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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第748/2026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6年10月8日
主要法律問題: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量刑過重、緩刑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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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的規定,上訴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卷宗所載之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再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簡言之,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是指法院在審查證據並認定事實過程中,明顯有違經驗法則和常理,或明顯違反法定證據價值法則,或明顯違反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另外,在量刑層面,按照《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法院應在法定的最低刑幅及最高刑幅之間,根據行為人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同時一併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犯罪罪狀的情節,作出選擇具體刑罰之決定。
  依照《刑法典》第48條的規定,結合上訴人的人格、生活狀況、犯罪前後的行為及犯罪情節等因素,以及結合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的需要,本上訴法院認為,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明顯不足以實現對上訴人所作處罰的目的,故不符合緩刑所設定的法定要件。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簡靜霞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748/2026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6年10月8日

一、案情敘述
  於2026年7月9日,第一嫌犯A與第二嫌犯B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5-26-0059-PCC號卷宗內被裁定:
➢ 第一嫌犯A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既遂行為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配合第1款及第196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巨額),罪名成立,判處兩年實際徒刑;及
➢ 第二嫌犯B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既遂行為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配合第1款及第196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巨額),罪名成立,判處兩年實際徒刑;及
➢ 第一嫌犯A和第二嫌犯B須以連帶方式向被害人C賠償澳門幣壹拾萬元(MOP100,000.00),附加相關賠償金額自判決作出至完全支付賠償之法定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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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嫌犯A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1. 於被上訴判決中,上訴人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既遂行為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配合第1款及第196條a項規定及處罰之「詐騙罪」(巨額)、罪名成立,判處兩年實際徒刑;上訴人及第二嫌犯須以連帶方式向被害人賠償澳門元十萬元,附加相關賠償金額自判決作出至完全支付賠償之法定利息。
2. 對於被上訴判決,除給予應有的尊重外,上訴人並不認同,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以及違反《刑法典》第40條、第48條及第64條的規定,故而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規定的瑕疵。
3. 於被上訴判決的事實判斷中,原審法院綜合分析有關證據並形成心證,然而,上訴人認為根據庭審的證人證言並結合整個卷宗的證據,被上訴判決在審查證據方面上明顯存有錯誤,且不能毫無疑問地認定上訴人知悉本案的有關犯罪計劃,從而負責監視被害人向第二嫌犯交付款項的情況的結論。
