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311/2026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6年10月15日
主要法律問題: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摘 要
1. 根據本案卷宗資料顯示,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已對案件標的之全部事實事宜進行調查,除了認定控訴書及答辯狀內的事實,亦審查了上訴人所提出的辯解,並作出了相關事實的認定。因此,沒有存在查明事實的漏洞。
2. 原審法院在採信輔助人證言的同時,在未有其他實質證據佐證的情況下,得出的結論違反一般經驗法及邏輯上不可接受,即認定了控訴書第2條及第3條之事實,從而判定上訴人罪名成立。這明顯違反了“存疑無罪”的原則。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311/2026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6年10月15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25年7月30日,初級法院刑事法庭在第CR5-25-0198-PCS號卷宗內裁定嫌犯(A)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175條第1款規定及處罰之「侮辱罪」,判處四十五日罰金,每日罰金為五十澳門元 (MOP$50.00),合共為二千二百五十澳門元 (MOP$2,250.00) 罰金;根據《刑法典》第47條第1款,如不支付罰金或不以勞動代替,則須執行三十日徒刑。
依職權裁定嫌犯向輔助人(B)作出合共八百澳門元 (MOP$800.00) 的損害賠償,附加該金額自判決作出至完全支付賠償之法定利息。
嫌犯(A)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1. 被上訴判決裁定上訴人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175條第1款規定及處罰之一項「侮辱罪」罪名成立,判處四十五日罰金,每日罰金為五十澳門元(MOP$50.00),並依職權裁定上訴人向輔助人作出合共八百澳門元(MOP800.00)的損害賠償,附加該金額自判決作出至完全支付賠償之法定利息。
2. 本案上訴人按《刑事訴訟法典》第316條規定以告示方式被通知,其從未在刑事警察機關或檢察院作出聲明,並缺席庭審及宣判程序。
3. 在給予絕對尊重下,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及 a)項的如下瑕疵:
I.沾有審查證據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4.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在查明本案自訴書事實第2至4條的過程,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的審查證據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關於獲證實的第2條自訴事實
5. 原審法庭認定第2條自訴事實—即嫌犯突然向輔助人說出「行開啦痴線佬」及「行鳩開」的事實獲得證實。
6. 首先須指出,載於卷宗第39頁至第43頁的何賢圖書館錄影片段為靜音,並不能反映及辨析嫌犯說出的具體措詞。從錄影畫面僅見嫌犯在案發時抬頭望向當時正站在其使用的電腦右旁的輔助人,並作出說話的面部動作,持續約10秒時間。
7. 儘管從錄影片段可見,有圖書館讀者望向嫌犯及輔助人的方向;惟須指出案發地點為公共圖書館,按一般生活經驗環境寧靜,引起旁邊人士注意的現象並無法反映嫌犯有說出被指控的侮辱性字詞。
8. 錄影片段內出現在案發現場的清潔員(C)為本案證人,被上訴判決在總結及評析(C)的證言時,指出“證人(C)為何賢公園圖書館的清潔員,證人尤其表示記得有一次目睹嫌犯與輔助人發生爭執,大概內容為嫌犯指輔助人觀看她的東西,但其沒有留意二人之間的具體對話,沒有印象嫌犯是否有說出「行開啦痴線佬」及「行鳩開」。經播放錄影,證人不確定嫌犯與輔助人之爭執是否為案發當且,但按照其入職之日期推算,有可能是當日。”
9. 以上歸納的內容反映證人(C)並不確定其印象中目睹嫌犯與他人爭執的事件是否為本案所涉事件,且從來沒有聽到嫌犯有說出自訴書第2 點描述的說話。
10. 惟更值得強調的是,被上訴判決對該名證人的證言作出了錯誤的歸納及理解。實際上,證人在庭上多次強調其對輔助人沒有印象、不認得輔助人,其僅因為嫌犯的髮型在反覆追問下表示對嫌犯有印象,表示記得曾目睹嫌犯與他人爭吵,但不確定其記憶中的事件的日期,也不確定記憶中的事件是否涉及本案輔助人。
11. 該證人(C)在庭上接受詢問時,即便已獲出示涉案兩位當事人的照片及播放錄影片段,仍強調對二人及事件經過沒有印象〔以下轉錄自審判聽證錄音檔〕:
“(8:48)檢察官閣下:當時你有冇留意到牆邊嗰兩個人有啲說話呀爭執呀咁?
