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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4/2026號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
日期:2026年10月8日
主要問題:實況筆錄、刑事告訴、加重侮辱罪、不法之錄製品及照片罪

摘要

  刑事偵查機關所作成的實況筆錄,是一種將刑事不法行為告知當局的檢舉行為,即履行《刑事訴訟法典》第225條第1款所指的檢舉義務,我們不應將之與提起刑事告訴相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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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映霞(裁判書製作人)








第764/2026號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書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刑事起訴法庭起訴嫌犯A以直接正犯及既遂的方式觸犯兩項《刑法典》第175 條第1款結合第178 條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侮辱罪」;以及一項《刑法典》第191條第2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之錄製品及照片罪」。
  經初級法院刑事法庭審理後,主理法官於2026年6月24日在第CR5-26-0053-PCS號卷宗中,作出如下判決:1
1) 嫌犯A被指控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兩項《刑法典》第175 條第1款結合第178 條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侮辱罪」,及一項《刑法典》第191條第2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之錄製品及照片罪」,因欠缺適當告訴,根據《刑法典》第182條及第193條,以及《刑事訴法典》第38條的規定,裁定本訴訟程序終結。
*
  檢察院(上訴人)不服上述判決,駐初級法院的檢察官閣下向本院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卷宗第209頁至第213頁的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當中的結論內容如下:
1) 原審法院認為執法人員依法作成實況筆錄並不能等同提出刑事告訴,經審查卷宗書證,在法律規定的告訴期間內,沒有任何文件證據記載兩名被害人曾經直接、明確地表達過提出追究嫌犯刑事責任此一意願,由於兩名被害人未於案發當日,及此後的六個月期間內,作出適當告訴,而本案嫌犯被指控的均為半公罪,刑事程序的進行取決於被害人的告訴,因此,應裁定本訴訟程序因欠缺適當告訴而終結。
2) 在尊重不同的專業意見的前提下,我們認為被上訴判決有關被害人B的部份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的『法律理解錯誤』的瑕疵。
3) “告訴”是一項工具,透過該工具告知有權限當局,存在實施半公罪的不法事實的情況,並要求針對行為人開展刑事訴訟程序。
4)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8條第1款的規定“如非經告訴不得進行刑事程序,則為使檢察院能促進訴訟程序,具有正當性提出告訴之人將事實告知檢察院係屬必需。”,換言之,為着檢察院可以展開刑事訴訟程序,必須由具有告訴權的人將犯罪事實告知檢察院。
5) 在“告訴”的表現形式方面,《刑法典》及《刑事訴訟法典》均沒有作出具體規定,換言之,“告訴”可以任何形式作出,只要能使人明白或理解告訴權人有明確意圖對某一事實進行刑事訴訟程序即可。
