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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要裁判 (按照經第9/2013號法律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規定) ----
--- 日期:08/10/2026 ------------------------------------------------------------------------------------------
--- 裁判書製作法官:盧映霞法官 -------------------------------------------------------------------------

編號:第786/2026號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被判刑人)A

簡要裁判書
(根據經第9/2013號法律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的規定)

一、案情敘述
  初級法院刑事起訴法庭在第PLC-178-25-2-A號卷宗內審理了被判刑人(上訴人)A的假釋個案,於2026年8月12日作出裁決,並決定否決其假釋。
  被判刑人A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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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提出之上訴理由(卷宗第79頁至第95頁的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當中的結論內容如下:
1) 在案上訴人因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條a項結合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相當巨額詐騙罪(既遂)」,及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條a項結合第196條b項、第22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相當巨額詐騙罪(未遂)」,兩罪並罰,合共被判處3年3個月實際徒刑;
2) 上訴人已服滿了三分之二刑期;達到《刑法典》第56條之可給予假釋期限;
3) 此為上訴人首次申請假釋,但遭原審法庭否決,應有尊重下,上訴人認為被上訴批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
4) 被上訴批示“事實依據”中提及:“......被判刑人在服刑期間未有參加獄中的學習活動,於2026年02月開始參加獄中洗衣職訓,被判刑人亦有參與宗教活動、體育競技比賽、關愛社會服務計劃的義工培訓班等。其在香港的家人間中前來探訪被判刑人,以給予他支持和鼓勵。”;
5)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懲教管理局的官方網站資訊,當中清楚指出“學習活動”的涵蓋範圍,如下:「學習活動院內設紀律訓練及值勤活動,包括步操訓練、體能鍛鍊、農耕活動及各類之體育及文娛康樂活動,此外,亦會因應院生的成長需要舉辦各類的工作坊及短期課程,主題包括性教育、個人成長、生涯輔導、健康生活及防止藥物濫用、法律等。」;
6) 獄中的學習活動是包括紀律訓練、值勤活動、各類之體育及文娛康樂活動、各類的工作坊及短期課程;
7) 事實上,根據卷宗資料,上訴人有參與獄中的學習活動,包括:基督教宗教班、體育競技比賽(足球班)、關愛社會服務計劃的義工培訓班、四季人生.自我認識工作坊、普法講座,及Word、Excel微軟電腦班課程;
8) 基此,被上訴批示內有關上訴人相關記載與實際情況不符。應有尊重下,被上訴批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指“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並錯誤認定上訴人未有參加獄中的學習活動;
9) 即使法庭認為獄中的學習活動僅限於「回歸教育課程」(當然我們不認同!),為謹慎辯護目的,亦須指出:在應有尊重下,上訴人未能報讀「回歸教育課程」,乃基於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
10) 本案之裁決於2025年09月25日轉為確定,於2025年09月25日之前,上訴人雖因本案羈押於監獄,惟裁決未轉為確定。由於「回歸教育課程」之報名資格僅限已判刑且正在服刑之囚犯,故上訴人於羈押階段不符合報讀條件,不得申請報讀該課程;
11) 另外,「回歸教育課程」於每年9月上旬開課。惟上訴人之裁決至2025年09月25日轉為確定,其時已錯過2025年度報名時限;倘擬報讀,須等候接近一年之久,才能於2026年9月上旬入讀該課程;
