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3/2026號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嫌犯)A
日期:2026年10月22日
主要問題:追訴時效、量刑過重
摘要
在本案中,上訴人並非初犯,而且在本案發生前已在多個案件中被判處罪名成立,並被第CR3-13-0303-PCS號卷宗判處實際徒刑,當中還競合了其他案件合共十二項犯罪;上訴人在2014年11月5日服刑完畢後,再於2015年12月7日實施本案的犯罪行為;由此可見,過往的刑罰、即使是實際的徒刑,也無法阻止上訴人再次犯案。
此外,上訴人犯案纍纍,倘若在此情況下仍再度給予其緩刑,將有損公眾對本澳法治的信心,也會釋出錯誤的訊號,讓人誤以為可以透過低成本的方式以身試法。
基於此,本院認為原審法院實際執行上訴人徒刑的決定完全正確,並無過度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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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映霞(裁判書製作人)
第703/2026號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嫌犯)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書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原指控嫌犯A以直接正犯及既遂的方式觸犯了:
➢ 一項澳門《刑法典》第19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盜竊罪」;及
➢ 一項澳門《刑法典》第311條所規定及處罰的「抗拒及脅迫罪」。
經初級法院刑事法庭審理後,合議庭於2020年6月17日在第CR5-16-0105-PCC號卷宗中,作出如下裁判:1
1) 嫌犯A被指控以直接正犯,其既遂行為觸犯了一項澳門《刑法典》第19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盜竊罪』,改判為:以直接正犯及未遂方式觸犯一項澳門《刑法典》第197條第1款配合第21條、第22條第2款及第67條第1款a)項及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盜竊罪』,罪名成立,判處七個月徒刑;
2) 嫌犯A被指控以直接正犯,其既遂行為觸犯了一項澳門《刑法典》第311條所規定及處罰的『抗拒及脅迫罪』,罪名成立,判處九個月徒刑;
3) 兩罪競合,合共判處一年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及
4) 本案對嫌犯A判處的刑罰與第CR5-16-0029-PCC(原編號CR1-16-0039-PCC)、CR4-17-0013-PCC及CR3-17-0178-PCS號卷宗判處的刑罰競合,根據澳門《刑法典》第71條之規定,合共判處兩年六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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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犯(上訴人)A不服上述裁判及提出了追訴時效的問題,向本院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卷宗第720頁至第729頁的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當中的結論內容如下:
1) 初級法院第五刑事法庭於2020年6月17日作出判決(以下簡稱“被上訴判決”),認定上訴人:以直接正犯及未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197條第1款配合第21條、第22條第2款及第67條第1款a)及b項所規定及處罰之一項「盜竊罪」以及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311條所規定及處罰之一項「抗拒及脅迫罪」,均判處罪名成立;
2) 上述兩罪競合,合共判處一年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
3) 被上訴判決根據《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的量刑標準,並考慮個案中的具體情節,主要認為如下:
