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437/2026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6年9月24日
主要法律問題：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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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2024號法律第11條（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規定：
“一、未依法獲批准而經營貨幣匯兌業務以供賭博之用者，處最高五年徒刑。
二、在娛樂場作出的貨幣匯兌業務，推定是供賭博之用；為着有關效力，所有特別用於經營幸運博彩的附屬設施及其他從事藝術、文化、康樂、商業或與酒店業相關的活動的鄰接設施，均視為娛樂場。”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簡靜霞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437/2026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6年9月24日
一、案情敘述
於2026年3月25日，嫌犯A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3-25-0137-PCC號卷宗內被裁定：
a) 嫌犯A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第20/2024號法律《打擊不法賭博犯罪法》第11條第1款及第2款結合第15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罪，判處十個月徒刑，暫緩執行上述徒刑，為期兩年；
b) 判處禁止進入本特別行政區所有賭場的附加刑，為期兩年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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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犯A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1. 上訴人被裁定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第20/2024號法律《打擊不法賭博犯罪法》第11條第1款及第2款結合第15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罪，判處十個月徒刑，暫緩執行上述徒刑，為期兩年；b)判處禁止進入本特別行政區所有賭場的附加刑，為期兩年六個月。上訴人不服有關裁決而提起本上訴。
2. 原審法院經過庭審後裁定控訴書上所載的大部分針對上訴人之控訴事實獲得證實，因而對上訴人作出以上所述的有罪判決。
3. 上訴人於本案庭審當天有出席審訊，並且對所指控的事實保持沉默。
4. 因此，被上訴法庭依靠相關案中的事實以及審判聽證中各證人之證言作分析，並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書證及其他證據，認定上訴人實施了被歸責的事實。
5. 在事實認定部分，上訴人認為原審裁判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的瑕疵，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的矛盾；以及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的瑕疵，於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6. 基於原審裁判出現事實認定錯誤，因而出現適用法律錯誤的情況。上訴人認為原審裁判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的適用法律錯誤之瑕疵。
7. 在作為謹慎辯護之情況下，上訴人仍認為原審裁判在量刑部分未有充分考慮卷宗內一切對上訴人有利的情節以及違反了《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之規定，沾有量刑過重的瑕疵。
8. 首先，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時違反關於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經驗法則或職業準則而出現明顯錯誤。
9. 根據原審裁判第9頁至第12頁「事實的判斷」部分，雖宣讀了證人B的口供，卻未正面處理答辯狀及結案陳述的反證理據，僅以「常理及經驗法則」推斷上訴人從事「雙向經營」及「換錢是便利賭博而生」。
10. 第一，原審法院採信證人B證言中「交易存在」部分，亦採信了證人「賭後目的」的事實(三次交易均為賭博完畢後兌換贏款，用於家庭開支及充值微信錢包)，但原審法院卻以「常理及經驗法則」，認定證人換錢是為著後者賭博或方便或便利後者賭博而生。
11. 事實上，卷宗內並沒有書證可以證實證人B換錢是為著賭博之用，而且證人B的口供上都已經指出其與上訴人換錢的目的是用於家庭開支及充值微信錢包，顯然原審法院審查證據方面出現明顯錯誤。
12. 第二，翻閱流動電話筆錄(卷宗第26-30頁)僅顯示上訴人轉出人民幣，無任何提供港幣供他人賭博的紀錄。
13. 關於四張收款二維碼的推斷尤其明顯錯誤：原審裁判第11-12頁僅因「搜獲四張一面為支付寶、另一面為微信的收款二維碼，且有使用痕跡」，即推斷上訴人「經營雙向貨幣兌換活動」。此推斷純屬「可能」「或許」的臆測，毫無直接證據支持。二維碼僅能證明上訴人收取人民幣，與本案交易方向完全一致，無法證明上訴人曾交付港幣供任何人賭博。
14. 按澳門博彩業之一般常理及公眾周知之事實，澳門的娛樂場之博彩活動統一以港幣作為結算以及作為投注的貨幣，人民幣並非法定之博彩貨幣，亦無法直接用於投注。
15. 而本案證據顯示交易方向為「證人向上訴人支付港幣/籌碼，上訴人向證人轉出人民幣」。若如原審所推論，上訴人之目的是為「供他人賭博之用」，則邏輯上應是上訴人向賭客提供港幣以充當賭資。
16. 本案中證人取得的人民幣是無法直接用於賭博的，並隨即將之轉帳予內地家人，這印證了該筆轉帳已徹底脫離博彩用途。
17. 另外，一方面，原審法庭採納“即使警方所製作的翻閱流動電話筆錄僅按嫌犯當時自行指出的版本而標示哪些是她與客人於2024年12月份中旬起進行的不法兌換的微信轉賬紀錄，而該等紀錄僅顯示其轉賬人民幣款項予客人(包括證人B)”，即根據卷宗內的內容可以客觀地反映到相關的微信轉賬紀錄均是由上訴人轉出人民幣款項，卷宗內並没有任何可以反映出上訴人用港幣與客人兌換人民幣的客觀證據。
18. 但是，原審法庭另一方面又指出“按照常理及經驗法則，本法院認為嫌犯當時的指稱很可能是避重就輕及隱瞞實情(一方面我們不排除該月份內至少上千元以上的轉賬可能都是與兌換貨幣活動有關，另一方面也不排除12月份中旬以前以及其他電子支付系統也有其他涉及兌換貨幣〔尤其嫌犯收取客人人民幣，其交付港幣〕的轉賬紀錄，只不過警方沒有進一步查究)。然而，有關已有且被嫌把聲稱為不法兌換的微信轉賬紀錄至少可以顯示嫌犯自2024年12月中旬起又再開始從事及經營貨幣兌換活動，跟客人進行人民幣與港元之間的貨幣兌換。”。(下劃線為上訴人所添加)
19. 原審法庭認定“嫌犯自2024年12月中旬起又再開始從事及經營貨幣兌換活動，跟客人進行人民幣與港元之間的貨幣兌換”是欠缺客觀證據的。正正是不能毫無疑問地作出認定，原審法庭才多次使用“不排除”、“可能”的字眼，更何況原審法庭認為“尤其嫌犯收取客人人民幣，其交付港幣的轉賬紀錄，只不過警方沒有進一步查究”，這便意味着“嫌犯收取客人人民幣，其交付港幣的轉賬紀錄”是没有任何證據的。
20. 上訴人可以指出，事實上，警方查究了之後並沒有發現這方面的證據，因此没有呈現在本案卷宗上，而並不是原審法庭所指並沒有進一步查究。
21. 另外，在本案中，上訴人行使沉默權，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37條第7款規定：曾接收不可宣讀之聲明之刑事警察機關，以及曾以任何方式參與收集該等聲明之任何人，均不得就該等聲明之內容以證人身分接受詢問。
22. 換言之，司警證人XXX證言中涉及上訴人聲明部分並不能被採用。
23. 基於本案中現有的證據都未能達到使人們消除合理懷疑的程度，而在刑事訴訟中遇到事實無法查清的情況，則應根據“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原則(Principio de in dubio por reo，又稱“存疑從無原則”)，因此在事實認定方面應作出有利於上訴人的判決。
24. 綜上所述，除應有尊重外，上訴人認為原審裁判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指“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
25. 因此，控訴書第九點事實應為不得證。
26. 另一方面，原審裁判一方面採信證人B的證言，確認本案涉及的三次匯兌交易均發生在證人「賭博完畢」及「贏取金錢」之後，且目的是為了將贏餘款項匯回內地作家庭開支。
27. 然而，原審裁判在隨後的法律定性中，卻又矛盾地運用所謂的「常理及經驗法則」，推斷上訴人的行為「顯然可見是為著後者賭博，或方便、便利後者賭博而生」。
