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024號案 —— 附隨事項
(民事及勞動上訴)
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一、概述
在本“民事及勞動上訴案”中,本法院作出了以下合議庭裁判,現將其全文轉錄如下:
『概述
一、甲(A)(原告)針對“乙公司”(“B LIMITADA”)和“丙公司”(“C LIMITADA”)(第一和第二被告,其餘認別資料詳載於卷宗)向初級法院提起通常訴訟程序宣告給付之訴,請求判處兩被告以連帶方式向其支付18,000,000.00港元(18,540,000.00澳門元)的款項及法定利息(見卷宗第2頁至第14頁,連同將在下文提及的頁碼,相關內容為所有法律效力在此視為已轉錄)。
*
初級法院合議庭主席於2022年11月14日適時作出判決,裁定訴訟理由部分成立,判處第一和第二被告(“乙”和“丙”)(以連帶方式)向原告(甲)支付18,540,000.00澳門元,附加自2021年6月12日起至完全付清為止的法定利息(見第442頁至第452頁背頁)。
*
(第二)被告“丙”針對這一裁決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該院透過2023年9月27日(第410/2023號案)的合議庭裁判裁定上訴敗訴,確認了被上訴的初級法院裁判(見第530頁至第556頁背頁)。
*
該被告仍不服,向本終審法院提起上訴,作出陳述並提出提下結論:
『I. 本上訴之依據為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存有《民事訴訟法典》第571條第1款d項(由同一法典第633條所準用)規定的無效,以及該裁判錯誤適用程序法。
II. 關於上訴人所主張的時效已完成的問題,儘管原審法院已正確將上訴人可能負有的責任定性為客觀責任,但被上訴裁判存有無效瑕疵,因其未對一個應予審理的問題表明看法。
III. 在被上訴合議庭裁判的第30頁,被上訴法院指出,“並無其他資料可讓人得知其知悉該情況的確切時刻”,這是指被上訴人知悉或應知悉其權利及責任人身份的時刻,而該等事實構成《民法典》第491條所規定的要件。
IV. 儘管給予應有尊重,但上述說法並不正確,因為實際上存在其他可確定該知悉時刻的資料,而被上訴法院不僅未對之予以評價,甚至未予審理或發表意見。
V. 在卷宗的第343頁至344頁載有一份由初級法院第二刑事法庭發出並送呈的證明書,摘錄自檢察院針對丁提起的編號為CR2-18-0382-PCC的刑事程序,當中載有被上訴人於2015年11月9日在該刑事程序中接受訊問的筆錄。
VI. 上訴人在其提交的法律理由陳述和在向被上訴法院提交的上訴陳述中(見第111段及隨後有關上訴人所主張時效問題的段落)都曾援引該文件。
VII. 因此,原審法院有義務審理此問題並就此作出裁決。
VIII. 受理上訴的貴院雖不得就原審法院對證據形成的心證作出指責,但當審理事實事宜時違反法律規範或法律原則,以致形成該心證存在法律障礙時,貴院仍可作出相應認定及宣告。
IX. 這一審查涉及事實認定的合法性,而非事實的存在與否;本上訴旨在請求貴院就原審法院未對一份由初級法院第二刑事法庭提交予本卷宗的正式文件予以審理及發表意見一事作出裁決,該文件載有上訴人所主張之事實的確鑿證據,並導致須認定針對上訴人所主張的權利的時效已完成。
X. 未對此問題(即對被上訴人於2015年在刑事警察機關面前所作聲明應作出的評價)發表看法構成一項嚴重不公平或重大錯誤,足以使貴院有正當理由介入;貴院應撤銷被上訴裁判涉及時效問題的部分,並將卷宗發還原審法院,以便其作出改判,對所提出之問題作出審理及表明態度,並依法作出新的裁判。
XI. 原審法院正確認定應適用《民法典》第491條第1款所規定的三年時效期間,該期間自“受害人知悉或應知悉其權利及責任人身份之日”起算。
XII. 然而,原審法院未審理一個關鍵問題,即根據被上訴人本人所作的聲明,其知悉上述資料的日期。
XIII. 被上訴法院未認定存在可充分證明被上訴人知悉其權利及應被追究責任之人之時刻的資料。
XIV. 首先是因為,原審法院據以裁定被上訴人的債權時效已完成的主張不成立的事實——“澳門市民普遍知悉,於2015年9月,第一被告的客戶要求退款的請求以失敗而告終(對疑問點19的回答) ”——屬明顯事實,無需舉證,亦無需主張。
XV. 同樣基於此項理由,原審法院的裁判亦因錯誤解釋及適用《民事訴訟法典》第434條的規定而存在錯誤。
XVI. 另一方面,證明書中所載的附於卷宗的訊問筆錄中,被上訴人明確聲稱,其曾多次在第一被告的賭場內向該被告的職員追討其債權,但未能追回,故決定向警察局作出檢舉。
XVII. 在該刑事程序中,被上訴人於2015年11月9日向刑事警察機關承認,當時已經多次向第一被告追討債務,並承認清楚理解其權利,將追究有關人士的民事和刑事責任。
XVIII. 從其陳述中可以清楚看到,至少自2015年11月9日起,被上訴人便已經或應當知悉他對兩被告所享有的權利,因此,上述日期標誌著原審法院正確適用的《民法典》第491條第1款所規定三年時效期間開始計算。
XIX. 這種看法得到原審法院在類似個案中所作的多份裁判的認同,包括第431/2021號案和第192/2022號案,被上訴合議庭裁判明確予以引用。
XX. 在上述兩份裁判中,被上訴法院均考慮了當中的原告要求博彩中介人返還籌碼的日期,並宣告其權利因三年期間屆滿而完成時效。
XXI. 被上訴人向司法警察自認,於2015年11月9日已經知悉所擁有的權利,其聲明已經被記錄在案,文件經初級法院第二刑事法庭認證,因此,至少自2018年11月9日起,被上訴人對上訴人倘有的權利已經完成時效。
XXII. 原審法院沒有評價的文件對於確定時效期間開始的時刻而言至關重要,沒有對這個問題發表看法構成查明事實過程中的一項違法,後果是被上訴合議庭裁判無效。
XXIII. 關於上訴人的連帶責任,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合議庭裁判裁定根據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29條的規定上訴人與第一被告以連帶方式承擔向被上訴人支付賠償金額的責任,在適用法律時有錯誤。
XXIV. 被上訴法院認為,已經證實被上訴人的存款旨在用於在娛樂場內進行投注,因此與博彩活動有聯繫,這僅考慮了對於某些疑問點的回答,根本沒有表明被上訴人的存款被用於博彩。
XXV. 原審法院的法律理由說明很大程度上依據的是該法院在第45/2019號案中作出的裁判,也考慮了引用該裁判的其他合議庭裁判。
XXVI. 儘管給予應有尊重,但該份合議庭裁判應受指責,因為從作出該合議庭裁判時規範娛樂場幸運博彩中介的第6/2002號行政法規中可以清楚看到,行政長官根據第16/2001號法律第52條的規定發出第6/2002號行政法規。
XXVII. 第6/2002號行政法規的行文排除了關於第16/2001號法律可能有補充的疑問。
XXVIII. 雖然獨立行政法規可以就法律沒有規範的事宜制定最初且原始的規定,但它們沒有具對外效力的權力去解釋、補充、修改、暫停實施或廢除法律所包含的規定。
XXIX. 創設規範的行為,包括發出獨立的行政法規,使得行政機關可以在相應法律規範沒有規定時作出規定,但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29條所涉及的事宜已經預先由第16/2001號法律第23條第2款所規範,其中規定承批公司就博彩中介人在娛樂場內的行為向政府負責。
XXX. 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29條不能含有與第16/2001號法律關於向政府的連帶責任所作規定不同的意思或範圍。
XXXI. 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29條是其上位法(即第16/2001號法律)的規範性條文,因此,根據在所述事件發生之日生效的第16/2001號法律最初版本第23條第3款的規定,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29條規定的承批公司的連帶責任僅涉及向政府承擔的責任。
