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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宗編號: 47/2026
日期: 2026年11月13日
關鍵詞：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追訴時效
犯罪構成要件
親手犯罪

摘要：
- 《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是指原審法院的事實裁判違反了法定證據規定或一般經驗法則，且相關錯誤是顯而易見的，一般人不需要深究就能發現出來，例如所有證據均指向某一事實方面，而被上訴裁判卻認定一個完全相反的事實，且其心證理由說明是明顯不符合邏輯或一般常識的。
- 只有在按照邏輯推理，能夠得出理由說明論證的恰好是與所作裁判相反之決定的結論，或者按照同樣的推理，得出結論認為所提出的理據之間相衝突，使得決定並不清晰時，才存在說明理由方面不可補救的矛盾；如已認定的事實與被指為所作裁判之依據的事實相對立，則存在理據與裁判之間的矛盾；如已認定的事實與未認定的事實之間相矛盾或者相互排斥，則存在事實之間的矛盾。
- 獲認定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的瑕疵，是指對於做出適當的法律決定來說已獲得認定的事實不充分，也就是說，法院沒有查明做出正確裁判所必不可少的事實，而在不妨礙《刑事訴訟法典》第339條和第340條規定的情況下，這些事實應由法院在控訴書和辯護狀限定的訴訟標的範圍內加以調查。
- 《刑法典》第113條第1款a和b項明確規定在作出行為人以嫌犯身份被訊問之通知及對嫌犯實施強制措施的情況下中斷追訴時效。
- 在原偵查案件中發生的刑事追訴時效中斷原則上並不能適用於另一案件中，除非另一案件的犯罪事實在追訴時效中斷時實質上已納入前案的整體事實中，且在新開立的案件中明確表明是針對同一嫌犯在前案的犯罪事實的延續偵查。
- “黑社會罪”有三個基本構成要件：
1. 組織要件：相互間形成合意，各成員均明確或默示加入其中，以達到集體目的，即使該等成員從未謀面或互不相識亦然；
2. 集團穩定性要件：在時間上維持穩定的犯罪活動的意圖，即使後來沒有具體做到亦然；
3. 犯罪目的要件：為了取得不法利益或實行法律明確規定的犯罪而形成的合意。
- 凡是在較長的時間內齊心協力，以穩定地實施某類犯罪為目的者，即使未形成組織或者沒有事先的協定，也屬黑社會。
- “受賄罪”既遂於當公務員要求或答應接受其不應收之財產利益或非財產利益，又或要求或答應接受他人給予該利益之承諾之時。
- “受賄罪”的成立不取決於“行賄罪”的存在，因此付款人是否知道在行賄或最終有否給付利益，對“受賄罪”的成立與否沒有任何影響。
- “瀆職罪”的構成要件有：
客觀方面：
1. 公務員身份或等同於公務員(《刑法典》第336條)；
2. 存在一程序卷宗(初步偵查、審判程序、紀律程序或其他性質的程序)；
3. 在違反法律下予以促進或不促進、指揮、作出或不作出決定，又或作出行使其擔任之官職所產生之權力。
　　主觀方面：
1. 意圖損害某人或使之得益；
2. 明知違反法律。
- “濫用職權罪”的構成要件有：
客觀方面：
1. 公務員身份或等同於公務員(《刑法典》第336條)；
2. 濫用職務上固有之權力或違背職務上固有之義務。
主觀方面：
1.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獲得不正當利益。
- 不論在“瀆職罪”或“濫用職權罪”均以“違反職務固有之權力”作為其中一個犯罪構成要件。兩罪的分別在於“瀆職罪”要求該違反固有之權力需在特定的程序中作出，而“濫用職權罪”則沒有此要求。
- 傳統概念的“親手犯罪”是那些只能由符合法律規定作為罪行本身之構成要件的身份的人所犯下的罪行。
- 《刑法典》第27條所提到的“特定身分”或“特別關係”的互通性適用於傳統概念的“親手犯罪”，除非相關犯罪的構成要件排除共同犯罪的可能性。
裁判書製作人
何偉寧

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合議庭裁判

卷宗編號： 47/2026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 檢察院
甲 (第一被告)
乙 (第二被告)
日期： 2026年11月13日
*
一、 概述
　　於2026年3月17日，中級法院在第321/2025號案件中作出以下裁判：
1. 開釋第四被告丁被起訴的所有罪名。
2. 第一被告甲與第二被告乙在“鄧X心案”中被起訴的一項《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受賄作不法行為罪”罪名成立，但由於時效期間已過，宣告其刑事程序消滅。
3. 第一被告甲與第二被告乙在“單X勇案”中被起訴的一項《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受賄作不法行為罪”罪名，改判第一被告與第二被告以共犯方式觸犯了《刑法典》第338條第1款所規定和處罰的“受賄作合法行為罪”罪名成立，但由於時效期間已完成，宣告其刑事程序消滅。
4. 第三被告丙在“施X嫌及張X慧案”中被起訴的以共犯方式觸犯兩項《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受賄作不法行為罪”罪名不成立，予以開釋。
5. 第一被告甲、第三被告丙在“梁X峰案”中被起訴的以共犯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受賄作不法行為罪”罪名，改判以共犯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347條所規定及處罰的“濫用職權罪”，但基於時效已過，宣告其刑事程序消滅。
6. 第一被告甲、第三被告丙在“許X潯案”中被起訴的以共犯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受賄作不法行為罪”罪名成立，但基於時效已過，宣告其刑事程序消滅。
7. 第一被告甲、第三被告丙在“楊X民案”中被起訴的以共犯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受賄作不法行為罪”，第三被告丙罪名不成立，予以開釋，第一被告罪名成立，但時效已過，宣告其刑事程序消滅。
8. 第一被告甲、第三被告丙在“李X源等四人案”中被起訴的以共犯方式觸犯四項《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受賄作不法行為罪”罪名成立，但基於時效已過，宣告其刑事程序消滅。
9. 第二被告乙被起訴的以直接正犯方式觸犯一項第6/97/M號法律第1條第1款及第2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參加或支持黑社會罪”罪名成立，判處10年徒刑。
10. 第一被告甲、第二被告乙在“何X敏案”中被起訴的以共犯方式觸犯四項《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受賄作不法行為罪”，以及五十五項《刑法典》第333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瀆職罪”，改判：
- 以共犯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受賄作不法行為罪”罪名成立，分別判處3年、2年6個月徒刑；
- 以共犯方式觸犯三項《刑法典》第333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瀆職罪”罪名成立，判處第一被告甲每項罪名2年徒刑，但第二被告乙的第一項罪名時效期間已經完成，宣告其刑事程序消滅，其餘兩項罪名處以每項罪名1年6個月徒刑。
11. 第一被告甲在“張X清案”中，被起訴的觸犯一項《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受賄作不法行為罪”罪名成立，判處3年徒刑。
12. 第一被告甲、第二被告乙在“陳X俊案”中，以共犯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333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瀆職罪”罪名成立，分別判處2年和1年6個月徒刑。
13. 第一被告甲、第二被告乙在“余X華及王X信案”中被起訴的兩項以共犯方式觸犯《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受賄作不法行為罪”，改判以共犯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受賄作不法行為罪”罪名成立，分別判處3年和2年6個月徒刑。
14. 第一被告甲、第二被告乙在“胡X珍及胡X芳案”中被起訴的兩項以共犯方式觸犯《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受賄作不法行為罪”，改判以共犯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受賄作不法行為罪”罪名成立，分別判處3年和2年6個月徒刑。
15. 第一被告甲、第二被告乙在“施X嫌及張X慧案”中被起訴的兩項以共犯方式觸犯《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受賄作不法行為罪”，改判以共犯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受賄作不法行為罪”罪名成立，分別判處3年和2年6個月徒刑。
16. 第一被告甲、第三被告丙在“陳X傑案”中被起訴的以共犯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受賄作不法行為罪”，改判第一被告及第三被告以共同犯罪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333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瀆職罪”，分別判處2年和1年6個月徒刑。
17. 第一被告甲、第三被告丙在“楊X及李X案”中被起訴的以共犯方式觸犯兩項《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受賄作不法行為罪”，改判以共犯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受賄作不法行為罪”罪名成立，分別判處3年和2年6個月徒刑。
18. 第一被告甲與第三被告丙在“譚X嘉案”中被起訴的以共犯方式觸犯的一項《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受賄作不法行為罪”的罪名，改判第一被告與第三被告以共同犯罪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347條所規定及處罰的“濫用職權罪”，分別處以1年徒刑和6個月徒刑。
　　數罪並罰，判處：
1. 第一被告甲十二項罪名共12年徒刑的單一刑罰；
2. 第二被告乙八項罪名共15年徒刑的單一刑罰；
3. 第三被告丙三項罪名共3年徒刑的單一刑罰。
　　最後，同樣需要根據《刑法典》第71條第1款的規定與第639/2023號案件所判處的第一被告甲與第三被告丙的刑罰進行的並罰，決定如下：
1. 判處第一被告甲24年徒刑的單一刑罰；
2. 判處第三被告丙16年9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
*
　　檢察院、第一被告及第二被告均不服，向本終審法院提起上訴，有關內容分別載於卷宗第6103頁至第6148頁、第6089背頁至第6101背頁及第5987頁至第6087背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第一被告認為被上訴裁判存有以下瑕疵：
1. 追訴時效的錯誤認定；
2.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3. 法律適用錯誤。
*
　　第二被告認為被上訴裁判存有以下瑕疵：
1. 已證事實第4條及第5條為結論性事實，因此該等事實應被視為不存在；
2.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3. 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4.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5. 法律適用錯誤；
6. 量刑過重。
*
　　檢察院認為被上訴裁判存有以下瑕疵：
1. 追訴時效的錯誤認定；
2. 遺漏審理；
3. 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4.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5. 法律適用錯誤；
6. 量刑過輕。
*
　　檢察院就第一被告及第二被告提起的上訴作出答覆，有關內容載於卷宗第6205頁至第6272背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認為應裁定上訴理由均不成立。
　　第一被告就檢察院提起的上訴作出答覆，有關內容載於卷宗第6192頁至第6197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認為應駁回有關上訴。
　　第二被告就檢察院及第一被告提起的上訴作出答覆，有關內容載於卷宗第6173頁至第6189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認為應裁定檢察院的上訴理由不成立，駁回有關上訴，而第一被告的上訴理由則成立，廢止被上訴裁判。
　　第三被告就檢察院提起的上訴作出答覆，有關內容載於卷宗第6274背頁至第6286背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認為應裁定有關上訴不成立。
　　第四被告就檢察院提起的上訴作出答覆，有關內容載於卷宗第6288頁至第6292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認為應駁回有關上訴。
*
　　在本上訴中，檢察院助理檢察長發表意見，維持檢察院在其提交的上訴理由陳述以及在對兩名被告提交的上訴理由陳述所作的答覆中已闡述及表明的理由及立場。
*
二、 事實
　　中級法院認定的事實如下：
『第一部分 總論
　　1.
　　嫌犯甲於1998年6月22日成為檢察官及於2009年12月1日晉升為助理檢察長，一直在檢察院刑事訴訟辦事處第二科擔任職務。
　　2.
　　嫌犯乙於1999年11月至2003年4月期間，於檢察長辦公室擔任高級技術員，並分別於2003年4月16日及2010年2月3日先後成為實習律師及執業律師。
　　3.
　　嫌犯甲與嫌犯乙在檢察院工作期間認識，並發展成為朋友關係。
　　4.
　　嫌犯甲為獲取金錢報酬，遂萌生了利用其作為助理檢察長的職權，以及檢察院司法官擁有的領導偵查權限，尤其對案件歸檔的決定權，組織一個旨在專門從事替受查人士解決案件(下稱：「拆案」)，使該等受查人士得以逃避法律制裁或獲得有利處理的犯罪集團。
　　5.
　　至少從2008年開始，嫌犯甲伙同嫌犯乙共同組成上述團伙。
　　6.
　　為實現團伙「拆案」牟利之目的，嫌犯甲及嫌犯乙彼此之間利用自身的職業、身份及人脈關係，共同分工，裡應外合作出上述第4點所述及的事實。嫌犯甲負責利用其作為檢察院司法官在領導偵查方面的權限，尤其以無跡象、忽略案中證據，或將案件由公罪改為半公罪等理由促使案件歸檔；嫌犯乙則負責利用實習或執業律師身份與受查人士接觸、代理相關刑事案件、與受查人士洽談金錢報酬及以「律師費」表面合法的名義收取金錢回報，並跟進具體個案的處理及結果。
　　7.
　　為進行上述團伙計劃，嫌犯甲及嫌犯乙會透過手機短訊及微信相互發送一些案件編號、涉案人資料、案情、案件進度及處理結果給對方；此外，嫌犯乙會將載有檢察院偵查案件編號、受查人士姓名及案件性質等內容的字條或清單交予嫌犯甲，以便嫌犯甲介入及操作案件；同時，嫌犯甲及嫌犯乙亦會相約會面商談如何「拆案」，尤其發生在下述刑事案件中：【林X案】檢察院第﹝編號(31)﹞號偵查案件、【吳X森案】檢察院第﹝編號(32)﹞號偵查案件(檢察院第﹝編號(33)﹞號偵查案件及第﹝編號(34)﹞號偵查案件併入)/初級法院第﹝編號(6)﹞號刑事案件、【黎X玉案】檢察院第﹝編號(35)﹞號偵查案件、【陳X儀案】檢察院第﹝編號(36)﹞號偵查案件、【潘X偉案】檢察院第﹝編號(37)﹞號偵查案件、【榮X康案】檢察院第﹝編號(38)﹞號偵查案件、【江X鋒案】檢察院第﹝編號(39)﹞號偵查案件、【梁X苗案】檢察院第﹝編號(40)﹞號偵查案件、【陳X得等-XX勞案】檢察院第﹝編號(41)﹞號偵查案件/刑事起訴法庭第﹝編號(29)﹞號案件、【黃X龍、李X儀案】檢察院第﹝編號(42)﹞號偵查案件、【肖X凡案】檢察院第﹝編號(43)﹞號偵查案件/初級法院第﹝編號(7)﹞號刑事案、【﹝公司(1)﹞針織廠案】檢察院第﹝編號(44)﹞號偵查案件/初級法院第﹝編號(8)﹞號刑事案、【鄧X心案】檢察院第﹝編號(45)﹞號偵查案件、【何X敏案】檢察院第﹝編號(47)﹞號偵查案件、【余X華、王X信案】檢察院第﹝編號(48)﹞號偵查案件、【張X清案】檢察院第 ﹝編號(49)﹞號偵查案件/初級法院第﹝編號(9)﹞號刑事案、【陳X俊案】檢察院第 ﹝編號(50)﹞號偵查案件。
　　8.
　　嫌犯乙會向受查人士明示或暗示認識檢察院有能力「拆案」的「好友」、「朋友」、「好朋友」，待受查人士委托其作為辯護律師後，嫌犯乙便以「律師費」或「茶錢」等名義向受查人士索取協助將案件歸檔或作有利處理的金錢報酬。
　　9.
　　僅證實：
　　為記錄收款及其他拆賬情況，嫌犯乙通常會將其收款所涉及的案件編號、客戶名稱、個案性質、金額及支付狀況、中介費、個案中介人等資料記錄在其製作的一個名為《XXX.xlsx》的電子檔案內，直至2012年7月，嫌犯乙將該等資料另存新檔至其製作的一個名為《XXX-2012-7-13.xlsx》的電子檔案內，並把《XXX.xlsx》電子檔案內「tipo de caso」一欄所記錄的「代支」更改為「行政」、「行政案件」，自始，嫌犯乙將新的收款及其他拆賬情況記錄在《XXX-2012-7-13.xlsx》的電子檔案內。
　　10.
　　嫌犯乙會在上述《XXX.xlsx》及《XXX-2012-7-13. xlsx》的電子檔案內，記錄以「律師費」名義收到的「拆案」費用，尤其：
　　
檢察院案件及編號
(法院案件編號)
《XXX.xlssx》和《XXX-2012-7-13.xlsx》

Data
Cliente Nome
tipo de caso
Total hon.
Comissão
陳X友案
﹝編號(51)﹞
14/3/2008
陳X友
XXX咖啡店
$30,000.00


15/7/2008
陳X友
XXX咖啡店
$200,000.00
$95,000.00
(以附註形式記錄「已於2008/7/20支付$30000予好友」)
吳X森案
﹝編號(32)﹞
(﹝編號(6)﹞)
28/3/2009
吳X森
黑工案
$30,000.00


11/6/2009
吳X森
黑工案
$200,000.00
$20,000.00
(以附註形式記錄「已於2009/6/14支付」)
黎X玉案
﹝編號(35)﹞
30/10/2009
黎X玉
刑事案件
$40,000.00


29/12/2009
黎X玉
前稱:代支
後改為:行政
$300,000.00
$50,000.00
(以附註形式記錄 已付了朋友$30,000.00」)
陳X儀案 ﹝編號(36)﹞
30/6/2010
陳X儀
二項黑工案
$10,000.00


19/7/2010註
陳X儀
﹝公司(3)﹞製衣廠
$50,000.00

榮X康案
﹝編號(38)﹞
16/9/2010
榮X康
刑事案件-黑工案
$40,000.00


26/6/2011
榮X康
前稱:代支
後改為:行政案件
$20,000.00

潘X偉案
﹝編號(37)﹞
20/1/2011
潘X偉
刑事案件
$40,000.00
$10,000.00
(以附註形式記錄「已於同日結算」)

6/4/2011
潘X偉
前稱:代支
後改為:行政案件
$100,000.00
$20,000.00
韓X旭案
﹝編號(55)﹞
3/5/2011
DAN X
刑事案件
$60,000.00
$28,000.00

6/5/2011
SHIN X
行政案件
$30,000.00


27/6/2011
DAN X
前稱:代支
後改為:行政
$60,000.00

丁X案
﹝編號(53)﹞
18/5/2011
丁X
民事及刑事
$100,000.00


23/9/2011
丁X
前稱:代支及法律意見書
後改為:法律意見書
$60,000.00

楊X輝(﹝公司(4)﹞桑拿)案
﹝編號(52)﹞
25/6/2011
楊X輝
刑事案件-﹝公司(4)﹞
$40,000.00


24/11/2011
楊X輝 - ﹝公司(4)﹞桑拿
Inq nº.
﹝編號(52)﹞
$40,000.00


19/1/2012
﹝公司(4)﹞
前稱:代支
後改為:行政
$500,000.00
$100,000.00
(以附註形式記錄「已於15/1/2012支付」)

8/3/2012
﹝公司(4)﹞桑拿
第三期法律服務費
$40,000.00

梁X苗案
﹝編號(40)﹞
1/3/2012
梁X苗
非法僱用罪
$40,000.00
$12,000.00
(以附註形式記錄「已於2012/3/5支付」)

9/7/2012
梁X苗
行政
$70,000.00

肖X凡案
﹝編號(43)﹞
(﹝編號(7)﹞)
9/7/2012
肖X凡
預審
$20,000.00

鄧X心案
﹝編號(45)﹞
27/7/2009
鄧X心
黑工案
$40,000.00


18/11/2009
鄧X心
前稱:代支
後改為:行政
$250,000.00
$25,000.00
(以附註形式記錄「已於2009/11/21支付」)
單X勇案
﹝編號(54)﹞
(﹝編號(30)﹞)
10/4/2012
單X勇
刑事案件
$400,000.00


14/9/2012
單X勇
行政
$300,000.00
$50,000.00

28/4/2013
單X勇

$100,000.00

　　註：該案在「Dar ao Advogado」一欄中記錄了「$20,000.00(以附註形式記錄『已於2010/8/3支付好朋友』)」。
　　11.
　　嫌犯乙有時亦會將攤分予嫌犯甲的「拆案」費用，以附註形式在「comissão」一欄中使用代號「好友」、「朋友」、「好朋友」代表嫌犯甲及記錄已向嫌犯甲作出的支付。
　　12.
　　另一方面，為記錄「拆案」攤分所得的報酬情況，嫌犯甲會將其從嫌犯乙處收取的「拆案」費用所涉及的個案及金額記錄在其製作的一個名為《XXX互惠基金認購紀錄.xls》的電子檔案內，並在「認購人」一欄中以代號稱呼某些受查人士，在「金額」一欄中記錄某些已收取的款項，尤其：


檢察院案件編號
(法院案件編號)
《XXX互惠基金認購紀錄.xls》


日期
認購人
金額
【潘X偉案】
﹝編號(37)﹞
12/4/2011
﹝公司(5)﹞
MOP20000
【榮X康案】
﹝編號(38)﹞
26/6/2011
﹝公司(6)﹞
MOP20000
【梁X苗案】
﹝編號(40)﹞
15/7/2012
﹝公司(7)﹞
MOP20000
【單X勇案】
﹝編號(54)﹞
(﹝編號(30)﹞)
15/9/2012
﹝公司(8)﹞
MOP50000
【單X勇案】
﹝編號(54)﹞
(﹝編號(30)﹞)
30/4/2013
所費
MOP60000
【何X敏案】
﹝編號(47)﹞
22/3/2014
何小姐
MOP20000
【肖X凡案】
﹝編號(43)﹞
(﹝編號(7)﹞)
9/7/2012
河X肖
HKD10000
【韓X旭案】
﹝編號(55)﹞
28/6/2011
南韓H
MOP30000
【丁X案】
﹝編號(53)﹞
10/10/2011
丁兄妹
MOP20000
【楊X輝(﹝公司(4)﹞桑拿)案】
﹝編號(52)﹞
20/1/2012
楊生
MOP100000
　　13.
　　同時，嫌犯甲會將一些「拆案」攤分所得的現金存入賬號為﹝編號(361)﹞及﹝編號(362)﹞的中國銀行澳門元儲蓄賬戶，及賬號為﹝編號(363)﹞的國際銀行澳門元儲蓄賬戶內。
　　14.
　　為掩飾團伙成員間的緊密聯繫及不被發現，嫌犯甲及嫌犯乙在透過手機短訊及微信互相發送案件資料給對方後，通常會將相關訊息刪除，且嫌犯甲會以代號「何」來稱呼嫌犯乙，嫌犯乙則會以代號「好友」、「朋友」及「好朋友」來稱呼嫌犯甲；同時，為掩人耳目，嫌犯甲及嫌犯乙亦會前往內地會面商討「拆案」的事宜。
　　15.
　　此項事實已經於第639/2023號案件中審理。
　　16.
　　此項事實已經於第639/2023號案件中審理。
　　17.
　　僅證實(剔除非為本案訴訟標的的事實)：
　　為記錄「拆案」攤分所得的回報情況，嫌犯甲亦會將其從收取的「拆案」費用所涉及的案件資料及金額記錄在其製作的一個名為《XXX互惠基金認購紀錄.xls》的電子檔案內，並在「認購人」一欄中以代號稱呼某些受查人士，在「金額」一欄中記錄某些已收取的款項，尤其：
　　