28. 時間上，既然事實已證明交易發生在「賭博結束後」，則該等資金在客觀上已不可能成為「供該次賭博之用」的工具，原審裁判一方面承認賭博已結束，另一方面卻認定匯兌是為了便利賭博，兩者在時間邏輯上互不相容。
29. 性質上，證人的證言明確表示兌換人民幣是為了「照顧子女」及「家庭開支」，原審法院在沒有任何可以反證的證據或證言的依據下，強行將「民生生活用途」等同於「便利賭博用途」。
30. 而且，正如上述，澳門的娛樂場之博彩活動統一以港幣作為結算以及作為投注的貨幣，人民幣並非法定之博彩貨幣，亦無法直接用於投注，可見證人向上訴人換錢的目的不是用於賭博之用。
31. 顯然地，以上種種分析，證人客觀上已經指出換錢的目的不是用賭博，但原審法院確認證人的證言下仍認為證人換錢目的是為了便利賭博，而且原審法院忽視“澳門娛樂場必須使用港幣賭博”的常理，上訴人認為被上訴法庭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了不可補救的矛盾。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所指的“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的矛盾”之瑕疵。
32. 答辯狀及結案陳述已正確引用立法會第二常設委員會第7/VII/2024號意見書第55頁第200點，明確犯罪構成要件為「未依法獲批准而經營貨幣匯兌業務」且「匯兌是供賭博之用」。立法目的在於打擊「換錢黨」向赴澳賭客提供大額港幣用作賭博，以防止非法資金流入博彩體系。
33. 本案交易方向完全相反(收取港幣/籌碼→轉出人民幣)，屬典型賭後兌換贏款匯回內地家庭開支，與立法原意不符。原裁判第9頁及第14頁卻將控罪要件擴大解釋為「以供他人賭博或便於他人賭博之用」，加入「便利他人賭博」之要素，此擴大解釋並無法律條文及立法會意見書支持，超出法條文義，嚴重違反《刑法典》罪刑法定原則，而且亦不符合為賭博的不法匯兌罪之構成要件。
34. 必須強調，第20/2024號法律第11條之立法原意，旨在從源頭遏止非法金融活動與博彩活動的關聯，打擊透過不法兌換為博彩活動提供資金渠道及流動性支持的行為。
35. 在本案中，證人B明確證稱其兌換目的是將款項轉帳給妻子做家庭開支，這反映了相關資金已從娛樂場的博彩環境中抽離，並不具備該罪名所要求的社會危害性本質。
36. 原審判決將「供賭博之用」廣義解釋為包含「賭博後的資金處理」，這顯然背離了罪刑法定原則。若將所有在賭場發生的兌換(無論用途)均視為刑事犯罪，將導致法律適用過於擴張，甚至將一般的民事匯兌行為入罪化，這並非立法者的初衷。
37. 基於上述事實認定錯誤，原審裁判將第20/2024號法律第11條第1款擴大解釋為「以供他人賭博或便於他人賭博之用」，加入「便利他人賭博」之要素，此擴大解釋並無任何法律條文及立法會第二常設委員會第7/VII/2024號意見書支持，嚴重違反《刑法典》罪刑法定原則，而且亦不符合為賭博的不法匯兌罪之構成要件，沾有第400條第1款之適用法律錯誤之瑕疵。
38. 倘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不認為如此，針對被上訴法院的有罪判決，在作為謹慎辯護之情況下，上訴人仍認為原審裁判在量刑部分未有充分考慮卷宗內一切對上訴人有利的情節(初犯、無業家庭主婦、依靠丈夫每月10,000澳門元維生、需供養母親、高中二年級學歷等)，亦違反了《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之規定，量刑明顯過重，沾有量刑過重之瑕疵。
39. 立法者在《刑法典》第65條第2款中，舉例性列舉了一些量刑要考慮的因素，供法官量刑時考慮。“初犯”、“違反義務”、“犯罪後果嚴重程度高”、“故意程度高”、“行為不法性程度高”、“巨額之財產損失”、“對社會秩序造成的負面影響”此等對上訴人不利的要素在本案中是量刑的考慮。
40. 上訴人為初犯，並沒有其他刑事記錄，可見其不是傾向性的犯罪分子。
41. 上訴人在本次被指控的犯罪中，與證人B完成及試圖完成之交易共三次，涉案總金額僅為人民幣22,410元，從中賺取之利潤更僅為港幣300元，金額極為微小。
42. 對比第20/2024號法律所預設打擊之職業性、規模性“換錢黨”犯罪，上訴人之行為不論在規模、利潤及對金融秩序之實際影響上，均屬極其輕微之情況。
43. 更為重要的是，證人B在聲明中明確指出本案之交易對其並未造成任何實際損害，而澳門特區亦未因上訴人之行為而遭受任何具體財產或金融秩序上的實質損害。
44. 上訴人之犯罪目的及動機並非為牟取暴利，上訴人為無業家庭主婦，僅因經濟壓力，希望透過微薄之匯率差價補貼家用，並非參與任何犯罪集團或有組織之非法匯兌網絡，其行為之可讉責性，與以經營不法匯兌為業、牟取巨額利潤之專業“換錢黨”相比，顯屬較低層次。
45. 基於上述，除給予應有的尊重外，上訴人認為針對本案判處上訴人10個月徒刑，緩刑兩年之刑罰，違反《刑法典》第40條、第65至67條之規定而沾有量刑過重的瑕疵。請求尊敬的法官閣下給予上訴人改過自新之機會，懇請閣下撤銷被上訴法院之裁判，並將上訴人被判處的刑罰及量刑分别作出以下修改：第20/2024號法律《打擊不法賭博犯罪法》第11條第1款及第2款結合第15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罪，判處不高於6個月徒刑，並暫緩執行該徒刑。
46. 根據卷宗第28頁之扣押筆錄，扣押了上訴人以下物品：
(1) 266張面額1000現金港元及4張面額500現金港元，合共港幣268,000元；
(2) 4個10,000港幣籌碼，籌碼上印有“SANDS”字樣。
47. 根據卷宗第29頁之扣押筆錄，扣押了上訴人以下物品：
(1) 一部手提電話，APPLE，紅色，型號IPHONE 8 PLUS IME1353009098711611；
(2) 四張收款碼，一面為支付寶二維碼，而另一面為微信二維碼。
48. 重申，本案中，上訴人保持沉默，其之前所作之聲明並不能採用。
49. 另外，上訴人的丈夫聲明案中被扣押的款項中港幣25萬元是上訴人的丈夫所有，並非上訴人用作本案任何犯罪用途，並非犯罪工具應宣告返還予上訴人。
50. 本案中並沒有證據顯示上述物品為犯罪所得或犯罪工具。
51. 被扣押之手機內存在上訴人很多個人資料及隱私，這亦受到澳門法律之保護。
52. 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171條之規定，“一、扣押之物件一旦無需要繼續被扣押作為證據，須返還予對之有權利之人。二、判決一旦確定，扣押之物件須返還予對之有權利之人，但宣告喪失而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之物件除外。三、如扣押之物件屬第二嫌犯或應負民事責任之人所有，則不適用以上兩款之規定，而應以第二百一十二條所規定之預防性假扣押之名義繼續該扣押。”。
53. 綜上所述，懇請尊敬的閣下可以宣告將扣押之上述物品返還予上訴人。
綜上所述，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各位法官閣下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
1) 對被上訴判決中針對上訴人所判處一項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罪的決定作出開釋，並宣告將扣押物返還予上訴人；
2) 倘若尊敬的法官閣下不這麼認為，亦請將上訴人被判處的刑罰及量刑改判為處罰的一項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罪，判處不高於六個月徒刑，並暫緩執行該徒刑；並宣告將扣押物返還予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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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答覆(具體理據詳載於卷宗第225至231頁)，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應駁回上訴，維持原審判決，並提出了以下理由（結論部分）：
1. 本案中，本澳居民A被控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第20/2024號法律《打擊不法賭博犯罪法》第11條第1款及第2款結合第15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1項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罪，判處10個月徒刑，暫緩2年執行。
2. 上訴人不服原審法院的判決，向中級法院提出上訴。
3. 上訴人認為原審裁判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及c項的瑕疵，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的矛盾，以及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基於原審裁判出現事實認定錯誤，因而出現適用法律錯誤的情況。
4. 同時，上訴人認為原審裁判在量刑部份未有充分考慮卷宗內一切對上訴人有利的情節以及違反《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之規定，量刑過重。