4. 根據司警人員XXX證言,並結合卷宗內所有客觀證據,本案僅有監控錄像顯示上訴人於案發時出現於現場以及跟隨第二嫌犯,雙方始終相隔一定距離,期間雙方亦沒有任何溝通交流。當第二嫌犯收取被害人款項時,該款項亦被包裹著。此外,本案並無作出進一步的調查措施。
5. 因此,卷宗內的客觀證據並不能毫無疑問地認定上訴人知悉被害人交予第二嫌犯的物品裡面為金錢。
6. 其次,根據被害人的證言,被害人於庭審時是清楚記得案發時上訴人與第二嫌犯相隔有一定距離,被害人亦只是懷疑上訴人為同伙。
7. 根據2026年6月10日庭審情況,被害人有近視,其表示看不清楚證人席上的屏幕上的監控錄像,然而,於案發時,其於沒有配戴近視眼鏡的情況下能認出於現場相隔一定距離的上訴人,以及表示其能看到上訴人專注地望著其與第二嫌犯屬實令人匪夷所思,這點是有違經驗法則及常理的。
8. 另一方面,根據司警人員XXX證言,並結合卷宗內所有客觀證據,倘若上訴人負責監視交收情況及確保有關款項可由X姓同伙接收處理,其亦應進入該XXX洗手間進行監視情況,然而,上訴人根本沒有進入該洗手間,其亦根本不可能也不會知悉該洗手間內第二嫌犯與X姓人士的情況。
9. 另外,根據司警人員XXX證言,此類型案件車手根本不知道有監視者存在,以及本案卷宗的客觀證據亦沒有任何上訴人與他人實施本案電訊詐騙的證據。倘若本案為一宗涉及共同犯罪的案件,相關團伙應已有犯罪計劃分工合作去實施有關詐騙行為,而根本無須監視者的角色存在。
10. 共同犯罪的主要特徵就是每個共犯具有對犯罪行為的共同協議的意志和犯罪認知,然而,本案卷宗內沒有充分的客觀證據可以證實上訴人是事先知悉有關的詐騙犯罪計劃,亦未能證實上訴人存在與他人有共同犯罪的合意及分工合作的意圖,從而達成協議共同實施本案犯罪行為。
11. 因此,卷宗的客觀證據並不能毫無疑問地斷定上訴人符合共同犯罪的要件。
12. 另外,上訴人並未意識到其尾隨跟蹤第二嫌犯的行為是會牽涉到本案的電訊詐騙,亦未有意識到案發當時第二嫌犯正使用詭計詐騙被害人,從而導致被害人有損失,因此,上訴人亦欠缺詐騙罪的故意。
13. 本案卷宗內的客觀證據未能證明上訴人知悉他人主導的電訊詐騙被害人的犯罪計劃,另外,亦不能排除上訴人是在無意識及不知情的情況下被犯罪集團利用實施犯罪的合理可能性。
14. 綜上所述,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未有充分考慮上述客觀證據的情況,從而導致了錯誤的事實認定,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明顯有錯誤,並同時違反了疑罪從無原則,因而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15. 因此,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裁定開釋上訴人被指控的巨額詐騙罪。
16. 倘若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不認同上述主張的理由,則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存在量刑過重的情況,違反了《刑法典》第40條、第64條及第65條的規定而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1款適用法律錯誤的瑕疵。
17. 根據《刑法典》第40條之規定,具體刑罰的確定及刑罰的目的是為著保護法益及使行為人重返社會。
18. 因此,具體確定刑罰時,理應符合《刑法典》第43條第1款及第2款之規定,著重使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的特別預防,並配合預防犯罪以防衛社會之一般預防。
19. 根據《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之規定,具體刑罰之決定應根據行為人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同時一併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犯罪罪狀的情節。
20. 根據《刑法典》第48條及第64條的規定,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刑作威嚇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的目的者,法院得將科處不超逾三年之徒刑暫緩執行,而在選擇刑罰時,亦應優先選擇非剝奪自由之刑罰。
21. 本案中,上訴人為初犯。庭審曾聽取上訴人母親聲明,其表示上訴人的性格開朗、孝順及勤力。另外,根據上訴人於卷宗內的社會報告,上訴人與家人關係良好,其母親會定期來澳門探訪,並給予其物質及精神上的支援,可見上訴人獲得家人支持。
22. 按照上述的量刑標準,同時考慮到在本案中的上訴人是次犯罪為初犯、人格以及具體情節,被上訴判決裁定判處上訴人兩年實際徒刑之刑罰實屬過重,不利於上訴人改過自新及重新融入社會。
23. 因此,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未有考慮上述因素,因而違反《刑法典》第40條、第64條及第65條之規定,而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1款適用法律錯誤的瑕疵。
24. 因此,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改判上訴人不高於一年六個月徒刑之刑罰,並請求根據《刑法典》第48條第1款規定給予上訴人予以暫緩執行有關刑罰的機會。
  綜上所述,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
1) 接納本上訴理由闡述;
2) 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因被上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3) 裁定上訴人被指控的巨額詐騙罪罪名不成立,予以開釋。