檢察院案件編號
(法院案件編號)
《XXX互惠基金認購紀錄.xls》


日期
認購人
金額
【許X潯案】
﹝編號(65)﹞
2013/02/26
大肚婆
MOP30000
【李X源、洪X志、卓X峰及梁X超案】
﹝編號(66)﹞
2013/04/12
四司機
MOP20000
【楊X民案】
﹝編號(67)﹞
(﹝編號(10)﹞)
2013/08/27
表當
MOP10000
【楊X、李X案】
﹝編號(68)﹞
2014/04/25
李X
MOP50000
　　18.
　　僅證實：
　　上述「拆案」團伙一直運作，至2022年2月7日，由於嫌犯甲因享受為期2年的長期無薪假而中止職務，嫌犯甲與其團伙成員嫌犯乙、嫌犯丙才不能再進行「拆案」牟利活動。
18-A
　　嫌犯乙明知不可仍共同分工合作，在身為公務員的嫌犯甲發起及組織下，參加或支持嫌犯甲所組織的專門從事替刑事案件的受查人士解決案件(「拆案」)，使該等人士得以逃避法律的制裁或獲得有利的處理，從中為自己及其他團伙成員獲取不正當利益或好處為目的之集團。(原第339點)
* * *
第二部分 關於鄧X心案
(檢察院第﹝編號(45)﹞號偵查案件)
　　19. (見第41-A)
　　20.
　　2009年7月2日，鄧X心因涉嫌聘請無持有工作許可的香港居民莫X健在「﹝公司(8)﹞娛樂場」工作，檢察院以「僱用罪」開立第﹝編號(45)﹞號偵查案件，並分發予刑事訴訟辦事處第二科，由嫌犯甲承辦。
　　21.
　　同日，香港居民莫X健在刑事起訴法庭進行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時，指出自2008年8月起由鄧X心聘請其於上述娛樂場工作。
　　22.
　　同日下午，鄧X心在辯護律師陪同下自行到司法警察局接受調查，隨即被宣告成為嫌犯及接受訊問。
　　23.
　　為了不被控訴，鄧X心及其事實婚配偶梁X遠在朋友介紹下與當時為實習律師的嫌犯乙相約會面，雙方商定處理案件的律師費為40,000澳門元。
　　24.
　　在嫌犯乙向嫌犯甲查問鄧X心的案件編號後，嫌犯甲於2009年7月13日發送手機短訊回覆嫌犯乙：“……另鄧X心黑工案編號﹝編號(45)﹞”。
　　25.
　　2009年7月17日，嫌犯乙向檢察院申請查閱第﹝編號(45)﹞號卷宗，同時提交鄧X心於2009年7月16日簽署的委托書，成為鄧X心於該案的辯護律師。
　　26.
　　2009年7月27日，應嫌犯乙要求，梁X遠向嫌犯乙支付處理案件的律師費40,000澳門元。
　　27.
　　嫌犯乙將此筆費用以「Data：2009/07/27」、「Cliente Nome：鄧X心」、「tipo de caso：黑工案」、「Total hon.：$40,000.00」的代號記錄於《XXX.xlsx》。
　　28.
　　僅證實：
　　2009年10月13日，嫌犯甲作出批示，命令以緊急方式訊問鄧X心。
　　29.
　　僅證實：
　　2009年10月27日，嫌犯甲在訊問鄧X心後，在作出批示決定對其採取繕立身分資料及居所之書錄的強制措施的同時，將案件連同鄧X心送交刑事起訴法庭，建議對鄧X心採取提交不少於10,000澳門元擔保金的強制措施。
　　30.
　　之後，再由嫌犯乙負責向梁X遠表示案件需要持續跟進一段時間，要求再支付250,000澳門元「律師費」以解決案件。
　　31.
　　由於梁X遠及鄧X心擔心案件會使鄧X心留有案底影響工作甚至被監禁，因此答應支付該筆費用。為此，梁X遠於2009年11月18日以現金方式向嫌犯乙再支付250,000澳門元「律師費」作為解決案件的費用；嫌犯乙於同日，開出一張金額250,000澳門元，項目為「行政」的收據。
　　32.
　　嫌犯乙將此筆費用以「Data：2009/11/18」、「Cliente Nome：鄧X心」、「tipo de caso：代支」、「Total hon.：$250,000.00」、「Comissão：$25,000.00」(以附註形式記錄「已於2009/11/21支付」)的代號記錄於《XXX.xlsx》。
　　33.
　　2009年11月21日，嫌犯乙將上述250,000澳門元中的25,000澳門元攤分予嫌犯甲，並以上述「Comissão：$25,000.00」(以附註形式記錄「已於2009/11/21支付」)、「代支」的方式記載該筆已支付予嫌犯甲的報酬。
　　34.
　　在卷宗送回檢察院並送閱予嫌犯甲後，案件自2009年11月10日一直處於閒置狀態，沒有採取任何偵查措施。
　　35.
　　2011年9月19日，檢察院由於工作調動，將上述案件重新分派予另一名檢察官承辦。
　　36.
　　僅證實：
　　嫌犯甲獲分發此案件繼續承辦。
　　37.
　　2011年11月23日，嫌犯甲在無視案中書證，尤其是證人莫X健的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且沒有進一步採取偵查措施以查明事實的情況下，作出批示以「由於卷宗內缺乏證明雙方僱用關係的任何文件(如僱用合約、出糧支票等)，而莫X健之名牌上僅注明是“﹝公司(9)﹞角子機經理”，也沒有證人作出明確的指證，故暫無足夠跡象表明莫X健是由嫌犯鄧X心直接聘用的」為由，將案件歸檔，使鄧X心於刑事程序中免受控訴。
　　38.
　　僅證實：
　　2012年7月，當嫌犯乙將《XXX.xlsx》的資料另存新檔至《XXX-2012-7-13.xlsx》的電子檔案後，將「tipo de caso」一欄所記錄的「代支」更改為「行政」。
　　39.
　　直至2015年10月9日，嫌犯甲發現鄧X心交付的擔保金尚未處理，於是將此事告知嫌犯乙。
　　40.
　　2015年10月16日，嫌犯乙代表鄧X心申請領取案中的擔保金，並於2015年11月10日領回。
　　41.
　　廉政公署於嫌犯甲位於檢察院大樓的辦公室內，搜獲一張手寫有「鄧X心 2a Secção Inq.﹝編號(45)﹞」字樣的黃色便條紙。
41-A
　　 第一嫌犯和第二嫌犯利用第一嫌犯擔任檢察院司法官的職務之便，並藉承辦檢察院第﹝編號(45)﹞號偵查案件之機，將案件歸檔，使受查人士鄧X心在上述刑事偵查案件的程序中免被控訴，藉此以彼等團伙名義向受查人士鄧X心及事實婚配偶梁X遠索要及收取金錢報酬。(原第19點事實)
41-B
　　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共同分工合作，明知第一嫌犯身為公務員，不應向鄧X心及梁X遠要求及接受彼等不應收之財產利益，仍由第一嫌犯在其承辦的檢察院第﹝編號(45)﹞號偵查案件(鄧X心案)中，作出違背其職務的行為，將偵查案件歸檔，使鄧X心免被刑事控訴。(原第340點事實)
* * *
第三部分 關於何X敏案
(檢察院第﹝編號(47)﹞號偵查案件)
42. (見第67-A)
　　43.
　　2009年6月，司法警察局在調查一宗涉及內地人士黃X笑於本澳使用偽鈔的案件(檢察院第﹝編號(69)﹞號偵查案件)期間，揭發「﹝公司(11)﹞針織廠有限公司」涉嫌透過「﹝公司(12)﹞澳門職業介紹所有限公司」轉賣非本地勞工配額予趙X龍，由趙X龍將非本地勞工咭售賣予內地人士。
　　44.
　　何X敏是「﹝公司(11)﹞針織廠有限公司」的負責人，李X濱是該公司廠長，林X榮是該公司會計；趙X龍是「﹝公司(13)﹞清潔有限公司」及「﹝公司(13)﹞車行」的負責人，歐X和是該等公司負責勞務事宜的員工；馮X清是「﹝公司(12)﹞澳門職業介紹所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員。
　　45.
　　為此，司法警察局於2010年1月29日及30日先後宣告何X敏、李X濱、林X榮、歐X和、馮X清以及一名使用非本地勞工咭的內地人士曲X斌成為嫌犯，並於2010年1月30日將上述六名人士以非現行犯方式拘留。
　　46.
　　僅證實：
　　為了不被控訴及不被監禁，何X敏決定委托當時仍為實習律師的嫌犯乙作為自己及公司員工李X濱及林X榮的辯護律師以解決案件，同時協議由何X敏的父親何X與嫌犯乙商討及支付為三人解決案件的「律師費」。
　　47.
　　有見及此，馮X清亦委托嫌犯乙為其辯護律師以解決案件，雙方並為此協議解決案件的「律師費」。
　　48.
　　2010年1月30日，司法警察局將上述六名已拘留人士連同案件資料移送檢察院，嫌犯乙隨即向檢察院提交何X敏於2009年5月26日簽署的委托書，成為何X敏於該案的辯護律師。
　　49.
　　之後，檢察院人員將相關案件資料及文件以補充文書方式附入第﹝編號(69)﹞號偵查案件卷宗並編寫頁碼。
　　50.
　　嫌犯甲為2010年1月30日(星期六)的刑事訴訟辦事處值日檢察院司法官，其當時已知悉嫌犯乙代理受查人士何X敏。
　　51.
　　為了能直接掌控案件並將之達至歸檔，以便與嫌犯乙共同賺取受查人士以「律師費」名義支付的報酬，嫌犯甲利用其作為助理檢察長以及值日檢察院司法官的權限，口頭命令將上述已附入檢察院第﹝編號(69)﹞號偵查案件中的補充文書抽出，之後再以批示命令以第6/2004號法律之「偽造文件罪」開立新案，同時口頭命令以手動方式將此新開立的第﹝編號(47)﹞號偵查案件分發予其本人承辦。
　　52.
　　同日，嫌犯乙代表李X濱、林X榮及馮X清向檢察院申請作出卷宗內授權後，以辯護律師身份陪同李X濱、林X榮、馮X清及何X敏接受訊問，期間四人均拒絕作答。
　　53.
　　2010年1月30日至2012年10月27日期間，司法警察局將50名已成為上述案件嫌犯的涉案人士移送檢察院，當中包括趙X龍及其員工楊X秀，以及涉嫌購買或使用涉案非本地勞工咭的內地人士歐X江、于X齊、張X澳、紀X治、劉X華、梁X倫、楊X、鄭X志、陳X忠、鄭X東、呂X城、陶X強、鮑X、周X、賴X偉、梁X國、李X柔、謝X、田X、王X成、王X田、胡X輝、薛X激、胡X、于X、陳X、陳X仲、原X能、鍾X華、梁X龍、林X貴、歐陽X、夏X飛、朱X香、梁X文、謝X芳、方X、楊X壘、江X庚、謝X洪、鄭X宇、黃X輝、李X平、黃X中、朱X峰、鄺X豪、陳X謨及吳X波。
　　54.
　　在卷宗送閱予嫌犯甲後，案件自2012年10 月29日至2014年1月26日(1年3個月)，一直處於閒置狀態，沒有採取任何偵查措施。
　　55.
　　僅證實：
　　2013年2月，何X敏的父親何X向嫌犯乙支付了不能查明具體數額作為案件的「律師費」。
　　56.
　　僅證實：
　　2014年1月24日，嫌犯甲與嫌犯乙相約會面。
　　57.
　　僅證實：
　　2014年1月26日，嫌犯甲透過微信告知嫌犯乙：“原來陳X英並未成為嫌犯，只是證人身份”，並續指：“按原計劃做”。
　　58.
　　2014年1月27日，嫌犯甲在無視案中書證、證人證言及受查人士聲明，且沒有進一步採取偵查措施以查明事實的情況下，作出批示以「調查過程中未發現存在嚴格意義上的“虛假文件”，故沒有足夠跡象表明該等行為構成偽造文件罪或詐騙罪」為由，將案件歸檔，使何X敏、李X濱、林X榮及馮X清，以及當時已在案中成為嫌犯的另外52名的受查人士免被刑事控訴。
　　59.
　　僅證實：
　　由於案中受查人士均涉嫌以共同犯罪的方式參與犯罪，嫌犯甲認為要讓「律師費」的「服務對象」何X敏、李X濱、林X榮及馮X清免被控訴，就必須同時惠及全部受查人士，故作出上述批示，而令讓全案受查人士均因其决定免被控訴。
　　60.
　　2014年3月22日，嫌犯乙將實為協助解決第﹝編號(47)﹞號偵查案件的「拆案」報酬中的20,000澳門元攤分予嫌犯甲，嫌犯甲將該筆費用以「日期：2014/03/22、認購人：何小姐、金額：MOP20000」的代號記錄於《XXX互惠基金認購紀錄.xls》。
　　61.
　　2014年3月26日，嫌犯甲將上述20,000澳門元現金存入賬號為﹝編號(363)﹞的國際銀行澳門元儲蓄賬戶內。
62.
　　2014年3月30日，司法警察局截獲1名涉案人士龔X勇並於翌日(2014年3月31日)宣告成為嫌犯及移送檢察院，嫌犯甲將第﹝編號(47)﹞號案件重開，並貫徹其前述計劃，在無視證據及沒有採取偵查措施的情況下，於同日以與2014年1月27日的歸檔批示相同的理由，將案件第二次歸檔。
　　63.
　　2017年5月2日，司法警察局截獲1名涉案人士關X龍並宣告成為嫌犯，及於同年5月4日移送檢察院，嫌犯甲再次貫徹其前述計劃，在無視證據及沒有採取偵查措施的情況下，於同日作出批示以「因嫌犯所涉行為之追訴時效已過，不再對其作出訊問，及不再重開偵查」為理由維持案件歸檔。然而，實際上關X龍被指控涉嫌觸犯的是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犯罪，其追訴時效仍未屆滿。
　　64.
　　2017年7月18日，司法警察局截獲1名涉案人士林X柏並宣告成為嫌犯，及於翌日(2017年 7月19日)移送檢察院，嫌犯甲將第﹝編號(47)﹞號案件重開，再次貫徹其前述計劃，在無視證據和沒有採取偵查措施的情況下，於同日以未有充分跡象為由將案件第三次歸檔。
　　65.
　　2017年7月20日，嫌犯甲作出批示通知司法警察局取消第﹝編號(47)﹞號偵查案件部份涉案人士之攔截，使檢察院無法對何X敏、李X濱、林X榮及馮X清，以及在該案當時已成為嫌犯的另外55名同案受查人士重新作出偵查。
　　66.
　　2017年7月24日，由於發現案中尚有部分針對涉案人士之攔截仍然生效，嫌犯甲為使案件無法重開以追究上述人士的刑事責任，從而作出批示，命令通知司法警察局取消所有與第﹝編號(47)﹞號偵查案件有關且仍然生效之攔截。
　　67.
　　廉政公署於嫌犯甲位於檢察院大樓的辦公室內，搜獲一份檢察院第﹝編號(70)﹞號偵查案件的卷宗封面副本，其上手寫有「﹝編號(47)﹞ 何X敏 (勞工配額)」字樣；一份記錄有五宗由嫌犯乙擔任案中受查人律師的檢察院偵查案件資料的電腦打印紙張，當中包括「5. Inq. Nº.﹝編號(47)﹞ 2ª Secção 何X敏 出讓外勞配額事宜」；以及多份第﹝編號(47)﹞號偵查案件中司法警察局所作的筆錄副本，包括案中受查人士何X敏、林X榮、趙X龍等人的嫌犯訊問筆錄，及「﹝公司(11)﹞針織廠有限公司」的董事總經理秘書麥X英及陳X英的證人詢問筆錄。
67-A
　　僅證實：
　　嫌犯甲伙同嫌犯乙，利用嫌犯甲擔任助理檢察長以及週末值日檢察官的職務之便，命令手動將檢察院第﹝編號(47)﹞號偵查案件分發予自己承辦，並將案件歸檔，使受查人士何X敏、李X濱、林X榮及馮X清，以及聯帶故意不促進控訴歐X和、曲X斌、趙X龍、楊X秀、歐X江、于X齊、張X澳、紀X治、劉X華、梁X倫、楊X、鄭X志、陳X忠、鄭X東、呂X城、陶X強、鮑X、周X、賴X偉、梁X國、李X柔、謝X、田X、王X成、王X田、胡X輝、薛X激、胡X、于X、陳X、陳X仲、原X能、鍾X華、梁X龍、林X貴、歐陽X、夏X飛、朱X香、梁X文、謝X芳、方X、楊X壘、江X庚、謝X洪、鄭X宇、黃X輝、李X平、黃X中、朱X峰、鄺X豪、陳X謨、吳X波等52名受查人士在上述的刑事訴訟程序，並令其等在刑事偵查案件的程序中免被控訴，藉此向何X敏(為其本人、李X濱和林X榮)以及馮X清索要及收取金錢報酬。(原第42點以及原第341、342點事實部分事實)
67-B
　　還證實：
　　嫌犯甲與嫌犯乙意圖使何X敏、李X濱、林X榮及馮X清免被刑事控訴及阻止案件重開，共同分工合作，利用嫌犯甲身為公務員之便，在偵查階段，明知違反法律的情況下，由嫌犯甲利用其在檢察院第﹝編號(47)﹞號偵查案件之承辦檢察院司法官所產生之權力，故意不促進控訴龔X勇、關X龍、林X柏的刑事訴訟程序。(原第42點和第341、342點事實部分事實)
第四部分
關於單X勇案 (檢察院第﹝編號(54)﹞號偵查案件/初級法院刑事起訴法庭第﹝編號(30)﹞號普通訴訟程序-預審卷宗)
68. (見第102-A)
　　69.
　　2012年1月19日，被害人王X鵬(及後於2012年5月18日成為輔助人)針對﹝公司(8)﹞娛樂場的投資者單X勇涉嫌實施詐騙向檢察院作出檢舉。檢察院以「詐騙罪」開立第﹝編號(54)﹞號偵查案件，並分發予刑事訴訟辦事處第二科，由嫌犯甲承辦。
　　70.
　　單X勇擔心若被刑事檢控，會導致其投資移民居留許可不獲續期，甚至申請會被取消，遂向嫌犯乙求助以解決案件，並於2012年4月2日簽署委托書，使嫌犯乙成為其辯護律師。
　　71.
　　2012年4月10日及其後，按照嫌犯乙要求，單X勇向嫌犯乙兩次支付200,000澳門元律師費，即合共400,000澳門元律師費。
　　72.
　　嫌犯乙將此筆實為「拆案」費用以「Data：10/4/2012」、「Cliente Nome：單X勇」、「tipo de caso：刑事案件」、「Total hon.：$400,000.00」的代號記錄於《XXX.xlsx》。
　　73.
　　2012年9月6日，嫌犯乙與嫌犯甲聯絡以商討如何「拆案」，以賺取單X勇以「律師費」名義支付的報酬。3天後(2012年9月9日)，嫌犯乙發送手機短訊予單X勇：“單總，已跟好朋友見過面，有些措施及具體程序需要與你相量的，何時回澳？乙律師”。
　　74.
　　隨即於翌日(2012年9月10日)，嫌犯甲作出批示，命令對單X勇以證人身份作出詢問，並強調須通知證人單X勇之辯護律師(defensor)；嫌犯甲於同日已私下告知嫌犯乙上述批示內容，而檢察院於2012年9月12日才將上述批示通知嫌犯乙；有關詢問被安排至2012年11月6日進行。
　　75.
　　翌日(2012年9月11日)下午，嫌犯乙與單X勇在其律師樓會面，並向單X勇透露嫌犯甲上述批示的內容及商量對策。期間，嫌犯乙將一份書面解釋聲明書交予單X勇簽署，當中指出單X勇因公務未能出席上述之詢問措施。同時，嫌犯乙再次向單X勇索要300,000澳門元，作為將案件歸檔的報酬，單X勇答應並向嫌犯乙作出支付。
　　76.
　　嫌犯乙為著掩飾嫌犯甲已私下告知其上述詢問的批示內容，特意在上述聲明書中留白了簽署的日期。
　　77.
　　2012年9月14日，嫌犯乙於單X勇離境澳門的情況下，在上述聲明書中留白的日期位置手寫填上「14」作為單X勇簽署之日期，並提交予檢察院。
　　78.
　　同日(2012年9月14日)，嫌犯乙將上述替單X勇「拆案」所收取的300,000澳門元報酬以「Data：2012/09/14」、「Cliente Nome：單X勇」、「tipo de caso：行政」、「Total hon.：$300,000.00」、「Comissão：$50,000.00」的代號記錄於《XXX-2012-7-13.xlsx》。
　　79.
　　2012年9月15日，嫌犯乙將上述300,000澳門元中的50,000澳門元攤分予嫌犯甲；同日，嫌犯甲將此筆替單X勇「拆案」所收到的報酬以「日期：2012/09/15、認購人：﹝公司(8)﹞、金額：MOP50000」的代號記錄於《XXX互惠基金認購紀錄.xls》。
　　80.
　　2012年9月20日，案件送閱予嫌犯甲後，其於同日作出批示命令詢問輔助人王X鵬及通知其辯護律師，該詢問措施被安排至2012年11月6日上午10時進行。
　　81.
　　2012年9月26日，輔助人王X鵬針對單X勇上述詐騙案件向身份證明局投訴，單X勇的投資居留續期申請因而被貿易投資促進局暫停審批。其後，相關投訴文件於2012年10月4日被送往檢察院。
　　82.
　　嫌犯甲得知此事後，與嫌犯乙於2012年10月21日及28日兩次會面，並於11月4日兩人以手機短訊溝通。
　　83.
　　由於嫌犯甲將已命令詢問輔助人王X鵬之事宜私下告知了嫌犯乙，嫌犯乙於2012年11月5日發送手機短訊予單X勇：“單總，受害人明天錄口供。乙”。
　　84.
　　翌日(2012年11月6日)，單X勇發送手機短訊予嫌犯乙查問上述詢問情況。嫌犯乙以手機短訊回覆：“未知，我沒有即時問，我的朋友稍後回告訴我的。”同日下午，單X勇透過手機短訊再次追問嫌犯乙：“乙：有消息了吧！”。
　　85.
　　2012年11月7日，單X勇透過手機短訊再次追問嫌犯乙。3分鐘後，嫌犯乙將已從嫌犯甲處獲悉的詢問內容以手機短訊回覆單X勇：“已錄了口供，情況是受害人堅稱是存在犯罪行為了，尤其是指出在協議期間，他有權退出及取回款。現在要等一陣，以便稍後由我的朋友處理，放心！”。
　　86.
　　嫌犯甲隨即於2012年11月9日，在無視案中書證及輔助人王X鵬的證言的情況下，作出批示以「目前沒有跡象顯示被舉報人單X勇在簽訂協議之過程中故意欺騙舉報人，事件應循民事途徑解決」為由，將案件歸檔，使單X勇於刑事程序中免被控訴，從而令單X勇的居留許可申請程序能順利進行。
　　87.
　　之後，嫌犯甲將歸檔決定私下告知嫌犯乙，嫌犯乙於2012年11月12日發送手機短訊予單X勇：“單總，明天收通知！乙”，以便事先告訴單X勇案件歸檔的消息，其後檢察院於2012年11月13日才將上述歸檔通知嫌犯乙及單X勇。
　　88.
　　2012年11月27日，輔助人王X鵬針對嫌犯甲的歸檔批示，向刑事起訴法庭提出預審；刑事起訴法庭法官於2012年12月19日接納輔助人王X鵬的預審聲請，並宣告單X勇具嫌犯身份。
　　89.
　　 2013年1月29日，單X勇的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到期，但貿易投資促進局因單X勇仍然牽涉在上述預審案件，沒有發出居留續期許可。
　　90.
　　2013年3月14日，刑事起訴法庭法官作出批示，訂於2013年4月30日進行預審辯論。
　　91.
　　2013年3月16日，嫌犯甲與嫌犯乙為了繼續協助單X勇「拆案」及索要金錢報酬，兩人私下商討預審辯論的事宜。
　　92.
　　 2013年4月26日，在嫌犯乙安排下，單X勇簽署一份願意缺席預審辯論的聲明，並向單X勇表示可幫助其在預審程序中不被起訴，但須支付100,000澳門元作為報酬。
　　93.
　　2013年4月28日，按照嫌犯乙要求，單X勇再次將100,000澳門元「律師費」給予嫌犯乙作為不被起訴的費用；之後，嫌犯乙將此筆實為「拆案」費用以「Data：2013/04/28」、「Cliente Nome：單X勇」、「Total hon.：$100,000.00」的代號記錄於《XXX-2012-7-13.xlsx》。
　　94.
　　2013年4月29日，在嫌犯乙向刑事起訴法庭提交上述缺席聲明前，嫌犯乙與嫌犯甲以手機短訊聯繫，商討如何在預審辯論中為單X勇「拆案」不被起訴。
　　95.
　　2013年4月30日，嫌犯甲及嫌犯乙分別以檢察院司法官及辯護律師的身份出席預審辯論，期間，嫌犯甲認為無足夠跡象顯示單X勇使用詭計作欺騙，主張維持歸檔的決定；嫌犯乙則表示贊同嫌犯甲的維持歸檔建議。同日，刑事起訴法庭決定不對單X勇作出起訴。
　　96.
　　在預審辯論結束約1小時後，嫌犯甲兩次致電嫌犯乙。同日，嫌犯乙將上述100,000澳門元「律師費」中的60,000澳門元攤分予嫌犯甲，嫌犯甲將此筆為受查人士單X勇「拆案」所收到的費用以「日期：2013/04/30、認購人：所費、金額：MOP60000」的代號記錄於《XXX互惠基金認購紀錄.xls》。
　　97.
　　2013年5月6日，嫌犯乙向刑事起訴法庭申請不起訴批示的證明，以便要求貿易投資促進局跟進單X勇投資居留許可續期的行政程序，及要求身份證明局跟進單X勇更換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98.
　　2013年5月10日，單X勇因擔心其居留許可會再次因輔助人王X鵬對案件提起上訴而受影響，故透過手機短訊追問嫌犯乙對方有否提起上訴。
　　99.
　　2013年5月24日，刑事起訴法庭將當時已轉為確定的不起訴批示提供予貿易投資促進局。
　　100.
　　2013年5月27日，嫌犯乙以急件方式請求刑事起訴法庭儘快將案件的不起訴批示回覆貿易投資促進局，以便該局跟進單X勇的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更換續期事宜。
　　101.
　　2013年5月30日，嫌犯乙以手機短訊通知單X勇，刑事起訴法庭已將案件的不起訴批示通知貿易投資促進局。
　　102.
　　單X勇最終於2015年4月1日獲發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102-A
　　第一嫌犯伙同第二嫌犯，利用第一嫌犯擔任檢察院司法官的職務之便，並藉承辦檢察院第﹝編號(54)﹞號偵查案件(及後初級法院刑事起訴法庭第﹝編號(30)﹞號普通訴訟程序-預審卷宗)之機，將案件歸檔，及在預審中促使受查人士單X勇在上述刑事偵查案件程序中免被起訴，從而不影響其投資居留及成為澳門永久性居民的申請，藉此向受查人士單X勇索要及收取金錢報酬。(原第68點)
102-B
　　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共同分工合作，明知第一嫌犯身為公務員，不應向單X勇要求及接受彼等不應收之財產利益，仍由第一嫌犯在其承辦的檢察院第﹝編號(54)﹞號偵查案件(單X勇案)中，將偵查案件歸檔，使單X勇免被刑事控訴，並在續後的預審程序中促使單X勇免被刑事起訴，從而使單X勇在投資居留申請的行政程序及在取得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的行政程序上得益。(原第343點)
第五部分 關於張X清案
(檢察院第﹝編號(49)﹞號偵查案件/初級法院第﹝編號(9)﹞號獨任庭普通刑事案)
　　103. (見第122-A)
　　104.
　　2012年8月28日，針對「﹝公司(14)﹞石油有限公司」發現有人擅自接駁中央石油氣管道到一住宅單位內以偷取石油氣令公司損失15,000澳門元的事宜，檢察院以「盜竊罪」開立第﹝編號(49)﹞號偵查案件，並分發予刑事訴訟辦事處第二科，由嫌犯甲承辦。
　　105.
　　2012年9月3日，上述單位業主張X清因涉嫌觸犯「盜竊罪」被治安警察局宣告成為嫌犯，張X清在接受訊問時承認作出盜竊的事實。
　　106.
　　2012年12月3日，治安警察局完成偵查後，將案件移送檢察院。翌日(2012年12月4日)，嫌犯甲以批示命令通知張X清到檢察院接受訊問，此訊問被安排於2013年1月8日進行。
　　107.
　　2012年12月6日，張X清收到檢察院的訊問通知。之後，張X清向嫌犯乙求助以解決案件，並告知嫌犯乙其在治安警察局已承認控罪。
　　108.
　　嫌犯乙將此事告知嫌犯甲後，彼等決定幫助張X清「拆案」以取得金錢報酬。
　　109.
　　2012年12月27日，嫌犯乙向張X清索要150,000澳門元「律師費」作為協助解決案件的報酬，且須在案件歸檔時支付，張X清答應。
　　110.
　　僅證實：
　　為此，張X清簽收一張由「﹝公司(15)﹞」公司發出的發票作實。發票上的客戶為「張X清」、項目為「律師費及賠償受害者之費用(案件完結時支付)」、日期為「2012年12月27日」、金額(MOP)為「$150,000.00」。
　　111.
　　2013年1月2日，嫌犯乙發送手機短訊向嫌犯甲表示：“﹝編號(49)﹞，張X清，將於稍後賠償該公司的損失”，“是﹝公司(14)﹞，認識該公司的經理，正辦理文件”。嫌犯甲隨即回應：“對方公司聯絡了吧？怎表態？好像是﹝公司(14)﹞”。
　　112.
　　2013年1月9日，由於嫌犯乙尚未以辯護律師身份介入案件，張X清自行向檢察院提交患病證明就其缺席2013年1月8日進行之訊問措施作解釋。2013年1月15日，檢察院再次通知張X清於2013年1月25日到檢察院接受訊問。
　　113.
　　直至2013年1月24日，嫌犯乙才向檢察院提交張X清於同日簽署的授權書，正式成為張X清於該案的辯護律師。
　　114.
　　2013年1月25日，張X清在嫌犯乙的陪同下接受嫌犯甲訊問，期間張X清表示已於治安警察局筆錄中認罪，嫌犯甲隨即回應：“咁細單嘢，又有請律師，點解要認呀？”。最終，訊問筆錄記載成張X清聲明不願意回答被歸責的提問。
　　115.
　　2013年1月28日，嫌犯甲作出批示命令等待2個月，以讓嫌犯乙有時間說服「﹝公司(14)﹞」撤訴。
　　116.
　　2013年2月8日，嫌犯甲以手機短訊詢問嫌犯乙“另煤氣案人家不撤訴嗎”，嫌犯乙回覆“另煤氣公司不肯簽放棄聲明，現仍努力游說。”。
　　117.
　　2013年11月15日，嫌犯甲以批示命令通知「﹝公司(14)﹞石油有限公司」代表馬X榮到檢察院接受詢問，以了解是否願意撤訴。
　　118.
　　2013年11月29日，馬X榮在檢察院的詢問中表示「﹝公司(14)﹞」損失15,000澳門元，並需繼續追究張X清的刑事責任。
　　119.
　　2014年2月24日，由於「﹝公司(14)﹞石油有限公司」堅持追究張X清的刑事責任，嫌犯甲不能將案件歸檔，故只能針對張X清涉嫌觸犯「盜竊罪」提出控訴。
　　120.
　　2014年2月27日，張X清收到控訴書的通知。由於案件未能成功歸檔，張X清只向嫌犯乙支付了協議「律師費」的一半。
　　121.
　　未能證實。
　　122.
　　2014年6月17日，嫌犯乙有感「拆案」事宜已完結，其無需跟進案件，便向初級法院遞交複授權書，由其他律師作為張X清的辯護律師出席及代理張X清隨後的審判聽證及宣判程序。
122-A
　　第一嫌犯伙同第二嫌犯，利用第一嫌犯擔任檢察院司法官的職務之便，並藉承辦檢察院第﹝編號(49)﹞號偵查案件(及後初級法院第﹝編號(9)﹞號獨任庭普通刑事案)之機，向受查人士張X清提供幫助，企圖將案件歸檔及使張X清在上述刑事偵查案件程序中免被控訴，藉此向張X清索要及收取金錢報酬。(原第103點)
122-B
　　第一嫌犯明知其身為公務員，不應向張X清要求及接受不應收之財產利益，仍在其承辦的檢察院第﹝編號(49)﹞號偵查案件中，作出違背其職務的行為，企圖將偵查案件歸檔，使張X清免被刑事控訴。(原第344點)
* * *
第六部分 關於陳X俊案
(檢察院第﹝編號(50)﹞號偵查案件)
　　123. (見第141-A)
　　124.
　　2013年8月10日凌晨時分，司法警察局在反罪惡巡查行動中，發現五名無持有工作許可的人士在﹝公司(16)﹞酒店的「﹝公司(17)﹞夜總會」工作。經調查，陳X俊涉嫌聘請該等人士。
　　125.
　　由於陳X俊在此之前已透過鍾X耀(X哥/X哥)介紹並聘請嫌犯乙作為其委托律師，在知悉自己涉嫌犯罪後，陳X俊向嫌犯乙求助以解決案件。
　　126.
　　2013年8月12日，陳X俊在嫌犯乙陪同下自行到司法警察局接受調查。嫌犯乙向司法警察局提交陳X俊簽署的委托書，成為陳X俊於該案的辯護律師。陳X俊隨即被宣告成為嫌犯並接受訊問，且就被指控事實保持沉默。
　　127.
　　2013年8月15日，司法警察局將案件移送檢察院，檢察院以「僱用罪」開立第﹝編號(50)﹞號偵查案件，並分發予刑事訴訟辦事處第二科，由嫌犯甲承辦。
　　128.
　　同日，嫌犯乙陪同陳X俊出席值日檢察官主持的訊問。訊問中，陳X俊再次拒絕作答。訊問結束後，陳X俊因有跡象顯示觸犯「僱用非法勞工罪」，被採取繕立身分資料及居所之書錄的強制措施。
　　129.
　　由於嫌犯乙知悉該案由嫌犯甲承辦，故將此案告知嫌犯甲，兩人決定幫助陳X俊「拆案」。
　　130.
　　 2013年9月2日(週一)，即司法假期後首個工作日，嫌犯甲隨即操作案件並作出批示，目的是達至歸檔。
　　131.
　　為與鍾X耀跟進案件情況，嫌犯乙於2013年9月26日發送手機短訊予鍾X耀相約見面。鍾X耀回覆嫌犯乙可於當日下午4點前見面，嫌犯乙以手機短訊回覆：“X哥，不容急，已與朋友聯繫了，只是向你匯報一下情況而已。乙”。
　　132.
　　2013年10月8日，嫌犯乙代表陳X俊向檢察院提交一份書面陳述，否認是其僱用五名涉案勞工。
　　133.
　　卷宗隨即送閱予嫌犯甲及自2013年10月10日至2014年9月24日作出歸檔批示之日(接近1年)，案件一直處於閒置狀態，沒有採取任何偵查措施。
　　134.
　　由於陳X俊的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將於2014年9月30日到期，為免影響證件續期，嫌犯乙於2014年9月7日與嫌犯甲在內地會面跟進「拆案」進度。
　　135.
　　翌日(2014年9月8日)，為加快處理案件的進度，嫌犯甲透過微信發送訊息予嫌犯乙:“號碼轉來，﹝公司(17)﹞”，嫌犯乙隨即以微信回覆嫌犯甲：“陳X俊 ﹝編號(50)﹞”，嫌犯甲回覆：“收到”。