5. 上訴人指卷宗內沒有證據證明證人換錢是為賭博之用，證人亦指其與上訴人換錢的目的是用於家庭開支及充值微信錢包，原審法院強行將民生用途等同於便利賭博，忽視澳門娛樂場必須使用港幣賭博的常理，卻以常理及經驗法則，認定證人換錢是為著賭博或便利賭博，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6. 案中流動電話筆錄亦僅能證明上訴人收取人民幣，無法證明上訴人曾交付港幣供任何人賭博，根據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原則，在事實認定方面應作出有利於上訴人的判決，上訴人請求開釋其被判處的1項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罪。
7. 上訴人為初犯，從中賺取之利潤極為微小，而澳門特區亦未因上訴人之行為而遭受任何具體財產或金融秩序上的實質損害，請求判處不高於6個月徒刑，並暫緩執行該徒刑。
8. 案中被扣押的現金HK$268,000元，4個HK$10,000籌碼及1部手提電話，由於上訴人丈夫在聲明中已表明屬其所有，並非犯罪工具，應宣告還予上訴人，而被扣押之手機內存在上訴人很多個人資料及隱私，上訴人同時請求返還所有扣押物品。
9. 就何為《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所述的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的矛盾，終審法院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明確指出：“理由說明中不可補救的矛盾之瑕疵，指事實部分的證據性理據中的矛盾，以及已認定的事實中或已認定的與未認定的事實之間的矛盾。矛盾必須是不可補正、不可克服的，也就是說，依靠被上訴的判決的整體內容和一般經驗法則不能克服。”
10. 本案中，一方面上訴人沒有指出原審法院無論在事實的判斷方面，還是在已證事實與未證事實上，其所認為的矛盾之處，另一方面，原審法院審理了卷宗內的書證，包括上訴人相關的保安記錄，上訴人在娛樂場的匯兌記錄，證人的出入境記錄等，同時，檢閱了上訴人及證人手提電話中相關內容，以及錄影光碟，之後分析了相關證據，並清晰地指出形成心證的邏輯推定，以及對相關法律條文的理解，認定控訴書所列的事實得到全部證實，其中並無任何自相矛盾之處，不存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的矛盾。
11. 至於上訴人指原審合議庭裁判同時沾有同條第2款c)項所述及的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中級法院在多宗上訴案中明確表示該瑕疵是指法庭在認定事實方面出現錯誤，亦即被法庭視為認定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在案件中應被認定或不應被認定的事實不相符，或法庭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又或者法庭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而這種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錯誤。
12. 本案嫌犯在警方調查及檢察院訊問期間承認自2023年10月開始從事不法兌換活動，主要活動範圍在威尼斯人娛樂場內或附近為客人提供港幣及人民幣的互換。盡管嫌犯在庭審期間保持沈默，未有宣讀其訊問筆錄，然而，卷宗內資料顯示嫌犯曾在2024年3月因在威尼斯人娛樂場從事非法兌換被行政處罰，包括禁止進入澳門娛樂場，這與其所述吻合。
13. 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嫌犯只能在娛樂場週邊繼續從事相關活動，在案發時，先後3次在威尼斯人渡假村綜合體帝皇點心餐廳外的電梯口、威尼斯人酒店三樓電梯口及威尼斯人渡假村綜合體三樓購物中心與本案證人進行兌換，最後1次時被截獲。
14. 上訴人聲稱證人是將其賭博贏取的港幣兌換成人民幣，之後用於家庭日常開支，並非如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罪所規定的“以供賭博之用”，而且在澳門是不可能以人民幣進行賭博的，亦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其曾交付港幣供他人賭博，原審法院的認定存有明顯錯誤。
15. 根據已證事實3，嫌犯向證人搭訕時詢問證人是否需要港幣，證人則詢問收不收港元，可見嫌犯原意是協助證人將人民幣換成港幣，以便供其或他人賭博，當得知證人要求將港幣換成人民幣時，嫌犯表示收，之後雙方進行了3次兌換，嫌犯收取了證人賭博所得的港幣現金及籌碼，並以微信轉帳的方式支付了人民幣。
16. 可見，對嫌犯而言，不論是賭客要求將人民幣換成港幣，還是將港幣換成人民幣，均屬於其“服務範圍”，這在嫌犯身上搜獲的4張自行製作的提供予賭客掃碼的支付寶及微信二維碼卡片及大量港幣現金及籌碼得到證實。
17. 立法會在第20/2024號法律《打擊不法賭博犯罪法》第7/VII/2024號意見書中，提及新增第11條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罪的動機及背景資料時指出該條文是針對“換錢黨”，所謂“換錢黨”指的是“在澳門特區非法為個人或組織提供大額現金兌換的團伙”，可見該條文的立法原意是無分別地打擊“換錢黨”，不論是將人民幣換成港幣，還是將港幣換成人民幣。
18. 我們完全認同原審法院對第20/2024號法律《打擊不法賭博犯罪法》第11條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罪的理解，如上訴人般為賭客提供非法兌換服務，即使是將賭博贏取的港幣兌換成人民幣，其行為同樣是規避了內地的外匯管制，攪亂了本地的金融服務，同時滋生大量的其他犯罪，亦應是立法者打擊的對象，上訴人的行為同樣應受到處罰。
19. 上訴人認為基於罪疑從無原則，應開釋上訴人。
20. 原審法院對上訴人犯罪事實的認定並不存在任何疑問，上訴人對原審法院的質疑，僅基於其不認同相關認定而已。
21. 最後，上訴人聲稱量刑過重，請求判處不高於6個月徒刑，並暫緩執行該徒刑，同時返還所有扣押物。
22. 就量刑方面，原審法院已然考慮了上訴人為初犯，是次犯罪行為中涉及的金額，以及對澳門社會的影響等。
23. 事實上，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罪最高可處5年徒刑，上訴人被判處10個月徒刑，緩刑2年，刑幅的1/5不到，沒有任何過量或不適可言。而案中對上訴人處以刑罰，其中對一般預防的考量，並不需要有實質損害的顯示，只要行為人的行為在抽象層面危害了特區的社會治安及金融秩序即可。
24. 就扣押物，其中現金HK$268,000元及4個HK$10,000籌碼，根據已證事實第8條，屬於從事兌換業務所用，這亦與上訴人在警方初步調查時所言相符，至於被扣押的1部手提電話，同樣被證實用於不法兌換活動，應予充公，上訴人可申請將其中不涉及犯罪部分的私人信息及影像等進行轉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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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司法官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具體理據詳載於卷宗第240至2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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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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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獲證明的控訴書事實：
1. 至少自2024年初起，嫌犯A在澳門威尼斯人娛樂場向賭客提供兌換貨幣服務以供賭客作賭博之用，藉此賺取兌匯率差價，並因此被威尼斯人娛樂場保安部作身份登記。期間，嫌犯因於2024年3月15日在威尼斯人娛樂場內進行未經許可的兌換活動而被博彩監察協調局開立行政處罰程序。2024年10月14日，博彩監察協調局博彩監察廳廳長透過第2900/2024號批示，對嫌犯採取禁止進入所有澳門娛樂場的防範性措施，直至2026年3月15日嫌犯獲通知上述行政處罰程序的最後決定。
2. 之後，至少自2024年12月中旬起，嫌犯在沒有獲得澳門當局批准的情況下，再次在威尼斯人娛樂場的附屬設施及鄰接該娛樂場的購物中心和酒店設施範圍內繼續經營貨幣匯兌業務以供賭客作賭博之用，經營方式主要是攜帶手提電話、港幣現金或現金籌碼，以及打印的支付寶和微信收款二維碼在威尼斯人渡假村綜合體購物中心及威尼斯人酒店等娛樂場周邊範圍內物色有意兌換港幣賭博的客人，並以兌換店或銀行的每日匯率定價作為參照，以每兌換港幣壹仟元（HKD1,000）能從中賺取約港幣貳拾元（HKD20）差價的兌匯率與客人進行交易，交易時透過其本人或隨身攜帶的支付寶或微信收款二維碼收取客人用作兌換的人民幣款項，確認收款後再給予客人港幣現金或籌碼供賭博之用。此外，當被搭訕的人士表示有意使用港幣現金或籌碼兌換人民幣時，嫌犯亦會答應進行兌換交易並交換微信，以便將客人交來的港幣現金或籌碼用於將來的兌換貨幣交易供賭客作賭博之用，以及方便有關客人將來需要港幣或再有港幣時與嫌犯聯絡進行兌換交易。
3. 2024年12月24日下午約3時，嫌犯在威尼斯人渡假村綜合體帝皇點心餐廳外的電梯口，與內地居民B搭訕，嫌犯主動詢問B“是否需要香煙、檳榔及港元”，B便問嫌犯“收不收港元”，嫌犯表示“收”，經商議，雙方同意以港幣壹萬元（HKD10,000）兌換人民幣玖仟肆佰伍拾元（CNY9,450），並且交換微信，隨後，嫌犯透過微信賬號XXX［暱稱：XXX］向B轉賬人民幣玖仟肆佰伍拾元（CNY9,450），並收取由B交來的港幣壹萬元（HKD10,000）現金。
