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174/2025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6年1月29日
主要法律問題：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法律適用
摘 要
1.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除了聽取及宣讀了上訴人以及第一嫌犯在審判聽證中及在檢察院所作的聲明，亦在審判聽證中聽取了案中證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的事實做出判斷。
2. 原審法庭是在對庭審中出示的證據作出客觀、全面、合理分析後形成的心證，而該等證據結合起來完全可以合理地支持原審法庭認定其行為時是知悉彼等已離婚的事實的，那麼，上訴人便是在明知的情況下作出的行為。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174/2025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6年1月29日
一、案情敘述
於2024年12月18日，第二嫌犯A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2-24-0187-PCC號卷宗內被裁定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配合第1款及《澳門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共犯)，被判處兩年九個月的徒刑，准予暫緩兩年執行，作為緩刑義務，第二嫌犯須於判決確定後3個月內向本特區政府支付20,000澳門元（兩萬澳門元）的捐獻。
第二嫌犯A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1
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 在本案，原審法庭對事實的判斷主要建基於所有於審判聽證中提供的證據進行整體、積極分析及比較後而得出，尤其是嫌犯聲明、證人證言以及在庭上對載於本卷宗內所有書證，及有關筆錄的審閱。
2. 根據普遍司法見解，如果在審查證據時從某事實中得出的結論無法接受，又或者違反限定或確定證據價值的法律規定，又或者違反經驗或職業準則，就存在審查証據方面的明顯錯誤，但該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不可能不被一般留意的人所發現。在本案，原審法庭沒有違反以上的規定及準則。
3. 在本案庭審中，雖然上訴人(第二嫌犯)不承認明知己和第一嫌犯離婚，仍作出有關維持夫妻關係申報聲明，但第一嫌犯在庭審中則承認指控，經出示案卷第12頁的申報聲明書，第一嫌犯確認由其本人及第二嫌犯簽名，並稱當時上訴人(第二嫌犯)知悉兩人已離婚及第一嫌犯已和另一名女子再婚，但上訴人(第二嫌犯)要求他協助辦理有關居留澳門事宜，故出於為幫助上訴人(第二嫌犯)及兒子的目的，便與上訴人(第二嫌犯)一起簽署了上述維持夫妻關係的聲明書，第一嫌犯並表示其與上訴人(第二嫌犯)離婚手續是由他辦理，但上訴人是清楚知悉的。
4. 在這，且先了解一下“婚姻夫妻關係”的概念：在現代社會，是指一對男女從不相識到身心接近、互相了解，最後結婚共建家庭、共同生活、相親相愛的關係。這關係甚至比男女原生家庭其他成員更密切，因多了性關係，以傳宗接代，並由此衍生與子女的親子關係。以上“婚姻夫妻關係”概念是普世的，現代社會任何國家、地區包括美國、澳洲、中國的家庭普遍都是以這為一種家庭婚姻夫妻相處文化。
5. 又根據澳門《民法典》第四卷《親屬法》的第1532至1537條，規定了夫妻雙方之間須互相尊重、忠誠、同居、合作及扶持。這同樣彰顯了夫妻關係是同食同住、互敬互愛的關係。
6. 在本案，上訴人(第二嫌犯)和第一嫌犯分居多年，感情已淡，形同陌路人，連第一嫌犯辦理離婚手續都是獨自一人，和上訴人沒有太多溝通，甚至第一嫌犯後來與另一女子結婚。這樣，一般正常人都可看出，兩名嫌犯是斷裂了夫妻關係，因此，在2015年7月2日向澳門貿促局提交與第一嫌犯的結婚證明及簽署與第一嫌犯“持續婚姻關係聲明書”時，上訴人應該知悉其與第一嫌犯根本沒有持續婚姻夫妻關係，即使如上訴人所述，上訴人在向澳門貿促局交上述聲明書前還未獲悉或收到澳洲法院通知的離婚判決。
7. 在本案庭審上，招商投資促進局(前貿促局)證人稱，透過身份證明局轉介，發現了上訴人(第二嫌犯)和第一嫌犯的離婚證明書，證人表示申請人必須仍然維持夫妻關係及作出申報聲明，才能獲得逗留許可及獲得身份證的。
8. 於是，在本案，很明顯，上訴人(第二嫌犯)至少明知和第一嫌犯分居多年，感情已淡，己沒有維持夫妻關係多年，仍故意聯同第一嫌犯作出“仍維持夫妻關係”的申報聲明，以便以第一嫌犯的專業技術人員居留許可申請惠及的家團成員身份持“臨時居留許可”已滿七年的上訴人(第二嫌犯)成功取得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9. 這樣，上訴人(第二嫌犯)及第一嫌犯故意向當局提交載有與事實不符的持續婚姻關係聲明書的行為使貿促局在受瞞騙下向上訴人發出臨時居留許可的確認聲明，再由上訴人向澳門身份證明局提交上述確認聲明及申報其配偶為第一嫌犯，使澳門身份證明局在受瞞騙下向上訴人發出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上訴人和第一嫌犯的上述行為影響該類文件的公信力及其在一般關係中所傳遞的安全及信心，並損害澳門特別行政區及第三人的利益。
