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要裁判 (按照經第9/2013號法律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規定) -----
--- 日期:22/09/2026 -------------------------------------------------------------
--- 裁判書製作人:周艷平法官 -----------------------------------------------------
簡要裁判書
編號:第719/2026號(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一、 案情敘述
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4-26-0058-PCC號合議庭普通刑事案中,合議庭於2026年7月3日作出判決,裁定:
嫌犯A以直接共犯及既遂方式觸犯:
* 一項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配合第1款及第196條a項規定及處罰的「巨額詐騙罪」,罪名成立,判處一年九個月實際徒刑。
* 判處嫌犯向受害人B支付財產損害賠償壹拾萬港元(HKD100,000.00),附加自判決作出日至完全支付賠償之法定利息。
*
嫌犯A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上訴理由闡述載於卷宗第312頁至第314頁背頁)。
上訴人A提出以下理據(上訴理由闡述之結論部分):
1.上訴人被原審法院裁定以直接共犯及既遂方式觸犯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配合第1款及第196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1項“巨額詐騙罪”,罪名成立,被判處一年九個月實際徒刑,並須向被害人B支付財產損害賠償港幣100,000元及自判決作出至完全支付賠償之法定利息。
2.本上訴之標的針對判決量刑的部分,對原審法院在確定刑罰方面判處一年九個月實際徒刑,以及決定不給予暫緩執行的部分不服。
3.在給予原審法院充分尊重的前提下,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量刑偏重,被上訴判決違反《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之規定,以及違反適度及適當原則,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指的瑕疵。
4.上訴人所觸犯一項之犯罪為《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配合第1款及第196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巨額詐騙罪”,抽象刑幅為一個月至五年徒刑。
5.就本案而言,被上訴判決已明確認定以下對上訴人有利的情節:“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在本澳無刑事記錄”;原審法院於量刑時亦明確認定”嫌犯A為初犯,犯罪後果一般,不法性一般”。
6.此外,根據已證事實,上訴人“被羈押前無業、無收入,須供養母親及一名女兒,學歷僅為小學畢業”。申言之,上訴人其個人、家庭及經濟狀況均屬弱勢。
7.涉案金額為港幣100,000元,雖已逾越《刑法典》第196條a項巨額的法定門檻(澳門幣三萬元),但在同類詐騙案件中並非特別龐大。
8.在犯罪後果一般、不法性一般、上訴人為初犯且個人及家庭經濟狀況困難的情況下,原審法院於一個月至五年的抽象刑幅內判處一年九個月實際徒刑,已超逾上訴人的罪過程度及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之所需,屬量刑過重,違反《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之規定以及適度及適當原則。
9.另外,根據《刑法典》第48條第1款之規定:經考慮行為人之人格、生活狀況、犯罪前後之行為及犯罪之情節,認為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者,法院得將科處不超逾三年之徒刑暫緩執行。
10.對於上訴人而言,本案的偵查、審判及自2025年10月起持續至今的羈押,已對其起到實際而深刻的預防和阻嚇作用,上訴人在羈押期間已充分感受到刑罰的威嚇和譴責;同時,上訴人為初犯,在本澳並無刑事紀錄,且須供養母親及一名年幼女兒,家庭亦有待其重返社會後予以照顧。
11.因此,上訴人認為,就其個人而言,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已足以適當實現處罰之目的,尚不至於動搖人們對法律的有效性及法律秩序的信心,故應給予其所判處的徒刑緩刑,原審法院決定不給予暫緩執行,同樣違反適度及適當原則、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指的瑕疵。
12.綜上所述,請求尊敬的法官 閣下接納本上訴並裁定所主張之上訴理由成立,廢止原審法庭於2026年7月3日所作出的判決中有關量刑的部分,繼而對上訴人科處較輕之徒刑,以及裁定對上訴人適用暫緩執行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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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檢察院代表作出答覆,認為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應予駁回(詳見卷宗第316頁至第318頁),在此視為全文轉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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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並提交了法律意見,認為應裁定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全部不成立(詳見卷宗第334頁至第3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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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裁判書製作人認為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明顯不能成立,並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b)項之規定,對上訴作出簡要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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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認定的事實