　　136.
　　兩日後(2014年9月10日)，嫌犯乙為了解案件的進展情況，透過微信向嫌犯甲查問：“另，你找到陳氏?”，嫌犯甲隨即以微信回覆嫌犯乙：“找緊”。
　　137.
　　嫌犯甲找到案件後隨即著手撰寫歸檔批示，並將之告知嫌犯乙。嫌犯乙於2014年9月20日發送手機短訊告知鍾X耀：“X哥，你太客氣了，無論如何下星期收好消息。何”。
　　138.
　　2014年9月23日，鍾X耀發送手機短訊相約嫌犯乙見面，由於案件尚未歸檔，嫌犯乙以手機短訊回覆鍾X耀：“等埋出批示先，否則沒有面子囉”。
　　139.
　　2014年9月24日，嫌犯甲在無視案中五名無持有工作許可的人士表明陳X俊為夜總會負責人且他們是由陳X俊所聘用的相關證言、警方報告以及案中書證(尤其是「﹝公司(17)﹞」的員工累積假期表及更期表)的情況下，作出批示以「暫無足夠跡象表明該等人士是由嫌犯陳X俊所聘用」為由，將案件歸檔，使陳X俊在刑事程序中免被控訴。
　　140.
　　同日，嫌犯甲在完成並儲存上述歸檔批示的電子檔案約2小時後，透過微信告知嫌犯乙案件已歸檔，嫌犯乙隨即透過手機短訊告知鍾X耀有關陳X俊案件歸檔的消息：“陳兄事宜於今天發出”。
　　141.
　　廉政公署於嫌犯甲的辦公電腦內發現一個名為《﹝編號(237)﹞非法雇用-陳X俊-﹝公司(17)﹞夜總會.doc》的電子檔案。
141-A
　　嫌犯甲伙同嫌犯乙，利用嫌犯甲擔任檢察院司法官的職務之便，並藉承辦檢察院第﹝編號(50)﹞號偵查案件之機，將案件歸檔，使受查人士陳X俊在上述刑事偵查案件的程序中免被控訴。(原第123點)
141-B
　　 嫌犯甲與嫌犯乙意圖使陳X俊免被刑事控訴，共同分工合作，利用嫌犯甲身為公務員之便，在偵查階段，明知違反法律的情況下，由嫌犯甲利用其在檢察院第﹝編號(50)﹞號偵查案件(陳X俊案)之承辦檢察院司法官所產生之權力，將案件歸檔，故意不促進控訴陳X俊的刑事訴訟程序。(原第345點)
　　第七部分 關於余X華、王X信案
　　(檢察院第﹝編號(48)﹞號偵查案件)
　　142. (見第165-A)
　　143.
　　余X華(江西人士)是某娛樂場貴賓會賬戶之戶主，王X信(江西人士)是該賬戶之取款登記人，兩人涉嫌於2017年9月19日借款予被害人王X賭博，條件是雙方各自出資300,000港元賭本，並從中抽取勝出彩金的百份之二十作為利息；檢察院以「以賭博為目的之高利貸罪」開立第﹝編號(48)﹞號偵查案件，並分發予刑事訴訟辦事處第二科，由嫌犯甲承辦。
　　144.
　　司法警察局於2017年9月19日將從被害人王X身上發現的作為賭資之用的總值477,000港元籌碼扣押。
　　145.
　　直至2018年7月25日，司法警察局成功攔截余X華及王X信並宣告二人為嫌犯及進行訊問，同時將兩人身上搜獲的現金及手機扣押。
　　146.
　　余X華及王X信為了免被控訴，且害怕因涉嫌犯罪被禁止入境澳門及禁止進入賭場，於是向嫌犯乙求助。
　　147.
　　嫌犯乙向余X華及王X信兩人表示有辦法打贏官司，從而向彼等索要每人100,000港元「律師費」作為報酬。兩人同意並協議之後會以分期方式支付予嫌犯乙此筆「拆案」費用(僅修改行文，沒有影響事實的意思)。
　　148.
　　2018年7月26日，嫌犯乙向檢察院提交余X華及王X信於同日簽署的委托書，成為彼等於該案的辯護律師，並陪同余X華及王X信出席代任檢察官主持的訊問。訊問中，兩人拒絕回答。之後，余X華及王X信因有強烈跡象顯示觸犯「以賭博為目的之高利貸罪」，被刑事起訴法庭採取繕立身分資料及居所之書錄、禁止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娛樂場以及禁止接觸被害人及其家屬的三項強制措施。
　　149.
　　同日，在相關程序結束後，刑事起訴法庭將余X華及王X信交給司法警察局處理；余X華及王X信因而被實施禁止入境措施，為期5年，自2018年7月27日起計。
　　150.
　　2018年9月19日，嫌犯乙於檢察院查閱該案卷宗後，隨即相約嫌犯甲午膳以商討如何「拆案」，及賺取王X信和余X華以「律師費」名義支付的報酬。
　　151.
　　為了能儘快再次進入澳門及賭場，王X信及余X華按之前的協議，在案件歸檔前，分兩期向嫌犯乙支付「拆案」的費用。
　　152.
　　嫌犯甲隨即於2018年10月8日，在無視整個案發過程已被拍攝，且被司法警察局製作成翻閱光碟筆錄等證據的情況下，作出批示以「…上述配碼活動並無簽署書面協議，經調查並不能證實嫌犯余X華等人在配碼活動中收取利息或其他不法財產利益，故無足夠跡象顯示嫌犯余X華、王X信等人觸犯為賭博的高利貸罪或其他犯罪」為由，將案件歸檔，使余X華及王X信在刑事程序中免被控訴。
　　153.
　　同時，嫌犯甲在批示中刻意忽略案中被扣押籌碼涉嫌是賭博高利貸的犯罪工具，以「無證據顯示其賭博時有贏取款項」等理由，命令將從被害人王X處扣押的477,000港元籌碼中的300,000港元籌碼退還予被害人王X，餘下的177,000港元籌碼則退還予余X華。
　　154.
　　同日，嫌犯甲在完成並儲存上述歸檔批示的電子檔案約11分鐘後，透過微信告知嫌犯乙案件已歸檔。
　　155.
　　2018年10月15日，嫌犯甲相約嫌犯乙在XXX餐館會面，以商討如何協助余X華及王X信再次進入澳門及領取扣押物。
　　156.
　　為此，嫌犯乙於2018年11月5日代表余X華及王X信向嫌犯甲申請歸檔批示的證明，以便向治安警察局解釋及提供資料，使兩人進出澳門之權利得以盡快恢復。嫌犯甲於2018年11月7日批准該請求。
　　157.
　　2018年11月8日，嫌犯乙代表余X華及王X信向治安警察局提交了上述歸檔批示證明；其後治安警察局於2018年11月30日以檢察院已將案件歸檔為由，決定取消對余X華及王X信提起之禁止入境程序及拒絕入境措施。
　　158.
　　2018年12月6日下午，余X華及王X信共同進入澳門。
　　159.
　　在嫌犯乙的安排下，余X華於2018年12月7日到檢察院取回案中被扣押的177,000港元籌碼；同年12月13日，余X華及王X信兩人到檢察院取回案中從彼等身上扣押的現金及手機。
　　160.
　　王X信以為上述案件已解決，於2019年1月13日進入﹝公司(10)﹞賭場時被截獲，並因此涉嫌違反該案所採取的禁止進入賭場之強制措施。
　　161.
　　嫌犯乙知悉此事後隨即將此事告知嫌犯甲，嫌犯甲此時才記起該案中由代任檢察官建議採用的禁止進入賭場及禁止接觸的強制措施仍然生效。
　　162.
　　為此，嫌犯甲於2019年1月23日作出批示，建議刑事起訴法庭取消對余X華及王X信採取的禁止進入賭場及禁止接觸的強制措施，刑事起訴法庭法官於翌日宣告相關強制措施消滅。
　　163.
　　之後，王X信及余X華再次按之前的協議，向嫌犯乙支付餘下「拆案」的費用。當中，王X信先後向嫌犯乙合共支付了100,000港元「律師費」。
　　164.
　　僅證實：
　　2019年1月30日，嫌犯甲與嫌犯乙在湘菜館會面。
　　165.
　　廉政公署於嫌犯甲位於檢察院大樓的辦公室內，搜獲一張以黑筆手寫有三宗案件資料的字條，其中寫有「Inq.﹝編號(48)﹞」、「2ª Secção」、「余X華,王X信」，在「Inq.﹝編號(48)﹞」下方以藍色筆手寫有「(本人)」；以及搜獲一枚USB閃盤，內含一個電子檔《﹝編號(238)﹞-余X華c- 配碼糾紛-江西.doc》。
165-A
　　第一嫌犯伙同第二嫌犯，利用第一嫌犯擔任檢察院司法官的職務之便，並藉承辦檢察院第﹝編號(48)﹞號偵查案件之機，將案件歸檔，使受查人士余X華及王X信在上述刑事偵查案件的程序中免被控訴，並協助彼等取回本應充公的扣押款項，藉此向兩名受查人士余X華及王X信索要及收取金錢報酬。(原第142點)
165-B
　　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共同分工合作，明知第一嫌犯身為公務員，不應向余X華及王X信要求及接受彼等不應收之財產利益，仍由第一嫌犯在其承辦的檢察院第﹝編號(48)﹞號偵查案件中，作出違背其職務的行為，將偵查案件歸檔，使余X華及王X信免被刑事控訴，並協助彼等取回本應充公的扣押款項。(原第346點)
　　第八部分 關於胡X珍、胡X芳案
(檢察院第﹝編號(72)﹞號偵查案件/併合了第﹝編號(73)﹞號偵查案件)
　　166. (見第203-A)
　　167.
　　胡X珍是「﹝公司(18)﹞工程有限公司」的負責人，胡X珍的胞妹胡X芳是該公司的行政經理。
168.
　　因被害之外地僱員雷X鳳針對「﹝公司(18)﹞工程有限公司」以「陰陽合同」方式剋扣工資而向司法警察局作出檢舉，檢察院為此於2018年5月28日以「詐騙罪」開立第﹝編號(73)﹞號偵查案件，並分發予刑事訴訟辦事處第五科。
169.
　　2018年12月4日，司法警察局將在胡X珍住所內搜獲及身上搜得的相關銀行存摺及提款卡、4,001,500澳門元現金、4件上衣、2個手袋及2部手提電話扣押，及將在胡X芳辦公室內搜獲及身上搜得的多名外地僱員的協議書及銀行存摺等資料、以及2部手提電話扣押，並隨即將胡X珍及胡X芳宣告成為嫌犯。
170.
　　2018年12月5日，胡X珍及胡X芳在辯護律師的陪同下出席檢察院的訊問。之後，胡X珍及胡X芳因有強烈跡象顯示觸犯「詐騙罪」，胡X珍被刑事起訴法庭採取繕立身分資料及居所之書錄、10日內繳交50,000澳門元的擔保金、每15日前往司法警察局報到一次以及禁止離境的強制措施；胡X芳則被採取繕立身分資料及居所之書錄及10日內繳交100,000澳門元的擔保金的強制措施。
　　171.
　　同日，基於胡X芳持香港身份證及非為澳門居民，被治安警察局驅逐出境及禁止進入澳門。
　　172.
　　其後，胡X珍的丈夫林X就上述案件撰寫了一份名為「關於司警刑事檢控胡X珍、胡X芳情況概況」的文件。
　　173.
　　由於林X認識嫌犯乙，故在林X的安排下，胡X珍轉聘嫌犯乙為辯護律師以協助解決上述案件，使胡X珍及胡X芳免被控訴，為此雙方協議支付至少100,000澳門元的律師費(僅修改部分行文)。
　　174.
　　林X將前述「關於司警刑事檢控胡X珍、胡X芳情況概況」的文件提供予嫌犯乙參考。
　　175.
　　2018年12月12日，嫌犯乙向檢察院第﹝編號(73)﹞號偵查案件提交原辯護律師於2018年12月11日簽署的轉授權書，成為胡X珍及胡X芳於案中的辯護律師。
　　176.
　　2018年12月12日，被害之外地僱員陶X敏、張X芳及孫X仙針對「﹝公司(18)﹞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涉嫌實施詐騙向司法警察局作出檢舉。翌日，司法警察局將上述三名被害人移送檢察院，經承辦檢察官建議，刑事起訴法庭法官決定於2018年12月18日對三人進行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
　　177.
　　嫌犯乙隨即將案件情況告知嫌犯甲，並將林X撰寫的「關於司警刑事檢控胡X珍、胡X芳情況概況」文件私下交予嫌犯甲，兩人商討如何為胡X珍及胡X芳「拆案」，以賺取以「律師費」名義支付的報酬。
　　178.
　　經嫌犯甲及嫌犯乙介入案件後，在三名被害人陶X敏、張X芳及孫X仙需進行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當日，檢察院便收到三人於2018年12月14日簽署的申請書，三人均表示因家中有事不能到澳門作證。
　　179.
　　另一方面，再有7名被害之外地僱員未X春、蔣X花、方X英、唐X英、孫X仙、唐X英及張X芳檢舉胡X芳、胡X珍及陳X英涉嫌實施詐騙，檢察院為此於2018年12月13日以「詐騙罪」另開立了第﹝編號(72)﹞號偵查案件，並分發予刑事訴訟辦事處第二科，由嫌犯甲承辦。
　　180.
　　由於上述涉及胡X芳及胡X珍的新開立案件由嫌犯甲承辦，為了能將兩宗案件合併處理以達至歸檔的目的，嫌犯甲於2018年12月18日，以批示方式要求借閱第﹝編號(73)﹞號偵查案件。
　　181.
　　2019年1月7日，嫌犯甲與嫌犯乙相約於翌日中午會面；會面期間，兩人繼續商討如何“拆案”。
　　182.
　　經雙方商討後，嫌犯乙於2019年1月10日代表胡X珍向檢察院第﹝編號(73)﹞號偵查案件提交一份書面陳述及解釋，請求將案件歸檔及歸還被扣押的款項；但承辦檢察官檢閱後，於2019年1月16日作出批示表示案件仍需調查，沒有批准上述歸檔及歸還被扣押款項的請求。
　　183.
　　2019年1月17日，第﹝編號(73)﹞號偵查案件被借閱予嫌犯甲。
　　184.
　　為了將案件歸檔及歸還被扣押的4,001,500澳門元現金，嫌犯甲明知其本人承辦的第﹝編號(72)﹞號偵查案件中尚未有任何人被宣告成為嫌犯，而第﹝編號(73)﹞號偵查案件已早於2018年5月開立，且案中已搜獲大量扣押物，及胡X珍與胡X芳在該案中已被採取多項強制措施的情況下，仍不顧檢察院內部的案件合併規則，要求刑事訴訟辦事處第五科將第﹝編號(73)﹞號偵查案件併入其自己承辦的第﹝編號(72)﹞號偵查案件中(僅修改部分行文)。
　　185.
　　為使上述案件合併的決定合理化，嫌犯甲於2019年1月18日在第﹝編號(72)﹞號偵查案件作出批示：「由於上述案件已作出大量偵查措施，為避免作出重覆之偵查措施，建議將第﹝編號(73)﹞號偵查案件附入本案一併處理，以便本案可避免重覆進行大量偵查行為，並盡早作出案件的控訴或歸檔。」
　　186.
　　2019年1月21日，經第﹝編號(73)﹞號偵查案件的承辦檢察官同意，第﹝編號(73)﹞號偵查案件被併入嫌犯甲承辦的第﹝編號(72)﹞號偵查案件。
　　187.
　　在卷宗送閱予嫌犯甲後，除了處理胡X珍的強制措施事宜外，案件自2019年1月22日至2019年6月14日作出歸檔批示之日，一直處於閒置狀態，沒有採取任何偵查措施。
　　188.
　　2019年6月14日，嫌犯甲在仍有多名被害人沒有撤訴及案件涉及公罪的情況下，無視案中的書證、物證、監控錄像片段及證人證言，以及沒有採取任何能進一步發現事實的偵查措施，作出批示以「本案雖然發現『﹝公司(18)﹞工程有限公司』在管理外地僱員方面存在一些不規則情況，但依前述理由，目前沒有充分跡象顯示嫌犯胡X珍、嫌犯胡X芳故意詐騙外地僱員之收入或直接偽造文件」為由，將案件歸檔，使胡X珍及胡X芳在刑事程序中免被控訴。同時，嫌犯甲命令將扣押的款項(4,001,500澳門元)及手機等個人財物歸還胡X珍。
　　189.
　　僅證實：
　　在上述歸檔批示中，嫌犯甲僅命令將歸檔批示通知案中嫌犯，即胡X珍及胡X芳，卻不通知報案之外地僱員。
　　190.
　　在作出歸檔批示的緊接工作日，即2019年6月17日(週一)，嫌犯甲與嫌犯乙相約會面，以商討案件歸檔後的細節。
　　191.
　　2019年7月9日，刑事起訴法庭以定期報到強制措施在偵查期間的最長存續期尚未屆滿，以及因未完成對報案人的通知故聲請展開預審的期間尚未開始計算為由，不批准胡X珍提出的取消定期報到強制措施的請求。
　　192.
　　當晚，嫌犯乙相約嫌犯甲於2019年7月15日會面。
　　193.
　　兩人會面當天，嫌犯甲作出批示命令將歸檔批示通知報案人，即10名被害之外地僱員。
　　194.
　　2019年8月1日，嫌犯乙的律師樓以成功促成案件歸檔為由，要求胡X珍支付100,000澳門元的報酬，並以「律師費」為名義開出發票(僅修改部分行文)。
　　195.
　　2019年8月6日，胡X珍以支票方式向嫌犯乙支付了100,000澳門元(僅修改部分行文)。
　　196.
　　2019年8月26日，嫌犯乙邀約嫌犯甲於翌日晚上會面，並向嫌犯甲表示會面地點“最好有房”；會面期間，嫌犯乙將上述實為「拆案」費用的100,000澳門元「律師費」之部份款項攤分予嫌犯甲。
　　197.
　　2019年11月29日，胡X珍到檢察院領回被扣押的4,001,500澳門元現金及手機等個人財物。
　　198.
　　2019年12月3日，胡X珍透過微信與嫌犯乙聯絡，欲透過嫌犯乙設法為胡X芳取回擔保金及被扣押手機。嫌犯乙回覆：“我嘗試問問好朋友如何取回”，遂詢問嫌犯甲可有辦法退還胡X芳扣押物。
　　199.
　　2020年11月18日，嫌犯乙在與嫌犯甲私下商討後向檢察院提交一份申請書，表示基於疫情原因，胡X芳無法從香港到澳門，因此請求批准透過嫌犯乙或胡X珍代為領取被扣押的兩部手提電話。
　　200.
　　翌日，在嫌犯乙沒有得到胡X芳的特別授權下，嫌犯甲作出批示同意由嫌犯乙代為領取扣押物。
　　201.
　　2020年12月9日，嫌犯乙到檢察院代表胡X芳領取被扣押的兩部手提電話。
　　202.
　　廉政公署在嫌犯甲位於檢察院大樓的辦公室搜獲一份名為「關於司警刑事檢控胡X珍、胡X芳情況概況，檢察院卷宗編號：﹝編號(73)﹞」的文件，文件上手寫有「第5科.何X」的字樣。
　　203.
　　廉政公署在胡X珍位於XXX廣場的辦公室內搜獲一份內容與上述文件相同的手寫資料。
203-A
　　嫌犯甲伙同嫌犯乙，利用嫌犯甲擔任檢察院司法官的職務之便，並藉承辦檢察院第﹝編號(72)﹞號偵查案件(併合了檢察院第﹝編號(73)﹞號偵查案件)之機，將案件歸檔，使兩名受查人士胡X珍及胡X芳在上述刑事偵查案件的程序中免被控訴及使胡X珍取回4,001,500澳門元的扣押現金，藉此向受查人士胡X珍及胡X芳索要及收取金錢報酬。(原第166點)
203-B
　　嫌犯甲與嫌犯乙共同分工合作，明知嫌犯甲身為公務員，不應向胡X珍及胡X芳要求及接受彼等不應收之財產利益，仍由嫌犯甲在其承辦的檢察院第﹝編號(72)﹞號偵查案件(併合了檢察院第﹝編號(73)﹞號偵查案件)中，作出違背其職務的行為，將偵查案件歸檔，使胡X珍及胡X芳免被刑事控訴及取回扣押物。(原第347點)
第九部分 關於施X嫌/張X慧案
(檢察院第﹝編號(74)﹞號偵查案件)
　　204. (見第227-A)
　　205.
　　施X嫌是「﹝公司(19)﹞珠寶鐘錶行」的負責人，張X慧為施X嫌及張X星的女兒，且於「﹝公司(19)﹞珠寶鐘錶行」工作。
　　206.
　　2014年8月5日，張X慧因僱用無持有工作許可的香港居民羅X江於「﹝公司(19)﹞珠寶鐘錶行」工作涉嫌觸犯「僱用罪」被治安警察局宣告成為嫌犯。
　　207.
　　2014年8月6日，檢察院以「僱用罪」開立第﹝編號(74)﹞號偵查案件，並分發予刑事訴訟辦事處第二科，由嫌犯甲承辦。
　　208.
　　同日，香港居民羅X江在刑事起訴法庭進行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時，表示其自2014年6月起受施X嫌所聘用。
　　209.
　　2014年8月6日下午，張X星致電嫌犯丙求助，以使其女兒張X慧不被控訴。
　　210.
　　2014年8月8日至9月8日期間，嫌犯丙多次透過電話與張X慧及施X嫌了解案情。
　　211.
　　嫌犯丙將此事告知嫌犯甲，並與嫌犯甲商討分析案件後，兩人決定協助施X嫌及張X慧「拆案」以索要金錢報酬。
　　212.
　　於是，嫌犯甲於2014年9月15日作出批示要求治安警察局繼續偵查案件。同日，嫌犯甲在其辦公室電腦中建立一個名為《張X星-XX灣-旅行社-張X慧-施X賢-珠寶店.doc》的電子檔案，並在其後記錄了上述案件的資料，包括張X星、施X嫌及張X慧的身分資料。
　　213.
　　2014年10月9日，治安警察局人員致電施X嫌，要求其到治安警察局協助調查，施X嫌為此立即致電嫌犯丙求助。
　　214.
　　同日，治安警察局將施X嫌宣告成為嫌犯並進行訊問，施X嫌在訊問中拒絕作答。
　　215.
　　2015年1月22日，嫌犯甲作出批示命令訊問施X嫌，訊問措施被安排於2015年1月30日進行。
　　216.
　　僅證實：
　　同日，嫌犯甲以微信告知嫌犯丙的丈夫吳X珠 “叫蔡看我微信，急”。
　　217.
　　其後，為了解決案件，張X慧及施X嫌多次與嫌犯丙聯絡及會面。嫌犯丙向施X嫌索要50,000至60,000澳門元以解決案件，但施X嫌只願意支付30,000至40,000澳門元，雙方未能就金額達成共識。
　　218.
　　由於施X嫌認為嫌犯丙提出之解決案件費用昂貴，而張X星認識嫌犯乙，同樣地為了不被控訴，施X嫌選擇轉聘嫌犯乙以解決案件。經協議，最終雙方確定「律師費」為35,000澳門元(僅修改部分行文)。
　　219.
　　2015年1月30日，在未有附入委托書的情況下，嫌犯甲同意由嫌犯乙陪同施X嫌進行嫌犯訊問，施X嫌在訊問中再次拒絕作答。
　　220.
　　同日(2015年1月30日)，訊問結束後，施X嫌前往嫌犯乙的律師樓簽署一份委托書，並向嫌犯乙開出一張由「﹝公司(19)﹞珠寶有限公司」發出的金額為35,000澳門元的支票作為報酬，嫌犯乙隨即以「律師費」的名義向施X嫌發出收據。
　　221.
　　翌日(2015年1月31日)，嫌犯乙透過微信相約嫌犯甲見面，以商討如何「拆案」。
　　222.
　　同日晚上7時58分，就施X嫌一案，嫌犯丙透過微信告知嫌犯甲：“她沒聯絡我。”嫌犯甲回覆：“可能嫌你貴”，嫌犯丙回應：“不是，佢當我係乞丐，三萬兩人，怎樣做”。
　　223.
　　由於施X嫌於2015年1月30日所簽署的委托書資料不完整，嫌犯乙安排施X嫌於2015年2月4日再次前往律師樓簽署一份正式的委托書，但嫌犯乙卻自始至終沒有將該委托書交至檢察院附入案件。
　　224.
　　2015年3月16日，嫌犯甲在無視案中的書證，尤其案中證人的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以及在2015年1月30日訊問施X嫌後沒有採取進一步偵查措施的情況下，作出批示以「暫未有足夠跡象顯示嫌犯施X嫌及張X慧與該名香港居民羅X江之間存在直接的僱用關係」為由，將案件歸檔，使張X慧及施X嫌於刑事程序中免被控訴。
　　225.
　　之後，嫌犯甲將歸檔決定私下告知嫌犯乙。在檢察院無須通知非此案辯護律師之嫌犯乙，以及尚未通知施X嫌及張X慧歸檔批示的情況下，嫌犯乙事先告知施X嫌關於其本人及女兒的案件已歸檔的消息。
　　226.
　　2015年3月21日，嫌犯甲與嫌犯乙相約內地會面，兩人共同攤分施X嫌給予實為「拆案」費用的35,000澳門元「律師費」的金錢報酬。
　　227.
　　廉政公署於嫌犯甲的辦公電腦內發現一個名為《張X星-XX灣-旅行社-張X慧-施X賢-珠寶店.doc》的電子檔案。
227-A
　　僅證實：
　　嫌犯甲利用其擔任檢察院司法官的職務之便，並藉承辦檢察院第﹝編號(74)﹞號偵查案件之機，伙同嫌犯乙，將案件歸檔，使兩名受查人士施X嫌及張X慧在上述刑事偵查案件的程序中免被控訴，藉此向受查人士施X嫌及張X慧索要及收取金錢報酬。(原第204點)
227-B
　　嫌犯甲與嫌犯乙共同分工合作，明知嫌犯甲身為公務員，不應向施X嫌及張X慧要求及接受彼等不應收之財產利益，仍由嫌犯甲在其承辦的檢察院第﹝編號(74)﹞號偵查案件(施X嫌及張X慧案)中，作出違背其職務的行為，將偵查案件歸檔，使施X嫌及張X慧免被刑事控訴。(原第349點)
　　第十部分 關於陳X傑案
　　(檢察院第﹝編號(75)﹞號偵查案件)
　　228. (見第248-A)
　　229.
　　2010年10月20日至21日，陳X傑因涉嫌在賭場取去被害人吳X 6個面值10,000港元的現金籌碼而被司法警察局宣告成為嫌犯及進行訊問，訊問中，陳X傑承認偷取了被害人吳X的6個面值10,000港元現金籌碼；司法警察局隨即扣押陳X傑身上搜獲的已兌換成現金的20,000港元以及4個面值10,000港元的現金籌碼。
　　230.
　　同日(2010年10月21日)，檢察院以「加重盜竊罪」開立第﹝編號(75)﹞號偵查案件，並分發予刑事訴訟辦事處第二科，由嫌犯甲承辦。
　　231.
　　當案件移送檢察院後，被害人吳X向檢察院提交申請書，聲明不追究陳X傑的刑事及民事責任，但由於案件涉及「公罪」且被害人吳X為內地居民，被害人吳X仍需到移送刑事起訴法庭進行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
　　232.
　　在卷宗送回檢察院並送閱予嫌犯甲後，案件自2010年10月26日至2013年10月29日(3年)，一直處於閒置狀態，沒有採取任何偵查措施。
　　233.
　　2013年10月29日，嫌犯甲作出批示命令訊問陳X傑，但直至2013年12月2日為止仍未能成功通知陳X傑。
　　234.
　　其後，陳X傑透過不知名途徑獲悉檢察院欲聯繫其本人協助調查，由於害怕被刑事控訴，陳X傑向其僱主陳X光求助，陳X光向其提供了嫌犯丙的電話並表示可聯絡嫌犯丙以協助「拆案」。
　　235.
　　僅證實：
　　嫌犯丙與陳X傑聯絡後，將相關事宜告知嫌犯甲，兩人決定協助陳X傑「拆案」。
　　236.
　　僅證實：
　　嫌犯丙安排陳X傑聘請嫌犯丁為辯護律師。
　　237.
　　僅證實：
　　於是，陳X傑按嫌犯丙指示，於2014年1月21日前往「丁律師事務所」，並按嫌犯丁的指示簽署一份特別授權書，授權嫌犯丁作為辯護律師及代為領取案件有關的款項。
　　238.
　　僅證實：
　　在陳X傑簽署後，嫌犯丁沒有即時向檢察院提交上述授權書，等候時機以辯護律師身份介入案件。
　　239.
　　嫌犯甲隨即於翌日(2014年1月22日)，在無視案中的證據，包括錄影片段和陳X傑承認控罪的聲明，以及明知陳X傑在賭場內所盜竊的金額超過30,000澳門元，將屬公罪的「加重盜竊罪」故意定性為「普通盜竊罪」的情況下，作出批示以「基於盜竊罪之刑事程序取決於被害人之告訴，而被害人吳X已明確表明不追究嫌犯之刑事責任，故本院不具有繼續展開刑事程序的正當性」為由，將案件歸檔，使陳X傑於刑事程序中免受控訴。
　　240.
　　2014年1月23日，檢察院人員以掛號信通知陳X傑及被害人吳X上述歸檔批示，但均未能成功通知。
　　241.
　　在陳X傑於案中尚未委托辯護律師且無人被成功通知案件歸檔的情況下，嫌犯甲提前於2014年2月7日簽發提取有價物之憑單，提取被扣押的20,000港元現金及總值40,000港元的現金籌碼；隨後，嫌犯甲透過嫌犯丙指示嫌犯丁代表陳X傑向檢察院提交申請，請求返還案中被扣押的總值60,000港元財物，以及請求批准將有關財物交付嫌犯丁以轉交申請人陳X傑。
　　242.
　　5日後(2014年2月12日)，嫌犯丁按指示以辯護律師身份介入案件，遂代表陳X傑向檢察院提交上述申請，並附隨一份陳X傑前述於2014年1月21日簽署的特別授權書。
　　243.
　　2014年3月18日，嫌犯甲向嫌犯丙發送微信訊息：“明天會通知退還陳X傑六萬籌碼”，藉此將批准返還扣押物的決定私下告知嫌犯丙，以便與嫌犯丁商議如何安排領回及取得陳X傑在案中被扣押的財物；嫌犯丙隨即於同日晚上致電嫌犯丁。
　　244.
　　翌日(2014年3月19日)，嫌犯甲在無視案中證據且明知案中扣押之現金及籌碼不屬陳X傑所有且為盜竊所得的情況下，仍批准將之返還予嫌犯丁。
　　245.
　　同日(2014年3月19日)下午4時48分，嫌犯丙致電陳X傑，要求其到檢察院會合以領取被扣押的現金及籌碼。
　　246.
　　2014年3月20日，在無任何人被檢察院通知的情況下，嫌犯丙及嫌犯丁陪同陳X傑到檢察院大門，再由嫌犯丁陪同陳X傑到檢察院內領回被扣押的20,000港元現金及40,000港元現金籌碼，並接收歸檔通知。
　　247.
　　陳X傑領回扣押物並與嫌犯丁一同離開檢察院後，隨即將領回之總值60,000港元的扣押物全部交予嫌犯丙(僅修改行文)。
　　248.
　　僅證實：
　　翌日(2014年3月21日)，嫌犯甲與嫌犯丙相約於2014年3月25日中午會面。
248-A
　　僅證實：
　　嫌犯甲伙同嫌犯丙，利用嫌犯甲擔任檢察院司法官的職務之便，並藉承辦檢察院第﹝編號(75)﹞號偵查案件之機，將案件歸檔，使受查人士陳X傑在上述刑事偵查案件的程序中免被控訴。(原第228點)
248-B
　　僅證實：
　　嫌犯甲與嫌犯丙共同分工合作，明知嫌犯甲身為公務員，仍由嫌犯甲在其承辦的檢察院第﹝編號(75)﹞號偵查案件中，作出違背其職務的行為，將偵查案件歸檔，使陳X傑免被刑事控訴，及取回不應屬其所有的扣押金錢及籌碼。(原第350點)
第十一部分 關於梁X峰案
(檢察院第﹝編號(76)﹞號偵查案件)
　　249. (見第266-A)
　　250.
　　2012年8月1日，司法警察局人員在梁X峰(上海人士，商人)租住的﹝公司(20)﹞酒店客房保險箱內搜獲懷疑俗稱「冰」的毒品及相關吸食用具。梁X峰得悉此事後與在賭場認識的朋友王X靜商議，決定向嫌犯丙求助以解決案件。
　　251.
　　僅證實：
　　嫌犯丙告知嫌犯甲此事後，兩人決定幫助梁X峰「拆案」。
　　252.
　　2012年8月6日傍晚，嫌犯甲向一名在司法假期輪值的值日檢察官發送一則手機短訊：“梁X峰，案發日八月二日，﹝公司(20)﹞酒店，持證號﹝編號(5)﹞”，以查詢案件是否已移送檢察院。
　　253.
　　翌日(2012年8月7日)，司法警察局尋獲梁X峰，並隨即將其宣告成為嫌犯並進行訊問。
　　254.
　　2012年8月8日，檢察院以「吸毒罪」開立第﹝編號(76)﹞號偵查案件，並分發予刑事訴訟辦事處特案組。同日，梁X峰在檢察院的訊問中，否認客房內的毒品及吸毒工具屬其所有，且未提及曾在客房內使用吸管飲用飲料。
　　255.
　　2012年8月9日，嫌犯甲透過前述值日檢察官獲悉梁X峰的案件已被移送檢察院及相關立案資料，包括案件編號及承辦檢察官。
　　256.
　　2012年8月27日，司法警察局向檢察院寄送DNA鑑定報告，當中顯示案中3支吸管上檢出的DNA有可能是來自梁X峰及一名未知男子。2012年8月30日，司法警察局再向檢察院寄送毒品鑑定報告，顯示相關吸管檢出毒品痕跡。
　　257.
　　2012年11月15日，嫌犯丙安排梁X峰簽署授權書，使嫌犯丁作為其辯護律師。2012年12月27日，嫌犯丁向檢察院提交該授權書，以辯護律師身份介入案件，並申請查閱卷宗。
　　258.
　　2013年1月8日，嫌犯丁到檢察院查閱卷宗後，使用其律師樓的電腦製作一個電子檔案，用以記載梁X峰案件資料，當中並未包括涉案吸管上存有梁X峰DNA的檢測結果。
　　259.
　　僅證實：
　　其後，嫌犯甲在其週末及司法假期輪值期間，借閱第﹝編號(76)﹞號偵查案件，並將該卷宗部份副本存放於其辦公室，包括司法警察局於2013年4月11日作成的案卷總結報告等內容。
　　260.
　　2013年9月4日及5日，嫌犯甲及嫌犯丙相約會面；期間，嫌犯甲將其構思「梁X峰可解釋曾以吸管喝飲料」的辯護理由告知嫌犯丙，由她傳遞此訊息予嫌犯丁。
　　261.
　　僅證實：
　　翌日(2013年9月6日)，嫌犯丁向檢察院提交了一份申請書，要求對梁X峰進行補充訊問及要求盡快將案件歸檔，並同時為梁X峰申述「其記得曾在該房間內以吸管喝飲料」。
　　262.
　　2013年9月12日，梁X峰在嫌犯丁的陪同下，再次到檢察院接受訊問。在嫌犯丁事先引導下，梁X峰在訊問中解釋可能在飲用飲料時曾使用涉案吸管，吸管隨後被他人用作吸食毒品。
　　263.
　　僅證實：
　　最終第﹝編號(76)﹞號偵查案件的承辦檢察官於2014年3月6日作出批示，以「未有足夠證據指控梁X峰在本案作出符合第17/2009號法律第14條及第15條規定及處罰的犯罪行為」為由，將案件歸檔。
　　264.
　　未能證實。
　　265.
　　廉政公署在嫌犯甲位於檢察院大樓的辦公室內搜出第﹝編號(76)﹞號偵查案件卷宗的副本，包括受查人士梁X峰於司法警察局的訊問嫌犯筆錄、司法警察局對吸毒工具所作出之DNA鑑定報告、以及該局於2013年4月11日作成的案卷總結報告。
　　266.
　　廉政公署在丁律師事務所前址的一部舊電腦中，搜獲一個WORD文檔，檔案名稱為《XXX.doc》。
266-A
　　僅證實：
　　嫌犯甲伙同嫌犯丙，利用嫌犯甲擔任檢察院助理檢察長的職務期間，取得檢察院第﹝編號(76)﹞號偵查案件的資料，促使案件歸檔，使受查人士梁X峰在偵查案件中免被刑事控訴。(原第249點)
266-B
　　僅證實：
　　嫌犯甲與嫌犯丙共同分工合作，明知嫌犯甲身為公務員，仍利用其作為助理檢察長的職權，取得尚在刑事偵查階段的檢察院第﹝編號(76)﹞號偵查案件的案件資料，作出違背其職務的行為，促使案件歸檔，以協助梁X峰達致免於被刑事控訴的結果。(原第351點)