XXXII. 被上訴人沒有提交任何證據以證明上訴人在履行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30條規定的監察博彩中介人業務的義務時存有所謂的過失。
XXXIII. 由於上訴人履行了監察第一被告的義務,故不能被視為對第一被告行為導致的損害負連帶責任。
XXXIV. 上述結論符合特區法院的一致立場,即認為根據第6/2022號行政法規第29條的規定,承批公司的連帶責任與其(不)履行該行政法規第30條規定的監察義務具有內在聯繫。
XXXV. 最後,正如原審法院所指出的那樣,為了認定上訴人的連帶責任,須在被上訴人作出的存款行為和承批合同的標的活動(即博彩)之間有聯繫。
XXXVI. 根據卷宗中調查和認定的全部證據,沒有證實被上訴人的存款被用於娛樂場幸運博彩或經娛樂場幸運博彩贏取,根據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29條的規定,不屬於在娛樂場進行的活動。
XXXVII. 根據第16/2022號法律第63條的解釋性規範,考慮到沒有關於被上訴人向在第一被告處所開立賬戶中存款的記錄,且由於被上訴人沒有就這筆幸運博彩款項的使用或來源提交任何其他證據,包括人證,根據第16/2022號法律第63條的規定,被上訴人所主張的存款顯然不能被視為在娛樂場進行的活動。
XXXVIII. 因此,按照第16/2022號法律第63條第3款的解釋,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29條規定的(倘有)責任被排除。
XXXIX. 因此,被上訴人針對上訴人提出的請求不能被接受,因為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29條規定的上訴人承擔連帶責任的法定前提不成立。
XL. 總之,基於上述理由,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無效,並存有因錯誤解釋及適用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29條所導致的瑕疵,應予撤銷並改為裁定駁回被上訴人針對上訴人所提請求,根據前文所述不認定上訴人負連帶責任,故在此提出此項請求。
XLI. 若不這樣認為,則根據第16/2022號法律第63條的規定,存放款項或籌碼僅在它們被用於娛樂場幸運博彩或經娛樂場幸運博彩贏取時,才被視為在娛樂場進行的活動,並由此可能產生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29條規定的責任。
XLII. 原審法院認為,第16/2022號法律不適用於本案,我們對此表示認同,但前文提及且經被上訴法院考慮的解釋性規範除外。
XLIII. 其實,原審法院應當對已認定事實作出相反的解讀,或者如果認為它們不充分,則至少把卷宗發回初級法院以便後者更好地適用解釋性規範。
XLIV. 從被上訴人是一名慣常賭客,經常出入第一被告在上訴人的娛樂場內經營的賭廳的事實中並不足以得出有關存款被用於幸運博彩或經幸運博彩贏取的結論。
XLV. 因此,被上訴裁判錯誤地解釋了第16/2022號法律第63條的解釋性規範。』(見第569頁至第586頁)
*
原告甲作出如下答覆:
『關於遺漏審理
A、司法見解認為,僅當法院完全忽略某個因對於案件的結果或結局至關重要而應予審理的問題,而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563條第2款的規定法官有義務解決這些問題,且它們不應與當事人為佐證其主張或維護的法律結論而提出的考量、論據或理由相混淆時,才存在《民事訴訟法典》第571條第1款d項規定的因遺漏審理而導致的無效。
B、在第一審級,上訴人客觀責任的時效已完成的問題未經初級法院民事法庭審理,因為該問題基於法院得出的法律結論而無需予以審理;儘管如此,法院還是從合同責任角度審理了時效問題,並符合所得出的法律結論。
C、在第二審級,中級法院通過上訴人現在爭議的裁判對上述責任作出了無可指責的分析和審判。
D、因此,從未出現任何遺漏審理的情況。
E、上訴人想要上訴法院對事實事宜進行審查,尤其是關於“被上訴人知悉其權利及責任人身份的時刻”的事實。
F、如果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不當地評價了證據方法,因而在形成其自由心證時犯錯,則須證明造成錯誤的原因。
G、上訴人沒有履行其須承擔的責任,僅僅稱“對被上訴人於2015年在刑事警察機關面前所作聲明應作出之評價表明態度——構成嚴重不公或重大錯誤,足以使貴院有正當理由介入”(見上訴結論第X點)。
H、上訴人沒有向初級法院或中級法院,現在在上訴階段也沒有向終審法院請求擴大事實事宜的範圍。
I、我們無從知道,在上訴人看來,原審法院可能存在的錯誤是涉及評價被上訴人向刑事警察機關所作聲明中的所謂自認內容,還是涉及評價文件本身的證明力。
J、關於第一點:在一個訴訟程序中主張另一訴訟程序中作出的自認,不具有在後者中的完全證明力,而是由審判者自由評價。
K、中級法院作為事實事宜真正意義上的第二審級,只要重新評價發生在證據的自由評價範圍之內,且不違反證據法律制度的限定規則賦予任何證據方法的完全證明力,則《民事訴訟法典》第649條第2款規範的行為在向終審法院提起的上訴中不可被審查。
L、關於第二點:根據筆錄,原審法院只能認定被上訴人已經作出了其中所載的聲明。
M、文書作成者基於所具有的公信力確保所記錄的事實切實發生;但並不確保,也無法確保這些事實符合真相。
N、因此,關於第一被告的履行催告和確定不履行返還所存款項義務的事實由審判者自由評價。
O、司法警察局在上述筆錄中記錄的被上訴人的聲明,內容顯示他多次前往[娛樂場(1)][貴賓廳]提取其賬戶中的款項,但賬房僱員稱內部運作出現問題且已報警處理,故無法取錢。還稱被上訴人懷疑貴賓廳挪用了這筆錢,故報警。
P、根據筆錄所載,要求取錢的行為本身並不意味著催告履行或確定不履行返還所存款項的義務。[貴賓廳]僱員告知內部運作出現問題妨礙返還的事實並不自動意味著這筆款項無法或不會在將來某日主動返還。
Q、原審法院關於已認定事實和未認定事實——事實事宜的裁判——的心證不違反任何限定證據規範,不沾有任何瑕疵。
R、另外,上訴人的客觀責任源自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29條的規定。
S、上述客觀連帶責任能否出現於上訴人權利義務範圍之內,取決於第一被告的責任是否成立。該責任可能具有非合同責任的性質,或者是如本案一樣的合同責任性質。本案中,在沒有證實第一被告確定不履行返還款項的義務時,不存在上訴人的責任。
T、只有從發生確定不履行返還所存款項義務之日開始計算上訴人責任的時效期間才有意義,即根據《民法典》第491條第1款的規定並為著其效力,從被上訴人成為受害人的時刻開始。
U、關鍵問題在於侵害發生的時間,即不履行的時刻,而非知悉權利及其責任人身份的時刻。因為返還義務源自被上訴人和第一被告之間的合同,而履行合同的連帶責任源自法律規定,知悉權利和責任人身份發生在侵害,即不履行之前。
V、因此,在2021年6月12日隨著在本訴訟中傳喚第一被告,才發生確定不履行返還所存款項的義務,故《民法典》第491條第1款規定的三年時效期間並未完成,從而導致上訴人被判處支付自該日起開始計算的利息。
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29條的性質
W、上訴人就此事宜提出的論據毫無法律文字上的支持,其對於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29條的解讀從系統解釋角度來看沒有任何道理,第6/2002號行政法規中還有其他規定規範著第16/2001號法律不包括的事宜,尤其是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31條,其中規定了博彩中介人與其僱員及合作人負連帶責任。
X、這清楚表明第6/2002號行政法規相對於第16/2001號法律具有獨立性質。
Y、因此,毫無疑問的是,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29條規定承批公司就博彩中介人進行的活動對第三人承擔連帶責任。