12) 上訴人雖已錯過2025年度「回歸教育課程」之報名時限,惟其並未放棄學習,反而積極參與獄中舉辦之各項學習活動,當中包括:包括:基督教宗教班、體育競技比賽(足球班)、關愛社會服務計劃的義工培訓班、四季人生.自我認識工作坊、普法講座,以及Word、Excel微軟電腦班課程;
13) 上訴人亦於信函中表明,其堅持每日閱讀報紙及借閱圖書,藉以增廣見聞,拓展自身之知識層面與認知領域;
14) 更甚者,上訴人在獄期間已展現積極悔悟更生之心態,早於2025年11月,其已主動向監獄提交申請,希望參加職業培訓(需輪候),並自2026年02月起持續參與洗衣職訓至今,顯示其願意學習一技之長、積極為日後重返社會做好準備;
15) 該等事實亦充分顯示上訴人具備學習能力及進取心,願意通過正當途徑充實自我、提升學識,為重返社會作好準備,一個在獄中能夠堅持學習的服刑人,其守法意識及自我約束能力已獲得實質提升;
16) 應有尊重下,上訴人亦認為該批示違反《刑法典》第56條及第40條之規定,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之法律適用錯誤瑕疵;
17) 被上訴批示中,否決給予上訴人假釋之理由在於法庭難以合理預期上訴人在獲釋後能以負責任的方式重返社會及不再犯罪,及提前釋放上訴人對澳門的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
18) 上訴人認為不能單純依靠上訴人所被判刑的犯罪行為,就否定其在獄中的改變,斷定其守法意識薄弱,推定其獲釋後不能以對社會負責任的方式生活;
19) 上訴人為初犯,首次入獄服刑,經過兩年多的監禁,已深感後悔,清楚明白其所作出行為的嚴重性;
20) 上訴人在犯罪後採取坦誠及合作態度,尤其是在聽證中,上訴人對指控直認不諱,事後感到非常後悔,承諾不會再犯,這些都是為了彌補犯罪之後果;
21) 上訴人没有其他待決案卷;
22) 上訴人亦透過信件向法庭表達了真誠悔意,並承諾日後不會再犯;
23) 上訴人在獄中有時常作出反省,想到其母親健康狀況差(患有多種疾病)仍堅持從香港來訪澳門監獄探望上訴人及給予支持及鼓勵,使其感到十分愧疚及後悔。為了不辜負母親在其在獄期間的不離不棄,其承諾在出獄後必定會安份守紀,返回香港與母親重過新生活;
24) 上訴人為家中獨子及唯一經濟支柱,其父親已去世,若給予上訴人假釋機會,可使他盡快回香港照顧年邁及患病的母親,並承擔起作為兒子的責任,減輕其母親的經濟及心理負擔;
25) 上訴人通過在獄中的深切自我反省,及得到家人的支持及鼓勵,填補了上訴人在實施犯罪時所缺失的正向因素,上訴人已具備足夠的條件,誠實的去生活,且將在社會安份地生活而不再犯罪;
26) 上訴人表示獲假釋後會離開澳門、返回香港與母親居住及從事倉務員或地鐵電燈維修員的工作,由此可預見上訴人不再危害澳門社會秩序及安寧,被上訴批示指出上訴人會對澳門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帶來嚴重負面影響的憂慮明顯是欠缺依據;
27) 反之,根據澳門監獄社會援助、教育及培訓處技術員報告、澳門懲教管理局路環監獄獄長意見的均認為可給予上訴人假釋機會,以及界定上訴人屬「信任類」,上訴人在獄中行為良好,其於服刑期間,並沒有被處罰的記錄,也没有違反監獄的紀律,在服刑期間的行為總評價為「良」;
28) 上訴人在獄期間亦表現出積極更生意願,自2026年02月起持續參與洗衣職訓至今,顯示其學習技能、為重返社會作準備之意願;
29) 上訴人的母親居於香港,仍持續來澳門監獄探望上訴人,提供情感支持,有助其情緒穩定與社會連結;其母親亦為上訴人撰寫求情信,反映家人願意接納並協助上訴人日後重返社會;
30) 上訴人已繳付判刑卷宗之由其個人承擔的訴訟費用,顯示其承擔法律責任之態度,其出獄後之就業規劃亦表明其將以合法勞動賺取收入,逐步回歸正常生活,此舉反而有助於修復其對社會秩序造成之損害;
31) 事實上,在對上訴人作出有罪判決時,其被判處3年3個月實際徒刑,在量刑部分已考慮上訴人所實施的犯罪,對社會安寧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32) 上訴人因其犯罪行為被判實際徒刑3年3個月,已向社會上的人展示了犯罪受罰的結果,繼而抑壓犯罪動機,故此已有效達到了阻嚇犯罪的一般預防效果;
33) 就特別預防方面,上訴人在經過兩年多的監禁後,其已汲取教訓及認清自己的過錯,並願意以身作則遵守法紀;以及社會大眾完全能接受一個真心悔改知錯的上訴人而給予其一次假釋的機會。可以肯定,提前釋放上訴人絕不會損害社群一般成員對法律有效性的認同及對法律規範的信心;
34) 刑罰之目的除懲戒外,更著重於教育及矯治,促使服刑人反省自身行為,重建守法意識。被上訴批示以原犯罪行為之嚴重性作為否決假釋之主要依據,無異於對同一事實進行重複評價;
35) 假釋制度之審查核心,應在於服刑人於執行徒刑期間之人格演變情況及其重返社會之準備,而非再次以判刑時已考量之事實否定其更生之機會;
36) 上訴人於獄中行為總評價為「良」,且無任何違規紀錄,足以證明其人格已朝正面方向發展,原審法庭不應過度著眼於過去之犯罪情節,而忽略上訴人於服刑期間所展現之良好表現及真誠悔悟之態度;
37) 從另一角度看,按照《刑法典》第56條第1款規定之要件只要求“期待”、“顯示”,並不是要求證實;
38) 在作出是否給予囚犯假釋決定時,法律只要求一種有依據、肯定多於否定之跡象、評估與判斷,而並非如判決般嚴謹;
39) 我們知道,假釋制度的設置是考慮刑事政策之需要,在刑罰執行的需要性與有利囚犯重返社會之間起緩衝、權衡作用;