　　第十二部分 關於許X潯案
　　(檢察院第﹝編號(65)﹞號偵查案件)
　　267. (見第279-A)
　　268.
　　2012年10月18日，許X潯因涉嫌收容身為內地居民的懷孕妻子李X玉而觸犯「收留罪」被治安警察局宣告成為嫌犯。
　　269.
　　同日，檢察院以「收留罪」開立第﹝編號(65)﹞號偵查案件，並分發予刑事訴訟辦事處第二科，由嫌犯甲承辦。
　　270.
　　在卷宗送閱予嫌犯甲後，案件自2012年10月19日至2013年2月5日，一直處於閒置狀態，沒有採取任何偵查措施。
　　271.
　　嫌犯甲分析案件後，決定以協助許X潯「拆案」為由向其索要金錢報酬；為此，嫌犯甲將上述案件資料及許X潯的聯絡方式告知嫌犯丙。
　　272.
　　2013年1月期間，嫌犯丙致電許X潯，表示知悉其案件，並相約到律師樓會面以商討解決案件。
　　273.
　　其後，許X潯與嫌犯丙及嫌犯丁在律師樓會面，嫌犯丙向許X潯表示有方法將案件歸檔，令許X潯免受刑責從而不影響其成功申領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並當場向許X潯索要100,000至200,000澳門元作為「拆案」的費用；經商議，最終許X潯答應並給付80,000澳門元，並以現金交予嫌犯丙。
　　274.
　　在許X潯給付上述費用後，嫌犯丁於2013年1月30日向檢察院提交許X潯於2013年1月28日簽署的授權書，以辯護律師身份介入案件。
　　275.
　　2013年2月1日，在嫌犯丁沒有申請查閱卷宗的情況下，嫌犯甲作出批示批准嫌犯丁查閱上述卷宗。
　　276.
　　僅證實：
　　5日後，即2013年2月6日，嫌犯甲作出批示，將許X潯的行為理解成存在「義務之衝突」，並以此為由將案件歸檔，使許X潯在刑事程序中免被控訴。
　　277.
　　僅證實：
　　之後，嫌犯甲、嫌犯丙共同攤分許X潯給予實為「拆案」費用之80,000澳門元金錢報酬。
　　278.
　　2013年2月26日，嫌犯丙將上述80,000澳門元中之30,000澳門元攤分予嫌犯甲，嫌犯甲將此筆費用以「日期：2013/02/26、認購人：大肚婆、金額：MOP30000」 的代號記錄於《XXX互惠基金認購紀錄.xls》。
　　279.
　　許X潯最終於2015年8月4日順利獲發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279-A
　　僅證實：
　　嫌犯甲伙同嫌犯丙，利用嫌犯甲擔任檢察院司法官的職務之便，並藉承辦檢察院第﹝編號(65)﹞號偵查案件之機，將案件歸檔，使受查人士許X潯在上述刑事偵查案件的程序中免被控訴以及不影響其獲取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藉此向受查人士許X潯索要及收取金錢報酬。(原第267點)
279-B
　　僅證實：
　　嫌犯甲與嫌犯丙共同分工合作，明知嫌犯甲身為公務員，不應向許X潯要求及接受彼等不應收之財產利益，仍由嫌犯甲在其承辦的檢察院第﹝編號(65)﹞號偵查案件(許X潯案)中，作出違背其職務的行為，將偵查案件歸檔，使許X潯免被刑事控訴，從而使許X潯在取得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的行政程序上得益。(原第352點)
　　第十三部分 關於楊X民案
(檢察院第﹝編號(67)﹞號偵查案件/初級法院第﹝編號(10)﹞號合議庭普通刑事案)
　　280. (見第301-A)
　　281.
　　2012年9月28日，鄧X欣趁被害人邢X龍入睡時，取走其一隻「X架」手錶，並將之帶到「﹝公司(21)﹞押」典當得300,000港元；同日，被害人邢X龍發現手錶(報稱價值約870,000人民幣，經評估價值400,000港元)被取走後，隨即向司法警察局報案。
　　282.
　　翌日(2012年9月29日)，鄧X欣與被害人邢X龍就此事相約在深圳會面，鄧X欣願意賠償被害人邢X龍的所有損失，並將100,000港元及上述典當300,000港元的押票交予被害人邢X龍作為部份賠償。
　　283.
　　2012年10月19日，檢察院以「加重盜竊罪」開立第﹝編號(67)﹞號偵查案件，並分發予刑事訴訟辦事處第二科，由嫌犯甲承辦。
　　284.
　　2012年12月3日，司法警察局將由被害人邢X龍自願交出的100,000港元及典當300,000港元的押票扣押，及將典當予「﹝公司(21)﹞押」的「X架」手錶扣押。
　　285.
　　盧X衡為「﹝公司(21)﹞押」的持牌人，楊X民為老闆。
　　286.
　　楊X民分別與嫌犯丙及嫌犯甲於多年前認識。
　　287.
　　2013年5月22日，嫌犯甲的助手將第﹝編號(67)﹞號偵查案件的控訴書擬本送交嫌犯甲。
　　288.
　　嫌犯甲知道控訴書一旦作出，涉及控訴事實的扣押物便須一併移送初級法院，並由法官決定扣押物的最終歸屬。
　　289.
　　僅證實：
　　至少自2013年6月6日起，嫌犯甲決定在案件移送初級法院審理前協助「﹝公司(21)﹞押」取回該扣押物，並藉此向楊X民索要金錢報酬。
　　290.
　　2013年6月13日，嫌犯甲替「﹝公司(21)﹞押」撰寫了一份請求歸還被扣押「X架」手錶的申請書，並將相關電子檔案命名為《XXX.doc》。
　　291.
　　2013年6月15日，嫌犯甲將上述申請書交予楊X民，其後楊X民指示盧X衡按該申請書內容為模版謄抄。
　　292.
　　2013年6月17日，楊X民聯絡嫌犯甲後，指示盧X衡派員向檢察院提交一份按照上述模版謄抄的申請書，請求將被扣押的「X架」手錶歸還予「﹝公司(21)﹞押」。
　　293.
　　翌日(2013年6月18日)，楊X民相約嫌犯甲會面，並詢問何時可辦妥上述事宜。
　　294.
　　當上述申請書於2013年7月3日附入案件並送閱予嫌犯甲後，嫌犯甲於2013年7月8日作出控訴書，並同時命令將被扣押的「X架」手錶歸還予「﹝公司(21)﹞押」。
　　295.
　　在上述控訴書中，嫌犯甲以「加重盜竊罪」、「詐騙罪」以及「使用他人之身份證明文件罪」對鄧X欣作出控訴，並在第18點控訴事實中刪除了控訴書擬本中提及的「『﹝公司(21)﹞押』為此項交易蒙受了約港幣三十萬元(HKD300,000)之實際金錢損失。」，及在證人部份指明「﹝公司(21)﹞押」是被害人，意欲以此理由將被扣押「X架」手錶歸還予「﹝公司(21)﹞押」的決定合理化。
　　296.
　　2013年7月9日，在檢察院尚未作出控訴及相關批示通知的情況下，嫌犯甲向楊X民發送手機短訊：“楊生，事已辦妥，幾日內會收到通知及領回嘢，甲”，以此私下告知楊X民可取回扣押物。
　　297.
　　2013年7月17日，「﹝公司(21)﹞押」的代表人到檢察院領回被扣押的「X架」手錶。
　　298.
　　2013年7月30日，被害人邢X龍向檢察院提交申請書，請求取回扣押的「X架」手錶，倘檢察院不能把扣押手錶歸還，則請求取回100,000港元及該手錶的押票。
　　299.
　　由於扣押的「X架」手錶已退還予「﹝公司(21)﹞押」，嫌犯甲在同日以批示命令退還被扣押的100,000港元及該「X架」手錶的押票予被害人邢X龍。
　　300.
　　僅證實：
　　2013年8月20日，楊X民與嫌犯甲及嫌犯丙相約會面。
　　301.
　　僅證實：
　　2013年8月27日，嫌犯甲將此筆替楊X民取得扣押「X架」手錶而獲得的金錢報酬以「日期：2013/08/27、認購人：表當、金額：MOP10000」 的代號記錄於《XXX互惠基金認購紀錄.xls》。
301-A
　　僅證實：
　　嫌犯甲利用其擔任檢察院司法官的職務之便，並藉承辦檢察院第﹝編號(67)﹞號偵查案件(及後初級法院第﹝編號(10)﹞號合議庭普通刑事案)之機，為押店撰寫退還扣押物申請書，並將案中本屬被害人的被扣押手錶交還予押店，藉此向押店負責人楊X民索要及收取金錢報酬。(原第280點)
301-B
　　僅證實：
　　嫌犯甲明知身為公務員，不應向楊X民要求及接受其不應收之財產利益，仍在其承辦的檢察院第﹝編號(67)﹞號偵查案件中，作出違背其職務的行為，將需移交法院審理的扣押手錶，在移送法院前歸還予楊X民及其押店。(原第353點)
　　第十四部分 關於李X源、洪X志、卓X峰及梁X超案
　　(檢察院第﹝編號(66)﹞號偵查案件)
　　302. (見第313-A)
　　303.
　　2013年3月5日凌晨約4時，治安警察局警員截查一輛由李X源駕駛並載有洪X志、卓X峰及梁X超的車輛，四人被發現鼻腔內均帶有毒品粉末，因而被治安警察局宣告成為嫌犯及以現行犯拘留。
　　304.
　　同日，檢察院以「受麻醉品或精神科物質影響下駕駛罪」開立第﹝編號(66)﹞號偵查案件，並分發予刑事訴訟辦事處第二科，由嫌犯甲承辦。
　　305.
　　2013年3月6日，嫌犯甲分析案件後，決定以不控訴為由向四名人士索要金錢報酬；為此，嫌犯甲將上述案件資料，尤其四名人士的聯絡方式告知嫌犯丙。
　　306.
　　其後，嫌犯丙聯絡四名人士李X源、洪X志、卓X峰及梁X超表示可幫忙解決案件並相約在「丁律師事務所」會面；期間，嫌犯丙自稱為「師爺」，並再次表示可為彼等跟進及解決案件，每人需支付15,000澳門元。四名人士答應，且洪X志即場以現金方式向嫌犯丙支付15,000澳門元作為解決案件的費用。
　　307.
　　之後，嫌犯丙再次相約四人到「丁律師事務所」會面，並向四人表示案件簡單，承諾彼等將會在約一個月後收到檢察院的歸檔通知，倘沒有成功歸檔即可找她跟進；李X源即場以現金方式向嫌犯丙支付15,000澳門元作為解決案件的費用。
　　308.
　　2013年4月2日，嫌犯丁製作了一份李X源委托其為該案辯護律師的授權書。
　　309.
　　僅證實：
　　之後，嫌犯丁沒有將上述授權書提交檢察院。
　　310.
　　2013年4月10日或之前，卓X峰及梁X超亦各自向嫌犯丙支付解決案件的費用。
　　311.
　　2013年4月10日，在知悉嫌犯丙已向四名人士收取「拆案」的報酬共60,000澳門元後，嫌犯甲在無視案中的證據，尤其是四名人士對「Ketamine(氯胺酮)」以及「Cocaine(可卡因)」呈陽性反應的藥物檢驗報告，以及李X源被警方當場揭發受毒品影響駕駛車輛的事實的情況下，作出批示以「有跡象顯示本案嫌犯李X源、洪X志、卓X峰及梁X超在2013年3月5日早晨約4時被警方查車前，均曾在珠海市吸食K仔。由於吸食行為在澳門以外地方進行，故不具備條件對該等嫌犯以吸毒罪提出控訴」及「由於未能完全證實嫌犯李X源駕駛時仍受毒品影響，故沒有足夠跡象顯示該嫌犯觸犯“受毒品影響下駕駛罪”。」為由，將案件歸檔，使四名人士李X源、洪X志、卓X峰及梁X超於刑事程序中免被控訴。
　　312.
　　僅證實：
　　2013年4月12日，嫌犯甲將此筆替受查人士李X源、洪X志、卓X峰及梁X超「拆案」所取得的報酬以「日期：2013/04/12、認購人：四司機、金額：MOP20000」的代號記錄於《XXX互惠基金認購紀錄.xls》。
　　313.
　　廉政公署在嫌犯甲位於檢察院大樓的辦公室搜獲一張治安警察局於2013年3月5日作成的實況筆錄副本(涉案人包括李X源、洪X志、卓X峰及梁X超)、兩張李X源刑事紀錄登記表副本及李X源、洪X志、卓X峰、梁X超的澳門居民身份證副本。
313-A
　　嫌犯甲伙同嫌犯丙，利用嫌犯甲擔任檢察院司法官的職務之便，並藉承辦檢察院第﹝編號(66)﹞號偵查案件之機，將案件歸檔，使四名受查人士李X源、洪X志、卓X峰及梁X超在上述刑事偵查案件的程序中免被控訴，藉此向四名受查人士索要及收取金錢報酬。(原第302點)
313-B
　　 嫌犯甲與嫌犯丙共同分工合作，明知嫌犯甲身為公務員，不應向李X源、梁X超、洪X志、卓X峰要求及接受彼等不應收之財產利益，仍由嫌犯甲在其承辦的檢察院第﹝編號(66)﹞號偵查案件中，作出違背其職務的行為，將偵查案件歸檔，使李X源、梁X超、洪X志、卓X峰免被刑事控訴。(原第354點)
　　第十五部分 關於楊X、李X案
　　(檢察院第﹝編號(68)﹞號偵查案件)
　　314. (見第324-A)
　　315.
　　楊X(湖南長沙人士)是「XXX湘菜館」的負責人兼員工，其妻子李X(湖南長沙人士)是「XXX湘菜館」的東主。
　　316.
　　2014年2月27日，楊X因涉嫌僱用無持有工作許可的越南籍人士CAM X THU於「XXX湘菜館」工作，被治安警察局宣告成為嫌犯及以現行犯拘留。
　　317.
　　2014年3月1日，檢察院以「僱用罪」開立第﹝編號(68)﹞號偵查案件，並分發予刑事訴訟辦事處第二科，由嫌犯甲承辦。
　　318.
　　同日，越南籍人士CAM X THU在刑事起訴法庭進行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時，指出其於2014年2月21日或22日由李X所聘請，雙方議定月薪為5,000澳門元，並由李X及楊X安排工作。
　　319.
　　嫌犯甲分析案件後決定協助楊X及李X「拆案」，並指示嫌犯丙與兩人聯絡，以此為由索要報酬。由於楊X及李X擔心楊X的外地僱員身份因涉及犯罪會被治安警察局取消且不獲發逗留本澳的許可，故答應並隨後向嫌犯丙支付了協助解決案件一定金額的金錢報酬。
　　320.
　　2014年4月25日，嫌犯甲在無視案中CAM X THU的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且沒有採取任何偵查措施的情況下，作出批示以「暫無充分跡象表明嫌犯楊X之行為構成非法僱用罪」為由，將案件歸檔，使楊X及涉嫌人士李X於刑事程序中免受控訴。
　　321.
　　嫌犯甲當天在檢察院辦公室使用電腦撰寫歸檔批示期間，將楊X的聯絡電話號碼儲存於其手機通訊錄中，並將歸檔批示電子檔案命名為《2256-14 僱用非法勞工, 楊X, 李X.doc》，但李X並非案中嫌犯。
　　322.
　　同日(2014年4月25日)中午，嫌犯甲與嫌犯丙相約到「XXX湘菜館」午膳，嫌犯丙將實為替楊X及李X「拆案」所收取費用中之50,000澳門元攤分予嫌犯甲。
　　323.
　　僅證實：
　　嫌犯甲將此筆替楊X及李X「拆案」所得的報酬以「日期：2014/4/25、認購人：李X、金額：MOP50000」 的代號記錄於《XXX互惠基金認購紀錄.xls》；當中，以「李X」來代表「李X」，實際上指涉嫌人士李X。
　　324.
　　廉政公署於嫌犯甲的辦公電腦內發現一個名為《2256-14 僱用非法勞工, 楊X, 李X.doc》的電子檔案。
324-A
　　嫌犯甲伙同嫌犯丙，利用嫌犯甲擔任檢察院司法官的職務之便，並藉承辦檢察院第﹝編號(68)﹞號偵查案件之機，將案件歸檔，使受查人士楊X及涉嫌人士李X在上述刑事偵查案件的程序中免被控訴，藉此向受查人士楊X及涉嫌人士李X索要及收取金錢報酬。(原第314點)
324-B
　　 嫌犯甲與嫌犯丙共同分工合作，明知嫌犯甲身為公務員，不應向楊X及李X要求及接受彼等不應收之財產利益，仍由嫌犯甲在其承辦的檢察院第﹝編號(68)﹞號偵查案件中，作出違背其職務的行為，將偵查案件歸檔，使楊X及李X免被刑事控訴。(原第355點)
　　第十六部分 關於譚X嘉案
(檢察院第﹝編號(77)﹞號偵查案件/初級法院第﹝編號(11)﹞號合議庭普通刑事案)
　　325. (見第337-A)
　　326.
　　2020年10月24日，譚X嘉因在身上搜獲多包懷疑為可卡因的粉末，涉嫌觸犯「販毒罪」被司法警察局宣告成為嫌犯及以現行犯拘留。
　　327.
　　2020年10月25日，檢察院以「販毒罪」開立第﹝編號(77)﹞號偵查案件，分發予刑事訴訟辦事處第四科。
　　328.
　　同日，刑事起訴法庭法官決定對譚X嘉採取繕立身分資料及居所之書錄、定期報到及禁止離境的強制措施。
　　329.
　　其後，因譚X嘉知悉其朋友曾透過嫌犯丙聘請嫌犯丁處理案件後沒被控訴，故向嫌犯丙求助以解決案件。
　　330.
　　僅證實：
　　嫌犯丙將譚X嘉求助一事告知嫌犯甲。
　　331.
　　2020年11月11日，嫌犯甲利用其助理檢察長職權，在檢察院電腦系統查詢後於翌日(2020年11月12日)借閱了第﹝編號(77)﹞號偵查案件，並將該卷宗部份資料副本存放於其辦公室。
　　332.
　　僅證實：
　　之後，譚X嘉請求嫌犯丙以300,000港元的報酬，達到為譚X嘉爭取判處進入戒毒所1年而非監禁的目的。
　　333.
　　僅證實：
　　2020年12月4日，譚X嘉因涉及另一宗刑事案件被拘捕且被羈押，故未能與嫌犯丙聯絡。
　　334.
　　2021年3月5日，司法警察局將其於2020年12月3日完成的毒品定量報告送予檢察院。經鑑定，案發時譚X嘉身上持有的可卡因含量為1.35克。
　　335.
　　僅證實：
　　之後，嫌犯甲再次查閱上述偵查案件，並將上述毒品定量報告中的定量分析結果1.35克、案件編號及承辦檢察官記錄在便條紙上。
　　336.
　　僅證實：
　　上述案件之承辦檢察官於2021年3月18日以觸犯1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針對譚X嘉作出控訴。
　　337.
　　廉政公署在嫌犯甲位於檢察院大樓的辦公室內搜出第﹝編號(77)﹞號偵查案件的實況筆錄副本、譚X嘉成為嫌犯之筆錄副本、身份證副本、尿液檢測結果通知書副本、刑事紀錄登記表副本、緊急鑑定報告副本、首次司法訊問筆錄副本、刑事起訴法庭法官之批示副本；以及一張手寫有「譚X嘉：可卡因定量、1.35克(超五日)、﹝編號(77)﹞黎」等紀錄的便條紙。
337-A
　　僅證實：
　　嫌犯甲伙同嫌犯丙，利用嫌犯甲擔任檢察院助理檢察長的職務期間，取得檢察院第﹝編號(77)﹞號偵查案件(及後初級法院第﹝編號(11)﹞號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的資料，企圖令受查人士譚X嘉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獲得有利處理。(原第325點)
337-B
　　僅證實：
　　嫌犯甲與嫌犯丙共同分工合作，明知嫌犯甲身為公務員，利用其作為助理檢察長的職權，取得尚在刑事偵查階段的檢察院第﹝編號(77)﹞號偵查案件的案件資料，作出違背其職務的行為，以促成受查人士譚X嘉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獲得有利處理。(原第356點)
　　338.
　　嫌犯甲、嫌犯乙、嫌犯丙是在自由、自願和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
　　339-356屬於顯示嫌犯的主觀要素的事實事宜，在上文已經處理。
　357.
　　嫌犯甲、嫌犯乙、嫌犯丙明知上述行為是法律所禁止和處罰的。
　　同時，亦證明下列事實：
　　嫌犯的個人及家庭狀況如下：
　　第一嫌犯甲：
- 學歷為法律碩士，原為助理檢察長(現已撤職)，被捕前除了工資外，並無其他收入。
- 已婚，育有一名成年兒子(現正求學階段)，與妻子共同撫養。
　　第二嫌犯乙：
- 學歷為法學博士，為律師，被捕前月入澳門幣100,000元。
- 已婚，育有兩名兒子。妻子已退休。
　　第三嫌犯丙：
- 學歷為高中畢業，商人，被捕前月入澳門幣200,000元。
- 已婚，無需供養任何人。』
*
三、 理由陳述
　　首先我們希望指出的是，第二被告透過其辯護人作出的上訴陳述和其結論均是冗長和混亂的，在針對事實層面的部分加插了法律適用的問題以及混淆事實認定/結論和不可補救之矛盾，例如以“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的矛盾”名義提出“其沒有收取不法利益”，僅是收取“律師費”。
　　同一辯護人，在本終審法院第29/2024號案件中代理本案第一被告作出的上訴陳述和結論也曾出現同樣的情況，而本終審法院也在該案的裁判書中提及該情況(見相關裁判書第210頁)。
　　然而上述辯護人在本案再次以相同的模式作出陳述和結論。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2條第1款之規定，上訴的結論應以簡要之方式作出，而第二被告的辯護人顯然再次沒有遵守有關規定。
　　我們不知道相關辯護人是不懂得區分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不懂以簡要之方式作出結論，或是故意為之，以增加法院審理工作的難度。若是後者，其行為可能構成因《刑事訴訟法典》第4條而適用《民事訴訟法典》第385條所規定和處罰的惡意訴訟，且相關上訴亦有可能因此而被駁回。
　　本終審法院是次例外地不要求第二被告及其辯護人對上訴狀作出糾正及不深究他們的行為是否構成惡意訴訟，然而在此再次作出提醒，望日後注意，否則上訴有可能因沒有遵守《刑事訴訟法典》第402條第1款的規定而被初端駁回。
*
　　現讓我們逐一分析兩名被告及檢察院提出的上訴理由是否成立。
(一) 第一被告的上訴
1. 關於追訴時效方面：
　　由於第一被告提出的追訴時效問題與檢察院在上訴中提出的相互關聯，故決定將該問題在後續作出合併審理。
　　2. 關於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及法律適用錯誤方面：
　　由於第一被告提出的問題與第二被告及檢察院在上訴中提出的相互關聯，故決定將該等問題在後續作出合併審理。
*
(二) 第二被告的上訴
　　1. 關於結論性事實方面：
　　第二被告認為已證事實第4條及第5條為結論性事實，故該等事實應被視為不存在。
　　該等事實內容如下：
『4.
　　嫌犯甲為獲取金錢報酬，遂萌生了利用其作為助理檢察長的職權，以及檢察院司法官擁有的領導偵查權限，尤其對案件歸檔的決定權，組織一個旨在專門從事替受查人士解決案件(下稱：「拆案」)，使該等受查人士得以逃避法律制裁或獲得有利處理的犯罪集團。
5.
　　至少從2008年開始，嫌犯甲伙同嫌犯乙共同組成上述團伙。』
　　本終審法院在第23/2024號案件的裁判中就何謂結論性事實作出了詳細分析和論證，現節錄如下：
　　「…
　　眾所周知，法院所認定的事實是指生活的事件，在審判聽證中作為調查的對象及以證據證明的對象。經調查後，我們可以對事件作出“是”或“否”、“有發生”或“沒有發生”的認定。而結論性事實則是不能透過證據調查直接獲得答案，是透過對具體事實進行解釋或判斷後得出的結論。
　　所謂結論性事實，正如J. Lebre de Freitas、A. Montalvão Machado和Rui Pinto所說：事實方面的結論，已經被那些本身非法律性的，通過對已證事實而作出的價值判斷的類似法律方面的結論所同化。
　　因此，認定事實結論的事實事宜的裁判遵循與認定法律概念的裁判相同的規則即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條的規定準用《民事訴訟法典》第549條第4款的規定，合議庭對有關法律問題的答覆被視為不存在。
　　終審法院在第200/2020號程序中的裁判中，承認當今社會，既是法律概念(法律術語)又是事實描述的詞語並不罕見，諸如買賣、租賃、借貸、供款、教唆…可謂不勝枚舉。然而，關於某項陳述是敘述了一個在法律上具有重要性的事實狀況，還是僅僅屬於對該狀況的法律定性或法律評價，這是一個不能單純從抽象或理論層面去解答的問題，同時還取決於它在每個具體個案中所處的上下文以及根據所涉及的相關問題和所適用的法律規定而判定出的其語義的範圍。
　　換言之，合議庭就結論性事實的(肯定或否定的)認定不應被上級法院考慮，即使中級法院將結論性的判斷納入有關事實事宜的決定當中，對法律定性的效果來說也並非重要。
　　…
　　中級法院也曾在第273/2021號程序中的裁判指出：法院所認定的事實是指生活的事件，在審判聽證中作為調查的對象及以證據證明的對象。經調查後，我們可以對事件作出“是”或“否”、“有發生”或“沒有發生”的認定。而結論性事實則是不能透過證據調查直接獲得答案，是透過對具體事實進行解釋或判斷後得出的結論。已證事實中“訛稱”、“被害人對嫌犯的謊言信以為真”、“而是將之據為己有”的字眼雖然帶有結論意味，但上述字眼在該段文字的語境中並不是法律性用語，而是對實際發生的客觀事實的描述，正如人們對盜竊行為描述為“偷取”或者“據為己有”，都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對具有兩面性的詞語的一種客觀表達方式，不應該被視為法律性詞彙。因為經進行證據調查後，法院可以對嫌犯A有否藉不同借口騙取被害人金錢並將之據為己有，直接作出“是”與“否”的回應。
　　…」。
　　此外，前終審法院法官利馬在其著作1中亦指出：
　　「…
　　1) “事實事宜涉及事實的調查，而該等活動的結果表現為可以視為真實或虛假的一種斷言(x事實曾經發生；y事實沒有進行)；法律事宜涉及法律條文對事實的適用，而該等活動的結果可以根據正確或合理的標準予以衡量(條文x規範y狀況；條文z可以適用於t事實)”。
　　事實指生活中的事件，其中包括外部事件也包括內部或心理事件，如某人對達成某一法律行為的意向，身體疼痛，痛苦焦慮等。
　　2) 事實包括現實的事件，也包括假設的事件，例如，查明債權人在債務人沒有違反合同時是否仍然遭受某物滅失的結果，或者，所有人在被剝奪對物的占有時是否仍然可以取得特定的孳息。
　　3) 法律事宜包括與法律條文的存在、效力或解釋有關的所有事宜。
　　4) 在表達方式的日常用語中，某些判斷可以令人對法律概念產生聯想，例如“支付”、“借出”、“賣出”、“不動產租賃”和“典當”等，這些判斷等同事實。
　　(…)
　　5) 就編制事實事宜的篩選表而言 － 當然不限於這一行為，事實和法律的區分並非學理性而是著重實用性的區分。
　　某一事宜在某一案件中可以作為法律事宜 － 就該事宜包含於事實篩選表而言 －， 但在另一案件中，可以不屬法律事宜。
　　正如ANSELMO DE CASTRO在引用ROSENBERG意見時所作解釋，“事實與法律的分界線並非是一成不變，有關區分在可以考慮的範圍內不只取決於法律條文的結構，而且取決於案件的本身情況；在某一案件中，某一事宜屬於事實問題或屬於對事實的判斷，但是，在另外一案中，該等事宜也可以作為法律問題或屬於對法律的判斷。為此，事實與法律彼此之間的界限是不斷變動的。”
　　…」。
　　經細心分析已證事實第4條及第5條的內容，我們認為只有當中的“犯罪”表述為法律定性，其餘的均為生活中的具體事實。
　　是否組成集團/團伙、是否利用職權替受查人士解決案件，使相關受查人士得以逃避法律制裁是可透過證據作出“是”或“否”的認定。
　　而該集團/團伙是否構成犯罪集團/團伙，則是法律定性的問題。
　　基於此，已證事實第4條中的“犯罪”表述視為不存在。
　　2. 關於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方面：
　　“獲認定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的瑕疵，是指對於做出適當的法律決定來說已獲得認定的事實不充分，也就是說，法院沒有查明做出正確裁判所必不可少的事實，而在不妨礙《刑事訴訟法典》第339條和第340條規定的情況下，這些事實應由法院在控訴書和辯護狀限定的訴訟標的範圍內加以調查。” (見終審法院在第23/2024號案件中作出的裁判)
　　經分析第二被告在這部分作出的上訴陳述和結論，我們發現其並非指中級法院遺漏審理哪些事實，而是在中級法院已證事實的基礎上，認為應得出與之不同的法律定性。顯然第二被告是將“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混為一談。
　　事實上，中級法院已就本案的訴訟標的，包括眾被告所提交的書面答辯狀，全部作出了必要的調查，並根據在審判聽證後所形成的對事實的判斷，明確表明了認定及不認定的立場。至於已認定的事實是否構成犯罪或所判處的罪名及罪數是否正確，則是法律適用的問題。
　　綜上所述，裁定這部分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3. 關於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及量刑方面：
　　由於第二被告提出的上述問題與檢察院在上訴中提出的相互關聯，故決定將該等問題在後續作出合併審理。
　　4. 關於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及法律適用錯誤方面：
　　由於第二被告提出的上述問題與第一被告及檢察院在上訴中提出的相互關聯，故決定將該等問題在後續作出合併審理。
*
(三) 檢察院的上訴
　　關於遺漏審理第四被告丁存在或然故意的可能性方面：
　　檢察院認為中級法院遺漏審理其在庭審中提出審理第四被告以或然故意方式犯罪的可能性。
　　這部分的上訴理由是明顯不成立的。
　　首先，誠如檢察院自身也承認，或然故意和直接故意涉及不同主觀事實的描述。
　　根據《刑法典》第13條之規定，直接故意是指“行為時明知事實符合一罪狀，而有意使該事實發生”(第1款)，而或然故意則是“明知行為之後果係可能使符合一罪狀之事實發生，而行為人行為時係接受該事實之發生”(第3款)。
　　在本案中，第四被告是以直接故意犯罪而被起訴。
　　雖然檢察院在庭審的最後陳述中曾提出審理第四被告可能存在或然故意犯罪的請求，但該請求並沒有獲中級法院接納，而檢察院亦沒有就中級法院的不接納決定適時提出上訴。
　　從訴訟程序層面而言，若檢察院認為需審理第四被告是否存在或然故意，那應該在庭審的調查證據完結前提出，而非在完結後的口頭陳述中提出。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41條第1款之規定，該口頭陳述是為了闡述從已調查之證據中得出之事實上及法律上之結論。
　　只有在例外情況下，且對案件作出良好裁判屬必要時，法院才可中止上述口頭陳述，對嗣後出現的證據進行調查(《刑事訴訟法典》第341條第5款)。
　　本案並沒有任何嗣後出現的證據證明第四被告以或然故意方式犯罪的事實，而檢察院在其上訴陳述及相關的結論中亦沒有指出任何這方面的證據。
　　因此，不能在中級法院作出最後裁判後，指責後者遺漏審理。
　　申言之，並不存在所指控的遺漏審理的無效瑕疵。
　　綜上所述，裁定檢察院這部分的上訴理由不成立，不需發回重審或進行再次證據調查。
*
(四) 檢察院與兩名被告就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上訴
　　第一被告的上訴：
　　第一被告認為在“張X清案”、“陳X俊案”、“余X華及王X信案”、“胡X珍及胡X芳案”、“施X嫌及張X慧案”、“陳X傑案”、“楊X及李X案”，以及“譚X嘉案”的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上，存在審查證據明顯錯誤、違反經驗法則、適用法律錯誤等瑕疵，構成《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及第1款的上訴依據。
　　具體主要如下：
　　(1) 張X清案
　　第一被告認為其最終對張X清作出了控訴，並沒有作出任何實施“拆案”的行為，故認定其有意圖夥同第二被告為張X清“拆案”以獲得金錢報酬(已證事實第108條)存有明顯的錯誤。
(2) 陳X俊案
　　第一被告認為其在該案所作的歸檔決定是基於關鍵的證人(5名非法勞工)無法作證(離開澳門前並沒有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253條之規定對他們錄取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僅有警方報告和“﹝公司(17)﹞”員工假期表及更表並不足以證明該案嫌犯陳X俊非法聘請他們工作。
　　基於此，已證事實第139條不應獲證實。
(3) 余X華及王X信案
