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726/2026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6年10月8日
主要法律問題: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的事實。
➢ 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 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出錯。
摘 要
1. 《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指的「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錯誤」瑕疵,是指法院在審查證據並認定事實時,明顯有違經驗法則和常理,或明顯違反法定證據價值法則,或明顯違反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2. 《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所指的「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瑕疵,理由說明中不可補救的矛盾之瑕疵,指事實部分的證據性理據中的矛盾,以及已認定的事實中或已認定的與未認定的事實之間的矛盾。矛盾必須是不可補正、不可克服的,也就是說,依靠被上訴的判決的整體內容和一般經驗法則不能克服。(終審法院在第16/2000號案中作出之裁判)
3. 《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所指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的事實」瑕疵,是指對一恰當的法律決定而言,獲認定的事實顯得不充分。當法院沒有查明為案件做出正確裁判必不可少的事實事宜,而該等事實事宜本應由法院在控訴書和辯護狀界定的訴訟標的範圍內進行調查時,即出現此一瑕疵,但不妨礙《刑事訴訟法典》第339條和第340條規定。(終審法院在第52/2010號案中作出之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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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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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靜霞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726/2026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6年10月8日
一、案情敘述
於2026年7月17日,第一嫌犯A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3-26-0013-PCC號卷宗內被裁定: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經第10/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結合第21條第1款第1項第7點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判處七年六個月實際徒刑,以及判處禁止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附加刑,為期八年(期間由嫌犯獲得釋放後開始起計,即因法院裁判而被拘留、羈押及剝奪自由的期間不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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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犯A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1. 從尊敬的初級法院合議庭裁判說明理由(在此視為完全轉錄)可見,尊敬的初級法院合議庭是基於監控錄影片段、收穫毒品的牙籤筒所在位置、存放毒品容器含上訴人DNA、以及上訴人與其太太通話記錄,按照常理及經驗法則作分析後,認定上訴人曾作出被指控的犯罪活動。
2. 對此,上訴人除了給予應有的尊重外,不予認同,上訴人認為,被上訴法院之裁判在適用法律時之出現錯誤,沾有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第2款a項、b項和c項之瑕疵,理由如下。
一、有關監控錄影片段無法識別上訴人
3. 根據尊敬的合議庭裁判的說明理由,從2025年6月21日凌晨0時54分、2025年6月23日凌晨1時44分及2025年6月28日晚上約9時43分的監控錄像片段,可“清晰”見到上訴人於澳門XX馬路XX號大廈門外電話亭放置毒品。
4. 然而,經查閱卷宗內,由司法警察局製作的翻看錄影光碟筆錄(在此視為完全轉錄),第79頁至第85頁、及第208頁至第222頁可見,筆錄內標示為上訴人的影像圖片十分模糊,圖片當中被圈出的人物甚至不能清楚看到面容或五官。
5. 於審判聽證上播放上監控光碟內容時,也無法從錄音中清楚看到面容或五官。
6. 於審判聽證上,製作此翻看錄影光碟筆錄的司法警察局偵查員B,解釋如此模糊不清的影像中可識別上訴人的理由,表示是基於其多次觀看影像後,結合其工作經驗,認為該人就是上訴人。
7. 換言之,證人也無法單憑監控錄像看到錄像中的人士就是上訴人,尤其是欠缺識別上訴人的身體特徵。
8. 上訴人於審判聽證作陳述時,也有多次說明,他有隨地棄置垃圾的習慣,且已忘記什麼日子曾將垃圾棄置在涉案的電話亭內,更有解釋其不時在凌晨時分於涉案大廈門口接太太下班的習慣,上訴人也從未承認監控錄像的人士為自己。(見初級法院合議庭裁判第14頁第1行至第14行)
9. 上訴人太太作證也有確認上訴人有上述接下班的習慣。(見初級法院合議庭裁判第15頁倒數第2行)
10. 就上訴人針對上述內容在庭上的證言,節錄如下:
法官提問:“佢自己有無擺過野係個電話亭到?”
上訴人之翻譯回覆“佢咁樣解釋...一樣口供咁樣解釋...佢係話佢係有流鼻水,所以佢有抌左D流鼻水...佢話佢唔記得左係日期...佢有抌係筒,信哥個筒,哥個電話...電話亭哥到”
(錄音來源:5(@MJS8W01120121_join-Part,由0:07:43至0:08:15)
法官提問:“控訴書係指6月21日凌晨零時54分同埋57分,呢到就話你擺毒品啦,你就話無啦,當時你在街作咩野?”
(......)中間省略翻譯確認提問
上訴人之翻譯:“佢話當時係接太太”
(錄音來源:5(@MJS8W01120121_join-Part,由0:11:23至0:12:08)
法官提問:“咁啫係6月21日凌晨零時個一次,究竟佢係自己放工翻黎,定係還是係落樓等老婆先?”
上訴人之翻譯:“佢咁樣解釋嘎法官,佢話呢...啊,佢放完工啦佢翻上樓啦,佢沖完涼啦,所以佢念住落樓下啦,之後念住..."
(......)中間省略翻譯確認上訴人回答
上訴人之翻譯:“佢話佢念住,佢話如果你問佢係幾多號,佢唔會肯定比你聽係幾多號,但係佢淨係記得係佢放工,返黎佢冲完涼,佢先再去念住去接太太”
(錄音來源:5(@MJS8W01120121_join-Part,由0:14:52至0:15:53)
法官提問:“咁好啦,咁呢6月23號凌晨1點44分哥次,咁呢一次又係,係大廈門口哥電話亭哥到擺左d野喔,又係鼻涕紙巾啊?”
上訴人之翻譯:“佢話佢都照堅持咁樣講法官,佢話係正確日期佢唔記得左”
(錄音來源:5(@MJS8W01120121_join-Part,由0:16:37至0:17:11)
法官提問:“另外有一次係6月28號ge,又係話佢擺野入去電話亭個到,咁呢次呢?又係擺野又還是係掉呢個鼻涕啊紙巾啊?”
上訴人之翻譯:“佢都照堅持講話佢唔記得清楚法官,佢唔記得左係抌呢d定係放啊你好,佢話佢淨係記得當時佢有,佢有休息,所以佢話念住去買野,佢話係念住去街市啊你好,佢話佢話佢當時有申鼻涕,佢有抌埋入去,佢話當時佢都仲係,當時佢都仲有病”
(錄音來源:5(@MJS8W01120121_join-Part,由0:17:20至0:18:27)
法官提問:“呢到呢話2025年7月8號凌晨,凌晨50分ge時候,佢又擺左野人去哥個...屋企大廈地面層,電綫罅隙哥到,有無咁ge時”
上訴人之翻譯:“佢話...佢咁解釋法官,佢話7月8號係當日佢被警察拉,佢話當日佢咩也都無抌入去”
(錄音來源:5(@MJS8W01120121_join-Part,由0:19:35至0:20:35)
11. 也需考慮到,證人分析模糊的監控錄像中識別上訴人時,其清楚知道,涉案電話亭及大廈是有多名人士居住,但從未向該等人士作出調查,導致本案中目前是不知悉涉案大廈是否有其他越南籍人士符合證人提及的線報(即越南籍男士,且會騎單車出行)。
12. 也需要指出,於本案中,上訴人雖然曾於審判聽證上說出其偶爾會騎單車出行,但卷宗內沒有任何上訴人騎單車的證據,以及司法警察如何具體地從模糊的監控錄像中識別騎單車的人就是上訴人。
13. 就證人針對本結論第6點及上述内容在庭上的證言,節錄如下:
辯護人提問:“到哥個大廈哥到係搵毒品牙籤筒嘎嗎,係係邊個門口到搵到噶?”
證人:“係嫌犯住所再過兩個單位”
辯護人:“XX號啊嗎?”
證人:“係”
辯護人:“XX號對住就有個門口,有無人住啊個單位?”
證人:“無人,25、XX號無人住噶”
辯護人:“咁最近其他都有人住噶嗎?”
證人:“佢,XX號個到盡,掘頭路黎噶已經係”
辯護人:“但係同層有其他單位噶嗎?”
證人:“有其他單位”
辯護人:“係啦,有其他人住噶嗎?有無瞭解過哥d係咪越南人黎噶?”
證人:“無瞭解”
辯護人:“即係有可能係越南嘅男士噶喔,因為想展示翻卷宗第209頁個哥CCTV嘅CAM,你就話圈左個報告呢,寫左話係,額,嫌犯黎嘅,但係呢個相呢係十分之模糊,就睇翻哥個錄影片段,拉大個相,係睇唔到人樣噶喔,睇得出係個男士,但係睇唔到樣嘅”
證人:“但係我地搵到身份嘅時候,額,顯示係越南籍,而我地就相信呢個係”
法官提問:“咁樣講啦,即係那,從個哥錄影片段裏面,你地點樣可以識別到係本案嘅嫌犯呢?即係律師嘅宜家嘅疑問係話,即係個影像裏面,個哥人係樣模糊嘅,你截左個圖出黎噶嗎,咁點樣識別呢個人係嫌犯呢”
證人:“因為哥個,情報就係,佢會擺一架單車出行啊,咁就鎖定到架單車嘅,係啦,即係睇翻d片段係一個踩單車嘅人啦,咁睇翻之後就係嫌犯黎嘅”
(錄音來源:5)G@4FKW01120121_join-Part,由0:21:30至0:23:17)
辯護人提問:“即係咁多次放置毒品都係睇cam噶啦喔”
證人:“係”
辯護人:“咁睇cam佢唔係每次都揸單車,咁點樣”
證人:“無係揸單車噶,無係,但係佢,我地首先就睇到目標,踩單車,就見到佢身形啊,衣著哥d,咁一直留意哥個位置,咁佢一出黎,我地就識別到啊佢出黎啦,跟住佢就係電話亭做d可疑ge行為”
辯護人:“會唔會係同一棟大廈入面身形類似ge另外一位越籍人士呢?”
