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4/2026號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嫌犯)A
日期:2026年10月8日
主要問題:特別減輕、量刑過重、虛假之證言罪
摘要
關於刑罰特別減輕,中級法院在第934/2025號裁判中曾提到:
“《刑法典》第66條第1款規定了特別減輕刑罰的一般要件,即‘在犯罪之前或之後或在犯罪時存在明顯減輕事實之不法性或行為人之罪過之情節,或明顯減少刑罰之必要性之情節’。
《刑法典》第66條第2款還特別列出數種明顯減輕罪過的情節表現,如行為人在嚴重威脅之影響下,或在其所從屬或應服從之人之權勢影響下作出行為;行為人基於名譽方面之原因,或因被害人本身之強烈要求或引誘,又或因非正義之挑釁或不應遭受之侵犯而作出行為;行為人作出顯示真誠悔悟之行為,行為人在實施犯罪後長期保持良好行為;事實所造成之後果特別對行為人造成損害;行為人在作出事實時未滿十八歲等情節。
三、即使存在第66條第2款所列舉之情節,也不必然導致刑罰的特別減輕,因需要符合同條第1款所規定的實質要件,即在犯罪之前或之後或在犯罪時存在明顯減輕事實的不法性或行為人的罪過,或明顯減少刑罰必要性的情節。”
我們贊同上述的見解。
換言之,即使上訴人對被指控的事實作出毫無保留的自認,也不代表便能自動地獲得刑罰的特別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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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映霞(裁判書製作人)
第324/2026號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嫌犯)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書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指控嫌犯A以直接正犯及既遂的方式觸犯了《刑法典》第32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作虛假之證言罪。
經初級法院刑事法庭審理後,主理法官於2026年1月22日在第CR1-25-0199-PCS號卷宗中,作出如下判決:1
1) 嫌犯A,以直接正犯及在犯罪既遂的情況下觸犯了《刑法典》第32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作虛假之證言罪,判處七個月徒刑;根據《刑法典》第48條之規定,暫緩執行該徒刑,為期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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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犯(上訴人)A不服上述判決,向本院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卷宗第133頁至第136頁背頁的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當中的結論內容如下:
1) 上訴人被判處以直接正犯和既遂的方式觸犯了一項《刑法典》第32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虛假之證言罪」,判處7個月徒刑,根據《刑法典》第48條之規定,暫緩執行該徒刑,為期二年。
2) 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中關於量刑的部份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的瑕疵。
3) 根據被上訴判決顯示,上訴人初犯,在審判聽證中完全承認被指控之事實,顯示其已清晰認識自身過錯,並具有真誠悔悟之態度。
4) 初級法院法官閣下(Tribunal“a quo”)在確定刑罰份量時,應考慮有關事實及《刑法典》第66條第2款c項之規定,因上訴人作出顯示真誠悔悟之行為獲特別減輕刑罰。
5) 其次,原審法院雖已考慮了《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之規定,並作出相應之刑罰,但是上訴人認為被上訴之裁判未有作出全面及充分的考慮。
6) 被上訴判決在本案所作出的決定未能真正體現《刑法典》第40條第1款和第65條的立法精神;在考慮到上訴人的犯罪情節之嚴重性、有關犯罪行為對社會帶來之影響、上訴人犯罪前科後,在針對上訴人的行為作出量刑時理應判處較被上訴判決所科處的刑罰為輕的處罰,方能符合罪刑相適應的原則。
