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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宗編號:806/2025
(司法上訴卷宗)
裁判日期:2026年10月8日
主題:廢止居留許可;犯罪行為;無效行為。
裁判摘要
1. 司法上訴人以與配偶家庭團聚為由獲批在澳門的居留許可,但其後發現有關婚姻屬虛假。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22條第2款c)項規定,行政當局依法須宣告批准居留許可的行為無效。
2.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26條第1款,無效行為不可獲得追認、糾正及轉換。
3. 司法上訴人基於其自身作出的犯罪行為而獲得在澳門的居留許可,而面對此一情況,行政當局依法宣告批准居留許可的行為無效並沒有違反適度原則、善意原則,亦沒有損害司法上訴人對行政行為之正當信賴。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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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銳敏
澳門特別行政區
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
卷宗編號:806/2025
(司法上訴卷宗)
裁判日期:2026年10月8日
聲請人:A
被訴實體:保安司司長
***
一、 案件概述
司法上訴人A,詳細身份資料載於卷宗,不服保安司司長於2025年9月1日作出的決定,向中級法院提出司法上訴。在其起訴狀中,司法上訴人提出如下結論:
   1. 本案被上訴之行政行為是保安司司長根據載於治安警察局居留及逗留事務廳第200125/SRDARPA/2025P號報告書意見所述之理由,宣告司法上訴人於2009年8月7日獲治安警察局批給澳門居留許可的行政行為無效的決定。(以下簡稱“被上訴之行政行為”) (詳見文件1) ;
   2. 然而,除了給予應有之尊重外,司法上訴人認為被上訴之行政行為沾有違反適度原則的可撤銷瑕疵,致使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24條之規定被上訴之行政行為應被撤銷;
   3. 按於2016年11月16日已轉為確定的初級法院判決(編號:CR3-15-0353-PCC),司法上訴人自1998年與B的兒子C在內地認識並一直維持著情侶關係,更於2004年12月26日及2009年12月7 日誕下大兒子D及小兒子E(詳見行政卷宗內書面聽證的文件1);
   4. 即便兩名兒子的民事登記出生記錄上均顯示B為其等父親,相關的父親身份已透過澳門初級法院家庭及未成年人法庭案卷編號FM1-20-0010-CAO判決推翻,確認兩名兒子之生父為C,此舉不僅釐清親子關係,更間接證實司法上訴人與C之事實婚關係;
   5. 司法上訴人自1998年起與C自願在類似婚姻狀態下共同生活,並於2025年6月13日在澳門登記結婚(詳見文件2) ;
   6. 司法上訴人丈夫C、兒子D及E均為澳門永久性居民(詳見行政卷宗內書面聽證的文件1、5、7);
   7. 本案中,司法上訴人雖曾提交其與B不實婚姻文件,但現已證明存在真實且合法的替代性申請事由,即其與澳門永久性居民的C結婚及與同為澳門永久性居民的卑親屬D及E存在親子關係。司法上訴人完全具備條件以家團為由申請批給居留許可,並自始至今一直維持與澳門居民有親屬關係的條件;
   8. 瑕疵行為的後果可因新事實而補正,不必然導致整體行政行為無效。被上訴之行政行為顯然没有考慮到司法上訴人完全具備條件以家團為由申請批給居留許可,並自始至今一直維持與澳門居民有親屬關係的條件的情況;
   9. 司法上訴人自2009年8月11日取得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過去16年間,司法上訴人基於居民身份在澳門與丈夫C及兩名兒子一家以本澳為生活中心,開展日常事務及工作(詳見文件3及4)。一家均視澳門為永久居住地,在內地根本没有容身之所;
   10. 司法上訴人兩名兒子自出生後一直依靠司法上訴人生活。假如宣告批給司法上訴人居留許可的決定為無效,不難想像將使兩名兒子與母親分隔,亦使司法上訴人有家歸不得,將對司法上訴人兩名卑親屬造成難以彌補的人身及心靈上的損害,亦明顯違反人道原則;
   11. 基於上述事實與法律,被上訴實體不應作出相關宣告無效之決定,而是應將原居留許依據之婚姻關係轉換為基於司法上訴人與丈夫C家庭關係之依據而獲得合法居留許可;