40) 在本上訴案中,應理解為釋放上訴人顯示不會影響維護法律秩序,釋放上訴人顯示不會影響社會安寧。至此,上訴人之狀況已滿足了《刑法典》第56條第1款規定之所有要件,故法院依法須給予上訴人假釋;
41) 事實上,即使上訴人得到假釋,其於假釋期內仍需履行當中規定之義務,例如要遵守某些行為規則、考驗制度以及便於其重返社會的個人計劃等,在不遵守之情況下依法會受到處罰。原則上,此等制度在某程度上就等同於緩刑的執行,正如我們學說所認同,緩刑亦屬刑罰之一種,故即使法院給予上訴人假釋,事實上,上訴人仍在服刑中;
42) 上訴人在假釋期間若違反法律規定,假釋亦可被廢止。故法院在對上訴人提出的假釋申請作決定時,在其主觀上不應認定給予上訴人假釋等於免除了上訴人依法應受但未受之餘下刑期。相反,上訴人認為應視之為刑罰執行方式的問題,不給予上訴人假釋,刑罰需以被剝奪自由的方式在監獄繼續履行;給予上訴人假釋,那麼刑罰之執行則是在上訴人有人身自由的狀態下履行而矣;
43) 《刑法典》第56條第1款規定之要件只要求“期待”、“顯示”,並不是要求證實。法律規定法院在作出判決時,是要以已證實之事實為依據。但在作出是否給予囚犯假釋決定時,法律(《刑法典》第56條第1款規定之要件)只要求一種有依據、肯定多於否定之跡象、評估與判斷,而並非如判決般嚴謹。為甚麽?因為歸根究底,假釋制度本身是立法者專為囚犯而設的一種鼓勵性制度,其首要目的是有利囚犯重返社會,次之及其最後目的才是保護社會。因此,法院在作出是否給予囚犯假釋決定時,應從有利囚犯重返社會之角度出發,從寬處理;
44) 上訴人認為根據卷宗資料,上訴人之狀況是滿足了《刑法典》第56條第1款規定之所有要件,故法院依法應給予上訴人假釋。被上訴之批示似乎超逾了法律規定關於給予上訴人假釋之要求,故被上訴之批示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及第40條之規定,故被上訴之批示應被廢止。
45) 綜上所述,上訴人認為其本人已具備獲得假釋的法定條件,刑事起訴法庭法官 閣下駁回上訴人假釋申請的批示因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指“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以及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和40條之規定,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依法予以撤銷並同時給予上訴人假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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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辦案件的檢察院司法官對上訴作出了答覆(卷宗第98頁至第99頁背頁的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當中的結論內容如下:
1) 上訴人A不服刑事起訴法庭於2026年8月12日作出否決其假釋聲請的決定,認為其已符合假釋的形式及實質要件,故被上訴決定違反《刑法典》第56條的規定。
2) 檢察院不認同上訴人的上訴理由。
3) 根據《刑法典》第56條的規定,是否給予假釋取決於假釋的形式要件及實質要件是否同時成立。換言之,假釋並非自動及必然給予,除符合形式要件外,尚須符合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的實質要件。
4) 其中,上訴人所觸犯的是以本澳長者為目標的跨境“猜猜我是誰”詐騙犯罪,是近年本澳頻發且屢禁不止的犯罪,而且,上訴人及其同伙特意來澳門犯案並利用長者聽覺欠佳、關心家人的焦慮等脆弱點行騙,手段惡劣,情節和犯罪後果嚴重,不少長者因墮入這類騙局而將畢生積蓄交出,令長者對未來生活失去安全感和造成極大的身心創傷,同時也為本澳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故此,絕對不能也不應單憑指出上訴人已汲取教訓、在假釋期間仍須履行法院規定的義務和行為規則,便斷言上訴人符合一般預防的要求,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5) 上訴人在服刑期間未有任何突出的表現,單憑其現階段其所服的刑期並不足以抵銷其對社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因此,基於有需要對有關犯罪作一般預防的考慮,本院認為倘若提前釋放上訴人,必然會令罪犯和潛在的不法分子誤以為實施此類犯罪所需承擔的代價遠低於從中能獲得的不法利益,繼而為獲得高額的不當利益而鋌而走險,更會令社會大眾質疑當局打擊犯罪和維護澳門法治的決心,嚴重影響澳門的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故此,檢察院認為現階段釋放上訴人肯定不能滿足一般預防的要求
6) 基於此,檢察院認為被上訴的否決上訴人假釋聲請的決定是正確的,並沒有違反任何法律規定。