Z、被上訴裁判在此問題上並無任何不妥。
關於上訴人過失證據的分析
AA、上訴人沒有指出原審法院違反限定證據規則,原審法院在自由評價證據時犯下明顯嚴重的證據分析錯誤。
BB、在向終審法院提起的上訴中,只要重新評價發生在證據的自由評價範圍之內,且不違反證據法律制度的限定規則賦予任何證據方法的完全證明力,則《民事訴訟法典》第649條第2款規範的行為在向終審法院提起的上訴中不受審查。
CC、從已認定事實中看到,唯一可能得出的符合邏輯的結論是,上訴人出於過失而沒有設立能使其更深入地解在其娛樂場內經營的博彩中介人的機制,並將其娛樂場貴賓廳內的賭客暴露於被承批公司的輔助實體(即博彩中介人)劫掠的風險之中。
DD、根據本訴訟中的已認定事實和未認定事實,完全可以得出結論認為,上訴人確實違反了第16/2001號法律第30條第(5)項的規定,原因是沒有設立監督和監察第一被告的活動以確保第一被告履行其法定義務的機制。
EE、此外,正如上訴人自己在其上訴陳述中承認的那樣,原審法院正確地將娛樂場的倘有責任定性為客觀責任,眾所周知,客觀責任不要求存在過錯,所以被上訴人不必為了使上訴人得到原審法院作出的判處而對上訴人的任何過失行為進行舉證,因此,上訴人在此方面的論據註定不能成立。
關於第16/2022號法律第63條的解釋
FF、與上訴人所主張的相反,第63條第2款不是解釋性規範。
GG、第2款的內容不是為了對有爭議或不確定的某個規範作出權威解釋。其實,第16/2022號法律第63條第2款為程序性證據法制定了一項革新性規則,旨在證明存放款項或籌碼的事實是在娛樂場進行的活動。
HH、由於該規範缺少這種解釋性,因此不能追溯適用,也不能影響原審法院對事實事宜作出的確定性認定。
II、根據已認定事實,這才是符合邏輯、顯而易見且唯一可能的結論,即一名普通賭客在娛樂場下注,使用存放於博彩中介人的款項,自然且可以預料其會繼續使用當時存放於第一被告處的款項進行下注。
JJ、沒有任何審判錯誤,原審法院從已認定事實中得出一項推論,終審法院不得質疑其背後的推理過程,因為對已認定事實作出的事實判斷不受終審法院審查。
KK、無論如何,不能依據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則,將承批公司關於兌換或博彩的記錄缺失視為對被上訴人不利。
LL、根據行政法規第30條第1項的規定,上訴人作為博彩承批公司,有義務詳細記錄博彩中介人的客戶在貴賓廳的下注,以便支付中介人應得的佣金,之後由監管部門核實。
MM、根據對調查表疑問點21的回答中的已證明事實,上訴人沒有作出此項記錄。
NN、《民法典》第337條第2款規定,“因對方之過錯使負舉證責任之人不能提出證據時,舉證責任亦倒置”。
OO、因此,被上訴人應因上訴人未履行其所承擔的舉證責任而受不利影響,需要考慮文件證據的缺失是否對上訴人的立場不利,而對被上訴人有利。
PP、最後,上述第2款規定,裁判者“在判斷被存放的款項或籌碼是否用於娛樂場幸運博彩或經娛樂場幸運博彩贏取時,尤須考慮承批公司的兌換紀錄或博彩紀錄”。
QQ、“尤其”這個副詞用來加強、突出、詳述或細化信息。它具有詳述和指明的意思,以便從一系列未加區分的內容中具體指出某物或某人。
RR、記錄只是“需要考慮”的內容而非唯一的證據資料。因此,原審法院考慮全部可用的證據資料,如被上訴裁判所載的那樣作出審判和裁決,都是正確的。』(見第592頁至第638頁)
*
經進行法定程序步驟,應對案件作出裁決。
接下來進行裁決。
理由說明
事實
二、初級法院認定了以下事實(中級法院沒有對其作出變更):
“1. 第一被告是一間於2006年7月12日成立的,從事推介娛樂場幸運博彩或其他方式的博彩業務的一人有限公司(見卷宗第15頁至第20頁)。(已認定事實A項)
2. 第二被告是一間於2001年10月17日成立的,從事經營娛樂場幸運博彩或其他方式的博彩活動的股份有限公司(見卷宗第21頁至第36頁)。(已認定事實B項)
3. 透過2002年7月24日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簽訂的合同,第二被告獲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區經營娛樂場幸運博彩或其他方式的博彩的批給(見卷宗第37頁至第60頁)。(已認定事實C項)
4. 批給的有效期為20年,自2002年6月27日起至2022年6月26日止(見已確定事實C項所指批給合同的第8條)。(已認定事實D項)
5. 在批給的經營範圍內,第二被告經營位於[地址(1)]的[娛樂場(1)],以及位於[地址(2)]的[娛樂場(2)]。(已認定事實E項)
6. 第一被告於2005年開始在澳門從事博彩中介人活動,持有博彩監察協調局向其發出的第EXXX號準照,直至2016年9月30日為止。(已認定事實F項)
7. 第一被告與第二被告訂立了一份博彩中介合同,透過該合同,第二被告批准第一被告在[娛樂場(1)]內從事幸運博彩中介活動。(已認定事實G項)
8. 在履行博彩中介合同時,第一被告開始經營位於[娛樂場(1)]的[貴賓會]多金貴賓會。(已認定事實H項)
9. 原告於2020年12月18日促成對第一被告作出訴訟外通知,要求返還其所存放的款項,而法院並沒有在第一被告的公司住所向其作出通知(見卷宗第80頁)。(已認定事實J項)
10. 本案於2021年3月17日提起。(已認定事實K項)
— 審判聽證後所認定的事實:(認定事實的理由載於卷宗第395頁至第401頁)
11. 原告在第一被告經營的[娛樂場(1)]的賭廳開設了一個帳號為XXXXXXXX的帳戶。(對待證事實第1條的回答)
12. 原告經常光顧第一被告經營的賭廳,尤其是[娛樂場(1)]的賭廳,進行博彩活動。(對待證事實第1-A條的回答)
13. 原告還在戊公司(戊)開設了一個客戶帳戶,戊為另一家從事娛樂場幸運博彩或其他博彩中介活動的公司,原告在該帳戶內存入了多筆款項以進行娛樂場博彩。(對待證事實第2條的回答)
14. 2014年7月31日,原告指示戊允許第一被告從其在戊開設的帳戶中提取5,000,000.00港元,該指令被成功執行。(對待證事實疑問點3的回答)
15. 2014年8月1日,原告指示戊允許第一被告從其在戊開設的帳戶中提取5,000,000.00港元,該指令被成功執行。(對待證事實第4條的回答)
16. 2015年1月15日,原告指示戊允許第一被告從其在戊開設的帳戶中提取5,000,000.00港元,該指令被成功執行。(對待證事實第5條的回答)
17. 2015年1月17日,原告指示戊允許第一被告從其在戊開設的帳戶中提取3,000,000.00港元,該指令被成功執行。(對待證事實第6條的回答)
18. 於上述日期,原告在戊開設的帳戶內擁有足夠的結餘,以執行其提取款項的指示。(對待證事實第7條的回答)
19. 事實上,於2014年7月31日,原告分兩期向其上述帳戶內存入5,000,000.00港元的款項,兩次分別存入3,620,000.00港元及1,380,000.00港元。(對待證事實第8條的回答)
20. 2014年8月1日,原告再向同一帳戶內存入5,000,000.00港元,分兩期,每期分別為1,950,000.00港元及3,050,000.00港元。(對待證事實第9條的回答)
21. 2015年1月15日,原告向其在戊開設的帳戶存入5,000,000.00港元,2015年1月16日及17日,原告再向該帳戶存入2,580,000.00港元。(對待證事實第10條的回答)
22. 原告發出的指示已被執行,並自原告於戊開設的帳戶內合共提取了18,000,000.00港元,該等款項隨後轉為存入原告於第一被告處開設的帳戶。(對待證事實第11條的回答)
23. 為證明第一被告已收到上述款項及隨後將該等款項存入原告於第一被告處開設的帳戶,向原告發出了載於卷宗第387頁、金額分別為10,000,000.00港元及8,000,000.00港元的收據,該等收據均由獲第一被告為此目的授權的人士簽署並加蓋印章。(對待證事實第12條的回答)
24. 於第一被告處進行的存款業務以第一被告發出的存款憑單作為憑證。(對待證事實第15條的回答)
25. 第二被告不參與第一被告的日常工作。(對待證事實第16條的回答)
26. 澳門市民普遍知悉,於2015年9月,第一被告的客戶要求退款的請求以失敗而告終。(對待證事實第19條的回答)