鑒於本案的情況可適用犯罪競合的處理,根據《刑法典》第71 條的規定,在刑罰競合的情況下,嫌犯可被科處兩年至十年六個月徒刑,故本法院認為,應判處嫌犯四年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最為適合。按照上述量刑標準,同時考慮到本個案中的具體情節,尤其嫌犯A並非初犯,有多次犯罪紀錄,本次犯罪後果一般,嫌犯的故意程度屬高,行為不法性屬中等,同時考慮該類犯罪之一般預防之要求等因素,本院認為嫌犯觸犯的一項「盜竊罪」(未遂),判處七個月徒刑最為適合;一項「抗拒及脅迫罪」,判處九個月徒刑最為適合;兩罪競合,合共判處一年徒刑的單一刑罰最為適合。
根據澳門《刑法典》第48條的規定,基於行為人的人格,其生活方式,犯罪前後之行為表現及犯罪的有關具體情況,嫌犯已有多項犯罪紀錄,本院認為僅對該事實作出譴責及監禁作威嚇並不足以及適當地實現懲罰的目的。因此,本院決定不准予暫緩執行本案與第CR5-16-0029-PCC(原編號CR1-16-0039-PCC)、CR4-17-0013-PCC及 CR3-17-0178-PCS號卷宗競合後的刑罰。
本案對嫌犯判處的刑罰與第CR5-16-0029-PCC(原編號CR1-16-0039-PCC)、CR4-17-0013-PCC及 CR3-17-0178-PCS號卷宗的刑罰競合,根據澳門《刑法典》第71條之規定,合共判處兩年六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
4) 被上訴判決判處上訴人兩年六個月的實際徒刑;
5) 在給予應有之尊重的前提下,上訴人並不同意上述之判罰,理由如下:
6) 誠然,上訴人於2015年12月7日實施了本案之犯罪行為;
7) 根據《刑法典》第111條第1款之規定,本案之追訴時效之期間,自事實既遂之日(即,2015年12月7日)起開始進行;
8) 同日,上訴人在警員的追捕下被截獲,並於同日晚上7時被帶回司法警察局作出訊問;
9) 從卷宗第157頁可得知,檢察院於2016年3月4日欲將上述控訴書通知上訴人,但上訴人沒有接收相關通知;
10) 於2016月4月10日,初級法院第一刑事法庭在訂定審判聽證日期後,直至2016年4月29日,仍無法通知上訴人接收審判聽證日期之通知;
11) 故此,初級法院第一刑事法庭於2016年5月11日以告示方式作出通知,並在該告示告誡缺席庭審之後果;
12) 《刑法典》第113條第1款之規定:
“一、在下列情況下,追訴時效中斷:
a) 作出行為人以嫌犯身分被訊問之通知;
b) 實施強制措施;
c) 作出起訴批示或具相同效力之批示之通知;或
d) 定出在缺席審判之訴訟程序中進行審判之日。”(粗體及底線由我們加上)
13) 直至2016年5月11日,初級法院第一刑事法庭以告示方式作出通知後,追訴時效再次出現中斷;
14) 《刑法典》第112條第1款之規定:
“一、除法律特別規定之情況外,追訴時效亦在下列期間內中止:
a) 因無法定許可或無非刑事法院所作之判決,或因必須將一審理前之先決問題發回予非刑事法庭,又或因訴訟程序之暫時中止,而依法不能開始或繼續刑事程序期間;
b) 自作出控訴通知時起刑事程序處於待決狀態期間,但屬缺席審判之訴訟程序除外;或
c) 行為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服剝奪自由之刑罰或保安處分期間。二、如屬上款b項所規定之情況,中止之時間不得超逾三年。三、時效自中止之原因終了之日起再度進行。”(粗體及底線由我們加上)
15) 故此,上訴人認為自檢察院於2016年3月4日無法通知上訴人開始,本案之刑事訴訟程序便處於缺席審判的情況。基於此,本案之刑事訴訟程序之追訴時效亦自該日起沒有處於任何中止狀況;
16) 而上述見解亦獲尊敬的澳門中級法院於2020年9月10日作出的第530/2020號合議庭裁判認同,該裁判尤其指出:“雖然現行《刑事訴訟法典》沒有將缺席審判情況以特別程序作出規定,但是,就缺席審判的情況,亦存在相關之缺席審判制度及具體規定,分散規定在相關訴訟措施的規定中。缺席審判制度的規定,目的是在國家有效行使追訴權的情況下,仍然得以保障嫌犯行使其基本訴訟權利,這是訴訟辯論原則的體現。設立成為嫌犯、接收控訴書、出席審判聽證,是要求嫌犯必須親自出席的,以便確保其可以行使法律賦予的基本訴訟權利。因此,嫌犯缺席相關的措施均應被認定符合缺席審判程序之情形。故此,《刑法典》第112條第1款b項作指“自作出控訴通知時起”,是確實通知到有關嫌犯本人,不是檢察院司法官作出控訴,也不是檢察院司法官命令作出通知,更不是檢察院司法文員付諸執行檢察院司法官的通知命令。“(粗體及底線由我們加上)
17) 《刑法典》第110條第3款之規定:
“三、在不計算中止之時間下,自追訴時效開始進行起,經過正常之時效期間另加該期間之二分之一時,時效必須完成;但基於有特別規定,時效期間少於兩年者,時效之最高限度為該期間之兩倍。”(粗體及底線由我們加上)
18) 然而,上訴人在本案所觸犯的一項「盜竊罪」(未遂),該犯罪之最高刑幅為3年,根據《刑法典》第110條第3款之規定,上述犯罪之追訴時效最高為7年6個月;
19) 正如以上所述,上訴人認為本案之刑事訴訟程序未曾出現任何中止追訴時效之情況,故此,自上訴人作出犯罪行為之日起計(即,2015年12月7日),直至上訴人於2026年6月24日接收通知之日止,有關之期間已過去10年6個月17日,而有關追訴時效經過7年6個月必須完成,即有關追訴時效在2023年6月7日已完成;