7) 如前所述,上訴人在庭上詳細坦承犯罪的情況,作出了毫無保留的自認,都是為了彌補犯罪之後果。
8) 根據庭審所查明之上訴人的個人狀況,其需供養父母,二名女兒及前妻,其可稱上家庭經濟支柱之一。
9)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上訴人為初犯,此前一直奉公守法,此次僅是上訴人的首次犯案。
10) 根據澳門《刑法典》第324條第1款的規定,「虛假之證言罪」可處六個月至三年徒刑,或科不少於六十日罰金。
11) 被上訴判決指出,“就本案而言,鑒於嫌犯非為本澳居民,本法庭認為選科徒刑方足以實現處罰的目的,達至預防犯罪。”
12) 在對不同意見給予應有的尊重下,上訴人不同意有關見解。
13) 正因為上訴人為內地居民,對澳門的法律確有不熟悉之處,其犯罪動機部分源於對法律之無知,主觀惡性相對較輕。
14) 被上訴判決僅因上訴人非為本澳居民,未考慮上述所指對上訴人所有有利之情節,以及在符合特別減輕規定的情況下,判處其1年徒刑,暫緩2年執行,上訴人認為實屬明顯過高。
15) 考慮到上訴人個人情況、悔罪表現、初犯、家庭負擔等眾多有利情節,上訴人認為初級法院法官閣下(Tribunal“a quo”)對其科處的刑罰是不適度的,存有減刑的空間。
16) 綜上所述,請求裁決本上訴理由成立,並改為對上訴人科處罰金。
*
駐初級法院的助理檢察長閣下就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卷宗第138頁至第143頁的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當中的結論內容如下:
經分析有關判決書及審查卷宗內的所有事實及證據,檢察院對上訴人之上訴及理由不予認同。
1) 首先,關於應否適用罰金刑方面,我們知道,澳門《刑法典》第64條確定了選擇刑罰之標準:“如對犯罪可選科剝奪自由之刑罰或非剝奪自由之刑罰,則只要非剝奪自由之刑罰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法院須先選非剝奪自由之刑罰。”
2) 以上條文規定了選科刑罰之標准及一般原則,即在選科剝奪自由之刑罰或非剝奪自由之刑罰時,一般優先選科非剝奪自由之刑罰,但此種優先選擇並不是絕對的,而是有條件及相對的,必須視乎非剝奪自由之刑罰是否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當非剝奪自由之刑罰未能適當及未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時,法院則應選科剝奪自由之徒刑。
3) 雖然上訴人為初犯,及在庭審聽證中選擇自認,但是根據本案之已證事實,檢察院認為,對上訴人科處罰金並不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
4) 根據判決書第四段的已證事實,上訴人曾向刑事起訴法庭法官表示「其為涉案店舖的投資人,約於2023年4月或5月開始共投資約1,000,000元至涉案店舖,……」(參見卷宗第125頁背面及126頁)。由此可見,上訴人的經濟狀況優越,按照一般經驗,判處罰金顯然對其不會產生足夠的阻嚇力,因此有必要選擇徒刑。
5) 對於是否應對上訴人適用《刑法典》第66條的刑罰之特別減輕的問題。檢察院認為,雖然上訴人在庭審期間完全及毫無保留地承認實施了被控訴之犯罪事實,然而,經審閱卷宗資料,尤其是經分析第9716/2024號偵查卷宗資料,我們不難發現,上訴人是有關偵查案件的關鍵證人之一,根據其案發當日(2024年8月5日)的初始證言內容(參見判決書第二段已證事實),無疑足以判定該案嫌犯(D)之行為觸犯了一項「不合規範的僱用罪」,然而翌日(2024年8月6日)上訴人在刑事起訴法庭以證人身份作供未來備忘聲明時,卻完全推翻前一日的證言,致該案證據斷裂,難以核實前後兩個版本的證言究竟何者為真實(儘管上訴人前後兩個版本的聲明或證言必定有一個屬於虛假證言)。
6) 因此,上訴人的兩個版本的證言,一方面會導致有關「不合規範的僱用罪」之偵查案件難以定案,造成縱容犯罪之實際危險,妨礙了司法公正;另一方面,即使在本案庭審聽證中,上訴人選擇自認,我們實際上亦難以斷定其自認的口供內容是否屬實。
7) 是故檢察院認為,上訴人在本案中的所謂自認,實屬無法核實的形式上的自認,而非實質上的自認,根本不屬於真誠悔悟,不符合《刑法典》第66條的特別減輕情節。
8) 因此,參照澳門《刑法典》第40 條及第65條所規定的刑罰之目的、量刑的原則及應考慮的情節因素,檢察院認為原審判決在對上訴人確定刑罰及量刑時並没有違反任何法律規範,不存在適用法律方面的瑕疵。
