的製作；有關錄影光碟片段顯示了與涉嫌人I同行的有涉嫌人A至D，當中包括“K”、“J”、F及B；經調查，涉嫌人I提供予XXX娛樂場用作開設兌碼戶口的綜合月結單是偽造的，E曾為XXX娛樂場的職員；G的微信顯示了與I及H的對話記錄，且當初是第一嫌犯將該等人士介紹予G，案發當日當G向H查問I與有關籌碼時，H還回覆她說I還在賭博，但當時I實際上已離境，事發後，第一嫌犯還要求G刪除二人對話訊息內容，第一嫌犯在訊息中表面上曾提醒G小心那幫人，因他們曾在澳洲拿走籌碼。
輔助人證人司徒紫微（L有限公司監控部高級經理）在審判聽證作出聲明，講述其於案發後按上級指示核實同事所觀看的有關監控錄影片段的情況，主要指出其不認識G，從有關錄影片可以看到I與另外三男一女一同在萬豪酒店從穿梭巴士下車，I與其中兩名男士進入XXX娛樂場XX貴賓會，當中的該名女子則跟第一嫌犯交談，然後該名女子返回會合I等人，I之後簽出涉案推廣籌碼只賭了數局，當時上述五名人士均在一起（當時第二嫌犯是遠距離觀看著），當時第一嫌犯來了現場一會，而G當時也在場，及後I拿取了涉案約500萬元籌碼與上述個別人士離開該貴賓會；有關錄影片段其後也顯示第一嫌犯曾離開貴賓會前往跟一名不知名女子會面，並獲該女子交予一個紙袋，之後第一嫌犯前往匯合I，接著二人同時間先後進入洗手間，出來後，第一嫌犯與上述的其中一名女子交換了紙袋，之後，第一嫌犯與該不知名女子一起步行一會，便返回XX貴賓會，當時G還在該貴賓會內，之後第一嫌犯送走了與I一同前來的另外兩名男子；有關片段還顯示第一嫌犯晚上駕車回XXX娛樂場，並到他本人的戶口提取籌碼賭博，期間，他收到電話後，便到MK-XX’XX車輛處拿取了一個紙袋，袋內有推廣籌碼，他以該等籌碼賭博，並曾以該等籌碼跟客人兌換現金籌碼。
辯方證人何建華（第一嫌犯的母親）在審判聽證作出聲明，講述嫌犯的為人，尤其指出他很孝順其本人。
載於卷宗第96頁（第一嫌犯）的扣押手提電話連電話卡。
載於卷宗第99至102頁（第一嫌犯）的扣押籌碼及電話卡連附圖。
載於卷宗第104至106頁的翻閱手提電話內資料筆錄連附圖。
載於卷宗第117頁（第四嫌犯）的扣押手提電話連電話卡。
載於卷宗第251頁的“N”智能卡、鎖匙、手提電話及銀行收據。
載於卷宗第280至282頁的流動電話資料法理鑑證檢驗及分析報告，以及卷宗第283至316頁的聆聽錄音筆錄。
載於卷宗第358至363頁（第一嫌犯）的扣押籌碼及棕色紙皮袋連附圖。
載於卷宗第389至592頁的聆聽錄音筆錄。
載於卷宗第593至594頁的流動電話資料法理鑑證檢驗及分析報告。
載於卷宗第611至612頁的流動電話資料法理鑑證檢驗及分析報告。
載於卷宗第721頁（第三嫌犯）的扣押手提電話連電話卡及港幣現金。
載於卷宗內的扣押光碟，以及各份翻閱錄影光碟筆錄連所截取的圖片。
載於卷宗內的其他書證資料，尤其但不限於：涉案銀行戶口“綜合結單”、卡片圖片、直接辨認相片筆錄、人之辨認筆錄、出入境紀錄等。
本法院客觀及綜合分析了第一嫌犯、第四嫌犯及各控辯方證人在審判聽證中分別所作出的聲明，結合在審判聽證中所審查的扣押物、翻閱錄影光碟筆錄連所截取的圖片、翻閱手提電話內資料筆錄連附圖、聆聽錄音筆錄、訊息對話紀錄、書證資料等，以及其他證據後，並配合常理及經驗法則下形成心證。
在本案中，第一嫌犯及第四嫌犯否認控罪，然而，根據案中關於第一嫌犯與本案相關涉嫌人士（包括“D”、“E”、“F”）及證人G的微信私訊及群組對話記錄的具體內容、證人G與H及I的微信私訊對話記錄，當中很清楚顯示在本案發生前、案發期間及案發後，第一嫌犯與該等人士的溝通對話內容，尤其包括但不限於：第一嫌犯當初介紹H予G、發送H的個人資料及銀行月結單資料予G、第一嫌犯向“D”及“E”就是次事件提供建議及商議拿取涉案籌碼後跟第三嫌犯如何交收、第三嫌犯透過第一嫌犯交錢予I以取回涉案推廣籌碼、第一嫌犯隨後再獲第三嫌犯交予涉案籌碼並按“D”及“E”指示“洗碼”（由推廣籌碼透過賭博洗回變現金籌碼）、本案發生後在面對G質問時扮作不認識H及I和不知發生何事、第一嫌犯跟“D”及“E”談及其手提電話已浸滿水開不到，故不會被他人知悉他們對話內容、第一嫌犯在事後要求G刪除二人之間的相關微信對內容以免被揭發當初出碼有問題、第一嫌犯當初知悉“D”及“E”等人在澳洲的娛樂場以同樣方式作案並將籌碼帶回了港澳等，尤其第一嫌犯在本案發生後當晚曾跟F談及介紹客人予G時“咁俾兩個正常既，咁我都要賺返啲架嘛，咁梗係搵啲呃呃氹氹既客俾佢啦”，結合上述對話記錄中的眾多其他內容，以及案中的監控錄影片段所顯示的情況，本法院認為其實本案有相當跡象顯示第一嫌犯應很可能知悉其介紹予G的H甚至（H其後介紹的）I其實應是有問題的，有相當跡象顯示第一嫌犯有份參與被指控的詐騙行為。然而，由於有關對話記錄中顯示不到第一嫌犯直接介紹及推介I予G，且在本案中H及I尚未被拘捕歸案，即使第一嫌犯當初可能知悉H有問題，但本案尚欠一些實質證據以充份顯示第一嫌犯清楚知悉H及I會以不真實財務狀況的資料及以I名義蒙騙被害公司以批出申請信貸賭博及提取涉案相應籌碼。因此，基於“罪疑從無”的原則，本法院未能毫無合理疑問認定第一嫌犯與他人共謀合力實施了被指控的詐騙行為。
儘管未能充份認定第一嫌犯有份參與蒙騙被害公司以批出信貸賭博以騙取涉案推廣籌碼，然而，按照本案多方面的證據，尤其上述所指者，按照常理及經驗法則，在無須更多贅述下，本法院認為我們能毫無合理疑問肯定第一嫌犯至少作出了被指控關於其被指控的清洗黑錢罪的犯罪事實，因為第一嫌犯其實清楚了解本案的來龍去脈，清楚知悉涉案推廣籌碼是涉嫌人“D”、“E”等人詐騙被害公司所獲得（案中證據顯示該等涉嫌人根本從不打算歸還的），其在這樣的情況下仍與該兩名涉嫌人商議如何幫助他們“洗碼”/“套碼”，以及實際上的確幫他們作出所商議的“洗碼”行為。因此，本法院認為第一嫌犯的否認辯解其實牽強及難以令人信服的（很多內容都與微信對話內容不符），故足以認定有關事實。
至於第四嫌犯的部份，無可否認，其的確曾與第一嫌犯一起將部份涉案推廣籌碼用於賭博，並因此獲得一些現金籌碼，且將該等現金籌碼放入彼等的灰色背包中，以及其後連同第一嫌犯將港幣270萬元的現金籌碼及至少港幣3萬元的推廣籌碼帶離娛樂場，並按第一嫌犯指示將其中港幣240萬元現金籌碼放在第一嫌犯的迷你倉的儲物櫃內，及將其餘籌碼放在有關住所內。雖然第四嫌犯與第一嫌犯之間是情侶關係，第一嫌犯當時竟然有這麼多推擴籌碼以作賭博之事其實的確奇怪，且第四嫌犯的確曾協助第一嫌犯作出部份“洗碼”動作，然而，當日主要作出“洗碼”之人為第一嫌犯，案中的微信對話記錄亦沒有明顯資料顯示第四嫌犯曾跟上述涉嫌人聯絡，也沒有第一嫌犯曾跟該等涉嫌人提及其會找第四嫌犯一同“洗碼”/“套碼”的對話內容，同時第四嫌犯亦否認控罪，且第一嫌犯當時從事一些與賭博有關的工作及活動，因此，即使結合常理及經驗法則，本案的確有一些跡象顯示第四嫌犯未必完全不知情，然而，在缺乏更多證據或佐證下，本法院認為這些跡象尚未能充份顯示第一嫌犯曾向第四嫌犯透露有關騙取籌碼的計劃和過程，也未能充份顯示第四嫌犯在協助第一嫌犯作出客觀的“洗碼”動作時，在主觀上知悉該等推廣籌碼為詐騙所得，故未能充份認定第四嫌犯實施了被指控的清洗黑錢罪及贓物罪的犯罪事實。
另外，對於第二嫌犯及第三嫌犯的部份，考慮到案中各方面的證據，尤其上指的微信對話記錄（第一嫌犯跟“D”及“E”的微信群組對話中提及第三嫌犯的參與及角色）、監控錄影片段及截圖所顯示的案發情況（包括共同入境、在涉嫌人I簽出涉案推廣籌碼賭博數局以營造欲賭博的假象時，第二嫌犯及F同時在他身旁同一賭枱、I與“K”等人趁機拿走籌碼後，第二嫌犯及F卻在此時一直跟G商討開啓被封戶口之事，有意阻礙G及時跟進有關籌碼被取走的情況）、第二嫌犯與F及案中其他涉嫌人如I、“K”等的共同入境澳門的紀錄，加上第二嫌犯亦辨認到涉嫌人F，按照常理及經驗法則，本法院認為本案亦有充份證據認定第二嫌犯及第三嫌犯實施了被指控的贓物罪的犯罪事實，因而足以作出有關認定。”