27. 對待證事實第11條的回答中所指的存款屬於巨額交易,根據第一被告須遵守的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和資助恐怖主義的法例,第一被告必須按照博彩監察協調局發出的傳閱文件的規定,編制相應的巨額交易報告(ROVE)。(對待證事實表第20條的回答)
28. 第二被告並不監察第一被告客戶的特定交易。(對待證事實第21條的回答)
29. 亦不指派其人員到第一被告的出納部。(對待證事實第22條的回答)
30. 亦不陪同第一被告的員工前往其娛樂場內、更遑論其他承批公司娛樂場內的其他貴賓廳提取資金。(對待證事實第23條的回答)
31. 第二被告無權查閱第一被告的記賬。(對待證事實第24條的回答)
32. 根據各博彩承批公司、轉承批公司及博彩中介人的普遍做法,貴賓廳的賭客被允許在貴賓廳以其名義開設帳戶。(對待證事實第25條的回答)
33. 原告是一名慣常賭客。(對待證事實第28條的回答)”(見卷宗第443頁背頁至第446頁背頁,以及第536頁至第538頁背頁)。
法律
三、第二被告“丙”針對中級法院所作的確認初級法院判決的合議庭裁判提起上訴。該初級法院判決判處第二被告(與第一被告“乙”)以連帶方式向原告/現被上訴人支付18,540,000.00澳門元及利息。
概而言之,上訴人提出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涉及其所主張的“原告的權利時效已完成”,理由是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存有“遺漏審理”和“錯誤評價和解釋事實”的瑕疵。
第二個問題涉及判處其承擔“連帶責任”的決定,其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存有“錯誤適用法律”的瑕疵。
上訴應予審理,接下來讓我們來看其理由是否成立。
— 關於“時效已完成”的問題以及所指責的“遺漏審理”的瑕疵,顯而易見,第二被告/現上訴人的主張不能成立。
事實上,只需簡單閱讀一下被上訴合議庭裁判的理由說明中“第1點”所載的內容,即可得出此結論(見該裁決書第18頁至第30頁,即卷宗第538頁背頁至第544頁背頁)。
中級法院在摘錄了其先前於2023年7月6日在第192/2023號案中所作出的論述與決定後,明確得出結論,認為“沒有任何合理理由去改變之前已確立的立場”,並進一步指出:『我們僅補充一點,雖然第16/2022號法律第33條(標題為“承批公司的連帶責任”)第3款不適用於本案,但該款明確規定:“如經證實承批公司已盡責履行監管義務,可排除本條所指的連帶責任”,這進一步印證了我們之前已確立的立場,即“立法者的本意絕非將承批公司與博彩中介人之間的連帶責任關係等同於委任人與受任人之間的關係”或等同於博彩中介人的合同關係。
《民法典》第491條第1款規定:“損害賠償請求權,自受害人獲悉或應已獲悉其擁有該權利及應負責任之人之日起經過三年時效完成,即使受害人不知損害之全部範圍亦然;但不影響自損害事實發生時起已經過有關期間而完成之一般時效”。
在本案中,認定了以下事實:“澳門市民普遍知悉,於2015年9月,第一被告的客戶要求退款的請求以失敗而告終”(對疑問點19的回答)。
在充分尊重不同見解的前提下,我們並不認為憑藉上述事實足以斷定原告在2015年9月已然知悉第二被告應對退還其存放於第一被告乙公司(貴賓廳內的款項承擔連帶責任。
並無其他資料可讓人得知其知悉該情況的確切時刻。
故此,上訴人所提出的此項抗辯必定不能成立。
綜上所述,基於略為不同的理由,應維持被上訴裁判的這個部分』(見卷宗第544頁至第544頁背頁)。
有鑒於此,顯而易見,並不存在上訴人所指責的“遺漏審理”的瑕疵(不論所作的審理是否正確,而這點將在下文作出裁決,因為這亦屬上訴人所提出的問題)。
— 關於所提出的“事實評價錯誤”的“問題”,在此要指出的是,鑒於本院對“本上訴案的實體問題”採取的“解決辦法”(從而優先處理一項“根本問題”),將必然導致上訴理由被判成立,從而撤銷判處現上訴人承擔連帶責任的決定,因此該問題已失去審理的必要。
事不宜遲,讓我們來看。
本案的爭議焦點在於,是否存在讓現上訴人對原告/現被上訴人承擔“連帶責任”的法律依據。
眾所周知,就目前涉案的事宜而言,必須考慮到新的第16/2022號法律第63條的規定適用於本案。
而中級法院在其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中,在這方面主要作出了如下闡述:
『第16/2022號法律雖然廢止了第6/2002號行政法規,但並未改變此項連帶責任的性質。
恰恰相反,該法律確認了我們在上述行政法規生效期間所持的觀點,因為第16/2022號法律第33條第1款明確規定:“承批公司須就下列實體在其娛樂場內從事獲許可的博彩中介業務或合作人業務所引致的行政罰款及民事責任負連帶責任:1、博彩中介、其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及主要僱員;2、合作人”。
至於第16/2022號法律第63條的解釋性規範,其內容如下:
“一、如博彩中介人、其董事、合作人及該博彩中介人在娛樂場任職的僱員在娛樂場接受他人存放用於娛樂場幸運博彩或經娛樂場幸運博彩贏取的款項或籌碼,方視為第6/2022號行政法規第29條規定的在娛樂場進行的活動。
二、為適用上款的規定,在判斷被存放的款項或籌碼是否用於娛樂場幸運博彩或經娛樂場幸運博彩贏取時,尤須考慮承批公司的兌換紀錄或博彩紀錄。
三、針對第6/2022號行政法規第29條,本條的規定具有解釋性質”。
在我們看來,該規範具有兩個重要層面:
1. 只有當存款與幸運博彩活動存在關聯時,才存在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29條所規定的連帶責任。
2. 單憑存款本身並不足以證實上述關聯的存在,必須藉助其他資料加以證明,尤其是博彩承批公司有關兌換或博彩的記錄。
在本案中,認定了以下事實:
— 原告經常光顧第一被告經營的賭廳,尤其是[娛樂場(1)]的賭廳,進行博彩活動。(對待證事實第1-A條的回答)
— 原告還在戊公司(戊)開設了一個客戶帳戶,戊為另一家從事娛樂場幸運博彩或其他博彩中介活動的公司,原告在該帳戶內存入了多筆款項以進行娛樂場博彩。(對待證事實第2條的回答)
— 原告發出的指示已被執行,並自原告於戊開設的帳戶內合共提取了18,000,000.00港元,該等款項隨後轉為存入原告於第一被告處開設的帳戶。(對待證事實第11條的回答)
— 第二被告並不監察第一被告客戶的特定交易。(對待證事實第21條的回答)
— 亦不指派其人員到第一被告的出納部。(對待證事實第22條的回答)
— 亦不陪同第一被告的員工前往其娛樂場內、更遑論其他承批公司娛樂場內的其他貴賓廳提取資金。(對待證事實第23條的回答)
— 根據各博彩承批公司、轉承批公司及博彩中介人的普遍做法,貴賓廳的賭客被允許在貴賓廳以其名義開設帳戶。(對待證事實第25條的回答)
— 原告是一名慣常賭客。(對待證事實第28條的回答)
面對上述未被提出任何質疑的事實,我們認為已證實原告存款的目的是在娛樂場內進行賭博,故與幸運博彩活動有關聯』(見卷宗第555頁至第556頁背頁)。
然而,在對以上見解給予高度尊重之餘,本院認為應採取另一種解決辦法,即應維持本終審法院對該“問題”所持的一貫見解(例如,可參閱本院近期於2025年9月17日第124/2022號案、2025年10月10日第55/2022號案及第104/2022號案、2025年10月31日第125/2022號案、2025年12月12日就第135/2024號案,以及2025年12月19日第122/2024號案和第149/2024號案的合議庭裁判)。
實際上,我們的主要觀點如下。
