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宗編號：357/2025
(行政、稅務及海關方面的司法裁判上訴卷宗)
裁判日期：2026年5月21日
主題：行政處罰；《對外貿易法》；貨品進口；貨品出口；整體活動。
裁判摘要
1. 本案中，行政當局已採取對查明事實及作出決定屬有用及重要之調查措施，而行政卷宗亦已具備足夠的證據基礎，以支持案中所討論的貨物是未經許可而進口，因此，行政當局與原審法院基於行政卷宗所搜集的證據所進行的事實認定並無值得質疑之處，應予以維持。
2. 第7/2003號法律第十條第一款（一）項（二）分項中所指的“整體活動”的判斷依據應是出口方的目的與計劃，性質上，貨物被送往同一地點由同一訂貨人收取不是“整體活動”的前提或要件。
3. 就司法上訴人被指從事的不法出口活動，司法上訴人的主觀意圖不限於使某一特定批次的貨品送往內地，而是透過場所持續的經營活動，將放置在場所內的貨品分批及多次地透過他人的協助送交內地的指定聯絡人，有關行為構成第7/2003號法律第十條第一款（一）項（二）分項所指情況，而由於其未有進行申報，有關行為根據同一法律第三十七條第一款，應予以處罰。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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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銳敏
澳門特別行政區
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
卷宗編號：357/2025
(行政、稅務及海關方面的司法裁判上訴卷宗)
裁判日期：2026年5月21日
上訴人：A及海關關長
被上訴人：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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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案件概述
司法上訴人A針對被訴實體海關關長於2023年4月4日在編號3983/7.347/DPI/2020制裁程序之終結報告書內，對其作出科處三項罰款，合共16,000.00澳門元，並將所扣押的貨物宣告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的決定，向行政法院提起司法上訴。
檢察院駐行政法院辦事處主任檢察官提交了載於卷宗第40至43背頁的意見書，建議裁定司法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駁回司法上訴請求。
經審理，行政法院法官裁定司法上訴人之上訴理由部分成立，並作出決定如下：
“- 撤銷被上訴行為針對一項不法出口活動科處罰款及宣告貨物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之決定；
- 維持被上訴行為針對兩項不法進口活動科處罰款及宣告貨物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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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上訴人及被訴實體均就上述判決中對其不利的部份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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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上訴人提交了載於卷宗第69至73背頁的上訴理由陳述，當中載有結論如下：
由於本案原告對原審法院於2025年1月21日作出之判決（針對維持兩項違法進口活動科處罰款及宣告貨物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的決定）不服，故現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
I. 存在事實前提錯誤及違反調查原則
1. 針對被訴決定，原審法庭基於上訴人未能提供相反證據以及海關當局提供的表面證據，結合經驗法則而作出被上訴的決定（見被上訴判決16-17頁，其內容視為完全轉錄）。
2. 除了應有的尊重外，上訴人並不認同其理據，因為上述事實顯然沾有事實前提錯誤之瑕疵，繼而不應視為獲得證實。
3. 首先，本案的爭議點在於到底涉案的貨物是否由上訴人在不具備申報單或准照之情況下從外地進口。
4. 作為處罰的依據，被上訴實體只是一味地要求司法上訴人提供與合作夥伴的關係證明，從未對上訴人所提交的任何有助於查證的資料作出調查（無論是從被上訴實體的制裁決定還是答辯狀的主張）。
5. 《對外貿易法》第37條第1款規定處罰前提是1.上訴人進口該等貨物、2.上訴人不具備申報單。
6. 從中需要區分的是，貨物是否由上訴人進口是一回事，進口是否具備申報單/准照又是另一回事。
7. 在行政卷宗內，被上訴實體一直強調的是上訴人不具備進口申報單/准照，而上訴人解釋涉案第(1)項貨物是「B貿易行」委託「澳門C貿易有限公司」協助進口澳門（進口准照附於卷宗第74頁），並由後者辦理進口准照，而其餘貨物則是委託合作伙伴協助合法進口澳門，並由合作伙伴辦理進口准照及申報單，但由於相隔時間較長，上訴人亦已遺失相關的進口准照及申報單。
8. 但對於上訴人所提及的事實，被訴實體一直未作出任何回應，亦未作出任何調查。
9. 在行政法範疇中，仍然適用《行政程序法典》第86條第1款、第87條第1款及《民法典》第335條第1款的規定，即是行政當局應對其作出決定所依據的事實前提負有舉證責任，更何況，本案行政當局所作出的是一個制裁性或設定負擔的行政行為。
10. 由於不法行為的構成要素必須被證實，而司法見解均認為應由行政當局承擔其行為是否具備（受約束的）法律前提的舉證責任，尤其且當其行為屬攻擊性（即正面的及不利的）（見Vieira de Carvalho：《A Justiça Administrativa, Lições》，1999年，第269頁）。
11. 除此之外，本案亦不存在證據壟斷的情況。
12. 這是因為，上訴人根本並非進口的一方，不可能具備進口的申報文件，故此上訴人沒有向行政當局提供申報單或貨物來源並不存在任何過錯。
13. 針對第(1)項貨物的解釋，上訴人已向當局提供「澳門C貿易有限公司」的進口准照、法人住所及聯絡電話。
14. 因此，即便如原審法庭認為被扣押的貨物數量（1499瓶）與進口准照上所申報的數量（9600瓶）相差較大，認為上訴人無法在7日時間內出書8101瓶茅台酒（見被上訴判決第16頁倒數第4行至倒數第1行）。
15. 但必須指出的是，「澳門C貿易有限公司」是一間貨物運輸公司，其專職協助客戶進行清關申報，因此其所申報的是同一進口批次的貨物數量，這意味可能著存在多位客戶均要求「澳門C貿易有限公司」協助進口涉案茅台酒。
16. 換言之，涉案的1499瓶茅台酒是屬於上訴人的貨物，其餘的貨物是否也屬於上訴人的貨物，還是屬於其他同樣委託上述公司進行申報的客戶的貨物？然而關於這個問題，即使上訴人已提供運輸公司的聯絡方式，被上訴實體卻並未作出任何調查。
17. 被上訴實體毫無疑問具有調查的權利，現時上訴人已提供相關證據，當局應該設法找到「澳門C貿易有限公司」以便證實上訴人的說法。
18. 倘若行政當局認為上訴人所述的事實有助於作出決定，應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86條第1款以及第59條規定的調查原則，主動並設法作出調查，但行政當局並未這樣做，只是一直指責上訴人無法向其出示貨物的來源及進口文件。
19. 關於其餘貨物，當局並未考慮有關的實際情況，即是當貨物成功進口澳門後，上訴人仍否有無限期保存進口准照或申報單的義務以便其在接受當局的調查時隨時作出提供。
20. 按照行業的慣例，澳門的對外貿易公司一般是與運輸公司達成合作，由運輸公司代委託人辦理進口准照及進口申報單。
21. 而且本案被扣押的貨物數量大，按照一般經驗法則，倘若相關貨物由其它地區輸入澳門特別行政區並運往「B貿易行」，往往於進口澳門時便受到當局的攔截並進行檢驗。
22. 也就是說，涉案的貨物早已完成海關所需的一切手續而存放於「B貿易行」的店鋪內。
23. 因此，對於決定所依據的事實前提，行政當局應竭盡所能地作出調查，因為調查不足將使致事實基礎不足，繼而引致行政行為非有效。
24. 在本案中，被訴實體既沒有實際就涉案貨物是否從外地進口的情況作出調查，也沒有查證誰人進口該批貨物之情況，僅以在司法上訴人無法出示相關貨物的進口文件或來源證明，便直接認定司法上訴人在沒有申報的情況下將涉案貨物從外地進口，無疑該決定是過於倉促，相關事實明顯不足以支持上述結論，存在調查不足之情況。
25. 須強調的是，按照行政法理論的精神，被訴實體在作出處罰決定時，應負責證明存在“上訴人不具備申報單進口涉案貨物”之事實，而不應是由上訴人負責證明“其沒有進口涉案貨物”或“誰人進口該等涉案貨物”又或“其具備申報單進口該等涉案貨物”的事實。
26. 基於此，由於被訴實體沒有採取更多顯然屬必須的調查措施而在欠缺充足事實基礎之前提下，錯誤認定上訴人達反《對外貿易法》第9條及第 10 條第 1款及符合第37條第1款的處罰規定，以致被訴行為沾有事實前提錯誤而違反法律的瑕疵。
27. 綜上所述，被上訴判決事實依據第10點至11點之事實因沾有上述瑕疵而不應視為獲得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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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訴實體提交了載於卷宗第77至90頁的上訴理由陳述，當中載有結論如下：
1. 本上訴針對行政法院於2025年1月21日對行政司法上訴案卷宗編號TA-23-3144-ADM作出之判決。除了被上訴判決中維持被上訴行為針對兩項不法進口活動科處罰款及宣告貨物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之決定外，上訴人不同意被上訴判決中關於撤銷被上訴行為針對一項不法出口活動科處罰款及宣告貨物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之決定。
2. 上訴人認為在本案中已能夠證明存放在B貿易行內的涉案貨物與被上訴人已經運離澳門的貨物之間存在客觀及主觀上的聯繫，故被上訴判決存有事實前提錯誤及法律適用錯誤瑕疵。