   12.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五條: “二、行政當局之決定與私人之權利或受法律保護之利益有衝突時,僅得在對所擬達致之目的屬適當及適度下,損害該等權利或利益。” ,本條明確規定,行政當局之決定應符合適度原則,即所採取之措施應為達致法定目的所必需,且在對私人造成之損害與所追求之公共利益之間保持適當平衡;
   13. 適度原則的規範性核心表現為禁止過度,它意味着在方法和目的之間應有適當的關係。此核心含義體現出適度原則的三大要素:適當、必需和平衡。為達到某一目的,所使用的方法相對於該目的來說應為適當;在所有適合的方法中,應選擇對合法權益損害最少的;對相衝突的利益以合理的尺度來平衡,用公共利益作為取捨的標準。毫無疑問的是,在決定是否批給居留許可的問題上,立法者賦予行政機關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行政機關可以在法律限制的範圍之內自由作出決定,享有十分廣泛的自由決定空間;
   14. 應該留意的是,在具體個案中行政當局在行使第16/2021號法律第38條第1款之就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居留許可申請作出決定的權力時,擁有經考量涉及的具體公共利益、應予考慮的理由、甚至是時機或適時性等各種因素後作出決定的自由,但這種 “自由裁量” 有別於 “自由的任意處置”;
   15. 本案中,被上訴實體宣告司法上訴人於2009年8月7日獲治安警察局批給澳門居留許可的行政行為無效的決定,雖旨在糾正過去之行政瑕疵及維護公共秩序,然該措施顯然超出必要限度。
   16. 司法上訴人雖曾於2009年以不實婚姻取得居留許可,但該瑕疵現已因司法上訴人與澳門永久性居民建立真實婚姻及家庭關係而得以補正;宣告批給居留許可的行政行為無效,不僅未能實現“糾正身份關係”之目的,反而導致上訴人喪失合法居留身份,破壞現有真實家庭生活,與公共利益之維護不成比例。被上訴實體未考慮將原居留依據轉換為現有真實家庭關係,亦未依職權或依申請重新審查上訴人是否符合以“家庭團聚”為由之居留條件;
   17. 根據第16/2021號法律及第38/2021號行政法規,上訴人既已與澳門居民建立真實婚姻並育有澳門居民子女,本可依法申請居留許可,宣告無效實屬不必要之嚴厲手段。
   18. 上訴人在澳門已生活逾16年,與配偶及兩名未成年子女形成緊密之生活、社會及情感聯繫,宣告居留許可批給的行政行為無效將導致上訴人被剝奪合法居留身份,被迫與家人分離,對其子女之成長、教育及心理造成不可逆轉之傷害。該後果遠超出糾正行政瑕疵所需之代價,明顯違反適度原則中“禁止過度”之核心要求。
   19.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8條(善意原則),行政機關應優先保護居民對行政行為的合理信賴,而非溯及既往剝奪既得權利。
   20. 本案中,被訴實體宣告司法上訴人於2009年8月7日獲治安警察局批給澳門居留許可的行政行為無效的決定,即宣告16年前之居留許可無效,嚴重侵害司法上訴人對行政行為之正當信賴。
   21. 司法上訴人自2009年首次獲發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至2016年依法取得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在澳門合法居留及生活已逾16年;在此期間,上訴人始終以澳門為生活中心,建立家庭、工作及社會關係,並履行居民義務(如納稅、參與社會保障等),其對自身居民身份及居留權利之信賴具有持續性與合法性;其兩名兒子亦為澳門永久性居民,全家生活重心與身份認同均建立在澳門,形成不可輕易割裂之生活整體。
   22. 司法上訴人之居留許可及身份證件屢經續期與確認,行政當局多年來均未提出異議,此默示認可進一步強化上訴人之合理信賴;被上訴人於16年後追溯否定該行為之效力,且未提供過渡性安排或替代性居留途徑,實質上構成對既有法律狀態之不當顛覆,損害法律可預見性。
   23. 因此,被上訴之行政行為沾有違反適度原則的可撤銷瑕疵,致使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24條之規定被上訴之行政行為應被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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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訴實體就上訴提交了載於卷宗第25至28頁的答覆,當中作出結論內容如下:
   1) 司法上訴人不服保安司司長於2025年9月1日所作出的、宣告其居留許可無效的批示,向中級法院提出本司法上訴。
   2) 在所提交的上訴狀中,司法上訴人指違反了《行政程序法典》第5條適度原則。
   3) 本澳過往眾多的司法見解均一貫認為,適度原則僅適用於具有自由裁量權的行政活動中,並不適用於受限定(羈束)的行政活動。