據我們所知,對於如何解釋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29條所訂立的規則,中級法院和終審法院的一致(或至少是主流)見解是,博彩承批人(及轉承批人)應在博彩中介活動的範圍內就博彩中介人的行為向第三人負“連帶”責任(見本終審法院2021年11月19日第45/2019號案的合議庭裁判,就此課題,除了在上述裁判中所作的引述之外,還可參閱Sandra Carrilho著《Responsabilidade das concessionárias de jogos de fortuna e azar na R.A.E.M.》,《澳門大學法學院學報》,第45期,2018年,第231頁至第237頁,以及João Valente Torrão著《As Concessionárias (ou Subconcessionárias de Jogo) Respondem Civilmente com os Promotores de Jogo pelo Incumprimento das Obrigações destes para com os Jogadores? (A propósito dos acórdãos do TSI – Procs. n.os 840/2017 e 475/2018 e do TUI – Proc. n.º 45/2019)》,載於《公共行政》雜誌,第143期,第37冊,2024年,第251頁至第292頁)。
其後,第16/2022號法律獲得通過,訂定了“所指的承批公司、博彩中介、合作人及管理公司從事相關業務的規範”,這可以從其第1條所載的“標的”中看到,同時廢止了前述第6/2002號行政法規(見第16/2022號法律第64條一項)。第16/2022號法律通過其第63條引入了一項針對上述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29條的——將其明確定性為——“解釋性”規定。
第63條規定:
“一、如博彩中介人、其董事、合作人及該博彩中介人在娛樂場任職的僱員在娛樂場接受他人存放用於娛樂場幸運博彩或經娛樂場幸運博彩贏取的款項或籌碼,方視為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二十九條規定的在娛樂場進行的活動。
二、為適用上款的規定,在判斷被存放的款項或籌碼是否用於娛樂場幸運博彩或經娛樂場幸運博彩贏取時,尤須考慮承批公司的兌換紀錄或博彩紀錄。
三、針對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二十九條,本條的規定具有解釋性質。”
在我們看來,上述條文第1款的內容(意思)與葡文版本有所不同(葡文版本規定:“A aceitação, no casino, de depósito de fundos ou fichas de outrem, pelos promotores de jogo, administradores e colaboradores destes, bem como pelos empregados dos promotores de jogo que exercem funções no casino, só se considera actividade desenvolvida nos casinos prevista no artigo 29.º do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n.º 6/2002, quando os fundos ou fichas foram utilizados em jogos de fortuna ou azar em casino ou foram ganhos nestes jogos”)。
我們認為,“中文版”的意思是,若博彩中介人(或其董事、僱員、或合作人)在娛樂場接受他人存放用於幸運博彩或經博彩贏取的款項或籌碼,則視為“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29條規定的在娛樂場進行的活動”,而“葡文版”卻規定,只有當他人存放的款項或籌碼是用於娛樂場幸運博彩或經娛樂場幸運博彩贏取時,相關存放行為才被視為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29條規定的在娛樂場進行的活動。
換言之,“中文版”是以一種“包容性”的角度制定這項解釋性規範——因為其中稱,接受存放用於幸運博彩的款項或籌碼視為“在娛樂場進行的活動”(沒有在一開始就對“存款的性質”作任何排除)——而(該)法律的“葡文版”卻採用了不同的視角(即以“排除”的方式),因為是把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29條規定的“在娛樂場進行的活動”限定在“用於娛樂場幸運博彩或經娛樂場幸運博彩贏取的款項或籌碼”的情況之下。
面對這部法律的兩種語言版本之間的“差異”,有必要釐清這項 “解釋性”規定的(真正的)“立法意圖或意思”(見12月13日第101/99/M號法令第5條第3款,其中規定:“規範性文件文本間出現意義差異時,應考慮在解釋法律方面通常採用之規則,採納各文本均含有之意義;如該方法不能解決問題,則採納最能符合該文件之目的之意義”,關於這個課題,亦可參閱關冠雄著《論澳門雙語立法中的中葡法律文本的效力》,《行政》雜誌,第71期,第十九冊,2006年,第299頁至第332頁;陳智彪著《澳門雙語翻譯、立法的現況及展望》,《行政》雜誌,第95期,第二十五冊,2012年,第167頁至第180頁;以及陳德鋒著《澳門中葡雙語立法的困境與對策》,《一國兩制研究》雜誌,第19期,2014年,第162頁至第170頁)。
首先要考慮的是,澳門特區立法會委員會在審議這一解釋性規定時一開始便提出疑問:“為何提出有關解釋?”,並質疑“有關規定是否是解釋性的?”,同時追問“考慮到解釋性規定會對正在審判的案件構成影響,詢問政府是否有作深入的評估?”,並進一步指出“會否出現大量訴訟及影響司法機關的運作,以及憲政方面的問題?”
而對以上問題的回答則是,“(……)鑑於實踐中對博彩中介人、其董事、合作人及該博彩中介人在娛樂場任職的僱員在娛樂場接受他人存放這一行為在何種情況下才屬於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二十九條規定的“在娛樂場進行的活動”有不同意見或理解,認為應從制度的清晰性、嚴謹性、妥適性和公平性的角度,以及充分尊重行政法規己確立相關制度的前提下,以解釋性規定的方式予以澄清”,另外“提案人強調,有關條文是解釋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二十九條的規定,不是創設新的內容;(……)”,並強調“事實上,解釋性規定不影響法院既定的訟訴程序,包括作出訟訴行為的期間之規定。因此,如法院在本法生效前按其職權作出確定性判決,該確定判決已產生之效果予以保留。在有關解釋性規定產生效力後,對於正在審議的案件及倘未進行審議的案件,則按新的規定處理。對於可能涉及的訴訟,提案人表示沒有具體資料。” (見立法會第二常設委員會第7/VII/2022號意見書第72點、第75點至第77點,第39頁、第41頁及第42頁)。
對此我們認為,鑒於上述“解釋性規定”,要決定對本案採取怎樣的“解決辦法”,必須考慮該意見書中——明確——提及的以下“範例”:
「(11) 如客戶在博彩中介人或相關主體存放一筆款項(如一千萬元),但只將部分款項(如一百萬元)兌換了籌碼,並將全部或部分籌碼進行投注,若客戶最終將未曾投注的籌碼,或透過娛樂場幸運博彩贏了而取得的本金及彩金存放於博彩中介人,則只有這部分的款項或籌碼可按規定納入“在娛樂場進行的活動”的概念內,未曾兌換籌碼的九百萬元不屬“在娛樂場進行的活動”的範圍內;若客戶經投注後輸掉籌碼,由於這些籌碼已因賭敗而給予了承批公司,不存在客戶將這部分籌碼存放於博彩中介人這一前提,所以也不納入“在娛樂場進行的活動”的範圍內。 (……)
(13) 因此,本條第一款規定,只有當存放的款項或籌碼用於娛樂場幸運博彩或經娛樂場幸運博彩贏取時,方視為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29條所指的“在娛樂場進行的活動”,在博彩中介人的貴賓廳單純存放款項或籌碼而沒有可信的兌換籌碼或投注的記錄,不視為“在娛樂場進行的活動”。」(見第78點第11項及第13項,第45頁及第46頁,下劃線由我們添加)。
說清楚這個問題之後,我們繼續。