7) 綜上所述,檢察院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並不成立,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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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本院的助理檢察長閣下提交了法律意見書(卷宗第106頁至第108頁背頁的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當中的結論內容如下:
  我們認為,現階段給予上訴人假釋並不符合《刑法典》第56條第1款a項和b項對假釋規定的實質要件,本案應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並維持否決假釋的被上訴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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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裁判書製作人認為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明顯不能成立,並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b)項的規定,對上訴作出簡要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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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在作出否決假釋的決定時,考慮了如下的事實依據:
  被判刑人的判刑及服刑情況如下:
  於2025年05月16日,在第四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4-24-0312-PCC號卷宗內,被判刑人A以直接共犯觸犯一項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條a項結合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相當巨額詐騙罪(既遂)」,被判處2年6個月徒刑,以及以直接共犯觸犯一項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條a項結合第196條b項、第22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相當巨額詐騙罪(未遂)」,被判處1年6個月徒刑,兩罪並罰,合共判處3年3個月實際徒刑。被判刑人上訴至中級法院,中級法院於2025年09月11日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針對被判刑人之裁決於2025年09月25日轉為確定(見徒刑執行卷宗第3頁至第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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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CR4-24-0312-PCC號案中,被判刑人A曾於2024年6月12日被拘留1天,並於翌日(2024年6月13日)被移送路環監獄羈押。其刑期將於2027年09月12日屆滿,並於2026年08月12日服滿申請假釋所取決的刑期(見徒刑執行卷宗第45頁至第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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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判刑人已繳付第CR4-24-0312-PCC號卷宗由其個人承擔之訴訟費用(見徒刑執行卷宗第57頁)。
  沒有其他待決案卷(見卷宗第39頁至第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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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判刑人是初犯,首次入獄。
  被判刑人現年25歲,在香港出生,為非澳門居民,未婚。被判刑人是家中獨子,父親已離世,母親則與父親離婚後,與被判刑人居住在公共房屋,母親健康狀況較差,患有多種疾病,失去工作能力。
  被判刑人表示在初中二年級輟學,16歲開始工作,曾從事物流工人、文員及舞台裝卸工人等工作。入獄前任職地鐵電燈維修員。
  根據被判刑人在監獄的紀錄,被判刑人屬信任類,沒有違反監獄紀律的紀錄,其在服刑期間行為的總評價為“良”。
  被判刑人在服刑期間未有參加獄中的學習活動,於2026年02月開始參加獄中洗衣職訓,被判刑人亦有參與宗教活動、體育競技比賽、關愛社會服務計劃的義工培訓班等。其在香港的家人間中前來探訪被判刑人,以給予他支持和鼓勵。