　　　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判決無效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民事損害賠償

1. 上訴人A(第一嫌犯)提出原審法院沒有在庭審中展示扣押在卷宗手提電話的通訊內容，但卻以此證據形成心證，原審判決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336條第1款的規定。

《刑事訴訟法典》第336條規定：
“一、未在聽證中調查或審查之任何證據，在審判中均無效，尤其是在法院形成心證上為無效力。
二、上款之規定，不適用於依據以下各條之規定容許在聽證中宣讀之訴訟文件中所載之證據。”

根據上述條文規定，任何證據未在庭審中調查或審查，則在審判中為無效。

關於這一問題，助理檢察長在意見書中分析如下：
“細閱被卷宗，卷宗第1552頁至第1553頁的審判聽證紀錄清楚記載，合議庭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36條第1款的規定，審查了卷宗內及庭上取得的證據。而閱讀被上訴判決，從卷宗第1579頁背頁至第1585頁背頁關於“事實的判斷”部分可見，原審法院是根據庭審中審查過的大量證據資料而形成心證，包括上訴人及同案第四嫌犯所作聲明，被害娛樂場的一眾證人、參與偵查的司警證人所作證言以及卷宗所載的資料、書證、扣押物等；尤其在卷宗第1583頁背頁至第1584頁中，原審法院清楚指明在庭上審查了“載於卷宗第280頁至282頁的流動電話資料法理鑑證檢驗及分析報告，以及卷宗第283頁至316頁的聆聽錄音筆錄”及“載於卷宗第389頁至592頁的聆聽錄音筆錄”，也清楚指出“本院客觀及綜合分析了第一嫌犯、第四嫌犯及各控辯方證人在審判聽證中分別作出的聲明，結合在審判聽證中所審查的扣押物、翻閱錄影光碟筆錄連所截取的圖片、翻閱手提電話內資料筆錄連附圖、聆聽錄音筆錄、訊息對話紀錄、書證資料等，以及其他證據後，並配合常理及經驗法則下形成心證。”
可見，被上訴人質疑的手提電話通訊內容，原審法院已經在庭審作出審查，並記載於被上訴判決中，法院根據庭審中審查過的該等證據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形成心證，並不存在上訴人所指的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36條第1款規定的情況。”