3. 關於是否存在客觀聯繫方面，根據在B貿易行工作之D、E、F及G的聲明，可知B貿易行的貨物全部均用於水貨活動 ─ 透過“水客”在不具備申報單的情況下以分批及攜帶一定量貨物的方式運離澳門至內地，且每次向每位“水客”派發的貨物種類及數量相若；而上述聲明內容亦可從在關閘海關站出境旅客檢查區被成功截獲之“水客”H及I身上所攜帶的貨物確實為相同牌子及貨物數量相約的客觀事實得以佐證。
4. 並且，綜觀B貿易行內的貨物種類多樣化且同種類貨物亦有不同牌子，包括酒類(至少有兩個不個牌子)、醫藥類(至少有六個不同牌子)、嬰兒用品(至少有兩個不同牌子)、雪茄、化學用料/油漆、香水產品以及美妝產品(至少有十八個不同牌子)，按一般經驗法則，出現不同訂貨人有幾乎相同之需求的機率相當低，基於此，倘認為B貿易行是按照不同訂貨人的要求而每次安排“水客”按有關要求帶貨往內地，則“水客”被安排所攜帶的貨物種類及數量應為各有不同才合乎常理。
5. 再者，在“水客”H身上發現的1張紅色底單據(單據編號：7265334)及在B貿易行內搜獲之同一編號的白色單據，屬二聯單據且按照該單據上所載以隱晦及不完整的方式記錄貨物資料，同時載有“水客”姓名及其對應編號，以及載有相應帶工費，可反映出該單據的實際用途是為了使“水客”得以此作為協助帶貨而收取酬勞的憑據，並不是為了以此作為與貨物的收貨人配對的用途。
6. 綜合上述各項證據分析，上訴人認為並不可由此看到被上訴判決所言之被上訴人應不同訂貨需求而要求“水客”附同特定送貨單帶貨往內地，並交予不同收貨人；相反，上訴人認為從上述證據可反映出的事實是由B貿易行自行訂定“水客”所帶貨物數量及種類，以將其內的全部貨物分拆後指示或安排“水客”在不具備申報單的情況下帶離澳門至內地；基此，不但可認定B貿易行內的貨物用於出口貿易(此為現時被上訴判決已認定的事實)，且可認定本案中所查獲之“水客”所攜帶的貨物是源自B貿易行內用作出口之貨物所分拆出來，即兩者間存在客觀上的聯繫，故本案中被查獲的兩名“水客”所攜帶的貨物與B貿易行內的貨物應視為屬一個整體的貨物。
7. 就主觀層面，基於被上訴人的內心活動屬抽象而不可見，亦不可直接感知，故在實際上仍然需要藉客觀事實方能反映出被上訴人的主觀意志，為此，對於本案中證實被上訴人是否具備違法出口的計劃及其違法出口計劃的構想為何，亦需要根據常理或一般經驗法則結合客觀事實作出分析。
8. 雖然在法律上並沒有關於“水客”的定義，然而，按照社會大眾的理解，“水客”就是於本澳的出入境口岸以“螞蟻搬家”方式，攜帶少量貨物出入境，從而在將貨物帶往澳門以外指定地點後賺取帶工費的人士；而收貨人或要求帶貨人/店舖之所以利用“水客”帶貨，所看準的就是個人攜帶少量貨物在出入境時不易被發現及可聲稱貨物屬自用的藉口，以此規避法律要求履行的申報或稅務義務。換言之，基於“水客”本身具有的特殊性質，按一般經驗法則，屬依法及正規營運企業的企業主不會透過此類人士為其企業進行對外貿易活動。
9. 事實上，“水客”並非主導違法出口活動的行為人，其僅聽從B貿易行的指示及依其安排行事，故在本案的整個違法出口活動當中，“水客”的主觀意志並不具有重要性，其只是被上訴人為達到其預設之計劃或目的 ─ 將B貿易行的全部貨物在不履行申報義務下運離澳門至內地所採用的方式或手段。為此，被上訴人利用“水客”協助帶貨的行為，正正就是對被上訴人為了將B貿易行的全部貨物在不履行申報義務下運離澳門至內地此一目的的體現。
10. 對於被上訴人在本案中是存在一項將B貿易行內的全部貨物拆分為若干貨物數量並持續透過“水客”以“螞蟻搬家”，分批及攜帶一定量的方式運離澳門的違法決意，還是如被上訴判決所指各個透過“水客”進行之出口活動是源於被上訴人多項違法決意方面，可參見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第25/2013號案裁判當中引述學者Eduardo Correia的觀點，按照上述學者的觀點，對於認定被上訴人在本案中存在一項或多項違法決意最關鍵的因素為被上訴人安排或指示各個“水客”進行出口活動之間是否存在時間上的關聯性，並在依據一般經驗以及正常心理法則下，可相信被上訴人作出該等行為均是源於原來已確立的唯一決意，而並不基於重新形成的決意。
11. 根據實況筆錄所載，在決定對B貿易行開展打擊行動之前，海關人員已進行連續多日的監察，並發現有“水客”在B貿易行提取貨物並以“螞蟻搬家”方式經關閘口岸出境運到中國內地，以及按照被上訴判決在事實認定之依據所述，被上訴判決已認定被上訴人持續利用“水客”在不具備申報單的情況下，將貨物逐次少量從澳門帶至內地為事實。
12. 既然如此，自被上訴人開設B貿易行起(即由2020年7月開業起)至海關人員針對B貿易行採取打擊行動當日(即2020年11月19日)，縱然“水客”受被上訴人安排或指示下在前述期間內不同時刻協助B貿易行將其內的貨物帶離澳門，但由於該等行為屬在相對比較接近的時刻內持續作出，按照正常心理現象常理對被上訴人的心理作分析，可判斷該等行為均是為了實現被上訴人同一且唯一之目的 ─ 將B貿易行內的整體貨物以不需提交申報單的方式運離澳門。
13. 換言之，被上訴判決認定被上訴人此前持續安排“水客”到B貿易行提取貨物，然後在不具備申報單的情況下，經關閘口岸將貨物逐次少量運往內地的事實，應同時可反映被上訴人之目的或其所預設的計劃就是要將原本因總價值超過澳門元5,000元而應受申報單制度規範之B貿易行內的全部貨物化整為零，再而利用上述提及之“水客”帶貨的特點，藉此達到規避法律的要求，從而不需就涉案貨物向海關當局履行申報義務。
14. 退一步言之，儘管不認同被上訴人此前持續安排“水客”協助B貿易行在不具備申報單的情況下從澳門帶貨至內地的行為屬具有時間上的聯結，則至少在海關人員針對B貿易行採取打擊行動當日(即2020年11月19日)，基於被上訴人安排或指示“水客”協助B貿易行在不具備申報單的情況下從澳門帶貨至內地的各個行為間顯然不存在長時間的間隔，亦得以反映被上訴人所形成的違法決意為將當日存放在B貿易行內之全部貨物在不具備申報單的情況下運離澳門。
15. 因此，基於本案中被查獲的兩名“水客”所作出的行為，僅是被上訴人為了實現其唯一之違法決意 ─ 即將B貿易行內之全部貨物以不需提交申報單的方式運離澳門，而安排的其中一次行為而已，故應視為被上訴人的違法決意除包含本案中被查獲的兩名“水客”所攜帶的貨物外，亦包含存放在B貿易行內的全部貨物。
16. 綜合上述分析，足以顯示存放在B貿易行內的貨物，與本案中被查獲的兩名“水客”所攜帶的貨物兩者間存在客觀及主觀上的聯繫，兩名“水客”所攜帶貨物屬從B貿易行內存放的貨物所分拆出來，亦即兩名“水客”所攜帶貨物與B貿易行內存放的貨物構成違法出口活動所涉及之貨物的整體。
17. 值得強調的是，如被上訴人不是採用上述“水客”協助帶貨的方式的話，當其欲將B貿易行的全部貨物以一整體運離澳門時，因涉案貨物價值超過澳門元5,000元，被上訴人必然是需要按照現行第7/2003號法律《對外貿易法》第十條第一款規定提交出口申報單，故針對被上訴人之計劃及其目的，整個違法出口活動所涉及的貨物理所當然是B貿易行內的全部貨物。
18. 此外，縱使尚存放於B貿易行內的貨物在當時並未運送出境，但正如上述分析，由於該等貨物屬被上訴人整個違法出口活動計劃中所包含的貨物，且基於已有兩名“水客”在海關站被查獲在不具備申報單的情況下將屬B貿易行之整體貨物一部分的貨物運離澳門，由此可見，被上訴人的違法出口活動已具體地著手實行。
19. 基於在被上訴判決中已證實B貿易行的全部貨物為用於出口貿易，並結合上述分析，得以認定「在B貿易行內扣押的第(1)-(34)項貨物屬在不具備申報單的情況下全部出口澳門」為事實，故被上訴判決中所認定的第9條事實與真實情況不符，存在事實前提錯誤。
20. 另一方面，根據卷宗內的證據並按照以上分析所得結論，兩名“水客”所攜帶貨物與B貿易行內的貨物屬整體貨物，且根據卷宗內對B貿易行內的貨物之估價，該等貨物已超過澳門元5,000元，故被上訴人透過“水客”將貨物帶離澳門的整體出口活動應受現行第7/2003號法律《對外貿易法》第十條第一款(一)項規定約束，即應具備申報單方可進行出口活動，並且在行動當日，該兩名被查獲的“水客”確實在不具備申報單的情況下將貨物運離澳門至內地，以及被上訴人已被查明具有將整體貨物違法出口的主觀意圖，因而被上訴人的行為符合現行第7/2003號法律《對外貿易法》第三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的處罰前提，是故被上訴判決亦存在法律適用錯誤的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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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司法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訴，被訴實體提交了載於卷宗第93頁至第104頁的答覆，當中請求法庭判定司法上訴人所述之理由不成立，並維持原審法院在被上訴判決中針對兩項不法進口活動所作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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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被訴實體提起的上訴，司法上訴人沒有提交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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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157條，本卷宗送交檢察院進行檢閱。檢察院主任檢察官作出本卷宗第165至168頁的意見書，建議裁定司法上訴人及被訴實體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其內容如下：
Nos termos previstos na norma do artigo 157.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Administrativo Contencioso (CPAC), vem o Ministério Público pronunciar-se como segue:
1.
A, melhor identificado nos presentes autos, interpôs no Tribunal Administrativo recurso contencioso do acto praticado pelo Director-geral dos Serviços de Alfândega que aplicou ao recorrente uma multa de 16 000 patacas e declarou perdidas a favor da RAEM as mercadorias apreendidas.