(8:52)證人:無喎。
(9:03)檢察官閣下:呢一日你記唔記得留意到嗰兩個人有無啲咩動靜呀?你知唔知架?
(9:08)證人:唔清楚。
…
(10:47)證人:唔係。有時佢哋嘈,我地就知道佢哋嘈但係就唔知嘈乜。
(10:52)法官閣下:唔係你講緊邊個佢哋呀?係咪案中嘅嫌犯同埋輔助人呀?定係唔關事嘅人呀你講緊?
(10:59)證人:唔識嗰啲人。”
12. 其後證人改稱表示對嫌犯有印象,並闡述其曾目睹嫌犯與他人發生爭執:
“(12:46)證人:嗰個就,識嗰個,認到嗰個人,鬼鬼地架嗰個女人。
(12:55)輔助人代表律師:係呀就係呢個畫面,
(12:58)證人:佢都好留意人哋望佢呀,睇佢呀,咁樣會有啲咁嘅意見架。睇啲相我就睇唔清楚。你話講嗰個女人,短頭髮。
(13:10)輔助人代表律師:光頭架,平頭。
(13:12)證人:係呀係呀,鬼鬼地,嗰個人就有印象。佢就知道係嘈過一次嚟,不過唔知嘈乜,你講嗰個短頭髮就有印象。
…
(16:39)證人:聽到嗰個女人就話,後面,唔知係咪你嗰單野呀,我記憶中就有嗰個光頭嘅女嘅,就話後面個男人睇佢啲野咁樣,就好似咁拗呀拗呀,我唔知佢哋拗乜。
(16:58)檢察官閣下:你有冇聽到佢話對方痴線呢啲嘢呀?
(17:03)證人:聽唔到,唔清楚嗰啲野,淨係知道佢哋嘈囉。”
13. 惟證人在作證過程尤其是作證後期已一再澄清,自己並不認得輔助人,不確定自己記憶中的事實是否發生於嫌犯與輔助人之間,也不知道自己憶述的事件是否為本案所討論的事實:
“(19:27)輔助人代表律師:睇返畫面呢,你入嚟嗰陣時係,就見你個頭係一陣望住兩個當事人嗰個方向嘅,咁你啱啱都話聽到個女嘅鬧男嘅,係嗎?證人?
(19:47)證人:都唔知係咪嗰度呀。
(19:48)輔助人代表律師:即係你唔知係咪呢件事?
(19:50)證人:係呀。係知道有件咁嘅事,係嗰個光頭嗰個女嘅嘈,都唔知係咪嗰日嗰度呢。嗰度嘈乜。
(20:02)輔助人代表律師:即係你都唔確定。
…
(23:09)嫌犯辯護人:你有提到啦,你話你認得呢個女士,即係鬼鬼地、平頭嘅呢個女士,但係你目擊過佢同人哋發生過一次爭執係唔係?
(23:22)證人:嗯。
(23:23)嫌犯辯護人:但係你係咪唔認得頭先法官閣下比你睇嗰個男人嘅圖片架?個男人你有冇印象?
(23:31)證人:無。
(23:33)嫌犯辯護人:所以你其實係唔確認,即係你講嘅呢個女人,係咪當時就係鬧緊呢個男人嘅,係咪?唔肯定係咪就係呢個男人?