4. 同日晚上，B透過微信與嫌犯約定再進行兌換交易。2024年12月25日早上約6時40分，嫌犯與B在威尼斯人酒店三樓電梯口會合後，便透過微信賬號XXX［暱稱：XXX］向B轉賬人民幣玖仟伍佰元（CNY9,500），並收取由B交來的港幣壹萬元（HKD10,000）籌碼。
5. 2024年12月26日早上，嫌犯攜帶用作進行兌換交易的港幣現金、現金籌碼及打印的支付寶和微信收款二維碼在鄰接威尼斯人娛樂場的購物中心和酒店設施範圍內物色有意兌換港幣賭博的客人。
6. 同日早上約10時32分，B與嫌犯在威尼斯人渡假村綜合體三樓購物中心會合，B向嫌犯表示再有一個面值為港幣壹萬元（HKD10,000）現金籌碼和二十個面值為港幣壹仟元（HKD1,000）現金籌碼，並詢問嫌犯“收何種金額（的籌碼）”，嫌犯從B手上拿取一個面值為港幣壹萬元（HKD10,000）的現金籌碼。當嫌犯準備透過微信轉賬對應的人民幣款項給B時，威尼斯人保安員將兩人截停並報警處理。
7. 嫌犯自2024年12月中旬至本案被截獲期間在澳門娛樂場附屬及鄰接設施從事匯兌的總金額不少於人民幣貳萬貳仟肆佰壹拾元（CNY22,410），從中賺取了不少於港幣叁佰元（HKD300）。
8. 調查期間，司警人員即時在嫌犯身上搜獲一部手提電話、港幣貳拾陸萬捌仟元（HKD268,000）現金、四個面值為港幣壹萬元（HKD10,000）的籌碼、四張一面為支付寶另一面為微信的收款二維碼，上述港幣現金和籌碼是嫌犯用於或來自在澳門娛樂場附屬及鄰接設施範圍內向賭客提供為供賭博之用的兌換貨幣業務，該手提電話和收款二維碼是嫌犯從事上述兌換貨幣活動時使用的工具。
9. 嫌犯A明知自己沒有獲得澳門當局的批准，仍故意在澳門的娛樂場的附屬設施及其他從事藝術、文化、康樂、商業或與酒店業相關的活動的鄰接設施內經營貨幣匯兌業務，以供他人賭博或便於他人賭博之用。
10. 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並清楚知悉其行為是澳門法律所禁止及處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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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證明以下事實：
➢ 嫌犯現為無業（家庭主婦），依靠丈夫每月給予10,000澳門元作家庭生活開支維生。
➢ 嫌犯已婚，需供養母親。
➢ 嫌犯學歷為高中二年級程度。
➢ 嫌犯對被指控的事實保持沉默。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 嫌犯曾因涉嫌觸犯第20/2024號法律第11條第1款及第2款結合第15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罪」，而正被第CR2-25-0231-PCC號卷宗提出控訴，該案訂定於2026年4月30日繼續進行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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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獲證明的事實：
尚沒有其他載於控訴書及答辯狀的事實有待證實。
其他載於答辯狀而與上述事實不符的其他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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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在審查證據方面存有明顯錯誤
* 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 適用法律錯誤
* 量刑過重
* 針對扣押物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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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 審查證據方面存有明顯錯誤
上訴狀中，上訴人指原審判決存有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於三個方面：其一，上訴人指卷宗內並無證據證明涉案證人換錢係用於賭博。該證人表示其與上訴人換錢之目的係用於家庭開支及充值微信錢包，屬民生用途。原審法院卻將該等民生用途強行等同於便利賭博，一方面忽視澳門娛樂場必須使用港幣賭博之常理，另一方面又以常理及經驗法則認定證人換錢係為著賭博或便利賭博。這二方面是互相矛盾。其二、案中由上訴人身上扣押的四張支付寶和微信收款二維碼僅能證明上訴人收取人民幣，繼而無法證明上訴人曾交付港幣予任何人賭博；其三，卷宗內再無可反映上訴人用港幣與他人兌換人民幣的客觀證據。因此，上訴人認為原審法庭認定“嫌犯收取客人人民幣並交付港幣”的事實並不存在任何證據，原審裁判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指的審查證據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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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初級法院檢察院作出了答覆，認為上訴人的上訴不成立。
駐中級法院的檢察院代表發表了意見，認為上訴人之理由不成立。
以下，我們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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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分析上訴人(嫌犯)的上訴理由中可見，她糾結於質疑法院在審查證據後得出錯誤的瑕疵之結論。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的合議庭裁判中指出：“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簡言之，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是指法院在審查證據並認定事實過程中，明顯有違經驗法則和常理，或明顯違反法定證據價值法則，或明顯違反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另一方面，在證據的審查方面，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的規定，法官根據自由心證原則，按照一般經驗法則和常理來評價各種被審查及被調查證據的證明力，以認定或否定待證事實。一般經驗法則係基於日常生活經驗而來的一種客觀普遍之定則，可為大多數人接受，且絕非主觀或狹隘之個人判斷。 法院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是不應被質疑的。
更重要的是，並不是對任一證據審查發生了錯誤便可以被上級法院所審查，那是必須是僅當心證之形成明顯違反證據限定規則或一般經驗法則時，方構成“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受上級法院所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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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案事實之認定，原審判決指出：“在本案中，儘管嫌犯對被指控的事實保持沉默，然而，考慮到證人B證言，其交代了數次在賭博完畢後以籌碼跟嫌犯進行貨幣兌換的具體案發經過，即使B指出其找嫌犯兌換金錢的目的是因其不知道澳門有何種途徑可充值微信錢包，且其第一次接收嫌犯透過貨幣兌換而轉賬給其微信賬戶的人民幣9,450元後，其將該筆因賭博而贏取的金錢轉賬予妻子，也即使嫌犯跟B兩次成功進行兌換及第三次擬進行兌換的操作都是嫌犯轉賬人民幣予B，B給予嫌犯相應賭博完畢後的港元籌碼，然而，按照常理及經驗法則，本法院認為這樣的操作顯然可見嫌犯在威尼斯人渡假村綜合體內跟B的貨幣兌換操作是為著後者賭博或方便或便利後者賭博而生，以便嫌犯可賺取有關兌換差額的利潤，尤其體現於嫌犯於第二次跟B進行兌換時，更向後者多轉人民幣50元，以期望後者之後再找其兌換貨幣。
事實上，根據卷宗內的威尼斯人保安部的資訊及博監局的覆函及批示，嫌犯在2024年12月24至26日的案發前，至少於2024年初起，嫌犯已在威尼斯人娛樂場內從事跟賭客進行不法兌換的活動，期間曾被截獲及登記資料，其後更被博監局採取禁止進入本澳各娛樂場的防範性措施。即使警方所製作的翻閱流動電話筆錄僅按嫌犯當時自行指出的版本而標示哪些是她與客人於2024年12月份中旬起進行的不法兌換的微信轉賬紀錄，而該等紀錄僅顯示其轉賬人民幣款項予客人（包括證人B），然而，按照常理及經驗法則，本法院認為嫌犯當時的指稱很可能是避重就輕及隱瞞實情（一方面我們不排除該月份內至少上千元以上的轉賬可能都是與兌換貨幣活動有關，另一方面也不排除12月份中旬以前以及其他電子支付系統也有其他涉及兌換貨幣﹝尤其嫌犯收取客人人民幣，其交付港幣﹞的轉賬紀錄，只不過警方沒有進一步查究）。然而，有關已有且被嫌犯聲稱為不法兌換的微信轉賬紀錄至少可以顯示嫌犯自2024年12月中旬起又再開始從事及經營貨幣兌換活動，跟客人進行人民幣與港元之間的貨幣兌換。