根據(這部新的)第16/2022號法律第65條第2款的規定,“第63條的規定自公佈翌日起產生效力”,因此結論是,在“待決的案件”中,應當考慮上述第16/2022號法律第63條中所指的“解釋性規定”(在我們看來,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立法者試圖通過明確賦予其“解釋性質”而擬達到的目的)。
其實,(我們認為這也是正確的看法)“解釋性法律具追溯效力。我們之所以這樣說,主要是基於以下兩點原因:
1) 法律是一項規定,而非科學聲明。立法者並不比任何其他人更清楚法律的真正含義。在客觀主義立場下,將舊法的某項意思設定為唯一可接受的意思,這本身就是一項新的命令。若宣稱立法者現在強加的意義向來就是該法源的真正含義,那不過是異想天開。
2) 若某一法源對過去產生作用,則具追溯效力。解釋性法律雖然不會廢除舊的法源,卻也不等同於舊法。法律條文已成為複合體,因其已將新法納入。若新法對過去予以規制,則必然具有溯及效力。……
由於具追溯效力,必須確保已經發生的狀況維持穩定。……
為了對是否受解釋性法律影響的情況給出一個一般性的觀念,我們可以說,它包含那些處於開放狀態且仍指引著當事人行動的所有情況,但不包含已經發生的情況,其效力已經消滅,僅保留已經確定產生的效果。”(見José de Oliveira Ascensão著《O Direito – Introdução e Teoria Geral》,第十三版,第563頁至第564頁)。
因此,在不排除有更好見解的前提下,我們認為,法院必須在遵守第16/2022號法律第63條所訂立的“解釋性規定”的內容和(有用)意思的前提下,適用第6/2022號行政法規第29條,換言之:如果涉及博彩中介人在娛樂場接受他人存放款項或籌碼的情況,則必須釐清這些款項和籌碼是否“用於娛樂場幸運博彩或經幸運博彩所贏取”(尤其是以承批人的兌換或博彩記錄為依據,見本終審法院2025年9月17日第124/2022號案、2025年10月10日第55/2022、104/2022號案、2025年10月31日第125/2022號案、2025年12月12日第135/2024號案、以及2025年12月19日第122/2024號案和第149/2024號案的合議庭裁判)。
有鑒於此,結合上述已認定及予以轉錄的事實,本院認為有關情節並不屬於第16/2022號法律第63條所規範的“情況”,故此本上訴案的解決辦法顯而易見。
決定
四、綜上所述,合議庭通過評議會裁定第二被告“丙公司”提起的上訴部分勝訴,撤銷初級法院所作的經被上訴的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確認的給付裁決中針對其的判處。
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和被上訴人按各自敗訴比例承擔。
作出登記及通知。
如果沒有新的問題,將卷宗適時送回初級法院,並作出必要附註。
……』
(詳見第673頁至第709頁背頁,連同將在下文提及的頁碼,為所有法律效力,相關內容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
接獲本合議庭裁判的通知後,原告甲對該裁判提出無效爭辯,理由詳述如下:
“(……)
一、關於因理由說明與裁判相矛盾而導致的無效(《民事訴訟法典》第571條第1款c項)
1.
《民事訴訟法典》第571條第1款c項規定,所持依據與所作裁判相矛盾,判決無效。
2.
這是司法裁判的內在瑕疵,即當法院所作的邏輯推演將必然導致產生某一特定的法律後果,卻採取了與先前所確定的前提不相容的解決辦法時,即屬此種瑕疵。
3.
正如LEBRE DE FREITAS所言(見於《A Acção Declarativa Comum à Luz do Código de Processo Civil de 2013》,第4版,第381頁):
“在所持依據與所作裁判之間不能存在邏輯上的自相矛盾;如果在判決的理由說明中,審判者遵循了某種思路,而這個思路指向某種結論,但審判者最終卻作出了有別於此的裁決,與之前的結論相對立或不一致,那麼這個對立情況將導致判決無效”。
4.
司法見解亦持相同立場,認為只要法院所採納的事實及法律前提與其據此得出的裁判結論之間欠缺邏輯上的一致性,即構成該規定所指的無效。——見於里斯本上訴法院2012年11月6日在第169487/08.3YIPRT-A.C1號案件中作出的合議庭裁判。
5.
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正屬此種情況。
6.
事實上,該合議庭裁判第36頁及第37頁明確指出:
『(……)法院必須在遵守第16/2022號法律第63條所訂立的“解釋性規定”的內容和(有用)意思的前提下,適用第6/2022號行政法規第29條,換言之:如果涉及博彩中介人在娛樂場接受他人存放款項或籌碼的情況,則必須釐清這些款項和籌碼是否“用於娛樂場幸運博彩或經幸運博彩所贏取”(尤其是以承批人的兌換或博彩記錄為依據)』(下劃線及粗體為我們所加)。
7.
這項陳述構成法院展開推理的核心前提。
8.
合議庭裁判本身指出“必須釐清”該等事實,即等於承認查明該等事實是用以確定某一情況是否屬於第16/2022號法律第63條所規定範圍的不可或缺前提。
9.
換言之,法院認為該規定的適用取決於對事實的具體查明:即查明所存入的款項是否確實被用於娛樂場幸運博彩,抑或經幸運博彩所贏取。
10.
既然這是法院本身所確認的前提,那麼邏輯上只能有一個後果。
11.
如果現有的事實事宜不足以回答該問題,那麼只能得出結論認為,已認定的事實不足以作出法律方面的裁判,因此應命令就該具體要點擴大事實事宜的範圍。
12.
然而,所發生的情況卻恰好相反。
13.
合議庭裁判在指出有必要查明該等事實之後,得出了以下結論:
“有鑒於此,結合上述已認定及予以轉錄的事實,本院認為有關情節並不屬於第16/2022號法律第63條所規範的‘情況’,故此本上訴案的解決辦法顯而易見”。
14.
換言之,法院先是指出必須查明某些事實,但到了最後卻基於先前已確定的事實事宜作出裁判,並未進行該項調查。
15.
因此,裁判的邏輯推演存在明顯的割裂。
16.
事實上,合議庭裁判所提出的兩項主張不可能同時成立。
17.
要麼,第16/2022號法律第63條的適用取決於該等事實的查明,在此情況下,不可避免地要承認存在事實事宜的不足,並命令擴大事實事宜的範圍;要麼相反,憑藉已查明的事實已足以對案件作出裁判,在此情況下,法院不得聲稱有必要查明該等事實。
18.
不能同時主張兩項前提。
19.
因此,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最終認定有必要進行某項調查活動,但隨後又認為該調查活動可以免除,並且對案件作出裁決,彷彿剛被認定為必須查明的事實已獲證實一般。
20.
這是理由說明與裁判之間真正的邏輯矛盾。
21.
此外,考慮到本案作出裁決時所處的訴訟階段,這一矛盾更加明顯。
22.
事實上,第16/2022號法律於2022年12月20日起才生效,而審判聽證則於2022年9月進行。
23.
在本案整個調查階段進行期間,尚不存在任何規定,使法院現時認為屬必要前提的證明具有法律上的重要性。
24.
因此,原告既沒有主張該等事實的責任,也不存在旨在查明該等事實的調查基礎,更沒有針對該事宜進行過專門的證據調查。
25.
正因如此,在法律上根本不可能像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所得出的結論那樣,認為已認定的事實事宜並不屬於適用第16/2022號法律第63條所指的“情況”。
26.
上訴人自己在其上訴理由的陳述中也明確承認了這一點。
27.
事實上,上訴人在其上訴理由陳述第109條中主張,應撤銷已進行的訴訟程序,並將卷宗發回初級法院,以便查明原告所存入的款項是否確實在上訴人的娛樂場內使用或經幸運博彩所贏取。
28.
並最終請求作出合議庭裁判,命令以下內容:
“應作出合議庭裁判,撤銷全部已進行的程序,並將卷宗發回初級法院,以便根據第63條的規定,查明所存入的款項是否在娛樂場內用於幸運博彩,或是否通過在上訴人的娛樂場內進行的博彩活動而贏得,從而了解第一被告在本案中的活動是否根據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29條的規定在娛樂場內進行,只有這樣,才能查明上訴人是否應根據上述規定承擔連帶責任。” (下劃線及粗體為我們所加)。
29.