10. 因此，在本案，無論在主觀上，或客觀上，上訴人的行為均符合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配合第1款及《澳門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共犯)的構成要件。原審法庭對有關事實的認定及作出有罪判決是合理的、合法的。也因此，原審法庭所審查的證據是正確的，沒有明顯錯誤，沒有違反一般經驗法則，即被上訴判決不沾有審查證據明顯錯誤的瑕疵(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c)項)。
基於此，檢察院建議判處上訴人上訴理由不成立，應予駁回，並維持原審法庭的決定。
敬請尊敬的法官閣下，一如既往作出公正審判！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司法官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約於2008年，第一嫌犯B向當時的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下稱“貿促局”，現已合併為招商投資促進局）申請專業技術人員居留許可，該申請惠及的家團成員包括其配偶第二嫌犯A，2008年5月27日，兩名嫌犯首次獲批臨時居留許可，有效期至2011年5月27日，兩名嫌犯憑上述臨時居留許可取得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2. 2010年5月26日，經向貿促局申請，兩名嫌犯獲批准臨時居留許可續期至2014年5月27日，兩名嫌犯憑上述臨時居留許可續期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3. 2014年7月7日，經向貿促局申請，兩名嫌犯獲批准臨時居留許可續期至2017年5月27日，兩名嫌犯憑上述臨時居留許可續期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4. 2015年1月19日，兩名嫌犯在澳洲離婚。
5. 2015年6月12日，第一嫌犯與C在澳洲登記結婚。
6. 由於第二嫌犯的臨時居留許可於2015年5月27日已獲批滿七年，為著成功辦理第二嫌犯的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兩名嫌犯決意向當局虛報二人仍維持婚姻關係，2015年7月2日，第一嫌犯為第二嫌犯向貿促局提交一份確認聲明申請書，同時，兩名嫌犯向貿促局遞交兩人的結婚證明及一份持續婚姻關係聲明書，當中聲明兩名嫌犯仍維持夫妻關係，並由兩名嫌犯簽署確認。
7. 事實上，兩名嫌犯清楚知悉上述持續婚姻關係聲明書的內容與事實不符，二人早於2015年1月19日已離婚，且第一嫌犯已於同年6月12日與他人登記結婚，但為著第二嫌犯成功取得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仍向貿促局作出不實申報。
8. 2015年7月21日，貿促局在受欺瞞下向第二嫌犯發出臨時居留許可的確認聲明。2015年7月27日，第二嫌犯憑該確認聲明向澳門身份證明局申請更換為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當時，第二嫌犯向澳門身份證明局報稱其配偶為第一嫌犯，並在身份證申請書上簽署確認，同日，第二嫌犯成功取得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9. 2023年8月24日，第二嫌犯向澳門身份證明局申請更改婚姻狀況為離婚，澳門身份證明局發現第二嫌犯遞交的一份離婚判決書中顯示兩名嫌犯於2015年1月19日已離婚，並將此事通知貿促局，因而揭發本案。
10. 兩名嫌犯意圖妨礙澳門特別行政區打擊非法移民法律的效力，為著使以第一嫌犯的專業技術人員居留許可申請惠及的家團成員身份持臨時居留許可已滿七年的第二嫌犯成功取得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兩名嫌犯明知二人已離婚，且第一嫌犯已與他人結婚，仍故意向當局提交載有與事實不符的持續婚姻關係聲明書，從而使貿促局在受欺瞞下向第二嫌犯發出臨時居留許可的確認聲明，再由第二嫌犯向澳門身份證明局提交上述確認聲明及申報其配偶為第一嫌犯，使澳門身份證明局在受欺瞞下向第二嫌犯發出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兩名嫌犯的行為影響該類文件的公信力及其在一般關係中所傳遞的安全及信心，並損害澳門特別行政區及第三人的利益。
11. 兩名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且清楚知道其行為是被法律禁止及處罰的。
12. 嫌犯知悉其行為是澳門法律所禁止和處罰的。
此外，還查明：
13. 第一嫌犯B表示具有中學九年級的學歷，馬匹訓練員，每月收入為10,000澳門元，妻子在職，育有六名子女（其中四名已成年，兩名未成年）。