Por douta sentença que se encontra a fls. 58 a 69 dos presentes autos foi o recurso contencioso julgado parcialmente procedente.
Inconformados com o assim decidido pela Meritíssima Juíza do Tribunal Administrativo vieram o Recorrente contencioso e a Entidade Recorrida interpor os presentes recursos jurisdicionais.
2.
2.1.
Recurso do Recorrente contencioso
Vem alegado, essencialmente, que o Tribunal a quo incorreu em erro no julgamento de facto, concretamente no que respeita aos pontos 10 e 11 do elenco d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uma vez que, no ver do Recorrente, essa matéria deveria ter sido considerada como não provada.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somos modestamente a entender que o recurso não deverá proceder.
Em termos muito breves, pelo seguinte.
Nos referidos pontos 10 e 11 da matéria de facto, a Meritíssima Juíza do Tribunal Administrativo deu como provado que o Recorrente contencioso fez entrar em Macau as mercadorias enumeradas nas alíneas 1, 14, 19, 20, 21, 22 e 31 da lista constante do ponto 3 da matéria de facto sem as licenças exigíveis (ponto 10) e que fez entrar em Macau as mercadorias enumeradas nas alíneas 2 a 13, 15 a 18, 23 a 30 e 32 a 34 sem as declarações exigíveis (ponto 11), e fê-lo com base em fundamentação exaustiva desse julgamento.
Assim.
Por estar em causa uma actuação agressiva da Administração a que corresponde uma posição subjectiva de natureza opositiva do particular, não merece discussão que, como bem se decidiu n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é sobre a Administração que recai o ónus da prova dos factos que integram os pressupostos da norma legal habilitante da sua actuação. Este reconhecimento não tem como implicação necessária, no entanto, que essa prova tenha de ser feita de modo directo. Pelo contrário, aliás. Nesta como em muitas outras situações não pode deixar de reconhecer-se à Administração a possibilidade de na sua actuação procedimental operar com juízos de facto de natureza presuntiva. Com efeito, sob pena de se tornar excessivamente gravoso ou incomportável o falado ónus, deve aceitar-se que a prova do facto relevante que integra da previsão normativa habilitante da actuação administrativa tenha por base uma inferência presuntiva (praesumptio facti ou praesumptio hominis) nos termos gerais resultantes dos artigos 342.º e 344.º do Código Civil. Como se sabe, na inferência presuntiva, parte-se de um facto probatório que é a base da presunção para firmar um facto desconhecido e que constitui o objecto da prova. O seu pressuposto é o de que entre o facto probatório e o facto probando existe uma relação que, à luz d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id quod plerumque accidit), permite aquela inferência.
No caso, a Administração verificou a existência das mercadorias listadas no ponto 3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nas instalações do Recorrente contencioso e que essas mercadorias não foram produzidas nem adquiridas localmente na Região e que o Recorrente não dispunha das licenças/declarações de importação (facto probatório ou instrumental) e a partir deste facto probatório inferiu que o Recorrente contencioso importou essas mercadorias sem as respectivas licenças/ declarações de importação legalmente exigidas (facto probando). Trata-se, como parece evidente, de uma inferência objectivamente fundada n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Para a afastar bastaria ao Recorrente que tivesse efectuado, no procedimento ou em sede contenciosa, contraprova (não seria necessária a prova do contrário) com vista a tornar o facto duvidoso, tal como resulta do disposto no artigo 339.º do Código Civil. Tratando-se de um comerciante estabelecido, ser-lhe-ia fácil fazer essa prova (sobre a relação entre a prova por presunção judicial e o ónus de contraprova, veja-se, neste sentido, por exemplo, o ac. STJ de 19.10.2004, proc. 04B2638). A verdade é que essa contraprova não foi realizada, sendo insuficiente a este respeito, a mera alegação por parte do Recorrente contencioso de que terá perdido as licenças e as declarações de importação, tanto mais que, como a Meritíssima Juíza a quo não deixou de assinalar, entre a entrada em funcionamento do estabelecimento do Recorrente contencioso e a inspecção efectuada pela autoridade alfandegária correram pouco mais de 4 meses, o que torna pouco crível a alegada perda das licenças e declarações. Deste modo, parece-nos que é de concluir que o facto presuntivamente demonstrado não foi tornado duvidoso e, portanto, ao dar esse facto como provado, 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não merece, a nosso modesto ver, qualquer censura.
2.2.