　　第一被告堅持其作出歸檔批示是基於案中證據無法證實存在借貸關係及不法抽取利息的事實，被上訴裁判苛責其無視證據，忽略了持案檢察官在證據評價上的自由心證空間。因此，已證事實第142條至第165條存有明顯的證據審查錯誤。
(4) 胡X珍及胡X芳案
　　第一被告指胡X珍的丈夫林X於結案後主動提出100,000澳門元是“整單case所用嘅錢”以及“我最多十萬㗎啦”，該金額作為“全包律師費”並無任何異常之處，因此，根據一般經驗，這違反了以“拆案”為由而進行索賄的情況。
　　除此之外，卷宗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第一被告曾從這筆費用中分得任何利益，亦無證據顯示其曾要求或承諾為此案收受任何利益。
　　基於此，在缺乏事先約定的情況下，被上訴裁判僅憑案件歸檔後林X支付了律師費就推定第一被告收受了賄款，無異於將“案件歸檔”與“支付律師費”兩個獨立事件強行建立因果關係，違背了“無罪推定”及“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的原則。
　　基於此，已證事實第166條至第203條存有明顯的證據審查錯誤。
(5) 施X嫌及張X慧案
　　第一被告認為卷宗資料內並未有證據證明其知悉或參與了第二被告與施X嫌之間的任何約定，即使第二被告曾向施X嫌暗示可以“解決案件”，亦不能自動推論其知悉此事並同意參與。所以，在欠缺任何通訊記錄、現金記錄或證人證言的情況下，僅以“兩人相識”及“曾有會面”為由認定其是受賄作不法行為的共犯，此舉將違反“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的原則。
　　再者，其作出歸檔批示是基於證人在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中承認受“施X賢”所聘用，但是，涉案的是“施X嫌”而非“施X賢”，因此在沒有認人的情況下，不能單純認定筆誤而確定證人指的人就是施X嫌，因為名字是該案的唯一證據，可能不是筆誤，可能證人所指的是另外一個人，而張X慧該部分因為沒有任何證據，所以第一被告針對案件歸檔並沒有任何不妥，不構成非法歸檔。
　　此外，第二被告乙收取的總費用為35,000澳門元，即使假設其中一半(17,500元)用作向其行賄，此一金額與其所承擔的職業風險(喪失檢察官職位、面臨刑事起訴及最高8年徒刑)完全不成比例。任何理性的檢察官，都不可能為了如此微薄的利益，冒險作出違背職務義務的行為。
　　因此，已證事實第204條至第227條存有明顯的證據審查錯誤。
(6) 陳X傑案
　　第一被告認為陳X傑是數次進行盜竊，雖然其盜竊金額合共為6萬港元，但其單次的盜竊行為所涉及的金額均不超過3萬澳門元(見主案第21頁陳X傑口供)。因此，陳X傑所涉及的行為實際上屬於以連續犯的方式作出數個普通盜竊行為，所以該罪為半公罪，其刑事程序的進行取決於受害人是否追究。
　　而被害人吳X於該案件移送檢察院後已向當局提交申請書，聲明不追究陳X傑的刑事及民事責任。根據有關法律規定，檢察院自然喪失進行該刑事訴訟程序的正當性，因此其是合法地作出歸檔批示。
　　就扣押物的返還方面，按照終審法院第23/2017號合議庭裁判的見解，在已知的唯一一個與所扣押款項有關的刑事程序中，唯一的被告裁定罪名不成立時，司法當局從何處/何人扣押有關物品，則應歸還予何處/何人。按照上述見解，由於吳X已放棄追究陳X傑的刑事及民事責任，那麼從陳X傑身上扣押的現金籌碼便應返還予陳X傑。基於此，其將有關扣押物返還予陳X傑符合上述判決的做法。
　　至於第四被告丁申請取回扣押物時，仍不知道是2萬港元現金及4萬港元現金籌碼，因為其申請的時候是寫被押扣的6萬元(見主案第74頁)，所以應該是陳X傑或者陳X光通知第三被告，而非是其通知。
　　即便其於2014年3月18日曾向第三被告發送微信訊息: “明天會通知退還陳X傑六萬籌碼”，這亦是基於朋友的關係通知，而此信息亦非為涉及司法保密。
　　因此，已證事實第228條至第248條存有明顯的證據審查錯誤。
(7) 楊X及李X案
　　第一被告認為該案沒有指明是李X聘用黑工，亦沒有認人手續，因此不能毫無疑問地認定李X聘請涉案黑工，而楊X更沒有證據指明其聘請，所以基於“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原則才作出歸檔決定，該決定並無不妥。
　　此外，並無通話記錄、會面記錄及銀行流水能將此筆50,000澳門元的記錄與楊X、李X案聯繫起來，基於此，廉署證人及合議庭對“李X”的推測純粹是單方面的臆測，不能作為本案定罪的依據。
　　因此，已證事實第314條至第324條存有明顯的證據審查錯誤。
(8) 譚X嘉案
　　第一被告認為作為時任助理檢察長，涉案的譚X嘉彼時一共有7至8個案件在檢察院進行調查，所以出於瞭解同類案件，評估是否有合併偵查必要等目的，繼而查閱其他檢察官承辦的卷宗，顯然是其職權範圍內的行為，故此僅因事後查閱不能推斷其具有不法目的。
　　其次，其沒有對第﹝編號(77)﹞號案件作出任何批示，更沒有指示或影響承辦檢察官。其行為僅止於內部查閱和資料蒐集，並未對案件的偵查方向或結果產生任何實質影響，既然沒有作出任何違背職務義務的“行為”，就不能構成“濫用職權罪”。
　　因此，已證事實第325條至第337條存有明顯的證據審查錯誤。
*
　　第二被告的上訴：
　　第二被告認為被上訴裁判在“黑社會罪”、“梁X苗案”、“黎X玉案”、“陳X友案”、“林X案”、 “吳X森案”、“﹝編號(226)﹞案”、“陳X得等(XX勞)案”、“丁X案”、“單X勇”、“胡X珍及胡X芳案”、“潘X偉案”、“勞X康案”、“肖X凡案”、 “韓X旭案”、“楊X輝(﹝公司(4)﹞桑拿)案”、“鄧X心案”、 “何X敏案”、 “張X清案”、 “陳X俊案”、 “余X華及王X信案”及“施X嫌及張X慧案”中忽略了卷宗內的書證及各證人在審判聽證時的證言，因而沾有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如前所述，第二被告的上訴陳述和結論均是冗長和混亂的，本終審法院經多番努力下，盡量梳理出以下主要具體依據：
　　(1) 黑社會罪
　　第二被告主張中級法院以前案(中級法院第639/2023號及終審法院第29/2024號案件)已確認的“以第一被告為核心的以拆案為目的的犯罪集團”作為認定第二被告參加犯罪集團的基礎(被上訴裁判第153頁、第159頁、第311頁至第312頁)。然而，前案已認定的事實(第14條)為“至少自2010年開始至2021年期間，被告甲、被告丙及被告吳X珠單方或共同協助刑事偵查案件的受查人士解決案件(拆案)，並從中收取利益或好處”，當中沒有第二被告乙的參與。
　　第二被告認為既然前案認定的犯罪集團成員僅為甲、丙及吳X珠，中級法院卻以此為基礎認定第二被告參加了該集團，違反邏輯推理。按照邏輯，第二被告參加該集團的時間只能是2010年後，不可能在2008年，但被上訴裁判已證事實第5條卻認定“至少從2008年開始，嫌犯甲伙同嫌犯乙共同組成上述團伙”，時間上與前案不符。
　　前案認定的犯罪集團運作期間為“至少自2010年開始至2021年期間”(前案已證事實第14條)，但被上訴裁判已證事實第18條卻認定「上述“拆案”團伙一直運作，至2022年2月7日，由於嫌犯甲因享受為期2年的長期無薪假而中止職務，嫌犯甲與其團伙成員嫌犯乙、嫌犯丙才不能再進行“拆案”牟利活動」。
　　第二被告認為運作期間被延伸至2022年2月7日，還遺漏了犯罪集團成員吳X珠。中級法院以前案既證事實作為本案證據，卻又擅自變更前案已認定的事實，明顯存在審查證據錯誤。
　　(2) 梁X苗案
　　第二被告認為中級法院沒有根據證人證言考慮其在作成《XXX.xlsx》及《XXX-2012-7-13.xlsx》電子檔案時存在疏漏或錯誤的可能性。此外，廉政公署廳長﹝證人(6)﹞在庭審中確認，在兩個XXX電子檔案中，沒有“代支”變“行政”的情況，而是一開始就是“行政”。當出示附件29.4第30頁，案件於7月13日歸檔，而會面是於歸檔後的7月15日。(錄音段01:48:45-01:55:55)。
　　(3) 黎X玉案
　　第二被告認為中級法院忽略案件最初並非由第一被告承辦，以及第二被告與第一被告無任何聯繫的事實。
　　此外，證人劉X安在庭審中聲稱，支付的費用為“正正式式”的律師費，並非“茶錢”之類的不法費用(錄音段00:43:55-00:44:20)。
　　(4) 陳X友案
　　第二被告認為中級法院將“好友”推定為第一被告甲，但證據顯示“好友”實際上是Miguel (“九”)。廉政公署沒有對此關鍵人物進行調查，中級法院卻直接採納了推論。
　　(5) 林X案
　　中級法院指出相關證據為附件九.一第11頁及背頁，對話段﹝編號(250)﹞，於2008年6月20日第一被告向第二被告發SMS短訊“另林X一案我打算歸檔＃閱後刪除”。
　　第二被告認為在上述短信之前，其與第一被告沒有任何交談或信息交流，無法知悉“已立案分予郭X雄”與其有何關聯。該短信極可能是第一被告為案件合併而向其他檢察官發送時錯發給他。
　　(6) 吳X森案
　　中級法院指出相關證據為附件九.一第11頁及背頁，對話段﹝編號(253)﹞，於2009年7月13日第一被告向第二被告發SMS短訊“吳X森案已完成。另鄧X心黑工案編號﹝編號(46)﹞”。
　　第二被告認為在第一被告發送該短信時，其仍未與鄧X心或梁X遠有任何接觸。該短信同樣可能是錯發。此外，其在“吳X森案”中僅收取正常律師費30,000元，並向中介人“曉”支付佣金9,000元。
　　(7) ﹝編號(226)﹞案
　　第二被告認為起訴批示沒有針對此案件闡述任何對其及第一被告的歸責事實。在庭審聽證中，法官、檢察院控方代表及各證人都沒有提及或歸責相關微信訊息。
　　(8) 陳X得等(XX勞)個案
　　第二被告認為中級法院未能證明其與案件有任何利益關係，其早已放棄有關授權書，對案件具體情節全不知情。
　　(9) 丁X案
　　第二被告認為“丁X紅”的名字是透過普通話拼音拼寫，而普通話並非其的口語說話習慣，其不會把“丁X紅”寫成及口述成“丁X紅”。廉政公署廳長﹝證人(6)﹞在庭審中確認，針對此案，只是有一份法律服務意見書及“代支”一詞被刪除，及在第一被告辦公室內找獲案件封面，未能有直接證據顯示在《XXX互惠基金》紀錄的前後有會面或訊息涉案(錄音段02:18:50-02:21:25)。
　　(10) 單X勇案
　　中級法院指出相關證據為附件九.二第1冊第15頁之對話段﹝編號(258)﹞，在陳X俊個案中，第二被告向鍾X耀表示“X哥，不容急，已與朋友聯繫了，只是向你匯報一下情況而已。乙”。
　　第二被告認為這一則對話明顯地與“單X勇案”無任何聯繫，足以印證中級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存在錯誤。
　　(11) 胡X珍及胡X芳案
　　第二被告主張中級法院將其對胡X珍提及的“好朋友”錯誤地推定為第一被告甲。
　　然而：
　　• 從第二被告被扣押的手提電話行事曆中查找出四則記錄與“好朋友”或“朋友”的約會(見第8冊第1753頁至第1754頁)，但會面記錄資料(主案第1672頁至第1676頁)可歸納出第一被告不可能是上述所指的“好朋友”或“朋友”。
　　• 在2016年10月26日下午6時30分的約會中，第二被告向第一被告發送微信：“甲兄，26號晚6:30左右，XXX日本料理見。朱生訂房！” (附件31.2第23頁對話段﹝編號(365)﹞)，明顯地行事曆內所指的“好朋友”是朱生。
　　• 通訊錄內亦有關於“好朋友-祥”，電話號碼﹝電話號碼(9)﹞、﹝電話號碼(10)﹞(見附件9.6文件夾第31頁、第6122項及第45頁)。
　　• 第二被告於2013年11月27日發給第一被告的微信内，曾提及他的“好朋友”馬X良(見附件9.1第4頁對話段﹝編號(366)﹞)。
　　• 廉政公署人員推定所有“好朋友”均為第一被告，但至今仍未對單X勇作詢問他能否理解該“好朋友”是誰，但有理由相信第二被告與單X勇會談中所指的“好朋友”就是陳X(見附件9.1第79頁對話段﹝編號(367)﹞)。
　　以及
　　• 關於100,000元律師費：
- 證人林X在庭審中聲明“整單case所用嘅錢。並否認係喺檢察院歸檔，而係整單case，即案件結案，攪惦咗。整單case拾萬蚊” (錄音段45:15-45:33)。
- 廉政公署偵查員﹝證人(7)﹞在庭審中承認，第二被告於2019年8月27日有一筆100,000元支票兌現，但被問及“第一被告有冇2019年8月27日後嘅某一啲時間係有一啲收入進帳存入嘅記錄”，其回答“呢個我冇做相關嘅了解，唔肯定有冇” (錄音段41:55-42:15)。
- 關於被問及“第一被告及第二被告嘅對話上面有冇出現一樣嘢話點樣解決佢之類”，廉政公署偵查員﹝證人(7)﹞承認“喺對話上面見唔到有” (錄音段1:04:10-01:04:20)。
　　• 關於“概況”文件：
- 廉政公署調查員﹝證人(7)﹞在庭審中聲稱，有關“關於司警刑事檢控胡X珍、胡X芳情況概況”的載有梁X斌簽名的5頁文件是在林X的辦公室處搜出(錄音段43:07-43:16)。明顯地，林X把上述文件交予梁X斌而沒有交予第二被告。中級法院認為在第一被告辦公室搜獲的那份文件是由第二被告交給第一被告，存在審查證據明顯錯誤。
　　(12) 潘X偉案
　　第二被告認為在2011年1月20日和2011年4月13日期間，其與第一被告沒有任何會面(見主案第7冊第1672頁)。廉政公署沒有對潘X偉作任何詢問。廉政公署廳長﹝證人(6)﹞在庭審中聲稱未能找到任何顯示第一被告及第二被告曾有短訊來往顯示有討論案件的證明(音段01:02:45-01:04:40)。
　　(13) 榮X康案
　　榮X康在庭審中聲稱沒有支付任何“賄款”，即使案件不是被歸檔而是被移送到法院，亦願意多支付律師費委託第二被告繼續作為辯護人。
　　廉政公署廳長﹝證人(6)﹞聲稱，針對此案，第一被告及第二被告的確沒有任何SMS通訊紀錄，以總數律師費亦的確是4萬元。調查過程中無法找到“額外”費用的單據或任何可以證明有的部分。對於2011年6月份第一被告及第二被告是否有會面，亦稱沒有進行相關的調查(錄音段01:06:50-01:12:55)。
　　(14) 肖X凡案
　　第二被告指其為肖X凡辯護人，僅自案件被移送“預審”時開始，記錄於2012年7月9日收取律師費20,000元，沒有任何“佣金”支出。在第一被告的《XXX互惠基金認購紀錄.xls》亦顯示“2012/07/09河X肖MOP10000”。然而在該段期間，兩人沒有任何會面(主案第7冊第1672頁)，廉政公署人員並沒有對肖X凡作任何詢問。
　　廉政公署廳長﹝證人(6)﹞聲稱只能在第一被告辦公室找到案件的封面但沒有案件資料內容，在《XXX互惠基金》的疑似記錄的前後，第一被告及第二被告亦沒有就該案件有任何涉及不法內容的會面或短訊(錄音段02:28:33-02:30:15)。
　　(15) 韓X旭案
　　第二被告受聘處理韓X旭的“非法僱用罪”，與李X豪大律師一同參與。還受聘處理韓X建及SHIN X在勞工事務局和治安警察局的行政程序及行政上訴。收取的律師費中，要把部分攤分給李X豪大律師。該案亦是透過中介人“根”引薦，其向中介人給予佣金28,000元。
　　中級法院沒有考慮這些正當的律師費攤分事實。
　　(16) 楊X輝(﹝公司(4)﹞桑拿)案
　　第二被告受聘作為“楊X輝案”的辯護人，但支付律師費是楊X輝的僱主(委托人)。除刑事案件外，其亦為委託人處理其他法律事務。於2012年1月19日收取律師費500,000元及支付“佣金”100,000元。在該段期間，第一被告及第二被告沒有任何會面(主案第7冊第1672頁)，亦沒有任何涉及案件的通訊資料。
　　(17) 鄧X心案
　　第二被告認為在“鄧X心案”中，僅有一則由第一被告發送予第二被告的短訊。然而，第二被告僅在2009年7月16日才獲聘任成為鄧X心的辯護人，並於翌日向檢察院提交相應的“授權書”。有理由相信2009年7月13日的短信是第一被告因工作關係而發送予其他檢察官閣下，但卻錯發予第二被告。
　　所收取的4萬元律師費，第二被告須向中介人支付“中介費”。而對收取25萬的預付金，除支付同案的DRA TERESA X 90,000.00元外，亦須向中介人JOXXX支付相應“中介費”25,000.00。針對已證事實第32條及第33條，中級法院遺漏了有關的附註顯示：90,000.00給予 DRA TERESA X大律師，而25,000.00則給予中介人JOXXX。此外，中級法院認定2009年11月21日第二被告支付予第一被告25,000.00作為報酬，但卻在2年後(2011年11月23日)第一被告才把案件作“歸檔”。
　　(18) 何X敏案
　　就該案的具體情節，2010年1月30日開立第﹝編號(47)﹞號偵查案件。但是，第一被告與第二被告直至2014年1月24日才相約會面。中級法院忽略檢察院第﹝編號(90)﹞號偵查案件是即日被歸檔的事實；而第﹝編號(47)﹞號偵查案件則直至2014年1月27日才被歸檔的事實。
　　而在庭審聽證中，廉政公署偵調查員﹝證人(5)﹞曾出示一張PPT載有由何X於2013年2月6日簽發給第二被告的一張2萬澳門元的支票。經對比第二被告向何X所提供的多項法律服務收費記錄，合理地推定該筆費用為何X於2012年1月18日委托第二被告提供法律服務的律師費。此外，卷宗內所載的資料皆沒有任何關於第二被告曾要求何X及/或要求與該刑事案件有關的其他涉案人支付“律師費”的資料。
　　第二被告認為這一“拆案計劃”有違常理及經驗法則，因為在相同的期間內，兩人正商討的內容不過是圍繞第一被告向許X武貸款而簽訂公證書的事宜。卷宗未能證明第二被告曾向何X收取任何“律師費”，又或收取了多少“律師費”，亦沒有資料顯示第二被告曾為此支付任何“中介費”。
　　但卻因在第一被告的《XXX互惠基金認購紀錄.xls》內有相應的記載，就推定該筆紀錄就是本具體個案的“拆案費”，明顯違反“罪疑從無”原則。
　　中級法院忽略了第一被告向第二被告發送相應短信的背景。附卷﹝編號(78)﹞之附件31.2第1冊第9頁對話段序號﹝編號(268)﹞至﹝編號(368)﹞清楚地印證第二被告正為第一被告與許X武之間辦理借貸抵押合同的事宜。
　　(19) 張X清案
　　張X清在2025年12月10日的庭審聽證中曾聲稱，“喺廉署嗰度係有印象，有咁嘅記憶曾經有咁嘅記憶，但係對事實係點樣發生係唔清楚”。中級法院在認定事實方面明顯遺漏審視相關的庭審錄音。
　　根據第二被告和第一被告的通訊資料清楚地顯示第二被告向第一被告表示相應案件的資料。
　　第二被告在相應的短信中已聲明，“將於稍後賠償該公司的損失”，但卻沒有任何涉及金錢的表述。
　　與此同時，就是否第二被告向張X清商議律師費的問題上，在2025年12月10日，張X清在庭審聽證中聲稱：“唔記得啊，我就係上律師樓咋，唔係好清楚，好似幾個人坐喺度。” (錄音段 50:45-51:30)。更何況，張X清所簽收的是由“﹝公司(15)﹞公司”發出的發票，而不是第二被告所簽發。
　　中級法院遺漏考慮張X清在庭審聽證的證言。
　　(20) 陳X俊案
　　中級法院解說：「在9月7日會面後的第二天，即2014年9月8日早上10:58，第一嫌犯發送微信：“號碼轉來，﹝公司(17)﹞”；第二嫌犯回覆：“陳X俊﹝編號(50)﹞”；第一嫌犯回覆：“收到”。吻合兩人在前一天(9月7日)的會面中明確討論了“﹝公司(17)﹞”案件，並達成了處理共識。」
　　然而：
* 中級法院遺漏考慮2014年9月7日的會面的目的並非針對該具體個案，而是載於第一被告與第二被告的其他短信內。
* 正如第一被告在庭審聽證中所作的聲明以及第一被告與第二被告的短信記錄，皆顯示，直至2014年9月6日，受﹝公司(29)﹞酒店老板朱女士的委托，第一被告邀約第二被告往該酒店商談。
* 鍾X耀曾在2025年12月10日的庭審聽證中，當被詢問有關兩人通信中所提及的“朋友”身份有否想過是與司法機構有關，而鍾X耀則回答：“我諗我唔會知道檢察院或法院戈啲，即係諗到咁高嘅嘢囉”。
* 鍾X耀亦回答：“我認為，我去理解譬如佢講話歸檔戈啲點樣呢，可能單官司唔夠證據起訴咁樣咪，即係冇事囉，我嘅理解都係冇事囉單野，咁我即係冇諗過話點解會冇事囉”。
　　第二被告認為中級法院遺漏考慮鍾X耀上述的證言。
　　(21) 余X華及王X信案
　　中級法院援引了王X信的“供未來備忘的聲明”內的某些內容並作出相應的判斷。中級法院僅強調王X信聘請第二被告作為該刑事卷宗的意圖。被上訴裁判已證事實第150條：「2018年9月19日，嫌犯乙於檢察院查閱該案卷宗後，隨即再約嫌犯甲午膳以商討如何“拆案”，及賺取王X信和余X華以“律師費”名義支付的報酬。」
　　然而：
　　王X信在“供未來備忘的聲明”所確認載於卷宗第1247頁背頁，並經中級法院宣讀的部分是：「證人表示關於律師費用及與律師談判過程都是由余X華向證人轉述而得悉的，余X華向證人表示乙曾表示案件“打贏的機率比較高”，證人沒有直接與乙談律師費及辯護成功機率的問題。另外，證人亦不太記得余X華是在何時及甚麼場合向證人轉達律師費用及辯護成功機率的事宜。
　　證人表示其沒有直接向乙律師支付律師費，而是交由余X華代為向乙律師支付律師費，證人是將其自己應付的律師費(10萬港元)折算成人民幣向余X華支付，即分三次分別是5萬港元(折換成人民幣)、2.5萬港元(折換成人民幣)及2.5萬港元(折換成人民幣)交予余X華。」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6條第2款規定，“如證言之內容係來自聽聞某些人所說之事情，法官得傳召該等人作證言；如法官不傳召該等人作證言，則該部分證言不得作為證據方法，(…)。”
　　此外，中級法院把起訴批示第164條所歸責的事實僅證實為 “2019年1月30日，嫌犯甲與嫌犯乙在湘菜館會面。”
　　既然不能認定會面就發生瓜分利益所得的事實，自然地，也不能認定商討“拆案”的事實。
　　正如在2016年1月21的庭審聽證中，廉政公署偵查員﹝證人(7)﹞聲稱不能證實第一被告與第二被告會面的情況。
　　第二被告認為其作為一名律師，而按照職業通則，應該接受任何人的委托而提供法律專業服務，而不論當事人的身份。
　　中級法院的推定違反了“罪疑從無”的原則。
　　(22) 施X嫌及張X慧案
　　中級法院認定第二被告與第一被告共同實施被歸責的事實，主要依據是2015年1月31日第二被告發微信給第一被告“何時有空一聚？”，以及2月1日兩人共同出入境。
　　但是：
　　• 經廉政公署復原的微信内容為：“甲察長您好：XXXX同鄉聯誼會定於2月1日(週日)中午12點在吉大XXX三樓舉行春節慰問活動。請您百忙之中抽時間參加。謝謝！何X恭請” (附卷﹝編號(78)﹞之附件31.2第1冊第16頁背之對話段序號﹝編號(369)﹞)。因此第二被告及第一被告所聲明的“被邀請參加同鄉會午宴”應視為獲證實。
　　• 張X星在庭審中聲稱，並沒有要求第二被告乙就案件必須無事，無刻意要求必須“歸檔”，因為他不是神仙；35,000澳門元僅是律師費，並不含其他費用(錄音段91:50-92:45)。
　　• 出入境記錄顯示，於2015年3月21日，第一被告是以步行出入境(09:45:05及20:42:07)，而第二被告是駕車出入境(10:43:55及14:58:37)(附件﹝編號(78)﹞之附件33.2第1冊第39頁)。兩者的出入境時間和方式不同，不能證明兩人“相約內地會面”。
　　• 廉政公署偵查員﹝證人(4)﹞在庭審中清楚指出就該個案，沒有證據證明第一被告從第二被告處收取任何金錢(錄音段152:50至153:10)。
　　(23) 關於書證及法證證據的錯誤審查
　　23.1 “求助字條”未經鑑定
　　中級法院所指“求助字條”主要包括：以電腦方式列印的案件清單、手寫有案件編號等案件資料的便條紙、手寫有“何”字的檢察院卷宗封面副本等。
　　第二被告認為附於卷宗內被扣押的其及第一被告的電子設備內沒有關於該批紙張及字條的電子檔案。廉政公署人員於第一被告辦公室扣押二千多張寫有文字或記錄資料的紙張及字條，但至今亦無證據證明這些紙張及字條何時及何人放在第一被告的辦公室内。廉政公署人員在偵查階段中沒有向第一被告或其出示該批紙張及字條作確認。
　　23.2 法證報告非由法定部門製作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39條第2款，鑑定應在適當場所、實驗室或官方部門進行；根據第35/2020號行政法規第30條規定，電腦法證處為提供電腦法證技術的專屬部門；根據第17/2020號法律第2條規定，僅有司法警察局才配備法證高級技術員及法證技術員。
　　第二被告認為案中的法證報告並不是由上述具法定權限的部門所製作，而就有關報告的製作者﹝證人(8)﹞、﹝證人(9)﹞及﹝證人(10)﹞，案中沒有任何資料顯示該三名製作者具備公認的專業能力。在庭審中所提出的多項涉及法證的技術問題都未能提供具信任程度的答案。更何況，在附件10.4的電子文件中，在第二被告電子設備於2024年10月23日被扣押後，被“新增”2,856個文件，這些電子文件不可能由其建立。因此，法證證據應被視為“不存在”或“無效”。
　　23.3 《XXX互惠基金認購紀錄.xls》的定性錯誤
前案的起訴批示第51條及第52條指控《XXX互惠基金認購紀錄.xls》“以代號形式記錄了第一被告在該犯罪集團中向受查人士提供不法協助而收取的金錢報酬”。但中級法院對相應歸責的事實僅確認：“廉政公署在第一被告位於檢察院大樓之辦公室扣押的一部其使用的電腦內，發現一個名為《XXX互惠基金認購紀錄.xls》的電子檔案”；“上述電子檔案記錄了『日期』、『認購人』、『金額』…在『認購人』內以代號稱呼某些受查人士，以『金額』代表某些已收到的款項。”
　　第二被告認為，“以代號形式記錄了...金錢報酬”這一歸責事實在前案被否認及排除。本案不應再將該檔案定性為犯罪所得記錄。
　　此外，除2013年3月23日相約在﹝地址(6)﹞房會面外，第二被告與第一被告並沒有任何會面(見附卷﹝編號(78)﹞之附件19.1第181頁及主案第7冊第1672頁及第1673頁)。
　　23.4 關於短信及通訊記錄的錯誤解讀
　　第二被告認為有不少短信是因第一被告要求其協助為其妹夫李X榮及其他包括范X、吳X銓、浴足老闆娘、﹝公司(29)﹞酒店老板朱女士、黄X生、王X林、﹝公司(31)﹞機電工程(澳門)有限公司、羅X興、楊X、第一被告的非澳門居民朋友、袁X、劉X等提供律師法律服務而與其對話(見附件31.2第33頁至第47頁、第59頁至61頁)。第二被告一向以“甲”、“甲”及“甲兄”稱呼第一被告(見附件31.2第1冊)，而非以“好朋友”稱呼。
　　廉政公署人員在第二被告被扣押的手機內的短訊或微信對話中找出“好朋友”字句，便全部推定為第一被告。
　　但：
　　• 行事曆記錄顯示“好朋友”包括朱生(2016年10月26日XXX日本料理)、祥(電話﹝電話號碼(9)﹞、﹝電話號碼(10)﹞)、馬X良(2013年11月27日微信)；
　　• 通訊錄中存有大量以“甲”、“甲”稱呼的記錄；
　　• 電子檔“24. 收據文件”仍保留大量載有“朋友”、“好朋友”、“代支”、“行政”及“行政案件”表述的收據及發票，而這些收據及發票皆與第一被告甲沒有任何關聯。
　　23.5 關於修改收據金額的指控
　　中級法院指稱第二被告於2023年9月12日及13日修改多張收據金額(將吳X森200,000元發票改成20,000元；將單X勇400,000元發票改為40,000元；將潘X偉100,000元收據改為10,000元；將鄧X心250,000元收據改為50,000元或25,000元)。
　　第二被告認為並沒有篡改原有的收據金額，只是在新建收據時，錯誤地改變某數份收據的金額。原先留存在電子設備內的收據並沒有被刪除或作修改，相關收據亦被打印而附於卷宗內，包括吳X森的收據(附件10.1第9頁及第11頁)、單X勇的收據(附件10.1第347頁、第350頁及第351頁)、潘X偉的收據(附件10.1第19頁)、鄧X心的收據(附件十.一第113頁)。對於儲存在電子設備內的被縮小金額的單據，並沒有任何書面文件作書證。
*
　　檢察院的上訴：
　　檢察院認為被上訴裁判在“譚X嘉案”中沾有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具體如下：
- 中級法院在“譚X嘉案”的事實審理中，認為未能證實：(1) 第一被告甲和第三被告丙作出之行為旨在向譚X嘉索取報酬(涉起訴事實第325條)；(2) 二人確立協助“拆案”牟利之决意(涉起訴事實第330條)；(3) 第三被告丙與譚X嘉達成“30萬換取判處戒毒所1年”之協議(涉起訴事實第332條)；(4) 第一被告甲再次查閱卷宗及記錄，乃為延續“拆案”商討與牟利之目的(涉起訴事實第335條)；(5) 二人知悉不應向譚X嘉要求不當利益(涉起訴事實第356條)。
- 中級法院只節取譚X嘉證言一開始部份，並曲解其後內容，造成一般人產生邏輯斷層，留下其提出“30萬元換取進入戒毒所，但不獲接受，再無下文”的印象。這已構成《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指的審查證據上的明顯錯誤。上述誤讀除影響已證事實第332條認定外，如何從中解讀第三被告丙的態度，亦會對佐證第330、335、337-A、337-B條(後兩者對應起訴事實第325、356條)產生影響。
- 另一方面，中級法院評估第一被告甲再次查閱卷宗之動機時，訴諸“沒有直接證據”，值得商榷，蓋因此等涉及心素之事實，根本不可能靠直接證據佐證。中級法院單憑“沒有直接證據”，迴避探究第一被告甲行為動機此一發現事實真相的義務。事實上，據中級法院採納的譚X嘉證言，被告上述行動的背景，是團伙答應爭取以進戒毒所避免監禁，由此，豈會有人無故作出這種濫用職權的行為，故僅能推論乃為研判落實承諾的可行性，實不可能有其它解讀。這樣亦印證“爭取進戒毒所”不是說說了事，而是真的放在心上，已確立决意並展開後續貫徹行為。
- 如此一來，反映中級法院除了誤解譚X嘉的證言，亦明顯錯誤解讀/忽視涉此個案的整體證據，導致認定已證事實第335條時有所偏差，同樣亦會對能從側面反映出來的已證事實第330、337-A、337-B條(後兩者對應起訴事實第325、356條)產生影響。
- 若以全局思維來審視，從檢察院第﹝編號(77)﹞號偵查案件(見附件1.5)，足以印證本案核心事實：
① 首先，從條件角度：譚X嘉涉販毒本應羈押，只因毒品定量一時未明，僅達刑幅最高為五年徒刑的少量販毒罪強烈跡象而暫脫牢籠；結合已證事實第329-331條，第一被告甲、第三被告丙正是以此為突破口，嘗試謀求以“判處戒毒所1年”規避監禁。鑒於第三被告丙無法律專業，此精準之法律判斷，必係第一被告甲透過非法查閱案卷所得，充分印證第330、332條之認定；
② 其次，從動機角度：縱觀前案、本案涉及數十個案，“拆案”可獲極高報酬情况其實不多，唯往往操作空間大，故面對豐厚的誘惑，團伙難得捕捉，絕無可能放棄，必會積極應允請託；
③ 最後，從風險收益角度：譚X嘉身繫多宗刑事案件，最終入獄已成定局，支付巨款旨在避免刑期大幅疊加；而江、蔡二被告深知無論“拆案”成敗，譚X嘉皆須入獄，對方不便過於遷怒。此屬“低風險、高回報”之穩賺格局，常理推斷其必然答應請託，從在第一被告冮志辦公室搜出，手寫“譚X嘉、可卡因1.35克(超五日)”的字條，可予印證。
- 中級法院解讀上述書證時，明顯偏離一般人之經驗法則與邏輯常理，超越自由心證容許的範圍，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指的瑕疵。
*
　　首先需指出的是，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在這部分的上訴陳述和結論中均加插了法律適用的問題，更將這些法律適用問題錯誤地定性為“對審查證據明顯出現錯誤”。
　　《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規定上訴的依據可分為法律適用問題(第400條第1款)和事實認定問題(第400條第2款)。
　　既然立法者將上訴依據區分為法律適用問題和事實認定問題，那便不應將兩個問題混為一談，因兩者屬不同的範疇。