14. 第二嫌犯A表示具有大學一年級的學歷，自由業工作者，每月收入500元至5,000澳門元，育有兩名子女（均已成年）。
15. 根據嫌犯的最新刑事記錄顯示，兩名嫌犯均屬於初犯。
未能證明的事實：沒有。
原審法院在判案理由中作出如下說明：
“8月2日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1款及第2款規定：
“一、意圖妨礙本法律產生效力，以《刑法典》第二百四十四條第一款a及b項所指任一手段，偽造身份證或其他證明身份的公文書，偽造護照、其他旅行證件及有關簽證，或任何其他進入或逗留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所需法定文件，又或偽造許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居留的證明文件者，處二年至八年徒刑。
二、意圖取得任何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逗留或許可居留所需法定文件，而以上款所指手段，偽造公文書、經認證的文書或私文書，又或作出關於行為人本人或第三人身份資料的虛假聲明者，處相同刑罰。”
8月16日第16/2021號法律第75條第1款及第2款規定：
“一、意圖妨礙本法律的效力，以《刑法典》第二百四十四條第一款a項及b項規定的任一手段，偽造身份證或其他證明身份的公文書，偽造護照、其他旅行證件及簽證，偽造入境及逗留所需的任何法定文件，又或偽造許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居留的證明文件者，處兩年至八年徒刑。
二、意圖取得入境澳門特別行政區、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逗留或許可居留所需的任何法定文件而以上款所指手段偽造公文書、經認證的文書或私文書，又或作出關於行為人本人或第三人身份資料的虛假聲明者，處與上款所定相同的刑罰。”
8月16日第16/2021號法律第78條規定：
“以使他人或本人取得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居留許可或逗留特別許可作為決定性動機而虛偽結婚、事實婚、收養或訂立勞動合同，並向澳門特別行政區當局辦理相關申請手續者，處兩年至八年徒刑。”
《澳門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規定：
“一、意圖造成他人或本地區有所損失，又或意圖為自己或他人獲得不正當利益，而作出下列行為者，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
b) 使法律上之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文件上；或＂
第一嫌犯B承認指控，經出示卷宗第12頁的聲明書，第一嫌犯確認由其本人及第二嫌犯簽名，當時第二嫌犯知悉兩人已離婚及其（第一嫌犯）已再婚，但第二嫌犯要求他協助，所以為了幫助第二嫌犯及為了兒子，便簽署了上述維持夫妻關係的聲明書，堅稱事件中沒有獲得利益；第一嫌犯表示雖然離婚手續是由他辦理，但第二嫌犯是清楚知悉的；此外，第一嫌犯表示後悔，要求從輕處理。
第二嫌犯A否認指控，並表示雖然兩人當時已分居多年，但認為兩人在法律上仍然是夫妻，確認卷宗第12頁的文件是由其本人所簽署，但當時並不知悉第一嫌犯已完成離婚手續，第二嫌犯表示第一次獲悉離婚是2015年9月到澳洲參加兒子的畢業禮時，是第一嫌犯告訴她的，並叫她到當局查找有關資料；第二嫌犯表示簽署卷宗第12頁的聲明書時並不知悉第一嫌犯有否辦理離婚手續，儘管兩人當時已分居。
（辯方）證人D講述了第一嫌犯的為人，但不清楚第一嫌犯的婚姻背景。
證人E（招商投資促進局）講述了其知悉的情況，並表示個案是透過身份證明局所轉介，因發現兩名嫌犯的離婚證明書，證人表示申請人必需仍然維持夫妻關係及作出申報，才能獲得逗留許可及獲得身份證。
司警證人F講述了其所參與的調查工作，包括向當時的貿促局提取資料。
（辯方）證人G講述了第二嫌犯的為人，並相信她不會做違法的事情。
（辯方）證人H講述了第二嫌犯的為人，並相信她不會做違法的事情。
卷宗第2頁至第199頁載有兩名嫌犯在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的檔案資料。
根據卷宗第10頁的回覆結果，兩名嫌犯於2015年1月19日離婚。
卷宗第257頁至第283頁載有第二嫌犯在身份證明局的檔案資料。
在對案中的證據作出綜合及邏輯的分析後，兩名嫌犯對事件各執一詞，第一嫌犯承認指控，並表示在簽署卷宗第12頁的文件時，第二嫌犯知悉兩人已離婚；然而，第二嫌犯卻表示當時並不知悉兩人已離婚。
本院認為，根據證人E的證言，兩名嫌犯當時必須維持夫妻關係並作出這一聲明，第二嫌犯才會獲得續期及簽發身份證。
由此可見，第二嫌犯在事件當中存在利害關係及犯罪的動機。
本院認為，第一嫌犯當時清楚知悉自己已離婚並再婚，其實沒有必要隱瞞實情，除非正如第一嫌犯所指，當時是為了協助第二嫌犯取得永久性的澳門居民身份證及為了兒子才甘願作出不實的聲明。
因此，本院認為第一嫌犯所聲稱的事實版本更為合理及可信。
反之，第二嫌犯已與第一嫌犯分居多年，難道還不清楚其與第一嫌犯的關係？！更何況第一嫌犯在2015年6月12日已另結婚姻。
本院認為，考慮到第一嫌犯的聲明及案中的其他證據，本院認為證據充分且足夠，足以認定兩名嫌犯在簽署卷宗第12頁的聲明書時，知悉兩人已經離婚，但為著第二嫌犯獲發永久性的澳門居民身份證，兩名嫌犯便共同合作，就維持夫妻關係一事作不實的聲明。