9) 尤其是經審視判決書可知,原審法院在量刑時確已全面考慮及衡量了上訴人所犯罪案的具體事實及相關的情節因素,充分考慮了對上訴人有利及不利的情節,在被上訴的判決中清楚地指出了量刑的依據及具體情節的考量。(參見卷宗第127頁背面及第128)
10) 從一般預防的角度來看,作虛假證言不僅妨礙司法公正的實現,還會影響司法機關發現事實真相,甚至可能造成誤判之惡果,為杜絕同類案件的發生,實有必要強化一般預防以儆效尤。
11) 根據《刑法典》第324條第1款之規定,「作虛假之證言罪」可被科處6個月至3年徒刑,而原審法庭對上訴人所觸犯一項該罪僅判處7個月徒刑,緩期2年執行。不難發現,以上判刑僅略高於有關法定刑幅的下限,與刑罰上限相距尚遠。
12) 檢察院認為,以上量刑顯示原審法庭已經綜合考慮了上訴人所指其在庭審聽證中毫無保留的自認及其為家庭經濟支柱等情節因素。是故,針對上訴人之量刑,並不存在過重的情況,也就不存在減刑空間。
13) 綜上所述,並考慮到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之需要,檢察院認為原審法院判處上訴人7個月徒刑,緩期2年執行,以其罪過的程度及情節而言,應屬適當,並不過重,没有違反澳門《刑法典》第65條及第66條之規定,不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 款所規定的“錯誤適用法律”之瑕疵。因此,應駁回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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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本院的助理檢察長閣下提交了法律意見書(卷宗第153頁至第155頁背頁的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當中的結論內容如下:
上訴人所謂被上訴裁判對其量刑過重的上訴理由不成立,本案應駁回上訴並維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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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本法庭依法由獨任庭對本案進行審理,證實下列之事實:
一、
2024年8月5日晚7時10分治安警察局警員接報到氹仔xxxxxx地下的「B」雪茄店調查時,目睹店內除A(嫌犯)坐在收銀枱位置外並無其他員工。
嫌犯為內地居民,只可向警員出示其持有的中國護照,無法出示可在本特區受僱工作之合法身份文件。
經嫌犯同意警員在其右褲袋內搜出一條開啓該店大門的鎖匙。此外,在其背包內發現4張以上述店舖名義入貨之單據。
「B」雪茄店由「C有限公司」開設,作為該公司股東之一的“D”負責「B」雪茄店的日常營運、人手安排及招聘等事務。
二、
同日晚9時嫌犯以證人身份就該案件在治安警察局接受詢問時,向治安警察局25XXXX號警員E表示「於2024年6月中旬(正確日字已忘記),“D”詢問本人是否有意前往由對方所投資的「B」從事店務員之工作,經其本人答允後,對方便將該店之閘門鑰匙給本人,其本人於2024年7月上旬自行前往上址店舖工作,至今已在上址工作約十天,但因工作不足一個月,故仍未收取任何報酬。」「“D”是知悉本人在本澳沒有合法工作許可,而“D”仍然聘用本人在「B」內從事工作。」。(見卷宗第10頁的詢問筆錄,此處視為全文轉錄)
三、
嫌犯清楚知道以證人身份作證時,須如實作答。
四、
檢察院因此開立第9716/2024號刑事偵查卷宗。
翌日(6日)嫌犯以該案證人身份在初級法院刑事起訴法庭進行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筆錄時經宣誓不確認其在治安警察局所錄取的證言,並且向法官表示「其為涉案店舖的投資人,約於2023年4月或5月開始共投資約1,000,000元至涉案店舖,當時是將有關資金交予嫌犯(即“D”),故證人每月月頭都會到涉案店舖對數,以核對該店舖有否任何盈餘。」、「其約於2023年7月份或8月份開始,證人約於每月會到涉案店舖一次,但沒有固定日期或時間,證人可自由選擇何時前往,且主要目的是為著核對數目。」、「其並非涉案店舖的員工。」。(見卷宗第58、59頁的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筆錄,此處視為全文轉錄)
五、
嫌犯聲稱其在治安警察局所作之聲明是虛假的。
六、
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明知治安警察局作為有權限接收作為證據方法之陳述的刑事警察機關,在以證人身份接受調查作出聲明期間,明知其所言不實,仍作出與事實不相符之陳述,以誤導有關執法部門。
七、