獲證明屬實的事實:
一、
案發前,嫌犯A為了取得不法利益,其計劃在娛樂場或附近尋找需要將港幣兌換成人民幣的賭客,以兌換貨幣為幌子,並利用虛假的人民幣轉賬截圖使賭客誤認為嫌犯已經成功轉賬人民幣到指定賬戶,從而將港幣現金或籌碼交予嫌犯,以此來騙取金錢。
二、
2025年10月4日20時54分,嫌犯到美獅美高梅娛樂場西門,遇見被害人B,並向被害人提及可以協助兌換貨幣,被害人信以為真,於是,雙方商談以100,000港元兌換成人民幣93,500元,被害人遂向嫌犯展示其丈夫C(XX市科技!大聖(**成))的微信收款二維碼予嫌犯,嫌犯拿出手提電話假裝掃描上述二維碼。
三、
事實上,嫌犯使用手提電話將上述被害人所提供的二維碼記錄下來,並透過手提電話,以未明方式偽造一張已轉賬人民幣93,500元予上述二維碼賬戶的紀錄截圖,製作完成之後展示予被害人,以此來佯裝已經成功轉賬人民幣到上述賬戶。被害人見狀,將該手機拍照,並發送予C詢問是否已經收到款項。
四、
在仍未收到C回覆前,被害人因為嫌犯的上述行為,不疑有他,誤以為嫌犯的確已經成功轉賬人民幣93,500元到指定賬戶,故於同日20時57分將合共100,000港元現金交予嫌犯。
五、
嫌犯拿取被害人的100,000港元現金後,立即迅速跑入美獅美高梅娛樂場;被害人隨後獲C告知仍未收到款項,馬上追截嫌犯,但嫌犯仍成功逃離美獅美高梅酒店範圍。嫌犯的上述行為被監控所記錄;2025年10月4日23時19分,嫌犯經港珠澳大橋口岸逃離本澳。
六、
被害人事後報警求助;2025年10月13日,警方成功攔截嫌犯,在其身上扣押了一件作案時身穿的黑色拉鏈長袖外套,以及兩部手提電話。
七、
經調查,在嫌犯其中一部牌子為華為的手提電話內存有一張付款予「XX市科技!大聖(**成)」的操作界面截圖;該手提電話是嫌犯的作案工具。
八、
嫌犯意圖獲得不法利益,向被害人訛稱可提供兌換貨幣的業務,並製作虛假的轉賬成功的圖片,讓被害人誤認為嫌犯已轉賬所兌換的等額的人民幣款項,在受蒙騙之下將合共100,000港元的現金交予嫌犯,造成被害人巨額的財產損失。
九、
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
十、
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是法律所不容,且會受法律制裁。
*
另外證明以下事實: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在本澳無刑事記錄。
嫌犯的個人及家庭經濟狀況如下:
─ 被羈押前無業,無收入。
─ 須供養母親及一名女兒。
─ 學歷為小學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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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獲證明的事實:
沒有與上述既證事實不符或存在矛盾的事實未獲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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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之問題為:
- 量刑 緩刑
*
本案,原審法院裁定上訴人觸犯一項「巨額詐騙罪」,判處一年九個月實際徒刑。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在量刑方面過重,要求改判一較輕徒刑,並予以緩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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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典》第40條、第64條和第65條規定了刑罰的目的、選擇刑罰之標準以及確定具體刑罰份量的準則。
根據《刑法典》第40條第1款規定,刑罰之目的旨在保護法益及使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即:從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兩個方面作考量。前者,主要從一般預防的積極方面考慮,通過適用刑罰達到恢復和加强公眾的法律意識,保障其對因犯罪而被觸犯的法律規範的效力、對社會或個人安全所抱有的期望,並保護因犯罪行為的實施而受到侵害的公眾或個人利益,同時遏止其他人犯罪;後者,旨在通過對犯罪行為人科處刑罰,尤其是通過刑罰的執行,使其吸收教訓,銘記其犯罪行為為其個人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從而達到遏止其再次犯罪、重新納入社會的目的。
《刑法典》第40條第2款規定了刑罰之限度,確定了罪刑相當原則。根據該原則,刑罰的程度應該與罪過相對應,法官在適用刑罰時不得超出事實當中的罪過程度。
在出現《刑法典》第64條規定的需選擇非剝奪自由之刑罰抑或剝奪自由之刑罰之情況時,法院亦需根據刑罰之目的作出選擇。
《刑法典》第65條規定了確定具體刑罰份量的準則,在確定刑罰的份量時,須按照行為人之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為之,同時,亦須考慮犯罪行為的不法程度、實行之方式、後果之嚴重性、行為人對被要求須負義務之違反程度、故意之嚴重程度、所表露之情感、行為人之動機、行為人之個人狀況及經濟狀況、事發前後之行為及其他已確定之情節。
按照《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法院應在法定最低刑及最高刑刑幅之間,根據行為人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同時一併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犯罪罪狀的情節,作出選擇具體刑罰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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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具體刑罰應在最低刑幅及最高刑幅之間,以罪過及刑罰目的作出決定,而法律賦予法院在刑法規定的刑幅間有選擇合適刑罰的自由。既然法律容許法院自由在法定的刑幅之間決定一個合適的刑罰,簡單引用《刑法典》第65條的量刑情節,已經足以表明法院確實考慮了這些因素,只不過是在衡平的原則下選擇一個自認為合適的刑罰,而上訴法院的審查也僅限於原審法院的最後選擇的刑罰明顯過高或者刑罰不合適的情況。1