  倘若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不認同,則請求:
4) 因被上訴判決對上訴人的量刑過重,被上訴判決違反《刑法典》第40條、第64條及第65條之規定,而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1款適用法律錯誤的瑕疵;
5) 請求尊敬的法官閣下改判上訴人不高於一年六個月徒刑之刑罰,並請求根據《刑法典》第48條第1款的規定給予上訴人予以暫緩執行有關刑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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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察院因逾時提交答覆狀,繼而不獲接納,有關內容在此不予轉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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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司法官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本案應依法駁回其上訴。(具體理據詳載於卷宗第1276至1279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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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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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第一嫌犯A和第二嫌犯B為香港居民。在案發前,第一嫌犯A及第二嫌犯B與數名不知名人士達成協議,分工合作,計劃以團伙模式詐騙澳門長者的款項,具體操作方式如下:由上述兩名嫌犯的同伙負責以不知名方式隨機撥打澳門的固網電話號碼,當有人接聽電話時便會佯裝為接聽電話人士的親友,隨後,該名不知名涉嫌人會向接聽電話人士編造故事訛稱因捲入傷人等刑事案件而急需現金款項作出賠償,繼而使接聽電話的人士墮入圈套並交出金錢;為規避警方偵查,第二嫌犯B負責按照其他不知名涉嫌人的指示從香港前往澳門扮演成特定角色從目標長者接收有關現金款項,然後將現金帶至指定地點;同時,為確保第二嫌犯B在澳門收款後不會私吞有關款項,第一嫌犯A負責到收款地點附近監視第二嫌犯B從目標長者接收款項和後續將有關款項帶到指定地點的情況,一旦發現第二嫌犯B有任何異常行為,第一嫌犯A便會立即通知其餘同伙。事成後,第一嫌犯A至少可獲得暫不被要求償還債務的好處,而第二嫌犯B和其他不知名涉嫌人則以未能查明的比例瓜分有關款項。
2. 案發時(即2025年2月16至3月3日),被害人C的年齡為78歲。(見卷宗第815頁)
3. 2025年2月16日晚上約8時19分,上述不知名涉嫌人按計劃以不明方式致電被害人住所(地址:澳門XXX)的固網電話+853-XXX,並在被害人接聽後以廣東話稱呼其為“阿媽”,令被害人誤以為上述不知名涉嫌人為其女婿。該不知名涉嫌人(下稱“假女婿”)順勢冒充為被害人的女婿,向被害人訛稱其因打鬥導致他人受傷而被警方拘留,現需要向對方再賠償十萬元才能解決事件,要求被害人協助提供十萬元現金。當時,被害人雖然誤認對方是其女婿,但沒有立即同意提供有關款項。(見卷宗第962至970頁報告,尤其第966頁)
4. 2025年3月3日,為執行上述計劃,第一嫌犯A於同日上午9時44分經港珠澳大橋口岸入境澳門等候同伙的指示,而第二嫌犯B亦於同日早上11時10分經氹仔北安碼頭入境澳門等候同伙的指示。在第一嫌犯A從香港前往澳門之前,第一嫌犯A透過其同伙知悉第二嫌犯B的樣貌,而第二嫌犯B亦攜帶一部黑色手提電話(型號:iPhone 7)前來澳門,以便向在香港的同伙匯報行蹤。(見卷宗第701至702頁搜查及扣押筆錄、第704至715頁翻閱電話筆錄及截圖,尤其第710至715頁截圖,以及第724頁、第735頁、第847頁、第860至865頁觀看錄影光碟筆錄及截圖)
5. 與此同時,2025年3月3日中午,“假女婿”再按計劃以不明方式先後致電被害人住所的固網電話和手提電話,然後冒充為被害人的女婿以同一理由要求被害人協助提供十萬元現金,並訛稱稍後將會有一名“律師下屬”代為到被害人的住所取款。被害人信以為真,並向“假女婿”表示同意提供有關款項。在掛線後,被害人前往澳門國際銀行,並從其澳門幣銀行賬戶(編號:XXX)提取澳門幣壹拾萬元(MOP100,000)現金。待被害人取款後,“假女婿”再次致電被害人,並表示已拜託“律師下屬”前來協助取款和處理案件的和解事宜,着被害人屆時按電話通知到其住所樓下將澳門幣壹拾萬元(MOP100,000)現金交予“律師下屬”。“假女婿”掛線後,再有一名不知名涉嫌人致電被害人,並自稱為“律師下屬”,被害人不虞有詐,並按要求向對方說出其住所的地址為澳門XXX及其本人當日的衣着。(見卷宗第817至818頁、第962至970頁報告,尤其第967頁及第969頁)
6. 同日(2025年3月3日)下午3時許,第二嫌犯B獲不知名涉嫌人通知需要前往上述地址接收被害人的騙款,並指示第二嫌犯B要假冒為“律師下屬”才能收到被害人的款項。第二嫌犯B按同伙的通知乘坐的士前往澳門XXX,並將該大廈的定位截圖保存在上述黑色手提電話內和拍攝乘坐的士的情況。(見卷宗第710頁圖11及圖12)
7. 同日(2025年3月3日)下午3時42分,第二嫌犯B乘坐的士到達XXX大廈後,隨即於同日下午3時43分使用上述黑色手提電話拍攝XXX大廈的大門,並且告知其同伙已到達。同日(2025年3月3日)下午3時45分,第一嫌犯A亦根據同伙透過未能查明的方式提供的資訊乘坐的士到達XXX大廈,然後在一旁監視第一嫌犯A。(見卷宗第711頁圖13,以及第866至869頁翻閱光碟筆錄及圖一至圖二)