(23:45)證人:嗯。”
14. 以上被轉錄的證言可見,被上訴判決所指“證人尤其表示記得有一次目睹嫌犯與輔助人發生爭執,大概內容為嫌犯指輔助人觀看她的東西”與證人實際證言內容不符,屬於明顯且具實質重要性的錯誤。證人實際上並不能確認嫌犯發生爭執的對象是輔助人,並非與被上訴判決所指般僅僅是不確認爭執發生的日期。
15. 此外,有多處跡象反映被上訴判決對證人(C)的證言之理解與實際情況不符;首先載於卷宗第51頁的《偵查匯報》反映刑事警察機關早在2024年11月18日前往圖書館進行調查時接觸該證人,當時其向警方聲稱“知悉告訴人(B)與涉案人先後到來涉案圖書館,但沒有目睹案發經過”。
16. 且在逾二十分鐘的詢問過程中,證人證言反覆且前後矛盾不斷。從證人不確定的語氣態度及其已再三指出自己不記得、不清楚的情況下繼續被反覆追問,證人的證言即便只是作為輔助性的間接證據,其可靠性及價值亦顯然值得質疑。
17. 即使假設第一證人(C)所表述其目睹嫌犯發生爭執的對象確實為輔助人,有關證言實際上對於判定本案中嫌犯是否有說出具體侮辱性言論是毫無助益的。
18. 本案實際上唯一能顯示嫌犯在案發當時有對輔助人說出「行開啦痴線佬」及「行鳩開」兩組具體字詞的證據,僅有輔助人的聲明。
19. 被上訴判決在就事實判斷形成心證的理由說明中,在評價輔助人聲明時指出,從輔助人在庭審中之態度,未足以令法庭懷疑其故意虛構事實、誣陷嫌犯。
20. 然而,在自訴罪的案件中,作為被害人的輔助人與嫌犯處於程序上對立的位置,除非嫌犯在程序中作出自認,否則在完全缺乏旁證的情況下,尤其在本案嫌犯缺席且未曾作出聲明,僅憑輔助人單方面聲明的事實,應被視為未被充分驗證。
21. 特別值得考慮的是,正如輔助人在聲明時所指出及被上訴判決所瞭解,輔助人與嫌犯在事發之前已有過節。輔助人向法庭指出,上訴人過去曾兩次對輔助人施襲;實難謂輔助人不可能基於對嫌犯已產生的主觀負面評價,而影響其闡述事發經過時採用的表述,從而影響其聲明內容的客觀性及可信性。
22. 考慮到輔助人與嫌犯既往懷疑發生肢體衝突與積怨,輔助人的證言本就帶有潛在的主觀偏見風險。即便不懷疑輔助人故意虛構事實,按正常邏輯及一般生活經驗,可合理預見追究嫌犯刑事責任的輔助人在交待事件經過時會演繹出有利於自身的“事實版本”,包括不主動提出對嫌犯有利的情節,或不主動提出可歸責於己的情節。
23. 原審法院僅憑與嫌犯有過節的輔助人的一面之詞歸罪於上訴人,未能排除合理懷疑且違反了經驗法則,並違反證據評價的審慎原則及存疑從無原則。
24. 基於此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在認定上訴人曾對輔助人說出「行開啦痴線佬」及「行鳩開」的事實,其心證形成過程存在重大瑕疵,包括錯誤歸納及理解第一證人(C)的證言內容,並對輔助人的單一聲明內容過度信賴,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關於獲證實的第3至4條自訴事實
25. 獲證實的第3條自訴事實認定嫌犯在本案中作出涉嫌行為時是具備特定侮辱意圖;獲證實的第4條自訴事實則是指出嫌犯可歸責、認識行為不法性並具備直接故意。
26. 上述兩條事實涉及對嫌犯主觀犯罪構成要件的評價,惟本卷完金缺乏任何證據反映上訴人的主觀罪狀,且綜觀整份被上訴判決,也並未對於查明相關事實提出任何依據或理由說明。
27. 即便本案嫌犯根被以告示形式通知而缺席庭審及先前的所有訴訟程序,也並不應導致針對嫌犯主觀罪狀事實能當然獲推定證實。
28. 原審法庭在採信輔助人證言時出現了「選擇性採信」且違反邏輯的錯誤,就輔助人聲明內容出提及關於事件發生經過、對上訴人動機的判斷以及對上訴人精神狀況的觀察方面的內容,卻徑行無視並拒絕作出評價: “(29:45)檢察官閣下:點解佢會咁樣鬧你嘅?
