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全文
編號:第1020/2025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6年9月30日

主要法律問題:
- 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 扣押物

摘 要

1. 根據卷宗現有資料,尤其是在審判聽證中已宣讀的嫌犯聲明中所交待,其每次來澳都會攜帶約拾伍萬港元款項經營兌換活動,因而具證據足以認定上訴人被扣押的129,500港元之現金及籌碼是(準備)用於不法兌換,原審判決認定「均為嫌犯的作案工具」亦無不妥。此認定與原審判決認定具體兌換行為中涉及30,000港元並非不相容。

2. 本案中,由於原審判決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的認定事實方面之瑕疵,而根據原審判決已證事實,在上訴人身上搜獲的港幣104,500元現金及港幣25,000元的籌碼均為上訴人的作案工具,而原審法院根據《刑法典》第101條宣告將有關款項歸本地區所有的裁決正確,應予以維持。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1020/2025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6年9月30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25年10月10日,初級法院刑事法庭在第CR1-25-0003-PCC號卷宗內裁定嫌犯A以直接正犯及在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第20/2024號法律(打擊不法賭博犯罪法)第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罪,判處九個月徒刑,緩期二年執行。另判處禁止嫌犯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和禁止其進入本特區各賭場三年。
   鑑於第5頁及第22頁所述的扣押物為犯罪工具,根據《刑法典》第101條第1款的規定,於判決確定後,命令將之充公歸本特區所有,並適時將無價值之物銷毁。
   
   嫌犯A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A. 關於「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1. 原審法院認定總值高達129,500港元之現金及籌碼「均為嫌犯的作案工具」,此一結論與其據以認定之事實證據之間,存在無法調和且不可補救的矛盾。
2. 該矛盾體現於:作為判決基礎的「已證事實」僅包含一項涉及30,000港元的具體兌換行為,而判決理由中卻推導出「全部隨身財產均為作案工具」的結論,中間缺乏任何具體、直接的證據作為邏輯橋樑。
3. 法院的推理過程實質上建立於一個未經證實的「純粹推定」之上:即只要在嫌犯身上發現的貨幣類財產與其被捕時從事的單一非法行為性質相似,即可全部沒收。
4. 這種推定直接違反了「無罪推定」及「控方承擔舉證責任」的核心訴訟原則,將證明財產合法來源的責任非法轉嫁於上訴人。
5. 因此,判決理由中「已證事實」與「司法推定」之間的斷層,構成了一個顯而易見的邏輯斷裂,此一矛盾並非細節性或可通過合理解釋予以彌補,而是從根本上動搖了沒收決定的正當性基礎,屬於《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所規範之無可挽救之瑕疵。
B.關於「錯誤理解法律」
6. 原審判決在適用《刑法典》第101條時,對「犯罪工具」之概念作出了錯誤的、擴張的解釋,嚴重偏離了該法條的立法原意,並違反了「適度原則」。
7. 首先,原審判決錯誤地解釋了「犯罪工具」的法定構成要件。
8. 法律所稱「用於或預備用於作出犯罪之物件」,必須與「具體的、已證實的犯罪行為」存在直接及功能性的聯繫。
9. 在本案中,除手提電話及用於交付的30,000元籌碼外,其餘巨額款項在本次已被定罪的行為中並未發揮任何作用。
10. 將這些僅因「物理位置相近」而查獲的財產,籠統地定性為「預備用於」犯罪,是對法律概念的濫用,實質上是將「犯罪工具」錯誤地等同於「行為人的所有相關財產」,此一理解與法律之狹義解釋原則完全背道而馳。
11. 其次,原審判決錯誤地適用了「適度原則」。沒收作為一項具有懲罰性的措施,必須與行為人之罪過及已證實犯罪的不法程度相稱。
12. 本案中,沒收財產的總價值(129,500港元)遠超過涉案交易金額(30,000港元),其嚴厲程度與已證實的單一罪行完全不成比例。
13. 這實質上構成了一項未經法律授權的「額外刑罰」,超越了《刑法典》第101條作為保安處分之目的,淪為一種嚴苛的財產刑,嚴重侵犯了上訴人的財產權。
14. 綜上所述,原審判決在關於扣押物充公的決定上,同時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規定之「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之瑕疵,以及同條第1 款規定之「錯誤理解法律」之瑕疵。該判決在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上均存在根本性錯誤,嚴重損害了上訴人的合法權益,依法應予撤銷。
   綜上所述,謹請尊敬的法官閣下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並撤銷一審的判決,並將本卷宗之扣押物港幣現金104,500元及合共面值港幣25,000元的籌碼歸還予嫌犯。
   