證人:“我相信我唔會睇錯lor”
(錄音來源:5)G@4FKW01120121_join-Part,由0:23:43至0:24:29)
14. 換言之,證人是單憑越南籍男子、騎單車就直接認定模糊監控錄像中的男子就是上訴人並不合理。
15. 也需要考慮到,涉案單位有多名人士居住,且本案中沒有任何證據證明2025年6月21日凌晨0時54分、2025年6月23日凌晨1時44分及2025年6月28日晚上約9時43分被放置於涉案電話亭內的物品為毒品,及上訴人按照指示放置毒品。
16. 不論是基於常理或經驗法則,上述特徵並不能具體識別到某一具體人士(即上訴人),極其量僅能識別到某一列別人士。
17. 監控錄像作為證據未能識別到於2025年6月21日凌晨0時54分、2025年6月23日凌晨1時44分及2025年6月28日晚上約9時43分放置物品於涉案電話亭的就是上訴人,也未能識別到該等物品就是毒品。
18. 此外,本案中並沒有任何實質證據證明尊敬的初級法院合議庭認定控訴事實第15條和第16條的內容,即沒有任何人證據證明上訴人於2025年7月8日凌晨時分將毒品放置在涉案大廈地面層的電線罅隙中。
19. 如上所述,本案當中涉及上述日期的翻看錄影光碟筆錄(見第79頁至第85頁),內標示為上訴人的影像圖片十分模糊,圖片當中被圈出的人物甚至不能清楚看到面容或五官。
20. 單憑監控錄像是無法識別筆錄內識別在涉案大廈外拍攝的人士就是上訴人。
21. 此外,尊敬的初級法院合議庭在評價製作上述筆錄證人(司法警察局偵查員B)的證言時,也有明確考慮證人“監視嫌犯的行動軌跡,雖然監控錄影片段未截取到嫌犯於2025年7月8日當日丟掉紙巾的動作”(見初級法院合議庭裁判第15頁第6行至第7行内容)。
22. 此監控錄像未能充分、客觀且合理地認定上訴人曾於2025年6月21日凌晨0時54分、2025年6月23日凌晨1時44分、2025年6月28日晚上約9時43分及2025年7月8日約凌晨0時50分於涉案地點放置毒品。
23. 此外,從本案卷宗第5頁的偵查報告(在此視為完全轉錄)可見,司法警察僅是基於在涉案大廈見到上訴人騎單車,便認定是上訴人販毒。
24. 需注意,上述報告並沒有指出警員有看到上訴人接觸毒品、販毒團夥或收取販毒報酬等任何與販毒有關的行為而認定線報所指人士就是上訴人。
25. 而是於2025年7月8日拘留嫌犯後,才於同日申請並製作觀看錄影光碟筆錄(見卷宗第79頁至第85頁)。
26. 明顯地,針對上訴人作出的拘留是具事前針對性的,然而,這針對性並非基於有事前證據指定上訴人販毒,而是僅是上訴人符合線報(越南人和騎單車)。
27. 客觀而言,“越南人”和“騎單車”的線報可以指向很多人,這兩個特徵並非違法特徵或個別人士才會有的特徵。
28. 因此,上訴人認為本案證據,尤其是監控錄像及上訴人符合線報並非足夠認定上訴人犯罪的依據。
29. 基於此,上訴人認為,尊敬的初級法院合議庭裁判中,認同證人的監控錄像分析,並基於相同理由(考慮不具識別性的線報)綜合認定錄像內的人士為上訴人,認定控訴書事實,並不符合常理或經驗法則,也不合理。
30. 因此,尊敬的初級法院合議庭認定監控錄像被拍攝作出被指控的販毒行為的人士的依據並不充分(尤其是認定證實控訴書第2條至第6條、第9條、第11條、第15條至第16條事實),審查證據出現明顯的錯誤,含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的瑕疵。
二、收穫毒品的牙籤筒所在位置為公共地方
31. 於本案當中僅發現一個位於涉案大廈當中,環境雜亂、可供任何人進出的公共地方走廊洗手枱的牙籤筒內藏有毒品,並在此藏匿毒品。
32. 就證人(司法警察局偵查員B)針對上述內容在庭上的證言,節錄如下:
辯護人提問:“到哥個大廈哥到係搵毒品牙籤筒嘎嗎,係係邊個門口到搵到噶?”
證人:“係嫌犯住所再過兩個單位”
辯護人:“XX號啊嗎?”
證人:“係”
辯護人提問:“XX號對住就有個門口,有無人住啊個單位?”
證人:“無人,25、XX號無人住噶”
辯護人提問:“咁最近其他都有人住噶嗎?”
證人:“佢,XX號個到盡,掘頭路黎噶已經係”
辯護人提問:“但係同層有其他單位噶嗎?”
證人:“有其他單位”
辯護人提問:“係啦,有其他人住噶嗎?有無瞭解過哥d係咪越南人黎嗎?”
證人:“無瞭解”
(錄音來源:5)G@4FKW01120121_join-Part,由0:21:30至0:23:17)
辯護人“啊sir你有落到現場噶嗎”
證人“係”
辯護人“係,額,想確認一下哥個XX馬路嘅兩個電話亭隔黎大門,係大廈大門黎嘅,無上鎖嘅”
證人“無上鎖嘅”
辯護人“即係由,額,街口到到樓,到上去XX號門口對嘅sink盆,發現個毒品牙籤筒哥到呢,都係無鎖噶嗎”
證人“無鎖噶”
辯護人“任何人進出噶嗎,即係”
證人“係”
(錄音來源:5)G@4FKW01120121_join-Part,由0:24:29至0:25:00)
辯護人:“哥個sink盆係XX對面ge地方揾到牙籤筒啊,即係裝毒品,咁佢距離嫌犯居住XX樓,係咪好遠噶,中間有無一d有人住緊嘅單位要經過嘅?”
證人:“無”
辯護人:“嫌犯佢住嘅哥一到係,要入去分劏個d單位黎噶喔,咁其他個d,同一個單位入面,其他人,有無瞭解過係咩人啊”
證人“額,呢個我唔記得左拉”
辯護人:“即係要去到嫌犯屋企呢,要開哥個單位ge門先,跟住再去到佢個劏房噶嗎?”
證人:“係”
辯護人:“咁佢地要用嘅公共廁所係唔係個XX號對住嘅揾到毒品嘅sink盆啊?”
證人:“額 唔係”
(錄音來源:5)G@4FKW01120121_join-Part,由0:25:06-0:26:10)
33. 而根據尊敬的初級法院合議庭認定的上訴人陳述,可得知涉案大廈當中,上訴人居住的24號單位,內“分上下兩層,有四個房間,共有八人居住”(見初級法院合議庭裁判第14頁第9行至第10行内容)。
34. 上訴人太太作陳述時也有證明,“其與丈夫居住的單位及同層有多人一起居住”(見初級法院合議庭裁判第15頁第19行)。
35. 如上所述,審判聽證中,三位證人也證明了涉案單位有多名人士居住以及任何人可進出涉案大廈,但調查期間並沒有對其他人士作出調查,導致不知悉是否有其他人符合線報。
36. 結合本案中並沒有任何證據證實上訴人何時及如何將牙籤筒放置在涉案洗手枱,可合理地分析,任何人均可放置該牙籤筒。
37. 明顯地,尊敬的初級法院合議庭認定控訴書第23條、第25條及第26條所指藏有毒品的牙籤筒屬於上訴人並非合理且客觀的推測。
38. 尊敬的初級法院合議庭作出上述認定的依據並不充分,審查證據出現明顯的錯誤,含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的瑕疵。
39. 同時,尊敬的初級法院合議庭在裁定上訴人刑期的依據為“對於警方從第一嫌犯居住單位收穫的毒品”。(見初級法院合議庭裁判第21頁倒數第3行內容)
40. 明顯與同一裁判內認定放置毒品的位置(即上訴人居住單位外公共走廊)互相矛盾。
41. 事實上,本案中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上訴人居住單位內發現任何毒品。
42. 基於此,上訴人認為尊敬的初級法院合議庭裁定刑期的說明理由與認定犯罪事實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含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規定的瑕疵。
三、有關牙籤筒及膠袋發現上訴人DNA
43. 首先,根據本案卷宗第184頁至第192頁背頁的鑑定報告(在此視為完全轉錄),及第463頁至第466頁的鑑定報告補充解釋有關可見,鑑定結果均為檢出含上訴人DNA的認定是“有可能"來自上訴人DNA。
44. 也需要考慮檢出上訴人DNA的檢材均檢出其他人的DNA。
45. 因此,可合理地判斷牙籤筒及透明膠袋上的DNA並不必然是上訴人的DNA,也有可能是其他人的,只是本案中欠缺對比樣本而無法識別是什麼人。
46. 倘若尊敬的法官閣下不認同上述觀點,為精神辯護,也請考慮,根據上訴人於審判聽證上所述,尊敬的初級法院合議庭對其陳述評價有考慮,其有隨地丟棄垃圾的習慣,包括生病時的生物排泄(如鼻水)。
47. 根據尊敬的初級法院合議庭評價證人司法警察局偵查員B的證言,證人有指出“發現藏有毒品的嫌犯住所外的位置有較多雜物”(見初級法院合議庭裁判第15頁第14行至第15行内容)。
48. 結合本案中無法識別牙籤筒及存放毒品膠袋的上訴人DNA是什麼人體物質,且牙籤筒及膠袋均有其他人的DNA,可合理且客觀地判斷,牙籤筒及膠袋有上訴人DNA是基於環境雜亂,不知名人士接觸上訴人丟棄垃圾後,上訴人的人體物質沾上存放毒品的牙籤筒及膠袋。
49. 根據尊敬的司法警察局法證高級技術員於2026年3月30日作出“關於鑑定編號為BIO2025—170的報告之問題回覆事宜”(見卷宗第463頁至第466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有關牙籤筒及膠袋檢驗出上訴人DNA的分析如下:
“1.內有白色晶體的透明膠袋上痕跡(Bio-Y1485),是指採集透明膠袋的外表面及袋口上痕跡進行檢驗。
2.本鑑定目的是對送檢檢材及進行DNA檢驗,以識別其供體,不會對送檢檢材進行唾液、尿液或汗液等檢驗。
3.該等檢驗上檢出的DNA的檢驗結果均為混合分型,即檢出的DNA是來自多於一個供體。
3.1 Bio-Y1481檢出的DNA有可能是來自嫌犯A及其他不能識別的供體,意思是該痕跡檢出的混合分型包含嫌犯A的基因型及不足以進行對比分析的其他基因型。
3.2 Bio-Y1483檢出的DNA是來自多於一個未知供體,意思是該痕跡檢出的混合分型是來自兩個或以上的供體,且可與將來倘有的其他人是的比對樣本進行對比分析。
3.3 Bio-Y1485檢出的DNA有可能是來自嫌犯A及其他未知供體,意思是該痕跡檢出的混合分型包含嫌犯A的基因型供體及可與將來倘有的其他人是的比對樣本進行對比分析的其他基因型。
4. Bio-Y1483及Bio-Y1485檢出其他未知供體,經分析後未能認定是來自同一未知供體。
5. 混合分型是指檢樣的分型圖譜在多個基因座山觀察到三個或三個以上等位基因峰。也就是說該檢驗上檢出DNA是來自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供體。”
50. 從上述鑑定報告的回覆可見,涉案的牙籤筒及膠袋上驗出上訴人的DNA,並不直接等同該等毒品是由上訴人放置或曾由上訴人處置。
51. 首先,發現毒品的容器為牙籤筒、及內的三個透明膠袋及紙巾。
52. 根據卷宗內鑑定報告(見卷宗第184頁至192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僅有兩個物品,牙籤筒及膠袋外側檢出上訴人DNA。
53. 根據常理及生活經驗,倘若此等物品是由上訴人親手作出毒品分裝、交收及管領,應於膠袋內則及其餘兩個膠袋及紙巾檢出上訴人DNA。
54. 再者,無論是牙籤筒抑或是透明膠袋都檢出多於一人的DNA,報告回覆也有明確指出有放置藥丸透明膠袋上的痕跡(Bio-Y1483)和放置白色晶體透明膠袋上的痕跡(Bio-Y1485)的DNA來自同一人。
55. 可合理且客觀地推測,此名人士才是分裝、交收及管領毒品的人士,而非上訴人。
56. 而僅於牙籤筒及透明膠袋外側檢出上訴人的DNA,更是指向上訴人的DNA是偶然被沾上,而非上訴人親手且有意識地接觸毒品。
57. 且鑑定報告解釋也有說明無法查明牙籤筒及透明膠袋上的上訴人DNA究竟是何種生物物質;以及檢出上訴人是如何接觸此等毒品。
58. 換言之,並無任何合理證據排除鑑定報告中檢出上訴人的DNA是其隨地棄置的鼻水紙巾,被不知名人士偶爾沾上從而轉移到牙籤筒及透明膠袋上、或其他上訴人不知悉的方式沾上牙籤筒及透明膠袋上。
59. 也需要指出,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149條之規定,本案並沒有任何質疑或推翻鑑定報告及其解釋的情況,相應內容不屬審判者自由評價之範圍。
