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738/2026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6年10月8日
主要法律問題:
- 判決無效 聲請之提出
- 一事不二審原則
摘 要
1. 在本案中,雖然上訴人是因為同意審判聽證在無其出席之情況下進行而導致其於2026年7月6日方知悉本案判決。但在判決已確定之情況下(近6年),被判刑人應該只能透過《刑事訴訟法典》規定之再審非常上訴的訴訟方式對已確定之判決提出質疑。
2. 本案中,針對同一犯罪事實,澳門(依屬地管轄原則)和內地(依屬人及保護管轄原則)均有刑事管轄權,且均對該等事實作出審理,因而導致上訴人作出的同一事實受到兩地的審判和處罰。
相對澳門而言,上訴人是在澳門域內犯罪,而其亦因同一事實在內地受到審判,其情況符合了《澳門刑法典》第76條規定之情況,即刑期中應扣除其在內地相關案件中所受之訴訟措施或刑罰之時間。具體扣除日子應在刑罰執行中作出處理。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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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738/2026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6年10月8日
一、 案情敘述
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2-20-0188-PCC號卷宗內,刑事法庭法官在2026年7月30日作出批示,駁回被判刑人A提出宣告裁判無效的聲請。
被判刑人A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1. 上訴人A因2019年1月27日在澳門氹仔發生的同一宗搶劫事實,已先後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江西省南昌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2020年8月3日判決,2020年8月14日確定)及澳門初級法院(2020年9月9日判決,2020年9月30日確定)判處徒刑,並已在內地服刑至2022年8月31日獲減刑後刑滿釋放。
2. 然而,現時卻因同一事實再次被羈押於澳門路環監獄執行澳門判決,構成對同一事實的重複審判與重複處罰。
3. 原審法庭的被上訴批示以「一事不二審原則僅適用於同一法域」為由駁回聲請,上訴人認為原審法庭對該原則的理解並不正確。
一、違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4.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40條所適用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7款規定「任何人已依一國的法律及刑事在序被最後定罪或宣告無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審判或懲罰」,其適用不以同一法域為限。
5. 上述條文所引申出的一項憲制性原則為“一事不二審/不得重複審理/一罪不二罰”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相同)事實/罪行而被多次(重複)審理/判刑”。
6. 根據“容大納小”舉重以明輕的原則及從該條款的立法背景出發,其目的不僅限於國家與國家之間,同樣也是為防止同一主權國家內的不同司法管轄區對同一行為人進行重複追訴(考慮到公約於1966年通過時尚未有“一國兩制”的情況出現,立法者自然不可能預見並以「一法域」取代「一國」的用語,但這絕不意味著條文的保障精神受到限縮)。
7. 若不是這樣理解的話,即是澳門法院僅不得與其他國家法院發生「一事不二審」之情況,卻容許與中國內地法院出現重複追訴,此等結論顯然有悖於立法者之預期,亦不符合《基本法》所體現的國家主權統一。
8. 故此,當上訴人已被中國內地的法院定罪,並服刑完畢,澳門法院即負有義務,拒絕就同一事實再次審判,即便已作出審判,亦因宣告該判決違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7款的規定而無效。
9. 除此之外,《刑法典》第6條規定澳門刑法適用於在澳門以外作出之事實,以“行為人在其作出事實之地未受審判、或行為人逃避履行全部或部分所判之刑為限。