   4) 本案所涉及的是宣告批給司法上訴人居留許可之行為無效的情況。
   5) 眾所周知,無效行為不產生任何法律效果,亦不可被追認、糾正及轉換,行政當局發現某一行政行為屬無效時,必須作出相關的宣告,故此,不存在任何自由裁量的空間。
   6) 因此,適度原則並不適用於本案中,而被訴行為亦不可能存在司法上訴人所指違反適度原則的情況。
   7) 至於司法上訴人指當局未將原居留許可依據轉換為現有真實家庭關係方面,如前所述,無效行為一經發現,行政當局須予以宣告,且不可追認、糾正及轉換,因而,依法不存在轉換相關依據的可能。
   8) 考慮到司法上訴人的居留許可是其透過聯同他人共同實施刑事犯罪以獲得批給,其所謂對行政行為的正當信賴被嚴重侵害的上訴理由明顯不具任何說服力。
   9) 故此,應裁定司法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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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上訴人及被訴實體均沒有提交非強制性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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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69條,本卷宗送交檢察院進行檢閱。檢察院助理檢察長作出本附卷第36至39頁的意見書,建議宣判司法上訴人敗訴,駁回她的全部訴求,其內容如下:
“在起訴狀中,司法上訴人A請求撤銷保安司司長閣下於2025年9月1日所作之批示(卷宗第9-10頁),該批示同意治安警察局居留及逗留事務廳第200125/SRDARPA/2025P號報告書之意見,宣告她於2009年8月7日獲批給的居留許可無效。
為支持其訴訟請求,她聲稱被訴批示存在三個瑕疵,依次是:違反人道原則;被訴行為應獲補正;違反適度原則和善意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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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違反人道原則
司法上訴人的第一個論點(違反人道原則),可以歸納如下提出:其於2009年首次獲發澳門非永久居民身份證,至2016年依法取得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在澳門生活合法居留及生活已逾16年。司法上訴人以澳門為生活中心,建立家庭、工作及社會關係,其兩名兒子亦為澳門永久性居民,故被訴行為將對其本人及家庭生活造成重大影響,認為被訴行為違反人道原則。
在澳門法律秩序中,人道主義原則和它所派生的「人道理由」具有重要價值,第16/2021號法律第11條第1款與第38條第2款第6)項之規定可資為證;而且,第4/2003號法律第9條第2款第6)項與第11條第1款及第55/95/M號法令第20條e)項確鑿昭示,人道理由之價值一以貫之、由來已久。然則,我們認為:本案中,司法上訴人提出的這項理由難以成立。
須知,本案需要處理的法律問題不在於司法上訴人目前的處境是否值得同情,而在於她獲得的居留許可及其續期是否符合法定的前提與要件。換言之,關鍵問題在於,司法上訴人在澳門形成的生活聯繫是否足以阻卻和排除法律所規定的無效後果。對本案而言,人道主義和人道理由這兩個概念的積極含義可以存而不論,只需要指出它們的消極內涵:人道主義植根於人類公認的倫理道德包含的良善與正義,所以,它們不保護任何受倫理道德讉責的不正當利益,不言而喻,它也不能成為逃避(廣義上)法律制裁的口實。
根據卷宗資料,司法上訴人A出生於1980年12月30日(參見行政卷宗第58頁),於2004年10月20日與B辦理“假結婚”的手續。作為成年人,司法上訴人已具有明辨是非的足夠能力,能夠預料自己的犯罪行為有可能敗露,亦理應承擔因犯罪行為而引致的法律後果和制裁。因此,不論基於倫理還是法律,司法上訴人都沒有主張人道主義的正當性,從而她企圖以人道主義排除本案被訴批示所宣告之無效的主張自然不能獲得採納。職是之故,被訴行為不可能抵觸人道原則,她提出的這一訴訟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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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居留許可之補正
司法上訴人進一步主張,被訴實體不應逕行宣告居留許可之無效,因為立法者賦予行政機關的權限是自由裁量權,所以,被訴實體應當針對本案的具體情況,將居留許可原先所依據之婚姻關係轉換為她與丈夫C之間的婚姻關係;由於她獲得之居留許可僅屬於可撤銷之行為,而且,她已與澳門居民建立了真實婚姻,該可撤銷應視為已獲得補正。