   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一、關於是否存有“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的問題
1.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認定總值高達129,500港元之現金及籌碼「均為嫌犯的作案工具」,此一結論與其據以認定之事實證據之間,存在無法調和且不可補救的矛盾。該矛盾體現於:作為判決基礎的「已證事實」僅包含一項涉及30,000港元的具體兌換行為,而判決理由中卻推導出「全部隨身財產均為作案工具」的結論,中間缺乏任何具體、直接的證據作為邏輯橋樑。對此上訴理由,檢察院不予認同。
2. 檢察院認為,原審判決認定上訴人身上所搜獲的港幣104,500元現金及港幣25,000元籌碼(合共129,500港元)為犯罪工具,並非缺乏具體及直接證據的「純粹推定」,相反,而是存在具體的事實及證據予以支持。
3. 被上訴判決所認定的事實顯示,嫌犯A(上訴人)為內地居民,為取得不法利益,自2024年10月起在澳門從事不法貨幣匯兌的活動。眾所周知,在本澳從事不法貨幣匯兌活動需預先準備擬匯兌之貨幣,毫無疑問,港幣現金或籌碼皆是從事該不法活動的工具。
4. 更重要的是,根據庭審聽證中所宣讀的上訴人載於卷宗第38頁背面之檢察院訊問筆錄可知,上訴人確認其於卷宗第10至11頁的司法警察局所作的訊問筆錄。從卷宗第10頁背面的司警訊問筆錄第五段內容可見,上訴人於2024年10月從內地同鄉口中得知在澳門娛樂場內外經營貨幣匯兌(主要是港元與人民幣間的兌換)可賺取匯率之間的差價,上訴人見有利可圖,便於2024年10月開始來澳經營貨幣匯兌金錢的活動,每次進行貨幣兌換時,均按客人要求而提供的微信或支付寶二維碼作收款,在客人掃碼轉帳成功及確定收到轉帳後,上訴人才會將籌碼交給客人完成交易。而上訴人每次來澳都會攜帶約15萬港元的款項經營兌換金錢的活動。
5. 只要簡單計算司警人員在上訴人身上所搜獲的港幣104,500元現金及港幣25,000元籌碼,並結合上訴人兌換予證人B的港幣30,000元籌碼,即可認定上訴人是次來澳攜帶的總金額為港幣159,500元(104,500+25,000+30,000),與其訊問筆錄中所聲明的攜帶約15萬港元用於經營兌換金錢活動之金額基本相符。
6. 是故,原審判決認定扣押於卷宗的129,500港元(104,500現金及25,000籌碼)均為作案工具,並非上訴人所指責之缺乏證據之「純粹推定」,而是建基於聽證所得之具體證據。
7. 因此,檢察院認為,原審判決不存在上訴人所指責的“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
二、關於是否存有“錯誤理解法律”的問題
8. 上訴人表示,原審判決在適用《刑法典》第101條時對「犯罪工具」之概念作出了錯誤的、擴張的解釋,嚴重偏離了該法條的立法原意,並違反了「適度原則」。上訴人還表示,在本案中除手提電話及用於交付的30,000元籌碼外,其餘巨額款項在本次已被定罪的行為中並未發揮任何作用,不應定性為「犯罪工具」。對此上訴理由,檢察院亦不予認同。
9. 澳門《刑法典》第101條第1款明確規定:“用於或預備用於作出一符合罪狀之不法事實之物件,或該不法事實所產生之物件,……須宣告喪失而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
10. 由此可見,用於或預備用於實施犯罪之物件皆應被定性為屬「犯罪工具」。就本案而言,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必然需準備用於匯兌之貨幣或金錢籌碼,該等用於或預備用於匯兌貨幣之金錢或籌碼應被定性為「犯罪工具」乃是常理。