10. 該條文體現的正是“一事不二審”原則的精神—對於已在其他地方受審判或履行刑罰的事實,澳門刑法的適用即應受到限制。
11. 雖然不可否認的是上訴人實施犯罪的地點在澳門,但對該條文作出理解時我們不應該僅局限於字面上的含義,上訴人已因同一事實先接受內地法院審判並服刑完畢,此時澳門再行審判並強制要求其接受服刑,違反的正是該原則的實質意義。
12. 否則,假設被害人是香港居民,該案件同樣通報香港警方且在香港法院作出刑事判決,那麼是否意味著上訴人須同時在內地、澳門及香港均接受服刑?對上訴人而言顯然是不公平的。
13. 一般認為,當今世界各國在刑法的空間適用問題上,最為注重的是屬地管轄,在域外犯罪問題上,法律規定採用‘一事不二審”原則旨在尊重外地的刑事管轄權。
14. 由此可見,“一事不二審”原則的核心價值在於避免對同一行為人造成重複懲罰的不公,其約束力不應局限於同一法域。
15. 綜上所述,被上訴批示沾有違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瑕疵。
二、《刑法典》第76條的錯誤適用及法律漏洞
16. 此外,原審法庭的批示以《刑法典》第76條的刑期扣除機制取代一事不二審原則,混淆了該兩種制度—刑期扣除僅解決「刑期計算」的執行問題,而一事不二審解決「能否審判」的合法性問題。
17. 倘若重複審判本身已經違法,基於該審判作出的刑罰,爭議其執行量的多寡便不重要。
18. 也就是說,不能因為可以抵扣刑期,就容許對同一犯罪行為重複處罰。
19. 另一方面,本案存在刑事訴訟法律未明確規定的漏洞,應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條應補充適用《民事訴訟法典》的相應規定。
20. 兩個判決發生衝突時,依《民事訴訟法典》第580條的規定,內地判決首先作出及轉為確定(2020年8月14日),應優先承認其既判力,宣告後確定(2020年9月30日)的澳門判決為非有效裁判。
三、因兩地案件信息未有互通而導致的不公平現象
21. 根據卷宗內的資料顯示,本案在澳門發生後,澳門警方通報內地警方有關犯罪事實的發生,繼而引致內地警方立案偵查。
22. 其後,按照江西省南昌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於2020年8月3日作出的(2020)贛0191刑初190號刑事判決,上訴人在內地訴訟程序中,已主動向被害人B作出賠償,並取得被害人的書面諒解。
23. 上述事實構成了刑法上重要的從輕處罰情節,內地法院在判處上訴人三年四個月有期徒刑時,已充分考慮了該情節,刑罰因而獲得減輕。
24. 但是,內地警方或法院從未將上述事實或判決告知澳門警方或法院,導致本案判決於2020年9月9日作出時,原審法庭並不知悉上述事實。
25. 因此,澳門法院自然也無可能將有關事實列入量刑的範圍,直接導致對上訴人判處較重的處罰—4年9個月的實際徒刑,遠重於内地法院的3年4個月,這足以說明了賠償諒解情節對刑罰減輕的關鍵作用。
26. 根據《刑法典》第65條及第66條的規定,上訴人主動向被害人作出賠償並取得諒解,是上訴人真誠悔罪、積極修復犯罪所造成的損害的表現,在量刑上,該行為必然受到法院的肯定並作出考慮。
27. 然而,倘若上訴人因同一事實,在已獲得賠償諒解而獲輕判並服刑完畢後,仍須再接受一個未考慮該情節的澳門判決的執行,則上訴人為賠償被害人所付出的努力將完全失去意義—上訴人既付出了金錢賠償的代價,卻未能因此獲得刑罰減免的實際利益。
28. 這顯然構成對上訴人的雙重不利,違反了公平原則和比例原則。
29. 而被上訴批示提出的“刑期扣除”機制實質上僅解決了上訴人已在內地服刑的時間應在澳門刑期中扣除的問題,但完全無法解決量刑實體上的不公—即澳門法院在量刑時未考慮賠償諒解情節,導致澳門判決的刑罰(4年9個月)遠高於内地判決(3年4個月)。
30. 由此可見,即使扣除內地已服刑時間,上訴人仍須執行一個基於不完整事實而作出的過重刑罰的剩餘部分,這對上訴人構成了實質性的不公平。
31. 綜上所述,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裁定被上訴批示沾有適用法律錯誤的瑕疵,並宣告原審法庭於2020年9月9日作出的判決無效。
綜上所述,和依賴法官 閣下之高見,應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繼而:
- 宣告原審法庭於2020年9月9日作出的判決無效,並下令即時釋放上訴人。
並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一如既往地作出公正裁決!