20) 綜上所述,謹請求尊敬的法官 閣下基於上訴人主張之上訴理由成立,宣告本案之刑事訴訟程序所觸犯的一項「盜竊罪」(未遂)因追訴時效完成而消滅,並將該部分歸檔以及重新作出量刑;
21) 倘不如此認為,為著謹慎履行辯護人之職責,上訴人現謹提出另一見解如下:
22) 事實上,在本案之刑事訴訟程序中,曾多次出現更改庭審日期之情況;
23) 根據刑法典第113條第1款d)項之規定,本案之刑事訴訟程序之追訴時效在初級法院第五刑事法庭在張貼告示作出通知之日(即,2016年5月11日)再次中斷;
24) 儘管從卷宗第222、364、445及527頁可得知,本案曾多次更改審判聽證日期,在充份尊重不同見解的情況下,上訴人認為即使基於任何原因認為追訴時效於訂定審判聽證日期前中止,但自初級法院第五刑事法庭第一次張貼告示作出通知之日(即,2016年5月11日),追訴時效已於該日再次中斷並重新計算,然而,即使其後再次出現任何更改審判聽證日期之情況,亦不應構成再次中斷追訴時效之情況;
25) 而上述見解亦同樣可見於尊敬的澳門中級法院於2025年10月30日作出之第722/2025號合議庭裁判“作出起訴批示或具相同效力之批示之通知之後的單純的改期以及通知重審審判聽證日期,並存在重新定出追責嫌犯的事實和將適用的法律,與起訴批示不具相同效力,故單純通知改期或重審日期,不構成時效中斷的情況”。(粗體及底線由我們加上)
26) 正如尊敬的澳門中級法院於上述合議庭裁判亦同樣指出“為避免多次中斷而造成時效一直無法完成的不利法制穩定的情況,立法者在《刑法典》第113條第3款規定,規定了最長的追訴時效,在不計中止期間,追訴時效的最長期間為正常時效期間另加上該期間的二分之一。”(粗體及底線由我們加上)
27) 而同樣的見解亦可參見葡萄牙最高法院退休法官Manuel Leal-Henriques的著作(見《澳門刑法典註釋及評述》第二冊,第499至500頁,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出版),“最後,第四和最後的時效中斷原因是定出在缺席審判之訴訟程序中進行審判之。這種程序是指在無法接觸嫌犯接收適當的通知下,對嫌犯進行審判。
立法者為防止這種異常效果,加插了第3款的規定。按照該規定,不論是什麼及多少次中斷,只要經過正常的時效期間另加該期間的二分之一,時效必須完成,並不計算訴訟根據第112條的規定而出現中止的時間。
當出現此情況時,不是以聽證日期的通知(無法成功作出)作為計算中斷時效,而是以定出審判日期的批示,這顯示雖然無法接觸嫌犯,但是國家的意圖要使嫌犯接受審判以評價其刑事行為。
換言之,法律定出了一個期限,期限屆至後,無論可有多少中斷,都會引致訴訟時效完成(FIGUEIREDO DIAS,上述著作,第711頁)”(粗體及底線由我們加上)
28) 正如以上所述,即使基於任何原因認為追訴時效於訂定審判聽證日期前中止,但自初級法院第五刑事法庭第一次張貼告示作出通知之日(即,2016年5月11日),追訴時效已於該日中斷並重新計算,故此,上訴人認為本案之追訴時效最遲於2016年5月11日中斷並重新計算;
29) 亦正如本上訴狀第23條所述,本案之追訴時效最高為7年6個月,故此,上訴人認為,在任何情況下,本案之追訴時效最遲於2023年11月11日已完成;
30) 基於此,即使追訴時效於2016年5月11日中斷並重新計算,直至上訴人接獲通知之日(即,2026年6月24日),有關時效已最少過去10年1個月13日;
31) 綜上所述,謹請求尊敬的法官 閣下基於上訴人主張之上訴理由成立,宣告本案之刑事訴訟程序所觸犯的一項「盜竊罪」(未遂)因追訴時效完成而消滅,並將該部分歸檔以及重新作出量刑;
32) 倘不如此認為,上訴人現謹提出另一見解如下:
33) 根據《刑法典》第65條第1款及第2款之規定:“一、刑罰份量之確定須按照行為人之罪過及預防犯罪之要求,在法律所定之限度內為之。二、在確定刑罰之份量時,法院須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罪狀之情節,尤須考慮下列情節:a)事實之不法程度、實行事實之方式、事實所造成之後果之嚴重性,以及行為人對被要求須負之義務之違反程度;b)故意或過失之嚴重程度;c)在犯罪時所表露之情感及犯罪之目的或動機;d)行為人之個人狀況及經濟狀況;e)作出事實之前及之後之行為,尤其係為彌補犯罪之後果而作出之行為;f)在事實中顯示並無為保持合規範之行為作出準備,而欠缺該準備係應透過科處刑罰予以譴責者。”
34) 上訴人因分別觸犯一項「盜竊罪」(未遂)及一項「抗拒及脅迫罪」,以及與第CR5-16-0029-PCC(原編號CR1-16-0039-PCC)、CR4-17-0013-PCC及 CR3-17-0178-PCS號卷宗的刑罰競合後,而合共被判處兩年六個月的實際徒刑,原審法院合議庭在確定刑罰份量方面明顯過重;
35) 誠然,上訴人在司法警察局的訊問過程中已將整個犯罪過程、前因後果及犯罪背景和動機向司法當局自白並全面配合偵查;
36) 上訴人在司法警察局的訊問中指出,其犯案的動機是源於一時心生貪念而作出犯罪行為,並非屬有預謀、有組織之犯罪;
37) 上訴人現時經濟拮据,雖仍受僱,但僅靠打散工維生;