60. 因此,除了給予應有的尊重外,上訴人認為,尊敬的初級法院合議庭在評價鑑定報告及其解釋時,不應單考慮牙籤筒及透明膠袋檢出上訴人DNA而直接認定所有收穫的毒品都屬於上訴人。
61. 也應說明為何沒有考慮Bio-Y1483及Bio-Y1485檢材檢出同一DNA的人士才是作出犯罪行為的人士;也沒有說明為何忽視牙籤筒及透明膠袋檢出多於一名人士DNA的疑點。
62. 單憑牙籤筒及透明膠袋檢出的其中一組DNA為上訴人的推翻結果是無法合理且客觀地得出“第一嫌犯曾接觸過有關物品”(見初級法院合議庭裁判第18頁第8行內容)的結論,這也並非鑑定報告的結論。
63. 基於此,上訴人認為尊敬的初級法院合議庭忽視已認定的其他對上訴人有利的情節(如存有其他不知名人士的DNA、上訴人有隨地丟棄有鼻水紙巾習慣、牙籤筒被放置在任何人可進出的公共走廊、無法證明上訴人如何取得毒品、無法證明上訴人如何與其他犯罪團伙合謀等),單憑鑑定報告直接認定上訴人持有被扣押毒品(即認定控訴書第27條為事實),導致上述認定沾有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的瑕疵。
四、關於上訴人與其太太通話記錄對本案欠缺關聯性
64. 初級法院合議庭裁判多次指出上訴人與其太太曾多次於放置毒品前後的時間透過電話通話,且分析雙方通話記錄可反映上訴人作出本案被指控的販毒行為;除了給予應有的尊重外,上訴人並不認同。
65. 首先,尊敬的初級法院合議庭已認定“根據補充作出關於第一嫌犯的查閱電話筆錄連相關分析報告,以及本法院在審判聽證中開啟和翻閱第一嫌犯手提電話的通訊軟件及通訊記錄的資料內容,可以發現於每次案發前後(但相隔時間不一),第一嫌犯都與妻子進行視像通話(但未能得悉有關具體內容)”(見初級法院合議庭裁判第8頁第13行內容)。
66. 本案中,也沒有任何證據或情節證明上訴人太太知悉或曾參與上訴人被指控的犯罪行為。
67. 就證人(司法警察局偵查員B)針對上述內容在庭上的證言,節錄如下:
檢察官提問:“其實佢同佢太太,佢就話啦,佢每一次要額,我地宜家要講佢哥幾日啦,咁佢就每次啦都係同佢太太電話溝通,額要接佢太太,先同佢太太電話溝通嘎啫,咁同我,同佢講哥個,即天眼睇到埋地雷哥d時間吻唔吻合呢?”
證人:“唔吻合,同佢,即係宜家睇翻電話,同佢太太通話時間,同佢放野,同佢拎部電話出黎嘅時間係唔吻合嘅”
檢察官提問:“咁所以你會覺得哥太太係未必有參與?”
證人:“未必有參與”
(錄音來源:5)G@4FKW01120121_join-Part,由0:19:40至0:20:23)
檢察官提問:“佢手機入面,除左佢同佢太太對話啦,仲有無其他哥額d發現?”
證人:“無,搵唔到其他即係涉毒嘅信息”
(錄音來源:5)G@4FKW01120121_join-Part,由0:20:23至0:20:32)
68. 而尊敬的初級法院合議庭也有從上訴人陳述中認定上訴人與太太“經常於有關時份在大廈門外使用手提電話是僅為了與妻子聯絡或進行視像通話”(見初級法院合議庭裁判第14頁第4行至第5行內容)。
69. 此外,本案當中沒有任何證據證實上訴人曾與什麼人士於什麼時間透過什麼通訊方式合謀作出販毒的行為。
70. 可見,上訴人不但從未與其太太合謀犯罪,經調查後,其太太並非涉嫌人。
71. 上訴人更沒有與任何人合謀犯罪,跟沒有透過其太太作為傳話人作出犯罪行為。
72. 相反地,倘若上訴人曾作出販毒行為,並為此於2025年6月21日凌晨0時54分、2025年6月23日凌晨1時44分、2025年6月28日晚上約9時43分及2025年7月8日約凌晨0時50分向犯罪團伙聯絡、或拍攝放置毒品的相片或視頻,則應有相應的證據,或有相應的聯絡人。
73. 然而,本案中是沒有此等證據,第二嫌犯雖然承認吸毒,但本案中也沒有任何證據證實第二嫌犯獲得的毒品就是上訴人放置的、或其與上訴人聯絡的記錄、或其與上訴人的犯罪團伙的聯絡。
74. 同樣地,本案中沒有任何證據證實控訴書第7條、第8條、第10條、第12條所指的人士與上訴人有上述關聯。
75. 因此,認定上訴人作出被指控的犯罪行為時,考慮到其於犯罪相約時間曾聯絡其太太並不合理也不符合經驗法則。
76. 基於此,上訴人認為尊敬的初級法院合議庭考慮上述情節作為認定上訴人曾於2025年6月21日凌晨0時54分、2025年6月23日凌晨1時44分、2025年6月28日晚上約9時43分及2025年7月8日約凌晨0時50分,多次作出犯罪行為,並不合理,也不符合經驗法則,沾有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的瑕疵。
77. 此外,尊敬的初級法院合議庭對上訴人與太太通話記錄是否足以構成上訴人承認作出販毒行為及其太太是否知悉此情況,是明顯存有疑問的。
78. 針對初級法院合議庭裁判第18頁第13行至第19行內容,上訴人於審判聽證上對此等內容作出相應的合理解釋,即上訴人“說要躲避警察是因為其從事很多其他兼職,且因為其兼職送貨時會遇到很多美麗女子(賣淫女子),妻子因呷醋才跟其說不要太拼搏,而且,因為妻子曾說胸部疼痛並拍照給其看,其擔心其他人看到有關相片,故要求妻子刪除所有信息及相片”。(見初級法院合議庭裁判第14頁第12行至第15行)
79. 其太太也證實上訴人曾透過電話“致電視像予丈夫,是因為向丈夫表示身體有不適(胸痛)”(見初級法院合議庭裁判第15頁第21行至第22行)。
80. 可見,上訴人與太太對話雖然暗指上訴人曾於澳門作違法行為,但上訴人也有合理地解釋,這是因為其曾於澳門為賣淫組織提供送貨服務,而非作出被指控的販毒行為。
81. 且上訴人與太太通話頻密,也於凌晨時份通話,是因為這是二人共同的下班時間,也是二人作為夫妻正常的溝通頻率。
82. 可見,不能單憑上訴人與太太的對話直接認定上訴人太太知悉上訴人曾作出販毒行為,也不能基於此再認定上訴人曾作出販毒行為。
83. 基於此,上訴人認為尊敬的初級法院合議庭基於上述依據認定上訴人作出犯罪行為,且其太太知悉此行為,並不合理也不符合經驗法則,沾有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的瑕疵。
84. 綜上述所,基於無罪推定及疑罪從無的原則,應開釋上訴人。
85. 正如澳門終審法院於2015年3月4日作出之合議庭裁判第9/2015號裁判,“如果在審查證據時從某事實中得出的結論無法接受、如果違反限定或確定證據價值的法律規定或者違反經驗或職業準則,就存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的瑕疵。該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不可能不被一般留意的人所發現。”
86. 在本案中,考慮到監控錄影片段、收穫毒品的牙籤筒所在位置、存放毒品容器含上訴人DNA、以及上訴人與其太太通話記錄及其他有利於上訴人的情節,會發現尊敬的初級法院合議庭裁判在事實判斷方面存在錯誤,而且,有關的錯誤是明顯的。
87. 基於上述的理據,在經過審判聽證後以及按照卷宗內的書證,由於不能證實到上訴人存在共同犯罪的意圖,以及未能證實上訴人曾作出放置毒品行為、光臨毒品行為及曾聯絡犯罪團伙及出售毒品的行為,上訴人因而是受惠於無罪推定及疑罪從無的原則,應當開釋對上訴人的所有指控。
五、有關裁定上訴人觸犯被指控犯罪及判處附加刑的法律適用錯誤
88. 根據尊敬的初級法院合議庭裁判第21頁第10行至第14行,“根據已審理查明的事實,第一嫌犯A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與他人共同決意、分工合作,明知「甲基苯丙胺」及「亞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的性質及特徵,且明知該物質受法律所管制,仍在為取得許可的情況下將該等毒品在澳門出售予他人,藉此為自己及他人取得不法利益。”;及第22頁第9行至第10行,“第一嫌犯應同伙指示放置在其大廈地面的電線罅隙中。”
89. 首先,正如上所述,本案中沒有任何證據或情節證實上訴人有與任何販毒團伙聯絡。
90. 再者,上訴人於2025年6月21日之前是否獲得毒品,並於2025年6月21日凌晨0時54分、2025年6月23日凌晨1時44分、2025年6月28日晚上約9時43分及2025年7月8日凌晨時分放置該等物品於涉案地點內欠缺證據證實。
91. 該等被收穫毒品的市值為多少也沒有獲得證實,上訴人從中獲得多少報酬,如何獲得報酬也無法證實。
92. 明顯地,欠缺上述事實的認定,無法合理地且符合經驗法則地得出上訴人與他人“共同決意,分工合作”及將毒品“出售他人,藉此為自己及他人取得不法利益”的結論。
93. 此外,上訴人也要求指出,其於2025年7月8日被首次拘留後,獲釋放,僅於2025年12月17日才被採用羈押措施,按照上訴人意思,倘若其有作出販毒行為,得悉檢察院將控訴其販毒時,便會於2025年7月8日被釋放後離開澳門。
94. 然而,上訴人沒有離開澳門,而是選擇繼續合法逗留,因其從未在澳門作出任何販毒行為。
95. 懇請尊敬的法官閣下考慮上述疑點。
96. 因此,上訴人認為尊敬的初級法院合議庭認定上訴人作出符合被指控犯罪客觀要素的依據,沾有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的瑕疵及第400條第1款適用法律錯誤的瑕疵。
97. 此外,尊敬的初級法院合議庭於宣讀判決當日,臨時召開審判聽證增加尊敬的檢察院沒有控訴罪名也沾有法律適用錯誤的瑕疵。
98. 尊敬的初級法院合議庭指出增加上訴人的附加刑的依據為“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39條第1款的類推適用”。(見初級法院合議庭裁判第7頁最後一行)
99. 對此,上訴人的指派辯護人已當庭提出反對。
100. 尊敬的初級法院合議庭仍判處上訴人禁止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附加刑,為期八年。
101. 雖然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條允許在法典欠缺程序規定的情況下,透過類推手段彌補法律漏洞。
102. 然而,除了給予應有的尊重外,上訴人認為尊敬的合議庭作為審判實體,根據法律於審判聽證的訴訟階段行使審判權,而非檢控權(這是檢察院的職權)。
103. 因此,尊敬的合議庭在審判聽證中無法新增附加刑並非法律漏洞,而是立法者對審判實體在審判聽證中的審判權設定法定限制。
104. 從而,沒有使用類推手段的前提及必要性。
105. 此外,為謹慎辯護,即便認為可透過類推使用彌補此法律漏洞,也需要考慮被類推適用的機制是否合適。
106. 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1條第1款f項明確規定,事實之實質變更的定義。
107. 明顯的,同一法典第339條規定事實之非實質變更,所規範於審判聽證階段作出的變更僅是為貼合事實真相而對控訴事實作出必要修改,不會導致嫌犯因新事實而加重犯罪後果、刑法、刑幅或附加刑。
108. 尊敬的初級法院合議庭於2026年7月17日舉行的審判聽證中新增附加刑,明顯會導致上訴人犯罪後果加重,且此懲罰雖然不是獨立於其被指控的販毒罪,但明確地導致其懲罰倍數增加。
109. 這明顯不符合也不類似第339條的立法原意、適用範圍及限制。
110. 因此,類推適用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339條第1款於本案中並不合適,為法律適用錯誤。
111. 基於此,上訴人認為尊敬的初級法院合議庭增加附加刑的裁判沾有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規定的法律適用的錯誤,上訴人應被開釋此附加刑。