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 2020年9月9日,刑事法庭法官閣下作出判決,上訴人A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04條第1款規定及處罰的「搶劫罪」,判處4年9個月實際徒刑。該判決於2020年9月29日轉為確定。2026年7月6日,上訴人被押往路環監獄服刑。2026年7月16日,上訴人請求宣告判決無效及釋放上訴人理由是就同一事件已於中國江西省南昌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已於2020年8月3日作出刑事判決,認定上訴人觸犯搶劫罪,判處上訴人有期徒刑三年四個月,自2019年11月26日起至2023年3月25日止,期間獲減刑6個月25日,直至2022年8月31日刑滿釋放,因此,上訴人認為澳門刑事法庭的上述判決違反“一事不二審”原則而無效。
2. 2026年7月30日,刑事法庭法官閣下作出批示,駁回上訴人提出宣告裁判無效的聲請。
3. 2026年8月12日,上訴人對上述批示提出上訴,理由是認為其因為相同的犯罪事實在兩個法域的法院進行審判並判處實際徒刑是違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7款規定而無效,並引用了《刑法典》第6條規定,認為對於已在其他地方受審判或履行刑罰的事實,澳門刑法的適用應受到限制,上訴人尚表示不認同本案屬於《刑法典》第76條刑罰扣除機制,認為存在法律漏洞而按《民事訴訟法典》第580條就同一主張有兩個互相矛盾之裁判時,須遵守首先確定之裁判,因此認為本案判決為非有效裁判。另外,上訴人尚提出其在內地的案件已作出賠償並取得被害人的書面諒解,構成了從輕處罰情節,但內地警方或法院未將上述事實或判決告知澳門警方或法院,導致原審法庭不知悉上述事實而無列入量刑範圍,違反了公平原則及比例原則,構成了實質性不公平。
4. 本院並不同意上訴人的理解。
5.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7款所述之“一事不二理”並不是規範不同法域之間的管轄權情況,而是在同一法域內,任何人不得就同一罪名重複審判或懲罰。正如被上訴批示所述,一事不二審原則所指的是在同一法域所提起的刑事訴訟中,嫌犯不得因同一行為而被審判兩次。此見解與本澳過往一貫的司法見解一致(見中級法院 794/2011合議庭裁判及中級法院430/2024合議庭裁判)。至於《刑法典》第6條,當中明確規定適用範圍是“在澳門以外作出的事實”,當犯罪事實不是在澳門發生而澳門具有管轄權的情況,倘行為人在澳門以外就同一事實被判刑且全部履行,澳門刑法不適用,然而,這並不是本案的情況,因為本案犯罪事實是在澳門發生的。當犯罪事實在澳門發生,即澳門行使屬地管轄權,無論在澳門以外有否對同一案件進行審判,澳門刑法均具管轄權。
6. 事實上,對於在澳門發生的犯罪事實,同一行為人在澳門及澳門以外地方被判刑的情況下,《刑法典》第76條已明確規定“行為人因同一事實或數個相同事實,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曾受任何訴訟措施或刑罰之時間,依據以上兩條之規定扣除之。”,因此,澳門刑法在此方面已有相當明確的規定,根本不存有任何法律漏洞。
7. 最後,上訴人指其在內地的案件已作出賠償並取得被害人的書面諒解,構成了從輕處罰情節,但內地警方或法院未將上述事實或判決告知澳門警方或法院,導致原審法庭不知悉上述事實而無列入量刑範圍,對此,必須指出,本上訴所針對的是駁回判決無效的批示,上訴人沒有對判決提出上訴,因此,量刑不屬本上訴可審理之範圍。
8. 綜上所述,本案並無違反一事不二審,亦無任何構成判決無效的事宜,上訴人提出的理據不成立。
綜上所述,檢察院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據不成立,應予駁回。
