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996/2025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檢察院
日期:2026年10月22日
主要法律問題:法律適用
摘 要
本案,源於嫌犯申請隔離於娛樂場,博彩監察協調局應其聲請而作出禁止其進入娛樂場之決定。可以看到的只是行政當局對被上訴人個人的協助,尚不觸及公共利益,而這一禁令不具有行政當局在行使懲罰權力的決定的強制性和單方性的特徵,對其之違反不應以刑事違令罪論處。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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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996/2025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檢察院
日期:2026年10月22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25年10月17日,嫌犯A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5-25-0229-PCS號卷宗內被控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第10/2012號法律第12條第2項準用的《刑法典》第312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違令罪」,被裁定罪名不成立,予以開釋。
檢察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1. 在本案中,嫌犯A被原審法院判處一項第10/2012號法律第12條第2項準用《刑法典》第312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違令罪』罪名不成立。
2. 我們認為被上訴判決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的『法律理解錯誤』的瑕疵。
3. 根據已證事實:
“ 1.
2024年3月1日,博彩監察協調局博彩研究及聯絡廳廳長作出批示批准嫌犯A提出的幸運博彩娛樂場自我隔離申請,著令禁止嫌犯自2024年3月7日起至2026年3月6日(為期兩年)進入澳門所有博彩娛樂場,嫌犯同日收到博彩監察協調局的批示通知書,並作簽署。
2.
上述通知書明確告知:如不遵守上述批示,會被視作觸犯第10/2012號法律第十二條第二項準用的《刑法典》第三百一十二條第一款所規定的普通違令罪。
3.
2025年5月1日約15時53分,嫌犯進入銀河娛樂場,隨後在場內被娛樂場保安員發現。”
4. 原審法院在判決的定罪部分中作出以下說明:
“...
本院完全認同上述的見解,第10/2012號法律第12條第(2)項所要保護的法益是公權力機關所作決定的強制力,而非由個人決定所引發的、對個人行動自由的限制,且在本案中,嫌犯個人的賭博行為並未具體顯示出對公共利益構成威脅。因此,即使對嫌犯進入娛樂場的限制由博彩監察協調局局長批准,亦不能將嫌犯請求當局協助的自我限制行為,等同於公權力對嫌犯主動強制施加的自由限制令。
本案中檢察院指控的罪狀條文為《刑法典》第312條第1款b項,不同於以往指控的《刑法典》第312條第1款a項。本院認為,雖然罪狀條文不同,但定罪的邏輯是相同的。《刑法典》第312條第1款a項是在法律明確規定構成違令罪的情況,處罰的正當性來自法律;而《刑法典》第312條第1款b項是在法律並無規定而只有告誡,即處罰的正當性來自命令本身的正當性。按以上論述,自我限制進入娛樂場是行為人對自我人格權的限制,同樣的邏輯,我們自然不能在無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將之定為違令罪。
綜上所述,博彩監察協調局於2024年3月1日批准之幸運博彩娛樂場自我隔離申請,禁止嫌犯進入澳門全部幸運博彩娛樂場為期兩年的此一行為,並不屬第10/2012號法律第12條第(2)項所規定的司法裁判或行政決定,因此,嫌犯被指控以直接正犯及行為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第10/2012號法律第12條第2項準用的《刑法典》第312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違令罪」,應裁定罪名不成立。”
5. 在尊重不同的專業意見的前提下,本人不同意有關觀點。
6. 首先,我們先了解一下第10/2012號法律第6條的立法思想,根據第一常設委員會第 2/IV/2012號意見書第308至312點的內容,有關條文的立法取向非常清晰及明確,就是透過刑事手段,針對倘有賭徒自行申請禁止進入娛樂場及在場內博彩或確認獲本法案賦予正當性的親屬的相關申請,但其後卻不遵守有關行政決定時,只要有進入娛樂場而不論有否進行博彩,均處以刑事制裁(亦即“違令罪”),這是一個立法政策取向,從而對受病態賭博影響的人士起預防性及制止性的作用。
7. 從預防某人成為病態賭徒的角度來看,有關制度表面上似乎只涉及被針對人的“個人利益”,但如果從社會宏觀的角度來看,所涉及的利益不只是“個人利益”,我們認為還涉及“公共利益”,接下來我們對第10/2012號法律第6條進行立法前作一個回顧。