6) 在本案中,作為「不法之錄製品及照片罪」的被害人B為海關人員,在被嫌犯進行拍攝後立即將有關犯罪事實報告上級(副關務督察C),被害人B向嫌犯發出口頭拘留令,由上級製作實況筆錄,並按照法定程序以涉嫌觸犯「不法之錄製品及照片罪」將嫌犯及被害人B等相關人士送交檢察院偵訊。期間,被害人B從沒有表示不追究嫌犯的刑事責任。相反,被害人B於其後到檢察院接受詢問時表示繼續追究嫌犯的刑事責任。在審判聽證期間被害人B再次表示追究嫌犯的刑事責任。
7) 通過被害人B作出的一系列行為(包括:案發後將此事報告上級、對嫌犯進行拘留、採取法定措施、與嫌犯一同前往檢察院應訊、其後向檢察院表示繼續追究嫌犯的刑事責任、在庭上表示追究嫌犯的刑事責任),能清楚顯示出被害人B追究嫌犯刑事責任的意願及意圖,我們不認為被害人B的行為是應上司的命令而非基於其本人的意願而作出。
8) 立法者為何在刑事法律中對某些情況要求第三人透過“告訴”這個制度作出積極參與呢?理由來自三個方面:第一、刑事政策的原因,面對某些刑事不法訴訟,不建議有權限公共當局超前於特定被害人,在後者不作出追撃下,以自己名義及作出追撃。第二、涉及不濫用干預原則,禁止有關當局介入主要參與者(行為人及受害人)涉及個人領域的事實,而有關情況不會對社會法益造成深度打擊,且本身當事人之間可以自行解決,不會對社會安寧帶來犧牲的危險。第三、涉及個人隱私的原因,在某些犯罪中,不想將涉及個人的親密生活在刑事訴訟中披露,否則變相將為保護法益的刑事追撃手段,成為對法益所有人造成傷害。因此,在上述所有情況中,在進行追撃時應優先考慮有關利害關係之人的意思自決,因為當中所涉及的犯罪原則上對社會基本價值不構成暴力侵害,而在公權維護介入之前應由受害人先作表態 。
9) 從“告訴”制度設置的理由來看,這個制度之目的是以被害人的利益作考量,重點在於尊重被害人的意願,並非為難被害人,也不是要求被害人履行相比於公罪更嚴格的手續,我們認為告訴的形式應該從維護被害人的利益出發,否則將會曲解有關制度背後之目的。
10) 正如Manuel Leal-Henriques所說道:“雖然我們在上文指出了告訴要比檢舉的內容多,不僅要有單純的科學表示(關於作出犯罪的資訊),而且還要有意思表示(就犯罪要求刑事程序的開展),但是我們接受,由具正當性作出告訴之人就刑事不法事實作出舉報(欠缺了明確意思表示進行程序的意願),可作為含蓄的告訴,並產生所有效力,使檢察院具有正當性開展偵查。”。
11) 就本案而言,被害人B作出的一系列行為不僅能表達出被害人B追究嫌犯刑事責任的意願,更構成推動程序進行的訴訟行為,而檢察院開展及推動有關訴訟程序也是按照被害人B的意願而進行。
12)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被害人B的行為應視為已提出了“告訴”,因而有關嫌犯A被指控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191條第2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之錄製品及照片罪」應判處罪名成立。
13) 基於此,懇請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判處上訴理由成立,廢止原審裁判,並裁定嫌犯罪名成立,如認為不可能對案件作出裁判,則請求命令將卷宗發還重審。
*
  嫌犯A對上訴人(檢察院)所提出的上訴作出了答覆(卷宗第217頁至第221頁的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當中的結論內容如下:
1) 原審法院在判決中裁定:
“嫌犯A被指控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兩項《刑法典》第175條第1款結合第178條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侮辱罪」,及一項《刑法典》第191條第2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之錄製品及照片罪」因欠缺適當告訴,根據《刑法典》第182條及第193條,以及《刑事訴訟法典》第38條的規定,裁定本訴訟程序終結。”
2) 上訴人不服原審法院作出的判決(下稱:「被上訴的判決」),並以《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的規定,繼而提起本上訴。