本院同意上述分析。事實上，案中的扣押物，包括手提電話，均屬合法有效的證據，並在審判聽證中作出了審查，構成形成心證的合法證據。

因此，上訴人的上述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2. 上訴人A(第一嫌犯)又提出卷宗內並沒有充足的證據認定其事先知道所“清洗”的籌碼是犯罪所得；此外，其並無向I交付金錢以換取相關籌碼，有關事實並未在控訴書中描述、亦未在庭審中作出審查。因此，原審法院判決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除了聽取了上訴人等在審判聽證中所作的聲明，亦在審判聽證中聽取了案中證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上述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的事實做出判斷。

上訴人認為，在本案欠缺具體及充份證據，以支持原審法庭認定上訴人在進行“洗碼”前早已知悉該等籌碼沿自不法活動。

然而，《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所規定的上訴理據是針對原審法院對審查證據的決定，且須出自案卷所載資料，尤其是判決本身，而並非對相關證據作出重新分析審理。

正如助理檢察長在意見書中詳細的分析：
“其實，翻閱卷宗可見，卷宗內載有大量的客觀證據，根據卷宗第283頁至第316頁關於對上訴人微信通話內容的聆聽錄音筆錄，當中載有大量上訴人與D及E在微信群組中的聊天記錄，尤其包括但不限於：
- 序號109至113的聊天記錄顯示，D在群組中表示，G關了I的賬戶以及H的賬戶有欠債，該等賬戶可能會無法簽出碼，著上訴人向G了解情況；而上訴人則回覆到“即係你意思係佢地，知道咗我地，啊，姓張戈個，啊，出咗事”；（卷宗第296頁）
- 序號162至170的聊天記錄顯示，上訴人在群組中表示，G知道了他們（指I）在澳洲賭場將籌碼帶走之事，所以現在要求要先還清欠債才可以再出碼，並詢問群組中的人“你地睇下點樣兜啦”及表示“... ...咁晏d睇下你地點行動，如果要我幫手就話聲我聽”；而D亦隨即教上訴人如何應對G的質疑及指示上訴人在現場“詐唔知混亂佢”；（卷宗第297頁背頁至第298頁）
- 序號172至173的聊天記錄顯示，上訴人在群組中表示，D的老婆“吞呔”，故詢問D及E是日是否繼續行事，續後又建議，由自己陪同去套碼又或由自己到XX貴賓會簽碼；（卷宗第298頁）
- 序號241至288的聊天記錄顯示，上訴人在群組中表示“果條友扭計呀”（指I）、“做到一半先黎扭計咁撚戇鳩，就咁簽個名揸喎，其他我地搞喎”；D回覆表示I因擔心澳門近香港、怕出事，並著上訴人等其翌日返澳後再勸勸I；上訴人還表示 “屌！澳洲都做咗啦！發神經既”、“... ...佢簽完個名，佢即刻坐船返屋企就得啦，香港同澳門又無引渡條例既”；（卷宗第300頁至第301頁背頁）
- 序號303至344的聊天記錄顯示，在I獲批簽出籌碼後，上訴人在群組中問D及E，拿了籌碼後要怎樣做、其與在現場接觸自己的人士如何交收籌碼及如何安排各人離開現場，D對此作出回覆並具體講述有關安排；而三人續後還在群組中溝通上訴人進行洗碼的安排以及上訴人對洗碼進展的匯報。（卷宗第302頁及其背頁）
而結合卷宗內扣押的錄像資料片段及庭審中多名證人所作證言內容，I與另外三男一女在萬豪酒店下車後，與其中兩名男子進入XX貴賓會，當中的女子則與上訴人交談完才前去匯合I；I簽出涉案推廣籌碼後，賭了數局便帶走籌碼離開，而與此同時，上訴人在與一名女子匯合並獲交予一個紙袋後，上訴人拿著該紙袋與I同個時段進入洗手間，出來後，上訴人又與該女子交換紙袋及一併離開；當晚，上訴人返回XXX娛樂場，以紙袋中的推廣籌碼賭博，尚未輸清手上的籌碼便又拿出其他推廣籌碼打散並放入背包。
綜合該等資料可以毫無疑問得出，上訴人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清楚知道I簽出的推廣籌碼為詐騙所得，仍然與D及E共同合作進行“洗碼”，並實際負責有關的“洗碼”活動，將該等推廣籌碼轉換為現金籌碼帶離娛樂場。”

本院同意上述分析。從經驗法則及邏輯的角度考慮，原審法院所審查的證據可客觀、直接及合理地證明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而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的任何錯誤，更遑論明顯錯誤。

事實上，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其對法庭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來試圖質疑法官的自由心證，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當然，不受質疑的自由心證必須是在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
但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未違背以上所提到的任何準則或經驗法則，因此，上訴人不能僅以其個人觀點為由試圖推翻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3. 上訴人A(第一嫌犯)提出若果開釋其所被判處的一項清洗黑錢罪亦應開釋相關的民事損害賠償。

《民法典》第477條規定：
“一、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犯他人權利或違反旨在保護他人利益之任何法律規定者，有義務就其侵犯或違反所造成之損害向受害人作出損害賠償。
二、不取決於有無過錯之損害賠償義務，僅在法律規定之情況下方存在。”

《民法典》第556條規定：
“對一項損害有義務彌補之人，應恢復假使未發生引致彌補之事件即應有之狀況。”