毋庸諱言,澳門初級法院家庭及未成年人法庭在第FM1-20-0010-CAO號程序中作出判決,宣告司法上訴人兩名兒子的父親不是B,變更為(她的配偶)C。儘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澳門初級法院家庭及未成年人法庭的這一判決不可能產生她所請求的補正。
第200125/SRDARPA/2025P號報告書與「治安警察局居留及逗留事務廳」代廳長之建議毫無歧義地顯示,被訴批示的主要依據在於:考慮到利害關係人A與B之間存在的婚姻關係是行政當局批准利害關係人的居留許可之前提要件及主要要素,然而,初級法院裁定二人觸犯偽造文件罪罪名成立,基於此,在批給其居留許可的行政行為沾有錯誤瑕疵。因此,建議根據《行程程序法典》第122條第2款c項之規定,宣告時任本局局長於2009年8月7日批給A澳門居留許可的行政行為無效。
本案被訴批示的作出日期是2025年9月1日,當時,第16/2021號法律已經生效,其第7條第1款清晰明了地規定:以虛假聲明或虛假、偽造、經篡改的文件或屬他人的真確文件,又或以任何欺詐方式所取得的入境許可、逗留許可、居留許可,以及該等許可的續期及延期,均屬無效。
不僅如此,在我們看來,終審法院在第29/2018號程序之合議庭裁判中確立的精湛司法見解同樣適用於本案,它明確斷言:如果不動產投資居留申請人的配偶在居留申請及續期申請中基於虛假的文件資料,使用了虛假身份,那麼行政長官宣告批准其居留及將有關居留許可續期的行政行無效的批示,不違反《行政程序法典》第122條第2款c項的規定。
本案中,澳門初級法院在第CR3-15-0353-PCC號程序中所作的、已具有既判案效力的合議庭裁判證實(參見P.A.第32頁):司法上訴人以正犯和既遂方式,實施了三項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刑法典》第224條第1款b項所規定並處罰的偽造文件罪;司法上訴人和B締結與真實狀況不符的婚姻,令內地當局向其發出上述結婚證書和公證書,使二人存在結婚關係這一法律上屬重要之事實不實載於其上,再利用上述文件以夫妻團聚為由向澳門當局申請並成功取得在澳門居留所需的身份證明文件,從而意圖並實際地規避法律打擊非法移民的效力。
基於上述的既判案效力,司法上訴人的犯罪既遂行為符合了第16/2021號法律第7條第1款是一目了然、不容置疑的。由此可以斷定,司法上訴人所獲得的居留許可及其續期絕非可撤銷,相反,皆是無效行政行為。基於《行政程序法典》第123條第1款與第2款,行政法領域的理論和司法見解持之以恆地斷言:無效行政行為——自始且永遠——不產生任何法律效果,而且,對無效之主張與宣告不受時間限制(亦即,得“隨時”為之),該《法典》第126條第1款明確規定,不可追認、糾正或轉換無效行政行為。
綜上,司法上訴人獲得之居留許可及其續期由於屬於無效,不可能獲得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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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於違反適度原則和善意原則
  為支持其主張,司法上訴人在起訴狀中指出:司法上訴人既已與澳門居民建立真實婚姻並育有澳門居民子女,本可依法申請居留許可,現宣告其原有的獲批給的居留許可為無效,實屬不必要之嚴厲手段,因此,被上訴之行政行為違反《行政程序法典》第5條和第8條所規定的適度原則和善意原則。
適度原則規定於《行政程序法典》第5 條第2 款,闡釋該原則的理論與判例固然不勝枚舉,然則,關於其內容與適用並不存在本質性歧義,終審法院與中級法院一直且一致認為(舉例而言,見終審法院在第101/2019號、第57/2020號和第89/2021號程序中之裁判):終審法院一直認為在審議行政機關是否遵守適度原則時,只有在行政決定以不能容忍的方式違反該原則的情況下,法官才可以介入。
終審法院在第54/2011號程序所作的合議庭裁判中指出:行政當局必須廢止可撤銷的違法行為,不論該等行為對私人是有利還是不利,也不論是否以其他行為將其取代,除非當局決定對其進行補正(改良、轉換或追認)。質言之,對可撤銷行政行為之廢止是受拘束行政行為,而非裁量行為。
不妨指出,行政法理論和判例的無爭議的共識是:較諸可撤銷,無效是更加嚴厲的制裁。澳門《行政程序法典》第123條與第125條及《行政訴訟法典》第25條,體現和確認了這樣的理念。遵循終審法院的上述精闢司法見解和「更強理由(por maioria da razão)」的解釋規則,我們坦然相信:對無效行政行為作出無效宣告是行政當局(尤其是有權限行政當局)的義務和責任,行政當局不享有裁量權,是受拘束行政行為。