請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作出公正裁決!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司法官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標的不合法;倘不如此認為,則上訴理由不成立,應駁回上訴,維持被上訴之批示。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 事實方面
案中的資料顯示,下列事實可資審理本上訴提供事實依據:
1. 於2020年9月9日,初級法院刑事法庭在第CR2-20-0188-PCC號卷宗內裁定上訴人A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04條第1款規定及處罰的「搶劫罪」,判處四年九個月實際徒刑。
關於上訴人的判決部份已於2020年9月29日轉為確定。
2. 2026年7月6日,上訴人被治安警察局尋獲並移送到澳門監獄服刑。
3. 2026年7月16日,上訴人請求宣告判決無效及釋放上訴人,理由是就同一事件已於中國江西省南昌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已於2020年8月3日作出刑事判決,認定上訴人觸犯搶劫罪,判處上訴人有期徒刑三年四個月,自2019年11月26日起至2023年3月25日止,期間獲減刑6個月25日,直至2022年8月31日刑滿釋放,因此,上訴人認為澳門刑事法庭的上述判決違反“一事不二審”原則而無效。
4. 2026年7月30日,刑事法庭法官作出批示:
“本案中,被判刑人A因為以共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搶劫罪”而被判處四年九個月徒刑。本案有關該被判刑人的部分於2020年9月29日轉為確定。
上述被判刑人被本案拘留後,提出他已因為相同事實而被江西省南昌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判處三年四個月徒刑,且已服刑期滿,因而主張根據一事不兩審的原則,認為應宣告本案裁判無效及將之釋放。
在尊重不同見的前提下,法庭無法認同辯方的見解。
首先,一事不兩審原則所指的是在同一法域所提起的刑事訴訟中,嫌犯不得因同一行為而被審判兩次。本案中,被判刑人所實施的犯罪事實發生於澳門,故此,根據《刑法典》第7條及第4條a項的規定,澳門作為犯罪地,應適用澳門刑法追究行為人之刑事責任,而澳門法院具備審理有關事實的刑事管轄權。
至於辯方擬援引《刑事訴訟法典》第3條(應屬筆誤,應為第4條)所適用的《民事訴訟法典》第580及416條的規定,在尊重不同見解的前提下,《刑法典》第7條、第4條a項及第76條已規定了像被判刑人這類因為同一事實而在澳門以外接受過訴訟措施或刑罰的時間,得予以扣除的機制,那麼,便不存在有漏洞需要填補的情況。
此外,辯方所援引的《刑法典》第6條所規範的是那些在澳門以外地方作出的事實,與A的情況並無關聯。
基於此,駁回被判刑人A提出宣告裁判無效的聲請。
判處被判刑人A繳付1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刑事訴訟法典》第489條第1款)
將卷宗交尊敬的檢察官檢閱,以便就刑期計算發表意見。
為著《刑法典》第76條的效力,以緊急方式促請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澳門支局協助查核被判刑人A在內地因本案犯罪事實而被剝奪自由或服刑的時間,並附上第315至319頁副本。
作出通知及適當措施。”
三、 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判決無效 聲請之提出
- 一事不二審原則
1. 首先分析上訴人A(被判刑人)針對原審法院裁判提出判決無效的聲請是否適時的問題。
《刑事訴訟法典》第360條規定:
“一、屬下列情況的判決無效:
a)凡未載有第三百五十五條第二款及第三款b項所規定載明之事項者;或
b)在非屬第三百三十九條及第三百四十條所指之情況及條件下,以起訴書中,或無起訴時,以控訴書中未描述之事實作出判罪者。
二、判決的無效須在上訴中爭辯或審理,法院亦可對有關無效作出補正,並經作出必需的配合後,適用第四百零四條第二款的規定。”