3) 上訴人針對被上訴判決而提出上訴的理由主要為“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8條的規定”。
4) 然而,在給予充分尊重前提下,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之上訴理據均未能表示認同,理由如下:
5) 首先,原審法庭在判決中指出:“Manuel Lopes Maia Gonçalves在其著作中引述了葡萄牙法院的判決,指出依法律所規定而製作了實況筆錄,並不能被視為已經行使了告訴權。
此一見解亦被中級法院2003年6月19日第202/2002號裁判所採納及引述。裁判指出「當任何力當局的人員親自目睹了對其本人的“侮辱的不法行爲”的發生而製作了相應的《實況筆錄》,只有在其於《實況筆錄》中或案中其它地方毫不含糊地表示刑事追究該侮辱行為時,才可視為已經行使了對該侮辱行為的告訴權”,而不能以他所製作的《實況筆錄》以代替法律所要求的“提出告訴權”的行為,而產生足以使檢察院對一準公罪提出刑事訴訟具有正當性的效力。」
此外,中級法院2025年12月11日第405/2025號裁決,亦對告訴權的行使作出了精闢的分析和見解。裁判指出「提出告訴可以任何方式作出,可以是書面的、可以是口頭聲明轉錄為書面的,但是必須事實作出陳述、並以嚴謹的聲明、清晰表達針對作出有關事實之人追究相關行為之刑事責任的意願。
換言之,無論以什麼形式提出告訴,要求:
- 對事實作出陳述:
- 以嚴肅的聲明、並在明白其聲明之法律後果的情況下,清晰表達針對作出有關事實之人追究相關行為之刑事責任的意願。」
本院同意上述見解。執法人員依法作成實況筆錄並不能等同提出刑事告訴。經審查卷宗書證,在法律規定的告訴期間內,沒有任何文件據記載兩名被害人曾經直接、明確地表達過提出追究嫌犯刑事責任此一意願。
由於兩名被害人未於案發當日,及此後的六個月期間內,作出適當告訴,而本案嫌犯被指控的均為半公罪,刑事程序的進行取決於被害人的告訴,因此,應裁定本訴訟程序因欠缺適當告訴而終結。”(參見被上訴判決中第12頁至第13頁);
6) 上訴人認同原審判決中的精闢見解,因為其是符合刑法原則及司法見解的。
7) 本案中,在「不法之錄製品及照片罪」案發當日(即2023年8月3日),由被害人B的上級製作的實況筆錄中(參見卷宗第1至第3頁)及被害人B的證人詢問筆錄中(參見卷宗第8頁及其背頁),均沒有載明被害人B表示追究被上訴人的刑事責任。(參見卷宗第1至第3頁)
8) 其後於2024年10月9日被害人B在檢察院的證人詢問筆錄中,雖曾表示追究被上訴人的刑事責任。(參見卷宗第77頁及其背頁)
9) 然而,被害人B於上述詢問筆錄中首次表示追究被上訴人的刑事責任時,離案發已經一年兩個月。
10) 被害人B再於2025年2月26日接受檢察院的補充詢問,其於證人詢問筆錄中聲稱:「就2023年8月3日晚上約21時43分,被本案嫌犯A在澳門關閘行李檢查區作出侮辱及不法錄製一事而對嫌犯作出拘留時,是有行使告訴權的意思,目的是對嫌犯追究不法錄製及加重侮辱之刑事責任;證人聲稱於2023年8月4日進行之詢問筆錄時(卷宗第8頁及其背頁),其有表達追究的意願,只是在錄取詢問筆錄時未有寫入有關筆錄中。」。(參見卷宗第101頁及其背頁)
11) 惟被害人B於庭審時被問及何時作出告訴的意思表示?其稱在案發當日,由於負責筆錄的同事沒有問其是否追究,所以沒有明確講「追究」。到檢察院錄取口供時,才被問及,在當時才明確表示要追究被上訴人的刑事責任。
12) 明顯地,被害人B未曾在案發當日,或此後的六個月內直接且明確地表示過針對被上訴人提出告訴此一意願。
13) 必須重申,被上訴人認同提出告訴可以任何方式作出,可以是書面的、可以是口頭聲明轉錄為書面的,但是必須事實作出陳述、並以嚴謹的聲明、清晰表達針對作出有關事實之人追究相關行為之刑事責任的意願。
14) 為此,我們不應僅從被害人的行為而去推測其具有行使告訴權的意願,倘容許以此間接推斷取代被害人直接且明確之告訴表示,「告訴」制度將形同虛設。
15) 因此,上訴人認為原審法庭的裁決是有依據、合法、公正及合理的,應予以維持。
16) 綜上所述,在給予充分尊重前提下,關於上訴人主張的理由不應成立,其上訴不應予支持,並應維持原審法庭的裁決。