眾所周知,行政法理論和判例之另一項不爭的共識在於(舉例而言,終審法院在第54/2011 號、第79/2015 號、第96/2018 號、第54/2020 號與第77/2021 號程序中所作的合議庭裁判):平等原則、適度原則、公正原則、善意原則——行政法的這些一般原則皆僅約束行政機關行使自由裁量權或享有判斷餘地時作出的行政行為,不約束受拘束行政行為,故此,在對受拘束行政行為提起之司法上訴中,主張行政行為違反善意、平等、適度或公正原則的觀點不能成立。
此外,按照澳門法院的精闢立場(參考中級法院第265/2015 號合議庭裁決及終審法院第76/2015 號合議庭裁決):故意造成有關錯誤者,不得主張消滅有關錯誤之有利效果的行政行為違反善意原則(Não podem invocar a boa fé perante a acção administrativa se o acto de ren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se baseou em erro para o qual eles dolosamente contribuíram decisivamente.)。它和“挑釁者不得主張正當防衛”的價值理念,可謂一脈相承。
本案中,必須指出:行政當局批准司法上訴人之居留許可申請的行政行為——治安警察局局長2009年8月7日之批示——的核心事實依據就在於她實施之犯罪行為(虛假結婚),因此,這一批示毫無疑問地屬於無效行政行為。既然如此,一旦證實有關虛假狀況,行政當局依法只能宣告有關行政行為無效——如上所述,宣告行政行為無效是一個受拘束的活動。
基於上文之分析,我們認為:本案被訴行政行為——保安司司長於2025年9月1日所作的宣告治安警察局局長2009年8月7日批准A居留許可無效之批示——既不觸犯善意原則與適度原則,亦沒有損害她的任何合理期待,她提出之“應宣告該行政行為無效或可撤銷”的請求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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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檢察院謹此建議法官閣下:宣判司法上訴人敗訴,駁回她的全部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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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助審法官已對卷宗進行檢閱。
  現對案件進行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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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訴訟前提
  本院對此案有管轄權。
  本案訴訟形式恰當及有效。
  訴訟雙方具有當事人能力及正當性。
  不存在待解決之無效、抗辯或其他先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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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事實
根據載於卷宗之證據,本院認為以下事實屬重要並視為獲得證實:
1. 司法上訴人於2009年8月4日以與配偶團聚為由提出居留許可申請,並於2009年8月7日獲批給居留許可。(見行政卷宗第14頁)
2. 根據第CR3-15-0353-PCC號卷宗於2016年10月26日作出之判決,初級法院刑事法庭裁定司法上訴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三項「偽造文件罪」,罪名成立,每項判處二年三個月徒刑,上述三罪競合,合共判處三年徒刑之單一刑罰,暫緩執行該徒刑,為期三年。司法上訴人尚須向法務公庫繳納500澳門元,納入保護暴力犯罪受害人基金。(見行政卷宗第29至38頁)
3. 上述刑事判決於2016年11月15日轉為確定。(見行政卷宗第39頁)
4. 行政當局於2025年5月8日以書面聽證方式將擬宣告司法上訴人居留許可無效之具體理由正式通知了司法上訴人。(見行政卷宗第55頁)
5. 司法上訴人於2025年5月23日提交了書面陳述。(見行政卷宗第67至70頁)
6. 治安警察局居留及逗留事務廳居留分處於2025年7月21日作出了第200125/SRDARPA/2025P號報告書,建議宣告司法上訴人於2009年8月7日獲批給之居留許可無效。(見行政卷宗第75至79頁)
7. 報告上呈後,治安警察局居留及逗留事務廳代廳長於2025年7月25日作出了意見如下(見行政卷宗第79及其背頁):