至於辯方所提到的犯罪定性問題（辯方認為針對兩名嫌犯的行為，應以第6/2004號法律第19條所指的作虛假聲明罪來論處），本院認為，比照終審法院在第19/2022號案件當中所作出的統一司法見解，兩名嫌犯共同簽署維持夫妻關係聲明書，藉此虛報兩人的夫妻關係，並不是單純的虛假聲明行為，而是應以偽造文件罪來論處。
再者，不論是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所規定的偽造文件罪，又還是第16/2021號法律所規定的相應犯罪，這種不實的聲明行為也被列作為構成偽造文件罪的罪狀要件。
考慮到兩名嫌犯實施有關行為的目的是為著讓當時持有非永久澳門居民身份證的第二嫌犯取得永久性澳門居民身份證，基於此，兩人的行為應以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的偽造文件罪來論處。
基於此，檢察院的控罪並無不妥，故予以採納。
綜上，控訴書的事實均獲得證實，根據有關的已證事實及上述理由，第一嫌犯B及第二嫌犯A是直接共同正犯，其故意及既遂的行為，已觸犯了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配合第1款及《澳門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共犯），均判處罪名成立。”
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法律適用
1. 上訴人A(第二嫌犯)提出，原審法院認定事實第6、7、10、11及12點時存在審查證據明顯錯誤以及違反疑罪從無原則，認為卷宗內並無任何證據可以證明其在簽署卷宗第12頁的文件時，已知悉澳洲法院已作出離婚判決，相反卷宗第332頁起之資料可證明其於2015年9月18日方知悉離婚事宜，並且認為原審法院採信第一嫌犯的聲明未能確實上訴人知悉離婚判決的時間點，繼而認為應當改判上述事實不獲證實並開釋上訴人，或將卷宗發還重審。因此，原審法院判決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除了聽取及宣讀了上訴人以及第一嫌犯在審判聽證中及在檢察院所作的聲明，亦在審判聽證中聽取了案中證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上述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的事實做出判斷。
上訴人認為在欠缺其他文件證據下，單憑第一嫌犯的聲明，原審法庭不應認定上訴人在簽署相關申報聲明時已知悉第一嫌犯已辦理了離婚手續。
然而，《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所規定的上訴理據是針對原審法院對審查證據的決定，且須出自案卷所載資料，尤其是判決本身，而並非對相關證據作出重新分析審理。
原審法院從第一嫌犯行為的合理性而更採信第一嫌犯對事實的聲明。相關的認定不患有任何錯誤。從經驗法則及邏輯的角度考慮，原審法院所審查的證據可客觀、直接及合理地證明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而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的任何錯誤，亦沒有違反“存疑無罪”原則。
事實上，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其對法庭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來試圖質疑法官的自由心證，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當然，不受質疑的自由心證必須是在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
但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未違背以上所提到的任何準則或經驗法則，因此，上訴人不能僅以其個人觀點為由試圖推翻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2. 上訴人A(第二嫌犯)(嫌犯)亦提出，即使其行為在客觀上符合犯罪構成要件，但其主觀上並無犯罪故意，最多僅能認定為《刑法典》第14條b)項所指的無意識過失，由於偽造文件罪屬於故意犯罪，並不處罰過失行為，因此原審法院判處其觸犯偽造文件罪的決定屬於法律適用錯誤。
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規定：
“一、意圖妨礙本法律產生效力，以《刑法典》第二百四十四條第一款a及b項所指任一手段，偽造身份證或其他證明身份的公文書，偽造護照、其他旅行證件及有關簽證，或任何其他進入或逗留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所需法定文件，又或偽造許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居留的證明文件者，處二年至八年徒刑。