原審判決中關於民事損害賠償部分：
“《民法典》第477條規定：『一、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犯他人權利或違反旨在保護他人利益之任何法律規定者，有義務就其侵犯或違反所造成之損害向被害人作出損害賠償。（…）』
《民法典》第490條規定：『一、如有數人須對損害負責，則其責任為連帶責任。二、負連帶責任之人相互間有求償權，其範圍按各人過錯之程度及其過錯所造成之後果而確定；在不能確定各人之過錯程度時，推定其為相同。』
《民法典》第556條規定：『對一項損害有義務彌補之人，應恢復假使未發生引致彌補之事件即應有之狀況。』
《民法典》第557條規定：『僅就受害人如非受侵害即可能不遭受之損害，方成立損害賠償之債。』
《民法典》第558條規定：『一、損害賠償義務之範圍不僅包括侵害所造成之損失，亦包括受害人因受侵害而喪失之利益。二、在定出損害賠償時，只要可預見將來之損害，法院亦得考慮之；如將來之損害不可確定，則須留待以後方就有關損害賠償作出決定。』
《民法典》第560條規定：『一、如不能恢復原狀，則損害賠償應以金錢定出。（…）。六、如不能查明損害之準確價值，則法院須在其認為證實之損害範圍內按衡平原則作出判定。』
~
根據已審理查明的事實，第一民事被告A聯同他人，分工合作，為掩飾上述詐騙所得籌碼（港幣5,000,000元）的不法來源及轉換該等犯罪所得利益，故意在娛樂場內作多次的小額投注，以該方式將上述詐騙所得的推廣籌碼轉換成現金籌碼，再將有關現金籌碼帶離娛樂場。第二民事被告B及第三民事被告U獲取不正當財產利益，聯同他人，共同決意，分工合作，明知涉案推廣籌碼是透過不法途徑，即藉符合侵犯財產罪狀的不法事實而獲得的，仍故意接收、移轉及持有該等籌碼。
由此可見，上述三名民事被告故意作案的犯罪行為有份造成民事原告的財產損失，兩者之間存在適當的因果關係，上述三名民事被告有義務以連帶責任方式向民事原告作出上述賠償。
此外，司警人員在嫌犯的迷你倉儲物櫃內及住所內分別搜獲涉案的港幣30,000元推廣籌碼以及透過涉案推廣籌碼轉換成的港幣2,710,000元港幣籌碼，該等籌碼是犯罪所得及由有所得所生的款項。故此，該等扣押籌碼應歸還予民事原告，故應當從上述三名民事被告有義務向民事原告作出的賠償款項中扣減。
基於此，除了應向民事原告歸還上述扣押籌碼外，本法院裁定民事原告的民事請求理由成立，因而裁定第一民事原告A、第二民事原告B及第三民事原告C尚須（與倘有同伙）以連帶責任方式向民事原告L有限公司支付港幣2,260,000元（折合澳門幣2,327,800元）作為損害賠償金，以及根據終審法院2011年3月2日第69/2010號上訴案的統一司法見解裁判所定的法定利息。”

根據本裁判書第1、2點理據，上訴人請求開釋清洗黑錢罪的上訴理由並不成立，而基於原審判決所闡述的原因，原審法院對上訴人所作出的賠償裁決有充足的事實及法律根據，決定正確，應予以維持。

故此，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維持原審裁決。
判處上訴人繳付6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上訴的訴訟費用。
著令通知。