8. 同日(2025年3月3日)下午約4時14分,第二嫌犯B在XXX大廈附近接觸到被害人。第二嫌犯B按計劃向被害人訛稱其為“律師下屬”。被害人不虞有詐,將用白色信封包裹的澳門幣壹拾萬元(MOP100,000)現金交給第二嫌犯B,第二嫌犯B沒有點算現金便立即轉身離開,而第一嫌犯A一直在旁邊監視上述收款過程。(見卷宗第824頁、第866至874頁翻閱光碟筆錄及截圖,尤其第870頁圖三至圖四,以及第1034頁及背頁人之辨認筆錄)
9. 接着,第二嫌犯B將上述現金款項放入斜背包內,並往美副將大馬路方向離去,而第一嫌犯A一直跟隨第二嫌犯B身後。隨後,第一嫌犯A跟隨第二嫌犯B在美副將大馬路一帶徘迴,再緊隨第二嫌犯B進入高士德XXX。(見卷宗第871至874頁圖五至圖十二及第878頁上圖)
10. 進入高士德XXX後,第二嫌犯B按照上述不知名人士的指示,將被害人交出的上述現金款項帶到男洗手間進行交接。第一嫌犯A亦轉移位置,並一直在用餐區留意着男洗手間的情況。(見卷宗第879截圖)
11. 事件中,第一嫌犯A、第二嫌犯B及上述數名不知名涉嫌人的行為令被害人損失了合共澳門幣壹拾萬元(MOP100,000)。
12. 2025年3月5日早上,香港居民D按化名“XX”(Telegram賬號:@XXX)和化名“XXX”(Telegram賬號:@XXX,綁定電話號碼:+852-XXX)的不知名人士指示從香港前往澳門,並因涉嫌於同年1月17日從墮入類似圈套的澳門居民E(出生日期:1943年8月3日)接收騙款而在經港澳碼頭入境澳門時被警方截獲(有關D的部份已由早前開立的第2141/2025號偵查案件處理)。司警人員在D身上搜獲和扣押了一部黑色手提電話(型號:iPhone 7)連同一張SIM卡,並在上述手提電話中發現D於2025年3月5日使用在該手提電話登錄的Telegram賬號@XXX向“XX”及“XXX”滙報行蹤。此外,上述扣押手提電話的相簿內存有一張XXX大廈定位截圖及十張分別於XXX大廈門前、雅廉訪大馬路附近和麗華新邨附近拍攝的相片,司警人員根據有關相片的拍攝日期2025年3月3日、時間和地點進行調查後發現第二嫌犯B於2025年3月3日下午4時14分向被害人取款,以及第一嫌犯A監視和跟蹤第二嫌犯B的情況,繼而揭發本案。(見卷宗第676至679頁翻閱錄影光碟筆錄及截圖、第701至702頁搜查及扣押筆錄、第704至715頁翻閱電話筆錄及截圖,以及第883至910頁)
13. 上述手提電話連一張SIM卡為D作案時與其同伙聯絡的通訊工具,屬犯罪工具。(第701至702頁搜查及扣押筆錄、第704至715頁翻閱電話筆錄及截圖,以及第883至910頁)
14. 2025年3月5日上午10時14分,第一嫌犯A經港珠澳大橋口岸入境澳門後前往外港碼頭一帶徘徊,以等待下一個監視目標。直至同日中午1時35分,第一嫌犯A從外港碼頭隧道離開,然後於同日下午2時35分經港珠澳大橋口岸返回香港。(見卷宗第847頁,以及第914至922頁報告及相關截圖)
15. 第一嫌犯A和第二嫌犯B意圖為自己及他人取得不正當利益,伙同他人,共同合意及分工合作,使用上述詭計,由他們的同伙負責致電被害人假冒為因捲入刑事事件急需要現金支付賠償金的親屬和訛稱會有“律師下屬”前來代為收取款項,第二嫌犯B負責到澳門訛稱自己是“律師下屬”接觸被害人,令被害人在受欺騙的情況下將巨額款項交給第二嫌犯B,而第一嫌犯A則負責監視被害人向第二嫌犯B交付款項的情況,導致被害人遭受巨額財產損失。
16. 兩名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並清楚知道其行為是法律所不容,且會受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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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庭上還證實:
  第一嫌犯聲稱在其17歲時因觸犯販毒罪而在香港被判處一年徒刑,其服刑九至十個月。另外,在2023年,其因觸犯吸毒罪而香港被判處四個月徒刑。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兩名嫌犯均為初犯。
  證實第一嫌犯個人及經濟狀況如下:
  第一嫌犯聲稱具有中三的學歷,每月收入為港幣三萬元,需供養父母及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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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庭審未查明的事實:
  十三、上述手提電話連一張SIM卡為第二嫌犯B作案時與其同伙聯絡的通訊工具。
  其他與上述已證事實不相符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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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在審查證據方面出現明顯錯誤
* 量刑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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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份 - 在審查證據方面出現明顯錯誤
  上訴人(第一嫌犯)指,根據庭審中證人之證言,並結合卷宗所載全部證據,無法在毫無疑問之程度下認定上訴人對本案犯罪計劃有所知悉,亦無法認定上訴人負有監視第二嫌犯向被害人收取騙款之角色。上訴人自始未具有參與電信詐騙之共同犯意,亦未為任何實際參與行為。因此,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存在明顯錯誤,上訴人被控告之「巨額詐騙罪」理應開釋。