112. 綜上所述,上訴人被指控以直接正犯身份及在既遂的行為觸犯一項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結合第21條第1款第1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罪名及禁止進入澳門特比行政區的附加刑應當被開釋。
113. 倘若尊敬的法官閣下不認同上述之觀點,由於本案在證據上仍存在一些的疑問,包括發現牙籤筒位置與上訴人的直接關聯、上訴人如何獲取毒品、如何按照犯罪團夥指示放置毒品、上訴人是否有收取報酬、是何人將牙籤筒放置於涉案大廈公共走廊內、於2025年6月21日凌晨0時54分、2025年6月23日凌晨1時44分、2025年6月28日晚上約9時43分放置於涉案大廈的物品是否毒品,且於相應時間被監控錄像拍攝到的是否上訴人等。而被上訴之裁判沾有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b項及c項之瑕疵,廢止被上訴之裁判,並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之規定,將本案發還初級法院重審,並另組合議庭,將卷宗移送,以便重新審判整個訴訟標的。
請求:
基於上述的理由,按照有關依據及法律規定,懇請尊敬的法官閣下裁定本上訴的理由成立並廢止原審之合議庭裁判,並判處:
1) 開釋對上訴人被指控觸犯一項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8條第1款結合第21條第1項第7點所規定及處罰之「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及禁止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附加刑;
2) 倘若上述理由不成立,作出補充請求如下,由於本案在證據上仍存在一些的疑問,包括發現牙籤筒位置與上訴人的直接關聯、上訴人如何獲取毒品、如何按照犯罪團夥指示放置毒品、上訴人是否有收取報酬、是何人將牙籤筒放置於涉案大廈公共走廊內,於2025年6月21日凌晨0時54分、2025年6月23日凌晨1時44分、2025年6月28日晚上約9時43分放置於涉案大廈的物品是否毒品,且於相應時間被監控錄像拍攝到的是否上訴人等。而被上訴之裁判沾有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b項及c項之瑕疵,廢止被上訴之裁判,並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之規定,將本案發還初級法院重審,並另組合議庭,將卷宗移送,以便重新審判整個訴訟標的。
證據措施:
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15條、第402條第3款之規定,鑒於初級法院合議庭裁判出現同一法典第400條第2款之瑕疵,且再次調查證據具有必要性,為着發現事實真相及使案件有良好裁判,上訴人現向尊敬的法官閣下申請再次調查關於上訴人之陳述及證人司法警察局偵查員B的證言(詳見本案審判聽證錄音光碟之內容:5(@MJS8W01120121_join-Part及5)G@4FKW01120121_join-Part),以及監控錄像(詳見本案扣押光碟及相關筆錄之內容,見卷宗第78頁至第86頁及第205頁、第208頁至第222頁)。
*
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答覆(具體理據詳載於卷宗第731至735頁),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0條第1款駁回上訴人的上訴,並維持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並提出了以下理由(結論部分):
1. 上訴人認為被上訴之合議庭裁判存在證據審查方面的明顯錯誤,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規定以及違反“存疑無罪原則”。
2. 分析上訴人主張的理據,只不過是片面地挑出證據所謂對其“有利”之處,而故意忽略原審法院是綜合分析卷宗所有證據,依循謹慎心證對證據之間的關聯性、邏輯性及合理性作出審查而作出事實認定。
3. 本案各證據之間能互相印證,從大廈近上訴人單位最近的公共地方洗手盆下唯一裝有毒品的牙籤筒、牙籤筒及安放在內的其中一個裝有毒品的透明膠袋存在上訴人的DNA、本案案發四日深夜時分上訴人於大廈外的監控錄影片段行為、結合第二被判刑人承認交易及取得毒品的過程,原審法院認定上訴人作出被控訴的事實,完全符合一般經驗法則及邏輯常理,並不存在明顯錯誤之嫌。
4.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判決中就上訴人刑期依據指出:“對於警方從第一嫌犯居住單位收獲的毒品。”,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之瑕疵明顯欠缺道理,從獲證明事實第23條,以及被上訴判決說明理由中的事實判斷分析,這無非是原審法院的筆誤,明顯所主張的瑕疵不成立。
5. 上訴人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5條規定聲請進行再次調查證據措施。然而,檢察院意見認為進行上述的再次調查證據措施的前題條件不成立。
6. 《刑事訴訟法典》第415條第1款規定,在上訴法院進行再次調查證據必須符合以下前提:一、在曾將以口頭向獨任庭或合議庭作出之聲明予以記錄;二、如發現有第四百條第二款各項所指之瑕疵,且有理由相信再次調查證據可避免卷宗之移送者。
7. 正如以上所述,原審法院對審查證據方面沒有出現明顯錯誤或已獲證明之事實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的瑕疵,亦沒有任何合理理由相信應再次進行調查證據。
8. 經第10/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第21條第1款第1項第7點所規定的附加刑,正是屬於上訴人被判處觸犯同一法律第8條第1款規定的其中一項可科處的附加刑,在我們在來,《刑事訴訟法典》第339條第1款規定,既然立法者允許存在非實質的事實變更,對於定罪本身相應的刑罰 - 包括本身的主刑及附加刑(我們甚至乎認為不存在“變更”),更無任何妨礙原審法院已遵守辯論原則下作出法律適用。
9. 為此,被上訴判決亦不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規定的違法性瑕疵。
10. 綜上所述,上訴人主張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中出現《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及第2款c)項及b)項規定之瑕疵、以及違反“存疑從無”原則之理據明顯不成立,並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0條第1款規定駁回上訴。
綜上所述,請求中級法院法官閣下裁定因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0條第1款駁回上訴人的上訴,並維持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
*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司法官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上訴人指原審判決錯誤適用《刑事訴訟法典》第339條第1款的規定的上訴理由部分成立,其他上訴理由不成立,應在廢止原判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典》第339條第1款規定的理據前提下,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基於維護合法性及客觀原則的要求,茲提請中級法院,接納本院上訴意見,廢止原判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典》第339條第1款規定的理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並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61條第2款之規定,對被上訴之判決中存在之誤寫作出更正。(具體理據詳載於卷宗第745至750背頁)
*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
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獲證明的控訴書事實:
1. 第一嫌犯A為越南居民,第二嫌犯C為內地居民。
2. 於2025年6月21日前,第一嫌犯以未能查明的途徑獲取了一定數量的含「甲基苯丙胺」(俗稱:冰)和「亞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俗稱:搖頭丸)成份的毒品,並協助不明人士在澳門出售。
3. 第一嫌犯取得及向他人銷售上述毒品時,已清楚其性質及特徵。
4. 2025年6月21日凌晨0時54分,第一嫌犯收到不明人士的通知後按指示將數量不明的「甲基苯丙胺」或「亞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放於澳門XX馬路XX號大廈門外兩個電話亭中的左邊的電話亭裏。
5. 同日凌晨0時57分,第一嫌犯收到不明人士的通知後按指示將數量不明的「甲基苯丙胺」或「亞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放於澳門XX馬路XX號大廈門口左邊的水管內。
6. 隨後,第一嫌犯使用手提電話將大廈周圍環境及擺放毒品的位置拍成錄像或照片發送給上指不明人士。
7. 同日凌晨約1時02分,周旋來到XX馬路XX號大廈門外,拿取第4點所述的毒品後離去。
8. 同日凌晨約1時24分,一名不知名人士來到XX馬路XX號大廈門外,拿取第5點所述的毒品後離去。
9. 2025年6月23日凌晨1時44分,第一嫌犯收到不明人士的通知後按指示將數量不明的「甲基苯丙胺」或「亞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放於澳門XX馬路XX號大廈門外兩個電話亭中的左邊的電話亭裏。
10. 同日凌晨約1時51分,張磊來到XX馬路XX號大廈門外,拿取上一點所述的毒品後離去。
11. 2025年6月28日晚上約9時43分,第一嫌犯收到不明人士的通知後按指示將數量不明的「甲基苯丙胺」或「亞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放於澳門XX馬路XX號大廈門外兩個電話亭中的左邊的電話亭裏。
12. 同日晚上約10時01分,周旋來到XX馬路XX號大廈門外,拿取上一點所述的毒品後離去。
13. 2025年7月8日凌晨0時21分,第二嫌犯持編號為C8XXXX21的中國往來港澳通行證進入澳門。
14. 同日凌晨約0時50分前,第二嫌犯聯繫一名早前認識的XX名稱為「XX」、XX號為「XX」的從事毒品買賣的男子,以港幣伍仟元(HKD$5,000)向後者購買0.3克含「甲基苯丙胺」成份的毒品。
15. 同日凌晨約0時50分,第一嫌犯收到不明人士的通知後按指示將一袋重約0.66克的「甲基苯丙胺」用紙巾包裹後放於澳門XX馬路XX號大廈地面層之電線罅隙中。
16. 隨後,第一嫌犯使用手提電話將大廈周圍環境及擺放毒品的位置拍成錄像或照片發送給上指不明人士。