17) 基於以上所述和依賴法官 閣下的高見,應裁定上訴理由全部不成立,維持被上訴的裁判不變,因該裁判是一個符合法律規定和司法見解的公正及合理的裁判,不應該受到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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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本院的助理檢察長閣下提交了法律意見書(卷宗第231頁至第233頁背頁的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當中的結論內容如下:
  我們認為檢察院關於被害人已提出告訴的上訴理由成立,建議中級法院判處嫌犯被控罪名成立,或依《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第1款規定,命令將卷宗移送以重新審判。
*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
二、 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本院依法由獨任庭對本案進行公開審理,經查明證實:
一、
  第一被害人B在案發時為澳門海關一等關員;第二被害人吳鴻彬在案發時為澳門海關關員。
二、
  2023年8月3日,兩名被害人在關閘海關站當值並於入境旅客檢查區執勤,主要負責檢查入境旅客的行李及隨身物品。
三、
  同日,嫌犯A經關閘邊境站入境澳門。
四、
  同日21時43分,第一被害人對經無需申報通道入境的嫌犯進行截查,並邀請其進入入境行李檢查區進行檢查,嫌犯向第一被害人聲稱其沒有攜帶違法物品,在前往行李檢查區期間兩次說出「麻閪煩」的粗言穢語,第一被害人隨即向嫌犯告誡不要使用粗言穢語,否則可構成犯罪。
五、
  為表達不滿,嫌犯在到達上述行李檢查區時,大聲地向第一被害人說出「死八婆」的侮辱性字句,使得第一被害人感受到侮辱。
六、
  此時,同樣在澳門關閘海關站當值的關員第二被害人前去協助,嫌犯便向第一被害人及第二被害人說出「混柒帳」的侮辱性字句,使得第一被害人及第二被害人感受到侮辱。
七、
  嫌犯不願配合相關檢查工作,要求第一被害人及第二被害人給予放行,第一被害人便解釋檢查工作完成前不能放行,嫌犯隨即取出其手提電話,表示「我要影低佢」,第一被害人和第二被害人立即警告嫌犯不可以進行拍照;同一時間,同樣在旁邊當值的關員鍾燕紅亦向嫌犯表示,未經同意下作出拍攝行為,會構成不法之錄製品及照片罪,但是,嫌犯依然使用其手提電話的拍攝功能對被害人進行拍攝,拍下了第一被害人的模樣、第一被害人所佩戴的名牌及海關徽章。
八、
  事實上,在嫌犯進入入境行李檢查區的道路上,以及在行李檢查區內,均已貼有「禁止攝影」的標語告示。
九、
  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情況下,在經在場關員提醒相關法律後果之後,仍故意多次對正在依法執行公務工作的第一被害人使用侮辱性語言,亦向正在依法執行公務工作的第二被害人使用侮辱性語言,侵害其等的人格和尊嚴。
十、
  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情況下,明知違反第一被害人的意思,及在案發現場已貼有禁止攝影的標語告示、在場關員提醒了相關法律後果之後,仍故意對正在依法執行公務工作的第一被害人進行拍攝。
十一、
  嫌犯知悉其行為觸犯法律,會受法律制裁。
十二、
(未能證實)
*
  另外,本院亦查明以下事實: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無刑事紀錄。
  嫌犯聲稱具初中三年級的教育水平,荷官,每月收入23,000澳門元,需供養父母及兩名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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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庭審後未能查明的事實:
  未經查明之事實:
  第一及第二被害人於同日明確表示追究嫌犯的刑事責任。
*
三、法律方面