38) 更必須指出的是,上訴人現時育有一名年僅3歲的兒子,且妻子仍未取得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合法逗留許可,故上訴人的扶養、陪伴及關注必不可少,倘若上訴人入獄,將無法照顧兒子,亦將對上訴人的家庭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39) 此外,正如以上所述,上訴人現時仍受僱,亦有一定的收入,仍可維生,倘若上訴人入獄,將會失去工作及收入,不利於上訴人向被害人償還損失,再者,亦更不利於上訴人改過自新及重新融入社會;
40) 考慮到上訴人的犯罪前後的行為及犯罪情節,上訴人亦承認控罪,全面配合司法當局偵查等因素,故此,確實由法院對上訴人作出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可以阻嚇上訴人再犯罪及達至犯罪預防的目的;
41) 基於此,懇請尊敬的法官 閣下在考慮上述的闡述後,改判處上訴人少於一年的徒刑,並認為對其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已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的目的而給予其緩刑。
42) 綜上所述,謹請求尊敬的法官 閣下:
裁定上訴人主張之上訴理由成立,宣告本案之刑事訴訟程序所觸犯的一項「盜竊罪」(未遂)因追訴時效完成而消滅,並將該部分歸檔以及重新作出量刑;
倘不如此認為,謹補充請求對上訴人作出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已可適當而給予其緩刑已足以實現處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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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初級法院的檢察官閣下就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卷宗第731頁至第732頁背頁的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當中的結論內容如下:
1) 上訴人認為案中被判處的一項「盜竊罪」(未遂)因追訴時效完成而消滅,並請求將該部分歸檔及重新作出量刑。
2) 本案中,嫌犯A觸犯了一項《刑法典》第197條第1款配合第21條、第22條第2款及第67條第1款a項及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盜竊罪』(未遂)。
3) 根據《刑法典》第110條第1款d項之規定,嫌犯A觸犯的『盜竊罪』的追訴時效期間為5年。
4) 本案有關『盜竊罪』的犯罪事實發生於2015年12月7日。
5) 嫌犯A於2015年12月7日在司法警察局“以嫌犯身份被訊問”﹝參閱卷宗第71頁﹞,根據《刑法典》第113條第1款a項及第2款的規定,追訴時效期間中斷並重新開始計算。
6) 嫌犯A於2015年12月9日被檢察院採取“身份資料及居所書錄強制措施”﹝參閱卷宗第98頁﹞,根據《刑法典》第113條第1款b項及第2款的規定,追訴時效期間再次中斷並重新開始計算。
7) 嫌犯A於2019年3月22日被通知“指定審判日期之批示”﹝參閱卷宗第374頁﹞,根據《刑法典》第113條第1款c項及第2款的規定,追訴時效期間再次中斷並重新開始計算。
8) 此外,嫌犯A於2019年3月22日被通知“控訴書”之內容﹝參閱卷宗第374頁﹞,根據《刑法典》第112條第1款b項的規定,追訴時效期間中止計算,並按照《刑法典》第112條第2款的規定,中止之期間不得超逾三年。
9) 儘管從最後一次中斷時效的情節重新開始進行,但根據《刑法典》第113條第3款之規定,本案的追訴時效於2026年6月7日必須完成,因此,我們認為嫌犯A有關盜竊罪(未遂)的部分因時效完成而消滅。
10) 考慮到第CR5-16-0029-PCC號、第CR4-17-0013-PCC號及第CR3-17-0178-PCS號卷宗的刑罰已被相關卷宗宣告消滅,因此,請求重新作出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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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本院的助理檢察長閣下提交了法律意見書(卷宗第746頁至第748頁的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當中的結論內容如下:
我們認為:
1, 上訴人關於其被控訴的“未遂盜竊罪”的追訴時效屆滿的上訴理由成立,本案應對上訴人重新進行量刑。