(29:49)輔助人:唔知點解,但我知道呢個女人呢,係有攞殘疾證嘅,佢…應該冇記錯係有嘅。
…
(30:41)輔助人:佢個名係…因為呢佢經常性係對住空氣講野,會講到佢家庭嘅事務,講到佢同佢母親之間嘅關係,都會講埋自己個名出嚟,甚至乎講埋自己好多個人資料出嚟,無論喺中央圖書館,好多年前啦,後來去到何東圖書館,甚至乎去到營地活動中心,甚至乎去到沙梨頭活動中心,佢都會出現架喎,咁期間有時都會同空氣,即係自言自語啦。
…
(33:14)輔助人:佢肯定係鬧我,當時我行埋去,即係離開座位之後比個男子走入去使用第五部電腦,咁我行前少少咁就接近佢,但望住我鬧。可能佢就覺得…可能係種防衛嘅心態啦,防衛心態亦都係用侮辱性言詞嚟保護自己,我覺得係咁嘅心態嘅。”
29. 第一證人在作證時也曾提及嫌犯“應該都有問題架”(庭審錄音14:20)。
30. 除了上述輔助人的聲明及證人證言外,本案不具備任何其他反映嫌犯任何主觀意圖及可歸責的證據;惟原審法庭在卷宗資料已顯示嫌犯可能存在精神異常的情況下,僅憑認定的客觀行為推斷主觀故意。尤應強調,要查明嫌犯是否不可歸責、與認定嫌犯具備主觀意圖或一般故意,本質上是可區分的兩項獨立工作。
31. 按一般邏輯法則下,當證據顯示行為人可能處於精神錯亂或認知障礙的狀態時,法院不能直接套用「一般理性人」的標準來推定其具有犯罪故意。甚至在輔助人自己都不這樣認為的情況下,原審法庭直接認定自訴書第3點的侮辱意圖“目的是要令其蒙差、侵犯其名餐及其人格尊嚴”獲得證實。
32. 誠然在司法實務見解下,侮辱罪的成立並不取決於特定侮辱意圖;惟這並不妨礙被上訴判決在查明事實過程中沾有《刑事訴診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瑕疵,包括完全缺乏依據和理由說明,違反存疑從無原則而對犯罪故意作出推定。
II.沾有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33. 倘 法官閣下不認同上述理據,上訴人還認為被上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34. 在審理侮辱罪時,判斷某一言詞是否構成對名譽的侵犯,絕不能將該言詞從具體的語境、雙方的互動關係以及事發的前因後果中抽離出來單獨審視。然而,被上訴判決在事實認定上,僅審理上訴人對輔助人說出的語句,卻未有完整查明或認定輔助人在事發時的言行舉止及事件的完整成因。
35. 參考尊敬的中級法院在第294/2022號及在95/2025號刑事上訴案裁判書,均指出查明事實發生當下的語境的重要性,倘輔助人自身先以有傷大雅或不禮貌的言詞指稱嫌犯一方時;或是「互相對罵」且雙方均非以禮相待的語境下,不能單獨抽出嫌犯的言語視為專門侵犯名譽的攻擊,否則刑法的介入將違反謙抑性原則。
36. Tribunal da Relação de Lisboa 於 2019年12月9日在第288/18.0T9LRS.L1-9號刑事上訴案裁判中指出,“sendo ainda de frisar que na avaliação do preenchimento do tipo de crime de injúria não basta a consideração das palavras e expressões proferidas: é preciso situá-las no enquadramento preciso em que foram ditas”。
37. 本案被上訴判決所認定的事實明顯存在漏洞,原審法院未能查明或在事實中反映輔助人與上訴人之間的互動全貌,惟一僅依賴證人(C)的證言(上文已詳盡分析有關證言不可靠)對事件作出一個單純的推測(不排除嫌犯當時以為輔助人要看她的東西),且這推測甚至也與輔助人的聲明內容不完全相符。
38. 因此,由於原審法院未有認定關於雙方互動語境及輔助人自身行為的關鍵事實,導致僅憑現有的事實在法律邏輯上並不足以充分且穩妥地推導出上訴人觸犯侮辱罪的結論。
綜上所述,祈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接納本上訴,並裁定:
1.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9條b)款的反面解釋,召開聽證以聽取嫌犯之聲明;
及
2. 基於被上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及c)項的瑕疵,裁定自訴書第2條至第4條事實不獲證實,裁定上訴人被指控的侮辱罪不成立,開釋對上訴人的所有控罪;並基於控罪不成立,請求尊敬的法官 閣下就依被上訴判決依職權裁定上訴人的民事損害賠償作出開釋的決定。
或
倘若尊敬的法官 閣下認為出現《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的適用前提:
3. 將卷宗移送至初級法院合議庭,以便重新審判整個訴訟標的。
懇請批准!