8. 這條文的立法基礎,是源於社會上多年來發生了多起重大社會事件(例如:自殺、家暴、犯罪等),這些事件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及討論,大家都認同沉迷賭博的禍害,而且會令年青人的價值觀受到不良影響,除了影響個人自身外,還會影響家庭和社會,因而希望透過立法,以解決沉迷賭博所衍生的種種問題。然而,預防某人沉迷賭博只是立法其中一個目的,背後更深層次的考慮是問題賭博所衍生的一連串社會問題,因為這些問題與社會秩序息息相關,關係到整個社會,我們認為已經構成了一個根本性的“公共利益”。正如在意見書中所提及,“自我排除”機制涉及的事宜正是澳門社會最近十年最為關注的問題:病態賭博或強迫賭博,在過往多屆的立法會期,很多議員都不斷地談及這一事宜。
9. “自我排除”機制所提及的“自願性質”來源於“基本權利”,但“自願性質”不代表只涉及“個人利益”,因為自願是基於立法者顧及被針對人的“基本權利”,立法者不希望為了解決病態賭博問題就犧牲被針對人的“基本權利”,經權衡後,立法者選擇了“自願性質”來解決相關問題,但這個立場並不能被解讀為只涉及“個人利益”。同樣理由,法案落實了人格權之自願限制的可廢止性也不能被解讀為僅僅涉及“個人利益”。
10. 按照其他國家的經驗,儘管制訂了「自我隔離計劃」,但每天仍有一定數量的人士違反「自我隔離計劃」,故澳門的立法者認為有必要透過立法賦予一個法律後果,以便令被針對人害怕因不遵守有關決定而受到法律制裁。
11. 為確保“自我排除”機制能有效運作,政府建議透過一個具行政性質的程序予以落實,博彩監察協調局的行政決定作為滿足公共需要的一種工具,亦即是為了實現“公共利益”,這個“公共利益”來源於第10/2012號法律第6條的立法取向,這正正是立法者認為就病態賭徒對社會的影響已經迫在眉睫,立法者透過這種清晰及快捷的機制予以落實,從而達到立法之目的。
12. 第10/2012號法律第12條第(二)項所要保護的法益是公權力機關所作決定的強制力,這個強制力是為了落實“自我排除”機制之立法目的,希望透過這個手段對受病態賭博影響的人士起預防性及制止性的作用。
13. 想強調一點,不應將立法者透過博彩監察協調局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決定與立法者允許被針對人隨時自由廢止有關的禁止之規定混為一談,一碼歸一碼,立法者透過行政決定這個具強制力的工具主要是本着阻嚇性的考慮,而立法者落實了人格權之自願限制的可廢止性是為着尊重被針對人的基本權利之充分體現,兩者為着不同之目的而存在,並無任何不相容的地方。
14. 我們認為從被針對人同意自我限制那一刻開始,就需要接受行政決定的強制力所約束,直至有關的自我限制失效或被廢止為止。如果不是這様理解,“自我排除”機制沒有任何法律後果,使這個制度不具阻嚇性,意味着這個機制形同虛設,立法取向得不到落實,最終導致這個機制蕩然無存,這不符合立法目的。
15. 因此,我們認為原審法院的理解與立法者的立法思想南轅北轍,而且背道而馳。
16. 法律的世界涉及學說、概念和原則,儘管學說、概念和原則對法律至關重要,但往往必須與政策協同工作,有時候還必須為政策讓路。政策是立法者必須了解的背景中的重要部分,政策可分為不同類型,當中的社會政策涉及社會如何照顧其成員的需求和福祉,第10/2012號法律正正是為了解決博彩業在發展過程中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刑法貫徹了保障社會成員及其權利的社會政策,刑法除了保護人的身體、財產和其他權利,也會通過管理社會和商業活動執行政府的政策,針對社會的錯誤行為也通過刑法得到糾正。
17. 透過上述意見書可以知道第10/2012號法律第6條整個立法過程的源由、思想及目的,我們未見到立法者在該制度中留有立法空間,亦沒有任何漏洞,因為立法者自己本身對該情況已作出利益的權衡,所以法官只須要按照立法者的立法政策解釋和適用法律。
18.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第10/2012號法律第12條第(2)項所要保護的法益是公權力機關所作決定的強制力,而這個強制力就是為了落實“自我排除”機制之立法目的。只要被針對人同意自我限制那一刻開始,就需要接受行政決定的強制力所約束,直至有關的自我限制失效或被廢止為止。預防被針對人成為病態賭徒,不只涉及被針對人的“個人利益”,還構成一個根本性的“公共利益”。換言之,嫌犯在自願向博彩監察協調局申請「自我隔離」並獲通知禁止進入澳門所有娛樂場的具體期限及倘若違反須承擔的法律後果的批示之日起,隨即受到博彩監察協調局作出的行政決定之強制力所約束,而這決定正是為着達到“自我排除”機制之目的,其後當不遵守有關行政決定及進入娛樂場時,須依法處以“違令罪”。因此,嫌犯被指控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的一項第10/2012號法律第12條第(二)項配合《刑法典》第312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違令罪』,應裁定罪名成立。
基於此,懇請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判處上訴理由成立,廢止原審裁判,並裁定嫌犯罪名成立,如認為不可能對案件作出裁判,則請求命令將卷宗發還重審。
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一如既往地作出公正裁決!