“ 1. 利害關係人A於2009年持《前往港澳通行證》以與配偶B團聚為由獲批給居留許可,其持有《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2. 根據初級法院第CR3-15-0353-PCC號判決書所載,利害關係人與B締結與真實狀況不符的婚姻,令內地當局向其發出結婚證書和公證書,使二人存在結婚關係這一法律上屬重要之事實不實載於其上,再利用上述文件以夫妻團聚為由向澳門當局申請並成功取得在澳門居留所需的身份證明文件;且為了讓利害關係人之兒子D和E取得澳門居留權,聲明B為D和E的親生父親,使D和E的出生記錄和身份證申請書上記載着不實的身份資料。A被初級法院判決三項偽造文件罪罪名成立,合共判處三年徒刑,緩期三年執行,該判決已於2016年11月15日轉為確定。
3. 由於利害關係人獲批的居留許可是基於與事實不符的結婚證明而作出,且過程中所牽涉的犯罪行為是批給其居留許可的關鍵因素,初級法院亦就其有關犯罪行為作出有罪判決,故本廳依法提起書面聽證程序,擬宣告時任本局局長於2009年8月7日批給利害關係人澳門居留許可的行政行為無效。
4. 聽證期間,於2025年5月23日,利害關係人提交書面陳述及相關文件,請求駁回宣告無效之決定。
5. 經分析,考慮到利害關係人與B之間存在的婚姻關係是當局批准利害關係人的澳門居留許可之前提要件及主要要素,根據已審理查明的事實,利害關係人與B締結的婚姻為虛假,並藉此為利害關係人取得澳門居民身份證。基於此,批給利害關係人居留許可的行政行為沾有錯誤瑕疵,且在該行政行為作出的過程當中牽涉到犯罪行為,有關居留許可應被宣告無效。
6. 利害關係人提出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8條,行政機關應優先保護居民對行政行為的合理信賴,而非溯及既往剝奪既得權利。需要指出的是,利害關係人與B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共同合意,分工合作,B先與李錦秀離婚,再與利害關係人締結與真實狀況不符的婚姻,後使利害關係人取得澳門居民身份。簡言之,利害關係人使用不法手段,瞞騙行政當局而獲批給居留許可。綜觀利害關係人的情況,並不符合上述原則,尤其破壞了「公正」此一重要法律價值。
7. 利害關係人於陳述書內表示具備條件繼續以家團為由申請批給特別居留許可,須指出的是根據第16/2021號法律第三十八條第三款結合第38/2021號行政法規第三十一條第五款(一)項的規定,居住在內地的中國公民,僅在持有由內地主管部門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居留的目的而簽發的文件(即以與澳門居民配偶團聚為由申請並獲批的《前往港澳通行證》)的情況下,方可獲得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居留許可。簡而言之,倘宣告批給利害關係人居留許可的行政行為無效,其不曾具有澳門居民身份,其返回內地恢復戶籍並與C締結婚姻關係後,可以與澳門居民配偶團聚為由申請《前往港澳通行證》,獲批該證後可前往本局申請澳門居留許可,本廳將依法處理有關申請。至於在申請《前往港澳通行證》期間,根據過往經驗有關人士會以《往來港澳通行證》及其附載之探親“T”簽注入境澳門與在澳親屬團聚及共同生活,不妨礙利害關係人以此方式來澳與家團成員團聚及共同生活。
8. 經綜合考慮利害關係人的情況,尤其考慮到其於陳述書所述及之內容,利害關係人的情況不符合人道理由或其它值得例外考慮之原因而例外給予居留許可。
9. 綜上所述,考慮到利害關係人A與B之間存在的婚姻關係是行政當局批准利害關係人的居留許可之前提要件及主要要素,然而,初級法院裁定二人觸犯偽造文件罪罪名成立,基於此,在批給其居留許可的行政行為沾有錯誤瑕疵。因此,建議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22條第2款c項之規定,宣告時任本局局長於2009年8月7日批給A澳門居留許可的行政行為無效。
10. 此外,利害關係人之兩名兒子(D及E)因在澳出生的中國公民,且出生時其父親或母親在澳門合法居住而取得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之情況,其兩名兒子在澳出生時,其生父無疑不具澳門居民身份。就此情況本廳於2025年6月致函身份證明局查詢A之兩名兒子之澳門居民身份證是否已被註銷,該局回覆指已開展註銷D的澳門居民身份證程序;另由於E在澳門出生時,其母A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故E符合領取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資格,倘若A的居留許可被宣告無效,該局方可跟進註銷E的澳門居民身份證,故尚未開展註銷E的澳門居民身份證程序。倘宣告時任本局局長批給利害關係人澳門居留許可的行政行為無效後,將通報身份證明局,以便該局作適當跟進。
謹呈局長 閣下審批。”