  駐初級法院的檢察院代表及中級法院的檢察院代表均不認同上訴人之意見。
  以下,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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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的規定,上訴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卷宗所載之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再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的合議庭裁判中指出:“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簡言之,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是指法院在審查證據並認定事實過程中,明顯有違經驗法則和常理,或明顯違反法定證據價值法則,或明顯違反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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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審法院在事實的判斷中作出如下說明:
 “雖然第一嫌犯保持沉默,第二嫌犯缺席庭審。
  雖然被害人在庭上指其忘記了案發時的具體細節,但其在庭審中亦講述了部分事發的經過。由於被害人有一定的年紀,且案發至今已一年多,被害人忘記部分案發的經過亦屬正常情況,本院依法宣讀了被害人在偵查階段時向檢察院及司法警察局提供的聲明筆錄,當中,被害人詳細及清楚地講述了事發的經過,尤其指出有人致電給其假冒為涉及刑事事件急需要現金支付賠償金的女婿和聲稱由“律師下屬”前來代為收取款項,之後,一名男子到其居住的大廈樓下與其接觸並收取了其澳門幣10萬元,期間另一名男子在附近監視。
  根據被害人提供的銀行帳戶資金,顯示於2025年3月3日被害人從澳門國際銀行中提出了澳門幣10萬元(見卷宗第817及818頁)。另外,被害人亦提交了在2025年3月3日及3月4日的電話紀錄(見卷宗第819頁)。
  根據被害人在司法警察局作出的相片辨認,並指出其將澳門10萬元交付給圖片一相片中之人,圖片二相片中之人是同行之人(見卷宗第821至823頁)。另外,根據被害人作出的人之辨認程序,當中被害人辨認出第一嫌犯是其筆錄中所述之負責監視交收現金過程並在現場徘徊之人(見卷宗第1034頁及其背頁)。
  綜合分析庭審所得的證據,根據上述“全澳城市監察系統” (見卷宗第867至874頁),當中查看到澳門XXX大廈的錄影片後,並發現被害人將款項交給了一名男子,同時亦發現一名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在附近監視上述身穿黑色上衣的男子的收款過程。另外,結合警方開展調查本案的原因,以及上述身穿黑色上衣的男子及上述身穿白色上衣在收款前後的行蹤及行為,以及先後到達有關快餐店的情況,綜合分析本案件的過程,本院認為被害人提供的版本合理及可信,尤其包括有人致電給其假冒為涉及刑事事件急需要現金支付賠償金的女婿和聲稱由“律師下屬”前來代為收取款項,之後,一名男子到其居住的大廈樓下與其接觸並收取了其澳門幣10萬元,期間另一名男子在附近監視。另外,亦有理由相信上述身穿黑色上衣的男子負責收取被害人的款項,期間,上述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則負責監視;之後,上述身穿黑色上衣的男子到上述快餐店交付有關款項給另一名男子,而上述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亦負責監視。
  另一方面,根據警方對上述“全澳城市監察系統”進行追查,並根據有關人士的出入境紀錄、被害人的相片辨認,以及警方的調查(見卷宗第721、724至736、811、860及864頁),本院認為足以認為上述收取被害人款項的男子是第二嫌犯B。
  根據警方對上述“全澳城市監察系統”進行追查,並根據有關人士的出入境紀錄、被害人的相片及人之辨認,以及警方的調查(見卷宗第826及其背頁、847、849、860及865頁),本院認為足以認為在第二嫌犯收取被害人款項時,第一嫌犯監視有關收款過程之人。
  綜上,經過庭審,結合庭審所得的證據,本院認為足以認定第一嫌犯A和第二嫌犯B意圖為自己及他人取得不正當利益,伙同他人,共同合意及分工合作,使用上述詭計,由他們的同伙負責致電被害人假冒為因捲入刑事事件急需要現金支付賠償金的親屬和訛稱會有“律師下屬”前來代為收取款項,第二嫌犯B負責到澳門訛稱自己是“律師下屬”接觸被害人,令被害人在受欺騙的情況下將巨額款項交給第二嫌犯B,而第一嫌犯A則負責監視被害人向第二嫌犯B交付款項的情況,導致被害人遭受巨額財產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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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接上述已證事實,本上訴法院分析如下:
  本案中,上訴人(第一嫌犯A)在原審判聽證中保持沉默,第二嫌犯缺席審判聽證。
  根據卷宗證據表明,警方是在同類案件中因截獲另案涉嫌人“D”,並在該人的手提電話中發現“XXX大廈”(即被害人居住的大廈)的截圖,故警方按時間追蹤,並按“天眼”看到有可能的被害人,當中看見被害人與一名男子(即第二嫌犯)有交收疑似金錢的行為,故鎖定第二嫌犯進行調查。
  經調查,“天眼”攝錄了在上述交收過程。過程中,第一嫌犯在附近監視。在上述交收行為完結後,第一嫌犯一直尾隨著第二嫌犯。之後,第一嫌犯跟著第二嫌犯去了高士德大馬路的XXX快餐店一樓,第二嫌犯進入了洗手間,當時涉嫌人XXX也在該洗手間內,期間第一嫌犯坐到望到該洗手間的位置。期間,上述三人在該快餐店內一直沒有買過或吃過東西。警方不排除第二嫌犯與上述涉嫌人在洗手間內處理贓款。警方認為第一嫌犯是負責監視第二嫌犯與被害人交收、並確保第二嫌犯將贓款交其他涉嫌人之角色。