同時，更重要的是，警方在截獲嫌犯時，不僅在嫌犯身上發現大量的港元現金、港元籌碼（有部份肯定是B交付予嫌犯的），更在嫌犯身上搜獲四張一面為支付寶、另一面為微信的收款二維碼，且從案中的照片顯示，該四張二維碼並非新列印的，有相當程度的使用痕跡。事實上，倘若嫌犯並非從事或打算從事及經營跟客人（尤其威尼斯人娛樂場及其附屬範圍內的賭客）轉賬人民幣、嫌犯交付港元現金或籌碼的貨幣兌換活動，嫌犯根本就沒有需要隨身攜帶著該四張支付寶及微信的收二維碼。按照常理及經驗法則，本法院認為嫌犯此舉更顯示其是經營雙向跟客人進行貨幣兌換的活動，只不過涉及證人B的部份僅涉及他兌換回人民幣而已，但這不妨礙嫌犯的貨幣兌換活動是為著及方便他人進行賭博之用。
基於此，經綜合分析所有證據資料，按照常理及經驗法則，本法院認為本案證據確鑿，無須贅述，本案有充份證據認定嫌犯實施了被指控的基本事實，且有關被扣押的港元現金、籌碼、收款二維碼及手提電話都是用於有關不法兌換貨幣的活動及有關所使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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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2024號法律第11條（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規定：
“一、未依法獲批准而經營貨幣匯兌業務以供賭博之用者，處最高五年徒刑。
二、 在娛樂場作出的貨幣匯兌業務，推定是供賭博之用；為着有關效力，所有特別用於經營幸運博彩的附屬設施及其他從事藝術、文化、康樂、商業或與酒店業相關的活動的鄰接設施，均視為娛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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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更好分析本罪構成要件，我們一併分析立法會第7/VII/2024號意見書當中重要的細則性說明:
首先，該意見書第200點明確列出（第十一條--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罪）的兩項構成要件：1、未依法獲批准而經營貨幣匯兌業務；2、匯兌是供賭博之用。
該意見書第202點進一步說明第2款的立法技術：「該條文的第2款，乃參考了同一法案第十條第2款有關『為賭博的不法借貸』條文的立法技術，推定在娛樂場作出的貨幣匯兌是供賭博之用，一旦刑偵部門證實貨幣匯兌在娛樂場內進行，而不法經營者如欲辯護，便須反證貨幣匯兌非供賭博之用。」1
另該意見書第203點說明擬制機制將酒店、商業、康樂等鄰接設施視為娛樂場，「其內發生的貨幣匯兌一律推定為供賭博之用」。
因此，第20/2024號法律第11條之規範結構與法律推定，如下:
該條第1款規定實體要件：「未依法獲批准而經營貨幣匯兌業務以供賭博之用」；第2款設立法律推定：「在娛樂場作出的貨幣匯兌業務，推定是供賭博之用」，並將酒店、商業、康樂等鄰接設施擬制為娛樂場。
據立法會第7/VII/2024號意見書第202點所載，此一推定係參考第10條第2款之立法技術，一旦刑偵部門證實兌換在娛樂場內進行，舉證責任即發生轉換 —— 不法經營者如欲辯護，須反證兌換非供賭博之用。
因此，「供賭博之用」雖為構成要件，但其性質係由地點觸發之推定事實，而非須控方於每筆交易中逐一舉證之主觀要素。立法者透過推定機制，有意降低該要件之證明要求：只要兌換地點落入娛樂場或擬制範圍，即推定供賭博之用；兌換者如無法舉證反證，即受該推定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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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綜合分析相關法律分析及卷宗證據後，本院說明如下:
誠然，上訴人(嫌犯)對被指控的事實是保持沉默，其僅限於上訴人的家庭、經濟和學歷等個人情況作出陳述，並沒有作出任何反證。
涉案客人（證人B）的證言中交待了數次在賭博完畢後以籌碼跟嫌犯進行貨幣兌換的具體案發經過，其找嫌犯兌換金錢的目的是因其不知道澳門有何種途徑可充值微信錢包。藉此方式，證人B先後三次將賭博贏取之港幣，透過上訴人協助下兌換為人民幣，但於最後一次被警方揭發。(詳細證人證言參見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筆錄)
司法警察局偵查員的證人證言指出，在嫌犯的流動電話資料中發現，嫌犯與證人B已成功進行的兩筆兌換交易轉賬紀錄，嫌犯當時亦曾表示其與他人也有另外兩筆兌換交易（都是嫌犯轉賬人民幣予客人）。
卷宗第19-21頁的翻閱流動電話內之紀錄筆錄連附圖（B）。
載於卷宗第28頁的扣押268,000港元現金及40,000港元籌碼。
載於卷宗第29頁的扣押手提電話及四張收款碼，以及卷宗第39至48頁的翻閱流動電話筆錄連附圖。
載於卷宗第33至35頁的照片。
載於卷宗第56至57頁的威尼斯人保安部就嫌犯的紀錄。
載於卷宗第61頁的扣押光碟，以及卷宗第58至60頁的翻閱錄像光碟筆錄及所截取的圖片。
載於卷宗第100至101頁的博彩監察協調局的覆函及關於對嫌犯採取禁止進入澳門特區娛樂場的防範性措施的批示。
原審法庭乃依據上訴人的聲明（僅限於其家庭、經濟和學歷等個人情況）、證人B的供未來備忘筆錄的聲明、案中相關證人的證言、案中存在的文件證據，包括相關電話通訊軟件的文字記錄、扣押筆錄等系列證據資料，進而依照一般經驗法則對案中事實作出認定。
好了，在本案事實分析層面中，本案核心爭點在於查明有否充分證據證實上訴人在視為娛樂場的範圍內作出了非法“經營”貨幣匯兌的業務?
上訴人側重於，在2024年12月26日當天，上訴人與涉案證人所作出之兌換交易，是由港幣兌換為人民幣之情況，並不是第20/2024號法律第11條中所規範交易之種類。
確實，於2024年12月26日上訴人與涉案證人在威尼斯人渡假村綜合體內先後三次與涉案證人交易，是由港幣兌換為人民幣之情況。
承上分析，在第20/2024號法律第11條第2款之規定，且在娛樂場推定適用的前提下，控方無需逐筆證明資金用於賭博；根據涉案證人證言，足以認定控訴書第3點之事實（上訴人主動問涉案證人是否需要港幣），這亦提供了上訴人作出兌換貨幣的正向業務之直接證據。
儘管上訴人因保持沉默，但從涉案證人B之證言來看，該證人已清楚交待了數次在賭博完畢後、以籌碼跟嫌犯進行貨幣兌換的具體案發經過，尤其該證人提到上訴人最初曾主動問其“是否需要香煙、檳榔及港元”之說話。及後，該證人先後三次賭博完畢後便與嫌犯進行了兌換(港幣兌換成人民幣)之經過。
另外，上訴人雖然指手機筆錄「無法證明交付港幣供賭博」，但是卷宗內除了上述人證證言外，尚包括的其他客觀證據，尤其是警方從上訴人身上扣押的四張支付寶二維碼收款卡和微信收款二維碼卡片等具體證據、以及手機筆錄顯示另有兩筆兌換轉賬紀錄（均為上訴人轉賬人民幣予客人）的資料，原審法院認為這足以認定是嫌犯專門使用於兌換收、付款之工具。
因此，從上訴人之行為模式可見，至少2024年12月中旬起，嫌犯未獲澳門當局許可，持續在威尼斯人娛樂場、毗鄰商場及酒店區域非法經營貨幣兌換，專供賭客賭博使用。其作案手法為攜帶手機、港幣現金/籌碼及支付寶、微信收款二維碼，在度假村周邊尋找有換匯需求的賭客進行貨幣兌換。尤其結合2024年12月三次交易、手機筆錄另兩筆、收款二維碼工具等，足以認定上訴人的行為構成「經營」所需的持續性與營業性。
誠然，上訴人反覆主張，人民幣非為澳門博彩法定貨幣，無法用於澳門的賭場內投注。卷宗內「無證據證明交付港幣供涉案證人賭博」、「涉案證人稱用於家庭開支，屬民生用途」，上訴人指乃原審法院強行將「民生生活用途」等同於「便利賭博用途」。
惟第20/2024號法律第11條處罰者係經營行為本身，而非單筆交易之即時用途。第11條第2款之法律推定已將「供賭博之用」之證明轉化為地點事實之證明，無須再依賴常理推論。至於最終客人賭或不賭、何時賭、或是否作民生用途，均非本罪構成要件。
也就是說，第20/2024號法律第11條第2款已就娛樂場內之兌換設立法律推定並轉換舉證責任，故應考慮的是，上訴人有否提供「反證」，以及反證是否足以推翻推定，而非「控方是否盡到舉證責任」。
上訴人於原審保持沉默，未就兌換非供賭博之用提出任何具體證據。而且，原審法庭已具體分析上訴人的聲明（僅限於上訴人的家庭、經濟和學歷等個人情況）、證人B的供未來備忘筆錄的聲明、案中相關證人的證言、案中存在的文件證據，包括相關電話通訊軟件的文字記錄、扣押筆錄等系列證據資料，進而依照一般經驗法則對案中事實作出認定。
本上訴法院認為，第20/2024號法律第11條第2款就娛樂場內之貨幣兌換設立『供賭博之用』之法律推定，上訴人未提出有效反證予以推翻；卷宗證據已足以認定上訴人持續從事兌換業務；至於單筆交易中港幣之具體交付方式、資金之最終用途，均屬個別事實細節，不影響整體業務性質之認定。
綜合而言，卷宗證據是足以認以支持上述事實之認定。
從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據不難看出，上訴人僅是片面地強調部分證據以作出對其有利的分析與判斷，質疑案中證據不足以證明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強調原審法院違反證據自由評價原則及疑罪從無原則而要求獲得開釋。