　　　　　　　　　　　　　　2025年10月23日
　　　　　　　　　　　　　　
　　　　　　　　　　　　　　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周艷平
　　　　　　　　　　　　　　(第一助審法官)
　　　　　　　　　　　　　　
　　　　　　　　　　　　　　簡靜霞
　　　　　　　　　　　　　　(第二助審法官)
1 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Por acórdão proferido pelo Tribunal a quo dos autos do Processo Comum Colectivo n.º CR3-21-0270-PCC do 3 Juízo Criminal, o Recorrente A foi condenado, em co-autoria material, na forma consumada, por um crime d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p.p.p. artigo 3.º n.ºs 2 e 3 da Lei 2/2006, à pena de 3 anos de prisão, com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por um período de três anos, sob a condição de pagar à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 Especial de Macau a quantia de cinquenta mil patacas (MOP$50.000,00), dentro de três meses a contar da data do trânsito em julgado do acórdão;
2. Além da mencionada condenação criminal, o Recorrente foi também condenado, juntamente com os demais arguidos, ao pagamento de uma indemnização à ofendida-assistente no montante de dois milhões e trezentas e vinte e sete mil e oitocentas patacas (MOP$2.327.800,00);
3. Para fundamentar a sua decisão na condenação do Recorrente pelo crime d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o Tribunal a quo formulou seguinte convicção, que agora passa por transcrever: “本法院客觀及綜合分析了第一嫌犯、第四嫌犯及各控辯方證人在審判聽證中分別所作出的聲明，結合在審判聽證中所審查的扣押物、翻閱錄影光碟筆錄連所截取的圖片、翻閱手提電話內資料筆錄連附圖、聆聽錄音筆錄、訊息對話紀錄、書證資料等，以及其他證據後，並配合常理及經驗法則下形成心證。在本案中，第一嫌犯及第四嫌犯否認控罪，然而，根據案中關於第一嫌犯與本案相關涉嫌人士（包括“D”、“E”、“F”)及證人G的微信私訊及群組對話記錄的具體內容、證人G與H及I的微信私訊對話記錄，當中很清楚顯示在本案發生前、案發期間及案發後，第一嫌犯與該等人士的溝通對話內容，尤其包括但不限於：第一嫌犯當初介紹H予G、發送H的個人資料及銀行月結單資料予G、第一嫌犯向“D”及“E”就是次事件提供建議及商議拿取涉案籌碼後跟第三嫌犯如何交收、第三嫌犯透過第一嫌犯交錢予I以取回涉案推廣籌碼、第一嫌犯隨後再獲第三嫌犯交予涉案籌碼並按“D”及“E”指示“洗碼”（由推廣籌碼透過賭博洗回變現金籌碼)、本案發生後在面對G質問時扮作不認識H及I和不知發生何事、第一嫌犯跟“D”及“E”談及其手提電話已浸滿水開不到，故不會被他人知悉他們對話內容、第一嫌犯在事後要求G刪除二人之間的相關微信對內容以免被揭發當初出碼有問題、第一嫌犯當初知悉“D”及“E”等人在澳洲的娛樂場以同樣方式作案並將籌碼帶回了港澳等，尤其第一嫌犯在本案發生後當晚曾跟F談及介紹客人予G時“咁俾兩個正常既，咁我都要賺返啲架嘛，咁梗係搵啲呃呃氹氹既客俾佢啦”，結合上述對話記錄中的眾多其他內容，以及案中的監控錄影片段所顯示的情況，本法院認為其實本案有相當跡象顯示第一嫌犯應很可能知悉其介紹予G的H甚至（H其後介紹的)I其實應是有問題的，有相當跡象顯示第一嫌犯有份參與被指控的詐騙行為。然而，由於有關對話記錄中顯示不到第一嫌犯直接介紹及推介I予G，且在本案中H及I尚未被拘捕歸案，即使第一嫌犯當初可能知悉H有問題，但本案尚欠一些實質證據以充份顯示第一嫌犯清楚知悉H及I會以不真實財務狀況的資料及以I名義蒙騙被害公司以批出申請信貸賭博及提取涉案相應籌碼。因此，基於“罪疑從無”的原則，本法院未能毫無合理疑問認定第一嫌犯與他人共謀合力實施了被指控的詐騙行為。儘管未能充份認定第一嫌犯有份參與蒙騙被害公司以批出信貸賭博以騙取涉案推廣籌碼，然而，按照本案多方面的證據，尤其上述所指者，按照常理及經驗法則，在無須更多贅述下，本法院認為我們能毫無合理疑問肯定第一嫌犯至少作出了被指控關於其被指控的清洗黑錢罪的犯罪事實，因為第一嫌犯其實清楚了解本案的來龍去脈，清楚知悉涉案推廣籌碼是涉嫌人“D”、“E”等人詐騙被害公司所獲得（案中證據顯示該等涉嫌人根本從不打算歸還的)，其在這樣的情況下仍與該兩名涉嫌人商議如何幫助他們“洗碼”/“套碼”，以及實際上的確幫他們作出所商議的“洗碼”行為。因此，本法院認為第一嫌犯的否認辯解其實牽強及難以令人信服的（很多內容都與微信對話內容不符)，故足以認定有關事實。”；
4. Inconformado com a douta decisão proferida, o Recorrente alega a existência de err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elo Tribunal a quo, sustentando a violação o artigo 336 do CPP；
5. A questão central para a condenação do Recorrente pelo crime d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reside em determinar se ele participou no crime de “Burla” supostamente planeado por D, E, H e I, ou se tinha conhecimento ilícita das fichas de jogo em questão;
6. O Tribunal a quo decidiu absolver o Recorrente crime de “Burla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o que impede concluir que ele participou ou esteve envolvido no crime de “Burla”. Assim, resta averiguar se o Recorrente tinha conhecimento ilícita das fichas de jogo em questão;
7. Dos autos em questão não resulta qualquer prova concreta ou bastante que permita afirmar de mo inequívoco que o Recorrente, durante a troca as fichas de jogo (actividade frequentemente denominada de “洗碼” nos casinos de Macau), tinha prévio conhecimento da origem ilícita das referidas fichas;
8. Além disso, não havendo provas concretas para sustentar a acusação d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contra o Recorrente, o Tribunal a quo baseou-se em indícios constantes nos presentes autos, ara fundamentar sua convicção, que foram os seguintes: a) 第一嫌犯當初介紹H予G；b)發送H的個人資料及銀行月結單資料予G；c)第一嫌犯向“D”及“E”就是次事件提供建議及商議拿取涉案籌碼後跟第三嫌犯如何交收；d)第三嫌犯透過第一嫌犯交錢予I以取回涉案推廣籌碼；e)第一嫌犯隨後再獲第三嫌犯交予涉案籌碼並按“D”及“E”指示“洗碼”：f)本案發生後在面對G質問時扮作不認識H及I和不知發生何事；g)第一嫌犯跟“D”及“E”談及其手提電話已浸滿水開不到，故不會被他人知悉他們對話內容；h)第一嫌犯在事後要求G刪除二人之間的相關微信對內容以免被揭發當初出碼有問題；e i)第一嫌犯當初知悉“D”及“E”等人在澳洲的娛樂場以同樣方式作案並將籌碼帶回了港澳等，尤其第一嫌犯在本案發生後當晚曾跟F談及介紹客人予G時“咁俾兩個正常既，咁我都要賺返啲架嘛，咁梗係搵啲呃呃氹氹既客俾佢啦；
9. É verdade que o Recorrente tinha apresentado H e forneceu seus dados pessoais a G;
10. É também factual que o Recorrente ofereceu sugestões quanto aos métodos para a troca de fichas de jogo, além ter participado em discussões concretas sobre como receber tais fichas com esse propósito, considerando que troca de fichas é muito frequente em Macau e não constitui qualquer crime;
11. No entanto, não é verdade que o Recorrente tenha entregue dinheiro ao I em troca da aquisição das fichas de jogo em questão.
12. Este facto não foi discutido durante a audiência e de julgamento e não consta na matéria de facto descrita na acusação pública, nem foi aderido na mesma, ao abrigo do disposto do artigo 358 do CPP, sendo, portanto, desprovido de valor probatório sob o disposto no n.º 1 do artigo 336.º do CPP;
13. Alem disso, mesmo que este facto tivesse algum valor probatório, não demonstraria de forma inequívoca que o Recorrente tinha conhecimento prévio de que as fichas de jogo em questão foram adquiridas de forma fraudulenta, mediante a apresentação extratos bancário falsos para a abertura de uma conta de crédito na sala de VIP da ofendida-assistente por I ou outra pessoa qualquer;
14. Extractos mencionados, enviados em 25 de Julho de 2015 por H para o WeChat de G, através de fotografias (cfr fls. 416 v., mensagens n.º 864 e 865);
15. Do ponto de vista do Recorrente sempre pensava que aquelas fichas provinham d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de crédito celebrado entre a ofendida-assistente e I;
16. O Recorrente apenas prestou assistência aos seus clientes D e E na troca das fichas de jogo, sem: qualquer conhecimento prévio de que as fotografias dos extractos de conta bancária apresentados pelo H eram falsos e que e as fichas de jogo em questão foram obtidas de maneira ilícita;
17. O Recorrente admite que pediu G para apagar as mensagens, pois estava receoso de ser demitido caso sua entidade patronal descobrisse que ele estava prestar serviços de troca de fichas de outra sala de VIP e apresentar clientela a outra promotora de jogo concorrente;
18. No entanto, não é verdade que o Recorrente tenha fingido não conhecer H e I quando questionado pela G após a ocorrência dos factos;
19. Importa destacar, desde já, que apenas teve o seu primeiro contacto com I na data da ocorrência dos factos, antes disso, ele não o conhecia;