11. 正如以上第一部分的答覆已經指出,有充分證據證實在上訴人身上所搜獲的港幣104,500元現金及港幣25,000元籌碼是其用於“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之金錢及籌碼。
12. 因此,上訴人所提出的被扣押於卷宗的129,500港元(104,500現金及25,000籌碼)的巨額款項在本次已被定罪的行為中並未發揮任何作用,不應被定性為「預備用於」犯罪之工具之理由明顯不成立。
13. 此外,檢察院還必須指出,根據第20/2024號法律(打擊不法賭博犯罪法)第20條第1款之規定“所有用於或來自實施本法律所定犯罪的金錢及有價物均予以扣押,並由法院宣告撥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
14. 由此可見,原審判決裁定扣押於卷宗第22頁的港幣104,500元現金及港幣25,000元籌碼(合共129,500港元)為犯罪工具及將之充公歸本地區所有之決定,没有違反澳門《刑法典》第101條第1款的規定,同時亦符合第20/2024號法律(打擊不法賭博犯罪法)第20條第1款之規定,不存在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之“適用法律之瑕疵”。
15. 綜上所述,應駁回上訴。
請中級法院法官閣下依法公正裁決!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司法官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 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嫌犯A為內地居民。為取得不法利益,嫌犯自2024年10月起,在澳門從事不法貨幣匯兌的活動。
2. 2024年11月4日晚上約8時35分,嫌犯在永利皇宮娛樂場第13號吸煙室內,與B搭訕。嫌犯隨後詢問B“換不換錢”,B表示有意使用人民幣兌換港幣,以用於賭博。
3. 嫌犯隨即與B達成協議,以0.945的兌換率(即人民幣94.5元可兌換成港幣100元)協助B兌換港幣,在B將人民幣28,350元轉賬至嫌犯指定的支付寶賬戶後,即可獲嫌犯交出的合共面值港幣30,000元的籌碼。
4. 為此,同日晚上約8時42分,B使用其本人的手提電話,掃描嫌犯出示的一個支付寶收款“二維碼”,將人民幣28,350元轉賬至嫌犯的支付寶賬戶。(參見卷宗第7、28、29頁)
5. 同日晚上約8時43分,嫌犯將三個面值均為港幣10,000元的籌碼,交予B。
6. 正在附近監視的司警人員上前截獲嫌犯、B,並在嫌犯身上檢獲一部手提電話、一張電話卡,以及港幣現金104,500元、合共面值港幣25,000元的籌碼。該等電話、電話卡、現金、籌碼,均為嫌犯的作案工具。(現扣押於本案)
7. 司警人員亦檢獲B交出的合共面值港幣30,000元的籌碼,該等籌碼亦為嫌犯的作案工具。(現扣押於本案)
8. 為取得不法利益,嫌犯在未有依法獲批准經營貨幣匯兌業務的情況下,仍在娛樂場附屬設施內為他人作出貨幣匯兌活動,供他人賭博之用。
9. 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
10. 嫌犯知悉其行為觸犯法律,會受法律制裁。
同時,亦證明下列事實:
11.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未獲證明之事實:沒有。