  除了須依職權審理的問題,上訴法院只解決上訴人具體提出的並由其上訴理由闡述結論所界定的問題,結論中未包含的問題轉為確定。2
  經分析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後,本案的核心問題如下:
1) 刑事告訴。
*
  上訴人(檢察院)認為刑事告訴可以以任何形式出現,只要能使人明白或理解告訴權人有明確意圖對某一事實進行刑事訴訟程序即可,在本案中,被害人向嫌犯發出拘留命令狀,並將相關人士送交檢察院偵訊,從來沒有表示不追究嫌犯的刑事責任,此一行為已具有提出刑事告訴的效力。
  嫌犯認為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駐本院的檢察院司法官認為上訴理由成立。
*
  接著,讓我們來看看。
*
  嫌犯被起訴觸犯《刑法典》第175 條第1款結合第178 條所規定及處罰的兩項「加重侮辱罪」;以及《刑法典》第191條第2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之錄製品及照片罪」,根據同一法典第182條及第193條的規定,針對上述犯罪,非經告訴不得進行刑事程序(《刑事訴訟法典》第38條)。
  在本案中,涉案事件發生於2023年8月3日,兩名被害人B和吳鴻彬於2024年10月9日分別向檢察院表示“繼續追究”嫌犯的刑事責任(參見卷宗第77頁背頁及第79頁背頁);其後,兩人再於檢察院表示在案發當日製作詢問筆錄時,有表達追究的意願,但沒有寫入筆錄當中(參見卷宗第101頁背頁及第104頁背頁)。
  嫌犯曾提起預審,其中,辯護人在預審程序中就告訴權已逾期的問題提出抗辯(參見卷宗第148頁);預審法官當時認為兩名被害人沒有出席預審,應以直接詢問兩人以便判斷當是否有提出追究的意思表示更為穩妥。
  預審法官經審查其他預審標的的事宜後,作出了起訴的批示;也就是說,就告訴權是否有逾期一事,預審法官未有作出司法上之決定,並留待審判法院進行處理。
  在此情況下,原審法院(被上訴法院)先接收了本案的起訴批示,並留待庭審期間一同審查告訴權是否適時的問題。
  根據被上訴判決的內容,原審法院就提起刑事告訴權一事分別詢問了兩名被害人,他們提到:
  “就告訴方面,在庭審上第一被害人表示記得在案發當日沒有直接、明確地說過追究,後來在檢察院時才表述過追究。第二被害人亦表示記得在檢察院才有講追究,在案發當日沒有被問及是否追究,其本人也沒有說過追究。”
換言之,兩名被害人在2024年10月9日到檢察院錄取口供前,並未有在案中作出追究嫌犯刑事責任的意思表示。
所以,我們現需要考慮的是上訴人(檢察院)所提到的,作成實況筆錄是否同等於追究嫌犯刑事責任(提起刑事告訴)的問題。
  中級法院在第202/2002號裁判中曾提到:
  “當任何權力當局的人員親自目睹了對其本人的‘侮辱的不法行為’的發生而製作了相應的《實況筆錄》,只有在其於《實況筆錄》中或案中其它地方毫不含糊地表示刑事追究該侮辱行為時,才可視為已經行使了對該侮辱行為的告訴權,而不能以他所製作的《實況筆錄》以代替法律所要求的‘提出告訴’的行為,而產生足以使檢察院對一準公罪提出刑事訴訟具有正當性的效力。”
  我們認同上述見解。
  原因在於,針對準公罪/半公罪,被害人提出刑事告訴屬必須,而且需要以明示的方式提出,藉此才能確定告訴權人是否有意啟動進一步的刑事訴訟程序。
  雖然在實務當中,偵查機關為著保存證據,會先行展開初期的偵查工作,而不是等待六個月的告訴期限屆滿才決定是否調查取證;即使如此,我們也不能狹隘地將警方作成實況筆錄的行為等同於權利人提出了刑事告訴。
  Dr. Manuel Leal-Henriques在其所著的《澳門刑法典註釋及評述》3當中提到,“告訴不可與檢舉相混淆,告訴主要集中在意願的表達,就當中涉及的不法性開展及進行偵查,而檢舉僅限於告知當局不法事實的作出。”
  所以,刑事偵查機關所作成的實況筆錄,是一種將刑事不法行為告知當局的檢舉行為,即履行《刑事訴訟法典》第225條第1款所指的檢舉義務,我們不應將之與提起刑事告訴相混淆。
  正如中級法院在第405/2025號裁判中也主張刑事告訴必須要以清晰的方式表達針對行為人追究刑事責任的意願。
  雖然本案的檢察院司法官援引了Dr. Manuel Leal-Henriques在其上述著作中所提到的“但是我們接受,由具正當性作出告訴之人就刑事不法事實作出舉報(欠缺了明確意思表示進行程序的意願),可作為含蓄的告訴,並產生所有效力,使檢察院具有正當性開展偵查”(《澳門刑法典註釋及評述》中文版第二冊第463頁)。