二、意圖取得任何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逗留或許可居留所需法定文件，而以上款所指手段，偽造公文書、經認證的文書或私文書，又或作出關於行為人本人或第三人身份資料的虛假聲明者，處相同刑罰。
三、使用或占有以上兩款所指偽造文件者，處最高三年徒刑。”
《刑法典》第14條規定：
“行為人屬下列情況，且按情節行為時必須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為過失：
ａ）明知有可能發生符合一罪狀之事實，但行為時並不接受該事實之發生；或
ｂ）完全未預見符合一罪狀之事實發生之可能性。”
《刑法典》第244條規定：
“一、意圖造成他人或澳門特別行政區有所損失，又或意圖為自己或他人獲得不正當利益，而作出下列行為者，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ａ）製造虛假文件，偽造或更改文件，又或濫用他人之簽名以製作虛假文件；
ｂ）使法律上之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文件上；或
ｃ）使用由他人製造、偽造或更改之以上兩項所指之文件。
二、犯罪未遂，處罰之。”
根據原審已證事實：
“兩名嫌犯意圖妨礙澳門特別行政區打擊非法移民法律的效力，為著使以第一嫌犯的專業技術人員居留許可申請惠及的家團成員身份持臨時居留許可已滿七年的第二嫌犯成功取得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兩名嫌犯明知二人已離婚，且第一嫌犯已與他人結婚，仍故意向當局提交載有與事實不符的持續婚姻關係聲明書，從而使貿促局在受欺瞞下向第二嫌犯發出臨時居留許可的確認聲明，再由第二嫌犯向澳門身份證明局提交上述確認聲明及申報其配偶為第一嫌犯，使澳門身份證明局在受欺瞞下向第二嫌犯發出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兩名嫌犯的行為影響該類文件的公信力及其在一般關係中所傳遞的安全及信心，並損害澳門特別行政區及第三人的利益。
兩名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且清楚知道其行為是被法律禁止及處罰的。”
檢察院助理檢察長在意見中有如下分析：
“上訴人指其不存在犯罪故意，僅能認定其為過失顯然沒有合理證據支持。相反，原審判決基於聽證中審查的證據作出之認定符合常理。
根據刑法原理，故意的心理態度是由特定的認識要素和意志要素結合形成的。故意的認識要素，指的是行為人對其實施的違法行為內容的明知，即行為人已認識到其行為符合特定犯罪構成要件的客觀事實。故意的意志要素，指的是行為人實現其認識內容(違法事實)的心理意思或意欲，其乃決定行為人最終如何行為的內心因素。
如上所述，原審法庭是在對庭審中出示的證據作出客觀、全面、合理分析後形成的心證，而該等證據結合起來完全可以合理地支持原審法庭認定其行為時是知悉彼等已離婚的事實的，那麼，上訴人便是在明知的情況下作出的行為”。
本院同意上述分析。
因此，原審法院裁定上訴人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偽造文件罪的裁決正確，應予以維持。
故此，上訴人的上述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裁決。
判處上訴人繳付4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上訴的訴訟費用。
著令通知。
2026年1月29日
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周艷平
(第一助審法官)
簡靜霞
(第二助審法官)
1 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O objecto do presente recurso ordinário é a específica parte do Acórdão proferido pelo Tribunal a quo, nos termos do qual decidiu considerar como provados, no que à ora Recorrente concerne, os factos n.º 6, 7, 10, 11 e 12, determinando a errada - ressalvado o devido respeito, que é muito! - condenação da Recorrente pela prática, em co-autoria material, na forma consumada, de um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p. e p. por via do n.º 2 do artigo 18.º da Lei n.º 6/2004, em conjugação com a alínea b), do n.º 1 do artigo 244.º do Código Penal, a uma pena de prisão de 2 anos e 9 meses, suspensa na sua execução por 2 anos, acrescida de uma indemnização à R.A.E.M., no montante de MOP20.000,00, enquanto cumprimento de dever imposto ex vi do artigo 49.ª do Código Penal.