20. Nesse primeiro contacto, o Recorrente apenas o cumprimentou I e apresentou-lhe como a pessoa que o ajudaria a trocar as fichas de jogo. Esta foi a extensão da interacção entre eles;
21. O Recorrente não fingiu que desconhecia I; ele de facto o desconhecia antes daquele dia. Portanto, não havia necessidade de fingir desconhecimento, pois o desconhecimento era real;
22. Relativamente ao H, com todo o devido respeito, o Tribunal a quo cometeu um erro grave ao analisar as mensagens;
23. De acordo com a mensagens constantes das fls.580, mensagem n.º 3623, fica claro e inequivocamente demonstrado que o Recorrente já o conhecia. O conteúdo seguinte: “喂喂頭先F又炸鳩我呀，佢話佢攞唔到房，咁佢問攞唔攞到房俾佢，咁如果H唔住呢可唔可以俾H間房佢呀”；
24. Com todo o devido respeito, entendemos que o Tribunal a quo cometeu um erro significativo ao interpretar as mensagens trocadas entre o Recorrente e G;
25. Relativamente à mensagem sobre o dano do telemóvel, é facto que o Recorrente informou D e E que o seu telemóvel estava danificado devido submersão em água, o que impossibilitava o seu uso, assegurando, consequentemente, que o conteúdo das conversas entre eles não seria acessível a terceiros;
26. Com todo o devido respeito, entende-se que o Tribunal a quo interpretou erroneamente esta parte da mensagem e teve uma visão completamente distorcida da situação real;
27. Importa destacar que o mencionado telemóvel foi entregue voluntariamente pelo Recorrente ao Ministério Público, com o objectivo de colaborar na investigação e na descoberta da verdade (cfr. fls. 247 a 251 e 352 a 353 dos presentes autos), contendo diálogo com E e H (cfr. fls. 593 e 594 dos presentes autos);
28. Se o Recorrente tivesse conhecimento prévio, ou suspeitas, de que as fichas foram obtidas de maneira ilícita ou fraudulenta, ele não teria mantido essas mensagens até ser detido pelos agentes de polícia judiciária, nem teria entregado voluntariamente seu iPhone ao Ministério Público após a detenção.
29. Em termos lógicos, seria natural para qualquer pessoa suspeita, colocado na posição do Recorrente, ao descobrir a falsidade dos extractos bancário, apagar todas as mensagens com os indivíduos envolvidos na alegada fraude, além de não entregar provas que pudessem incriminá-lo.
30. A manutenção dessas mensagens até ao momento de sua detenção, seguida pela entrega voluntária do telemóvel contendo evidências relevantes para a descoberta da verdade, são indícios claros de que o Recorrente não conhecimento ou consciência da obtenção ilícita das fichas de jogo em questão, supostamente obtidas por I;
31. É importante notar que, tanto na fase de inquérito quanto na fase de julgamento e agora no recurso, o Recorrente sempre negou qualquer envolvimento nos crimes dos quais foi acusado pelo Ministério Público;
32. Se o Recorrente tivesse conhecimento ou mesmo suspeita de que as fichas de jogo foram adquiridas de maneira ilícita, ele teria apagado essas mensagens para se proteger antes de ser detido.
33. Este comportamento de não apagar as mensagens e cooperar voluntariamente entregando o telemóvel é apresentado como prova relevante de sua inocência, indicando que ele não tinha conhecimento nem consciência da natureza ilícita das fichas de jogo.
34. Outro argumento indiciário do Tribunal a quo foi o facto de “第一嫌犯當初知悉“D”及“E”等人在澳洲的娛樂場以同樣方式作案並將籌碼帶回了港澳等，尤其第一嫌犯在本案發生後當晚曾跟F談及介紹客人予G時“咁俾兩個正常既，咁我都要賺返啲架嘛，咁梗係搵啲呃呃氹氹既客俾佢啦”, em tradução livre temos o seguinte: “o 1.º arguido estava ciente de que D e E utilizaram o mesmo método para cometer crimes em casino na Austrália, trazendo fichas de jogo volta para Hong Kong e Macau, entre outros lugares. E em particular, na noite dos acontecimentos do presente caso, o 1.º arguido conversou com F sobre a apresentação de clientes a G, dizendo: “Então vou apresentar dois clientes normais, mas eu também preciso ganhar alguma coisa, então, claro, vou apresentar alguns clientes que possam ser enganados”;
35. Com o devido respeito, sobre este argumento, importa, desde já, destacar que o Tribunal a quo cometeu, novamente, um erro grosseiro na interpretação das mensagens e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a este respeito;
36. Nas conversas entre o Recorrente e seus clientes D e E, em especial com E, demonstra, efectivamente, que o Recorrente discutiu com ele sobre a possibilidade de troca de fichas de jogo do casino de Sydney, na Austrália, nomeadamente sobre o método e as condições de aceitação das fichas de jogo australiana e a forma de pagamento em caso de aceitação (vd fls. 288 a 289, mensagens n. Os 23 a 70, cujo teor de considera aqui reproduzido para todos os devidos efeitos legais );
37. Entre estas mensagens aqui reproduzidas, o Recorrente salientou que as fichas de jogo só seriam aceitas se não fossem reportadas como perdidas ( “因為佢話確保D碼無報失先至得” -vd. Fls. 289, mensagem n.º 65);
38. Perante esta mensagem transcrita, o E pode ter interpretado erroneamente o seu sentido real, julgando que o Recorrente estava apenas alertando-lhe de que as fichas de jogo teriam de ser verdadeiras;
39. Para esclarecer melhor o que se pretendia dizer, o Recorrente deu a seguinte explicação: “吾係呀，佢係要話D碼係真係兌到先，因為佢都係個度有戶口，咁佢就要確定D或者存左入楚去佢戶口呀或者之如此類個D呢，總之佢確定收左到D一百萬或者200萬碼呢，跟住佢就可以安排我地去香港又好澳門又好擺錢囉— mensagem n.º 67 das fls. 289, dos presentes autos；同埋佢話最好就叫我地提早比個期佢，即比如8月10號嘅咁就早少少話佢聽囉，因為如果一百萬都要500萬600萬現金佢都仲有，如果千幾萬的話呢佢要安排一下，即係吾係話今話要就即刻有，可能要2日佢轉番D錢-mensagem n.º 68 das fls. 289, dos presentes autos；因為呢我同佢講呢我話有個明友因為佢個客爭佢錢，跟住呢就比左D澳洲悉尼碼佢去當抵押，咁如果佢還吾到錢呢咁可能就要將呢筆碼轉番做現金，咁我就問佢核實你有冇戶口可以幫手，跟住佢，所以就話要確定D碼兒到先肯放現金比我地-mensagem n.º 69 das fls. 289, dos presentes autos.”
40. Perante as mensagens constantes nos presentes autos, referentes às fichas de jogo do casino de Sydney, não se apresentam minimamente provas concretas ou precisas para demonstrem, de forma inequívoca, que o D e E utilizaram o mesmo método (mediante a entrega de documentos falsos para abertura de uma conta de crédito) para enganar o casino de Sydney na concessão de crédito mediante a entrega de fichas de jogo;
41. O Recorrente estava ciente apenas de que o D e E haviam retirado as fichas de jogo do Casino de Sydney com o objectivo de convertê-las em numerário, o que, por si só, não constitui qualquer tipo de crime;
42. Além disso, se o Recorrente se envolvesse ou prestasse assistência na conversão dessas fichas em dinheiro, por meio da aquisição destas por parte de seu cliente, poderia receber uma comissão financeira deles;
43. Do ponto de vista objectivo na análise crítica dessas mensagens, não há nada que indique que o Recorrente sabia qual método foi utilizado por eles na obtenção de crédito, concedido pelo Casino de Sydney, por meio de fichas de jogo mortas;
44. Com todo a devida consideração, afirmar que o Recorrente tinha conhecimento de que D e E tenham utilizado o mesmo método para enganar o Casino de Sydney carece de prova concreta;