也就是說,連上訴人自己也承認,現有的事實事宜不足以滿足其所主張的解釋所引發的要求。
30.
然而,該合議庭裁判最終仍採納了該規範性解釋,卻未採取由該解釋所必然得出的程序上的後果。
31.
因此,被上訴裁判最終要求被上訴人證明某些其法律重要性僅在訴辯書狀及證據調查階段結束後才顯現出來的事實,因此,主張及證明該等事實的訴訟權力已經不可避免地喪失。
32.
況且,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所採納的解釋,最終使得被上訴人承擔了因上訴人的自身不履行而產生的證據上的後果。
33.
事實上,第16/2022號法律第63條第2款對承批公司就兌換或博彩所作紀錄賦予了特別重要性。
34.
然而,卷宗內已證實該承批公司未履行對博彩中介人活動的法定監察義務。
35.
在此情況下,裁判最終恰恰是因為缺少相應的書面文件,而對原告作出了不利的裁決;然而,該等書面文件的製作與保存,原本取決於上訴人履行其法定義務,且法院亦已認定上訴人違反了該等義務。
36.
這一解決辦法難以與合議庭裁判本身所進行的邏輯推演相協調,從而進一步凸顯再(在)其所採納的理由說明與所作裁判之間存在矛盾。
37.
這種理解導致對辯論權、證據權及公平程序權作出不可接受的限制,並任意挫敗當事人對程序的正當期待。
38.
總而言之,法院所進行的邏輯推演必然只能導致如下後果:承認事實事宜不足以適用第16/2022號法律第63條,並決定擴大該事實事宜的範圍。
39.
而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則作出了與之相反的裁判,因而沾有《民事訴訟法典》第571條第1款c項規定的無效。
40.
因此,應對該合議庭裁判作出更正,並依據《民事訴訟法典》第650條的規定,同時配合該法典第6條第3款所規定的義務,決定擴大法院本身認定為重要的事實事宜,並將案件發回重審。
二、關於因遺漏審理而導致的無效(《民事訴訟法典》第571條第1款d項)
41.
在不影響前述內容的情況下,如不認為存在《民事訴訟法典》第571條第1款c項所規定的無效(這僅僅是作為純粹推理上的假設),則仍應根據同一條d項的規定,宣告該合議庭裁判因遺漏審理而無效。
42.
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563條第2款的規定,法院應解決當事人交由其審理的所有問題,但有關問題之裁判受其他問題之解決結果影響而無須解決者除外。
43.
當法院未審理當事人所提交且可能影響裁判方向的真正法律問題時,即存在因遺漏審理而導致的無效。
44.
本案正屬於這種情況。
1. 關於未分析第16/2022號法律第63條的法律性質
45.
被上訴人在其上訴答辯中明確提出以下問題:第16/2022號法律第63條第2款是否真正構成一項解釋性規範,抑或儘管立法者賦予其該等定性,其在實質上仍具有創新性。
46.
這是一項真正獨立的法律問題,對於確定上述規定可否適用於本案而言具有決定性。
47.
事實上,只有真正的解釋性規範才適用《民法典》第12條所規定的制度,並納入被解釋的法律之中,對該法律生效期間所形成的情況產生效力。
48.
反之,實質上具創新性的規範,則受《民法典》第11條第1款所確立的一般原則約束,根據該原則,法律只規範將來情況。
49.
因此,在將第16/2022號法律第63條(尤其是其第2款)適用於本案之前,法院本應審查該規定是否確實具有解釋性質,抑或相反,其相對於先前生效的制度引入了新的法律解決辦法。
50.
然而,這個問題從來沒有被分析過。
51.
事實上,該合議庭裁判僅提及第16/2022號法律透過其第63條引入了一項(被明確定性為)“解釋性”的規範。
52.
還指出,須確定將該規範定性為“解釋性”的規定時背後的立法意圖或立法意願。
53.
然而,該合議庭裁判從未對該規定的真正法律性質進行過分析。
54.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個合議庭裁判中,“解釋性規範”一詞由始至終一直被放置於引號內,這反映出法院已意識到立法上的定性本身並不足以解決該問題。
55.
儘管如此,該合議庭裁判從未就實際提出的法律問題作出回應。
56.
該合議庭裁判僅僅指出,正確的理解是:“解釋性法律具有追溯效力……”。
57.
但這種說法的前提恰恰就是有待證明的內容,即在聲稱解釋性法律產生追溯效力之前,必須就關鍵的先決問題作出裁定:有關規定是否真的屬於解釋性規範。
58.
這便是被上訴人向法院提出的問題。
59.
若法院沒有就影響實體裁判的重要問題發表看法,則存在遺漏審理,而涉及當事人主張的問題是重要問題。
60.
這些具體爭論對於解決要求法院表態的爭訟而言至關重要,若法院未表態則導致裁判無效。
61.
對這種問題所作的回答能夠徹底改變爭議的解決辦法。
62.
其實,如果認為第16/2022號法律第63條第2款具有實質上的創新性,那麼完全沒有理由將其適用於本案,從而影響合議庭裁判所遵從的整體法律架構。
63.
遺漏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因為有關規定不僅僅是在釐清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29條的範疇。
64.
相反,它還引入了並非源於舊制度且在第16/2022號法律開始生效後才存在的證明標準和證據方法。
65.
正如葡萄牙憲法法院2020年9月1日第417/2020號案的合議庭裁判所指出的那樣,解釋性法律的追溯效力是一種法律擬制:“顯然是一種時間上的擬制,即假定現在(解釋性法律開始生效時)的事實發生在過去(被解釋法律開始生效時)。解釋性規範的追溯效力源自這種擬制。”
66.
正因如此,若有關規範真的僅限於解釋以前生效的法律,則可以接受其具有追溯效力,但不能賦予那些具實質創新性的立法方案以追溯效力。
67.
實際上,某項規範自行宣稱其為解釋性規範是不夠的。
68.
如果某項法律被宣稱為解釋性法律,但實質上具有創新性,尤其是要求滿足一些不曾在訴辯書狀階段和審判階段要求的訴訟前提,那麼該法律因嚴重侵害法律的安定性而應受特別譴責。
69.
市民無法信賴第63條第2款所創設的規範,因此有關規範違反正當形成的安定期待。
70.
因此,存在《民事訴訟法典》第571條第1款d項規定的無效,因為法院沒有就被上訴人提出的具體法律問題發表看法——規範是否頂著“解釋性”的標籤,實際上卻設置並創立對於已經發生的事實而言屬全新且不可預見的證據要件。
2. 遺漏審理適用第16/2022號法律第63條的訴訟前提
71.
即使認為不存在上述遺漏審理的情況(我們對此不予認同),仍存在一個法院未予審理的法律問題。
72.
其實,本訴訟的所有程序步驟都發生在上述規定開始生效之前很久。
73.
訴訟於2021年3月提起,訴辯書狀階段在第16/2022號法律通過之前很久已經進行。
74.
審判聽證於2022年9月舉行,即上述法規最終版本通過之前,且遠早於其生效。
75.
2022年4月提交的法案最初版本中根本沒有現在的第63條,該條是在之後的立法程序中才被引入,是在細則性討論及表決會議的“檔口”。
76.
然而,即使假定法院認為該規範適用於本案,亦理應先解決一個絕對必要的程序問題:在該項規範存在之前,陳述和調查證據階段已經徹底結束,那麼如何使該條的適用與上述事實相協調?
77.
根據有效司法保護原則、公正原則和形式合適原則,法院本應依職權審理事實事宜不足的問題,該事宜對於所作法律裁判而言尤為關鍵。
78.
若“未審理爭議裁判所必需的依職權審理的技術問題”,則同樣存在遺漏審理——見最高司法法院2018年2月8日第633/15.0T8VCT.G1.S1號案的合議庭裁判。
79.