8. 治安警察局局長同意上述意見,並於2025年8月5日將有關報告書上呈保安司司長審批。(見行政卷宗第79頁)
9. 就上述意見,被訴實體於2025年9月1日表示同意,並決定按建議辦理。(見行政卷宗第79頁)
10. 被訴實體透過第100557/SRDARPNT/2025P號通知書將上述決定通知司法上訴人。(見行政卷宗第85至86頁)
11. 司法上訴人於2025年9月19日獲通知有關決定。(見行政卷宗第91頁)
12. 司法上訴人於2025年10月9日向中級法院提起本司法上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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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法律適用
  為支持司法上訴理由成立,司法上訴人提出了以下理據:
1) 瑕疵行為的後果可因新事實而獲得補正,不必然導致整體行政行為無效。被上訴之行政行為顯然沒有考慮到司法上訴人完全具備條件以家團為由申請批給居留許可,並自始至今一直維持與澳門居民有親屬關係的條件的情況;
2) 宣告批給司法上訴人居留許可的決定為無效,將對司法上訴人兩名卑親屬造成難以彌補的人身及心靈上的損害,亦明顯違反人道原則;
3) 基於以上第1)及2)點理由,被訴實體不應作出相關宣告無效之決定,而是應將原居留許可依據之婚姻關係轉換為基於司法上訴人與丈夫C之家庭關係作為依據,並因而獲得合法居留許可;
4) 被訴行為違反適度原則、善意原則,以及嚴重損害司法上訴人對行政行為之正當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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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上訴人主張,雖然其曾提交與B之不實婚姻文件,但現已證明存在真實且合法的替代性申請事由,即其與澳門永久性居民的C結婚及與同為澳門永久性居民的卑親屬D及E存在親子關係。在司法上訴人看來,被訴行為顯然沒有考慮到司法上訴人完全具備條件以家團為由申請批給居留許可,並自始至今一直維持與澳門居民有親屬關係的條件的情況。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22條第2款c)項,標的屬不能、不可理解或構成犯罪之行為均屬無效行為。
  本案中,司法上訴人獲得居留許可的依據在於其向行政當局申請與具澳門居民身份的配偶B家庭團聚。
  根據第CR3-15-0353-PCC號卷宗於2016年10月26日作出之判決,初級法院刑事法庭裁定司法上訴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三項「偽造文件罪」,罪名成立,每項判處二年三個月徒刑,上述三罪競合,合共判處三年徒刑之單一刑罰,暫緩執行該徒刑,為期三年。
  行政當局作出批准司法上訴人居留許可決定之核心依據建基於上述犯罪行為,因此,有關行政行為屬無效行為。
  應指出的是,一旦發現有關虛假狀況,行政當局依法只能宣告有關行政行為無效,而宣告行政行為無效是一個受限定的活動,在此行政當局並無裁量空間。
  此外,行政卷宗第66頁顯示,司法上訴人現配偶C首次簽發澳門居民身份證的日期為2011年2月25日,而司法上訴人是於2009年8月7日獲批給澳門居留許可。因此,現被訴的行政行為所宣告無效的先前行為,在其於2009年8月7日被作出一刻,司法上訴人並無任何合法的替代依據,以消弭該行政行為的無效瑕疵,甚至是將之轉換為另一合法的行政行為。
  更何況,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26條第1款,無效行為不可獲得追認、糾正及轉換。
  就現討論之問題,若司法上訴人是在事後才取得以家團為由申請批給特別居留許可的前提並一直維持,則一如被訴行為所採納的,治安警察局居留及逗留事務廳代廳長所提交的意見書所指出般,不妨礙司法上訴人再行提出居留許可申請,以便內地當局及澳門當局依法審批。
  基於此,司法上訴人此一部份理據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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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上訴人亦指出,在過去16年間其基於居民身份在澳門與丈夫C及兩名兒子一家以本澳為生活中心,開展日常事務及工作,一家均視澳門為永久居住地,在內地根本沒有容身之所。在其看來,假如宣告批給司法上訴人居留許可的決定為無效,不難想像將使兩名兒子與母親分隔,亦使司法上訴人有家歸不得,將對司法上訴人兩名卑親屬造成難以彌補的人身及心靈上的損害,亦明顯違反人道原則。