  被判刑人表示如獲得假釋,將會返回香港居住,計劃從事倉務員或地鐵電燈維修員的工作。
  本法庭亦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68條第2款的規定,聽取了被判刑人就是次假釋事宜發表的意見,被判刑人透過信件作出聲明,表示服刑期間深刻認知到其犯下的罪行對他人、自身、家人以及社會造成嚴重影響,對此其感到十分愧疚及後悔。被判刑人在服刑期間經常參加獄方舉辦的不同活動,包括體育競技比賽、普法講座、電腦班課程。希望給予其假釋機會,使其早日回歸社會及照顧母親(見卷宗第54頁至第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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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法律方面
  除了須依職權審理的問題,上訴法院只解決上訴人具體提出的並由其上訴理由闡述結論所界定的問題,結論中未包含的問題轉為確定。1
  經分析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後,本案的核心問題如下:
1) 審查證據明顯錯誤;
2) 違反法律規定(《刑法典》第56條和第4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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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在解讀其沒有參與獄中的學習活動事宜上存在審查證據的明顯錯誤;此外,上訴人認為其在服刑期間有積極的更生意願,沒有違反監獄紀律,即使獲得假釋也不會影響社會安寧,因而指責原審法院存在適用法律(《刑法典》第56條和第40條)錯誤的瑕疵。
  承辦案件的檢察院司法官及駐本院的檢察院司法官均認為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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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讓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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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審查證據的明顯錯誤:
  上訴人在這裡指責原審法院錯誤認定上訴人未有參加獄中的學習活動,事實上,上訴人有參與獄中的學習活動,包括:基督教宗教班、體育競技比賽(足球班)、關愛社會服務計劃的義工培訓班、四季人生自我認識工作坊、普法講座,及Word、Excel微軟電腦班課程;根據懲教管理局官方網站的資訊,上訴人所參加的這些活動都包括在“學習活動”的範圍內;此外,上訴人也就未能報讀回歸教育課程作出解釋。
原審法庭在被上訴判決的理由說明中提到:
  “被判刑人A首次入獄,沒有違反監獄紀律的紀錄,服刑期間行為的總評價為‘良’。被判刑人沒有申請參與獄內學習活動,但於2026年02月開始參加獄中洗衣職訓,閒時會做運動及看報紙,亦積極參與獄方舉辦的興趣班,包括宗教活動、體育競技比賽、關愛社會服務計劃的義工培訓班,表現守規。”
  經分析原審法庭所陳述的理由,雖然當中提到“被判刑人沒有申請參與獄內學習活動”,但原審法庭仍然有考慮上訴人“於2026年02月開始參加獄中洗衣職訓,閒時會做運動及看報紙,亦積極參與獄方舉辦的興趣班,包括宗教活動、體育競技比賽、關愛社會服務計劃的義工培訓班”;在後述部分所提到的這些活動中,其實已涵蓋了上訴人所指的遺漏部分。
  關於審查證據的錯誤,上訴法院在過往多個上訴裁判中均指出(其中,參見中級法院第671/2025號合議庭裁判):
  “《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指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是指法庭在認定事實方面出現錯誤,亦即被法庭視為認定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在案件中應被認定或不應被認定的事實不相符,或法庭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又或者法庭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而這種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錯誤。”
  本院認為,上訴人只是對原審法庭所指的“獄內學習活動”作出了過度嚴格的解讀,但其實原審法庭是有考慮到上訴人曾參加了獄中的一系列活動;因此,當中並未見原審法庭存在明顯違反證據價值的判斷及一般經驗法則的情況;所以,不存在上訴人所指的審查證據的明顯錯誤。