Recurso da Entidade Recorrida
(i)
A questão colocada pela Entidade Recorrida é a de saber se 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enferma de erro de julgamento por ter decidido que o Recorrente contencioso não cometeu a infracção administrativa resultante do transporte separado de mercadorias para fora de Macau através de praticantes de «comércio paralelo», em violação do artigo 37.º, n.º 1, da Lei n.º 7/2003.
Vejamos.
(i.1)
Segundo o disposto no n.º 1 do artigo 37.º da Lei n.º 7/2003, «quem fizer entrar, sair ou transitar mercadorias na RAEM sem a declaração exigível, é sancionado com multa de 1 000,00 a 50 000,00 patacas, sendo ainda as mercadorias apreendidas e declaradas perdidas a favor da RAEM».
A exigência de declaração de importação e de exportação resulta da norma do n.º 1 do artigo 10.º da citada Lei n.º 7/2003, de acordo com a qual as operações de comércio externo estão sujeitas a declaração de importação e exportação, desde que : (1) de valor superior a 5 000,00 patacas; (2) de valor não superior a 5 000,00 patacas, quando este valor resulte do fraccionamento de mercadorias ou produtos que, no seu conjunto, correspondem a uma única operação de valor superior a 5 000,00 patacas.
A questão controvertida é a de saber se o Recorrente contencioso estava ou não obrigado a efectuar declaração de exportação.
Resulta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que, em 19 de Novembro de 2020, a autoridade alfandegária interceptou duas pessoas que transportavam um lote de produtos cosméticos para o interior da China sem declaração de exportação e que tais produtos foram levantados no estabelecimento comercial do Recorrente contencioso e tinham um valor total de MOP$5.836,00 e MOP$6.956,00.
Também ficou provado que o Recorrente contencioso «directa ou indirectamente ordenava a arranjar os praticantes de comércio paralelo a deslocar na loja para levantar as mercadorias, emitindo-lhes as facturas de transporte, bem como distribuindo aos mesmos as mercadorias que, através dos ‘praticantes de comércio paralelo’ transportavam as mercadorias da loja em quantidade diminuta, sem declaração exigível, do posto fronteiriço das Portas do Cerco ao Interior da China, entregando à pessoa ou no local designado recebendo a remuneração correspondente»
Olhando para este núcleo factual parece-nos lícito concluir que ele não permite sustentar a verificação dos factos constitutivos da infracção administrativa aqui em causa, uma vez que, como resulta do teor do acto administrativo impugnado, o que está em causa é a alegada «exportação» das mercadorias constantes da lista que se encontra no ponto 3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A nosso ver, nada permite sustentar que a situação se enquadra na subalínea (2) da alínea 1) do n.º 1 do artigo 10.º da Lei n.º 7/2003, uma vez que, como n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já se explicou de modo exaustivo e argumentativamente convincente, de modo algum se demonstra ter havido qualquer fraccionamento de mercadorias ou produtos que no seu conjunto correspondam a uma única operação de exportação.
Na verdade, a situação típica que cai na previsão da norma subalínea (2) da alínea 1) do n.º 1 do artigo 10.º da Lei n.º 7/2003 é aquela em que, por exemplo, o exportador X ao invés de enviar para o importador Y um único volume com bens no valor de 100 000 patacas, para se eximir à obrigação declarativa opta por enviar para o mesmo importador 25 volumes cada um com bens no valor de 4 000 patacas. Não se subsume à previsão da norma, no entanto, a situação em que o exportador envia 25 volumes de mercadoria, cada uma contendo bens no valor de 4 000 patacas para 25 importadores diferentes, porquanto, nessa situação, do que se se trata é de 25 operações de exportação e não do fraccionamento de uma única operação de exportação em 25 partes. São coisas diferentes.
O que é problemático quando se trata de um fraccionamento no tempo ou diacrónico, como aquele que ao que parece, segundo a Administração, aqui estaria em causa é o seguinte: em tal situação só poderá falar-se de uma operação de exportação única, se se demonstrar que as mercadorias enviadas em momentos temporais diferentes, para além de integrarem uma exportação única, foram, além disso, efectivamente exportadas e, portanto, saíram ou estavam para sair da Região (figuremos um exemplo: ao invés de enviar um volume de mercadorias no valor de 10 000 patacas no dia de hoje, o exportador X envia dois volumes de 5 000 patacas, um no dia de hoje e outro no dia de amanhã. Neste caso, uma vez que as duas fracções da exportação única foram exportadas nenhum problema se coloca. No entanto, se por alguma razão a segunda fracção não chegar a sair das instalações do exportador não há, como é evidente, qualquer exportação e, portanto, não há operação de comércio externo sujeita a declaração).
(ii.2)
Ora, no caso em apreço a Administração não fez, no decurso do procedimento qualquer demonstração, ainda que de natureza indiciária, de que os bens transportados individualmente pelos praticantes do chamado «comércio paralelo» correspondiam ao fraccionamento de uma exportação única, cujo valor e cujo destinatário se desconhece. O facto conhecido, que é o transporte de mercadorias em pequenas quantidades por praticantes de «comércio paralelo» de Macau para o Interior da China pelo Posto Fronteiriço das Portas do Cerco, não permite, por inferência presuntiva, firmar o facto desconhecido, qual seja o de que essas mercadorias assim transportados são fracções de uma exportação única.
Por outro lado, em relação à decisão de declaração de perda a favor da Região das mercadorias que se encontravam no estabelecimento do Recorrente contencioso é ainda mais difícil compreender a actuação administrativa aqui impugnada. Na verdade, de acordo com o disposto no n.º 1 do artigo 37.º da Lei n.º 7/2003 a habilitação legal para a declaração de perda de mercadorias a favor da RAEM por parte da Administração, no caso de se tratar de operações de exportação, depende de essas mercadorias terem daqui saído ou estarem em vias de sair, terem sido ou estarem para ser exportadas. Ora, as mercadorias em causa não foram exportadas, isto pela simples razão de que, no momento da respectiva apreensão, se encontravam nas instalações do Recorrente contencioso (recorde-se que, segundo o disposto na alínea 2) do artigo 1.º da Lei n.º 7/2003, entende-se por exportação a saída da RAEM de quaisquer mercadorias, com excepção das que saiam em regime de trânsito), pelo que não havia qualquer fundamento legal para declarar a sua perda a favor da RAEM.
3.
Face ao exposto, salvo melhor opinião, parece ao Ministério Público que deve ser negado provimento a ambos os presentes recursos jurisdicionais.