  誠然,上訴人(第一嫌犯A)在審判聽證中保持沉默,而第二嫌犯B缺席庭審。然而,嫌犯行使沉默之自由,並不構成對其不利之推定,但也不妨礙法院依據卷宗內其他合法取得之證據,予以形成心證。
  首先,本案被害人之證言中,除了說明她如何與電話中之人(一名自稱律師下屬)溝通之經過(事件為其“女婿”因與他人打鬥導致對方受傷被警方拘留,現時正身處警察局接受調查,由於對方要求賠償,以和解事件,並為此向她索取金錢)。被害人還提到當律師下屬表示已到其家樓下時,她便帶同在家中的100,000澳門元現金放在白色信封內後前往交收。到達後,被害人發現有一名男子已在大廈門外等候,而對方見到其後,便主動上前向其表示自己是其女婿的律師下屬,然後其便將裝有100,000澳門元現金的白色信封交予律師下屬,並要求對方書寫取走100,000澳門元的字條,而對方書寫字條後亦沒有點算款項便立即離開(被害人表示由於未能找到該字條,故未能提供予警局助查),被害人將款項交予律師下屬的過程中,被害人看見對面馬路有一名身穿白色上衣的可疑男子一直望住二人的交款情況,而律師下屬離去時,該白色上衣的可疑男子亦立即隨律師下屬離去,故被害人以為二人為同伴。經審查,被害人就被騙經過作出了具體、細節並重要的描述,過程清晰。其證言與本案書證亦相符合,具有可信性。
  卷宗其他客觀證據,包括:
  1、D手提電話之電子證據(卷宗第866至874頁、第701至702頁、第704至715頁、第883至910頁):根據卷宗資料,於2025年3月5日早上,香港居民D按化名“XXX”(Telegram賬號:@XXX)和化名“XXX”(Telegram賬號:@XXX,綁定電話號碼:+852-XXX)的不知名人士指示從香港前往澳門,並因涉嫌於同年1月17日從墮入類似圈套的澳門居民E(出生日期:1943年8月3日)接收騙款而在經港澳碼頭入境澳門時被警方截獲(有關D的部份已由早前開立的第2141/2025號偵查案件處理)。
  從警方的調查發現,司警人員在D身上搜獲並扣押了一部黑色手提電話(型號:iPhone 7)連同一張SIM卡,並在上述手提電話中發現D於2025年3月5日使用在該手提電話登錄的Telegram賬號@XXX向“XXX”及“XXX”滙報行蹤。此外,上述扣押手提電話的相簿內存有一張XXX大廈定位截圖及十張分別於XXX大廈門前、雅廉訪大馬路附近和麗華新邨附近拍攝的相片,司警人員根據有關相片的拍攝日期2025年3月3日、時間和地點進行調查後發現第二嫌犯B於2025年3月3日下午4時14分向被害人取款,以及第一嫌犯A監視和跟蹤第二嫌犯B的情況。
  2、「全澳城市監察系統」錄像(卷宗第866至874頁)。根據“全澳城市監察系統”資料,尤其攝有於2025年3月3日15:42:45起至16:25:10中,第二嫌犯B與被害人接洽並向被害人取款之過程,以及第一嫌犯則在附近全程監視之過程。
  3、高士德XXX錄影(卷宗第876至882頁,錄影時間較實際慢40分鐘)。一開始是涉嫌人F進入高士德大馬路的XXX快餐店,並到達樓上。其後,第一嫌犯一直跟著第二嫌犯身後,並進入了高士德大馬路的XXX快餐店樓上的用餐區,兩人分開坐。而第一嫌犯進入XXX一樓,刻意坐在可望見洗手間的餐椅。第二嫌犯其後進入快餐店洗手間(內裡已有同夥F逗留約30分鐘)。未幾,F步出洗手間離店的同一瞬間,第一嫌犯隨即同步離去。約1分鐘後,第二嫌犯亦離開上述快餐店。
  4、出入境紀錄及警方的偵查分析(卷宗第721、724至736、811、860及864頁)。結合第一、第二嫌犯於案發當日之出入境紀錄,以及警方就天眼追蹤、時間比對、被害人之人像辨認及被害人所作之證言,可確認出現於XXX大廈、在被害人交款現場及XXX之男子身份,分別為第二嫌犯及上訴人本人。
  綜合上述證據,原審法庭綜合了被害人之證言、D手機內之電子證據、「全澳城市監察系統」及XXX錄影所客觀記錄之行蹤、上訴人與第二嫌犯之出入境紀錄、以及參與偵查警員之證言,對各項證據作出審查,證據內容能互相印證。
  本上訴法院認為,卷宗確實存有足夠證據了以認定上述收取被害人款項的男子是第二嫌犯B,其參與本案「猜猜我是誰」電信詐騙,負責直接取款。而上訴人(第一嫌犯A)在第二嫌犯向被害人取款及其後贓款轉交之全過程中,承擔監視、把風及確保贓款順利交付同黨之角色。二名嫌犯皆是本次電信詐騙之共同犯罪行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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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之規定,證據之評價係按經驗法則及有權限實體之自由心證為之,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據此,原審法庭在不受任何外力干預下,綜合卷宗所載全部證據,依一般生活經驗法則及常理,自主形成對案件事實之判斷。
  事實上,不能忽視的是,卷宗內的證據都應在審判聽證中予以調查和評估(見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336條),審判者行使其“自由評價證據”的權力,結合經驗法則(見同一法典第114條),通過對證據的整體分析形成其對於案件標的之事實的“心證”。
  另一方面,尊敬的中級法院在700/2023號刑事上訴案的合議庭裁判摘要中指出: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規定,除了法律另有規定,法官根據自由心證原則,按一般經驗法則和常理來評價各種被審查和調查證據之證明力,以及認定獲證或不獲證明的事實。
  一般經驗法則係基於日常生活經驗而來的一種客觀普遍之定則,可為大多數人接受,且絕非主觀或狹隘之個人判斷。法院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是不應被質疑的。