換言之,對於量刑時需考慮的情節,判決書可作重點闡述,並無需逐一列明,只要不存在對法定限制規範,如刑罰幅度或經驗法則的違反,也不存在所確定的具體刑罰顯示出完全不適度的話,上訴法院不應介入具體刑罰的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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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上訴人向被害人訛稱可協助將港幣兌換成人民幣,被害人同意;為交付兌換款項,上訴人掃描被害人提供的微信收款二維碼後,以不明途徑獲取到一個偽造的「成功轉帳截圖」,並出示給被害人;被害人信以為真,將相應的港幣交付給上訴人;上訴人收到款項後立即逃離現場;上訴人的行為導致被害人遭受港幣10萬元財產損失。上訴人為初犯,在庭上保持沉默,且無其他可展現真心悔改的行為表現。上訴人所作事實的不法性一般,犯罪所造成的負面後果一般,犯罪故意程度高,犯罪手段的惡性程度高。案件的事實和情節顯示上訴人的人格偏差大,遵紀守法的意識薄弱。
詐騙罪作為針對一般財產的犯罪,不但對社會成員的個人財產造成損害,對整個社會生活交往中的信任、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亦構成嚴重破壞。同時,考慮到本特區的社會現狀,以協助兌換貨幣為名的詐騙犯罪屢禁不止,對社會生活和安寧造成的負面影響巨大,嚴厲打擊、遏制該類犯罪的一般預防之要求甚高。
審視被上訴判決,原審法院於量刑時,根據上訴人的罪過及刑罰的目的,同時考慮了案中所有對上訴人有利及不利的情節,特別是:上訴人犯罪事實的不法程度一般,犯罪故意程度高,上訴人實施犯罪的動機和行為方式,上訴人為初犯,無悔改之行為表現。原審法院對上訴人觸犯的一項「巨額詐騙罪」,選擇了剝奪自由的刑罰,在一個月至五年徒刑的刑幅期間,判處其一年九個月徒刑,略高於抽象刑幅期間的三分之一,符合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的要求,完全沒有量刑過重、量刑失衡的錯誤,本院沒有介入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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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典》第48條(前提及期間)規定:
一、 經考慮行為人之人格、生活狀況、犯罪前後之行為及犯罪之情節,認為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者,法院得將科處不超逾三年之徒刑暫緩執行。
……
緩刑是行為人承擔其刑事責任的一種獨立的刑事法律制裁方式,而並非一種放寬處理刑罰責任的措施。在符合法定前提的條件下,法院針對個案“可以”(而並非“必須”)裁定徒刑的暫緩執行。
緩刑的前提要件包括形式要件(針對不超逾三年的徒刑)及實質要件(存在正面的社會期盼)。所謂“正面的社會期盼”,或稱為“社會的良好預測”,是指透過分析行為人的人格、生活條件、實施犯罪前後的行為表現、犯罪情節,判斷暫緩執行徒刑是否足以讓行為人遠離犯罪,及藉此維護社會所希望保障的法益。
簡言之,在符合緩刑的形式要件的前提下,仍須仔細考量相關的實質要件是否得到確認,包括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兩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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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案獲證事實,結合上訴人的人格、生活狀況、犯罪前後之行為及犯罪之情節,足以顯見上訴人守法意識薄弱,且無任何悔改的表現,難以令法院作出有利的給予其暫緩執行刑罰的預測結論。因此,對上訴人處以緩刑並不能適當及充分實現刑罰的目的,尤其不能滿足特別預防的需要。
另一方面,上訴人實施的詐騙罪,不但對社會成員的個人財產造成損害,亦對社會安寧造成負面影響,損害了人們對法律制度的期盼,其刑罰必須足夠反映事實的嚴重性,方能顯示法律對其行為的回應及修補由該不法行為所造成的損害,從而重建人們的信心。因此,在一般預防犯罪的層面,上訴人仍然不符合給予暫緩執行徒刑的實質要件。
此外,上訴人提出的其個人及家庭狀況、母親及年幼的女兒需其供養照顧,不能成為其規避實際徒刑處罰的合法理據;再者,正是由於其自身的行為,最終導致其個人及家庭陷於此困境之中;尤為重要的是,法院在決定是否對行為人適用緩刑時,不能單純考慮行為人的個人及家庭困境而置保障法益及穩定社會大眾對打擊犯罪之期盼於不顧。
因此,上訴人的相關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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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此,裁判書製作人裁定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均明顯不成立,駁回其上訴並維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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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決定
綜上所述,裁判書製作人裁定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均明顯不成立,駁回上訴並維持原審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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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處上訴人支付本上訴之訴訟費用,其中,司法費定為3個計算單位,委任辯護人的辯護費定為澳門幣2,300元。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0條第3款規定,上訴人須繳付3個計算單位的懲罰性金額。
著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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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2026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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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書製作人
周艷平
1 參見中級法院2019年7月11日第23/2019號合議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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