　　基於此，我們在此僅審理是否存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是指原審法院的事實裁判違反了法定證據規定或一般經驗法則，且相關錯誤是顯而易見的，一般人不需要深究就能發現出來，例如所有證據均指向某一事實方面，而被上訴裁判卻認定一個完全相反的事實，且其心證理由說明是明顯不符合邏輯或一般常識的。
　　申言之，「只要被上訴法院的心證具有合理的可能性且能夠通過一般經驗法則解釋得通，那麼它就應該得到上訴法院的接受和尊重。
　　從根本上來說，證據的自由評價原則指的是沒有法定標準去預先訂定各種審查證據之方法的價值或層級，它要求採用“經驗法則”作為基於“正常”發生的情況去幫助對特別個案作出解釋的論據。
　　通過該原則確立了一種在審查證據時並不嚴格受限的方法，目的是基於理性、邏輯和從一般經驗中獲得的啟示去發現在訴訟上具有重要性的事實真相，它受到由“限定性證據”(如既決案件、鑑定證據、公文書和經認證的文書)而產生之例外的限制，同時又必須遵從證據合法性原則和“疑點利益歸被告”等刑事訴訟的根本原則。
　　只有當認定了互不相容的事實，換言之即已認定或未予認定的事實與實際證實的事實不相符，或從某一已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時，才存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見終審法院於2022年3月11日在第8/2022號案件中作出的裁判)
　　經逐一分析兩名被告及檢察院提出之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各項主張，以及中級法院對心證形成的理由說明，我們認為總體而言，中級法院在證據評價方面並未違反法定證據原則及一般經驗法則和疑罪從無原則。
　　在各具體個案中，中級法院均基於多項證據(證人證言、短訊記錄、銀行記錄、出入境記錄及其他書證等)的綜合考量而認定相關事實，而非依賴單一證據。
　　例如：
　　黑社會的犯罪事實並非單純以前案既證事實推定第二被告的參與。本案有獨立的證據鏈(短訊、會面記錄、利益分配等)支持相關事實的認定。
　　此外，雖然沒有作出筆跡鑑定及法證報告並非由法定部門作出，但這不影響該等證據作為一般證據的有效性，只是它們不能作為《刑事訴訟法典》第139條所指的鑑定證據，從而享有第149條所規定的推定完全證明力。
　　申言之，法庭可對該等一般證據作出自由心證。
　　另一方面，將“好朋友”認定為第一被告甲是結合了案件的時序、内容吻合度、會面記錄等綜合因素作出的判斷，並非僅憑代號推定。
　　至於對短信的“錯發”及“協助親友”的解釋方面，該解釋並不符合常理且已超出“錯發”的範疇。
　　就第一被告主張在“施X嫌及張X慧案”中，任何有理性的檢察官都不可能為了區區萬多元微薄的利益，冒險作出違背職務上義務的行為，故中級法院認定其在該案中受賄違反了一般經驗法則方面，我們認為該主張僅有可能適用於理性和非貪婪的檢察官身上，而第一被告似乎忘記了自己是一個不理性及貪婪的人：一個在為朋友和同事兌換貨幣的過程中會賺取滙率差額的人(即使是區區的數百元人民幣 - 詳見中級法院第639/2023號刑事案中的已證事實第788條)，以及一個在初次詢問涉案當事人後便主動塞給後者自己的名片及一張寫有自己公務手提電話號碼的紙條，以便後者可與其聯絡商討支付“茶水費”以解決案件事宜的人(詳見中級法院第639/2023號刑事案中的已證事實第59條至第129條)，完全會為了萬多元鋌而走險作出違背職務上義務的行為。
　　雖然兩名被告並沒有因“梁X苗案”、“黎X玉案”、“陳X友案”、“林X案”、 “吳X森案”、“﹝編號(226)﹞案”、“陳X得等(XX勞)案”、“丁X案”、“潘X偉案”、“勞X康案”、“肖X凡案”、 “韓X旭案”、及“楊X輝(﹝公司(4)﹞桑拿)案”中涉嫌犯罪的事實而被起訴，但這並不妨礙中級法院援引該等案件的相關證據去證明起訴書第5條至第12條所載的事實。
　　中級法院對該等證據享有自由心證，未發現相關心證有明顯的證據審查錯誤。
　　至於《XXX互惠基金認購紀錄.xls》的錯誤定性方面，該錯誤並不存在。首先在中級法院第639/2023號刑事案中沒有認定該記錄為收取“拆案”費用的記錄並不妨礙中級法院在本案中透過新證據或完整的證據組合對該書證重新作出評價。本案與中級法院第639/2023號刑事案的證據強度不同：本案有第二被告乙的《XXX.xlsx》電子檔作為參照對比的證據，結合其他證據，可得出與前案不同的心證。相關結果屬法官自由心證的範疇，不構成明顯的證據審查錯誤。
　　最後，檢察院及兩名被告對各項證據的“不同解讀”不構成《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指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我們再次重申，除法律明確規定享有完全證明力的證據外，法官對其他證據享有自由心證(見《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之規定)，訴訟當事人不能僅以其自身對證據的解讀去否定原審法院根據自由心證對事實作出的認定，特別是對證人證言和書證作出的自由心證評價。
　　基於此，兩名被告和檢察院就這部分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
*
(五) 檢察院與第二被告就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的上訴
　　第二被告的上訴：
　　第二被告認為被上訴裁判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而本終審法院同樣從其冗長和混亂的上訴陳述和結論中盡量梳理出以下主要依據：
　　(1) 黑社會罪
　　1.1. 第二被告主張中級法院一方面指稱第一被告甲與其“共同組成”犯罪團伙(被上訴裁判已證事實第5條)，但另一方面卻強調“第二被告參與第一被告所領導的集團，無需要求第二被告認識其他成員或者與其他成員有任何的聯繫”(被上訴裁判第328頁)。若其被指控參與第一被告所組成的犯罪集團，理應是第一被告與第三被告丙連同吳X珠“至少自2010年開始至2021年期間”共同組成的集團，而非與其單獨組成兩人集團。兩者在邏輯上存在根本矛盾。
　　1.2. 主張犯罪集團的存在和運作時間(前案認定是2010年至2021年)和其加入的時間(2008年至2022年)存有不可補救的矛盾，理由是其不可能於2008年參與一個於2010年才存在和運作的黑社會團伙。
　　1.3. 關於“謀取金錢”的認定，被上訴裁判第312頁指稱其與第一被告“開始了以拆案活動謀取金錢利益之路”，但既證事實中並未證明其“謀取金錢”或“謀取不法利益”。反之，其僅向委託人收取依法有權收取的律師費，並簽發相應的發票及收據。既然未能證實其獲取不法利益，卻又判處其參加黑社會罪，理由說明存在矛盾。
　　(2) 鄧X心案
　　中級法院在裁判第313頁指稱，“如果我們不妨把之前收取的4萬元視為正常的律師代理費的話，後面所索取的25萬元，則不能被視為正常的律師代理費用了”。然而，中級法院又在第314頁指稱，“即使不認定25萬元是團伙收取的拆案費用，當中honorário中「Comissão：$25,000.00」是攤分予甲的賄款的事實，也已經足以認定兩名被告共同觸犯了《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所規定和處罰的罪名。”
　　第二被告認為中級法院一方面因為“索取明顯高昂的25萬律師費”而認定“受賄罪”，另一方面又因“honorário中25,000元是攤分予第一被告的賄款”而認定“受賄罪”。這兩種論述互相排斥，不能同時成立。而且，既然第二被告已於2009年11月21日向第一被告攤分25,000元，第一被告理應短期內作出歸檔批示，但實際上案件被“置於閒置狀態”近兩年(2009年11月至2011年9月)，期間案件還曾因工作調動被重新分派。這種“受賄後長期不行動”的模式，與“受賄罪”即時回報的經驗法則相矛盾。
　　(3) 何X敏案與施X嫌及張X慧案
　　3.1. 關於“瀆職罪共犯”的認定矛盾
　　中級法院在裁判第315頁指出，“第一被告在作完這些不法行為(受賄作不法行為包含瀆職罪的一攬子行為)之後，在後續歸檔行為中，獨立地侵犯了其他法益，構成了三項獨立於受賄作不法行為罪的瀆職行為……顯示其為了使自己因之前的行為而不受影響而作出違背職務的行為，不得已而作出歸檔決定”。第二被告認為，既然中級法院認定這是第一被告“個人”為了自己不受影響而“不得已”作出的決定，第二被告既沒有參與，亦沒有與第一被告在行為前或後有任何聯絡，不具備“共同犯罪”的客觀及主觀構成要素，但仍被判處瀆職罪共犯，理由說明矛盾。
　　3.2. 與“施X嫌及張X慧案”中開釋第三被告丙的矛盾
　　在“施X嫌及張X慧”案中，中級法院第304頁開釋第三被告丙，理由為：雖然丙曾與第一被告商討分析案件，但後來由於丙與施X嫌雙方未能就“拆案”費用金額達成共識，“拆案”行動“在沒有第一被告的參與的情況下，將不具條件完成，而不能成就這個個案中的共同犯罪的客觀構成要素”。
　　第二被告認為在“何X敏案”中，其同樣沒有參與第一被告後續的瀆職行為，理應基於相同理由被開釋，但中級法院卻判處第二被告為“瀆職罪”共犯。兩案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4) 張X清案
　　第二被告認為存在不同個案採用不同審理標準的矛盾。
　　在“單X勇案”中，中級法院在裁判第317頁指出，「基於罪疑從無，不能確定第一被告作出違背職務固有義務，甚至在自由裁量權之内的“權力偏差”行為。」
　　然而在“張X清案”中，針對“半公罪”案件，各訴訟主體促成案件和解(包括被告向受害人作相應賠償，受害人撤回告訴)是司法實踐中的正常做法。在該案中，因“﹝公司(14)﹞石油有限公司”堅持不撤訴，第一被告提出控訴，亦符合刑事訴訟法規定。但中級法院卻在“張X清案”中認定了第二被告的不法行為，而在“單X勇案”中卻因“罪疑從無”不予認定。中級法院在不同具體個案採用不同審理標準，且相互間存在矛盾。
　　(5) 施X嫌及張X慧案
　　關於“正常律師費”的認定矛盾，第二被告主張中級法院在裁判第168頁指出，針對“僱用黑工案”收取40,000元屬於“正常的律師費”，在“施X嫌及張X慧案”中，第二被告與施X嫌協議的律師費為35,000澳門元(低於40,000元)，理應同樣被視為正常律師費。
　　中級法院一方面在“鄧X心案”中認定40,000元是正常律師費，另一方面在“施X嫌及張X慧案”中卻將35,000元認定為“拆案費”，而且在沒有任何證據證明第二被告曾把律師費的任何部分攤分予第一被告的前提下，仍認定“2015年3月21日，第一被告與第二被告相約內地會面，兩人共同攤分35,000澳門元”。第二被告認為，既然未能證實利益分配，卻又以“共同攤分”為由定罪，理由說明存在矛盾。
*
　　檢察院的上訴：
　　檢察院具體主張中級法院一方面在已證事實第337-A條及第337-B條(對應起訴事實第325條及第356條)證實了第一被告甲和第三被告丙作出涉案一系列行為，是打算為譚X嘉“拆案”；另一方面卻分別在已證事實第330條及第335條中，拒絕證實「第一被告甲和第三被告丙確立協助“拆案”牟利之决意」，以及「再次查閱及記錄乃為延續“拆案”商討與牟利之目的」。此“有意圖卻無决意”的論調，顯然屬於《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所指出的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
　　「…
　　“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的瑕疵則一直以來都被定義為“當已認定事實之間、已認定事實與未認定的事實之間或者關於證據的理由說明與裁判之間發生無法調和的不相容時所出現的瑕疵。
　　只有在按照邏輯推理，能夠得出理由說明論證的恰好是與所作裁判相反之決定的結論，或者按照同樣的推理，得出結論認為所提出的理據之間相衝突，使得決定並不清晰時，才存在說明理由方面不可補救的矛盾；如已認定的事實與被指為所作裁判之依據的事實相對立，則存在理據與裁判之間的矛盾；如已認定的事實與未認定的事實之間相矛盾或者相互排斥，則存在事實之間的矛盾”。
　　概括而言，當通過邏輯推理對被上訴裁判作出分析後發現，裁判中含有互相排斥且無法調和的對立或不協調立場時，便存在該瑕疵。…」 (見終審法院於2022年3月11日在第8/2022號案件中作出的裁判)
　　經逐一分析第二被告提出之“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的各項主張，我們認為均屬對中級法院裁判理由的不同解讀，而非真正的邏輯矛盾。中級法院在事實認定、證據評價及法律適用方面均保持了內在的一致性，未有出現《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所指的“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之瑕疵。至於被上訴裁判的法律適用是否完全正確，我們在審理該部分上訴時再作探討。
　　事實上：
- 就“黑社會罪”方面，第6/97/M號法律第1條第2款b項明確規定“成員互相認識”並非黑社會存在的必要條件。兩條“拆案”路線均以第一被告為核心，相互平行獨立，不影響各自構成“黑社會罪”，不存在矛盾。
- 至於第二被告所主張黑社會的存在時間(2010年至2021年)與其加入之時間(2008年至2022年)有矛盾方面，該主張完全是第二被告故意曲解有關事實而得出。中級法院第639/2023號及終審法院第29/2024號案件所證實的是相關具黑社會性質的犯罪集團至少於2010年開始運作。該認定並不排除相關具犯罪集團伙可早於2010年存在及運作。“至少”二字為中文的副詞，其意思為“最少”或“最低限度”，而“至少於2010年開始運作”代表開始運作的時間早於或等於2010年。由此可見，本案認定第二被告至少於2008年參與相關具黑社會性質的犯罪集團和中級法院第639/2023號刑事案中所證實的事實在邏輯上是完全相容的。
- 就認定第二被告謀取金錢方面，有充分證據證明第二被告以收取“律師費”為名，向涉案人士收取“拆案”費用，其後再分給第一被告。第二被告雖簽發發票及收據，但該等文件僅為“表面合法的名義”用以掩飾不法行為，故並不存在矛盾。
- 在“鄧X心案”中，中級法院作出的是“補充性論述”——即使採用對第二被告最有利的假設(不認定25萬元為拆案費)，僅憑25,000元佣金的支付已足以認定“受賄罪”。兩種論述是“擇一”關係而非“矛盾”關係。此外，受賄罪不要求公務員即時作出回報行為，故不存在矛盾。
- 就在“何X敏案”中關於“瀆職罪”方面，此為法律適用是否正確問題，而非存在矛盾。
- 至於與“施X嫌及張X慧案”開釋第三被告丙的決定存在矛盾方面，兩案情況不同：丙因未能與施X嫌達成費用共識，故中級法院認為其“拆案”行動在沒有第一被告的參與的情況下，將不具條件完成；而第二被告已成功與施X嫌達成“拆案”協議，犯罪行為已既遂。兩者的結果不同，不存在矛盾。至於中級法院在“施X嫌及張X慧案”中開釋第三被告丙的決定是否正確，則是法律適用的問題，我們在檢察院就該部分提出的上訴中再作探討。
- 關於“張X清案”存在不同審理標準方面，中級法院認為“單X勇案”中的“罪疑從無”原則適用於“不能確定第一被告作出違背職務固有義務”的情況，繼而認定第一被告僅觸犯一項“受賄作合法行為罪”，而相關的追訴時效已完成；在“張X清案”中是已明確查明第二被告向張X清索要150,000元、第一被告命令等待兩個月讓第二被告說服受害人撤訴等具體事實。兩案審理結果不同，不存在任何矛盾。至於中級法院在“單X勇案”中作出的決定是否正確，同樣是法律適用的問題，我們在檢察院就該部分提出的上訴中再作探討。
- 就在“施X嫌及張X慧案”中認定35,000元是“拆案”費用方面，有關款項是在施X嫌已被丙接觸並得知可“拆案”後，為達到“不被控訴”目的而支付的費用，而“鄧X心案”的40,000元是在案件初始階段收取的正常代理費，故兩案性質不同，且35,000元與“拆案”結果直接掛鉤，而非單純的法律服務對價，因此不存在矛盾。
*
　　就檢察院這部分的上訴理由方面，在尊重不同見解下，我們認為同樣是不成立的。
　　認定存在“拆案”的企圖和不認定最終作出了“拆案”的決意並不存在矛盾。
　　有犯罪想法(企圖)和最後決定實施犯罪是不同層面的事實。
　　例如有殺人的意圖並不代表最後必然作出了殺人的犯罪決意。行為人完全可以在任何時候放棄殺人的念頭，不實施相關的犯罪行為。
　　又例如夫妻雙方討論過離婚的可能性，但這並不代表他們必然會作出離婚的決定。
*
(六) 法律適用
I. 第一被告和檢察院就追訴時效的上訴
　　《刑法典》第110條至第113條規定如下：
第一百一十條
(時效期間)
一、 自實施犯罪之時起計經過下列期間，追訴權隨即因時效而消滅：
a) 可處以最高限度超逾十五年徒刑之犯罪，二十年；
b) 可處以最高限度超逾十年但不超逾十五年徒刑之犯罪，十五年；
c) 可處以最高限度為五年或超逾五年但不超逾十年徒刑之犯罪，十年；
d) 可處以最高限度為一年或超逾一年但少於五年徒刑之犯罪，五年；
e) 屬其他情況者，兩年。
二、 為著上款之規定之效力，在確定對每一犯罪可科處之刑罰之最高限度時，須考慮屬罪狀之要素，但不考慮加重情節或減輕情節。
三、 對於法律規定可選科徒刑或罰金之任何犯罪，為著本條之規定之效力，僅考慮前者。
第一百一十一條
(期間之開始)
一、 追訴時效之期間，自事實既遂之日起開始進行。
二、 如屬以下所指之犯罪，時效期間僅自下列所定之日起開始進行：
a) 繼續犯，自既遂狀態終了之日起；
b) 連續犯及習慣犯，自作出最後行為之日起；
c) 犯罪未遂，自作出最後實行行為之日起。
三、 為著本條之規定之效力，如屬從犯，必須以正犯所作之事實為準。
四、 如不屬罪狀之結果之發生為重要者，時效期間僅自該結果發生之日起開始進行。
第一百一十二條
(時效之中止)
一、 除法律特別規定之情況外，追訴時效亦在下列期間內中止：
a) 因無法定許可或無非刑事法院所作之判決，或因必須將一審理前之先決問題發回予非刑事法庭，又或因訴訟程式之暫時中止，而依法不能開始或繼續刑事程式期間；
b) 自作出控訴通知時起刑事程式處於待決狀態期間，但屬缺席審判之訴訟程式除外；或
c) 行為人在澳門以外服剝奪自由之刑罰或保安處分期間。
二、 如屬上款b項所規定之情況，中止之時間不得超逾三年。
三、 時效自中止之原因終了之日起再度進行。
第一百一十三條
(時效之中斷)
一、 在下列情況下，追訴時效中斷：
a) 作出行為人以嫌犯身分被訊問之通知；
b) 實施強制措施；
c) 作出起訴批示或具相同效力之批示之通知；或
d) 定出在缺席審判之訴訟程式中進行審判之日。
二、 每次中斷後，時效期間重新開始進行。
三、 在不計算中止之時間下，自追訴時效開始進行起，經過正常之時效期間另加該期間之二分之一時，時效必須完成；但基於有特別規定，時效期間少於兩年者，時效之最高限度為該期間之兩倍。
*
　　第一被告的上訴：
　　第一被告認為追訴時效的中斷點不應是所認定的2023年12月21日或2024年1月16日，而應為2024年9月13日，即第﹝編號(78)﹞號案件併入本案後，第一被告首次就第二被告相關事宜在廉政公署接受訊問之日。
　　因此，在“張X清案”、“陳X傑案”和“楊X及李X案”中，由於最後一個犯罪行為分別發生在2014年2月27、2014年3月19日及2014年4月25日，故已完成了10年的追訴時效。
　　上述上訴主張是明顯不成立的。
　　《刑法典》第113條第1款a和b項明確規定在作出行為人以嫌犯身份被訊問之通知及對嫌犯實施強制措施的情況下中斷追訴時效。
　　第一被告在本案中於2023年12月21日被宣告為嫌犯及在同日以嫌犯身份接受訊問。此外，於2024年1月16日被實施強制措施，故相關的追訴時效在該等日期中斷。
*
　　檢察院的上訴：
　　檢察院主張若嫌犯在原偵查案件(第﹝編號(56)﹞號)中面臨的整體事實，在概念範疇上涵蓋本案的具體事實，原偵查案件產生的追訴時效中斷效力，可自然延伸適用於本案。
　　因此認為第一被告、第三被告及第四被告分別於2023年3月21日、2月13日及3月31日在原偵查案件以嫌犯身份被通知接受訊問時，均應已瞭解追訴的意圖與整體犯罪事實，故各項追訴時效應在前述日期中斷。
　　在尊重不同見解下，我們認為並不能認定存在檢察院所主張的事實前提，即第一被告、第三被告及第四被告分別以嫌犯身份被通知接受訊問時，均應已瞭解追訴的意圖與犯罪性質，故各項時效應自前述日期獲中斷。
　　事實上，檢察院司法官命令提取證明書開立新偵查卷宗的批示內容如下(附卷﹝編號(78)﹞第24冊第5754頁)：
　　“…
　　鑒於本案偵查階段最長羈押期限為6個月，為了不損害被羈押之嫌犯儘快接受審判的權利，茲命令將附件13.33、主卷第17冊第4026頁至第4049頁及第18冊第4344頁之正本，以及主卷第19冊第4780頁至第4783頁之《扣押品清單II》內之扣押物抽出，並將其餘部分包括本案主卷、附卷及附件全部開據證明，及將本案全部光碟、硬碟及USB閃盤進行拷貝，以「受賄作不法行為罪」開立新的偵查案件；之後，再將附件13.33、主卷第17冊第4026頁至第4049頁及第18冊第4344頁之正本，本案全部光碟、硬碟及USB閃盤的拷貝，以及主卷第19冊第4780頁至第4783頁之《扣押品清單II》內之扣押物附入新的偵查案件，以秘密方式一併交廉政公署繼續偵查…”。
　　從上述轉錄的批示內容可見，並沒有表明新的偵查案件是針對誰人而開立。
　　檢察院司法文員根據上述批示而發出的證明書則說明新的偵查案件是“針對不知名人士”而開立(見下圖)：
　　[圖(1)]
　　此外，新開立第﹝編號(78)﹞號偵查案件的封面在嫌犯一欄中也寫著“不詳”(見下圖)：
　　[圖(2)]
　　既然新開立的偵查案件是針對不知名人士而開立，那便不能認定其是前偵查案件(第﹝編號(56)﹞號)的延續，所偵查的事實在開立的那一刻已整體包含在前偵查案件內及被告們均已瞭解追訴的意圖與整體的犯罪事實，因那時連誰是嫌犯都還沒有確定。
　　認定新開立的偵查案件是否屬舊案延續，不能只看客觀犯罪事實是否整體相同，還要看立案時的偵查對象。新開立的偵查案件嫌犯為不知名人士，代表立案時嫌犯尚未特定化，案件主體層面是獨立的新偵查案件。
　　嫌犯要認知司法機關的追訴意圖、知悉被調查的整體犯罪事實，必須是偵查對象已經指向的特定人。在嫌犯身份未確定、僅針對不知名人士立案時，不存在嫌犯已知悉司法機關追訴意圖的基礎。
　　即使兩案在客觀犯罪事實整體相同，只要偵查的對象不同或為不知名人士，兩案在偵查主體上即切割，不能被認定為同一偵查程序的延續。
　　這也是為什麼第一被告在2023年12月21日被重新宣告為嫌犯並以該身份接受訊問，以及於2024年1月16日被再次實施強制措施。
　　就第﹝編號(82)﹞號偵查案件方面，該偵查案件是因檢察院書記長於2023年11月1日發現第﹝編號(75)﹞號偵查案件有異常並報告檢察長而開立，且獨立於第﹝編號(56)﹞號偵查案件。
　　另一方面，雖然檢察院書記長在報告中有提及甲和律師丁的名字，惟檢察院在開立第﹝編號(82)﹞號偵查案件時在嫌犯那一欄中仍標示為“不詳”。
　　[圖(3)]
　　基於此，我們認為檢察院所主張的追訴時效中斷效力延伸同樣不能適用於第﹝編號(82)﹞號偵查案件。
　　申言之，檢察院這部分的上訴並不成立。
　　在尊重不同見解下，我們認為在原偵查案件中發生的刑事追訴時效中斷原則上並不能適用於另一案件中，除非另一案件的犯罪事實在追訴時效中斷時實質上已納入前案的整體事實中，且在新開立的案件中明確表明是針對同一嫌犯在前案的犯罪事實的延續偵查。
*
　　II. 就犯罪構成要件的上訴
　　我們現就涉及的犯罪構成要件作出分析：
　　(1) 黑社會/犯罪集團罪：
　　就“黑社會罪”方面，第6/97/M號法律第1條及第2條有如下規定：
第一條
(黑社會的定義)
一、 為着本法律規定的效力，為取得不法利益或好處所成立的所有組織而其存在是以協議或協定或其他途徑表現出來，特別是從事下列一項或多項罪行者，概視為黑社會：
a) 殺人及侵犯他人身體完整性；
b) 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綁架及國際性販賣人口；
c) 威脅、脅迫及以保護為名而勒索；
d) 操縱賣淫、淫媒、作未成年人的淫媒及與未成年人有關的色情物品；
e) 犯罪性暴利；
f) 盜竊、搶掠及損毀財物；
g) 引誘或教唆及協助非法出入境或非法逗留，以及藉虛偽的婚姻、事實婚、收養、勞動合同為他人取得澳門特別行政區居留許可或逗留特別許可；
h) 不法經營博彩、彩票或互相博彩及聯群的不法賭博；
i) 與動物競跑有關的不法行為；
j) 供給博彩而得的暴利；
l) 違禁武器及彈藥、爆炸性或燃燒性物質、或適合從事刑法典第二百六十四條及第二百六十五條所指罪行的任何裝置或製品的入口、出口、購買、出售、製造、使用、攜帶及藏有；
m) 選舉及選民登記的不法行為；
n) 炒賣運輸憑證；
o) 偽造貨幣、債權證券、信用咭、身分及旅行證件；
p) 行賄；
q) 勒索文件；
r) 身分及旅行證件的不當扣留；
s) 濫用擔保卡或信用卡；
t) 在許可地點以外的外貿活動；
u) 清洗黑錢；
v) 非法擁有能收聽或干擾警務或保安部隊及機構通訊內容的技術工具。
二、 上款所指黑社會的存在，不需：
a) 有會址或固定地點開會；
b) 成員互相認識和定期開會；
c) 具號令、領導或級別組織以產生完整性和推動力；或
d) 有書面協議規範其組成或活動或負擔或利潤的分配。
第二條
(黑社會的罪)
一、 發起或創立黑社會者，處五至十二年徒刑。
二、 參加或支持黑社會，尤其是下列情況，處五至十二年徒刑：
a) 提供武器、彈藥、犯罪工具、保管及集會地點者；
b) 籌款、要求或給予金錢或幫助招募新成員，特別是引誘或作出宣傳者；
c) 保管黑社會冊籍、冊籍或帳冊的節錄部分、會員名單或黑社會儀式專用的服飾；
d) 參加黑社會所舉行的會議或儀式者；或
e) 使用黑社會特有的暗語或任何性質的暗號者。
三、 執行黑社會任何級別的領導或指揮職務，尤其是使用此等職務的暗語、暗號或代號者，處八至十五年徒刑。
四、 倘招募、引誘、宣傳或索款行為是向十八歲以下的人士作出者，則第一款所規定刑罰上下限加重三分之一。
五、 倘以上各款所規定的罪行由公務員作出，有關刑罰上下限加重三分之一。
就“犯罪集團罪”方面，《刑法典》第288條規定如下：
第二百八十八條
(犯罪集團)
一、 發起或創立以實施犯罪為目的，或活動係為著實施犯罪之團體、組織或集團者，處三年至十年徒刑。
二、 參加該等團體、組織或集團者，或對其給予支持，尤其係提供武器、彈藥、犯罪工具、保衛或集會地方者，又或對招募新成員提供任何幫助者，處相同刑罰。
三、 領導或指揮以上兩款所指之團體、組織或集團者，處五年至十二年徒刑。
四、 如行為人阻止該等團體、組織或集團存續，或對此認真作出努力，又或為使當局能避免犯罪之實施，而通知當局該等團體、組織或集團之存在者，得特別減輕以上各款所指之刑罰，或得不處罰該事實。
　　在本終審法院第108/2023號及第23/2024號案件的裁判中，對“黑社會罪”(及《刑法典》第288條所規定及處罰的“犯罪集團罪”)作出如下分析：
　　『…
　　首先，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清楚了解並正確理解第6/97/M號法律所規定的黑社會罪及其與《刑法典》第288條的犯罪集團罪的區別。
　　第6/97/M號法律廢止了第1/78/M號法律。
　　從司法判例來看，回歸前的澳門高等法院已對第1/78/M號法律及其對黑社會成員和領導者的處罰(第4條)以及與犯罪集團罪的區分作出了如下闡述：2
　　「在刑事程序的大部分內容中，犯罪集團的概念是建立在三個核心及基本概念上的。
　　- 組織要素，即為了犯罪而合力及合意，所有人均明示或默示加入，明知全部犯罪目的並同意此目的，即使參與人從未會面及互不相識亦然。
　　用Nelson Hungria的話來說，在犯罪集團中，“不必指明遵守章程、規章或紀律規範的社團；只要存在基本的社會組織，只要具備共同出力的連續性意志的特徵即夠” (《巴西刑法典評論》，第九卷，第177頁起)。
　　- 團伙穩定性要素，即在時間上維持穩定的犯罪活動的目的，即使在具體情形中，這種穩定性未出現亦然；
　　- 犯罪目的要素，即共同合意從事一種或多種犯罪活動。
　　總而言之，如果有一個合意(即使沒有任何組織或事先正式協議)，目的在於穩定地、或多或少地從事犯罪活動，則犯罪集團就告存在；顯然，單純的“非法糾合”不屬犯罪集團，所謂“非法糾合”是指多人偶然及不穩定的聚合，沒有集團穩定性及分工的特徵，從事一項或多項刑法懲處的行為的團伙。
　　正如92年5月13日最高法院合議庭裁判所述(BMJ 417-308)，所謂旨在從事刑事犯罪活動的合力(並具穩定性及持久性)在大多數情形下來自不法分子所作的口頭協議甚至默示協議，不必像在民事及商事模式中那樣形成一個“領導層”，因此，它是通過共同重複此等不法行為，通過各參與人行為多次的同質性，通過個人或集體動用手段實現共同活動的情況(目的在於共同犯罪並由各人承擔或大或小刑事責任)來顯示其存在。
　　因此，“未設法規定一套內部規則約束各參與人之行為”並不重要。
　　從葡國《刑法典》第299條刑事懲處促進、資助、參與、協助、領導或指導以犯罪為目的之團體組織或社團者的規定可見，葡國有關犯罪集團的法律採用的正是下述概念。
　　因此，在此類犯罪的法律秩序中，必須舉出關於該犯罪上述三個基本要素，即組織要素，團伙穩定性要素及犯罪目的要素。
　　但是，澳門法律並不與這概念完全一致。
　　如果說澳門《刑法典》在實體上吸收了葡國刑事立法框架作為基礎，同樣正確的是前者並未止步於此。
　　正如二月四日第1/78/M號法律序言所強調，澳門在此領域創立一項特別制度。
　　正是根據這一思想，並考慮到本地情況，立法者參照《刑法典》第228條所包含的為大多數情形設立的傳統學說，對特定種類的犯罪活動設立了犯罪集團或黑社會的獨有而專門的概念，其特徵是已形成秘密組織，具穩定性，從事刑事犯罪活動，且通過協議或任何其他事實，尤其是從事一項或多項特定犯罪來顯示其存在，例如，(與本案有關)盜竊、搶劫、毀壞財產、非法禁錮，以保護的名義或動用暴力或威脅人身或財產等方式進行刑事投機或牟取暴利(第2條第1款)。
　　為了避免疑惑，立法者更進一步闡明，在此等情形中，不論犯罪集團有無特定聚合場所，成員是否相互認識，是否定期聚集，是否有團結及推進團伙的主腦，領導層或有組織的上下級，不論是否以調整其設立、活動、分配收獲及負擔的書面協議作支撐(第2條第3款)，該犯罪集團均告存在。
　　必須從澳門立法者的意圖中得出這一推論，嘗試評析第1/78/M號法律在黑社會的定性及概念方面所作創新的範圍(黑社會罪最終在現行《刑法典》生效後得以保存下來)。
　　駐本院檢察官在此方面提出了若干意見，並認為是平衡的，正確的。
　　檢察官認為︰“由於很難證實此類犯罪，故澳門的法律指出了若干犯罪事實作為此類組織的典型行為模式，並作為認定該組織本身存在的表現方式”，因此，“根據法律，只要從事此類組織的典型罪行，就表明該犯罪組織的存在”，只有在“不屬第1/78/M號法律第2條第1款所規定的有組織之犯罪中，才必須證明合意之存在，作為該組織存在的依據”。
　　高等法院在1993年10月13日第24號上訴案(1993年《司法見解》第256頁)所作的合議庭裁判中，對於澳門的黑社會現象的審理一案也是循此思路並用同等措辭表達。該裁判由同一位司法官起草，並一致裁定︰鑒於難於在此罪中獲取證據，故立法者不得不表示，凡從事“作為典型行為的某些犯罪事實”(第1/78/M號法律第2條第1款)，可作為揭示合意(合意系犯罪集團之前提)的有效依據，因此“通過揭示從事若干犯罪，大多數情形下可以知道從事‘設立黑社會’的初步犯罪”，“從而使這一結論變得可靠︰從事此等犯罪的(外部)表現可據以表明黑社會的存在”。