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 針對上訴人指原審裁判沾有“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上訴人沒有在答辯狀上擴大本案之事實事宜,原審法院已認定控訴書中的事實,已對案件標的之全部事實事宜進行調查和作出認定,沒有任何遺漏,故沒有存在查明事實的漏洞和上述瑕疵,此方面的上訴理由應裁定不成立。
2. 針對上訴人指原審裁判沾有“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應指出,縱使欠缺直接證據,但當能通過客觀邏輯推理把周邊事實和間接證據組合起來,可以沒有任何合理疑問地指向核心的犯罪事實之唯一結論,則仍可以認定犯罪事實和判處被告有罪。關鍵是,串聯案中的間接證據能否指向侮辱言辭的存在。
3. 本案中,由於無其他人聽到對話內容,上訴人未能出庭質證,雙方之前的過節亦應提高法院對間接證據的質量和邏輯鏈條的要求,從「輔助人站起令上訴人誤會,上訴人隨後大聲回應」到「上訴人說出侮辱言辭」之間,確實沒有強而有力的直接證據、間接旁證和證人證言銜接,客觀上無法穩妥區分上訴人的大聲回應是否包含侮辱言辭。
4. 故此,目前的證據、包括間接旁證和周邊事實,均未能推導出「說出侮辱言辭」的唯一結論,未達到排除所有合理疑點之確鑿標準,故原審判決確實在審查證據上出現了明顯錯誤。
基於此,檢察院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部份成立,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一如既往作出公正的裁決。
輔助人(B)對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
I. 針對上訴人指稱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1. 嫌犯力指證人(C)的口供內容被原審法院誤解,其證言不應被用以作為認定控訴事實之依據,然後再力指單憑輔助人的聲明未能使控訴事實被視為獲充份證實,指原審法院違反了疑罪從無原則。
2. 然而,中級法院針對第391/2024號案件所作出之司法見解就曾指出:「《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規定:“評價證據係按經驗法則及有權限實體之自由心證為之,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即法院在認定事實所運用的自由心證證實不能質疑的,一方面法律賦予法官自由審理證據的權力,另一方面當然要求法官必須在經驗法則及邏輯標準的基礎上去自由評價證據,去分析、評價案中的所有證據材料,從而判斷哪些事實屬實、哪些不屬實。
3. 法官形成心證的過程是其經驗法則及綜合分析對證據所作的邏輯分析過程,由於其被要求採用客觀的標準但仍然具有強烈的主觀性,因此,只要無明顯錯誤而違反經驗法則及邏輯標準,法官對認定或不認定事實的結論是不容推翻的。」
4. 同一法院針對第816/2024號案件所作出之司法見解中亦指出,法律賦予法官對證據評價之自由心證,只有當法官對事實審的最終判斷結果尤其違反了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或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時,才會被視為犯上《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指的「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5. 本案中,未見原審法院在對事實作認定的過程中有對上述規則之違反。
6. 上訴人單純以其認為存疑的事實來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對法院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質疑法院的自由心證。這顯然是挑戰法律所賦予法院的自由心證範圍而已,並不涉及《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之「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
7. 另一方面,針對上訴人指稱被上訴裁判違反疑罪從無原則,應指出此原則是指法院在認定事實的審查證據過程中,對所審查的證據所需要證明的事實的真偽存有合理懷疑,在這種情況下,法院就應該以對嫌犯最有利為依歸,作出有利於嫌犯的事實的決定。(參見終審法院於2022年3月11日第12/2022號刑事上訴案合議庭裁判,中級法院第368/2014號案件合議庭裁判,中級法院第592/2017號案件合議庭裁判。)
8. 並不是任何對上訴人有利的證據(包括上訴人始終堅持否認控罪、不同甚至矛盾的聲明版本)均可構成合理懷疑並因此帶來無罪判決,有關的懷疑必須是法官的,而非上訴人的,是在法官形成心證之前就對相關證據欲證明的事實是否屬實存有的懷疑,這種懷疑必須是合理及無法彌補的。
9. 在判決書中未見原審法院法官在認定事實的過程中對控訴事實存在任何合理及無法彌補的懷疑,因此上訴人此理由亦不應成立。
II.針對上訴人指出原審法院沾有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之瑕疵。
10. 針對此瑕疵,終審法院於第40/2021號刑事上訴案合議庭裁判中曾指出:
「我們一直反覆強調,僅當法院未能就“訴訟標的範圍內的全部事宜”表明立場時,方存在“已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的瑕疵。