2. O enquadramento factual relevante para a discussão da presente causa encontra-se - aos olhos da Recorrente e ressalvado o devido respeito - inquinado, por excesso manifesto, uma vez que a factualidade descrita nos factos n.º 6, 7, 10, 11 e 12, no que à Recorrente diz respeito, jamais poderia ser dada como provada, uma vez que inexistem elementos probatórios nos autos (salvo melhor e fundamentada opinião) que permitissem ao Tribunal a quo concluir de tal modo, afigurando-se à ora Recorrente que o Acórdão assenta a sua decisão em meras conclusões de facto, ao arrepio das regras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e d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3. Tanto quanto pôde a Recorrente aquilatar, o Tribunal a quo baseia a sua posição relativamente aos factos que envolvem a Recorrente em “考慮到第一嫌犯的聲明及案中的其他證據”(numa tradugao livre, “nas declarações do 1.º Arguido e noutras provas do processo”), fundamentação essa que apenas se poderá reputar como insuficiente e algo lacónica, uma vez que não permite à ora Recorrente perceber e inteligir, na íntegra, o iter decisório do Tribunal a quo.
4. Em primeiro lugar, as declarações do 1.º Arguido oferecem-se às mais diversas interpretações, sendo pautadas por uma deriva de pensamento que, à luz das regras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jamais deveriam permitir assacar das mesmas qualquer responsabilidade criminal à ora Recorrente, considerando-se como claramente insuficientes para erigir uma qualquer convicção quanto a uma eventual conduta criminosa por parte da ora Recorrente.
5. Verifica-se da prova produzida que foi o 1.º Arguido quem, em exclusivo, tratou dos procedimentos de divórcio junto do Federal Circuit Court of Australia, assim como foi este o único dos Arguidos que esteve presente junto desse mesmo tribunal nas diligências presenciais. Para além disso, o 1.º Arguido não foi capaz de confirmar se a Recorrente sabia da existência do processo de divórcio, nem tão-pouco quando foi a mesma notificada da decisão proferida no âmbito do mesmo.
6. Para além disso, o 1.º Arguido não nega a possibilidade de ter sido apenas no dia do jantar de formatura do filho de ambos os Arguidos (18 de Setembro de 2015) que aquele informou, pela primeira vez, a ora Recorrente de que havia sido proferida decisão do divórcio.