上訴人針對原審法院於2020年9月9日的有罪裁判提出判決無效之聲請。
經翻閱卷宗資料,原審判決關於上訴人的部份已於2020年9月29日轉為確定(詳見卷宗第261頁)。
根據上述《刑事訴訟法典》第360條第2款之規定,判決的無效須在上訴中爭辯或審理。換言之,針對判決無效的爭辯須在判決確定前透過平常上訴為之。
然而,上訴人至2026年7月16日才向原審法庭提出宣告判決無效之聲請,明顯已屬逾期。
在本案中,雖然上訴人是因為同意審判聽證在無其出席之情況下進行而導致其於2026年7月6日方知悉本案判決。但在判決已確定之情況下(近6年),被判刑人應該只能透過《刑事訴訟法典》規定之再審非常上訴的訴訟方式對已確定之判決提出質疑。
然而,由於原審法院對該聲請已作決定,駁回其請求。本院繼續審理針對該批示提起的平常上訴。
2. 上訴人A(被判刑人)在上訴理由中提出:
1) 上訴人已被中國內地的法院定罪,並服刑完畢,澳門法院即負有義務,拒絕就同一事實再次審判,即便已作出審判,亦因宣告該判決違反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7款的規定而無效。上訴人認為“一事不二審”原則的核心價值在於避免對同一行為人造成重複懲罰的不公,其約束力不應局限於同一法域。
2)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庭的批示以《刑法典》第76條的刑期扣除機制取代一事不二審原則,混淆了該兩種制度,刑期扣除僅解決「刑期計算」的執行問題,而一事不二審解決「能否審判」的合法性問題。另一方面,本案存在刑事訴訟法律未明確規定的漏洞,應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條應補充適用《民事訴訟法典》的相應規定,兩個判決發生衝突時,依《民事訴訟法典》第580條的規定,內地判決首先作出及轉為確定(2020年8月14日),應優先承認其既判力,宣告後確定(2020年9月30日)的澳門判決為非有效裁判。
3) 上訴人認為兩地案件信息未有互通而導致的不公平現象,澳門法院在量刑時未考慮其在內地訴程序中被充分考慮的賠償諒解情節,導致澳門判決的刑罰(四年九個月)遠高於內地判決(三年四個月),即使扣除內地已服刑時間,上訴人仍須執行一個基於不完整事實而作出的過重刑罰的剩餘部分這對上訴人構成了實質性的不公平。
《刑法典》第6條規定:
“澳門刑法適用於在澳門以外作出的犯罪事實,以行為人在其作出犯罪事實之地未受審判,或行為人逃避履行全部或部分所判之刑為限。”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條規定,“一事不二罰”原則,適用《民事訴訟法典》第580條、第416條及第417條規定。
《民事訴訟法典》第580條的規定:
“一、就同一主張有兩個互相矛盾之裁判時,須遵守首先確定之裁判。
二、在同一訴訟程序內就訴訟關係中同一具體問題所作之兩個裁判互相矛盾時,適用相同原則。”
《民事訴訟法典》第416條的規定:
“一、訴訟已繫屬及案件已有確定裁判之抗辯,其前提為就一案件重複提起訴訟;如重複提起訴訟時先前之訴訟仍在進行,則為訴訟已繫屬之抗辯;如重複提起訴訟係於首個訴訟已有判決後出現,而就該判決已不可提起平常上訴者,則為案件已有確定裁判之抗辯。
二、不論屬訴訟已繫屬之抗辯或案件已有確定裁判之抗辯,其目的均為避免法院作出與先前之裁判相抵觸之裁判,或作出與先前之裁判相同之裁判。
三、案件在澳門以外地方之法院正待決之情況無須予以考慮,但適用於澳門之國際協約或屬司法協助領域之協定另定解決方法者除外。”
《民事訴訟法典》第417條的規定:
“一、如提起之訴訟,在主體、請求及訴因方面均與另一訴訟相同,則屬重複提起訴訟。
二、就當事人之法律身分而言,如當事人屬相同者,則為主體相同。
三、如兩訴訟中欲取得之法律效果相同,則為請求相同。
四、如兩訴訟中所提出之主張基於相同之法律事實,則為訴因相同;在物權方面之訴訟中,產生物權之法律事實視為訴因,而在形成之訴及撤銷之訴中,當事人為取得欲產生之效果而援引之具體事實或特定之無效視為訴因。”
上訴人主要是認為,其因本案犯罪事實先後被內地法院及澳門法院判處徒刑,其已在內地服刑且刑滿釋放,現時卻因同一事實再次被羈押於澳門路環監獄執行澳門法院的判決,則構成對同一事實的重複審判與重複處罰。