　　我們很容易認同甚至稱讚上述推論。
　　第1/78/M號法律在澳門的效力超越1995年《刑法典》生效之初，它表明黑社會問題有一定重要性，因此，出於更有效保護的需要，並不納入《刑法典》第288條之範疇，因此，不僅要求更嚴格的懲治，而且得益一項事實的推定性證據，而這些事實從特別法中某類典型的列舉式的犯罪行為中得出。
　　除非得出反證，即法定清單中所列的不法行為之推定被推翻，否則必須得出結論，即旨在故意多次從事法律作為揭示犯罪組織存在的典型犯罪行為的一切合意與合力，構成該組織存在的充足證明，不必求諸統率該犯罪的合意之證據作支持。
　　這就是說︰在得出反證之前，通過從事立法者視為揭示犯罪事先合意的犯罪行為就表示已有犯罪合意(此罪的核心要素)。
　　作出這些考慮後，我們看看具體案件︰
　　根據上述看法，在本案中，懲治黑社會問題的明顯及可見的方案，隨著在本院以該罪懲處嫌犯，已告找到。
　　事實上，在此方面，證據表明這些嫌犯聚合一起(方式與時間並不重要)，並合意及合力地從事，且有規律性地從事(只有警方插手後才打破其規律)第1/78/M號法律等2條第1款確立的列舉性犯罪活動，從而具備了依該法第4條立即懲辦這些嫌犯的法定條件。」
　　上述司法見解在第6/97/M號法律生效後仍然延續，澳門高等法院1998年7月27日在卷宗編號882中引用並重申了上述觀點，同時指出：
　　「在澳門，所謂黑社會的歸罪問題，並沒有因為《刑法典》第288條規定的一般概念而受影響，正如所知，它首先延伸到第1/78/M號法律中，隨後延伸到第6/97/M號法律中，其中規定了該事項的特殊制度。
　　正如此等法律序言所述—它可以延伸至後者—“鑑於該等活動屬於高度秘度而又暗昧，況且其分子又互相維護，以致有關證據的搜集極為困難。因此有理由對若干跡象預先訂定其證據價值，根據一般經驗，該等跡象是最低限度有把握指證某人參加黑社會的(底線為筆者所加)。」
　　…』。
　　回歸後本終審法院也維持了上述立場，於2003年2月21日在第22/2002號案件的裁判中寫到：
　　「…
　　從這裏可以看出，凡是在較長的時間內齊心協力，以穩定地實施某類犯罪為目的者，即使未形成組織或者沒有事先的協定，也屬黑社會。這樣，普通的一夥人，或者幾個人偶爾聚在一起，實施一個或多個犯罪行動，但不具集團的穩定性和牢固性，則自然排除在黑社會的概念之外。
　　曾經與《刑法典》第288條規定中的基本罪行即犯罪集團罪同時存在的，是原第1/78/M號法律規定的歹徒組織罪；接替後者作為打擊當地典型犯罪集團的特定罪狀的，是第6/97/M號法律所規定的現行的黑社會罪。
　　訂定這一新的罪狀針對的是那些以取得不法利益和好處為目的的組織，這些組織的存在特別表現在實施某些犯罪，無須有會址或固定地點開會，無須各成員互相認識和定期開會，無須具號令、領導或級別組織以產生完整性和推動力，也無須有書面協定規範其組成或活動或負擔或利潤的分配(上述第6/97/M號法律第1條第2款)。
　　所以，構成黑社會罪，必須查明，是否透過協議或協定或實施某些犯罪等途徑建立了一個旨在取得不法利益或好處的組織，這意味着，透過設置法律推定，使得在證明罪狀要件方面的要求較為寬鬆。
　　實際上，黑社會的活動由於極端秘密和隱蔽而非常難以取證，另外考慮到其成員採取種種自我保護措施，所以，應當對某些根據一般經驗有很小的把握說明其參與黑社會的跡象之證明力進行事先確定，從而作出法律推定，但不忘記實質真相和辯護權的情況，一定要允許提出反證…」。
　　有關“黑社會罪”的犯罪構成要件，本終審法院也明確指出：
　　「…
　　一般來說，黑社會有三個基本構成要件：
　　－ 組織要件：相互間形成合意，各成員均明確或默示加入其中，以達到集體目的，即使該等成員從未謀面或互不相識亦然；
　　－ 集團穩定性要件：在時間上維持穩定的犯罪活動的意圖，即使後來沒有具體做到亦然；
　　－ 犯罪目的要件：為了取得不法利益或實行法律明確規定的犯罪而形成的合意。
　　從這裏可以看出，凡是在較長的時間內齊心協力，以穩定地實施某類犯罪為目的者，即使未形成組織或者沒有事先的協定，也屬黑社會…」3。
　　應該留意的是，第6/97/M號法律就某些種類的犯罪活動設立了獨有而特定的黑社會概念，將這些犯罪行為列為該類組織典型的行為方式，通過這些行為便顯示了組織的存在。
　　“黑社會罪”和“犯罪集團罪”的犯罪構成要件雖然高度重疊，但兩者仍然是有區別的。其中一個核心區別就是前者是為獲得不法利益或好處而建立的犯罪集團，而後者僅是為犯罪而成立的具組織性和穩定性的犯罪團伙，其存在的目的並非為獲得不法利益或好處，而是犯罪(雖然很多犯罪是為了獲得不法利益和好處，但並非所有犯罪都是為了獲得不法利益或好處)。
　　申言之，當一個犯罪組織的成立和運作是為了獲得不法利益或好處，應定性為第6/97/M號法律所規定的“黑社會”而非《刑法典》第288條所規定的“犯罪集團”。
　　本終審法院於2021年7月30日在第104/2021號案件的裁判中指出(雖然在這個案件中是針對犯罪集團)：
　　「…
　　因有機會並期望獲取財產利益而制定的“計劃”使兩上訴人(最初)“團結一致”，分工合力，在上述第六被告和第七被告的支持下分工、有序及長期地實施了所計劃的行為。
　　此外，考慮到他們採取的“運作方式”(已證實在該“計劃”中所有人均合意參與)以及共同行動“期間”，我們認為顯然相關犯罪的所有構成要素在上述事實中都有所反映。
　　確實，無法否認存在按照計劃以“協同”方式實現犯罪(為目的)的“合意”，且在落實“共同計劃”的過程中作出了約定好的分工合作。
　　實際上，一如Beleza dos Santos教授所闡釋的，“不需要相關集團具備任何程度的特定組織形式，不需要擁有住所或者特定集會地點。其成員是否聚集根本不重要，甚至是否互相認識也不重要。不需要該集團有下達統一號令的指揮或領導，亦不要求其有任何規範自身活動或費用及利潤分攤的協定”(見《O Crime de Associação de Malfeitores》，載於《Revista de Legislação e Jurisprudência》雜誌，第 70 年度，第 97 頁及後續數頁，關於此問題，亦可參閱 Anabela Morais 的文章《Controvérsias d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載於《Julgar》雜誌，2019年12月)…」。
　　正如本終審法院在第123/2021號案件的裁判摘要中所言，“如果涉案組織的穩定性和牢固性在法院認定的事實中得到充分的體現，則無疑不屬於共同犯罪的情況。”
　　第二被告的上訴：
　　第二被告認為：
- 學說及司法實務普遍認為黑社會犯罪集團最少需 3名穩定成員，僅其與第一被告甲兩人無法構成黑社會犯罪集團；
- 中級法院在第639/2023號案件已生效的裁判中認定以第一被告甲為首的黑社會犯罪集團於 2010年才存在和運作，故其不可能於2008年加入參與；
- 其僅單獨承接當事人辯護，沒有參與第一被告甲和第三被告丙等所組成的黑社會犯罪集團，不存在收益分配及犯罪集團的組織要素；
- 不存在其與第一被告合意組成黑社會犯罪集團的事實；
- 沒有為第一被告甲索取/收取賄款，後者亦沒有對其提出相關要求，不存在以案件歸檔換取金錢的事前或事後合意；
- 第一被告甲作出的歸檔批示是否違法未經檢察長審議/覆核確定，原審法院直接認定是違法，違反了澳門《基本法》第90條的規定，干涉了檢察院獨立行使檢察職能。
　　上述主張是明顯不成立的。
　　本案及中級法院第639/2023號案件的已證事實顯示，由第一被告甲、第二被告乙、第三被告丙及在中級法院第639/2023號案件被判刑人吳X珠組成的團伙長期運作及穩定存在，無疑符合構成黑社會罪所需的穩定要素，他們並非僅因個別案件而臨時起意共同行事，並不是基於每一個案件而獨立形成犯意，而是長期且以基本固定的方式進行“拆案”活動，他們早已有整套的犯罪計劃，並長期予以執行。
　　至於組織要素和目的要素也是毫無疑問成立的。中級法院認定的事實顯示第一被告與第二被告、第三被告及吳X珠關係密切，彼此之間存在為他人“拆案”獲利的合意，且分工合作，以達到集體目的。此外，他們按照各自擔當的角色及職能分工來執行犯罪計劃及達成獲取不法利益的共同目標，之間的犯罪合意並非臨時達成，而是長期形成和持續的合謀共意，長久且穩定，相關犯罪行為並非單純的共犯行為。簡言之，他們之間的合意並非僅為實施某一具體犯罪而臨時達成的單純協議，而是以穩定地實施某類犯罪活動並獲取不法利益為目的而長期持續存在的合意。
　　如前所述，“凡是在較長的時間內齊心協力，以穩定地實施某類犯罪為目的者，即使未形成組織或者沒有事先的協定，也屬黑社會。”
　　就犯罪集團/黑社會的最低組成人數方面，不論第6/97/M號法律或《刑法典》第288條均沒有設立最低人數限制。
　　本終審法院於2021年7月30日在第104/2021號案件的裁判中已明確表明犯罪集團可由2人組成(見相關裁判中文譯本第39頁)。
　　再者，同樣具穩定性、組織性及特定犯罪目的的恐怖組織/集團(原《刑法典》第289條所規定及處罰，後被第3/2006號法律取代)，立法者也明確表明只需2人或以上的集合。
　　在法律沒有明確設立最低人數限制及法律明確容許同時具有組織性、穩定性和特定犯罪目的的恐怖組織/集團可由2人組成的情況下，我們看不到“黑社會罪”必須由2人以上集合才構成的法理依據。
　　更重要的是，本案所認定的具黑社會性質的犯罪集團並非僅由第一被告甲和第二被告乙所組成，相關犯罪集團團伙是由第一被告、第三被告丙及吳X珠所組成，以第一被告為首，分別以兩條獨立運作的路線為受查人士解決案件(拆案)。
　　關於不可能於2008年參加一個被認定在2010年存在和運作的具黑社會性質犯罪集團方面，我們於“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部分中已作出了相關的論證和審理，指出在中級法院第639/2023號案件中所證實的是相關犯罪集團至少自2010年開始運作，而“至少於2010年開始運作”代表開始運作的時間可以早於2010年。
　　再者，在中級法院第639/2023號案件中並没有涉及第二被告的犯罪事實，所認定的僅是涉案黑社會犯罪團伙另一條分支路線的形成和運作時間點，相關事實與本案認定第二被告加入該犯罪團伙的時間，二者並不存在矛盾。
　　第一被告完全可以先與第二被告(或其他人)組成專門為他人拆案且具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團伙，其後在第二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下，第一被告另行發展第三被告及吳X珠加入，建立另一犯罪分支，由此形成兩個先後設立、各自獨立運作的路線，分別為受查人士處理案件(拆案)。
　　就主張沒有收取不法利益、不存在參加黑社會的合意及沒有為第一被告索取/收取賄款等方面，我們只能說第二被告是掩耳盜鈴及自欺欺人，把眾多相關的已證犯罪事實視如不見。
　　最後，關於第一被告甲作出的歸檔批示是否違法未經檢察長審議/覆核確定，原審法院直接認定是違法，違反了澳門《基本法》第90條的規定，干涉了檢察院獨立行使檢察職權方面，這一上訴主張更是無稽之談。法官根據已證事實判斷相關涉案行為的不法性屬法官履行審判職能的固有權責，根本不存在干涉檢察院獨立行使檢察職權之說。
　　*
(2) 受賄作不法行為罪：
　　本院於2008年1月30日在第36/2007號案件中曾就“受賄罪”的法律制度作出詳盡的分析，相關內容摘錄如下：
　　『…
　　2.1. 受賄
　　2.1.1. 一般分析 • 所保護的法益
　　被告被起訴觸犯 41項受賄作不法行為罪，為對由被告所實施的行為作法律上的定性，無論是受賄作不法行為，還是受賄作合規範之行為，我們有必要闡述受賄罪的一般法律制度。
　　《刑法典》第 337條和 338條規定：
“第三百三十七條
(受賄作不法行為)
一、 公務員親身或透過另一人而經該公務員同意或追認，為自己或第三人要求或答應接受其不應收之財產利益或非財產利益，又或要求或答應接受他人給予該利益之承諾，作為違背職務上之義務之作為或不作為之回報者，處一年至八年徒刑。
二、 如未實行該事實，行為人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三、 如行為人在作出該事實前，因己意拒絕接受曾答應接受所給予之利益或承諾，又或將該利益返還，或如為可替代物，而將其價值返還者，則不予處罰。
　　第三百三十八條
　　(受賄作合規範之行為)
一、 公務員親身或透過另一人而經該公務員同意或追認，為自己或第三人要求或答應接受其不應收之財產利益或非財產利益，又或要求或答應接受他人給予該利益之承諾，作為不違背職務上之義務之作為或不作為之回報者，處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罰金。
二、 上條第三款之規定，相應適用之＂。
　　因此可以看到，《刑法典》第 337條第 1款(提到的所有條文沒有指明其出處的，均屬《刑事典》)將受賄作不法行為歸罪，而第 338條第 2款則懲處受賄作合規範之行為。
　　 在第一種情形中，公務人員要求或接受財產利益或非財產利益而違背職務上之義務的作為或不作為時，將受處罰。
　　在第二種情形中，公務人員不違背職務上之義務的作為或不作為而要求或接受財產利益或非財產利益，將受刑事處罰。
　　第一種情況通常稱之為受賄作不法行為或真正意義上的受賄，第二種情況構成了受賄作合規範之行為或非真正意義上的受賄。
　　A. M. ALMEIDA COSTA解釋道，受賄罪背後所要保護的法益為國家的“尊嚴＂和“聲譽＂，體現於集體對國家機關運作的客觀性和獨立性的“信任＂，是受賄罪固有的法益。一句話，保護的目標就是國家的聲譽與尊嚴，而這些是賦予國家追求合法利益過程中具效率或開展工作的前提要件。
　　同一作者還指出“當以職務作交易時，受賄的公務員將其職權服務於其私人利益，這等於說濫用其所占據的位置，｀代位＇或｀代替＇了國家，並控制其活動範圍。因此，受賄(真正和非真正意義上的)表現於由公務員操弄國家機器，因此而違反了公務員本身意志的自主性，或者說，實質上，違反了合法性、客觀性和獨立性的要求，這些是在一法治國家內，執行公共職能過程中必須遵守的＂。
　　CLÁUDIA SANTOS則強調“立法者將受賄予以刑事歸責所希望避免的是出現公務人員根據那些不是純粹客觀的標準作出行為的可能性，當要求或接受收取賄賂時，公務員或政治職位據位者馬上處於其公正無私受損的境地，無論其作出什麼行為，其本身意志的自主性已受到局限＂。
　　F. L. COSTA PINTO概括為“對所有行賄受賄行為予以刑事歸責所要保護的法益為｀行政合法性＇，這是一項憲法性價值和法治國家的一個方面，同時也是任何市民與國家交往中的一種輔助性利益＂。
　　2.1.2. 損害性罪行 • 特定罪行
　　從為受賄罪行的法益定性出發，該罪行屬於損害性罪行而不是危害性罪行，“因為其不單造成危險，而且導致對國家活動範疇的一項實質侵害，表現為對國家意志的自立性的侵犯＂。
　　同時是一項特定罪行，因為要求其行為人是一個公務人員，而第 336條第 2 款 a)項將政府司長等同公務人員。
　　我們將在後面再談此問題。
　　 2.1.3. 實質罪行 • 既遂 • 未遂
　　一直以來均認為受賄罪為一項實質罪行或結果性罪行，其完成於公務員要求或接受賄賂(或賄賂的承諾)獲對方知悉時。
　　“與先前的法律規定不同，對該罪行完成來講，不要求實際收取賄賂物，在現行規定中，使私人知悉賄賂的｀要求＇(如提議屬於公務人員)或者相關之｀接受＇(如提議來自於行賄者)就足夠了＂。
　　“一項純受賄要求，即使被拒絶，當其表達出受賄意願時，即構成對公共職能的意志自主性的實際侵犯，因此受賄已構成”。
　　因此，即使非法行為沒有實施，也可以有已完成的受賄罪。
　　2.1.4. 事前受賄和事後受賄
　　事前受賄是指利益之提供或承諾先於公務員之相關行為，如出現於公務員行為之後，則為事後受賄。
　　因此，即使行賄者與受賄人之間的協議和非法金錢涉及一個過去的行為，也並不妨礙受賄罪的成立，因為這也存在以職務作交易，以及對國家自主性的侵犯。
　　2.1.5. 真正意義上的受賄和非真正意義上的受賄
　　我們回到真正意義上的和非真正意義上的受賄的區別。
　　前者規定於第 337條第 1款，題為受賄作不法行為，其中，公務員的交換條件為違反職務上之義務的作為或不作為。
　　後者，即非真正意義上的受賄，第338條標定為受賄作合規範之行為，公務員的交換條件是不違反職務上之義務的作為或不作為。
　　2.1.6. 違法行為的主觀範疇
　　我們說受賄罪是一項特定罪行，因為要求其行為人是公共服務人員。
　　但並非所有由公務員所作出的行為均可以構成該罪行。
　　“根據定義，受賄僅限於如下之情形：賞金表現為在履行職務，即據位人行使被授予的國家職務過程中所實施的一個行為的回報，因此，在相關之規定中，不包下列之情況：饋贈所涉及之行為或服務不是在履行｀公共＇職權過程中作出的，即使在具體上，回報所針對之行為在實質和技術上表現為與行為人在這方面所執行的行為相同亦然。這一結論似乎也適用於下列情形：基於與其本身之職務相連的原因，所提到的公務員的｀私人＇活動被禁止。收取這些金錢可以構成一個任何其他非法行為，但不是受賄背後之非法行為，其目標不是由｀職務＇行為構成的，因此，沒有出以國家權力作為交換──這種交換對存在這類非法行為來講是不可或缺的要件＂。
　　2.1.7. 受賄 • 受約束行為和自由裁量行為
　　一如所見，“有時候，法律或章程規定了機關應行使其所被賦予的權力的情形，而當這些情形出現時，要求其作出行動並確定其行動之方式和行為之內容。
　　而有些時候，法規賦予機關一定的考量行使權力合適性與時機的自由，甚至權力行使的方式和行為之內容的考量也如此，允許機關在法律允許範圍內在多種取態或解決方案中選擇其一＂。
　　第一種情況屬於受約束之權力，而第二種則為自由裁量權。
　　如涉及受約束之權力，如公務人員違反法律，同時要求或接收賄賂(或賄賂之承諾)，則構成受賄作不法行為，因為這是違反其職務上之義務的作為或不作為的交換條件。
　　而當賄賂所涉及的行為屬於行為人自由裁量權的範疇時，問題更加複雜。
　　一直以來均認為，由於金錢原因，公務人員超越了法律賦予他的自由裁量權範疇時，沒有疑問的是“在此等情形中，就實質或根本方面看，其行為是非法的，因此屬於真正意義上的受賄範圍＂。
　　 如行為人沒有超過自由裁量權範疇，二者居之一：
　　 i) 如果賞金(或打賞之承諾)沒有發生而公務人員不受賄賂所影響，會作出不同之決定時，那麼已作出之行為是不法的，存在違反其職務上之義務的作為或不作為。“在此情形中，還是出現了非法行為，行為因與其內容或實質相衝突而構成無效，行為出現了傳統上稱之為｀權力偏差＇的瑕疵＂。
　　因為自由裁量權所受限制之一為受目的約束，“自由裁量權的行使要與授予該權力的法規所要追求的公共利益相一致＂。
　　權力偏差是行使自由裁量權的典型瑕疵，如作出行政行為的決定性主因與賦予自由裁量權的法律所要追求的目的不相符時，就存在這一瑕疵。
　　ii) “如賄賂完全沒有影響到公務員之行為，即在其自由裁量權的行使中沒有受到干涉＂，則存在非真正意義上的受賄…』。
*
　　第一被告的上訴：
　　第一被告甲分別在“張X清案”、 “余X華及王X信案”、“胡X珍及胡X芳案”、“施X嫌及張X慧案”、“楊X及李X案”中被判處一項“受賄作不法行為罪”。
　　第一被告認為在“張X清案”中，其沒有作出任何實現“拆案”的行為。此外，該案沒有其曾獲分得任何利益的事實。因此不構成既遂的“受賄罪”。
　　至於在其他上述所列的案件中，主張其沒有收受任何利益，將案件歸檔是基於專業判斷，沒有違反職務上義務，不存在犯罪故意。
　　在“張X清案”中，根據已證事實第104條至第122-B條，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合意決定幫助張X清解決案件以取得金錢報酬。為此，第二被告以律師費名義向張X清索要150,000澳門元作為“拆案”的報酬。
　　在“余X華及王X信案”中，根據已證事實第143條至第165-B條，第一被告透過第二被告以“律師費”名義向余X華及王X信索要每人100,000港元的“拆案”金錢報酬。在無視上述兩名嫌犯的作案過程已被拍攝，且司法警察局已製作成翻閱光碟筆錄的情況下，將案件歸檔。
　　在“胡X珍及胡X芳案”中，根據已證事實第167條至第203-B條，第一被告透過第二被告以“律師費”名義向胡X珍索要100,000澳門元的“拆案”金錢報酬。第一被告甲沒有採取任何進一步發現事實的偵查措施便將案件歸檔。
　　在“施X嫌及張X慧案”中，根據已證事實第205條至第227-B條，第一被告先透過第三被告向該案嫌犯施X嫌索要50,000至60,000澳門元作為“拆案”的金錢報酬，但由於施X嫌只願意支付30,000至40,000澳門元，雙方未能就金額達成共識。
　　其後，第一被告再透過第二被告以“律師費”名義向施X嫌索要35,000澳門元的“拆案”金錢報酬。
　　在施X嫌支付有關金額後，第一被告無視卷宗的證據，特別是案中證人的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將案件歸檔。
　　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共同攤分了上述以“律師費”名義收取的“拆案”金錢報酬。
　　在“楊X及李X案”中，根據已證事實第315條至第324-B條，第一被告透過第三被告向該案的嫌犯楊X及其妻子李X索要 “拆案”的金錢報酬。
　　其後，在無視證人的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及沒有採取任何偵查措施下，將案件歸檔。
　　第一被告和第三被告攤分了50,000澳門元的“拆案”金錢報酬。
　　上述各案件的已證事實充分表明第一被告的行為在該等案件中已構成《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受賄作不法行為罪”。
　　根據《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規定，“受賄作不法行為罪”既遂於第一被告透過第二被告或第三被告以“律師費”或其他名義索取賄款的那一刻，即使事後第一被告最終作出了控訴。
　　本終審法院在29/2024號案件作出的裁判中明確指出：「“受賄罪”，不論是司法見解或學說均一致認為既遂於當公務員“要求或答應接受其不應收之財產利益或非財產利益”，又或“要求或答應接受他人給予該利益之承諾”之時」，而第一被告透過第二被告或第三被告以“律師費”或其他名義索取金錢作為解決案件報酬的那一刻已構成“受賄作不法行為罪”，理由在於作為檢察院司法官，其負有維護法治及實行刑事訴訟的職責，而不是利用職務上的權力，幫助他人“拆案”。
　　因此，雖然第一被告在“張X清案”中最終作出了控訴，然而這對“受賄作不法行為罪”的構成已不重要，因《刑法典》第337條第2款所指的沒有作出“不法行為”是基於第一被告自身意願而放棄作出，而不是因其他外在因素而沒有作出。在該案，第一被告是因被害人堅持不撤訴且嫌犯張X清已自認作出了盜竊的情況下而不得不作出控訴。
　　回歸前曾在澳門擔任檢察官及反貪污暨反行政違法性助理高級專員的彭仲廉在其著作4中指出：
　　『…
　　究竟在第1款所規定的事實以外，尚須出現甚麼要素，才令有關犯罪依第2款規定的減輕犯處理呢？
　　此要素必然是行為人不實施有關不法行為的決意。其實在第3款所規定的情況中亦要求行為人有所決意，儘管在法律條文中未有明示。
　　此乃葡萄牙最高司法法院過去就《葡萄牙刑法典》的相同條文，於1992年 10月29日的合議庭裁決中所持的立場，強調「如未實施該不法行為」應理解為「如行為人因己意不實施或放棄實施該不法行為」。
　　葡萄牙最高司法法院又於1995年5月3日合議庭裁決中重申，有關條文所指情況的減刑，「僅在受賄者因己意而不實施不法行為時才適用」。
　　最近，葡萄牙最高司法法院就一項與上述問題十分相似的問題表明了立場，而所持的理據相同。針對一條幾乎與《澳門刑法典》第201條第1款完全相同的規範的適用範圍，葡萄牙最高司法法院於2004年9月23日合議庭裁決中表明：「談到將物返還或將所造成的損失完全彌補的行為，之所以要求其須在第一審的審判聽證開始前作出，當然與該等行為最終可導致特別減輕刑罰有關；顯然，法律只會重視行為人因己意而作出的行為，以物的返還為例，如純因實施扣押或命令交付而使有關物品被交出，就不算是可藉以減輕刑罰的“物之返還”...」。
　　此合議庭裁決所依循的學說與上面提及的較早前合議庭裁決所依循者，可謂同出一轍：將有利於行為人的情況局限於由其本身作出的行為，而不涵蓋由他人作出的行為。
　　面對既遂的賄賂犯罪，立法者的邏輯必然是：
- 儘管犯罪既遂，倘行為人決定不實施有關不法行為，則按減輕犯處罰；
- 倘行為人不但決定不實施有關不法行為，而且拒絕接受曾答應接受所給予之利益或承諾，又或將該利益返還，則不予處罰。
　　然而，憑什麼理據支持該第2款規定的意思是要求行為人「決定」不實施或放棄實施有關不法行為呢？
　　首先，該條文在行文上採用的表述方式是：「如不予實施該不法行為」。這是以一個「牢固實在」的情況為基礎，即「出於行為人堅定的抉擇」而未有實施該不法行為，所以在行文上並不採用：「該不法行為尚未實施」或「如仍未實施該不法行為」等表述方式。
　　我們認為，要解決在澳門法律體系中有關受賄作不法行為的問題，此乃既顧及法律條文及精神，又不致於違反刑法學理的唯一合適方案…』。
　　從比較法中，葡萄牙最高司法法院於1995年5月3日在卷宗編號46654的裁判也作出了相同的見解5。
　　另一方面，“受賄罪”的成立不取決於“行賄罪”的存在，因此付款人是否知道在行賄或最終有否給付利益，對“受賄罪”的成立與否沒有任何影響。如前所述，只要“要求或答應接受其不應收之財產利益或非財產利益，又或要求或答應接受他人給予該利益之承諾”，便構成“受賄罪”。
　　就第一被告主張沒有收受任何利益，將案件歸檔是基於專業判斷，沒有違反職務上之義務及不存在犯罪故意方面，該等上訴理由是同樣不成立的。
　　首先需指出的是“受賄罪”的既遂並不取決於是否有真正收取賄款。《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及第338條第1款明確表明只要“要求或答應接受其不應收之財產利益或非財產利益，又或要求或答應接受他人給予該利益之承諾”，而不是“收取金錢利益”。
　　已證事實清楚顯示第一被告要麼無視相關卷宗已存在的證據，要麼不作任何偵查措施下便將案件歸檔，相關做法明顯是違反了其作為檢察院司法官的職務上之義務，因為根據《澳門司法組織綱要法》(第9/1999號法律)第56條的規定，檢察院司法官負有維護法治及實行刑事訴訟的職責，而不是利用職務上的權力，為涉案人士“拆案”。
*
　　第二被告的上訴：
　　余X華及王X信案、胡X珍及胡X芳案、施X嫌及張X慧案
　　第二被告主張：
- 相關罪行為“親手犯”，其不具公務員或“等同公務員”的身份，故不具備犯罪主體資格；
- 所索取/收取的是正當的律師費以及備用金，不是賄款；
- 沒有為第一被告甲索取/收取賄款，後者亦沒有對其提出相關要求，不存在以案件歸檔換取金錢的事前或事後合意。
　　關於“親手犯”的問題，本終審法院於在第29/2024號案件的裁判中指出：
　　『…
　　從比較法中，葡萄牙學術界對是否存在“親手犯”犯罪是很有爭議性的。
　　Paulo Pinto de Albuquerque認為“親手犯”適用葡萄牙《刑法典》第28條第1款的但書部分(即澳門《刑法典》第27條)，排除了特定身份或特別關係的互通性。
　　就同一見解，還有Figueiredo Dias，但與此同時，亦對現在是否仍需要獨立存在“親手犯”這一概念提出質疑。
　　持相反見解的，有Américo Taipa de Carvalho，在其著作中指出：
　　「…
　　523.在葡萄牙的學說中，並沒有對所謂“親手犯罪”的問題作出特別處理，儘管有一些參考和立場。
　　Teresa Beleza對“親手犯罪”給出了以下定義：“它們是那些根據法律定義，不能存在於任何非直接、即時、實質正犯形式中的犯罪，因為所描述的行為只能由“親手”實施，即用自己的身體實施”。她接著討論了一些通常被認為是“親手犯罪”的罪行(偽證罪、重婚罪和一些性犯罪)的罪行，在我看來，雖然她並不肯定，但她的看法是，至少在我們的《刑法典》中，不存在親手犯罪。事實上，Teresa Beleza 寫道：“我們的法典中是否有符合“親手犯罪”的定義的犯罪，值得商榷”。
　　524. Germano Marques da Silva將這些罪行定義為“只能由符合法律規定作為罪行本身之構成要件的身份的人所犯下的罪行”。他認為，除非對有關罪狀的解釋排斥這種可能性，否則沒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罪狀所要求的身份的相通性，正如第28(1)條第一部分的規則所規定的那樣。
　　525.關於這個立場，我有兩點看法。首先，我認為該作者所提出的“親手犯罪”的概念，並未反映傳統上對“親手犯罪”的理解；事實上，他所提出的概念與特定犯罪的概念不謀而合。其次，我和Germano Marques da Silva一樣，認為所謂“親手犯罪”的概念相對於特定犯罪而言，不應該有任何理論上的自主性，我認為，意圖賦予所謂“親手犯罪”的制度在政治上和刑事上都是不可接受的。有可能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罪狀，其犯罪構成和定罪理由意味著它在刑法上不可能由不具備特定身份的人以正犯的方式實施，或者只能由直接正犯實施。但是，這種共同犯罪(透過間接正犯、共同作者或教唆犯)的不可能性，這種法定罪狀所要求的特定身份的不可相通性，必須明確地源自法定罪狀本身。但這種情況極為罕見。(…)這些所謂的“親手犯罪”是特定犯罪的一部分，應當按照特定犯罪來處理。
　　……
　　最終結論是：所謂“親手犯罪”並不構成一個獨立的犯罪類別；如果說過去有理由在某些職務犯罪將其自主化並賦予其特定的制度，那麼今天，基於刑法著重在事實和保護具體法益方面，已經沒有任何理由以不同於一般特定犯罪的制度對待這些傳統的所謂“親手犯罪”；因此，第28條第1款提到的行為人特定職務或特別關係的共通性是可用於傳統概念的“親手犯罪”。可能存在的是某一犯罪的典型結構(既可以是一般的犯罪，也可以是特定的犯罪)不允許以間接或共同的方式作出；然而這是基於犯罪的法定構成要件而排除共同犯罪的可能性，而不是非法行為本身的特定性質所造成。
　　…」
　　在司法見解的層面，葡萄牙哥英布拉中級法院於2024年6月28日在卷宗編號2121/13.0TACBR.C1的裁判中認為：
　　「…
　　政治職位據位人瀆職罪本身是一種特定的犯罪，這意味著犯罪要件是基於行為人的身份和彼等的特定職責而構成的，要求作為或不作為必須由政治職位據位人來執行。然而，這並不表示排除由沒有擔任政治職務的人犯罪的可能性。政治職務人員的瀆職犯罪並不是“親手犯”，《刑法典》第26和27條所規定的共同犯罪的一般條款對其適用，因為沒有任何法律規定要求構成犯罪的所有行為都必須由政治職務人員本人實施。因此，《刑法典》第28條第1款中的規則完全適用。沒有看到7月16日第34/87號法律第11條規定的犯罪要件構成背後有任何不同的意圖，故只要在其中一個行為人身上具有該特定身份，相應的刑罰就足以適用於所有參與者。
　　《刑法典》第26條規定的共同犯罪的其中一種模式是共同正犯，是正犯的其中一種展現模式，《刑法典》將其與正犯並列一起。該條規定：“親身或透過他人實行事實者，又或與某人或某些人透過協議直接參與或共同直接參與事實之實行者，均以正犯處罰之；故意使他人產生作出事實之決意者，只要該事實已實行或開始實行，亦以正犯處罰之”。本條規定了正犯各種行為的實行模式，這些模式可根據行為的特徵加以區分，但都可重新歸入廣義的正犯概念。