但合議庭裁判對此隻字未提。
80.
法院未預先解決將其所主張的解決方案適用於具體案件所不可或缺的程序前提便逕行作出裁判,從而遺漏審理一項必要問題,這必然違反有關、證據調查和辯論的程序規則。
81.
因此同樣存在《民事訴訟法典》第571條第1款d項規定的無效。
綜上所述,應裁定本聲明異議理由成立,並繼而,
a) 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571條第1款c項的規定,宣告合議庭裁判因依據與裁判相矛盾而無效;
b) 作為補充,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571條第1款d項的規定,宣告該合議庭裁判因遺漏審理應依職權審理的根本法律問題而無效;
c) 不論是以上哪一種情況,都應該改正合議庭裁判,並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650條的規定,決定將案卷發回以便重新審理本案,並擴大事實事宜範圍;
d) 若不這樣認為,則應補正遺漏審理的情況,明確審理被上訴人提出的關於第16/2022號法律第63條第2款的實際性質及其能否適用於本案的法律問題』(詳見第717頁至第724頁背頁)。
*
經進行法定程序,接下來予以審理。
二、理由說明
如前所述,原告指本院作出的合議庭裁判因沾有依據與裁判相矛盾以及遺漏審理的瑕疵而無效。
然而,這顯然毫無道理。可以說,正如下文具體理由顯示的,本附隨事項不過是對“不認同權”之行使的一個不成功例子。
不然,我們看看。
1、眾所周知,若依據與裁判之間邏輯上相互矛盾,例如理由說明指向判處被告,但最終裁判卻開釋被告,則存在因依據與裁判相對立而導致的無效。
如果法官對有關事實不當地適用或解釋法律,此時,我們面對的不是判決無效,而是審判錯誤。1
因此,它指的是邏輯推理過程中出現的矛盾,審判者根據其所查明的事實和法律前提,從中推演出要作出的裁判。因此,為此目的,判決所認定的事實與程序中已查明的其他事實之間所謂的矛盾並不重要。在這種情況下,可能存在審判錯誤,但不導致裁判無效。2
因此,相關合議庭裁判並不存在“依據與裁判相矛盾而導致的無效”,因為異議人實際想要爭論的是對事實事宜所進行的審理,以及由此作出的最終裁判。
具體來說。
申請人在其冗長的訴狀中主要指出:
合議庭裁判寫道:
— 『(……)法院必須在遵守第16/2022號法律第63條所訂立的“解釋性規定”的內容和(有用)意思的前提下,適用第6/2022號行政法規第29條,換言之:如果涉及博彩中介人在娛樂場接受他人存放款項或籌碼的情況,則必須釐清這些款項和籌碼是否“用於娛樂場幸運博彩或經幸運博彩所贏取”(尤其是以承批人的兌換或博彩記錄為依據)』;並稱,
— 『合議庭裁判本身指出“必須釐清”該等事實,即等於承認查明該等事實是用以確定某一情況是否屬於第16/2022號法律第63條所規定範圍的不可或缺前提』;以及
— 『如果現有的事實事宜不足以回答該問題,那麼只能得出結論認為,已認定的事實不足以作出法律方面的裁判,因此應命令就該具體要點擴大事實事宜的範圍』;
— 『然而,所發生的情況卻恰好相反』(見上述訴狀第6點、第8點、第11點及第12點)。
儘管,對此給予應有尊重,但是,我們仍要指出,申請人顯然錯誤地理解了上述裁判就有關具體問題所作闡述的真正含義。
其實,裁判真正想要表達的意思是,由於本案直接適用第16/2022號法律第63條的規定,故此有必要查明申請人所追討的款項是否真的“用於博彩,或經博彩贏取”,而鑒於該“事實”未獲證實,因此其所提出的主張必然不能成立。
這——也只有它——才是有關合議庭裁判的邏輯推理過程和所作出的解決辦法,因為該裁判同樣清楚明確地指出,若要成立原告主張的“承批公司的連帶責任”,必須在本案中證明“所追討的款項是用於博彩或經博彩贏取”。
本案中,申請人在其起訴狀中已承認,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自認,該等款項僅僅是“轉賬”至其賬戶中(見起訴狀第21條、第31條、第32條和第35條),因此,在此只需重申我們在有關裁判中最終得出的結論,即“本案並不屬於第16/2022號法律第63條所規定的範疇”,無需贅述其它理據。
2、申請人還指責本終審法院的合議庭裁判沾有因遺漏審理的瑕疵而無效。
然而,我們知道,只有當法院沒有對已提出的問題或法院依職權應予審理的問題表明立場時,才存在該“瑕疵”3——只要簡單閱讀一下合議庭裁判及有關文書,便可以毫不費力地得出以下結論:透過提出“無效爭辯”,申請人只不過是希望法院再次審理已經清晰且明確地審理過的“問題”,試圖利用本附隨事項規避本院所作合議庭裁判的“不可上訴性”,從而不惜一切代價地試圖對已經決定的事項,依其堅持的觀點而重開討論,以阻止目前這宗訴訟獲得其正常及應有的“審結”。
眾所周知,儘管訴訟中一方當事人或上訴人的“不認同”、“不滿”乃至極度深刻的“不快”值得我們給予充分的尊重,但是它們並不構成法條所盡數列舉的任何一種司法裁判“無效的原因”(見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571條),而對於目前所主張及指責的遺漏審理,情況亦是如此。
從上述理由可見,事實上,申請人純粹是對本院在本案中作出的“解決辦法”持有不同見解,在已經用盡所有可以使法院對已裁決事項作出再次審查的上訴手段的情況下,訴諸附隨事項,變相將無效爭辯作為一個“新的上訴審級”,然而,這明顯不符合現行民事訴訟及司法制度中的規定。
儘管如此,我們還需作出以下補充。
首先,關於申請人所提出的“未審理第16/2022號法律第63條第2款究竟是具有解釋性還是創新性的問題”,我們認為,相關問題在所作裁判中已經予以適當考慮及衡量。儘管該問題在學理上具有一定的重要價值,但如何再作闡述亦完全不會令已作出的解決辦法發生任何改變;同時,我們亦認為,該事項並不構成本法院須通過更為詳盡的理由說明來審理及表態的“問題”。
關於異議人所提出的“擴大事實事宜範圍和重新審判”的主張,同樣沒任何道理,因為,一方面,鑒於已經就申請人實際提出的主張而陳述的內容,以及前文所指第63條直接適用於像本案這樣的待決案件,這項請求已經顯得毫無道理,另一方面,本案亦不具備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650條規定的法定條件。
因此,只能作出如下決定。
三、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通過評議會決定駁回無效爭辯,完全確認本終審法院在2026年7月1日的合議庭裁判中所作的裁決。
訴訟費用由申請人承擔,司法費定為15個計算單位。
作出通知。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6年10月21日
蔡武彬 (裁判書製作人)
宋敏莉 (第一助審法官)
馮文莊 (第二助審法官)
1 見Viriato de Lima著《Manual de Direito Processual Civil – Acção Declarativa Comum》,第三版,第569頁。
2 見Jacinto Rodrigues Bastos著《Notas ao C.P.C.》,第三冊,第三版,第194頁。
3 見本終審法院2025年1月15日第137/2024-I號案、2025年6月6日第59/2022號案、第75/2023號案、2025年7月11日第57/2025-I號案、2025年7月25日第124/2024號案、2025年9月26日第66/2022號案、2025年12月5日第36/2023-I號案和2026年5月15日第84/2024-I號案的合議庭裁判,亦可參閱Antunes Varela著《Manual de Processo Civil》,第二版,第690頁,A. Varela發表於《Revista de Legislação e Jurisprudência》雜誌上的文章,載於第122年,第112頁,以及Viriato de Lima著《Manual de Direito Processual Civil – Acção Declarativa Comum》,第三版,第536頁。
---------------
------------------------------------------------------------
---------------
------------------------------------------------------------
00第10/2024-I號案 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