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548/2026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6年10月15日
主要法律問題: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摘 要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上訴亦得以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9年7月15日,在第18/2009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獲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之瑕疵,是指因法院沒有查明作出正確裁判必不可少的事實事宜,使已認定的事實顯得不充分,不足以支持適當的法律決定,而該等事實事宜本應由法院在控訴書及辯護書界定的訴訟標的範圍內進行調查,但不妨礙《刑事訴訟法典》第339條和第340條的規定。”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簡靜霞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548/2026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6年10月15日
一、案情敘述
於2026年4月14日,嫌犯A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2-26-0035-PCS號卷宗內被裁定:
1) 嫌犯A為直接正犯及以既遂的方式觸犯一項澳門《刑法典》第164-A條所規定及處罰的「性騷擾罪」,判處2個月徒刑,暫緩執行該徒刑,為期1年;
2) 判處嫌犯向被害人B支付精神損害賠償3,000澳門元,並附加自本判決作出之日起計算直至完全支付為止的法定利息(根據終審法院2011年3月2日第69/2010號上訴案的統一司法見解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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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犯A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1. 本上訴所針對的標的為初級法院第二刑事法庭(以下簡稱“原審法庭”)於CR2-26-0035-PCS號卷宗的判決(以下簡稱“原審判決”)。
2. 第一,上訴人謹認為原審判決遺漏精神鑒定,違反調查義務,並構成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21條第1款,存有同法典第400條第1款之瑕疵;以及第400條第2款a項之瑕疵)。
3. 原審判決認定上訴人於2023年至2024年間因長期失眠及情緒問題於2024年8月開始在仁伯爵綜合醫院精神科就診,且其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之情況下,故意實施案中行為。
4. 然而,庭審錄音顯示上訴人曾明確指出其具有精神問題,無法控制其行為,警方證人之陳述亦於案發後三日接觸上訴人時,發現其表現異於常人,主動詢問上訴人是否能夠出示證明其精神問題之醫療證明,明確指出上訴人「冇咁暢順」、「唔可以講話對答如流」。
5. 根據仁伯爵綜合醫院出具的醫療報告(根據《民法典》第363及第365條之規定屬公文書,內容具完全證明力),證實上訴人自2023年已開始出現精神異常問題,更於2024年6月27日送入氹仔精神病房留院治療,診斷患有精神分裂症,經治療兩個月後精神狀態趨穩定,故於同年8月27日出院。(見文件1)
6. 按照世界衛生組織所指出的精神分裂症症狀是感知現實的方式受到嚴重損害,且出現持續性妄想、持續性幻想及影響、控制或被動的體驗等,當中在影響、控制或被動的體驗中明確指出人的感覺、衝動、行動或思想不由自己產生(見文件2)。
7. 案發之日與醫療報告指出的診斷患有精神分裂症之時僅相差約一個多月,且相關醫療報告亦確認上訴人在案發前已具有精神問題,換言之,卷宗內已存在充分、具體且客觀之跡象,足以引發對上訴人可歸責性之合理懷疑;然而,原審法院並未進行任何精神鑑定。
8. 《刑事訴訟法典》第321條第1款之「調查原則」,法院得主動釐清對裁判具關鍵性影響之事實。
9. 在比較法層面,參考葡萄牙科英布拉中級法院的第618/05.5PBCTB.C1號合議庭裁判(見文件3),調查義務賦予法院權力義務(poder-dever),使其能夠獨立地(即獨立於控辯雙方的參與)澄清和指導待決的事實,並為自身的判決建立必要的依據,以達至追求實質真相之目的。
10. 即使上訴人在審判期間或之前未提出請求,法院依職權也有義務在發現客觀跡象時命令進行鑑定,以便判斷上訴人在作出行為時是否屬刑事上可歸責。
11. 綜上所述,原審法院未對上訴人進行精神鑑定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321條第1款規定,故應廢止或撤銷原審判決,並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第1款之規定將本案發回重審,以便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51條進行精神鑑定,釐清上訴人於案發時是否符合《刑法典》第19條所定之不可歸責或可歸責性減低情況。
12. 倘尊敬的法官閣下不認為如此,上訴人亦主張原審判決沾有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之瑕疵。