  但該名本澳前高等法院法官在隨後的篇幅中也作出了進一步的說明(上述同一著作第464頁),並提到:
  “這樣,我們需要提問的是,立法者為何在刑事法律中羅列出各種成為刑事行為的罪狀,但是在程序效力上卻對某些情況要求第三人透過告訴作出積極參與,而對某情況則不作如此的要求呢。
  按照體制上的哲理,立法者的選擇具充分理由,因為某些犯罪(非公罪)對程序上的決定要求較為謹慎,程序的開展取決於第三人的預先介入。
  理由可以是來自各個方面的,其中有:
— 刑事政策的原因,面對某些刑事不法訴訟,不建議有權限公共當局超前於特定被害人,在後者不作出追擊下,以自己名義及風險作出追擊;
— 涉及不濫用干預原則,禁止有關當局介入主要參與者(行為人及受害人)涉及個人領域的事實,而有關情況不會對社會法益造成深度打擊,且本身當事人之間可以自行解決,不會對社會安帶來犧牲的危險;
— 涉及個人隱私的原因,在某些犯罪中,不感到有興趣將涉及個人的親密生活赤裸地呈現在刑事訴訟中,否則將使透過刑事追擊來保護法益的原有目的,變成了對法益所有人造成損害。
  因此,在上述所有情況中,在進行追擊時應優先考慮有關利害關係之人的意思自決,因為當中所涉及的犯罪原則上對社會基本價值不構成暴力侵害,而在公權維護介入之前應由受害人先作表態。”
  由此可見,Dr. Manuel Leal-Henriques仍然是認同在準公罪/半公罪(正如本案)當中,公權力的介入之前應該由被害人先作表態。
  此外,我們還可以參考同一著作所援引的一些葡萄牙法院的司法見解:
  “─ 因法律強制而繕立的實況筆錄不能作為告訴權的行使。
  (1984年12月4日葡萄牙波爾圖中級法院裁判,《裁判匯編》第IX冊,5,第283頁)。
  ……
  — 針對正在執行職務的當局人員而觸犯侮辱的刑事訴訟程序取決於告訴。
  (1987年6月17日葡萄牙波爾圖中級法院裁判,《裁判匯編》,第XII冊,2,第228頁)。”
  基於此,由於兩名被害人未有在《刑法典》第107條第1款所指的六個月期間內提出刑事告訴,明確表達追究嫌犯刑事責任的意願;因此,本院認同原審法院就案件欠缺適當告訴而裁定訴訟程序終結的決定。
*
四、決定
  綜上所述,本院裁定上訴人(檢察院)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被上訴的決定。
  針對本上訴程序,豁免上訴人(檢察院)支付訴訟費用。
  針對本上訴程序,嫌犯無需支付訴訟費用。
  針對本上訴程序,嫌犯的指派辯護人費用訂為3,000澳門元。
  依法作出通知及採取必要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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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8日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盧映霞
(裁判書製作人)
譚曉華
(第一助審法官)
周艷平
(第二助審法官)

1 雖然起訴批示及被上訴的判決均沒有提到犯罪的主觀方式,但根據控訴及裁判邏輯,這裡應該理解為以故意方式實施的犯罪。
2 參見中級法院於2001 年 5 月 3 日在第18/2001 號上訴案的合議庭裁判、中級法院於2003 年6月5日在第103/2003號上訴案的合議庭裁判、中級法院於2025 年11月27日在第861/2025號上訴案的合議庭裁判。
3 由澳門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出版,第二冊,對《刑法典》第105條所作的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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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764/2026 第13頁,共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