嫌犯沒有對上訴作出答覆。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司法官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成立,廢止原判,改判檢察院的控訴成立。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 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2024年3月1日,博彩監察協調局博彩研究及聯絡廳廳長作出批示批准嫌犯A提出的幸運博彩娛樂場自我隔離申請,著令禁止嫌犯自2024年3月7日起至2026年3月6日(為期兩年)進入澳門所有博彩娛樂場,嫌犯同日收到博彩監察協調局的批示通知書,並作簽署。
2. 上述通知書明確告知:如不遵守上述批示,會被視作觸犯第10/2012號法律第十二條第二項準用的《刑法典》第三百一十二條第一款所規定的普通違令罪。
3. 2025年5月1日約15時53分,嫌犯進入銀河娛樂場,隨後在場內被娛樂場保安員發現。
4. (未獲證實)
5. (未獲證實)
另外,本院亦查明以下事實:
6.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無刑事紀錄。
未經查明之事實:
1. 控訴書第4條事實:嫌犯A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違反具權限當局依法對其發出禁入娛樂場的正當命令,且知悉違反禁令的法律後果。
2. 控訴書第5條事實:嫌犯A明知法律禁止及處罰上述行為。
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法律適用
檢察院認為第10/2012號法律第12條第(2)項所要保護的法益是公權力機關所作決定的強制力,而這個強制力就是為了落實“自我排除”機制之立法目的。只要被針對人同意自我限制那一刻開始,就需要接受行政決定的強制力所約束,直至有關的自我限制失效或被廢止為止。預防被針對人成為病態賭徒,不只涉及被針對人的“個人利益”,還構成一個根本性的“公共利益”。換言之,嫌犯在自願向博彩監察協調局申請「自我隔離」並獲通知禁止進入澳門所有娛樂場的具體期限及倘若違反須承擔的法律後果的批示之日起,隨即受到博彩監察協調局作出的行政決定之強制力所約束,而這決定正是為著達到“自我排除”機制之目的,其後當不遵守有關行政決定及進入娛樂場時須依法處以“違令罪”。
第10/2012號法律第6條規定:
“一、任何人自行提出或確認由其配偶、尊親屬、卑親屬或二等旁系血親所提出的禁止其進入娛樂場申請時,博彩監察協調局局長可禁止其進入全部或部分娛樂場,為期最長兩年。
二、被針對人可隨時請求廢止上款規定的禁止措施,但有關廢止自提出請求之日起計滿三十日後方產生效力。
三、如禁止措施並非由被針對人申請,則博彩監察協調局應將按上款規定作出廢止有關禁止措施的決定通知提出申請者。
四、第一款所指禁止措施於逾期或被廢止後,得在被針對人提出或確認新申請時,延續有關期限。”
第10/2012號法律第12條規定:
“以下的人按《刑法典》第三百一十二條第一款的規定,以普通違令罪處罰:
(一)不服從博彩監察協調局的督察或有關主管人員、治安警察局或司法警察局人員發出或確認的驅逐令的人;
(二)不服從禁止進入娛樂場的司法裁判或行政決定的人;
(三)不遵守第十一-A條規定的人。”
就本案之上訴所涉及的問題,中級法院於2018年7月12日在第437/2016上訴案、於2020年4月29日在第176/2020號上訴案、於30/07/2020年7月30日在第536/2020 號上訴案、於2021年7月29日在第255/2020號上訴案、於2023年5月31日在第204/2023號上訴案以及於2023年7月27日在第457/2023號上訴案中均作出了的司法見解。
在這些判決中,均一直認為:
根據第10/2012號法律第6條規定,任何人自行提出或確認由其配偶、尊親屬、卑親屬或二等旁系血親所提出的禁止其進入娛樂場申請時,博彩監察協調局局長可禁止其進入全部或部分娛樂場,為期最長兩年。被針對人可隨時請求廢止上款規定的禁止措施,但有關廢止自提出請求之日起計滿三十日後方產生效力。第一款所指禁止措施於逾期或被廢止後,得在被針對人提出或確認新申請時,延續有關期限。
根據同一法律第12條第(二)款的規定,被適當地通知禁止進入娛樂場的司法裁判或行政決定,但不服從有關司法裁判或行政決定的人,按《刑法典》第312條第1款的規定,以普通違令罪處罰。
第10/2012號法律第12條第(二)款所指的行政決定,是實質的行政決定,而非形式上的行政決定。
行政決定,除了“合法性”和“正當性”之外,亦須同時滿足“強制性”和“單方性”的要求。