13. 針對獲證事實第三、四及五條,尤其是上訴人是否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情況下故意實施案中行為,以及是否知悉其所作行為觸犯法律方面,原審法院於判決前既未進行精神鑑定,從而錯誤認定上訴人於案發時之精神狀態。
14. 故此,被上訴法院的判決犯有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之規定)之瑕疵,應撤銷這部份的裁判,繼而應該對上訴人作出無罪宣告。
15. 第二,原審判決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規定)。
16. 原審法院認定上訴人存在精神情緒不穩定、長期失眠及自我控制能力偏弱的情況,惟反向認定上訴人在刑事上屬可歸責。
17. 根據卷宗之錄影光碟片段(見卷宗第60頁之光碟1),案發後上訴人並未立刻逃離現場,而是像孩童進行躲貓貓遊戲般,先行躲避到一旁的樓房內,探頭留意被害人反應後始行離開,並曾停留在原地回答路人詢問。(見有關光碟片段17時48分22秒至17時48分41秒)
18. 倘若上訴人當時意識到行為之不法性,按理應立即逃離,以避免被逮捕或追究責任,其在事發時的行為模式,與一般犯罪者之行為迥然有別,實在不足以推斷上訴人當時具有完整之認知及控制能力。
19. 案發之日與醫療報告指出的診斷患有精神分裂症之時僅相差一個月左右,按照一般經驗法則,患者在正式確診前必有發病週期,上訴人在案發之時已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極高,其於案發前後表現之退縮、自言自語、暴躁、異常行為等,也與美國精神醫學學會之手冊(見文件4)及世界衛生組織的定論高度吻合。
20. 結合《刑事訴訟法典》第145條及149條之規定,上訴人於案發時是否符合《刑法典》第19條所定之不可歸責情況,當依賴專業人士之判斷,而非原審法院按經驗及心證即可自行認定。
21. 原審判決僅採納警方證人所稱上訴人「於案發後三日可對答及承認犯罪事實」,在未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45條第1款及第2款之規定進行任何精神鑑定之情況下,即認定上訴人屬可歸責,完全忽視警方證人同時指出上訴人「表面上係有少少唔同」、「冇咁暢順」、「唔可以講話對答如流」或上訴人曾表示有精神問題及難以控制自己的行為等關鍵證言。
22. 綜上所述,被上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之瑕疵及第2款c)項所指之審查證據方面有錯誤瑕疵,故應撤銷對上訴人的裁判,繼而應該對上訴人作出開釋的決定。
23. 第三,原審判決違反《刑法典》第40條、第44條、第64條及第65條有關量刑及可予以罰金之規定,因而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之瑕疵。
24. 原審法院認為應判處上訴人兩個月徒刑,且轉換罰金不足以實現威懾目的,故不以罰金代替該徒刑,僅決定暫緩執行上述徒刑,為期一年。
25. 根據《刑法典》第40條之規定,刑罰除具備制裁功能外,亦兼有教育行為人、促其反省錯誤、給予其改過自新、重返社會之機會之目的。刑罰更應體現的是矯治與社會復歸之理念。
26. 根據《刑法典》第44條第1款之規定,可以看到澳門的刑事法律制度採用替代刑作為準則以取代傳統的徒刑;為著避免短期監禁所可能帶來之負面影響,立法者規定徒刑不逾六個月原則上應以罰金代替,僅在顯示將來再犯之高度可能性時方為例外。
27. 需強調的是,在本案中上訴人患有精神分裂症,於案發前已出現精神異常等情況,因此案發行為明顯受病情影響。
28. 更為重要的是,上訴人自入院治療以來,一直定期接受覆診及治療,至今從未間斷,目前精神狀況維持穩定(見文件1及5),再犯風險顯著降低。
29. 上訴人作出行為時僅為21歲,毫無保留的自認,完全承認控罪,也指出為案中行為感到後悔,已深刻意識到行為之錯誤性,悔罪態度良好,應予肯定。
30. 上訴人為初犯,先前沒有任何犯罪前科記錄,本案僅屬單一偶發事件,未見其存有任何犯罪習慣或犯罪傾向。
31. 上訴人現時處於大學休學階段,惟已積極報名參加澳門四高校聯合入學考試,期望重新就讀大學,以便繼續學業、融入社會(見文件6),顯示上訴人對未來生活具有正面規劃及強烈之社會回歸意願。
32. 上訴人現仍處於求學之重要階段,本案之起訴、審判過程乃至判決本身,對其已構成顯著之警惕與威攝作用,上訴人已從中深刻領悟犯罪之嚴重後果,當能以此為鑑,杜絕再犯之可能。
33. 綜合上述,既已有醫療報告確認上訴人持續接受治療且狀態穩定,復加上訴人積極求學、力圖融入社會,實在難以同意倘以罰金代替徒刑將不足以實現對上訴人之威懾目的之認定。
34. 另一方面,在本案中上訴人牽涉的事實及情節,並不致於卑劣,原審法院也認同上訴人在本案中的犯罪後果嚴重程度僅為一般,不法性僅為中等。
35. 相信社會一般大眾應能接受以適當之罰金處罰上訴人,而不致產生反對或質疑之社會迴響。由此可見,以罰金替代徒刑,尚無損於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之要求。
36. 再者,參考近期同類型犯罪的案例(如中級法院第58/2023號上訴案),涉案嫌犯同樣為初犯,甚至否認被指控的事實,然最後僅被科處45日罰金,每日60元,合共澳門幣2700元的罰金。
37. 相比之下,本案上訴人已自認犯行、悔罪態度良好,患有精神分裂症,於案發前已出現精神異常等情況,因此,上訴人的案發行為並非如一般的常人那樣,顯然或多或少受到其病情所影響,其所獲之刑罰無須較該案更為嚴厲。
38. 綜上所述,應對上訴人重新量刑,並依法減輕上訴人刑罰,改為判處上訴人非剝奪自由的刑罰,即罰金更為適合。