11. 換言之,只有在發生了對“重要事實”的“遺漏審理”,且根據“已認定的事實”無法良好而妥當地對交予法院審理的案件適用法律的情況下,才存在上述瑕疵。
12. 由此,(還)要留意的是,上述“不足”與支持或者應當支持事實事宜的證據無關,不能將兩者混為一談。相反,這裡所涉及的是事實事宜的“列表”,它可能會不夠充分,並非因為有關事實以無效或有缺漏的證據作為支持,而是因為它未能包含為解決相關法律問題而應被列入具體訴訟標的範圍內的必不可少的核心事實。
13. 總而言之,已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的瑕疵是指未能調查及審理能夠符合罪狀構成要件之規定的事實要素,遺漏了構成罪狀的“客觀”或“主觀”要件乃至任何一項變更(加重或減輕)情節的事實,同時要注意的是,如果根據已認定的事實能夠對交予法院審理的案件安全穩妥地適用法律,則不存在任何“已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的瑕疵。」
14. 在本案中,嫌犯未有透過答辯狀將其認為法院需要調查之事實帶至訴訟程序中,因此本案之訴訟標的就是自訴書中所載之事實,而原審法院已就自訴書的全部事實表明立場,因此並不存在“已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的瑕疵。
15. 因此,被上訴裁判並不沾有上訴人所指稱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以及a項所分別規定之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以及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之瑕疵,有關裁判應予維持。
16. 綜上所述,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裁定嫌犯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被上訴裁判。
17. 懇請法院一如既往作出公正裁決。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司法官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成立,廢止原判,開釋上訴人。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 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於2024年7月31日15時左右,(B)(被害人)於澳門宋玉生廣場何賢公園圖書館地面層電腦區PC-04號座位使用電腦期間,被害人曾離開座位。
2. 接著,坐於上址圖書館電腦區PC-03號座位之(A)(嫌犯)突然向其說出「行開啦痴線佬」及「行鳩開」等說話。
3. 嫌犯向被害人說出上述言詞,目的是要令其蒙羞、侵犯其名譽及其人格尊嚴。
4. 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其清楚知道其行為屬違法,會受法律制裁。
在庭上還證實:
5.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書,除本案外,嫌犯沒有其他刑事紀錄。
經庭審未查明之自訴書事實:
1. 第1點部分內容: 因當時壹名不知名男子需從其身旁經過,被害人因而離開座位以便讓該名不知名男子離開。
2. 第2點部分內容: 嫌犯是多次向輔助人說出自訴書第2點所述話語。
原審法院在事實的判斷中作出如下說明:
“輔助人聲明:
輔助人(B)在庭審中尤其描述案發時有讀者欲使用其後方之電腦,基於空間狹窄,輔助人站起以讓對方進入相關空間並坐下; 其時,嫌犯突然聲嘶力竭地指責輔助人,曾一次向其說出「行開啦痴線佬」及「行鳩開」; 嫌犯當時是望著他的,故輔助人肯定案發時嫌犯是對著他說話,事件令其心情欠佳。輔助人繼續追究嫌犯的刑事責任,要求賠償,具體金額由法庭裁定。
證人證言:
在庭審中聽取了四名證人的證言。
第一證人(C)的證言
證人(C)為何賢公園圖書館的清潔員,證人尤其表示記得有一次目睹嫌犯與輔助人發生爭執,大概內容為嫌犯指輔助人觀看她的東西,但其沒有留意二人之間的具體對話,沒有印象嫌犯是否有說出「行開啦痴線佬」及「行鳩開」。經播放錄影,證人不確定嫌犯與輔助人之爭執是否為案發當日,但按照其入職之日期推算,有可能是當日。
第二證人(D)的證言
證人(D)為治安警察局警員,尤其表示接報後陪同輔助人返回何賢公園圖書館,但當時圖書館已關門,其沒有跟進後續工作。
第三證人(E)的證言
證人(E)為治安警察局警員,尤其觀看了案中錄像,並描述了所見情況。
第四證人(F)的證言
證人(F)為治安警察局副警長,尤其觀看了案中錄像,並描述了所見情況。
書證:
在庭審中審查了載於卷宗的書證。
錄影片段:
在庭審中播放了卷宗第39頁至第43頁由文化局提供有關何賢公園圖書館之錄影,所見情況與觀看錄影光碟筆錄及附於截圖之描述為大部分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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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根據輔助人的聲明、證人的證言、扣押物、書證及其他證據形成心證。
嫌犯沒有出席庭審,故未能向其了解案發經過。輔助人(B)於庭審中詳細講述了案發經過,尤其是案發前其站起以讓後方讀者進入後方電腦枱之空間,其時,嫌犯指責輔助人,向其說出「行開啦痴線佬」及「行鳩開」之話語 (只說出一次,沒有重複); 當時,嫌犯當時是望著輔助人的,故其肯定案發時嫌犯是指責他。