實質上，上訴人是按照自己的思維和價值判斷對卷宗證據進行分析及判斷，強調個別的所謂“疑點”，否定原審法院對於案件事實所作的認定，以此試圖質疑法官的自由心證，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是指證據審查層面的錯誤，而非事實認定結論的不同。法院審查證據所得出的結論是否與案件當事人相同，並不構成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上訴法院所查核的是被上訴判決在證據審查層面是否存在錯誤，而不能重新評價證據並對案件事實作出重新認定。2
本上訴法院認為，原審法院對卷宗中的所有事實及證據作出綜合分析，依照證據規則、邏輯和經驗法則，對案件事實作出認定，最終裁定上訴人實施了被指控的犯罪行為。原審法院在事實認定方面並無審查證據之明顯錯誤，同時，也不存在任何違反常理和限定證據價值之規則、違反疑罪從無原則的情形。
因此，上訴人此部份上訴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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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 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尊敬的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理由說明中不可補救的矛盾之瑕疵，指事實部分的證據性理據中的矛盾，以及已認定的事實中或已認定的與未認定的事實之間的矛盾。矛盾必須是不可補正、不可克服的，也就是說，依靠被上訴的判決的整體內容和一般經驗法則不能克服。”
不僅如此，終審法院亦精闢、細緻地澄清（參見其在第40/2021號程序中之裁判）：“只有在按照邏輯推理，能夠得出理由說明論證的恰好是與所作裁判相反之決定的結論，或者按照同樣的推理，得出結論認為所提出的理據之間相衝突，使得決定並不清晰時，才存在“說明理由方面不可補救的矛盾”。這樣，如已認定的事實與被指為所作裁判之依據的事實相對立，則存在“理據與裁判之間的矛盾”，如已認定的事實與未認定的事實之間相矛盾或者相互排斥，則存在“事實之間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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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上訴人所指的、上訴人指原審法院一方面採信證人B「三次交易均在賭博完畢後、用於家庭開支」，另一方面，原審法庭在法律定性中，又認定兌換「乃為促使他人賭博，或方便和便利他人賭博」。上訴人藉此指責原審判決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所指“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的瑕疵。
檢察院對此不予認同。
我們亦分析了檢察院代表的意見書，認同當中見解：“分析原審法庭的事實認定理由陳述，毫無疑問，原審法庭認定上訴人三次提供人民幣兌換證人B手中的港元現金或港元籌碼以賺取兌換利潤，同時，原審法庭亦認同該名證人無法將相關人民幣直接用於在澳門娛樂場的投注，但是，原審法庭更進一步的認定，上訴人透過與證人B或其他賭客的港元和人民幣之間雙向兌換，其用意是方便相關賭客可以使用兌換所得的港元用於賭博投注，亦即，在上訴人以人民幣兌換相關賭客的港元籌碼或者港元現金之時，包括其在威尼斯人渡假村綜合體內跟證人B的貨幣兌換操作，上訴人的兌換可為相關賭客進行賭博和方便或便利彼等賭博，故此，按照常理及經驗法則，上訴人在案中的行為顯示其經營與客人進行雙向貨幣兌換的活動，當中，其與證人B的兌換表現為上訴人兌換提供人民幣，惟上訴人的貨幣兌換活動實質上為他人進行賭博提供方便。為此，我們認為，原審法庭得出的推理結論與證人B或其他賭客無法將從上訴人手中兌換得到的人民幣直接用於娛樂場下注的事實並不存在矛盾，因上訴人出於圖利的目的，其協助相關賭客將港元籌碼或現金兌換為人民幣，該一行為客觀上為相關賭客處理賭博所得提供協助和方便，有利於相關賭客進行或繼續進行賭博，故此，原審法庭的事實認定並不存在審查證據的證據性理據矛盾。”
承上可見，上訴人經營人民幣與港幣之雙向兌換；其與證人B之交易雖表現為「上訴人提供人民幣、收取港幣籌碼」，但這只是雙向業務中的一個方向；上訴人將港幣籌碼或現金兌換為人民幣，客觀上協助賭客處理賭博所得，有利於賭客繼續進行賭博。
針對上訴人指原審法院一方面採信證人B關於『三次交易均在賭博完畢後、用於家庭開支』之陳述，另一方面又認定兌換『供賭博之用』，是為存在矛盾之理由。
本上訴法院認為，此一質疑混淆了兩個不同層次之事實認定。
首先，第20/2024號法律第11條第1款所稱『以供賭博之用』，規範者係兌換業務經營者之營業目的及服務對象，即該業務係針對娛樂場內之賭客群體、為賭博活動提供資金兌換便利，而非要求每一筆具體交易中客人實際將兌換所得用於投注。原審法院採信證人關於『用於家庭開支』之陳述，係對該名證人個人資金最終用途之事實認定；而認定兌換業務『供賭博之用』，係對上訴人整體經營活動性質之評價。兩者處於不同層次，邏輯上並不排斥。
其次，原審法院已綜合認定上訴人經營人民幣與港幣之雙向兌換業務，其與證人B之交易（收取港幣籌碼、支付人民幣）僅為該雙向業務中之一個方向。將賭博所得之港幣籌碼或現金兌換為人民幣，客觀上協助賭客處理賭博資金、降低攜帶現金之風險，有利於賭客繼續或再次進入娛樂場賭博。此與證人個人將款項用於家庭開支，並無矛盾。
再次，第20/2024號法律第11條第2款規定在娛樂場作出之貨幣匯兌推定供賭博之用。此一法律推定機制本身即說明，立法者無需控方在每筆交易中逐一舉證客人將兌換所得用於賭博；證人關於個人資金用途之陳述，不足以推翻法律推定，亦無從與『供賭博之用』之認定構成不可克服之矛盾。
最後，經翻查原審判決之已證事實與未證事實，已認定事實之間、已認定與未認定事實之間，以及理由說明與已證事實之間，均不存在相互排斥或邏輯對立之情形。上訴人所指之『字面不一致』，依靠原審判決之整體內容及一般經驗法則完全可以克服，不構成《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所指『說明理由方面不可補救之矛盾』之瑕疵。
本上訴法院認為，經分析上述已列出、涉及上訴人之事實來看，亦翻查了原審判決中已證事實和未證事實，當中，已認定的事實中或已認定的與未認定的事實之間未見存在任何矛盾，且原審法院的理由說明與已證事實之間也未見存在任何矛盾。因此，原審判決不存在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款所指的“理由說明中不可補救的矛盾之瑕疵”。
故此，上訴人所提出的上指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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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 適用法律錯誤
上訴人主張原審法院將「供賭博之用」擴大解釋為「方便/便利他人賭博」，超出法條文義，違反罪刑法定之原則。
條文原文為「以供賭博之用」（葡文：para a prática de jogo），文義上指兌換行為的目的在於使他人得以實施賭博，即為賭博提供資金手段。
本案交易方向為「賭客支付港幣/籌碼→上訴人轉出人民幣」，是贏款離場兌換，資金方向是從賭場流出，而非流入；人民幣亦非澳門博彩法定結算貨幣，客觀上無法用於投注。
立法意見書強調打擊「換錢黨向赴澳賭客提供大額港幣用作賭博」，側重於供給賭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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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2024號法律第11條（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規定：
“一、未依法獲批准而經營貨幣匯兌業務以供賭博之用者，處最高五年徒刑。
三、 在娛樂場作出的貨幣匯兌業務，推定是供賭博之用；為着有關效力，所有特別用於經營幸運博彩的附屬設施及其他從事藝術、文化、康樂、商業或與酒店業相關的活動的鄰接設施，均視為娛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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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第二常設委員會第7/VII/2024號意見書第81–85點：「換錢黨」的立法背景本身包含雙向兌換。第81點引用保安當局的描述，將「換錢黨」界定為：「一群以非法換匯和賭博等活動為生的犯罪集團。為了非法獲取利益，個人或組織提供人民幣等大額貨幣兌換，或（向）澳門賭客提供高利貸服務的群體」，「該群體主要（向）澳門賭客提供現金換碼、高利放貸，此外還有地下錢莊兌換外，電信詐騙集團提供洗錢等服務」。
這裡的「提供人民幣等大額貨幣兌換」與「現金換碼」本身就是雙向的：換錢黨既向賭客出售港幣/籌碼（收人民幣），也向贏家收購港幣/籌碼（付人民幣）。單向經營在實務上無法維持營運——一個身上帶著大量港幣現金和籌碼、擁有支付寶/微信收款碼的人，必然同時進行買賣兩個方向的兌換才能維持資金週轉。
從上可以得知，立法會意見書將「換錢黨」定義為「在澳門特區非法為個人或組織提供大額現金兌換的團伙」，未定義方向。客觀而言，賭場內的換錢黨生態本來就是雙向的：正向的、向欲入局者出售港幣/籌碼（收人民幣）；反向的、向贏錢離場者收購港幣/籌碼（付人民幣）。若將「供賭博之用」狹隘解讀為僅限正向（提供港幣供投注），則換錢黨只需集中經營反向業務即可規避刑責，第11條將出現明顯的規避漏洞，這顯然不符合立法者打擊換錢黨的規範目的。原審法院「只有雙向均包括在內，才能全面有效實現立法目的」的論斷，在目的論解釋上是成立的。