綜上所述,基於上述的理由,懇請尊敬的法官閣下接納本上訴,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並廢止被上訴的裁判或將本案發還重審;倘不認為如此,則請求重新量刑,改以罰金刑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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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答覆(具體理據詳載於卷宗第152至157頁),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應予駁回,並維持原審法庭的決定,並提出了以下理由(結論部分):
1)關於原審判決是否遺漏精神鑒定,違反調查義務,並構成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21條第1款,存有同法典第400條第1款之瑕疵;以及第400條第2款a項之瑕疵。同時,原審判決在審查證據方面是否明顯有錯誤(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規定)。
事實上,本案從立案偵查到開庭審判,上訴人(嫌犯)一直沒有明確表明其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病及提交有關證明,上訴人在本次上訴中出示的醫療報告都是在庭審後法官閣下作出判決後才呈交,且正如上訴人所述,案發之日與醫療報告指出的診斷患有精神分裂症之時相差約一個多月,故實在難以認定上訴人是否在案發之日上訴人是處於精神分裂症的狀態之中。
2)且根據庭審錄音,雖然警方證人指出上訴人「表面上係有少少唔同」、「冇咁暢順」、「唔可以講話對答如流」,但根據一般生活經驗,這也難以由此認定上訴人患有精神病,不排除上訴人當時是由於情緒問題而造成這狀態。
3)根據普遍司法見解,如果在審查證據時從某事實中得出的結論無法接受,又或者違反限定或確定證據價值的法律規定,又或者違反經驗或職業準則,就存在審查証據方面的明顯錯誤,但該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不可能不被一般留意的人所發現。在本案,原審法庭沒有違反上述規定及準則。
4)本案原審法庭對事實的判斷主要建基於所有於審判聽證中提供的證據進行整體、積極分析及比較後而得出,包括證人證言、嫌犯聲明、對載於本案卷內所有書證,及有關筆錄的審閱。
5)此外,上訴人祇提及自己因壓力大,故控制不到自己的行為,但完全沒提及案發時已經患有精神病,同時在庭審前或期間也沒有出示有關醫療證明,且即使在庭審後出示該證明,也祇能顯示其於2024年6月27日被送入氹仔精神病修留院治療及在當時被診斷患有精神分裂症,經治療兩個月後精神狀態穩定。然而,本案案發時間是發生在2024年5月17日下午,即不是在上述被診斷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期間。
6)因此,原審法庭沒有故意遺漏精神鑒定、違反調查義務,其判決也沒沾有「構成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即沒有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21條第1款、同法典第400條第1款的規定,也沒有沾有同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規定的瑕疵。同時,也沒有沾有同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7)關於原審法庭判決是否違反《刑法典》第40條、第44條、第64條及第65條有關量刑及可予以罰金之規定,因而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之瑕疵:首先,刑罰的功能有犯罪的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之別,以保護社會及使犯罪人改過自新。為此,賦予審判者刑罰的確定的自由並不是隨心所欲的,而是受到法律約束的司法活動,對法律的真正適用。
8)亦因此,審判者在量刑時,須根據《刑法典》第40條的規定,所科處的刑罰應旨在保護法益及使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在任何情況下,刑罰均不得超逾罪責的程度。
9)同時,還根據《刑法典》第65條的規定,量刑須按照行為人的罪責及預防犯罪的要求,在法律所定的限度內為之。同時,也須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罪狀的情節。
10)在本案,原審法庭判處上訴人(嫌犯)為直接正犯及以既遂的方式觸犯一項澳門《刑法典》第164-A條所規定及處罰的「性騷擾罪」,判處2個月徒刑,暫緩執行該徒刑,為期1年。我們認為,上述判決是合法、合理的。
11)因如前所述,我們難以認定上訴人是否在案發之日處於精神分裂症的狀態中,即是否屬於不可歸責。此外,在本案,原審法庭事實上已充分考慮上訴人屬初犯、其個人包括處大學休學狀態、家庭狀況,以及其他有利上訴人的情節。
12)在本案,原審法庭決定判處上訴人(嫌犯)2個月徒刑,其實非常接近上述罪名的最低刑。同時,原審法庭也充分考慮了對上訴人上述有利的情節,給予其緩刑1年的機會,認為根據澳門《刑法典》第48條,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已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
13)由於上訴人存在精神情緒不穩定、長期失眠、自我控制能力偏弱的情況,且已在案發後接受精神科治療,為確保其繼續接受治療並預防再犯,並為一般及特別預防犯罪的需要,轉換罰金不足以實現威懾目的,因此,根據《刑法典》第44 條第1款第2部份的規定,我們認同原審法庭認為有必要執行上述徒刑,不得以罰金代替,以體現教育及矯正功能。