  司法上訴人主張,應將原居留許可依據之婚姻關係轉換為基於司法上訴人與丈夫C之家庭關係作為依據,並因而獲得合法居留許可。
  如上,宣告行政行為無效是一個受限定的行政活動。
  第16/2021號法律第11條第1款規定,利害關係人得以人道理由為依據,向行政當局提出申請,以期獲得例外地免除法定要件、條件及手續,給予入境許可、逗留許可及居留許可,以及對有關許可予以續期或延期。就此,並不妨礙的是,司法上訴人的居留許可依法被宣告為無效後,其再行按照上引機制提出申請,而其批准與否則是有賴於行政當局的裁量及審批。然而,該項機制的設置並不能夠本末倒置地解讀為當行政當局遇有《行政程序法典》第122條第2款c)項所指情事時,不應依法宣告居留許可無效。
  基於此,司法上訴人此一部份理據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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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上訴人亦主張被訴行為違反適度原則、善意原則,以及嚴重損害司法上訴人對行政行為之正當信賴。
  行政法的一般原則主要用於限制行政當局對裁量權的行使,而並不適用於行政機關必須依法作出的決定。就此,司法見解一致認為,只有在自由裁量的範圍內,違反適度原則或善意原則方具獨立意義。
  本案中,司法上訴人獲批給之居留許可因建基於犯罪事實而無效,行政當局必須依法宣告有關行為屬無效,因此,司法上訴人所提出被訴行為違反適度原則、善意原則,以及嚴重損害司法上訴人對行政行為之正當信賴並無道理。
  此外,應指出的是,倘非司法上訴人自願參與並作出犯罪行為,其自始不能夠於2009年透過家庭團聚的途徑,獲得在澳門的居留許可。司法上訴人正正是基於其自身作出的犯罪行為而獲得在澳門的居留許可,在此情況下,難以接受司法上訴人所提出的行政當局違反適度原則、善意原則,以及嚴重損害司法上訴人對行政行為之正當信賴的觀點。事實上,行政當局最初的決定是基於司法上訴人所虛構的婚姻關係,惟其從沒有賦予司法上訴人任何合理期望,即使有關行為在將來被揭發,行政當局亦不會對其作出追究。
  基於上述理由,應裁定司法上訴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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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決定
  綜上所述,本院合議庭裁定司法上訴人上訴理由不成立,並維持被訴決定。
本上訴的訴訟費用由司法上訴人承擔,相關司法費定為6個計算單位。
依法登錄本裁判並作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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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2026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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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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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ónimo Alberto Gonçalves Santos
(O Acórdão foi-me traduzida para
a língua portuguê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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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婉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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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lvaro António Mangas Abreu Dantas
(鄧澳華)
(Fui Presente)



第806/2025號案(司法上訴卷宗) 5 /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