第83點的「兌換大額港幣現金」是在描述換錢黨最顯著的危害面向（為內地賭客提供賭資），而非對犯罪構成要件的方向限定。第85點明確指出新增本罪的目的是「防止來源不明的資金藉博彩活動進入澳門的金融體系」——這一保護目的既涵蓋資金流入（正向兌換提供賭資），也涵蓋資金流出（反向兌換將贏款匯走、規避外匯管制）。
更重要的是，承上所分析的，第20/2024號法律第11條第2款推定的“範圍”不區分方向。第11條第2款的推定表述是「在娛樂場作出的貨幣匯兌業務，推定是供賭博之用」——未對兌換方向設限。(見意見書第200–203點：推定的規範結構不設方向限制)。因此，不論是人民幣換港幣還是港幣換人民幣，只要發生在娛樂場或擬制娛樂場內，均一體適用推定。若立法者有意將反向兌換排除在外，理應在條文上設定上述排除。
從第20/2024號法律第11條之整個推定規範的表述是「貨幣匯兌業務」、「貨幣匯兌」，從未限定為「將人民幣兌換為港幣」或「向賭客提供港幣」。立法者在設計推定時，是以地點（娛樂場/擬制娛樂場）作為觸發條件，而非以交易方向作為構成要素。只要兌換發生在娛樂場或其擬制範圍內，不論資金流向如何，推定即告生效。
第201點只是指出：「『經營……業務』是指作為一種經濟活動營運，並不包括親友間偶有進行的兌換。」但是，「經營……業務」是整體評價單元，兌換的資金流向或方向不決定性質。
第283點進一步強調本罪處罰的是「經營業務的行為」。這意味著「供賭博之用」是對整個經營活動的屬性評價，而非對每一筆交易的個別審查。一個在娛樂場內營運的兌換業務，其服務對象是賭客群體，其營運場所嵌入博彩生態，即使某幾筆交易的客戶聲稱將款項用於家庭開支，也不改變該業務整體「供賭博之用」的屬性。
事實上，對應本案已獲證明之事實：
已證事實3顯示上訴人搭訕證人時主動詢問是否需要港幣（正向業務的直接證據）。
截獲時身上有HKD268,000現金、HKD40,000籌碼及四張雙面收款碼（具備雙向營運的物質條件）。
這些事實共同證明上訴人經營的是一個服務於賭客的雙向兌換業務。從本案已獲證明之事實可見，它們均共同指向一個在賭場生態中運營的兌換業務。即使本案三筆交易的具體方向是「收港幣/籌碼→付人民幣」，只不過是該業務面對特定客戶需求時的具體表現，也不改變該業務整體服務於博彩資金循環的屬性。
上訴人指原審法院將『供賭博之用』擴大解釋為『方便/便利他人賭博』，超出法條文義，違反罪刑法定。
本法院認為，此一主張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首先，關於罪刑法定原則與刑法解釋之邊界。澳門《刑法典》第1條確立罪刑法定原則，要求刑法規範嚴格解釋，禁止類推適用。然而，嚴格解釋並非絕對字面解釋；在條文文義之可能範圍內，為實現立法目的而作之合理解釋，並不違反罪刑法定。關鍵在於，有關解釋是否仍在一般理性受眾對條文用語之可預見範圍內。
其次，第20/2024號法律第11條第1款規定『未依法獲批准而經營貨幣匯兌業務以供賭博之用者』。本條處罰之對象係『經營貨幣匯兌業務』之行為，『以供賭博之用』係對該業務整體屬性之評價，而非要求每一筆具體交易均直接用於投注當下。一個在娛樂場內營運、服務對象為賭客群體、嵌入博彩資金循環之兌換業務——不論其個別交易表現為正向（提供港幣供投注）抑或反向（收購港幣協助贏款離場）——本質上均係『為賭博活動提供資金兌換服務』，可收納於『供賭博之用』之文義可能範圍內。
再次，就葡文文本而言，『para a prática de jogo』中之『prática de jogo』（從事/實施賭博活動）不僅指投注當下之行為，亦包括賭博活動之整個過程——資金之準備、投注之進行、贏款之處理——均屬『prática de jogo』之範疇。
在我們的意見認為，為賭客提供資金兌換服務，不論方向，均係協助其『從事賭博活動』，符合葡文文本的文義。
最後，上訴人援引立法會意見書中有關『換錢黨向赴澳賭客提供大額港幣用作賭博』之表述，主張立法僅側重正向供給賭資。
然而，不能忽視的是，意見書第81點對『換錢黨』之完整定義已明確包含『提供人民幣等大額貨幣兌換』及『現金換碼』等雙向操作；第85點所揭示之保護目的『防止來源不明的資金藉博彩活動進入澳門的金融體系』，既涵蓋資金流入亦涵蓋資金流出。上訴人所引用者，僅係換錢黨最顯著之危害面向，而非對犯罪構成要件之方向限定。若將『供賭博之用』狹隘解讀為僅限正向，則換錢黨只需集中經營反向業務即可規避刑責，第11條將出現明顯之規避漏洞，顯然不符合立法者打擊換錢黨之規範目的。
綜上，原審法院對『供賭博之用』之解釋，仍在條文文義之可能範圍內，係為實現立法目的之合理解釋，並未擴大至類推適用，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上訴人此部份上訴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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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 - 量刑過重
上訴人指，原審裁判在量刑部分未有充分考慮卷宗內一切對上訴人有利的情節(初犯、無業家庭主婦、依靠丈夫每月10,000澳門元維生、需供養母親、高中二年級學歷等)，亦違反了《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之規定，量刑明顯過重，沾有量刑過重之瑕疵。
駐初級法院的檢察院代表及駐中級法院的檢察院代表均對此不予認同。
以下，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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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方面，依據《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量刑的標準。
《刑法典》第64條規定：“如對犯罪可選科剝奪自由之刑罰或非剝奪自由之刑罰，則只要非剝奪自由之刑罰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法院須先選非剝奪自由之刑罰。”
《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量刑的標準。犯罪的預防分為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二種：前者是指通過適用刑罰達到恢復和加强公眾的法律意識，保障其對因犯罪而被觸犯的法律規範的效力、對社會或個人安全所抱有的期望，並保護因犯罪行為的實施而受到侵害的公眾或個人利益的積極作用，同時遏止其他人犯罪；後者則指對犯罪行為和犯罪人的恐嚇和懲戒，且旨在通過對犯罪行為人科處刑罰，尤其是通過刑罰的執行，使其吸收教訓，銘記其犯罪行為為其個人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從而達到遏止其再次犯罪，重新納入社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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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原審法院判處上訴人A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第20/2024號法律《打擊不法賭博犯罪法》第11條第1款及第2款結合第15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罪，判處十個月徒刑，暫緩執行上述徒刑，為期兩年；以及，判處其禁止進入本特別行政區所有賭場的附加刑，為期兩年六個月。
根據第20/2024號法律第11條規定，對“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罪”，該罪之刑幅為可處最高五年徒刑。
本案中，根據上訴人之刑事紀錄顯示，其仍為初犯，即使在本案事實日後存有另一判刑紀錄(CR2-25-0231-PCC)，原審並沒有予以考慮，本院同樣不予考慮。
上訴人在庭上行使沉默權，稱為家庭主婦、依靠丈夫每月10,000澳門元維生、需供養母親，具高中二年級學歷等個人經濟及家庭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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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在犯罪之特別預防需求方面，上訴人的行為不法性嚴重程度不低，犯罪故意程度不低，犯罪後果嚴重程度高等因素。亦考慮到本案的具體情況、澳門社會所面對的現實問題，以及其行為對特區金融秩序和社會治安所造成的負面後果及影響，這等均是衡量上訴人所觸犯之犯罪、在量刑時所需考慮的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需要。
綜上，本上訴法院認為，原審法院對上訴人判處該項「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罪」10個月徒刑，緩刑2年，刑幅的1/5不到，沒有任何過量或不適可言。
根據澳門主流的司法見解，只有當原審法院明顯違反法律或罪刑相適應原則時，上訴法院才有介入原審法院的量刑空間；同時，只要不存在對法定限制規範——如刑罰幅度，或經驗法則的違反，也不存在獲確定的具體刑罰出現完全不適度的情況，作為以監督法律良好實施為主旨的終審法院就不應介入具體刑罰的確定(參見中級法院第1037/2018號、第791/2017號以及第669/2015號刑事上訴案件的合議庭裁判；終審法院第35/2011號、第17/2014號以及第26/2015號刑事上訴案件的合議庭裁判)。