基於此,上訴人在這裡所提出的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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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違反法律規定(《刑法典》第56條和第40條):
關於假釋的前提要件,《刑法典》第56條規定:
  一、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時,如符合下列要件,法院須給予被判刑者假釋:
  a) 經考慮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期待被判刑者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有依據者;及
  b) 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二、假釋之期間相等於徒刑之剩餘未服時間,但絕對不得超逾五年。
  三、實行假釋須經被判刑者同意。
  同一法典第40條規定:
  一、科處刑罰及保安處分旨在保護法益及使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
  二、在任何情況下,刑罰均不得超逾罪過之程度。
  三、保安處分僅在其與事實之嚴重性及行為人之危險性相適應時,方得科處之。
  在本案當中,毫無疑問,上訴人已符合展開假釋程序的客觀前提要件,即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且上訴人同意進行假釋。
關於這一問題,在本案當中並無爭議。
然而,除了法律所規定的客觀前提要件外,《刑法典》第56條第1款a項及b項規定當中的實質要件,即:
— 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期待被判刑者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有依據者;及
— 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從案中的資料所見,是次為上訴人首次申請假釋,上訴人為非本地居民且屬首次入獄服刑,根據上訴人在監獄的紀錄,上訴人屬信任類,在服刑期間行為的總評價為“良”,服刑期間沒有違反監獄紀律的紀錄。
  原審法庭認同上訴人已符合獲得假釋的形式要件,但針對實質要件,原審法庭指出:
  “在本案中,經分析卷宗所載資料,被判刑人將服刑期的三分之二,亦超過了六個月,毫無疑問具備了獲得假釋的形式要件。
  被判刑人A首次入獄,沒有違反監獄紀律的紀錄,服刑期間行為的總評價為‘良’。被判刑人沒有申請參與獄內學習活動,但於2026年02月開始參加獄中洗衣職訓,閒時會做運動及看報紙,亦積極參與獄方舉辦的興趣班,包括宗教活動、體育競技比賽、關愛社會服務計劃的義工培訓班,表現守規。
  但仍須指出被判刑人在本案中作出的經濟性質犯罪 – 詐騙罪,造成本案被害人的經濟損失澳門幣200,000元(幸得司警及時偵破得以取回交出的現金),甚至有意再次行騙同一名被害人,要求被害人交出澳門幣400,000元,只是因被害人識破及司警介入而不能成事。被判刑人因想賺取快錢,明知來澳目的就是收取騙款,雖然被判刑人已繳交卷宗的訴訟費用及其他負擔,但被判刑人在獄中整體表現一般,沒有重大悔改表現,根據其整體的人格演變,不能令法院預見被判刑人一旦獲釋可以遵紀守法並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尤其能否抵禦犯罪所帶來的巨大金錢收益的誘惑存有疑問。目前為止,法庭難以合理預期被判刑人在獲釋後能以負責任的方式重返社會及不再犯罪,被判刑人的狀況尚未符合《刑法典》第56條第1款a)項的規定。
  在一般預防方面,近年這類‘猜猜我是誰’的電話騙案在本澳頻生,屢禁不止,且主要針對年老的長者下手,利用長者在心理、社交及資訊方面存在的脆弱點,以不同藉口要求被害長者即時支付大量現金,不少長者更因墮入騙局將畢生積蓄交出。毫無疑問,此類型的犯罪活動對本澳的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法庭斷不能接受專門來澳犯罪的不法分子,以犧牲短時間的自由獲取高額報酬的方式屢屢來澳犯案。考慮到被判刑人沒有重大悔過表現,獄中表現一般,法庭認為若提前釋放被判刑人,可能對潛在的不法分子釋出錯誤訊息,誤以為經濟性質的犯罪不屬嚴重犯罪,甚至會錯誤地選擇犧牲自由以換取金錢。這樣無疑會削弱法律的威懾力,動搖社會成員對法律懲治犯罪功能的信心。基於此,法庭認為本案現階段尚未符合《刑法典》第56條第1款b)項的要件。
  根據《刑法典》第40條第1款的規定,刑罰之目的旨在保護法益及使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即:從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兩個方面作考量。