17. 第二嫌犯以未能查明的方式支付了購買毒品的費用港幣伍仟元(HKD$5,000)後,「XX」將上一點所述放置毒品位置的錄像或照片發送給第二嫌犯,著其自行前往拿取所購買的毒品。
18. 同日凌晨約1時30分,第二嫌犯在氹仔XX酒店門口乘坐的士,並於同日凌晨約1時54分來到XX馬路XX號大廈,在大廈地面層之電線罅隙中拿取第15點所述的一袋「甲基苯丙胺」後離去。
19. 同日凌晨約1時55分,第二嫌犯以XX告知「XX」已取到毒品。
20. 在現場監視的司警人員見狀將第二嫌犯截獲,在其右邊褲袋裏搜獲第18點所述的一袋「甲基苯丙胺」。
21. 第二嫌犯拿取上述毒品時已清楚其性質及特徵,其取得毒品的目的是供自己吸食。
22. 同日凌晨約4時12分,第一嫌犯再次走到大廈門口時被司警人員截獲。
23. 同日早上5時50分,司警人員在第一嫌犯位於XX馬路XX號2樓24號室的住所外一個洗手枱底搜獲一個牙籤筒,該牙籤筒內有一個內載5粒深灰色藥丸、重約2.55克的透明膠袋,一個裝有白色晶體物、重約1.09克的透明膠袋和一個裝有白色晶體物、重約1.17克的透明膠袋。
24. 經鑑定,證實第18點所述從第二嫌犯右邊褲袋搜獲的物品為含「甲基苯丙胺」成份的毒品,淨量為0.370克;經定量分析後,「甲基苯丙胺」百分含量為79.3%,含量為0.293克。
25. 經鑑定,證實第23點所述的一個透明膠袋內的5粒深灰色藥丸為含「亞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成份的毒品,淨量為2.106克;經定量分析後,「亞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百分含量為40.6%,含量為0.855克;兩個透明膠袋內的白色晶體物為含「甲基苯丙胺」成份的毒品,淨量分別為0.830克及0.526克;經定量分析後,百分含量分別為78.5%及79.2%,含量為0.652克和0.416克。
26. 經鑑定,在第23點所述的牙籤筒和一個裝有含量為0.416克「甲基苯丙胺」的透明膠袋上檢出第一嫌犯的DNA。
27. 第一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與他人共同決意,分工合作,明知「亞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及「甲基苯丙胺」的性質及特徵,且明知該物質受法律所管制,仍在未取得許可的情況下將該些毒品在澳門出售予他人,藉此為自己及他人取得不法利益。
28. 第二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明知不可仍在澳門購買受法律管制之毒品吸食。
29. 兩名嫌犯均清楚知道有關行為犯法,會受法律制裁。
*
另外證明以下事實:
第一嫌犯A於羈押前為豆腐食品廠工人及兼職送貨員,每月收入合共約9,600至10,300澳門元。
* 嫌犯已婚,需供養父母及兩名未成年子女。
* 嫌犯學歷為高中畢業。
* 嫌犯否認被指控的事實。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
未獲證明的事實:
尚沒有其他載於控訴書及答辯狀的事實有待證實。
*
*
原審法院在事實的判斷中作出如下說明:
“在本案中,第一嫌犯否認控罪,第二嫌犯完全承認控罪,然而,根據卷宗內各方面的客觀證據,尤其案中的監控錄影片段(本法院亦在審判聽證中播放了有關片段),當中清楚顯示第一嫌犯的具體作案經過,該嫌犯於案發四日多次於深夜時份特地將懷疑是毒品的物品放在其住所大廈門外的電話亭或大廈門口左邊的水管內,第一嫌犯在其中兩次更對放置物品的位置進行拍攝或拍照,顯然是為了向他人展示所放置物品的位置(完全不是其所指與妻子正在進行視像對話中),且在第一嫌犯每次放置上述物品後不久,相關人士(應為購買毒品者)就會到有關地點拿取有關物品(除上述電話亭及大廈門口的水管內,還包括大廈地面的電線罅隙中)。有關情況與第一嫌犯在審判聽證中辯稱其每次在案發時間深夜外出時隨手丟棄物品到電話亭或附近位置,是因為其傷風丟棄紙巾、當時等待妻子放工回來或使用電話僅是為與妻子進行視像對話的說法完全並不對應。
而且,根據警方在第一嫌犯住所外的一個洗手枱底的隱蔽處搜獲的一個牙籤筒,內有被扣押的五粒灰色藥丸及兩個裝有白色晶體的透明膠袋,有關藥丸及白色晶體均有毒品成份,而上述牙籤筒及其中一個上指透明膠袋更檢出第一嫌犯的DNA,顯示第一嫌犯曾接觸過有關物品。再者,根據補充作出關於第一嫌犯的查閱電話筆錄連相關分析報告,以及本法院在審判聽證中開啟和翻閱第一嫌犯手提電話的通訊軟件及通訊紀錄的資料內容,可以發現於每次案發前後(但相隔時間不一),第一嫌犯都與妻子進行視像通話(但未能得悉有關具體內容),即使如此,在第一嫌犯與妻子的其他訊息對話內容中,該嫌犯曾向妻子提及“呢度有很多方法搵錢,重點係有冇人教我地方法”、“成條街都係警察”、“你取消晒D信息同埋相”等可疑對話,雖然嫌犯有其辯解,其妻子亦試圖力證嫌犯所辯解的版本,然而,有關辯解內容顯然不符合有關常理和邏輯,反而,有關訊息內容更可體現嫌犯在本澳應有從事違法活動(有可能就是指向或包括本案的販毒活動),且嫌犯的妻子對嫌犯從事違法活動之事略有知悉。
基於此,即使估計嫌犯應已刪除或隱藏了其跟有關同伙每次的聯絡或通訊對話內容,但根據上述分析,同時結合第二嫌犯完全承認控罪及坦白交待的聲明內容(相關查閱電話筆錄及附圖也顯示其與涉嫌人的對話紀錄內容)、司警人員清晰及客觀的證言,以及卷宗內其他各方面的客觀證據資料(包括上述清晰的監控錄影片段、扣押物、鑑定報告、警方識別到情報所指經常騎單車的越南籍男子就是嫌犯等),配合常理及經驗法則,但本法院認為第一嫌犯的辯解並不可信,本案證據確鑿,有充份證據認定兩名嫌犯各自實施了被指控的事實(嫌犯應與同伙共同作案,只不過按照常理及經驗法則),因而足以對上述事實作出認定。”
***
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疑罪從無原則的適用
* 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的問題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以及裁定上訴人觸犯被指控犯罪存在法律適用錯誤的問題
* 判處附加刑的法律適用錯誤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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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 關於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及疑罪從無原則的適用
1. 上訴人指監控錄像根本無法識別上訴人
上訴人指,於翻閱筆錄中被圈出的人物「十分模糊」,連面容、五官都看不清,在庭上播放光碟時同樣無法辨認。上訴人指警方乃按照所收獲的線報可疑人物是「越南籍男士、會騎單車」之人,再從身形、衣著比對下來鎖定上訴人為可疑人物。且警方不知道大廈內是否還有其他越南籍男士符合線報特徵,原審未排除同大廈其他嫌疑人是否目標人物。
至於2025年7月8日即警方拘捕上訴人之當天,監控錄影片段未截取到上訴人於7月8日當日較早時段放置紙巾的動作,不能據此認定上訴人當天在電線罅隙放置毒品(控訴書第15、16條)。
至於2025年6月21日、23日、28日三段錄像片段,案中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被放置於電話亭的物品就是毒品,也無法證明乃是上訴人「按照團夥指示」放置。原審法庭據此錄影片段予以認定控訴書第2–6條、第9條、第11條、第15–16條事實,屬於審查證據出現明顯錯誤。
2. 藏毒牙籤筒位於公共地方,歸責屬於上訴人不合理
上訴人又指,藏毒牙籤筒位於XX號對面洗手枱,大廈大門無上鎖、任何人可進出(證人庭上確認);該洗手枱並非上訴人所住24樓劏房單位使用,屬任何人均可放置之位置。上訴人又指涉案大廈同層還有其他住戶在居住,但未有被排查。因此,原審法庭認定控訴書第23、25、26條指牙籤筒屬上訴人,屬於不合理及不客觀的推測。
3. DNA證據不足以鎖定上訴人(鑑定報告被誤讀)
上訴人指,第118頁、第463-466頁鑑定報告原文為「三個檢材均為混合分型(多於一人DNA),有可能來自嫌犯A及其他不能識別的供體」,至於藏毒牙籤筒,僅牙籤筒和膠袋外表面及袋口驗出有上訴人DNA,而膠袋內側及其餘兩個膠袋、紙巾上沒驗出其DNA,不符合「親手分裝」常理。上訴人又指,原審法院未有說明為何沒有考慮Bio-Y1483及Bio-Y1485檢材檢出其他未知供體且屬同一DNA的人,該人才是作出犯罪行為的人士。
4. 上訴人與其太太的通話記錄與犯罪無關(關聯性不足)
上訴人指,其與太太之對話中雖暗指上訴人曾於澳門作違法行為,但上訴人解釋這是因為其曾於澳門為賣淫組織提供送貨服務,而非作出被指控的販毒行為,且上訴人與太太通話頻密,也於凌晨時通話,是因為這是二人共同的下班時間,也是二人作為夫妻正常的溝通頻率。至於刪除部份信息,乃因太太曾因胸痛而拍照給他看,怕別人看到之故要求將之刪除。不能單憑上訴人與太太的對話直接認定上訴人太太知悉上訴人曾作出販毒行為。此外,全案中沒有任何上訴人與販毒團夥聯絡、合謀、拍攝投放毒品的照片、聯絡下家(包括第二嫌犯及控訴書第7、8、10、12條所指人士)的證據。
*
對此方面之理由,駐初級法院的檢察院代表及駐中級法院的檢察院代表均不予認同。
以下,我們來看看。
就本案而言,必須根據案情發生、發展及本案各嫌犯實施行為的整個過程予以作出整體分析。
*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的規定,「評價證據係按經驗法則及有權限實體之自由心證為之,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換言之,法庭在對構成訴訟標的之具爭議事實,在事實審層面上作出認定或不認定時,除了法律對評價證據方面另有規定的情況,最終仍須按經驗法則去分析、評價案中的所有證據材料,從而判斷哪些事實屬實、哪些不屬實。
當法庭對事實審的最終判斷結果尤其違反了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時,便犯上《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指的在審查證據時的明顯錯誤。故此,除非法律另有規定,經驗法則既是自由心證的指引明燈,也是自由心證的一個不可衝破的限制。
*
在這,節錄原審法庭對事實之認定的部份:
第一嫌犯A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否認被指控的事實,主要表示辯稱其每次在案發時間深夜外出時隨手丟棄物品到住所樓下的電話亭或附近位置,是因為其傷風丟棄紙巾,有關時間其通常到樓下等待妻子放工回家,有時則前往她的工作地點接她回家,其經常於有關時份在大廈門外使用手提電話是僅為與妻子聯絡或進行視像通話;其除了日間的XX工作外,晚上不時都會兼職,替賣淫女子購買物品;其不知為何警方在其住所單位樓層的牙籤筒及一個裝有“冰”毒的透明膠袋上檢出其DNA(警方在其住所內甚麼也找不到,但卻要求其拿著上述牙籤筒拍照,但其拒絕),該等物品不屬其本人,該單位分上下兩層,有四個房間,共有八人居住;其沒有持有毒品或協助他人販賣或提供毒品予他人,也沒有吸食毒品。此外,對於手提電話中顯示跟妻子的異常對話訊息,嫌犯表示其說要躲避警察是因為其從事很多其他兼職,且因為其兼職送貨時會遇到很多美麗女子(賣淫女子),妻子因呷醋才跟其說不要太拼博,而且,因為妻子曾說胸部疼痛並拍照給其看,其擔心其他人看到有關相片,故要求妻子刪除所有訊息及相片。同時,該嫌犯指出了其個人、經濟、家庭及學歷狀況。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38條第1款a項的規定,在審判聽證中宣讀了第二嫌犯C於檢察院作出聲明(載於卷宗第109頁連背頁,當中包括卷宗第19頁連背頁的相關內容,該等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在聲明中該嫌犯完全承認被指控的事實,講述案件發生的具體經過,主要表示其於2025年7月8日凌晨來澳,在來澳前已有吸毒想法,所以便聯絡“D”,進入澳門後其曾到朋友氹仔XX的別墅房間內相聚,但該朋友不涉及任何毒品買賣的事;其來澳目的是為了跟上指朋友相聚及吸毒;“D”曾以XX信息告知其提取毒品的地方是XX,加上“D”也發送了一條短片(沒有聲音)顯示交收位置,其將視頻交予的士司機一看便知道地點;其不認識卷宗第46頁照片中的男子。同時,該嫌犯亦指出了其個人、經濟、家庭及學歷狀況。