2, 原審法庭對上訴人觸犯的一項“抗拒及脅迫罪”的量刑適當,上訴人所謂被上訴裁判對其量刑過重和不予緩刑違反法律的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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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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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被上訴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本院依法對本案進行公開審理,經聽證後,下列屬已查明的事實:
一、
2015年12月7日下午約4時38分,嫌犯A進入XX街XX號XX店舖“B”,從貨架上取了兩支牌子為XX的紅酒並收藏在其衣服內,之後,嫌犯在未付款的情況下,離開上述店舖並將上述紅酒據為己有。
二、
上述兩支紅酒,每支價值澳門幣119元,兩支合共澳門幣238元。
三、
嫌犯離開店舖時,店員C發現嫌犯取去上述兩支紅酒,故追隨嫌犯並大叫“偷嘢!”
四、
正在上述地點附近執勤的多名司警人員隨即作出追截。
五、
追截期間,嫌犯將藏在其衣服內的兩支紅酒掉到XX街XX門口地上,導致其中一支紅酒爆破。
六、
司警偵查員D及E在青草街“XX”門口將嫌犯截獲。
七、
嫌犯突然反抗,導致E及D跌倒地上,造成E右膝受傷,期間,嫌犯用腳踢向E的左大腿內側。
八、
嫌犯的上述行為直接導致被害人E的右膝部軟組織挫擦傷,需2日康復(參閱卷宗第151頁的臨床法醫學意見書,在此視為全部轉載)。
九、
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明知上述物品屬被害公司所有,仍在被害公司不知悉的情況下,將之取走並據為己有。
十、
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為反抗被害司警人員的追捕,故意對其施以暴力,因而對被害人的身體完整性及健康造成傷害。
*
在庭上還證實:
當時有關物品仍然未脫離其原本之持有者或擁有者的實際控制。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並非初犯,有以下刑事紀錄:
1. 於2009年2月12日,於第CR3-09-0038-PSM號卷宗內,嫌犯因觸犯煙槍及其他器具之不適當持有罪,判處罰金澳門幣三千元,倘若其不予以繳付,則可被轉換為二十日之監禁;及觸犯了吸食罪,判處罰金澳門幣三千元,倘若其不予以繳付,則可被轉換為二十日之監禁,兩罪並罰合共判處罰金澳門幣六千元,倘若其不予以繳付,則可被轉換為四十日之監禁,倘其不予繳納可轉換為40日徒刑,判決已於2009年02月23日轉為確定,嫌犯已繳付罰金。
2. 於2011年6月24日,於第CR1-10-0345-PCS號卷宗內,嫌犯因觸犯盜竊罪,判處三個月徒刑,暫緩執行,為期一年,判決已於2011年07月04日轉為確定,該案已被CR1-11-0014-PCC刑罰競合。
3. 於2011年7月6日,於第CR1-11-0014-PCC號卷宗內,嫌犯因觸三項盜竊罪,判處每項五個月徒刑;一項盜竊罪,判處五個月徒刑;三項加重盜竊罪,判處每項十個月徒刑;一項抗拒及脅迫罪(已吸一項加重傷害身體完整性罪),判處十個月徒刑;與CR1-10-0345-PCS作刑罰競合,判處單一刑罰為三年六個月實際徒刑,判決已於2011年07月18日轉為確定。該案之刑罰已被CR1-11-0339-PCS刑罰競合。
4. 於2011年11月25日,於第CR1-11-0339-PCS號卷宗內,嫌犯因觸犯一項盜竊罪,判處三個月實際徒刑,判決已於2011年12月05日轉為確定。該案與第CR3-11-0332-PCS及CR1-11-0014-PCC號案卷作刑罰競合,判處嫌犯四年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該案中之刑罰已被競合到第CR3-13-0303-PCS號案卷中。
5. 於2011年11月25日,於第CR3-11-0332-PCS號卷宗內,嫌犯因觸犯一項盜竊罪,判處五個月實際徒刑,判決已於2011年12月05日轉為確定。該案中之刑罰已被競合到CR1-11-0339-PCS中。
6. 於2013年12月5日,於第CR3-13-0303-PCS號卷宗內,嫌犯因觸犯一項盜竊罪,三個月實際徒刑。判決已於2013年12月16日轉為確定。該案的刑罰與CR1-11-0339-PCS案[已競合CR3-11-0332-PCS案和CR1-11-0014-PCC案(該案已競合CR1-10-0345-PCS案)]之十二項犯罪競合,合共判處嫌犯四年一個月實際徒刑之單一刑罰。嫌犯已服畢有關徒刑。
7. 於2016年5月12日,於第CR5-16-0043-PCS(原編號CR1-16-0066-PCS)號卷宗內,嫌犯因觸犯一項不法吸食麻醉品及精神藥物罪,判處兩個月十五日徒刑;一項不適當持有器具或設備罪,判處兩個月十五日徒刑;兩罪並罰,合共判處三個月實際徒刑。2018年05月04日,法院宣告嫌犯在該案的刑事程序因追訴時效屆滿而消滅。