  明顯地,上訴人只是主張其本人陳述為真實,並質疑被害人陳述的真實性,同時認為原審法院不採納上訴人版本是不正確的做法。上訴人單純以其認為存疑的事實來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對法院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質疑法院的自由心證。這顯然是挑戰法律所賦予法院的自由心證範圍而已,並不涉及《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之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因此,上訴人此部份的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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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份 – 量刑過重
  本案中,上訴人均指出,原審法院科處的量刑過重,違反了《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的規定。
  駐初級法院的檢察院代表及駐中級法院的檢察院代表均認同此部份的上訴理由部份成立。
  以下,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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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中,原審法庭判處上訴人(第一嫌犯A)以直接共同正犯和既遂形式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配合第1款及第196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巨額),罪名成立,判處兩年實際徒刑。
  《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和第3款規定,『詐騙罪』(巨額)的刑幅為處最高五年徒刑,或科最高六百日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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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審法院判決中所列舉之量刑部份,節錄如下:
  “按照上述量刑標準,同時考慮到本個案中的具體情節,第一嫌犯A和第二嫌犯B均為初犯,第一嫌犯保持沉默,第二嫌犯缺席庭審;事件中,第一嫌犯A、第二嫌犯B及上述數名不知名涉嫌人的行為令被害人損失了合共澳門幣壹拾萬元(MOP100,000),未對被害人作出賠償;第一嫌犯及二嫌犯與其他涉及人共同犯案,兩名嫌犯專門從香港來澳門以“猜猜我是誰”的方式作出詐騙行為,本次犯罪後果嚴重,故意程度屬高,行為不法性屬高,同時考慮該類犯罪之一般預防之要求,本院認為判處就第一及第二嫌犯各觸犯的一項『詐騙罪』(巨額),各判處兩年徒刑最為適合。
  根據澳門《刑法典》第48條的規定,基於行為人的人格,其生活方式,犯罪前後之行為表現及犯罪的有關具體情況,兩名嫌犯並非本澳居民,在犯案時僅以旅客身份在本澳逗留,卻故意來澳門共同作出有關詐騙他人金錢的行為,考慮到近年來有關類型的犯罪活動頻繁發生,且屢竭不止,有關犯罪活動嚴重擾亂本澳的社會活動及安寧,本院認為對該事實作出譴責及監禁的威嚇不足以及適當地達致懲罰的目的。因此,本院認為不應暫緩執行上述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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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分別確立了具體的原則及應參照的標準和應考慮的情節因素。
  《刑法典》第40條規定了刑罰及保安處分之目的:“一、科處刑罰及保安處分旨在保護法益及使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二、在任何情況下,刑罰均不得超逾罪過之程度。三、保安處分僅在其與事實之嚴重性及行為人之危險性相適應時,方得科處之。”
  《刑法典》第65條規定了刑罰份量之確定:
“一、刑罰份量之確定須按照行為人之罪過及預防犯罪之要求,在法律所定之限度內為之。
  二、在確定刑罰之份量時,法院須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罪狀之情節,尤須考慮下列情節:
  a)事實之不法程度、實行事實之方式、事實所造成之後果之嚴重性,以及行為人對被要求須負之義務之違反程度;
  b)故意或過失之嚴重程度;
  c)在犯罪時所表露之情感及犯罪之目的或動機;
  d)行為人之個人狀況及經濟狀況;
  e)作出事實之前及之後之行為,尤其係為彌補犯罪之後果而作出之行為;
  f)在事實中顯示並無為保持合規範之行為作出準備,而欠缺該準備係應透過科處刑罰予以譴責者。
  三、在判決中須明確指出量刑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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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已審理查明的事實,第一嫌犯A和第二嫌犯B意圖為自己及他人取得不正當利益,伙同他人,共同合意及分工合作,使用上述詭計,由他們的同伙負責致電被害人假冒為因捲入刑事事件急需要現金支付賠償金的親屬和訛稱會有“律師下屬”前來代為收取款項,第二嫌犯B負責到澳門訛稱自己是“律師下屬”接觸被害人,令被害人在受欺騙的情況下將巨額款項交給第二嫌犯B,而第一嫌犯A則負責監視被害人向第二嫌犯B交付款項的情況,導致被害人遭受巨額財產損失。