第10/2012號法律第6條第1款所規定的“應請求禁止進入娛樂場”,亦必須還要同時滿足了“強制性”和“單方性”的要求,方為實質的行政決定,對其之違反方有可能構成違令罪。
確如上訴人所指,立法者透過第10/2012號法律第6條第12款規定的“應請求禁止進入娛樂場”的制度,目的是透過這一“禁止措施”協助一些沾上不良賭博習慣的人士盡量遠離賭博,透過擔心刑事入罪產生相應的預防效果,並能讓病態賭徒克服賭癮,最終,建立一個負責任博彩的社會環境。
然而,個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都是息息相關的,無論如何,只有在個人的行為對公共利益造成危害或危險時,個人的利益或自由必須讓渡公共利益,個人的利益或自由方能被公權力約束或限制。
本案,源於嫌犯申請隔離於娛樂場,博彩監察協調局應其聲請而作出禁止其進入娛樂場之決定。可以看到的只是行政當局對被上訴人個人的協助,尚不觸及公共利益,而這一禁令不具有行政當局在行使懲罰權力的決定的強制性和單方性的特徵,對其之違反不應以刑事違令罪論處。
而對本案的上訴問題的決定,本院繼續維持上述的見解,並裁定檢察院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法院的開釋裁決。
四、 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檢察院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法院的開釋裁決。
本上訴不科處訴訟費用。
著令通知。
2026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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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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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艷平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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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靜霞 (第二助審法官)
(附表決聲明)
表決聲明
本人(第二助審法官)不同意合議庭大多數的見解,理由如下:
本案嫌犯依據第10/2012號法律第6條第1款之規定,向有關當局申請禁止進入娛樂場之禁令,惟其於禁令有效期間內再次進入娛樂場。原審法院認為,嫌犯的上述行為不構成觸犯第10/2012號法律第12條第2款結合《刑法典》第312條第1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之「違令罪」。檢察院不服原審判決,並提起上訴。
針對本次上訴中所提出的問題,中級法院在第687/2026號、第685/2026號、第649/2026號、第551/2026號、第463/2026號、第460/2026號、第448/2026號和第357/2026號上訴案中已有相同的見解。
鑒於現階段尚無相關之統一司法見解頒布,本人認同並採納中級法院於上述裁判中所持之見解,故不再重複論述。
藉此,本人認為,應裁定上訴人(檢察院)的上訴理由成立,廢止原審裁決,並裁定本案嫌犯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第10/2012號法律第12條2項結合《刑法典》第312條第1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違令罪」,罪名成立,並對嫌犯科處相應刑罰。
2026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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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靜霞 (第二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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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2025 p.3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