8. 於2016年6月21日,於第CR5-16-0052-PCS號卷宗內,嫌犯因觸犯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判處2個月徒刑;一項不適當持有器具或設備罪,判處2個月徒刑;兩罪並罰,判處3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於2018年05月07日,宣告針對嫌犯的追訴權消滅,嫌犯之刑事責任亦隨之消滅。
9. 於2016年10月17日,於第CR4-16-0250-PCS號卷宗內,嫌犯因觸犯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判處兩個月十五日徒刑;一項不適當持有器具或設備罪,判處兩個月徒刑,兩罪並罰,判處三個月十五日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2018年11月01日,法院宣告嫌犯的刑罰的追訴權因時效經過而消滅。
10. 於2016年11月21日,於第CR4-16-0343-PCS號卷宗內,嫌犯因觸犯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判處2個月徒刑;一項持有吸毒工具罪,判處2個月徒刑。兩罪並罰,判處3個月15日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2019年01月18日,法院宣告對嫌犯的追訴權因時效屆滿而消滅。
11. 於2017年2月20日,於第CR5-16-0029-PCC(原編號CR1-16-0039-PCC)號卷宗內,嫌犯因觸犯一項盜竊罪,判處四個月徒刑;一項不法吸食麻醉品及精神藥物罪,判處二個月徒刑:一項不適當持有器具或設備罪,判處二個月徒刑。上述三罪競合處罰,合共判處六個月實際徒刑。嫌犯上訴至中級法院,於2017年2月20日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判決已於2019年07月15日轉為確定。於2019年4月23日,法院宣告一項不法吸食麻醉品及精神藥物罪及一項不適當持有器具或設備罪在該案的刑事程序因時效屆滿而消滅。嫌犯上訴至中級法院,中級法院駁回有關上訴,判決已於2019年07月15日轉為確定。
12. 於2017年6月2日,於第CR4-17-0013-PCC號卷宗內,嫌犯因觸犯2項盜竊罪及1項以未遂方式觸犯之盜竊罪,首兩項每項判處9個月徒刑,第三項判處7個月徒刑,三罪競合,合共判處1年3個月實際徒刑,嫌犯上訴至中級法院,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予以駁回。判決已於2019年10月18日轉為確定。
13. 於2017年9月14日,於第CR3-17-0178-PCS號卷宗內,嫌犯因觸犯一項盜竊罪,判處七個月實際徒刑,嫌犯上訴至中級法院,中級法院駁回上訴。判決已於2019年06月04日轉為確定。
14. 於2018年12月13日,於第CR2-18-0313-PCC號卷宗內,嫌犯因觸犯一項盜竊罪,判處1年的實際徒刑。嫌犯上訴至中級法院等候上訴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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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審法院(被上訴法院)經庭審未查明的事實:
經庭審未查明的事實: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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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方面
除了須依職權審理的問題,上訴法院只解決上訴人具體提出的並由其上訴理由闡述結論所界定的問題,結論中未包含的問題轉為確定。2
經分析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後,本案的核心問題如下:
1) 追訴時效[一項「盜竊罪」(未遂)];
2) 改判較輕的刑罰及給予緩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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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表示針對其所歸責的一項「盜竊罪」(未遂)的刑事追訴時效已屆滿,要求宣告該項控罪的刑事追訴權終止並重新量刑;此外,上訴人也要求改判較輕的刑罰並給予緩刑。
駐初級法院的檢察院司法官認同針對上訴人一項「盜竊罪」(未遂)的刑事追訴時效已屆滿;另外,由於第CR5-16-0029-PCC號、第CR4-17-0013-PCC號及第CR3-17-0178-PCS號卷宗的刑罰已被相關卷宗宣告消滅;因此,請求重新作出量刑。