*
各助審法官已對卷宗進行檢閱。
現對案件進行審理。
***
二、 訴訟前提
本院對此案具有管轄權。
本案訴訟形式恰當及有效。
訴訟雙方具有當事人能力及正當性，且已適當地被代理。
不存在待解決之無效、抗辯或其他先決問題。
***
三、 事實
原審法院將下列事實視為獲證：
1. 司法上訴人A是經營“B貿易行”的個人企業主，營業場所位於澳門XXX，所營事業為貿易，開業日期為2020年7月4日（見行政卷宗第43頁）。
2. 2020年11月19日，因懷疑B貿易行為水貨店，海關當局展開行動，跟蹤從該店鋪離開的兩名人士H及I，並在關閘海關站出境旅客檢查區截查兩人，發現兩人在未具備出口申報單的情況下，各自攜帶一批美妝產品前往內地，相關貨物取自B貿易行，總價值分別為澳門幣5,836.00元及澳門幣6,956.00元（見行政卷宗第1頁至第4頁背頁，第27頁至第28頁背頁，第34頁至第35頁，以及第150頁）。
3. 同日，在對該店舖進行查訪時，海關人員發現店鋪內存放有下列種類及數量的貨物，以及相關貨物估價如下：
種類
數量
貨物總價(MOP)
(1)
酒類，牌子：貴州茅台酒（支）
1,499
3,627,580
(2)
酒類，牌子：CHATEAU（支）
19
13,300
(3)
美妝產品，牌子：L’OCCITANE（支）
3,470
971,600
(4)
美妝產品，牌子：LANCOME（支）
260
141,700
(5)
美妝產品，牌子：KIEHL’S（件）
1,600
600,000
(6)
香水產品，牌子：GUCCI（支）
1,626
973,974
(7)
美妝產品，牌子：CLINIQUE（件）
642
162,426
(8)
美妝產品，牌子：MENTURM（支）
13,400
160,800
(9)
香水產品，牌子：HERMES（盒）
260
217,800
(10)
美妝產品，牌子：LA MER（盒）
324
197,640
(11)
美妝產品，牌子：BIOTHERM HOMME（盒）
50
48,650
(12)
嬰兒用品，牌子：TOHO（件）
412
19,776
(13)
美妝產品，牌子：GUERLAIN（支）
179
758,065
(14)
醫藥類，牌子：HISAMITSU（包）
51,520
2,163,840
(15)
美妝產品，牌子：SPA TREATMENT I SHEET（件）
360
91,080
(16)
醫藥類，牌子：小林製藥（支）
5,760
351,360
(17)
嬰兒用品，牌子：花王（支）
1,404
94,068
(18)
美妝產品，牌子：NURSERY MAKE UP CLEANSING GEL（支）
2,400
288,000
(19)
醫藥類，牌子：龍角散（盒）
2,200
226,600
(20)
醫藥類，牌子：大正製藥（盒）
2,330
114,170
(21)
醫藥類，牌子：太田胃散（罐）
432
67,824
(22)
雪茄，牌子：HABANA（支）
100
24,200
(23)
化學用料/油漆（件）
72
4,392
(24)
美妝產品，牌子：YSL（支）
72
21,312
(25)
美妝產品，牌子：SISLEY（盒）
35
29,645
(26)
美妝產品，牌子：L’OREAL（盒）
10
2,720
(27)
美妝產品，牌子：ELIXIR（支）
60
25,440
(28)
美妝產品，牌子：DECORTE（支）
30
5,070
(29)
美妝產品，牌子：SK II（盒）
20
38,720
(30)
美妝產品，牌子：THE HISTORY OF后（盒）
550
266,200
(31)
醫藥類，牌子：KELO COTE（支）
36
14,796
(32)
美妝產品，牌子：FRESH（套）
69
60,099
(33)
酒類，牌子：CHATEAU（支）
7
6,776
(34)
酒類，牌子：CHATEAU（支）
4
2,904
（見行政卷宗第42頁至第43頁背頁、第45頁至第46頁及第93頁）
4. 因懷疑有關貨物進出口澳門未具備相應的申報單及准照，海關當局將上述貨物予以扣押並開立制裁程序（見行政卷宗第1頁至第4頁背頁）。
5. 經過預審員調查，因司法上訴人作為“B貿易行”的負責人涉嫌觸犯經第3/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7/2003號法律第36條第1款及第37條第1款的規定，擬對其科處罰款並將扣押之貨物充公，故通知其就違法事實提交書面辯護（見行政卷宗第141頁至第146頁）。
6. 2023年4月4日，被上訴實體在制裁程序編號3983/7.347/DPI/2020終結報告書內作出批示，同意就司法上訴人的各項違法行為作出以下處罰：
“ 39.1 在不具備准照的情況下，將在該貿易行發現之涉案第(1)、(14)、(19)、(20)、(21)、(22)及(31)項貨物運進澳門，建議根據現行第7/2003號法律第三十六條第一款之規定，對A科處澳門元5,000.00元罰款，並將已扣押的貨物宣告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
39.2 在不具備申報單的情況下，將在該貿易行發現之涉案第(2)-(13)、(15)-(18)、(23)-(30)及(32)-(34)項貨物運進澳門，建議根據現行第7/2003號法律第三十七條第一款之規定，對A科處澳門元1,000.00元罰款，並將已扣押的貨物宣告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
39.3 在不具備申報單的情況下，將在該貿易行發現之涉案第(1)-(34)項貨物透過“水客”以“螞蟻搬家”的形式分批運送出境，規避粵澳兩地海關的監管，同時，因違法行為作出當時鄰近地區疫情緊張，相關“水客”活動加重防疫負擔，影響本澳得來不易的防疫成果，故針對“水客”活動須作嚴厲打擊。建議根據現行第7/2003號法律第三十七條第一款之規定，對A科處澳門元10,000.00元罰款，被扣押貨物則宣告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
（見行政卷宗第154頁至第164頁背頁）
7. 2023年5月30日，司法上訴人針對上述決定提起司法上訴（見卷宗第3頁）。
8. 自2020年7月開設B貿易行起，司法上訴人持續作出以下行為：以直接或間接方式安排“水客”前往B貿易行提取貨物，著人在該店鋪內分派貨物及開立送貨單據，以便“水客”在不具備申報單的情況下，將少量的貨物經關閘口岸運往中國內地，按照送貨單資訊送交貨物並領取相應報酬。
9. 海關當局在B貿易行內扣押的第(1)-(34)項貨物全部用於出口。
10. 司法上訴人在不具備所要求的准照的情況下，將上述第(1)、(14)、(19)、(20)、(21)、(22)及(31)項貨物運入澳門。
11. 司法上訴人在不具備所要求的申報單的情況下，將上述第(2)-(13)、(15)-(18)、(23)-(30)及(32)-(34)項貨物運入澳門。
***
四、 法律適用
海關當局所作出的被訴行政行為可簡要概括為兩個部份。
第一部份是關於司法上訴人被指在不具備所要求的申報單的情況下，將案中所討論的第(1)-(34)項貨物運入澳門(尤見獲證事實第6點中第39.1及39.2點內容；以及第10及11點)。
第二部份是司法上訴人被指在不具備申報單的情況下，將在該貿易行發現之涉案第(1)-(34)項貨物透過“水客”以“螞蟻搬家”的形式分批運送出境(尤見獲證事實第6點中第39.3點；以及第9點)。
經審理，原審法院裁定司法上訴人針對以上第一部份的決定所提起的司法上訴理由不成立，但就第二部份則司法上訴理由成立。
司法上訴人及被訴實體均提出上訴。
*
- 司法上訴人的上訴
綜觀司法上訴人A所提交的上訴陳述結論部份，其認為被上訴判決存在事實前提錯誤及違反調查原則的瑕疵。
司法上訴人認為被訴實體沒有實際就涉案貨物是否從外地進口的情況作出調查，也沒有查證該批貨物究竟由誰人進口之情況，便僅以司法上訴人無法出示相關貨物的進口文件或來源證明，直接認定司法上訴人在沒有申報的情況下將涉案貨物從外地進口，該決定無疑是過於倉促，且相關事實明顯不足以支持上述結論，存在調查不足之情況。亦因此，由於被訴實體沒有採取更多顯然屬必須的調查措施，而在欠缺充足事實基礎之前提下，錯誤認定司法上訴人違反《對外貿易法》第9條及第10條第1款及符合第37條第1款的處罰規定，以致被訴行為沾有事實前提錯誤而違反法律的瑕疵。
關於以上問題，原審法院作出以下分析：
“針對上述處罰決定中關於進口活動的部分，司法上訴人提出，被上訴實體未能按照《行政程序法典》第86條第1款及第87條第1款的規定竭力調查司法上訴人指出的合作夥伴，尤其是未能調查協助司法上訴人進口第（1）項貨物（1499瓶茅臺酒）的“澳門C貿易有限公司”，致使被上訴行為因違反調查原則而應予撤銷。
在此方面，本院無法認同司法上訴人的理據。
誠然，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59條及第86條第1款的規定，不論程序是否由利害關係人主動提起，行政機關應採取其認為有助於調查的措施；基於公共利益，亦得對非為所請求之事，或對較所請求之事的範圍更廣泛之事作出決定；如知悉某些事實有助於對程序作出公正及迅速的決定，還應設法調查所有此等事實，而為調查該等事實，得使用法律容許的一切證據方法。
同一法典第87條第1款規定，“利害關係人負證明其陳述之事實之責任，但不影響依據上條第一款之規定課予有權限機關之義務”。