根據卷宗資料顯示,第CR2-20-0188-PCC號獨任庭普通刑事案審判認定的事實(詳見卷宗第251頁至第256頁)和江西省南昌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贛0191刑初190號刑事判決認定的事實(詳見卷宗第315頁至第317頁),均是對上訴人在2019年1月27日於澳門搶去被害人B財物的事實作出的審判,的確是針對同一事實的兩次裁判。
助理檢察長在意見書中有如下分析:
“當今世界各國在刑法的空間適用問題上,最為注重的是屬地管轄。在域外犯罪問題上,法律規定採用“一事不二審”原則旨在尊重外地的刑事管轄權,特別是犯罪地法域的屬地管轄權。相反,對於域內犯罪,各國或地區理所當然地會突出強調自身的刑事管轄權,即屬地管轄權。任何國家或地區均不會輕易放棄屬地管轄原則的適用,除非法律有明確規定。
另外,根據《澳門刑法典》第76條(在澳門以外所受之訴訟措施或刑罰)規定,行為人因同一事實或數個相同事實,在澳門以外曾受任何訴訟措施或刑罰之時間,應在澳門所判之刑罰中予以扣除。這一規定也可以說明,由於對於域外犯罪適用澳門刑法已受到前述“一事不二審”原則的限制,因此,第76條的規定實際上是針對域內犯罪而言的,即對於域內犯罪,倘澳門和外地司法機關均進行了追究,在澳門以外曾受任何訴訟措施或刑罰之時間,應在澳門所判之刑罰中予以扣除。由此我們可以認為,對於域內犯罪(如本案),澳門的法律允許與域外管轄之間出現“一事二審”,只不過要求在刑罰上應作相應扣除。”
本院同意上述分析。
本案中,針對同一犯罪事實,澳門(依屬地管轄原則)和內地(依屬人及保護管轄原則)均有刑事管轄權,且均對該等事實作出審理,因而導致上訴人作出的同一事實受到兩地的審判和處罰。
相對澳門而言,上訴人是在澳門域內犯罪,而其亦因同一事實在內地受到審判,其情況符合了《澳門刑法典》第76條規定之情況,即刑期中應扣除其在內地相關案件中所受之訴訟措施或刑罰之時間。具體扣除日子應在刑罰執行中作出處理。
本院延續中級法院在2024年6月20日第430/2024號裁判書的見解:
“上訴人於內地法院、根據內地的法律、因同一事實被裁定的有罪判決,並不阻礙澳門法院對案件進行審理,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的問題——適用“一事不二審”原則。”
本院認為,上述情況表明,在法律層面上,原審法院之批示與澳門現行的法律制度是相吻合的,因而談不上存在(因違反“一事不二審”原則)而判決無效的問題,實乃法律制度使然。本案實際上只是涉及刑期的扣除。
因此,原審法院駁回申請的裁定正確,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四、 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裁決。
判處上訴人繳付3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上訴的訴訟負擔。
著令通知。
2026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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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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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艷平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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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靜霞 (第二助審法官)
1
738/2026 p.3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