駐本院的檢察院司法官同樣認為針對上訴人一項「盜竊罪」(未遂)的刑事追訴時效已屆滿;但認為上訴人針對量刑過重及不給予緩刑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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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讓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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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追訴時效[一項「盜竊罪」(未遂)]:
首先要指出的是,雖然上訴人在其上訴狀當中提出了針對其所判處的一項「盜竊罪」(未遂)其刑事追訴時效已屆滿的上訴理由,但由於在其提出上訴後,持案法官已作出了批示,並宣告該項犯罪的刑事追訴權已因時效屆滿而消滅(參見卷宗第733頁至第734頁);因此,對於該項上訴標的,已屬嗣後的無用;所以,我們已無需要在上訴程序中對該問題作出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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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量刑: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在單項犯罪及競合刑罰存在量刑過重的問題,並認為上訴人在偵查期間已向警方坦白交待事件,犯案動機是一時貪念,同時指出其目前的經濟狀況困難,實際徒刑將不利於其重新融入社會。
在這裡,我們應指出的是,被競合到本案當中的第CR5-16-0029-PCC號卷宗、第CR4-17-0013-PCC號卷宗及第CR3-17-0178-PCS號卷宗對上訴人所科處的刑罰,均已在本案的競合決定確定前因時效屆滿而消滅;因此,本案所作的刑罰競合決定應予以撤銷。
另外,承上文,由於針對上訴人所判處的一項「盜竊罪」(未遂)其刑事追訴權已因時效屆滿而消滅;因此,我們在這裡只需要考慮原審法院針對上訴人所觸犯的一項「抗拒及脅迫罪」其量刑是否有過重的瑕疵。
根據《刑法典》第311條的規定,針對上訴人所觸犯的一項「抗拒及脅迫罪」,可被科處1個月至5年的徒刑。
原審法院在量刑時指出:
“……考慮到本個案中的具體情節,尤其嫌犯A並非初犯,有多次犯罪紀錄,本次犯罪後果一般,嫌犯的故意程度屬高,行為不法性屬中等,同時考慮該類犯罪之一般預防之要求等因素,本院認為嫌犯觸犯的……一項『抗拒及脅迫罪』,判處九個月徒刑最為適合”
經本院分析卷宗的資料,雖然上訴人指稱其在偵查期間有向警方坦白事件,但事實上,上訴人在2019年3月22日接獲新一次的庭審通知後(參見卷宗第374頁),並沒有出席庭審(參見卷宗第579頁),而且其時上訴人早已離開了戒毒所(參見卷宗第366頁);在此情況下,上訴人所謂的自認其實對法庭透過庭審的調查取證毫無作用,也無法反映上訴人存在坦白悔過的真誠表現。
此外,上訴人在本案進行審判時已有多宗確定性的犯罪前科判刑記錄(在此已不考慮追訴權消滅的案件)。
根據已證事實,上訴人除以暴力抗拒警員執法外,過程當中還直接導致一名被害警員受傷;按照這些情節,原審法院只是將該項「抗拒及脅迫罪」的具體刑罰定為9個月的徒刑,低於抽象刑幅區間的六分之一,實在沒有過重之嫌。
中級法院在其第880/2025號裁判中曾提到:
“量刑的問題,根據《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的規定,具體刑罰應在最低刑幅及最高刑幅之間,以罪過及刑罰目的作出決定。然而,法律賦予法院在刑法規定的刑幅間有選擇合適刑罰的自由,只有當原審法院明顯違反法律或罪刑相適應原則時,上級法院才有介入的空間。”
由於原審法院並無明顯違反法律及罪刑相適應原則的情況,因此,本院認為沒有減刑的空間。
接著是關於緩刑的問題,原審法院認為:
“根據澳門《刑法典》第48條的規定,基於上述行為人的人格,其等生活方式,犯罪前後之行為表現及犯罪的有關具體情況,嫌犯有多次犯罪紀錄,且也有被判處入獄的紀錄,足見嫌犯並沒有因過去的判刑及服刑而汲取教訓,再犯本案件的事實,故本院認為僅對該事實作出讉責及監禁作威嚇並不足以及適當地實現懲罰的目的。因此,本院認為不應暫緩執行上述徒刑。”
針對緩刑,中級法院曾在第868/2023號裁判中提到:
“《刑法典》第 48 條(前提及期間)規定:一、經考慮行為人之人格、生活狀況、犯罪前後之行為及犯罪之情節,認為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者,法院得將科處不超逾三年之徒刑暫緩執行。
……緩刑是行為人承擔其刑事責任的一種獨立的刑事法律制裁方式,而 並非一種放寬處理刑罰責任的措施。在符合法定前提的條件下,法院針對個案‘可以’(而並非‘必須’)裁定徒刑的暫緩執行。給予刑罰的暫緩執行應以對行為人將來的行為作有利的預測為基礎,且令人有信心透過刑罰的威嚇,行為人能從判刑中汲取到教訓,並有理由相信其藉著將來遵守法律及符合法律的生活而不會再次犯罪。