學說及司法見解亦指出，調查原則關乎行政當局就為知悉對決定起著關鍵性和決定性作用的事實展開必要調查的權力，要求行政當局竭盡所能去發現並衡量與將作出的決定有關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所有維度（見終審法院2021年12月10日第135/2021號案的合議庭裁判，以及Mário Esteves de Oliveira、Pedro Costa Gonçalves與J. Pacheco de Amorim合著《Código do Procedimento Administrativo Comentado》，第二版，第308頁）。
然而，須注意，違反調查原則或者欠缺調查（deficit instrutório）可能導致行政行為存有兩種瑕疵。第一，如法律規定必須採取某項調查措施而行政當局未能進行相關調查，則欠缺調查構成獨立的形式瑕疵。第二，如果不涉及強制性調查措施，那麼調查的欠缺或不充分，僅在導致行政行為事實前提缺失或錯誤時方產生法律後果，在此情況下，相關行為存在事實前提錯誤的實質瑕疵（見中級法院2003年3月27日第193/2000號案、2016年3月10日第456/2015號案及2022年9月28日第356/2022號案的合議庭裁判）。
本案即屬第二種情形。實際上，經第3/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7/2003號法律並未規定被上訴實體必須採取特定調查措施，以便查明是否存在該法律規定的行政違法行為，因此，不存在具有強制性且一旦遺漏即導致行政行為因違反法律而可被撤銷的調查措施。申言之，司法上訴人主張的違反調查原則之瑕疵，僅當導致被上訴行為事實前提錯誤時方具有重要性。
故此，要審理的問題是被上訴行為所依據的事實——司法上訴人在未具備進口准照及進口申報單的情況下將相關貨物運入澳門特別行政區——是否與實際情況相符（尤見中級法院2024年1月25日第 102/2023號案的合議庭裁判）。
本院在前文的事實認定部分已就此問題表明立場，認為基於海關當局的舉證以及一般經驗，足以認定司法上訴人未就其進口的貨物取得所要求的准照或申報單，故被上訴行為此部分決定所依據的事實與實際情況一致，不存在事實前提錯誤，詳細理由不再贅述。
綜上所述，此部分的司法上訴理由不成立。”
除應有尊重及更佳見解，分析行政卷宗的各個程序步驟以及行政當局所曾進行的調查措施，本院認為原審法院已完整並正確地審理有關問題，惟司法上訴人現透過上訴所提出的理由無助於支持行政當局以及原審法院在認定事實方面存在錯誤。
毫無疑問的是，行政處罰性質上屬於侵害性行政行為，證明法定處罰前提要求悉數成立的責任落於行政當局身上(第52/99/M號法令第3條第3款所適用的刑法及刑事訴訟法之一般原則；學理上，JOSÉ CARLOS VIEIRA DE ANDRADE，《行政司法公正》，馮文莊譯，澳門大學法學院，2017年，第228至229頁；司法見解上，終審法院2002年11月27日在第12/2002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中級法院2012年10月25日及2013年4月18日分別在第23/2012號及第647/2012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
故此，在現討論的行政程序中，舉證責任亦是由行政當局所承擔。本案中，值得留意的是，行政當局在進行巡查過程中，發現涉案場所存有大批未能出示合法進口許可文件的貨物，而在此基礎上，視有關貨品是未經許可而進口顯然屬合理之推論。
同樣值得留意的是，行政當局的調查程序不止於此。就涉案第(1)項貨物，行政當局要求司法上訴人提供更多關於「澳門C貿易有限公司」的資料，以及該公司協助進口有關貨物的文件。然而，從行政卷宗可見，就數量如斯龐大且價值高昂的貨物，司法上訴人卻未能提供任何的書面文件，例如是其與有關公司之間的合同、訂貨單、通訊紀錄、貨款的支付憑證、轉帳或收貨紀錄等。此外，值得留意的是，就司法上訴人所聲稱「澳門C貿易有限公司」協助進口的貨品總數，與現場被發現的貨品數目之間的差額，司法上訴人亦無法提供任何的文件證據，以顯示有關貨品已是用於銷售。從一般的經驗及商業運作慣例來看，司法上訴人一如以上所述情況般，沒有保留哪怕只是其中一個環節的書面文件紀錄的情況，顯然並不尋常。
至於其餘涉案第(2)至(34)項貨物，司法上訴人完全沒有提供任何准照及申報單用以證明有關貨物的進口已獲申報。
應當認為，行政當局已採取對查明事實及作出決定屬有用及重要之調查措施，而行政卷宗已具備足夠的證據基礎，支持有關貨物是未經許可而進口。在此，司法上訴人除了未能提供按照一般經驗而言其實可輕易取得的文件紀錄，以動搖行政當局所搜獲的證據基礎外，其僅僅聲稱有關文件已遺失顯然並不可信。
基於以上理由，行政當局與原審法院基於行政卷宗所搜集的證據所進行的事實認定並無值得質疑之處，應予以維持。亦因此，須裁定司法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行政當局就涉案第(1)至(34)項貨物所涉及的未經申報進口所作之處罰並將有關貨物充公的決定，應予以維持。
*
- 被訴實體的上訴
被訴實體所提出的上訴涉及被上訴判決中，與司法上訴人被指從事不法出口活動相關的部份。
被上訴判決撤銷了被訴處罰行為中對司法上訴人科處罰款及宣告貨物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之決定。
被訴實體主張，本案中已能夠證明存放在B貿易行內的涉案貨物與司法上訴人已經運離澳門的貨物之間存在客觀及主觀上的聯繫，故被上訴判決存有事實前提錯誤及法律適用錯誤瑕疵。
在其看來，案中證據可反映出的事實是由B貿易行自行訂定“水客”所帶貨物之數量及種類，以將其內的全部貨物分拆後指示或安排“水客”在不具備申報單的情況下帶離澳門至內地，故本案中被查獲的兩名“水客”所攜帶貨物與B貿易行內的貨物應視為一個整體的貨物。故此，得以認定「在B貿易行內扣押的第（1）-（34）項貨物屬在不具備申報單的情況下全部出口澳門」為事實，故被上訴判決中所認定的第9條事實與真實情況不符，存在事實前提錯誤。
被訴實體尚指出，根據卷宗內的證據，涉案兩名“水客”所攜帶貨物與B貿易行內的貨物屬整體貨物，且根據卷宗內對B貿易行內的貨物之估價，該等貨物已超過5,000澳門元，故司法上訴人透過“水客”將貨物帶離澳門的整體出口活動應受現行第7/2003號法律《對外貿易法》第十條第一款（一）項規定約束，即應具備申報單方可進行出口活動，並且在海關人員針對B貿易行採取打擊行動當日，該兩名被查獲的“水客”確實在不具備申報單的情況下將貨物運離澳門至內地，以及司法上訴人已被查明具有將整體貨物違法出口的主觀意圖，因而司法上訴人的行為符合現行第7/2003號法律《對外貿易法》第三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的處罰前提，是故被上訴判決亦存在法律適用錯誤的瑕疵。
就以上問題，原審法院作出了以下分析：
“針對不法出口活動的處罰，司法上訴人指被上訴實體沒有提供證據證明存放在B貿易行的貨物正在或者必然會在不具備申報單的情況下運離澳門，故涉案貨物不受經第3/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7/2003號法律第10條第1款1）項規定的申報單制度的約束，由此，被上訴行為以違反此項規定為依據對司法上訴人科處罰款的決定存在違法瑕疵。
我們來看。
根據被上訴行為的理由說明，司法上訴人在不具備申報單的情況下，將在B貿易行內查獲的全部貨物透過“水客”以逐次少量的方式運送出境，違反經第3/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7/2003號法律第10條第1款1）項的規定，因此，根據同一法律第37條第1款的規定科處其罰款，並將所扣押的全部貨物宣告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見行政卷宗第163頁終結報告書第39.3點之內容）。
可見，被認定為不法出口的是存放在B貿易行內的全部貨物。雖然被上訴行為未能明確指出司法上訴人所違反的是第10條第1款1）項中（1）分項還是（2）分項的規定，但從其理由說明來看，應是訴諸（2）分項中關於“整體活動的一部分”的規定，將店鋪內查獲的全部貨物視為司法上訴人從事的外貿活動的一部分，因此，儘管有關貨物仍然存放在店鋪內，尚未被運離澳門，但依然被視為出口貨物。
在保持高度尊重的前提下，本院認為被上訴行為在法律的解釋及適用方面出現錯誤。
經第3/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7/2003號法律第10條第1款1）項規定：
“一、以下對外貿易活動須具備下列申報單：
（一）進出口申報單──用於處理不屬上條第一款（一）項及（二）項所規定的進出口活動，而該活動：
（1）所涉價值超過澳門幣5,000.00元；
（2）所涉價值雖不超過澳門幣5,000.00元，但其屬價值超過澳門幣5,000.00元的整體活動的一部分。”（下劃線為自行添加）
該條文葡文版本為：
“1. As operações de comércio externo estão sujeitas a:
1) Declaração de importação e exportação, no caso das operações de exportação e importação não previstas nas alíneas 1) e 2) do n.º 1 do artigo anterior:
(1) De valor superior a 5 000,00 patacas;
(2) De valor não superior a 5 000,00 patacas, quando este valor resulte do fraccionamento de mercadorias ou produtos que, no seu conjunto, correspondem a uma única operação de valor superior a 5 000,00 patacas.”（下劃線為自行添加）
同一法律第37條第1款規定：
“在未具備所要求的申報單的情況下，使貨物運入或運離澳門特別行政區或在此轉運者，科處澳門幣1,000.00元至50,000.00元罰款，且須將貨物扣押，並宣告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
從上述規定中可見，申報單制度屬於准照制度的後補監管機制，適用於不受准照制度約束的對外貿易活動。進出口貿易活動適用申報單制度的前提是活動所涉貨物的具體價值，或（1）分項所涉價值超過澳門幣5,000.00元，或（2）分項所涉價值雖不超過澳門幣5,000.00元，但其屬價值超過澳門幣5,000.00元的整體活動的一部分（見中級法院2022年2月24日第529/2021號案的合議庭裁判）。
在此，有必要對經第3/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7/2003號法律第10條第1款1）項（2）分項的“整體活動的一部分”作出恰當解釋。
首先，“整體活動的一部分”所對應的葡文版本為“fraccionamento de mercadorias ou produtos que, no seu conjunto, correspondem a uma única operação”，不難看出，“活動”與同一法律其他條文中提及的對外貿易活動（operações de comércio externo）無異，指的是使貨物運入、運離及經過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具體行為或操作（見經第3/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7/2003號法律第8條第1款），而不是自然人或法人企業主的整體經營活動或業務（見《商法典》第1條及第2條，當中提及的“活動”對應葡文中的“actividade”，意指業務）。因此，“整體活動”（“uma única operação”）所指的應當是單一的、單次的進出口活動，而非所有進出口活動的總和。
此外，葡文版本的“fraccionamento”有分割、拆分之意，正如尊敬的中級法院在第760/2010號案的合議庭裁判中，解釋《民事訴訟法典》第1285條第2款 規定的法律關係之總金額的“分割行為”時所闡釋的，“… fraccionar significa dividir, formar parcelas a partir de um todo. Nesta lógica, o legislador quereria evitar que, por exemplo, para um ‘valor global’ de cem mil patacas não possa o alegado credor servir-se de vinte acções para um valor peticionado de 50 mil em cada uma, porque estaríamos aí perante um fraccionamento arbitrário com razões processuais estratégicas (‘…com o mero propósito de aproveitar esta forma de processo especial’)”。
相似的解釋同樣適用於經第3/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7/2003號法律第10條第1款1）項（2）分項中的“fraccionamento”，這裡所分割的是進口或者出口的貨物，指的是將整批貨物拆分為若干部分，分別運入或運離澳門。立法者要求以整批貨物的價值為準判斷是否須具備申報單，意在避免進出口商故意拆分貨物，規避申報義務。考慮到立法理由，應將“整體活動的一部分”解釋為故意拆分同一批進出口貨物，以避免受申報單制度約束的行為。如未能證明拆分整批貨物以規避申報，則應視為互相獨立的進出口活動。
另一方面，違反經第3/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7/2003號法律第10條第1款1）項的規定構成第37條第1款的行政違法行為，對於該法律規定的行政違法行為，適用10月4日第52/99/M號法令的一般規定，並補充適用刑法的原則及規定（經第3/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7/2003號法律第23條及第56條，以及10月4日第52/99/M號法令第3條第3款）。
根據《刑法典》第29條第1款的規定，“罪數係以實際實現之罪狀個數，或以行為人之行為符合同一罪狀之次數確定”。基於此，每當行為人在未具備所要求的申報單的情況下將貨物運入或運離澳門特別行政區，便實施一項行政違法行為，不同批次的貨物進出口構成不同的行政違法行為，各項行為之間互相獨立。
因此，若要將不同貨物——特別是因價值不超過澳門幣5,000.00元而無需申報的貨物——歸入一項進出口活動，作為“整體活動的一部分”計算總價值，進而以不具備所要求的申報單為由施以處罰，行政當局應證明：
i）在客觀層面，有關貨物屬同一批次，或者至少存在某方面的聯繫，例如，源自或銷往同一人，在同一時段運入或運離澳門，由同一訂單拆分而來；更為重要的是，
ii）在主觀層面，行為人接連作出的進出口活動背後存在統一違法決意（unidade resolutiva），即行為人的故意覆蓋了其在某段時間內接連作出的不法行為。僅當存在統一的決意時，方能將原本互相獨立的進出口活動作為一項整體活動予以處罰，進而在該項行政違法行為中考慮某一期間內的全部貨物數量及價值，並認定行為人在作出首個不法行為時，該行政違法行為既遂。而能夠顯示行為人存有統一違法決意的是不同行為之間的同質性以及時間上的聯繫（關於接續行為犯，見Helena Moniz 著《Crime de Trato Sucessivo》，載於《Julgar》雜誌，2018年；司法見解方面，見終審法院2024年5月8日第107/2023號案的合議庭裁判，以及葡萄牙科英布拉上訴法院2020年9月23日第58/13.2PEVIS-D.C1號案的合議庭裁判）。
綜合上文的分析，無論從法律解釋還是從行政違法行為的理論角度來看，將經第3/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7/2003號法律第10條第1款1）項（2）分項的“整體活動的一部分”解讀為行為人所從事的整體外貿活動中的任一進出口行為，而不考慮各項行為之間是否有客觀上及主觀上的聯繫，不能被視為合理而恰當的理解。
如若不然，但凡專營進出口活動的企業，存貨總價值超過澳門幣5,000.00元，則須在出口任一貨物時向海關申報，一旦不具備申報單，全部存貨都將被視為不法出口活動的一部分，被宣告歸特區所有。很難相信這是立法者希望實現的效果。
闡明上述見解後，反觀本案情形，已查明司法上訴人持續地安排“水客”到B貿易行提取貨物，然後在不具備申報單的情況下，經關閘口岸將貨物運往內地，“水客”按照送貨單上的信息交貨並收取報酬。
然而，須注意，被上訴實體認定的不法出口貨物是司法上訴人存放在B貿易行內的貨物，而根據已確定的事實，除同屬司法上訴人所有之外，未見該等貨物與司法上訴人已經運離澳門的貨物之間存在客觀或主觀上的聯繫：客觀層面，未查明店鋪內存放的貨物與已經運離澳門的貨物由同一批貨物拆分而來，或者將售予同一人；主觀層面，未見司法上訴人已擬定違法計劃，將店鋪的全部貨物拆分為若干無需申報之數量，以便分批次運離澳門，單憑司法上訴人此前持續利用“水客”帶貨的事實，不足以顯示其違法決意包含店鋪內存放的全部貨物。
相反，從本案情節中所看到的是，司法上訴人應不同訂貨需求，在不同時間，透過不同“水客”，將不同種類的貨物（酒、醫藥品、美妝產品、嬰兒產品等），附同特定送貨單運往內地，交予不同收貨人。司法上訴人雖是持續進行出口活動，但各項活動在時間、內容及對象方面均不相同，互相獨立，因此，所涉及的貨物不能歸為整體活動的一部分。
有鑒於此，司法上訴人存放在B貿易行內的貨物，即被上訴實體所扣押並宣告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的第(1)-(34)項貨物，即使被證實用於出口，亦不能歸入司法上訴人已實行的不法出口活動。如單獨考慮該等存貨，則顯然不符合經第3/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7/2003號法律第37條第1款規定的處罰前提，因為司法上訴人未將有關貨物運離澳門。
因此，被上訴行為此部分的處罰決定錯誤解釋及適用經第3/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7/2003號法律第10條第1款1）項及第37條第1款之規定存在違反法律之瑕疵，應予撤銷”
*
本院現作出審理。