司法警察局偵查員B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客觀及清楚講述調查案件的具體情況,尤其指出其等接到線報表示有越南藉人士(經常以單車出行的,但當時未知具體是誰人)在不同地方放置毒品;經監視嫌犯的行動軌跡,雖然監控錄影片段未截取到嫌犯於2025年7月8日當日丟掉紙巾的動作,但拍攝到於涉案的2025年6月21日、23日及28日在嫌犯放置懷疑毒品在有關左邊電話亭或大廈門口左邊的水管內(放置在水管的那次,他原本先把懷疑毒品放置在電話亭,相隔一會後,他再從大廈出來取回電話亭內的該物品,並將之放置在水管內,隨後嫌犯更用手機影向水管的位置),以及拍攝到相關人士在上述四日到現場拿取懷疑毒品的有關物品,但有關影像從沒有顯示他有抹鼻涕或隨手掉棄紙巾的動作;其等截獲嫌犯時,從沒有叫他拿著被扣押的牙籤筒拍照,但發現藏有毒品的嫌犯住所外的位置有較多雜物;經調查,嫌犯與妻子進行視像通話的時間與他在特定地點放置毒品的時間吻合;目前沒有截獲到其他涉嫌作案的越南藉人士;目前尚沒有追查到涉案毒品的來源。
辯方證人E(第一嫌犯的妻子)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主要指出其與丈夫居住的單位及同層有多人一起居住;其丈夫(第一嫌犯)除了在XX裏任職外,亦有從事其他兼職工作;約於2025年年中其丈夫好似有患病,但他仍帶病工作;卷宗第604頁中其曾致電視像予丈夫,是因為向丈夫表示身體有不適(胸痛),其不知悉當時丈夫接聽電話時是否身處上班地點;其丈夫不時會到其工作的店舖接其下班,協助其在店內進行清潔,有時則會在住所大廈樓下等待其下班回家,但沒有騎單車前來。
本法院在審判聽證中亦播放了卷宗第86頁的扣押光碟,當中顯示了卷宗第79至85頁的錄像內容。
載於卷宗第26頁連背頁(第二嫌犯)的扣押一張紙巾、一個透明密封膠袋內裝有白色晶體及兩部手提電話連智能卡,以及卷宗第31至24頁的檢查電話筆錄連附圖,及卷宗第252至253頁的查閱電話筆錄連附圖。
載於卷宗第29頁連背頁(第二嫌犯)及第56頁連背頁(第一嫌犯)的醫生檢查筆錄。
載於卷宗第48頁及第51頁連背頁(第一嫌犯)的扣押手提電話連智能卡、一個紫色牙籤筒、一張紙巾、一個透明膠袋內裝有五粒深灰色三角形藥丸及兩個透明膠袋內裝有白色晶體,以及卷宗第503至628頁的查閱電話筆錄連附圖,及卷宗第629至630頁背頁的分析報告。
載於卷宗第71至76頁的錄影截圖。
載於卷宗第86頁的扣押光碟,以及卷宗第79至85頁翻看錄影光碟筆錄及所截取的圖片。
載於卷宗第87至88頁的實地偵查筆錄連附圖,以及卷宗第59至69頁及第163至167頁的照片。
載於卷宗第104頁的緊急鑑定報告,以及卷宗第182頁的DNA比對報告,及卷宗第184至192頁的鑑定報告。
載於卷宗第175至176頁的觀看天眼報告及分析報告。
載於卷宗第193頁的化驗報告,以及卷宗第195至203頁的鑑定報告。
載於卷宗第308頁第2至4項的扣押光碟,以及卷宗第208至222頁的翻看錄影光碟筆錄及所截取的圖片、卷宗第223頁連背頁的分析報告,及卷宗第224至227頁的比對報告、卷宗第228至232頁的排查身份報告,卷宗第233至236頁的出入境紀錄。
載於卷宗第308頁第1項的扣押光碟,以及卷宗第237至239頁的流動電話資料法理鑑證檢驗及分析報告、卷宗第252至253頁的查閱電話筆錄。
載於卷宗第259頁的定量分析報告,以及卷宗第261至267頁的鑑定報告。
載於卷宗第392至397頁的社會報告(第一嫌犯)。
載於卷宗內的其他偵查報告及觀看天眼錄像報告。
本法院客觀及綜合分析了兩名嫌犯及各控辯證人在審判聽證中分別所作出及被宣讀的聲明,結合在審判聽證中所審查的扣押物、鑑定報告、醫生檢查筆錄、查閱電話筆錄連附圖、翻看錄影光碟筆錄及所截取的圖片、定量分析報告、化驗報告、社會報告、照片、錄影截圖、出入境紀錄、其他報告等所有書證資料,以及其他證據後,並配合常理及經驗法則下形成心證。
在本案中,第一嫌犯否認控罪,第二嫌犯完全承認控罪,然而,根據卷宗內各方面的客觀證據,尤其案中的監控錄影片段(本法院亦在審判聽證中播放了有關片段),當中清楚顯示第一嫌犯的具體作案經過,該嫌犯於案發四日多次於深夜時份特地將懷疑是毒品的物品放在其住所大廈門外的電話亭或大廈門口左邊的水管內,第一嫌犯在其中兩次更對放置物品的位置進行拍攝或拍照,顯然是為了向他人展示所放置物品的位置(完全不是其所指與妻子正在進行視像對話中),且在第一嫌犯每次放置上述物品後不久,相關人士(應為購買毒品者)就會到有關地點拿取有關物品(除上述電話亭及大廈門口的水管內,還包括大廈地面的電線罅隙中)。有關情況與第一嫌犯在審判聽證中辯稱其每次在案發時間深夜外出時隨手丟棄物品到電話亭或附近位置,是因為其傷風丟棄紙巾、當時等待妻子放工回來或使用電話僅是為與妻子進行視像對話的說法完全並不對應。
而且,根據警方在第一嫌犯住所外的一個洗手枱底的隱蔽處搜獲的一個牙籤筒,內有被扣押的五粒灰色藥丸及兩個裝有白色晶體的透明膠袋,有關藥丸及白色晶體均有毒品成份,而上述牙籤筒及其中一個上指透明膠袋更檢出第一嫌犯的DNA,顯示第一嫌犯曾接觸過有關物品。再者,根據補充作出關於第一嫌犯的查閱電話筆錄連相關分析報告,以及本法院在審判聽證中開啟和翻閱第一嫌犯手提電話的通訊軟件及通訊紀錄的資料內容,可以發現於每次案發前後(但相隔時間不一),第一嫌犯都與妻子進行視像通話(但未能得悉有關具體內容),即使如此,在第一嫌犯與妻子的其他訊息對話內容中,該嫌犯曾向妻子提及“呢度有很多方法搵錢,重點係有冇人教我地方法”、“成條街都係警察”、“你取消晒D信息同埋相”等可疑對話,雖然嫌犯有其辯解,其妻子亦試圖力證嫌犯所辯解的版本,然而,有關辯解內容顯然不符合有關常理和邏輯,反而,有關訊息內容更可體現嫌犯在本澳應有從事違法活動(有可能就是指向或包括本案的販毒活動),且嫌犯的妻子對嫌犯從事違法活動之事略有知悉。
基於此,即使估計嫌犯應已刪除或隱藏了其跟有關同伙每次的聯絡或通訊對話內容,但根據上述分析,同時結合第二嫌犯完全承認控罪及坦白交待的聲明內容(相關查閱電話筆錄及附圖也顯示其與涉嫌人的對話紀錄內容)、司警人員清晰及客觀的證言,以及卷宗內其他各方面的客觀證據資料(包括上述清晰的監控錄影片段、扣押物、鑑定報告、警方識別到情報所指經常騎單車的越南籍男子就是嫌犯等),配合常理及經驗法則,但本法院認為第一嫌犯的辯解並不可信,本案證據確鑿,有充份證據認定兩名嫌犯各自實施了被指控的事實(嫌犯應與同伙共同作案,只不過按照常理及經驗法則),因而足以對上述事實作出認定。
*
事實上,原審判決中涉及上訴人之事實方面,載有相當多的證據,並非如上訴人所描述的片面證據,以下我們來一一列舉和分析:
1. 兩名嫌犯之聲明及證人之證言
本案中,第一嫌犯否認被指控之事實,否認持有毒品或協助他人販賣或提供毒品予他人,也否認吸食毒品。第一嫌犯辯稱其確有在案發時段深夜時份外出等待妻子放工回家,且有隨手丟棄物品到住所樓下的電話亭或附近位置的行為。其解釋因為傷風、抹鼻涕後丟棄紙巾。其亦經常於深夜時份在大廈門外使用手機,但僅為與妻子聯絡或進行視像通話。另外,其不知為何警方在其住所單位外搜獲的牙籤筒及一個裝有“冰”毒的透明膠袋上檢出其DNA,該等物品不屬其本人。此外,對於手提電話中顯示跟妻子的異常對話訊息(其說要躲避警察),其解釋在他手機上、與妻子的可疑對話,實因從事兼職(替賣淫女子送貨)遭妻子呷醋,而刪除信息則因妻子曾傳來胸痛照片,不欲他人看見。
除了第一嫌犯之聲明外,第二嫌犯是完全承認被指控的事實,其於2025年7月8日凌晨來澳前已聯絡“D”,其來澳目的是為了跟朋友相聚及吸毒。“D”曾以XX信息告知其提取毒品的地方是XX,加上“D”也發送了一條短片(沒有聲音)顯示毒品交收位置,其將視頻交予的士司機一看便知道地點,其下車後不久已被拘捕。第二嫌犯不認識卷宗第46頁照片中的男子(相片為第一嫌犯)。
原審法庭除聽取兩名嫌犯聲明外,亦聽取了司法警察局偵查員及第一嫌犯妻子E的證言,並綜合分析卷宗內扣押物、鑑定報告、化驗報告、電話筆錄、錄影光碟等書面及影音證據,配合經驗法則形成心證。
2. 關於監控錄像辨識上訴人之問題
上訴人指錄像模糊、無法辨認面容。然而,原審法庭曾於庭上直接播放錄影片段,認為內容「清楚顯示第一嫌犯的具體作案經過」。
原審法院亦在庭上播放了案中錄影片段,原審法院認為片段「清楚顯示第一嫌犯的具體作案經過」。原審認定上訴人為錄影片段之人,是綜合卷宗其他證據而得出的結論。更為關鍵者,原審法庭有對錄像的直接觀看,亦有對錄像之片段去訊問第一嫌犯,第一嫌犯亦作出了細節回應,第一嫌犯當時從無否認案中片段之人不是其本人,而只是不承認在案發時段、深夜時份,自己在電話亭等位置放置物品,及對位置拍攝。也不承認其做法是為了放置毒品及留待客人稍後到場取貨。
至於上訴人指警方未排查同大廈其他符合線報特徵的越南籍男士。對此,偵查員證人庭上稱「目前沒有截獲到其他涉嫌作案的越南藉人士」;且錄像拍攝到同一人連續四日(6月21日、23日、28日及7月8日)重複同一行為模式,最終該人於7月8日凌晨在現場被拘捕。警方並非單憑線報特徵比對鎖定之,而是透過長時間監視行動軌跡確認作案人。
上訴人又指7月8日錄像未拍到其丟棄物品的動作。誠然,該日片段確實未直接拍攝到放置動作,但原審並非孤立審視該日片段:7月8日00:50:16,上訴人(第一嫌犯)出現於錄影中並以手機拍攝周圍環境;大約一小時後(01:54:56),第二嫌犯進入涉案大廈提取毒品,隨即被拘捕。前後腳出現於現場的時間高度吻合,加上第二嫌犯當場被搜獲毒品(XX「D」指示去XX取貨),形成「上訴人放置,及後第二嫌犯取走」的交易鏈條。
正如助理檢察長的意見指出,本案的錄像曾拍攝到上訴人其中一次先將物品置於電話亭,稍後再從大廈返回取出,改放至水管內,繼而以手機朝向水管位置拍攝。按一般生活經驗,任何人皆不會對自己丟棄的垃圾進行特定位置擺放、移轉變換位置並專門拍照留記錄。此行為模式與上訴人辯稱「傷風丟紙巾」完全不符,倘僅為丟棄紙巾,無需在電話亭與水管之間來回移轉,更無需對著丟棄位置拍照。
3. 關於藏毒牙籤筒歸屬之問題
上訴人爭辯牙籤筒搜自公共地方,大廈大門無上鎖、同層八人居住,任何人皆可放置。然而,該牙籤筒係於上訴人住所門外對出洗手枱底的隱蔽處被搜獲,並非置於當眼之公共走廊。更重要的是,警方並非僅憑藏匿地點即推定上訴人管有這牙籤筒,而是存有鑑定報告顯示牙籤筒(Bio-Y1481)及其中一個裝白色晶體的膠袋外表面及袋口(Bio-Y1485)均驗出上訴人DNA,客觀證明上訴人曾接觸過該等物品。
4. 關於DNA鑑定報告之解釋
上訴人主張三個檢材均為混合分型(多於一人DNA),有可能來自嫌犯A及其他不能識別的供體。且Bio-Y1483與Bio-Y1485驗出同一未知供體的DNA,指原審遺漏分析該「未知同一人」。
在這,有必要將鑑定報告作出轉錄。根據卷宗第188頁、第463–466頁鑑定報告原文1為:
➢ Bio-Y1481(牙籤筒)檢出混合分型,包含嫌犯A的基因型及不足以進行比對分析的其他基因型。
➢ Bio-Y1483(裝五粒藥丸的透明膠袋)檢出混合分型,來自兩個或兩個以上未知供體,其基因型可與將來倘有的其他人士比對樣本進行比對分析。
➢ Bio-Y1485(裝白色晶體的透明膠袋,僅採集外表面及袋口)檢出混合分型,包含嫌犯A的基因型及可與將來倘有其他人士比對樣本進行比對分析的其他基因型。