緩刑的前提要件包括形式要件(針對不超逾三年的徒刑)及實質要件(存在正面的社會期盼)。所謂‘正面的社會期盼’,或稱為‘社會的良好預測’,是指透過分析行為人的人格、生活條件、實施犯罪前後的行為表現、犯罪情節,判斷暫緩執行徒刑是否足以讓行為人遠離犯罪,及藉此維護社會所希望保障的法益。對行為人將來行為的預測,需要考慮可預測的風險,且有具體的資料予以支持,令人有理由相信會出現正面的、而非負面的情況。只有當法院考慮到行為人的責任、其生活狀況 以及案件顯示的其他情節,認為緩刑能適當令行為人遠離犯罪、且法益得以獲得維護時,方可適用緩刑。
簡言之,在符合緩刑的形式要件的前提下,仍須仔細考量相關的實質要件是否得到確認,包括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兩個層面”。
在本案中,上訴人並非初犯,而且在本案發生前已在多個案件中被判處罪名成立,並被第CR3-13-0303-PCS號卷宗判處實際徒刑,當中還競合了其他案件合共十二項犯罪;上訴人在2014年11月5日服刑完畢後,再於2015年12月7日實施本案的犯罪行為;由此可見,過往的刑罰、即使是實際的徒刑,也無法阻止上訴人再次犯案。
此外,上訴人犯案纍纍,倘若在此情況下仍再度給予其緩刑,將有損公眾對本澳法治的信心,也會釋出錯誤的訊號,讓人誤以為可以透過低成本的方式以身試法。
基於此,本院認為原審法院實際執行上訴人徒刑的決定完全正確,並無過度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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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決定
綜上所述,本院裁定:
1) 上訴人(嫌犯)A就追訴時效所提出的上訴[針對一項「盜竊罪」(未遂)],已因持案法官作出了相應的宣告而使該上訴標的嗣後無用,本上訴法院無需再作審理;
2) 針對上訴人(嫌犯)A就量刑所提出的上訴:
因被本案競合的案件其刑罰已因時效屆滿而消滅,因此,撤銷原審法院所作的競合決定;
針對「抗拒及脅迫罪」量刑過重及不予緩刑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法院對該項犯罪所判處的9個月實際徒刑的刑罰。
針對本上訴程序,判處上訴人繳付3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及其他訴訟負擔。
針對本上訴程序,指派辯護人的費用訂為3,000澳門元。
判決確定後,發出拘留命令狀,以便執行本案所判處的刑罰。
依法作出通知及採取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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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22日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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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映霞(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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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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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艷平(第二助審法官)
1 雖然控訴書及被上訴的裁判均沒有提到犯罪的主觀方式,但根據控訴及裁判邏輯,這裡應該理解為以故意方式實施的犯罪。
2 參見中級法院於2001 年 5 月 3 日在第18/2001 號上訴案的合議庭裁判、中級法院於2003 年6月5日在第103/2003號上訴案的合議庭裁判、中級法院於2025 年11月27日在第861/2025號上訴案的合議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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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703/2026 第29頁,共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