  另外,根據本卷宗資料顯示,上訴人非為澳門居民,在香港生活。其在澳門為初犯,但在香港存有刑事紀錄1。此外,上訴人於審判聽證中行使沉默權,對於其行使沉默權,依法不構成對其不利的量刑因素。
  於特別預防方面,綜合本案具體情況,上訴人與第二嫌犯共同實施詐騙,犯罪故意程度高,行為不法性高,且犯罪後果嚴重——被害人損失達澳門幣100,000元。雖然上訴人在澳門為初犯,此乃對其有利的情節,但其至今未向被害人作出賠償,亦未彌補其行為造成的損失,犯罪前後情節並無明顯足以降低其再犯風險的悔罪或補救表現。結合上訴人的個人及經濟狀況,在特別預防方面,仍有必要加強預防犯罪之需要。
  一般預防方面,上訴人夥同他人進入澳門,專門針對長者實施詐騙,並藉電話誘騙與面交收款的分工完成犯罪,致被害長者損失澳門幣100,000元。同類針對長者的電信及接觸式詐騙在本澳屢發且猖獗,已嚴重影響年長被害人的生活與財產安全。因此,針對此類犯罪的一般預防需求亦甚為迫切。
  基於此,原審法院在全面衡量已證事實、上訴人的犯罪情節(包括行為不法性、故意程度、犯罪後果及涉案數額)、其個人及經濟狀況、犯罪前後表現,以及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的需要後,對上訴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配合第1款及第196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巨額),判處兩年實際徒刑,量刑恰當,並無過重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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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緩刑方面。上訴人請求根據同法典第48條的規定給予其緩刑的機會。
  檢察院之意見是認為不應給予上訴人緩刑。
  《刑法典》第48條第1款規定:經考慮行為人之人格、生活狀況、犯罪前後之行為及犯罪之情節,認為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者,法院得將科處不超逾三年之徒刑暫緩執行。
  本上訴法院認為,雖然上訴人被判二年徒刑之刑罰,是符合緩刑之形式條件。但是,緩刑制度的適用還要求符合法律對實質要件的要求,亦即經考慮行為人的人格、生活狀況、犯罪前後的行為及犯罪情節等因素之後,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僅對嫌犯所作的犯罪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已經可適當地和充分地實現懲罰的目的。
  本案中,上訴人係夥同他人進入澳門,專門針對長者實施詐騙,並藉電話誘騙與面交收款的分工完成犯罪,致被害長者損失澳門幣100,000元。同類針對長者的電信及接觸式詐騙在本澳屢發且猖獗。此外,近年本澳同類詐騙犯罪屢禁不止,已嚴重影響年長被害人的生活與財產安全,亦對本澳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為此,結合上訴人的人格、生活狀況、犯罪前後的行為及犯罪情節等因素,以及結合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的需要。本上訴法院認為,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明顯不足以實現對上訴人所作處罰的目的,應實際執行所判處的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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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裁決。
  判處上訴人繳付6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上訴的訴訟費用。
  訂定上訴人辯護人辯護費為澳門幣3,500圓。
  著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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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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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靜霞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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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映霞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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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曉華 (第二助審法官)
1 在上訴人17歲時因觸犯販毒罪而在香港被判處一年徒刑,其服刑九至十個月。另外,在2023年,其因觸犯吸毒罪而香港被判處四個月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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