➢ Bio-Y1483及Bio-Y1485檢出的其他未知供體,經分析後未能認定是來自同一未知供體。
須強調者,鑑定報告從未認定兩個膠袋上的未知供體為同一人 —— 報告結論係「未能認定」。上訴人所稱「兩個膠袋驗出同一未知供體的DNA」,與鑑定報告原文直接相悖。因此,原審判決並沒有「遺漏分析一個未知同一人」,因為鑑定報告從頭到尾就沒有認定存在這樣一個人。
至於上訴人指DNA僅驗於僅牙籤筒和膠袋外表面及袋口,內側及其餘膠袋、紙巾均未驗出,不符合「親手分裝」常理。然而,原審判決中也沒認定上訴人「親手分裝」毒品,而是認定上訴人「曾接觸過有關物品」。Bio-Y1481與Bio-Y1485既已驗出上訴人DNA,「曾接觸」之事實即獲證明。至於檢材上同時驗出其他身份不明者的DNA,在毒品分裝及運輸犯罪中實屬常見。此現象僅能證明尚有其他人曾接觸過包裝物,並不能否定上訴人本人曾實質接觸該等物品,亦與原審認定「嫌犯應與同伙共同作案」並不矛盾。
5. 關於手機通話及信息之關聯性
上訴人又指,上訴人與太太之間的通信,是暗指他違法是給賣淫女子去送貨,而並非販毒。通話頻密、凌晨通話是夫妻正常溝通。至於刪除信息是因為太太傳來胸部照片,他不想保留故刪除之。
根據上訴人之太太的證言,原審法院並未完全否定他們之說法。但原審法院注意到,雙方的部份文字訊息內容(「成條街都係警察」、「搵錢方法」、「取消晒D信息同埋相」),當中信息量不僅是刪除行為這麼簡單,而是有意識地要求太太刪除二人之間過往信息。上訴人不僅提及街道上有警察,更主動要求妻子刪除二人間全部信息及相片,此行為已超出夫妻日常溝通的範疇,具有明顯的湮滅痕跡、逃避執法的特徵。原審對此已作出針對性分析(詳卷宗第676頁),其理由說明符合一般經驗法則與邏輯,而上訴人所提解釋顯得牽強。
*
綜上所述,原審法院基於錄像顯示的重複作案模式、上訴人對藏匿位置的拍攝行為、他人隨即到場取貨的客觀過程、藏毒物品上驗出的上訴人DNA、可疑手機信息,以及第二嫌犯完全坦白的供述,配合偵查員客觀證言及經驗法則,形成上訴人與同伙共同放置及販賣毒品的心證,並無審查證據明顯錯誤或理由說明矛盾之處。
本上訴狀中,上訴人只是節錄性地把對其不利的證據作出自行分析,且藉此質疑原審法院的心證形成。從上訴人所提起之每一個疑點,都是以自己的心證、對卷宗證據之單獨切割認定或以自己的觀點角度將證據作自我判斷。
上訴人的各項理由或屬片面理解證據,或與卷宗原文不符,或與其庭上供述自相矛盾,均不能成立。
眾所周知,所謂“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是指法院在認定事實時明顯有違經驗法則和常理又或明顯違反法定證據法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在證據的審查方面,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的規定,法官根據自由心證原則,按照一般經驗法則和常理來評價各種被審查及被調查證據的證明力,以認定或否定待證事實。因此,僅當心證之形成明顯違反證據限定規則或一般經驗法則時,方構成“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受上級法院所審查。
經細讀被上訴判決,本上訴院認爲,原審法院的理由說明與獲證事實、未證事實之間相互融洽連貫,足以說明原審法院的判斷符合邏輯、常識和經驗法則,故此,被上訴判決不存在《刑事訴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的瑕疵,亦不抵觸疑罪從無原則。
以及,可以看到,根據審判聽證中審查的各類證據,相關上訴人實施的符合罪狀行為的不法性和主觀故意是獲得了證實,亦符合相關罪狀的描述,且彼等並無阻卻不法性和故意的事由存在,原審判決認定之事實足以支持原審判決最終之結論,不存在上訴人所指之“審查證據方面存在明顯錯誤"瑕疵。
事實上,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其對法庭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來試圖質疑法官的自由心證,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當然,不受質疑的自由心證必須是在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
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未違背以上所提到的任何準則或經驗法則,因此,上訴人不能僅以其個人觀點為由試圖推翻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
上訴人此方面之理據明顯理由不成立。
*
第二部份 - 關於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的問題
上訴狀指出,原審合議庭在同一份判決書中,對「毒品究竟在哪裡被發現」作出了兩個互不相容的認定:
1、 量刑理由中的表述:「經鑑定及進行定量分析後,對於警方從第一嫌犯居住單位收穫的毒品……」(見原審裁判第21頁倒數第3行)
2、 初級法院合議庭裁判對應的事實認定部分:「根據警方在第一嫌犯住所外的一個洗手枱底的隱蔽處搜獲的一個牙籤筒……」(見原審裁判第18頁第2段)
上訴人指這兩處矛盾之認定,即是存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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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訴法院認為,該表述出現在量刑理由中,直接決定原審對毒品來源、上訴人對毒品掌控程度的評價,並不是對事實之認定。
《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規定的理由說明方面不可補正的矛盾的瑕疵是裁判本身的瑕疵,即指在事實事宜方面的證據性理據說明中、法院認定的事實之間,或認定的事實與未獲認定的事實之間存在矛盾。這種矛盾是絕對的,即一方面說“是一”,另一方面又說“不是一”,而不能存在於被指互相矛盾的事實之間各自所表達的意思不同或者各自所證實的內容不同的事實之間。2
誠如上述裁決的見解,指在事實事宜方面的證據性理據說明中、法院認定的事實之間,或認定的事實與未獲認定的事實之間存在矛盾,才能構成“理由說明方面不可補正的矛盾的瑕疵”的前題條件。但本案中,並非如此發生。
經分析原審判決,本上訴法院同意檢察院方面之意見,該判決在已證事實第23條以及事實判斷部份(詳見卷宗第676背頁)已明確指出相關毒品是於第一嫌犯住所外的“一個洗手枱底”搜獲,原審判決在隨後定罪部份(詳見卷宗第678頁)提到“對於警方從第一嫌犯居住單位搜獲的毒品”,在我們意見認為,這裡應指出的是,明顯僅是法官在量刑時,引述已證事實時出現了筆誤。即在量刑時所引用之「經鑑定及進行定量分析後,對於警方從第一嫌犯居住單位收穫的毒品……」(見原審裁判第21頁倒數第3行),在這出現了筆誤。正確的是「對於警方從第一嫌犯居住單位外搜獲的毒品……」。
況且,該筆誤並不會影響原審法院對毒品性質及屬嫌犯持有的認定,因而未對定罪及量刑造成實質性法律適用錯誤。這並不構成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應適用《刑事訴訟法典》第361條第2款的規定作出更正。
綜上,上訴人此部份理由並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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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 關於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上訴人指,卷宗沒有任何證據或情節證實上訴人有與任何販毒團伙聯絡、其於2025年6月21日之前是否獲得毒品,並於2025年6月21日凌晨0時54分、2025年6月23日凌晨1時44分、2025年6月28日晚上約9時43分及2025年7月8日凌晨時分放置該等物品於涉案地點内欠缺證據證實,被收穫毒品的市值為多少也沒有獲得證實,上訴人從中獲得多少報酬,如何獲得報酬也無法證實等,在欠缺上述事實的認定,無法合理地且符合經驗法則地得出上訴人與他人『共同決意,分工合作』及將毒品『出售他人,藉此為自己及他人取得不法利益』的結論。繼而主張原審法院認定上訴人作出符合被指控犯罪客觀要素的依據,沾有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的瑕疵及第400條第1款適用法律錯誤的瑕疵。
於“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終審法院過往曾有如下見解:“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是指對一恰當的法律決定而言,獲認定的事實顯得不充分。當法院沒有查明為案件做出正確裁判必不可少的事實事宜,而該等事實事宜本應由法院在控訴書和辯護狀界定的訴訟標的範圍內進行調查時,即出現此一瑕疵,但不妨礙《刑事訴訟法典》第339條和第340條規定。”3
因此,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裁判之瑕疵,即是所謂的事實不充分的瑕疵,僅存在於法院沒有證實必要的可資作出適當法律適用以及決定案件實體問題的事實;法院在審判過程中必須在該刑事訴訟案件的標的包括控訴書或辯護詞所界定的範圍內,對這些事實作調查。4
也正如我們一直認為的,一方面,這裡所說的事實不足,不是指證據的不足5。另一方面,根據原審法院所認定的已證事實不能確定某一犯罪的構成要件,屬於一個法律適用層面的問題,而非事實的認定方面出現對事實的審理的遺漏或者在認定的時候造成事實的漏洞以致不能作出合適的法律適用的決定的問題。6
也就是說,上訴人僅僅是不同意原審法院就已證事實所作出的解釋而得出的結論而已。
至於上訴人伙同的分工合作的事實,原審法院已經認定了足夠的事實予以支持:第一嫌犯A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與他人共同決意,分工合作,明知「亞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及「甲基苯丙胺」的性質及特徵,且明知該物質受法律所管制,仍在未取得許可的情況下將該些毒品在澳門出售予他人,藉此為自己及他人取得不法利益。
再者,本上訴法院認同檢察院方面之意見指,原審法庭在審判聽證中已對作為案件標的之控訴書及答辯狀中的事實進行了調查,而獲證實之事實在主客觀要件方面均已符合了法律對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罪狀的描述,該等獲證實之事實足以支持原審法庭得出上訴人構成被控訴之罪之結論。
亦即是說,考慮到卷宗現有的證據及事實均能支持上訴人觸犯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的認定,而且已證事實亦顯示出上訴人與其“上線”共同決意及分工合作。至於其所獲報酬的多少與毒品之來源問題,不屬罪狀的客觀構成要件,因而不妨礙原審法庭依據已證事實對其作出罪名成立的認定。