45. A alegação de que o Recorrente tinha conhecimento específico de que D e E empregaram o mesmo método para ludibriar o Casino de Sydney não possui evidências substanciais ou concretas que a respaldem;
46. Por sua vez, este alegado facto também não foi objecto de discussão durante a audiência e de julgamento, por não constar na acusação pública nem ter sido a ela aderido na mesma;
47. Também importante salientar que nenhuma das mensagens entre o Recorrente o E, relativas às fichas de jogo do Casino de Sydney, foi apresentada, quer pela parte acusadora, Ministério Público, quer pelo Tribunal, e examinada durante a audiência e de julgamento;
48. Ora, bem sabemos que tais mensagens constam nos autos; contudo, não basta que estejam ali anexadas, é necessário que sejam apresentadas e examinadas durante a audiência e de julgamento, para que tenham valor de prova para a formulação de uma convicção;
49. Pois, na fase da produção da prova, em sede da audiência e de julgamento, cabe à parte acusadora o ónus de apresentar e examinar tais provas constantes nos autos. Esta apresentação e exame devem ser efectivos, não basta considerar que foram apresentados e examinados de forma superficial;
50. Não fazia sentido, segundo o nosso sistema jurídico processual criminal, a parte defensora exigir que a defesa apresente essas mensagens para provar que não cometeu crime;
51. Como essas mensagens constantes nos autos não foram apresentadas e examinadas efectivamente na audiência e de julgamento, para o Recorrente, não há qualquer valor probatório que possa ser considerado na formulação de uma convicção;
52. Ao buscar tal facto para formular a convicção, o Tribunal a quo violou manifestamente o artigo 336.º do CPP e o princípio de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53. Relativamente à segunda parte deste argumento indiciário ( “(…)尤其第一嫌犯在本案發生後當晚曾跟F談及介紹客人予G時“咁俾兩個正常既，咁我都要賺返啲架嘛，咁梗係搵啲呃呃氹氹既寄俾佢啦- em tradução livre temos: “E em particular, na noite dos acontecimentos do presente caso, o 1.º arguido conversou com F sobre a apresentação de clientes a G, dizendo: Então vou apresentar dois clientes normais, mas eu também preciso ganhar alguma coisa, então, claro, vou apresentar alguns clientes que possam ser enganados”, importa destacar, desde já, que esta declaração do Recorrente não requer uma interpretação crítica para provar que ele tinha conhecimento da origem ilícita das fichas de jogo em questão;
54. A menção feita pelo Recorrente de que poderia apresentar clientes que seriam facilmente enganados (por exemplo: voucher de hotel, bilhetes de barco, bilhetes de concerto musical, e entre outras facilidades fornecidas pela sala de VIP a favor dos seus clientes), não prova que ele tinha conhecimento da origem ilícita das fichas de jogo em questão;
55. A declaração simplesmente refere-se pequenos enganos, sem implicar qualquer conhecimento sobre qualquer actividade ilegal relacionada às fichas de jogo;
56. Essa declaração indica que o Recorrente não tinha qualquer intenção de ludibriar ou enganar G ao apresentar clientes. Pelo contrário, ele o fez isso com o propósito de obter vantagens ou benefícios específicos ao introduzir clientes para ela;
57. É importante consideração que no círculo dos casinos existem vários tipos de clientes, incluindo de VIP (que costumam apostar grandes quantias e dar gorjetas generosas), clientes corteses (que não fazem muitas exigências nem cancelam compromissos), clientes agradáveis, clientes problemáticos (facilmente insatisfeitos e propensos a reclamações), clientes avarentos e alguns que poder ser facilmente enganados;
58. Com base na psicologia dos jogadores, desde que sejam atraídos para o casino, independentemente do método utilizado (como oferecer estadias em hotéis, bilhetes para barco, refeições ou ingressos para shows), eles acabarão por apostar uma quantia significativa em Macau;
59. Portanto, os agentes de relações públicas das salas de VIP (doravante designado por “PR”) podem obter benefícios desses clientes, como estadias em hotéis, bilhetes para barco, refeições ou ingressos para shows. Esta é a prática tácita dos PR para ganhar dinheiro;
60. Tanto o Recorrente quanto G utilizavam essas práticas, como pode ser verificado nas mensagens presentes nos autos que incluem a emissão de bilhetes para barco, uso de pontos de cliente e/ou obtenção de fichas de jogo, conforme descritos nas fls. 482 a 483 mensagem n.ºs 290 a 301 e 344, fls. 483 mensagem n.º 344, fls. 518 mensagem 1434, fls.564 mensagens 2999 a 3002, fls. 566 mensagem n.º 3099, fls. 567 mensagem n.ºs 3117 a 3122, fls. 568 mensagem n.º 3123 a 3145, fls. 575 mensagens n.ºs 3435 a 3440;
61. Com base em todo o exposto, argumentamos que a decisão agora recorrida incorre claramente no vício de err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 viola o artigo 336.º do CPP, implicando igualmente um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e livre apreciação das provas;
62. O Tribunal a quo fundamentou-se em factos que não justificam de forma clara e segura de que o Recorrente tivesse conhecimento prévio da origem ilícita das fichas de jogo em questão, e interpretou de maneira manifestamente errada, de forma objectiva, o sentido real das mensagens em questão;
63. Além disso, o Tribunal baseou-se em elementos que não foram apresentados, examinados, ou discutidos durante a audiência e de julgamento; consequentemente, tais provas não possuem qualquer valor para fundamentar a sua convicção;
64. A utilização de tais factos não apresentados, examinados e discutidos durante a audiência e de julgamento constitui uma violação flagrante do artigo 336. o do CPP, o que implica igualmente, um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e livre apreciação das provas;
65. Dado que estes factos não foram apresentados, examinados nem discutidos durante a audiência e de julgamento, não há possibilidade de renovar tais provas por não existir documentação das declarações orais perante o tribunal colectivo; e
66. Portanto, com base nos elementos constantes nos autos e na análise efectuada no presente recurso, requer-se que o recurso seja julgado procedente, absolvendo o Recorrente do crime d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e exonerando-o do pagamento de indemnização à ofendida-assistente.
Nestes termos e nos demais de Direito, deverá ser dado provimento ao recurso em apreço e, por via dele, ser absolvido o Recorrente do crime d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e exonerando-o do pagamento de indemnização à ofendida-assistent, tudo com as legais consequências, assim fazendo V. Exas. a habitual JUSTIÇA!