首先，在事實層面之上，行政卷宗所搜獲的證據 – 尤其是涉案場所的工作人員以及被發現的兩名水客的聲明，輔以該場所的客觀狀況(店舖內的貨物均以紙箱裝好而沒有展示在銷售架上，且亦沒有標示價格)、案中發現的二聯送貨單、水客取貨時無須向場所支付物品的價金而將貨物交給中國內地的聯絡人後，隨即可獲得人民幣55元作為報酬等因素 – 足以顯示該場所透過眾“水客”持續地以分批及每次攜帶少量貨物的方式，將涉案場所內之整體貨物運離澳門。相關具體操作簡言之是涉案場所透過通訊軟件所找到的又或是自行到涉案場所的帶貨者，在有關人士無須先支付貨品價金的情況下，獲場所交付相應貨物，而店內工作人員亦會開立帶貨單，當中載明水客所攜帶的貨物種類、數量、水客姓名和聯絡電話；其後，有關帶貨者成功將貨品帶往內地後，需致電內地接貨人，並會在成功將貨物交給對方後，獲得相應報酬。
由此可見，涉案場所並非進行正常的零售或銷售活動，相反，其經營活動是為了令到貨品能夠分批地運往內地，而此一結果正是司法上訴人所經營的活動所要達致者。
司法上訴人的主觀意圖不限於使某一特定批次貨品送往內地，而是透過涉案場所持續的經營活動，將放置在場所內的貨品(在場所持續運作及經營的過程中，隨著部份存放場所內的貨品被運往內地後，涉案場所將不斷補充新的貨品)分批及多次地透過他人的協助送交內地的收貨人。
綜上所述，在事實層面之上，本院認為，海關當局此一部份上訴理由，有其道理。基於此，獲證事實第9條應改為，“司法上訴人透過經營B貿易行，旨在將貿易行包括扣押的第(1)-(34)項貨物在不具備所要求的准照的情況下，透過“水客”的協助，全數運往內地。”
接續將分析被上訴判決是否存在法律適用錯誤的情況。
就有關問題，第7/2003號法律第十條規定：
“一、以下對外貿易活動須具備下列申報單：
（一）進出口申報單──用於處理不屬上條第一款（一）項及（二）項所規定的進出口活動，而該活動：*
（1）所涉價值超過澳門幣5,000.00元；
（2）所涉價值雖不超過澳門幣5,000.00元，但其屬價值超過澳門幣5,000.00元的整體活動的一部分。
（二）轉運申報單──用於處理不屬上條第一款（三）項所規定的轉運活動。*
二、屬憑A.T.A.報關單證冊進行的對外貿易活動的情況，A.T.A.報關單證冊替代上款所指的申報單。*
三、第一款（一）項的規定不適用於涉及裝入行李的下列貨物的進出口活動，而不論該行李是否屬隨身行李：*
（一）供自然人自用或消費的貨物；*
（二）《關於便利旅遊海關公約》及該公約的《關於進口旅游宣傳資料和材料附加議定書》中所列的貨物。*
* 已更改 - 請查閱：第3/2016號法律”
同一法律第三十七條第一款規定，“在未具備所要求的申報單的情況下，使貨物運入或運離澳門特別行政區或在此轉運者，科處澳門幣1,000.00元至50,000.00元罰款，且須將貨物扣押，並宣告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
此外，同一法律第八條規定，貨物的出口、進口及轉運，均屬對外貿易活動。
根據上引第十條第一款（一）項（一）分項，所涉價值超過5,000.00澳門元的貨物，須予以申報。
至於第十條第一款（一）項（二）分項，有關規範的根本意圖仍然是著眼於超過5,000.00澳門元貨物的進出口活動，其立法目的，正是要防止有人對第一項進行規避，將貨值超過5,000.00澳門元的進口或出口的整體活動，細拆並偽裝成多個小額、無特定批次的方式進行運送以規避第一項的適用。
儘管我們高度尊重原審法院及檢察院在其意見書中所表達的觀點，本院認為上引第十條第一款（一）項（二）分項不能狹隘地理解為僅規範單一批次、數量特定的貨品，而不規範某一行為人透過特定場所持續進行的出口活動。
舉例而言，當兩人簽訂一份不具期限的持續供應合同，其中一方負責持續地將總量沒有預先限定的貨品透過“水客”分批從澳門運送往內地交付予相同或不同的他方，有關的持續活動亦有可能構成一項整體活動。(就可供比擬的類同情況，見中級法院2026年5月14日在第158/2025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
在我們看來，在上段所指情況中，行為人的主觀意圖是為了使總值超過5,000.00澳門元的貨物分批地進行進出口活動，以試圖規避同一條文第一款（一）項（一）分項的申報義務。
因此，“整體活動”的判斷依據應是出口方的目的與計劃，性質上，貨物被送往同一地點由同一訂貨人收取不是“整體活動”的前提或要件。
申言之，在行為人單次形成獨立的違法意圖，並將特定貨品在沒有申報下出口的情況中，行為人構成一項獨立的違法行為；在行為人數次形成獨立的違法意圖，並數次將特定貨品在沒有申報下出口的情況中，行為人觸犯數項各自獨立的違法行為。與此不同的是，當行為人透過特定地點所持續進行的經營活動以達致將貨品整體作出口的目的，即透過該特定地點的經營以實現一項持續的整體出口活動，有關行為構成一項單一且具持續性的違法行為。(中級法院2026年4月23日在第420/2025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
至於在不同的具體個案中，行為人到底是旨在將單一批次、數量特定的貨品出口，抑或透過持續進行的經營活動以達致將貨品出口的目的，這屬於證據及事實問題。應當強調的是，這屬行政當局須調查及由其舉證的事宜。
本案中，行政卷宗資料可資證明，單論涉案被發現兩名“水客”身上所攜帶貨品之價值，其已超過5,000.00澳門元，故此足以構成第7/2003號法律第十條第一款（一）項（一）分項所指情況。行政當局的處罰決定並非立足於兩名“水客”的個別考慮，而是視涉案的經營活動屬於條文第（二）分項所指的整體活動。
就本具體個案而言，司法上訴人的主觀意圖不限於使某一特定批次的貨品送往內地，而是透過場所持續的經營活動，將放置在場所內的貨品分批及多次地透過他人的協助送交內地的指定聯絡人。在此，司法上訴人所作出之行為，並非若干個單數且互不相干的小額出口行為，亦非在每一次小額出口行為過程中方形成單一的行為決意；其行為是透過場所的經營予以實現，屬一項單一且具持續性的違法行為：司法上訴人旨在將位處澳門的(現有及持續經營的過程中將更新的)貨品，持續並透過水客的協助“化整為零”並運到內地。
既然司法上訴人的意圖是透過場所的經營，將場所內的貨品分批及透過他人帶往內地，為著第7/2003號法律第十條第一款（一）項（二）分項的目的，應予以考慮的，是司法上訴人整個經營活動。
基於以上理由，司法上訴人的行為構成第7/2003號法律第十條第一款（一）項（二）分項所指情況，而由於其未有進行申報，有關行為根據同一法律第三十七條第一款，應予以處罰。因此，須裁定海關當局此一部份上訴理由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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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決定
綜上所述，本院合議庭裁定：
- 司法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 被訴實體的上訴理由成立，並基於此，對被上訴判決獲證事實第9條作上方所載的變更，以及廢止被上訴判決中決定撤銷海關當局針對一項不法出口活動科處罰款及宣告貨物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之決定，改為維持該行政決定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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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訴的司法費訂為8個計算單位，由司法上訴人承擔。
依法登錄本裁判並作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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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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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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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文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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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ónimo Alberto Gonçalves Santos
Foi-me traduzido o acórdão para a língua portuguesa
Álvaro António Mangas Abreu Dantas
第357/2025號案（行政、稅務及海關方面的司法裁判上訴卷宗） 1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