經播放錄影,片段為靜音,但從錄影所見,嫌犯與輔助人本在同一張電腦枱對向而坐,並各自使用電腦; 至下午約3時47分36秒,輔助人站起 (因角度有所遮擋,未拍攝到輔助人是否為讓位而站起) 並站在其使用的電腦右旁; 期間,約於下午3時47分40秒,嫌犯抬頭並望向輔助人的方向,開始對著輔助人說話 (至少直至下午約3時47分50秒; 第42頁截圖),輔助人坐回原處 – 在此期間,有不少圖書館內的讀者望向嫌犯及輔助人的方向; 證人(C)約於下午3時47分50秒從一房間步出,其時至少三次望向嫌犯及輔助人的方向 (第167頁截圖),並約於下午3時48分21秒離開相關區域; 嫌犯與輔助人其後繼續各自使用電腦,而輔助人約於下午4時7分離開,其時,嫌犯曾有望向輔助人步離現場 (第43頁截圖)。
雖然圖書館職員證人(C)於庭審起初表示不記得本案嫌犯、輔助人及具體事件,但其後來表示記得嫌犯及輔助人,且記得有一次在圖書館中目睹嫌犯和輔助人因事爭執,內容大概涉及嫌犯指責輔助人看她的東西,有可能是案發當日,但證人指其並非在二人開始爭吵時已在場,其沒有聽到嫌犯說出自訴書第2點描述的說話; 證人又指嫌犯常到圖書館,故認得嫌犯,其形容嫌犯為人比較敏感。經分析,錄影未拍攝到輔助人聲稱因讓位予後方讀者而站起,但按照卷宗第9頁現場相片,輔助人後方確有其他電腦可讓讀者使用。結合證人(C)所述嫌犯為人比較敏感,從錄影所見,輔助人當時從座位站起,站在其與嫌犯的電腦之間 (較接近其本人使用的電腦),不排除嫌犯當時以為輔助人要看她的東西,故嫌犯向著輔助人說話,且當時引起了旁邊讀者之注視 (見卷宗第42頁及第167頁截圖)。針對嫌犯有否說出自訴書第2點之話語,雖然證人(C)表示沒有聽到嫌犯說出該等說話,但該名證人並非在嫌犯一開始說話時便在場,而是接近嫌犯說話完畢時才從房間中步出,故不排除證人沒有聽到全部說話內容。另一方面,輔助人在庭審中描述清晰,雖然輔助人有提及其與嫌犯在本案件前曾有其他過節,但輔助人在庭審中之態度,未足以令法庭懷疑其故意虛構事實、誣陷嫌犯。經結合案中證據,本法庭認為足以認定指控事實,而嫌犯對輔助人指責之用詞已侵犯了輔助人之名譽及使輔助人感到受辱。
至於辯方有提及未查明嫌犯是否為不可歸責之人士,雖然輔助人曾聲稱知悉嫌犯是持殘疾證、時不時自言自語,但考慮到案中並無相關資料,且輔助人與嫌犯本是不相識的,輔助人亦未能詳盡地說明嫌犯的精神狀況 (如是否患有何種疾病),故此,本法庭認為未有足夠證據證實嫌犯為不可歸責之人士。”
三、 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1. 上訴人(A) (嫌犯)提出為原審法院未有認定關鍵事實,尤其是雙方互動語境,輔助人的自身行為及其曾作出的言辭,所以原有判決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上訴亦得以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9年7月15日,在第18/2009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被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就是在案件標的範圍內查明事實時存在漏洞,以致在作為決定依據的被認定事實存在不足或不完整。”
同樣理解可見於Germano Marques da Silva教授所著的“刑事訴訟課程III”1。
根據本案卷宗資料顯示,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已對案件標的之全部事實事宜進行調查,除了認定控訴書及答辯狀內的事實,亦審查了上訴人所提出的辯解,並作出了相關事實的認定。因此,沒有存在查明事實的漏洞。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2. 上訴人(A) (嫌犯)提出,原審判決認定在查明本案自訴書事實第2至4條的過程,存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並指出在自訴罪的案件中,作為被害人的輔助人與嫌犯於程序上對立的位置,除非嫌犯在程序中作出的自認,否則在完全缺乏旁證的情況下,尤其在本案嫌犯缺席且未曾作出聲明,僅憑輔助人單方面聲明的事實,應被視為未被充分驗證,且原審法院僅憑與嫌犯有過節的輔助人的一面之詞歸罪於上訴人,未能排除合理懷疑且違反了經驗法則,並違反證據評價的審慎原則及存疑從無原則,原審判決認定其曾對輔助人說出「行開啦痴線佬」及「行鳩開」的事實,在心證形成過程存在重大瑕疵,包括錯誤歸納及理解第一證人(C)的證言內容,並對輔助人的單一聲明內容過度信賴,而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因此,原審法院判決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也違反了存疑從無原則。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助理檢察長在意見書中有如下分析:
“經分析原審判決的上述理由說明,本院認為,原審獨任庭主要是基於輔助人的聲明(所言內容的唯一證據)、錄影片段(見到輔助人與上訴人曾有對話),以及證人(C)的聲明(稱曾目睹輔助人與上訴人因事爭執),因而認定上訴人曾對輔助人作出指責,並使用了侵犯輔助人之名譽及使輔助人感到受辱的言詞。
在尊重不同見解的前提下,從證據的角度看,本院認為,考慮到實質證據的單一性,現階段對於上訴人是否曾對輔助人說出侮辱性的用詞,侵犯了輔助人之名譽及使輔助人感到受辱存有合理疑問。
首先應指出,上訴人並沒有出席庭審,在偵查階段亦沒有作出過聲明,根據本案獲證實之事實,尤其是案發時的錄影片段,雖然可以肯定上訴人在案發時曾向輔助人說話(或二人發生爭執),但鑑於片段為靜音,無法確定當時上訴人到底說了什麼。