綜上，上訴人此部份之上訴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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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 - 針對扣押物充公
在其上訴理由陳述中，上訴人指案中被扣押的手提電話以及被扣押款項中屬其丈夫所有的港幣25萬元並非犯罪工具，該等扣押物應返還予上訴人。
《刑法典》第101條規定：
“一、用於或預備用於作出一符合罪狀之不法事實之物件，或該不法事實所產生之物件，如基於其性質或案件之情節，係對人身安全、公共道德或公共秩序構成危險，或極可能有用於再作出符合罪狀之不法事實之危險者，須宣告喪失而歸本地區所有。
二、即使無任何人可因該事實而受處罰，上款之規定，亦適用之。
三、對於依據以上兩款之規定宣告喪失之物件，如法律未訂明特別用途，法官得命令將之全部或部分毀滅，或使之不能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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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案中被扣押物的處理，被上訴裁判認定案中被扣押的現金和籌碼屬用於或來源於不法匯兌且相關手提電話屬犯罪工具，故此，我們認為，原審法庭命令將該等扣押物充公的決定完全符合《刑法典》第101條規定。
就扣押物，其中現金HKD$268,000元及4個HKD$10,000籌碼，根據已證事實第8條，已認定乃屬於從事兌換業務所用。至於被扣押的1部手提電話，同樣被證實用於不法兌換活動，應予充公。
本上訴法院亦認同，倘手提電話上存有個人資料且與本案案情無關者，上訴人可申請將其中不涉及犯罪部分的私人信息及影像等進行轉錄。
綜上，上訴人此部份之上訴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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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裁決。
判處上訴人繳付6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上訴的訴訟費用。
著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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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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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靜霞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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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第二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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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映霞 (第一助審法官)
(附聲明)
表決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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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不同理解給予應有的尊重的情況下，本人就案中的以下問題，與合議庭大多數持不同的見解：
首先，關於第20/2024號法律第11條第2款所指的推定（“在娛樂場作出的貨幣匯兌業務，推定是供賭博之用”），屬於一項法律上的推定，其可透過反證的方式予以推翻。
在本案中，證人B同樣被嫌犯列為辯方證人（卷宗第156頁），所以，該名證人的證言（尤其是關於兌換資金的用途）亦得作為嫌犯的反證。
所以，本人不認為嫌犯沒有提供反證。
事實上，合議庭大多數的見解是認為即使如B所指，將賭博所得透過與嫌犯兌換的方式匯回內地帳戶，也屬於上述法律所指的“供賭博之用”（即俗稱的“反向兌換”），因而認為案中不存在“供賭博之用”的反證。
這裡，也是本人有別於合議庭大多數的另一不同見解。
原因在於：
參照第20/2024號法律（《打擊不法賭博犯罪法》）的立法意見書（第7/VII/2024號意見書），當中第200點提到：
“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的犯罪構成要件是：
— 未依法獲批准而經營貨幣匯兌業務；
— 匯兌是供賭博之用。
另外，上述意見書第201點又提到：
“經營……業務”是指作為一種經濟活動營運，並不包括親友間偶有進行的匯兌。
所以，對於嫌犯與B的兌換活動，本人認同嫌犯的行為符合“未依法獲批准而經營貨幣匯兌業務”的要件；然而，這樣還未足夠，因為還要符合“匯兌是供賭博之用”。
雖然立法者在第7/VII/2024號意見書第83點的內容中提到“換錢黨”是指“在澳門特區非法為個人或組織提供大額現金兌換的團夥，其通常與地下錢莊勾結。為規避內地的外幣、現金出入境限額、銀行卡境外提現限額等金融政策，‘換錢黨’非法為赴澳門的內地賭客兌換大額港幣現金’。
但立法者在意見書第85點中也提到：
最終，為確保澳門博彩業能夠依法健康有序發展，防止來源不明的資金藉博彩活動進入澳門的金融體系，提案人建議在本法案中新增“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罪”（粗體與下線是本人加上的）。
從中所見，立法者並不是將所有在沒有經營許可下的兌換行為或“換錢黨”的兌換行為均納入到「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罪」這項犯罪行為當中，而是先引述對“換錢黨”的定義及其行為所帶來的風險，並最終選擇了以刑事犯罪來打擊“來源不明的資金藉博彩活動進入澳門的金融體系”的不法兌換行為。
在此情況下，倘若客人用作兌換的金錢源於合法的賭博行為（至少從已證事實當中未見違法），那麼，因款項非屬來源不明的資金，故“換錢黨”在此情況下將賭客透過合規博彩活動所得的資金兌換回內地，並不符合「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罪」的“供賭博之用”的犯罪構成要件。
在此情況下，“換錢黨”的不法兌換行為仍可透過行政處罰的方式追究其責任，又甚至乎是「清洗黑錢罪」（倘若存在足夠的佐證）。
《民法典》第8條規定：
“一、法律解釋不應僅限於法律之字面含義，尚應尤其考慮有關法制之整體性、制定法律時之情況及適用法律時之特定狀況，從有關文本得出立法思想。
二、然而，解釋者僅得將在法律字面上有最起碼文字對應之含義，視為立法思想，即使該等文字表達不盡完善亦然。
三、在確定法律之意義及涵蓋範圍時，解釋者須推定立法者所制定之解決方案為最正確，且立法者懂得以適當文字表達其思想。”
所以，無論從字面的表述上（“供賭博之用”），又還是立法者的原意，本人認為也看不到立法者有意將這項「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罪」涵蓋到“反向兌換”的情況。
再者，倘若將賭博所得之港幣籌碼或現金兌換為人民幣視為有利於賭客繼續或再次進入娛樂場賭博，因而將這種“反向兌換”行為等同於“供賭博之用”，則有可能出現擴張解釋的情況，這是我們的刑事法律制度所不允許的。
基於此，本人不認同將“反向兌換”納入到「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罪」的規管範圍。
由於本人在這個問題上落敗，所以也無需要再對其他方面進行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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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9月24日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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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映霞（第一助審法官）
1 中級法院第406/2026號裁判亦確認此為可推翻的法律推定。
2 中級法院第564/2026號合議庭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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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2026 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