　　在共同正犯實行模式的範圍內，重要的是要考慮“如果(…)行為人經由協議或與一個或多個其他人(…)一起直接參與實行，則應受到懲罰”這一部分，共同正犯的核心前提是共同實行，要求共同參與者在一定程度上掌控事實。不一定是全部，但至少是實行的一部分，只有這樣才能有理由要求他或她對整個犯罪負責，而且從主觀角度來看，也以共同決定為前提。在此情況上，所有共同參與者均是共同正犯者，儘管彼等對最終的犯罪結果的“貢獻”可能不同。」
　　…』。
　　根據《刑法典》第27條的規定，“如事實之不法性或其不法性之程度係取決於行為人之特定身分或特別關係，則只要任一共同犯罪人有該等身分或關係，即足以使有關刑罰科處於所有共同犯罪人，但訂定罪狀之規定另有意圖者，不在此限”。
　　第二被告是和第一被告在合謀共意下作出了被判處的犯罪行為，因此只要第一被告具有公務員或“等同公務員”的身份，相應的刑罰就可以適用於第二被告。
　　就主張沒有索取/收取賄款，所要求/收取的是正當的律師費以及備用金，以及沒有為第一被告甲索取/收取賄款，後者亦沒有對其提出相關要求，不存在以案件歸檔換取金錢的事前或事後合意方面，我們認為第二被告和第一被告一樣，都是掩耳盜鈴和自欺欺人，對眾多相關已證事實視如不見。
　　事實上，已證事實已充分表明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兩人在共同合意下，由第二被告以律師身份出面，假借“律師費”之名向相關當事人索取/收取“拆案”的金錢報酬。
　　基於此，第二被告的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
(3) 瀆職罪：
《刑法典》第333條規定如下：
第三百三十三條
(瀆職)
一、 公務員意圖損害某人或使之得益，而在初步偵查、審判程序、紀律程序或其他性質之程序等方面，明知違反法律且在違反法律下，予以促進或不促進、指揮、作出或不作出決定，又或作出行使其擔任之官職所產生之權力之行為者，處最高五年徒刑。
二、 如因該事實引致某人被剝奪自由，行為人處一年至八年徒刑。
三、 有權限作出剝奪自由處分之命令之公務員，或有權限執行該處分之公務員，以違法方式命令或執行之，又或依法須作出該處分之命令或執行該處分，而不為之者，處上款所規定之刑罰。
四、 在上款所指之情況下，如係因重過失而作出該事實者，行為人處最高二年徒刑或科罰金。
　　從上述轉錄的法規可見，“瀆職罪”的構成要件有：
　　客觀方面：
- 公務員身份或等同於公務員(《刑法典》第336條)；
- 存在一程序卷宗(初步偵查、審判程序、紀律程序或其他性質的程序)；
- 在違反法律下予以促進或不促進、指揮、作出或不作出決定，又或作出行使其擔任之官職所產生之權力。
　　主觀方面：
- 意圖損害某人或使之得益；
- 明知違反法律。
　　上述犯罪所保護的法益是公正的實現及公職人員依法無私地進行程序。
*
　　第一被告的上訴：
　　陳X俊案及陳X傑案
　　第一被告主張其將上述案件歸檔是基於專業判斷，沒有違反職務上義務，不存在犯罪故意。
　　在“陳X俊案”中，根據已證事實第124條至第141-B條，第一被告為該偵查案件中的檢察院承辦司法官。在無視案中證人在警方所錄取的證供及沒有作出進一步偵查下，將案件歸檔。
　　第一被告作出的歸檔決定，並非基於專業判斷而作出，而是基於和第二被告約定好幫助該案嫌犯陳X俊“拆案”的結果。申言之，相關歸檔決定屬受“拆案”合意影響下作出的權力偏差行為。
　　如前所述，根據《澳門司法組織綱要法》(第9/1999號法律)第56條的規定，檢察院司法官負有維護法治及實行刑事訴訟的職責，而不是利用職務上的權力，為涉案人士“拆案”。
　　在“陳X傑案”中，根據已證事實第229條至第248-B條，第一被告為該偵查案件中的檢察院承辦司法官。
　　在明知陳X傑在賭場內所盜竊的金額超過30,000澳門元，將屬公罪的“加重盜竊罪”故意定性為“普通盜竊罪”的情況下，作出批示以“基於盜竊罪之刑事程序取決於被害人之告訴，而被害人吳X已明確表明不追究嫌犯之刑事責任，故本院不具有繼續展開刑事程序的正當性”為由，將案件歸檔，使陳X傑於刑事程序中免受控訴。
　　此外，在明知案中扣押之現金及籌碼不屬陳X傑所有且為盜竊所得的情況下，仍批准將之返還予第四被告丁。
　　第一被告作出上述行為是因為和第三被告共同合意為該案嫌犯陳X傑“拆案”。
　　上述的已證事實充分展示第一被告的犯罪故意和相關行為的不法性，特別是在違反作為檢察院司法官職務上之義務方面。
　　綜上所述，第一被告這部分的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
　　第二被告的上訴：
　　陳X俊案及何X敏案
　　第二被告主張：
- 相關罪行為“親手犯”，其不具公務員或“等同公務員”的身份，從而不具備犯罪主體資格；
- 在 “陳X俊案”和“何X敏案”中，沒有與第一被告合意共同實施“瀆職罪”的事實。
　　“親手犯”的問題已在“受賄作不法行為罪”中作出了審理，故不再重複。
　　在“陳X俊案”中，如前所述，第一被告作出的歸檔決定，並非基於專業判斷而作出，而是基於和第二被告約定好幫助該案嫌犯陳X俊“拆案”的結果(無視案中證人的證供及不作出任何偵查措施)。基於此，中級法院判處其和第一被告以共犯的方式觸犯一項“瀆職罪”的決定是正確的，應予以維持。
　　在“何X敏案”中，經分析相關的已證事實(第43條至第67-B條)，確實沒有發現第二被告與第一被告合意共同實施“瀆職罪”的事實。
　　事實上，第一被告是獨自作出相關的犯罪行為，不論在事前或事後，均沒有和第二被告合意。
　　第二被告在該案的參與僅限於和第一被告共同合意，以律師身份向何X敏、李X濱、林X榮及馮X清四人假借“律師費”名義收取“拆案”的金錢報酬，而第二被告亦因此被判處一項“受賄作不法行為罪”。
　　申言之，第二被告這部分的上訴理由是成立的，應廢止中級法院判處其在“何X敏案”中觸犯兩項“瀆職罪”的決定。
　　*
(4) 濫用職權罪：
　　《刑法典》第347條規定如下：
第三百四十七條
(濫用職權)
　　公務員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獲得不正當利益，或造成他人有所損失，而在以上各條所規定之情況以外，濫用其職務上固有之權力，或違反其職務所固有之義務者，如按其他法律之規定不科處更重刑罰，則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從上述轉錄的法規可見，“濫用職權罪”的構成要件有：
　　客觀方面：
　　- 公務員身份或等同於公務員(《刑法典》第336條)；
　　- 濫用職務上固有之權力或違背職務上固有之義務。
　　主觀方面：
　　-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獲得不正當利益。
*
　　第一被告的上訴：
　　譚X嘉案
　　第一被告主張查閱其他檢察官承辦的案件目的出於瞭解同類案件，評估是否有合併偵查的需要，屬其職權範圍內的事務。其沒有作出任何對案件的偵查或結果有影響的行為，故不構成“濫用職權罪”。
　　上述主張並不成立，因為根據已證事實第326條至第337-B條，第一被告甲並非出於合法目的去查閱其他檢察官承辦的案件，而是為瞭解是否存在“拆案”的可能性。
　　申言之，第一被告是濫用其助理檢察長的權力去作出查閱，意圖為自己及第三人獲得不正當利益。
*
　　III. 檢察院就法律適用方面的其他上訴：
1. 單X勇案及許X潯案
　　檢察院認為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在“單X勇案”中的行為構成“受賄作不法行為罪”而非中級法院定性的“受賄作合法行為罪”。
　　此外，認為單X勇於2015年4月1日取得澳門永久居民身份證，故應視該日為“受賄作不法行為罪”的最後實質既遂日期。
　　基於此，認為相關犯罪的刑事追訴時效仍未完成，故應依法作出判處。
　　在“單X勇案”中，根據已證事實第69條至第102-B條，第一被告先後三次透過第二被告乙向該案嫌犯單X勇索取“拆案”的金錢利益：第一次和第二次分別索要400,000澳門元及300,000澳門元，以換取第一被告將相關偵查卷宗歸檔(於2012年11月9日作出)；第三次索要100,000澳門元，以換取第一被告幫助單X勇在預審程序中不被起訴(預審法官於2013年4月30日作出不起訴批示)。
　　在尊重不同見解下，我們認為檢察院主張2015年4月1日(獲得澳門永久居民身份證的日期)視為“受賄作不法行為罪”的最後實質既遂日期是不正確的。
　　兩名被告向單X勇索取的是“拆案”的金錢報酬，所承諾的是將案件歸檔及幫助單X勇在預審程序中不被起訴。兩名被告從沒有答應為單X勇取得澳門永久居民身份證，故相關證件的發出日期與兩名被告的“受賄罪”最後既遂日期沒有任何關係。
　　根據已證事實，第一被告於2012年11月9日將偵查卷宗歸檔(已證事實第86條)及於2013年4月30日在預審辯論中幫助單X勇不被起訴。
　　上述的兩個日期，分別就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受賄罪”以及第三次“受賄罪”的最後實質既遂日期。
　　在此前提及第﹝編號(56)﹞號偵查卷宗作出的刑事追訴時效中斷效果不延伸適用下，即使按“受賄作不法行為罪”的10年追訴期間計算，相關的時效已完成，從而消滅相關的刑事追訴權。
　　在“許X潯案”中，檢察院認為應將許X潯取得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日期(2015年8月4日)視為“受賄作不法行為罪”的實質既遂日期。
　　基於前述相同的理由，裁定上述主張並不成立。
2. 梁X峰案
　　檢察院認為根據已證事實，應構成“瀆職罪”而非“濫用職權罪”，因第一被告甲是行使助理檢察長的權利去查閱卷宗，目的是為了幫梁X峰“拆案” , 而最終也成功實現。
　　上述主張是不成立的。
　　根據《刑法典》第333條第1款之規定，“瀆職罪”的其中一個犯罪構成要件必須是在初步偵查、審判程序、紀律程序或其他性質的程序中予以促進或不促進程序的進行，指揮作出或不作出決定，又或作出行使其擔任之官職所產生的權力。
　　在上述案件中，第一被告並沒有在第﹝編號(76)﹞號偵查案件中作出(或不作出)上述任一行為。
　　事實上，根據已證事實第250條至第266-B條，第一被告僅是運用其作為助理檢察長的職權，查閱了非由其承辦及仍處於保密階段的第﹝編號(76)﹞號偵查案件，並為該案的嫌犯梁X峰出謀獻策，讓後者可以逃避刑責。
　　由此可見，第一被告違反其職務固有權力的行為是在偵查案件外作出的。
　　不論在“瀆職罪”或“濫用職權罪” (《刑法典》第347條)均以“違反職務固有之權力”作為其中一個犯罪構成要件。
　　兩罪的分別在於“瀆職罪”要求該違反固有之權力需在特定的程序中作出，而“濫用職權罪”則沒有此要求。
　　基於此，中級法院作出的犯罪法律定性及宣告該罪的追訴權基於追訴時效已完成而消滅的決定是正確的，應予以維持。
3. 何X敏案中關於“瀆職罪”方面
　　檢察院主張在該案中所判處的“受賄作不法行為罪”不能吸收同案的五十二項“瀆職罪”，因第一被告甲並沒有向沒有被控訴的52人索取任何利益。該52名人士沒有被控訴的原因是第一被告為了讓何X敏等4人脫罪(不被控訴)，必須將那52名同樣涉案的嫌犯的部分一併歸檔。涉案受賄行為的不法性，絕對沒有也無法涵蓋/吸收基於間接故意而放走另外52名嫌疑人的瀆職行為。
　　此外，亦主張應視第一被告甲於2017年7月24日命令通知司法警察局取消所有與第﹝編號(47)﹞號偵查案件有關且仍然生效的攔截為“瀆職罪”的既遂日期。
　　基於此，認為中級法院在宣告第二被告涉及龔X勇部分之一項“瀆職罪”的追訴時效已完成的決定存有法律的錯誤，應予以改正。
　　就“瀆職罪”的追訴時效已完成的決定存有法律適用的錯誤方面，這部分的上訴主張是不成立的。
　　在第二被告針對在“何X敏案”被判處兩項“瀆職罪”提出的上訴中，本終審法院已裁定有關上訴理由成立，從而開釋有關判罪。
　　在此前提下，不論第二被告涉及龔X勇部分的“瀆職罪”的追訴時效有否完成，其都不可能被判罪，理由已在裁定第二被告上訴理由成立的決定作出了說明，在此不再贅述。
　　就主張所判處的一項“受賄作不法行為罪”不能吸收同案的五十二項“瀆職罪”方面，我們認同檢察院的上訴主張。
　　就犯罪競合方面，本終審法院於2019年6月6日在第42/2019號案件中作出了以下見解：
　　『…
　　刑法對於條文競合和犯罪競合進行了區分，而澳門《刑法典》並沒有規範條文競合，只規範了犯罪競合(在上述法典第29條中)。
　　條文競合也稱為犯罪的表面或法條競合，它指的是事實在表面上符合多項罪狀，而其中一條罪狀的適用便足以對事實予以懲罰。
　　用Eduardo Correia教授的話說，多項犯罪意味著多項法律價值被否定。
　　在表面或法條競合中，在刑法的不同規定之間存在的是一種等級或從屬關係，使得某些規定的適用在特定情況下排除了其他規定同時產生效力的可能。
　　而這種等級或從屬關係一般可以表現為以下幾種形式：特殊關係、吸收關係、補充關係、選擇關係以及不純正吸收關係…』。
　　Paulo Pinto de Albuquerque亦作出以下見解6：
　　『…
　　犯罪競合(也稱為犯罪的實質競合)包括將事實歸入多種具有獨立法律價值的「罪狀」。EDUARDO CORREIA認為，「罪狀」這一法律表述，就犯罪競合而言，並不僅限於「具有不同法益的罪狀」，而是包含多層面的概念，其中包括三項須同時滿足的標準，以判定多項犯罪：罪狀所保護的法益的差異性(「如多個法律價值或法益被否定，無論在自然層面上，這些價值或法益是否對應一次單一行為，都視為多項犯罪」)、行為人犯罪決意的多元性(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決意 —— 指的是意志的決定、事實犯罪計劃的決定 —— 不止一項，那麼譴責的判斷亦應是複數的)和行為人行為的各個時刻在時間上的連結(“為了確認單一決意的存在，時間上的連結是必要的，原則上需與心理經驗的數據想協調，從而使人們相信行為人已經完成了他的行為，而無需重新形成犯罪動機”)(EDUARDO CORREIA，1968年，第201頁與202頁，但更為嚴格的是，CAVALEIRO DE FERREIRA，1992年，第537頁和538頁，他主張「客觀與主觀法定罪狀」的準則，其中包括多個犯罪決意，但忽略情形之間的關聯，以及GERMANO MARQUES DA SILVA，2002年，第310頁，他主張採取罪狀所保護的法益差異性的嚴格準則。根據該準則《同一行為及同一事實可構成多項犯罪，只要損害了多個法益》。EDUARDO CORREIA的想法在《刑法典》第30條第1款中有所規定，但有以下限制，即：決意的單一性與「罪狀」的多樣性並不相違背(請參閱下文保護人身法益之犯罪的範例)，正如決意的多樣性與就犯罪競合而言「法定罪狀」的單一性並不相違背，因此犯罪決意的多樣性對於判斷是否屬於多項犯罪而言僅具指示性或示意性的功能。
　　總而言之，為判斷就犯罪競合而言，什麼是一項“罪狀”，應當以罪狀所保護的法益的同一性作為標準，再以多次滿足同質罪狀之間的「情境關聯」為標準來糾正。因此，它是一個複合概念，既有價值觀念的成分，又有事實的成分。因此，當事實可歸入多個保護不同法益的犯罪，或雖然事實屬於保護同一法益的犯罪，但違法行為發生在不同的歷史情況下時，則存在犯罪的(實質)競合(MIGUEZ CARCIA和CASTELA RIO嚴格遵循這一標準，2014年，第221頁，第30條的註釋3b)。只有在這些有限的條件下，才能接受為犯罪競合之效力的「全面」、「廣泛」、「總體」或「複雜」的罪狀的概念(關於罪狀的「全面」理論，見FIGUEIREDO DIAS，2007年，第1007頁、第1008頁和第1020頁，JOÃO COSTA ANDRADE，2010年，第143頁、第295頁和305頁，以及JOÃO COSTA，2014年，第29頁)，應拒絕那些隨機因而不安全的解決方案，從而使權利在每個個案本身的問題及對「全面」、「廣泛」、「總體」或「複雜」罪狀與相對應的「重大事實」邊界上的任意決定中消失殆盡。這實質上也是憲法法院所採取的準則，依據此準則，「由於犯罪是實質競合，而不是單純的表面競合，那麼雙重處罰就不違反一事不二審的憲法原則。這是因為競合中的每項刑事規定所規定的處罰都是為了懲罰侵犯不同法益的行為；或者是因為同一行為多次侵犯的同一法益顯然是屬於人身性質。在這兩種情況下，雖然我們面對的是相同的事實或相同的犯罪行為，也就是相同的自然行為，但並不屬於相同的犯罪…』。
　　第一被告透過第二被告以“律師費”名義向何X敏、李X濱、林X榮及馮X清四人收取“拆案”的金錢報酬僅作為換取該四人免予檢控的對價。第一被告對其餘52名嫌疑人不予檢控，並非當初錢權交易約定內容，而是另行作出、用以掩飾受賄罪行之獨立違法職務決定，具備獨立不法內涵。因此，存在真正犯罪競合。
　　如前所述，經分析相關的已證事實(第43條至第67-B條)，沒有發現第二被告與第一被告合意共同實施“瀆職罪”的事實。
　　因此僅判處第一被告在“何X敏案”中觸犯五十二項“瀆職罪”。
4. 何X敏案和余X華及王X信案的罪數問題
　　檢察院認為在“何X敏案”和“余X華及王X信案”中，應分別判處兩項“受賄作不法行為罪”而非一項，因上述兩案均存在兩個犯罪決意。
　　在“何X敏案”中，根據已證事實第46條和第47條，第二被告先和該案的嫌犯何X敏父親協議好以“律師費”名義收取共三人的“拆案”費用，其後再和馮X清本人達成相同的協議。
　　由此可見，在該案中存在檢察院所主張的兩個“受賄作不法行為罪”的犯罪決意，因此應判處觸犯兩項的“受賄作不法行為罪”，而非一項。
　　申言之，檢察院這部分的上訴是成立的。
　　然而在“余X華及王X信案”中，已證事實(第142條至第165-B條)則不能清楚顯示存有兩個“受賄作不法行為罪”的犯罪決意。
　　根據已證事實第147條，第二被告是同時向余X華及王X信索取每人100,000港元的“拆案”費用。
　　沒有其他事實進一步說明第二被告作出相關的索款行為是基於一個犯罪決意或先後發生的兩個犯罪決意。
　　在“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的原則下”，應按一個犯罪決意作出處罰。
　　基於此，檢察院就“余X華及王X信案”提出的罪數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5. 施X嫌及張X慧案
　　檢察院主張原審法院基於施X嫌沒有接受第三被告丙提出“拆案”要價(50,000至60,000澳門元)，轉為接受第二被告乙的要價(35,000澳門元)，從而開釋了第三被告丙一項“受賄作不法行為罪”的決定存有法律適用的錯誤，混淆了“受賄作不法行為罪”既遂與“受賄背後不法行為”既遂。前者隨着第三被告丙的索賄已既遂。
　　上述上訴理由是成立的。
　　如前所述，“受賄作不法行為罪”既遂於當公務員“要求或答應接受其不應收之財產利益或非財產利益”，又或“要求或答應接受他人給予該利益之承諾”的那一刻。
　　另一方面，“受賄罪”的成立不取決於“行賄罪”的存在，因此付款人是否知道在行賄或最終有否給付利益，對“受賄罪”的成立與否沒有任何影響。
　　 “受賄罪”的既遂並不取決於是否有真正收取賄款。《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及第338條第1款明確表明只要“要求或答應接受其不應收之財產利益或非財產利益，又或要求或答應接受他人給予該利益之承諾”，而不是“收取金錢利益”。
　　基於此，施X嫌沒有答應第三被告的“開價”，並不影響“受賄作不法行為罪”的成立。
*
(七) 量刑
　　第二被告的上訴：
　　第二被告認為被上訴裁判違反《刑法典》第65條之規定，每項共同犯罪判刑和第一被告相同，沒有考慮其和第一被告之間的差異性 (不具有檢察院司法官身份)。
　　與同是被判處觸犯相同罪狀的第三被告丙，其被判處更重的刑罰。
　　數罪併罰單一刑達15年，未充分適用澳門《刑法典》第65條及第66條減輕量刑規則。
　　因此認為量刑過重，沒有考慮其在職業上、社會公益及教育方面的貢獻。
*
　　檢察院的上訴：
　　檢察院主張量刑過輕，與前案比較(終審法院在第29/2024號刑事案)，犯罪性質及情節相類同，罪過相同，犯罪主體相同，但判刑明顯比前案為輕。
　　因此，認為應：
1. 針對第一被告甲：
- 每項“受賄作不法行為罪”判處不低於4年徒刑；
- 每項“瀆職罪”判處不低於2年6個月徒刑；
- 一項“濫用職權罪”判處不低於1年4個月徒刑。
2. 針對第二被告乙：
- 每項“受賄作不法行為罪”判處不低於3年6個月徒刑；
- 每項“瀆職罪”判處不低於2年徒刑。
3. 針對第三被告丙：
- 每項“受賄作不法行為罪”判處不低於3年徒刑；
- 每項“瀆職罪”判處1年6個月徒刑；
- 一項“濫用職權罪”判處不低於10個月徒刑。
*
　　《刑法典》第65條規定如下：
第六十五條
(刑罰份量之確定)
一、 刑罰份量之確定須按照行為人之罪過及預防犯罪之要求，在法律所定之限度內為之。
二、 在確定刑罰之份量時，法院須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罪狀之情節，尤須考慮下列情節：
a) 事實之不法程度、實行事實之方式、事實所造成之後果之嚴重性，以及行為人對被要求須負之義務之違反程度；
b) 故意或過失之嚴重程度；
c) 在犯罪時所表露之情感及犯罪之目的或動機；
d) 行為人之個人狀況及經濟狀況；
e) 作出事實之前及之後之行為，尤其係為彌補犯罪之後果而作出之行為；
f) 在事實中顯示並無為保持合規範之行為作出準備，而欠缺該準備係應透過科處刑罰予以譴責者。
三、 在判決中須明確指出量刑之依據。
　　此外，同一法典第28條亦規定，“共同犯罪人各按其罪過處罰，而不論其他共同犯罪人之處罰或罪過之程度如何”。
*
　　在量刑方面，本終審法院的一致司法見解是“只要不存在對法定限制規範 - 刑罰幅度 - 或經驗法則的違反，也不存在所確定的具體刑罰顯示出完全不適度的話，作為以監督法律的良好實施為主旨的終審法院就不應介入具體刑罰的確定”(參見終審法院2011年9月28日第35/2011號、2014年5月7日第17/2014號以及2015年5月6日第26/2015號的裁判)。
*
　　我們認為檢察院的量刑上訴部分成立，而第二被告的則不成立，理由如下：
　　犯罪的預防分為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兩種：前者是指通過適用刑罰達到恢復和加强公眾的法律意識，保障其對因犯罪而被觸犯的法律規範的效力、對社會或個人安全所抱有的期望，並保護因犯罪行為的實施而受到侵害的公眾或個人利益的積極作用，同時遏止其他人犯罪；後者則指對犯罪行為和犯罪人的恐嚇和懲戒，且旨在通過對犯罪行為人科處刑罰，尤其是通過刑罰的執行，使其吸收教訓，銘記其犯罪行為為其個人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從而達到遏止其再次犯罪，重新納入社會的目的。
　　就第一被告行為的不法性和罪過方面，本終審法院於2025年2月18日在第29/2024號案件作出的裁判中明確指出：
　　「…
　　清正廉潔是古往今來社會大眾認為公職人員必須具備的品質，亦是每名公職人員必須堅守的防線，更是法治社會不可或缺的元素；而司法腐敗則是各類貪腐問題中對社會實際危害性最大的，皆因司法官執掌司法權，應以守護社會正義和公平為己任，充當良好公共秩序的最後一道保護屏障。司法一旦與腐敗結緣，公共秩序就會陷入不公、不正、不義之中，貽害無窮，法治蕩然無存。
　　本案中，第一被告居於司法機關的高位，掌握的權力可以影響案件的決定，理應恪守司法官的職責致力維護公平公正，然而，卻在案中聯合其他被告多次在司法程序中以權謀私，反映出他們漠視法律誡命，同時顯示第一被告已失去一名“法律人”對法律應有的敬畏之心，罪過程度十分高。
　　此外，綜觀整個案件，第一被告在犯罪行為中起到關鍵的作用，沒有其參與則本案涉及的所有犯罪都不可能實現。第一被告作為犯罪團伙的核心，利用自身權力以及對司法程序的熟悉實行案中的犯罪計劃，並試圖掩藏他們的犯罪以逃避追責；而本案第二被告和第三被告雖沒有公職身份，但與第一被告共謀合意組成犯罪團伙作出案中的犯罪行為，整個犯罪團伙的故意程度非常高，不法性十分嚴重。
　　再者，第一被告身為一名資深的司法官員，多年來卻為求私利作出種種“拆案”行為，即便每次所收取的不法收益並非巨大，但相關的犯罪行為是一步步去侵蝕司法系統原有的公正性，最終對整個司法機關的形象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嚴重打擊社會大眾對司法公正所持的信心，影響之深遠不言而喻。考慮到本案中涉及的犯罪時間之長、罪數之多，必須嚴肅對待，以糾正此類由司法腐敗帶來的不正之風，否則難以恢復案中罪行所損害的公共秩序以及社會大眾對司法公正的信心。
　　須強調的是，貪腐行為所損害的是社會公平正義，與每個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國際社會對反貪腐的要求日益強烈，然而，案中犯罪團伙的貪腐行為卻與此背道而馳，所破壞的不單單是澳門居民對司法官以至司法機關的期望及信任，更甚者，摧毀了多年來澳門特區通過規範化、制度化的方式構建廉潔公正良好形象的不懈努力。基於此，突顯了本案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的迫切需要，因而必須科處具阻嚇性的刑罰，以彰顯法律的威嚴及保護法益的功能，以收防治犯罪、肅貪倡廉之效。
　　…」。
　　第二被告為律師。根據澳門律師《職業道德守則》第1條第1款之規定，“律師在從事業務或非從事業務時，應自視係為正義及法律服務之人，因此，其行為表現應與律師固有之名譽及責任相稱”。
　　因此，雖不是司法官，但作為法律執業者，同樣負有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職責。
　　此外，第二被告雖為初犯，但沒有主動承認控罪及沒有表示出悔意。
　　第二被告和第一被告一樣，同樣失去了一顆法律人對法律應有的敬畏之心，其罪過程度和行為的不法性也十分高。
　　第三被告為商人，同樣沒有主動承認控罪及沒有表示出悔意。
　　檢察院司法官聯同他人向涉案當事人索取“拆案”的金錢利益，本質上是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刑事追訴權商品化，把是否追究刑責變成可交易的商品，涉案嫌犯可透過付錢免於被檢控。這樣的結果等同於告訴社會大眾，犯罪與否不再取決於事實和法律，而是取決於是否付錢解決。
　　在本案中，考慮到相關犯罪的刑罰幅度、透過已證事實所展現的嚴重性、不法性及各被告的罪過程度和人格，並按照《刑法典》第 40條第1及2款和第65 條第1及2款的量刑準則下， 我們認為中級法院在三名被告的“受賄作不法行為罪”量刑方面存在明顯過輕的情況，應予以改正如下：
- 第一被告：每項“受賄作不法行為罪”判處4年的徒刑；
- 第二被告：每項“受賄作不法行為罪”判處3年6個月的徒刑；
- 第三被告：每項“受賄作不法行為罪”判處3年的徒刑。
　　至於其他犯罪的量刑方面，我們認為中級法院作出的判刑符合犯罪處罰的一般及特別預防的基本要求，不存在明顯的量刑過重或過輕的問題。
　　因應檢察院就犯罪構成的上訴部分勝訴，有需要就新認定的犯罪作出量刑及重新作出犯罪競合之單一處罰。
　　按照上述的量刑標準，就新認定的犯罪量刑如下：
 “何X敏案”
- 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以共犯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規定及處罰之“受賄作不法行為罪”，分別判處4年徒刑和3年6個月徒刑；
- 第一被告觸犯五十二項《刑法典》第333條第1款規定及處罰之“瀆職罪”，每項判處2年徒刑。
 “施X嫌及張X慧案”
- 第三被告以共犯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規定及處罰之“受賄作不法行為罪”，判處3年徒刑。
　　根據《刑法典》第71條第1款之規定，經考慮本案三名被告所作之事實及他們之人格，結合本終審法院第29/2024號案件中的判刑，我們認為合適的單一刑罰為：
　　* 第一被告：26年徒刑；
　　* 第二被告：17年徒刑；
　　* 第三被告：17 年徒刑。
*
四、決定
　　綜上所述，裁定第一被告甲的上訴不成立，而檢察院及第二被告乙的上訴部分成立，判處如下：
1. 廢止中級法院在“何X敏案”中判處第二被告乙觸犯兩項“瀆職罪”的決定，改判罪名不成立。
2. 廢止中級法院在“何X敏案”中開釋第一被告甲觸犯五十二項《刑法典》第333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瀆職罪” 的決定，改判罪名成立，每項判處2年徒刑。
3. 廢止中級法院在“何X敏案”中開釋第一被告甲及第二被告乙以共犯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受賄作不法行為罪” 的決定，改判罪名成立，分別判處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4年徒刑和3年6個月徒刑。
4. 廢止中級法院在“施X嫌及張X慧案”中開釋第三被告丙觸犯一項《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受賄作不法行為罪” 的決定，改判罪名成立，判處3年徒刑。
5. 更改中級法院對第一被告甲、第二被告乙及第三被告丙就每項“受賄作不法行為罪”的量刑，每項“受賄作不法行為罪”改判處第一被告4年徒刑、第二被告3年6個月徒刑及第三被告3年徒刑。
6. 維持中級法院就其他犯罪所作出的量刑決定。
7. 根據《刑法典》第71條第1款之規定，結合終審法院第29/2024號案件中的判刑，分別判處第一被告、第二被告及第三被告競合犯罪單一刑罰26年、17年及17 年徒刑。
8. 維持中級法院其他的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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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訟費用由第一被告甲、第二被告乙及第三被告丙承擔。
　　第一被告需支付司法費25個計算單位、第二被告需支付司法費40個計算單位及第三被告需支付司法費8個計算單位。
　　作出適當通知。
*
　　　　　　　　　　　　　　2026年11月13日
　　　　　　　　　　　　　　何偉寧
　　　　　　　　　　　　　　宋敏莉
　　　　　　　　　　　　　　盧映霞
1 《民事訴訟法教程》，第二版譯本，第241和242頁。
2 參閱澳門高等法院1997年1月22日在第592號案中作出的合議庭裁判。
3 見終審法院於2003年2月21日在第22/2002號案中作出的裁判。
4 《職務犯罪》，2005年，中文譯本，澳門廉政公署出版，第50至51頁。

5 «Colectânea de Jursiprudência»，«Acórdãos do Supremo Tribunal de Justiça»，第三期，第二卷，1995，第181至184頁。
6 «Comentário do Código Penal»，第四版，第237至2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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