其次,本案證人(C)在庭審時指出其沒有聽到上訴人說出自訴書第2點描述的說話。
經分析卷宗資料及審視本案經過,本院認為,在沒有音頻及第三人聽到相關言詞的證據佐證情況下,僅憑輔助人的單一聲明認定上訴人曾向輔助人說出相關詞語,似不具有排他性,相關認定存在被推翻之風險。質言之,現有證據未能排除上訴人未講出相關詞語的可能性,因而使人對事實的認定存在合理疑問,其使原審判決的認定在證據審查方面顯得與一般經驗相違背。
基於以上情況,本院認為,原審認定的控訴書第2條和第3條事實欠缺客觀證據支持,原審獨任庭在審查證據時有違邏輯及一般經驗,因而不應視為獲得證實。
應該看到,原審判決只著重指出及分析了輔助人的指控“未足以令法庭懷疑其故意虛構事實、誣陷嫌犯”,但是僅此並不能當然地、符合一般經驗地得出上訴人曾經向輔助人作出侮辱言詞的結論。
這就是說,對於本案事實的認定仍存疑問。而在事實的認定存有疑問時,顯然應當根據由無罪推定原則引伸出的“疑問有利於嫌犯”原則作出有利於嫌犯的裁判。然而,原審法庭卻作出了相反的裁判。”
本院同意上述分析。事實上,原審法院在採信輔助人證言的同時,在未有其他實質證據佐證的情況下,得出的結論違反一般經驗法及邏輯上不可接受,即認定了控訴書第2條及第3條之事實,從而判定上訴人罪名成立。這明顯違反了“存疑無罪”的原則。
因此,原審判決存在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故此,根據“存疑無罪”原則,本院裁定開釋嫌犯(A)被指控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175條第1款規定及處罰之「侮辱罪」及民事賠償。
四、 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部分成立。
合議庭裁定開釋嫌犯被指控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175條第1款規定及處罰之「侮辱罪」及民事賠償。
判處輔助人繳付3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上訴的訴訟負擔。
訂定上訴人辯護人辯護費為澳門幣4,000圓,由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支付。
著令通知。
2026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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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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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艷平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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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靜霞 (第二助審法官)
1 “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respeita antes de mais à fundamentaç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mas pode respeitar também à contradição na própria matéria de facto (fundamento da decisão de direito). Assim, tanto constitui fundamento de recurso ao abrigo da alínea b) do n.° 2 do art. 410.° a contradição entre a matéria de facto dada como provada ou como provada e não provada, pois pode existir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não só entre 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mas também entre os dados como provados e os não provados, como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probatória da matéria de facto.
A contradição pode existir também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e a decisão, pois a fundamentação pode apontar para uma dada decisão e a decisão recorrida nada ter com a fundamentação apresentada.” – Prof. Ger mano Marques da Silva, Curso de Processo Penal, III, ed. VERBO, pág.340 a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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