  前者,主要從一般預防的積極方面考慮,通過適用刑罰達到恢復和加强 公眾的法律意識,保障其對因犯罪而被觸犯的法律規範的效力、對社會或個人安全所抱有的期望,並保護因犯罪行為的實施而受到侵害的公眾或個人利益的積極作用,同時遏止其他人犯罪;後者,旨在通過對犯罪行為人科處刑罰,尤其是通過刑罰的執行,使其吸取教訓,銘記其犯罪行為為其個人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從而達到遏止其再次犯罪,重新納入社會的目的。
  《刑法典》第40條第2款規定了刑罰的限度,即在任何情況下,刑罰均不得超逾罪過之程度。
  針對特別預防方面,原審法庭尤其考慮到的是上訴人所實施犯罪的性質,而且其先後針對同一被害人進行行騙;雖然上訴人已繳交了判刑卷宗的訴訟費用,但上訴人在服刑期間的表現一般,沒有重大悔改表現,因而對其能否抵受金錢的誘惑、不再犯案存有疑問。
  經本院綜合分析卷宗的資料後,在特別預防方面,根據本案的案情,上訴人在庭審期間對被指控的事實作出毫無保留的自認、初犯、已繳納了判刑卷宗的訴訟費用、服刑期間表現良好、沒有違規;這些正面的因素,對於上訴人而言,是其正向轉變的一個良好的開始。
  然而,這樣並不足夠;因為,我們仍然需要結合上訴人所實施犯罪行為的情節來考慮其在服刑期間的表現是否足以讓我們相信其一旦獲得提早釋放,仍能誠實做人、不再犯罪。
  從案中的事實所見,上訴人為非本地居民,伙同他人來澳實施詐騙活動,而且上訴人為著侵犯他人的財產而先後針對同一名被害人進行兩次的行騙,第一次的涉案金額達20萬澳門元(案件因被警方偵破而取回騙款),第二次的涉案金額高達40萬澳門元(因警方偵破而未至既遂);當中反映上訴人在犯案的過程中抱著一種“食髓知味”的態度,無視被害人在第一次事件中的損失,並打算再度加強行騙的力度。
  上訴人有預謀性地、伙同他人特意來澳犯案,由其被捕至服刑的短短兩年多的時間,實在未足以讓法院確信其“劣根”已被消除;倘若在此情況下提早將之釋放,本院仍未能對其將來的行為作出良好的預測。
  因此,本院認同原審法庭就特別預防方面所作的決定。
  在一般預防方面,刑罰的目的除了是對犯罪者予以矯治外,亦為了保護社會及確保社會成員對法律制度的信心;因此,就是否應該給予假釋,尚須考慮犯罪的惡性對社會安寧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是否經已消除,以及提前釋放被判刑人會否影響法律誡命在公眾心目中的執行力及威懾力。
  對此,原審法庭所考慮到的是上訴人以“猜猜我是誰”的方式行騙,這類犯罪主要針對長者下手,已對社會安寧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本院認同這類犯罪有較高的惡劣性,因為犯罪者以老年人或知識水平較低的弱勢社群作為犯案目標,利用他們對家人的關懷騙取其財產,而本案更涉及相當巨額的款項,這類犯罪近年在本澳更不時發生。
  另一方面,上訴人為非本澳居民,基於本澳的地理環境因素,許多外來犯罪者都會利用這一特點在本澳犯案後隨即逃走,令本澳的社會治安帶來極大的隱患。
  所以,面對著上訴人犯罪行為的惡劣性、高發性,而且對於外來的犯罪人士,也應該有更高的預防性需要;在此情況下,倘若現時提早釋放上訴人,將有可能令社會大眾質疑我們的刑罰制度,動搖人們對法治的信心。
  基於此,本院認同原審法院在一般預防方面的見解。
  上訴人在這裡所提出的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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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決定
  綜上所述,本人(裁判書製作人)裁定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駁回上訴並維持被上訴的決定。
  針對本上訴程序,上訴人須支付3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及其他訴訟負擔。
  另外,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0條第3款的規定,上訴人須繳付 3 個計算單位的懲罰性金額。
  指派辯護人的費用訂為2,500澳門元。
  依法作出通知及採取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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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8日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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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映霞(裁判書製作人)

1 參見中級法院於2001 年 5 月 3 日在第18/2001 號上訴案的合議庭裁判、中級法院於2003 年6月5日在第103/2003號上訴案的合議庭裁判、中級法院於2025 年11月27日在第861/2025號上訴案的合議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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