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爲是法律所禁止,會受到法律之相應制裁。
*
同時,亦證實下列事實: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嫌犯在自由意思及在不受任何脅迫下作出完全及毫無保留的自認。
嫌犯的個人狀況如下:
每月收入約為港幣十萬元。
需供養父母、二名女兒、前妻。
嫌犯學歷為大專。
*
經庭審未查明的事實:
未獲證實之事實:沒有。
*
三、法律方面
除了須依職權審理的問題,上訴法院只解決上訴人具體提出的並由其上訴理由闡述結論所界定的問題,結論中未包含的問題轉為確定。2
經分析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後,本案的核心問題如下:
1) 特別減輕;
2) 量刑過重。
*
上訴人指責原審法院未有特別減輕上訴人的刑罰,也沒有考慮所有對上訴人有利的因素,存在量刑過重的瑕疵。
駐初級法院及駐本院的兩位檢察院司法官均認為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
接著,讓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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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別減輕:
上訴人認為其屬初犯、完全承認控罪、知錯及表現出真誠的悔意,但原審法院未有按《刑法典》第66條第2款c項的規定特別減輕其刑罰。
《刑法典》第66條第1款及第2款c項規定:
“一、除法律明文規定須特別減輕刑罰之情況外,如在犯罪之前或之後或在犯罪時存在明顯減輕事實之不法性或行為人之罪過之情節,或明顯減少刑罰之必要性之情節,法院亦須特別減輕刑罰。
二、為著上款之規定之效力,尤須考慮下列情節:
…….
c) 行為人作出顯示真誠悔悟之行為,尤其係對造成之損害盡其所能作出彌補;”
關於刑罰特別減輕,中級法院在第934/2025號裁判中曾提到:
“《刑法典》第66條第1款規定了特別減輕刑罰的一般要件,即‘在犯罪之前或之後或在犯罪時存在明顯減輕事實之不法性或行為人之罪過之情節,或明顯減少刑罰之必要性之情節’。
《刑法典》第66條第2款還特別列出數種明顯減輕罪過的情節表現,如行為人在嚴重威脅之影響下,或在其所從屬或應服從之人之權勢影響下作出行為;行為人基於名譽方面之原因,或因被害人本身之強烈要求或引誘,又或因非正義之挑釁或不應遭受之侵犯而作出行為;行為人作出顯示真誠悔悟之行為,行為人在實施犯罪後長期保持良好行為;事實所造成之後果特別對行為人造成損害;行為人在作出事實時未滿十八歲等情節。
三、即使存在第66條第2款所列舉之情節,也不必然導致刑罰的特別減輕,因需要符合同條第1款所規定的實質要件,即在犯罪之前或之後或在犯罪時存在明顯減輕事實的不法性或行為人的罪過,或明顯減少刑罰必要性的情節。”
我們贊同上述的見解。
換言之,即使上訴人對被指控的事實作出毫無保留的自認,也不代表便能自動地獲得刑罰的特別減輕。
正如駐初級法院的助理檢察長提到,上訴人作為針對D所開立的「不合規範的僱用罪」的證人(而且具有查明事實真相的關鍵作用),但卻在警方及刑事起訴法庭講述兩個截然不同的事實版本;根據已證事實,上訴人所作的該等虛假證言直接及必然地妨礙了檢察院就D所開立的前述偵查案件的調查工作,繼而妨礙了司法公正的實現。
所以,即使上訴人屬初犯、作出毫無保留的自認,但我們並沒有看到案中還有哪些因素足以反映上訴人具備“犯罪之前或之後或在犯罪時存在明顯減輕事實的不法性或行為人的罪過,或明顯減少刑罰必要性的情節”。
因此,即使原審法院未有特別減輕對上訴人所科處的刑罰,也不存在適用法律錯誤的問題。
上訴人在這裡所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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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量刑過重:
上訴人在這裡指責原審法院未有考慮對上訴人所有有利的情節,存在量刑過重的瑕疵。
根據《刑法典》第324條第1款的規定,針對現時檢察院對上訴人所指控的一項「虛假之證言罪」,可處6個月至3年徒刑,或科不少於60日的罰金。
原審法院在選擇刑罰及量刑時提到:
“《刑法典》第六十四條(選擇刑罰之標準)規定:
如對犯罪可選科剝奪自由之刑罰或非剝奪自由之刑罰,則只要非剝奪自由之刑罰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法院須先選非剝奪自由之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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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案而言,鑒於嫌犯非為本澳居民,本法庭認為選科徒刑方足以實現處罰的目的,達至預防犯罪。
在查明罪狀及檢閱抽象之刑罰幅度後,現須選擇刑罰及作出具體之量刑。
在量刑方面,根據《刑法典》第四十條及第六十五條的規定,須按照行為人的罪過和預防犯罪之要求來確定,同時也須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罪狀之情節,例如:
1) 事實之不法程度、實行事實之方式、事實所造成之後果之嚴重性,以及行為人對被要求須負之義務之違反程度;
2) 故意或過失之嚴重程度;
3) 在犯罪時所表露之情感及犯罪之目的或動機;
4) 行為人之個人狀況及經濟狀況;
5) 作出事實之前及之後之行為,尤其係為彌補犯罪之後果而作出之行為;
6) 在事實中顯示並無為保持合規範之行為作出準備,而欠缺該準備係應透過科處刑罰予以譴責者。
*
按照上述的量刑標準,同時考慮到在本個案中的具體情節,尤其嫌犯為初犯及為非本澳居民,故意程度較高,犯罪嚴重程度中等,明知治安警察局作為有權限接收作為證據方法之陳述的刑事警察機關,在以證人身份接受調查作出聲明期間,仍作出與事實不相符之陳述,本法庭認為嫌犯觸犯《刑法典》第32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作虛假之證言罪,判處七個月徒刑最為適合。
根據《刑法典》第48條之規定,考慮到嫌犯之人格、生活狀況、犯罪前後之行為及犯罪之情節,考慮本案具體情況,尤其嫌犯屬初犯,本法庭認為現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已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故暫緩執行上述徒刑,為期二年。”
針對刑罰的選擇,原審法院認為上訴人為非本地居民,並認為選科徒刑方足以實現處罰及預防犯罪的目的。
對於原審法院的這項決定,本院是予以認同的。
事實上,在本澳的司法實踐當中,我們對外來犯罪者會有較高的預防犯罪要求,因為他們來去自如,有更便利的規避法律責任的條件。
至於具體的刑罰份量方面,針對上訴人所觸犯的「虛假之證言罪」,其抽象刑幅(徒刑)的下限為6個月的徒刑,原審法院現時所定出的刑罰僅略高於該下限,完全沒有不適度的情況。
至於緩刑,原審法院已按照《刑法典》第48條的規定,在1年至5年的緩刑期限當中,裁定暫緩2年執行對上訴人所科處的徒刑。
同樣,由於這項決定並沒有明顯違反一般經驗法則及適度原則的情況;因此,本上訴法院沒有介入的空間。
基於此,上訴人在這裡所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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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被上訴之決定。
針對本上訴程序,判處上訴人繳付4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及其他訴訟負擔。
依法作出通知及採取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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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8日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盧映霞
(裁判書製作人)
譚曉華
(第一助審法官)
周艷平
(第二助審法官)
1 雖然控訴書及被上訴的判決均沒有提到犯罪的主觀方式,但根據控訴及裁判邏輯,這裡應該理解為以故意方式實施的犯罪。
2 參見中級法院於2001 年 5 月 3 日在第18/2001 號上訴案的合議庭裁判、中級法院於2003 年6月5日在第103/2003號上訴案的合議庭裁判、中級法院於2025 年11月27日在第861/2025號上訴案的合議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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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324/2026 第13頁,共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