   三、 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 扣押物

1. 上訴人A(嫌犯)提出,原審法院認定總值高達129,500港元之現金及籌碼「均為嫌犯的作案工具」,此一結論與其據以認定之事實證據之間,存在無法調和且不可補救的矛盾。該矛盾在於,作為判決基礎的「已證事實」僅包含一項涉及30,000港元的具體兌換行為,而判決理由中卻推導出「全部隨身財產均為作案工具」的結論,中間缺乏任何具體、直接的證據作為邏輯橋樑,這種推定直接違反了「無罪推定」及「控方承擔舉證責任」的核心訴訟原則,將證明財產合法來源的責任非法轉嫁於上訴人,因此,原審法院的判決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規定的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之瑕疵。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理由說明中不可補救的矛盾之瑕疵,指事實部分的證據性理據中的矛盾,以及已認定的事實中或已認定的與未認定的事實之間的矛盾。矛盾必須是不可補正、不可克服的,也就是說,依靠被上訴的判決的整體內容和一般經驗法則不能克服。”

根據原審法院已證事實:
1. “嫌犯A為內地居民。為取得不法利益,嫌犯自2024年10月起,在澳門從事不法貨幣匯兌的活動。
……
3. 嫌犯隨即與B達成協議,以0.945的兌換率(即人民幣94.5元可兌換成港幣100元)協助B兌換港幣,在B將人民幣28,350元轉賬至嫌犯指定的支付寶賬戶後,即可獲嫌犯交出的合共面值港幣30,000元的籌碼。
4. 為此,同日晚上約8時42分,B使用其本人的手提電話,掃描嫌犯出示的一個支付寶收款“二維碼”,將人民幣28,350元轉賬至嫌犯的支付寶賬戶。(參見卷宗第7、28、29頁)
5. 同日晚上約8時43分,嫌犯將三個面值均為港幣10,000元的籌碼,交予B。
6. 正在附近監視的司警人員上前截獲嫌犯、B,並在嫌犯身上檢獲一部手提電話、一張電話卡,以及港幣現金104,500元、合共面值港幣25,000元的籌碼。該等電話、電話卡、現金、籌碼,均為嫌犯的作案工具。(現扣押於本案)
7. 司警人員亦檢獲B交出的合共面值港幣30,000元的籌碼,該等籌碼亦為嫌犯的作案工具。(現扣押於本案)”

經分析原審判決,原審法庭認定上訴人於2024年11月4日所作出的30,000港元的具體不法貨幣匯兌活動,與同時認定其身上檢獲的現金與籌碼為作案工具並不存在矛盾。
事實上,根據卷宗現有資料,尤其是在審判聽證中已宣讀的嫌犯聲明中所交待,其每次來澳都會攜帶約拾伍萬港元款項經營兌換活動,因而具證據足以認定上訴人被扣押的129,500港元之現金及籌碼是(準備)用於不法兌換,原審判決認定「均為嫌犯的作案工具」亦無不妥。此認定與原審判決認定具體兌換行為中涉及30,000港元並非不相容。

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說明理由部分已說明其形成心證的過程,並清楚、客觀及合理地說明了相關的理由。其後,分析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未經法院認定的事實以及相關的判決及理由說明,原審法院在説明理由方面並未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因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2. 上訴人A(嫌犯)亦提出,原審法院在適用《刑法典》第101條時,對「犯罪工具」之概念作出了錯誤的、擴張的解釋,嚴重偏離了該法條的立法原意,並違反了「適度原則」,在本案中,除手提電話及用於交付的30,000元籌碼外,其餘巨額款項在本次已被定罪的行為中並未發揮任何作用,以及沒收財產的總價值遠超過涉案交易金額,其嚴厲程度與已證實的單一罪行完全不成比例。

《刑法典》第101條規定:
“一、用於或預備用於作出一符合罪狀之不法事實之物件,或該不法事實所產生之物件,如基於其性質或案件之情節,係對人身安全、公共道德或公共秩序構成危險,或極可能有用於再作出符合罪狀之不法事實之危險者,須宣告喪失而歸本地區所有。
二、即使無任何人可因該事實而受處罰,上款之規定,亦適用之。
三、對於依據以上兩款之規定宣告喪失之物件,如法律未訂明特別用途,法官得命令將之全部或部分毀滅,或使之不能融通。”

本案中,由於原審判決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的認定事實方面之瑕疵,而根據原審判決已證事實,在上訴人身上搜獲的港幣104,500元現金及港幣25,000元的籌碼均為上訴人的作案工具,而原審法院根據《刑法典》第101條宣告將有關款項歸本地區所有的裁決正確,應予以維持。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也不成立。


   四、 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裁決。
判處上訴人繳付3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上訴的訴訟負擔。
訂定上訴人辯護人辯護費為澳門幣4,000圓。
著令通知。



              2026年9月30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艷平 (第一助審法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簡靜霞 (第二助審法官)
1


1020/2025 p.3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