2 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Por acórdão datado de 3 de Maio de 2024, foi o Recorrente condenado (i) na pena de três anos de prisão, peta prática de um crime d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suspensa na sua execução por quatro a anos, na condição de, no prazo de três meses a contar do trânsito em julgado da douta declsão, pagar aquantia de MOP50.000,00 (cinquenta mil patacas) à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ail de Macau, bem como (ii) nó pagamento da quantia de HKD2.260.000,00 (dois milhões e duzentos e sessenta dólares de Hong Kong), equivalênte a MOP2.327.800,00 (dois milhões, trezentas e vinte e sete mil e oitocentas patacas) à Demandante, a título de indemnização - sendo o remanescente pago através cios valores apreéndidos nos autós - acrescido de juros legais.
2. Inconformado com a decisão, vem o Recorrente alegar que o acórdão padece do vício de err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 viola o artigo 336.º do CPP.
3. Acontece que, salvo melhor opinião, a douta dectsão proferida não enferma de qualquer vício.
4. Alega o Recorrente que Tribunal a quo não féz uma correcta interpretação da prova produzida nos autos, concluindo pelo conhecimento prévio que o Recorrente tinha da origem ilícita das fichas de jogo em questão.
5. Ora, como se pode verificar no juízo sobre a factualidade efectuado pelo Tribunal a quo, este formou a sua convicção com base no depoimento das arguidos, no depoimento das testemunhas, nos objectos apreendidos, assim como na troca de mensagens entre os envolvidos, nas gravações e nas filmagen captadas, entre muitas outras provas junto aos autos, recorrendo ao uso de raciocínios lógicos e às regras da expetiência.
6. Nesta conformidade, entende a Assistente que o Tribunal a quo fez uma adequada interpretação e valoração das provas, o raciocínio crítico que fez afigura-se lógico, ponderado e coerente, com respeito pel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7. Na verdade, segundo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não teria o Recorrente usado um método tão sinuoso para obter dos agentes da burla as fichas de jogo em questão (e depois convertê-las: em fichas negociáveis, ocultando ou dissimulando assim a sua origem ilícita) se ele não tivesse prévio conhecimento de todo o esquema montado pelos restantes arguidos e terceiros:
8. Muito menos teria o Recorrente, após o sucedido, assegurado aos agentes da burla a não acessibilidade das suas conversas a terceiros (devido à submersão em água do seu telemóvel), senão com o propósito de ocultar os actos praticados.
9. Face ao exposto, salvo melhor entendimento, a versão apresentada pelo Recorrente, atenta a normalidade das coisas e a lógica do homem médio, conjugada com os elementos probatórios existentes nos autos, tal como decidiu (e bem) o Tribunal a quo, não merece a mínima credibilidade.
10. Além do mais, gozando o julgador do poder de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tal como consagrado no artigo 114.º do CPP, a convicção formada pelo Tribunal a quo não é passível de qualquer crítica. In casu, o Recorrente limita-se a discordar da decisão do Tribunal a quo,
11. mas tal não é suficiente para se lhe atribuir qualquer vício.
12. Ensina o Tribunal de Última Instância, no acórdão n.º 16/2000 de 16/03/2001, que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xiste quando se dão como provados factos incompatíveis entre si, isto é, que o que se teve como provado ou não provado está em desconformidade com o que realmente se provou, ou que se retirou de um facto tido como provado uma conclusão logicamente inaceitável, O erro existe também quando se violam as regras sobre o valor da prova vinculada ou as legis artis. E tem de ser um erro ostensivo, de tal modo evidente que não passa despercebido ao comum dos observadores.”
13. Assim, ter-se-á de concluir que a decisão ora posta em crise não incorre no alegado vício de err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14. No que concerne à violação do artigo 336.º do CPP, ao contrário do alegado pelo Recorrente, os elementos probatórios em que o Tribunal a quo baseou a sua convicção foram todos produzidos ou examinados em sede de audiência, pelo que, também este argumento terá de falecer,
15. devendo, em consequêricia de tudo o supra exposto, ser o recurso julgado totalmente improcedente.
Termos em que, e nos mais de Direito, deve o recurso interposto por A ser julgado improcedente, com as devidas consequências legais:

3 及涉嫌人“D”。
4 及涉嫌人“D”。
5 按照民事起訴狀的已證事實。
6 結合民事起訴狀的已證事實。
7 及涉嫌人“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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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2024 p.3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