因此,毫無疑問,原審法院所作出的認定上訴人實施了被指控的事實,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經第10/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結合第21條第1款第1項第7點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的法定罪狀主觀及客觀要件,原審法院的決定沒有任何的適用法律上的瑕疵,應該予以支持。
上訴人此部份上訴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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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 - 關於判處附加刑的法律適用錯誤的問題
上訴人指,檢察院只控訴上訴人觸犯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並未聲請判處任何附加刑。而原審合議庭在宣判當日臨時決定增加「禁止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為期8年」的附加刑。原審法院之依據為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典》第339條第1款。上訴人的指派辯護人已當庭提出反對,但合議庭仍作出該附加刑判處。
上訴人指,審判機關行使的是審判權而非檢控權,不能自行新增刑罰,又指新增的附加刑恰恰屬於「加重處罰」。因此,原審法庭類推適用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339條第1款於本案中,並不合適,為法律適用錯誤。
本案中,原審法院對第一嫌犯以直接共同正犯及犯罪既遂方式所觸犯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之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判處嫌犯七年六個月實際徒刑。
此外,根據第17/2009號法律第21條第1款第1項第7點的規定,考慮到本案的具體情節及嫌犯的人格和個人狀況,判處嫌犯禁止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附加刑,為期八年(期間由嫌犯獲得釋放後開始起計,即因法院裁判而被拘留、羈押及剝奪自由的期間不予計算)。
的確,檢察院在控訴書中缺乏了指出所有適用的法律規定,尤其是附加刑處罰的條文。
但是,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宣判)前,作出了加控第一嫌犯之一項附加刑之通知:“在審判聽證中,經過審判聽證所調查及審查的證據,本法院認為對於第一嫌犯被指控觸犯的經第10/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不排除有可能根據第17/2009號法律第21條第1款第1項第7點的規定,對嫌犯同時科處禁止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附加刑。因此,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39條第1款的類推適用,本法院將有關法律定性在附加刑上補充的可能性分別對檢察院及辯護人作出告知,檢察院對此不予反對,並放棄有關準備期間,而辯護人對此則以口頭答覆方式提出反對,但同時放棄餘下的準備及辯護期間(具體見庭審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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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典》第339條規定:
“一、如在聽證過程中得出結果,使人有依據懷疑發生一些事實,其係對案件之裁判屬重要,但在起訴書中未描述,又或無起訴時,在控訴書中未描述,而對起訴書或控訴書中所描述之事實不構成實質變更者,則主持審判之法官依職權或應聲請將該變更告知嫌犯,並在嫌犯提出聲請時,給予其確實必需之時間以準備辯護。
二、如變更係因辯方所陳述之事實而產生,則上款之規定,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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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典》第340條規定:
“一、如在聽證過程中得出結果,使人有依據懷疑發生一些事實,其係在起訴書中未描述,又或無起訴時,在控訴書中未描述,而對起訴書或控訴書中所描述之事實構成實質變更者,則主持審判之法官將該等事實告知檢察院,該告知之效力等同於提出檢舉,以便檢察院就新事實進行追訴;在正進行之訴訟程序之判罪上,不得考慮該等事實。
二、如檢察院、嫌犯及輔助人同意就新事實繼續進行審判,且該等事實並不導致法院無管轄權,則上款之規定,不適用之。
三、在上款所指之情況下,應嫌犯之聲請,主持審判之法官給予嫌犯不超逾十日之期間以準備辯護,並在有需要時將聽證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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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2009號法律第21條第1款第1項第7點(附加刑)明確規定:
“一、如行為人因實施本法律所指犯罪而被判刑,經考慮該事實的嚴重性,以及該事實在行為人公民品德方面所反映出的情況後,法院可科處下列附加刑:
(一)如屬第七條至第九條所指犯罪:
(7)被驅逐出境或禁止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為期五年至十年,但僅以非本地居民的情況為限。”
由上可見,法律規定了對觸犯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的非本地居民,法院可科處其禁止進入澳門的附加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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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由於沒有事實上的變更,不屬於《刑事訴訟法典》第340條規定的情況,然而,有關的處罰條文上的增加,則可類推適用第339條事實非實質變更的規定。
我們看到,主持審判之法官依職權或應聲請將該變更告知嫌犯,並在嫌犯提出聲請時,給予其確實必需之時間以準備辯護。
因此,本上訴法院認為,原審判決已履行《刑事訴訟法典》第339條之要求,已給予控方和辯方發言和辯護機會,同時給予雙方期限以準備辯護。原審法庭已經嚴格履行了告知義務,將增加附加刑的可能性向控辯雙方作出告知,並給予期間發表意見(上訴人的辯護人放棄辯護期間),保障了上訴人的辯護權。原審判決並沒有如同上訴人所指責之程序上的違反。
綜上,上訴人此部份上訴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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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但由於原審裁判出現了筆誤,將原審裁判第21頁倒數第3行,「經鑑定及進行定量分析後,對於警方從第一嫌犯居住單位搜獲的毒品……」改為:「經鑑定及進行定量分析後,對於警方從第一嫌犯居住單位外搜獲的毒品……」。並現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61條第2款之規定,對被上訴之判決中存在之誤寫作出上述更正。
餘下的,維持原審裁決內容。
判處上訴人繳付6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上訴的訴訟費用。
訂定上訴人辯護人辯護費為澳門幣3,500圓。
著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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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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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靜霞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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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映霞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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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第二助審法官)
1 1. 內有白色晶體的透明膠袋上痕跡(Bio-Y1485),是指採集透明膠袋的外表面及袋口上痕跡進行檢驗。
2. 本鑑定目的是對送檢檢材進行DNA檢驗,以識別其供體,不會對送檢檢材進行唾液、尿液或汗液等檢驗。
3. 該等檢樣上檢出的DNA的檢驗結果均為混合分型,即檢出的DNA是來自多於一個供體。
3.1 Bio-Y1481檢出的DNA有可能是來自嫌犯A及其他不能識別的供體,意思是該痕跡檢出的混合分型包含嫌犯A的基因型及不足以進行比對分析的其他基因型。
3.2 Bio-Y1483檢出的DNA是來自多於一個未知供體,意思是該痕跡檢出的混合分型是來自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供體,且可與將來倘有的其他人士的比對樣本進行比對分析。
3.3 Bio-Y1485檢出的DNA有可能是來自嫌犯A及其他未知供體,意思是該痕跡檢出的混合分型包含嫌犯A的基因型及可與將來倘有的其他人士的比對樣本進行比對分析的其他基因型。
4. Bio-Y1483及Bio-Y1485檢出其他未知供體,經分析後未能認定是來自同一未知供體。
5. 混合分型是指檢樣的分型圖譜在多個基因座上觀察到三個或三個以上等位基因峰。也就是說該檢樣上檢出的DNA是來自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供體。
2 中級法院於第516/2011號上訴案件作出的裁判。
3 終審法院在第52/2010號案中作出之裁判。
4 中級法院第32/2014號上訴案件。
5 中級法院第316/2014號上訴案件。
6 中級法院第932/2020 號上訴案的判決中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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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2026 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