7. Inexistem nos autos quaisquer documentos que demonstrem que a ora Recorrente, de facto, sabia da decisão proferida pelo Federal Circuit Court of Australia à data em que assinou o documento de fls. 12 dos autos - a saber, 02 de Julho de 2015 -, como existem documentos que apontam claramente no sentido de que apenas em Setembro de 2015 o conhecimento de tal decisão foi trazido à atenção da ora Recorrente, tendo sido a Recorrente capaz de juntar aos autos - quase 10 anos depois! - documentos em suporte da sua argumentação factual, conforme se pode extrair de fls. 332 e seguintes, para cujo teor respeitosamente se remete V. Exas..
8. Reputa-se como fiel à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as quais devem nortear 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consagrado no artigo 114.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que uma pessoa se lembre, de forma pormenorizada, de um evento traumático - como aquele que configura a tomada de conhecimento do término de uma relação conjugal com 25 anos, como é o caso dos autos -, sendo a ora Recorrente capaz de precisar, com detalhe, onde e quando tomou conhecimento do facto sobre o qual gravita a decisão do processo sub judice.
9. Assim sendo, a justiça e razoabilidade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imporia decisão diversa daquela tomada pelo Tribunal a quo, quanto mais não fosse à luz d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visto que a factualidade trazida ao conhecimento do Tribunal por parte da Recorrente, se não reputada como certa (algo que jamais se concede e apenas por mero dever de patrocínio se cogita), pelo menos ter-se-ia de conceber em termos de possibilidade, a qual se encontraria em contraponto com alguma da argumentação expendida pelo 1.º Arguido, o que acarretaria uma situação de non liquet a ser resolvida a favor da ora Recorrente, nos termos pugnados, por exemplo, pelo Venerando Tribunal ad quem no acórdão proferido no âmbito do Processo n.º 914/2012.
10. Em face do supra exposto, ao ter considerado como provados, no que à ora Recorrente concerne, os factos n.º 6, 7, 10, 11 e 12, o Tribunal a quo incorreu num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m violação do disposto na alínea c), d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11. O vício anteriormente assacado ao Acórdão acarreta para o mesmo um outro vício, desta feita de violação de lei.
12. Conforme supra alegado, no caso em concreto, a Recorrente, à data da prática do facto ora em apreço, no dia 02 de Julho de 2015, desconhecia, em absoluto, ter sido proferida decisão pelo Federal Circuit Court of Australia no que à dissolução, por divórcio, do seu casamento com o 1.º Arguido Sr. B diz respeito.
13. Nestes termos, qualquer conduta da Recorrente ter-se-ia de integrar enquanto uma conduta meramente negligente - negligência inconsciente, nos termos da alínea b) do artigo 14.º do Código Penal -, pelo que manifestamente insuficiente para se considerar como preenchido o tipo de ilícito criminal imputado à ora Recorrente.
14. Assim, a Recorrente jamais deveria ter sido condenada pelo crime de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p. e p. por via do n. 2 do artigo 18.º da Lei n.º 6/2004, em conjugação com a alínea b), do n.º 1 do artigo 244.º do Código Penal, nos termos pugnados pelo Tribunal a quo, uma vez que a sua conduta não é passível de ser integrada em qualquer dos graus de dolo previstos pelo legislador no artigo 13.º do Código Penal, assim como pelo facto de o tipo de crime em questão não prever a punibilidade da conduta a título de negligência, artigos esses que foram violados pela errada - salvo melhor e fundamentada opinião - decisão do Tribunal a quo, ora objecto de recurso.
Nestes termos e nos demais de Direito que V. Exas. doutamente suprirão, deverá o Acórdão ser revogado na específica parte em que decide considerar como provados os factos n.º 6, 7, 10, 11 e 12, devendo, em consequência, ser os referidos factos considerados como não-provados, na parte que concerne à Recorrente, e ser a Recorrente absolvida da prática, em co-autoria material com o 1.º Arguido, de um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p. e p. por via do n.º 2 do artigo 18.º da Lei n.º 6/2004, em conjugação com a alínea b), do n.º 1 do artigo 244.º do Código Penal, com as inerentes consequências legais, Ou, subsidiariamente, caso assim não se entenda, seja determinado o reenvio do processo para novo julgamento relativamente à matéria constante dos referidos factos n.º 6, 7, 10, 11 e 12,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 artigo 418.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com o que V. Exas. farão a devida e desejada JUSTIÇ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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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2025 p.3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