14)因此,原審法庭的決定是適當的、合法的、合理的,遵守了罪刑相稱原則,並沒有違反了澳門《刑法典》第40條、44條、64條、65條的規定,被上訴裁判沒有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的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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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司法官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應駁回上訴並維持原判。(具體理據詳載於卷宗第179至184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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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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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獲證明的控訴書事實:
1. 2024年5月17日約下午5時47分,被害人B於澳門XX斜巷行人道往該址3A號門牌方向行走,嫌犯則於其後尾隨被害人。
2. 直至被害人步行至一間位於上址及名為「XX咖哩美食」之店舖門口位置時,嫌犯從後使用右手觸摸被害人之右側臀部、股罅及陰部,隨後逃離現場。
3. 嫌犯為滿足自身之性慾,在未經被害人同意之情況下,使用右手從後觸摸被害人之臀部、股罅及陰部,迫使被害人忍受嫌犯所作出之性方面之身體接觸,以此方式騷擾被害人。
4. 嫌犯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之情況下,故意實施上述行為。
5. 嫌犯知悉其所作出之行為觸犯澳門法律,並會受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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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庭上尚證明以下事實:
根據刑事記錄證明書顯示,嫌犯無犯罪前科記錄。
嫌犯於2023年9月入讀澳門大學,2023年至2024年間因長期失眠及情緒問題於2024年8月開始在仁伯爵綜合醫院精神科就診,並自2025年12月開始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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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庭審未獲查明的控訴書事實: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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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審法院在事實的判斷中作出如下說明:
“本法庭經綜合分析嫌犯、被害人及證人在審判聽證中分別作出及被宣讀的聲明、鑑於嫌犯已承認相關犯罪事實,再結合卷宗所載之錄像筆錄,警方偵查分析報告及其他書證資料,亦考量一般常理及經驗法則,形成心證並認為本案已具充分證據認定嫌犯被指控之犯罪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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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 在審查證據方面出現明顯錯誤
* 量刑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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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在上訴狀中,上訴人指原審判決遺漏了對嫌犯作精神鑒定,違反了調查義務,並構成“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21條第1款,存有同法典第400條第1款之瑕疵;以及第400條第2款a項之瑕疵)。
駐初級法院的檢察院代表及駐中級法院的檢察院代表均不同意上訴人之意見。
以下,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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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上訴人所質疑的是原審法院之事實的認定中,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指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主因是原審法院既然認定了上訴人於2023年至2024年間因長期失眠及情緒問題,也認定了其於2024年8月開始在仁伯爵綜合醫院精神科就診,但仍認定上訴人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之情況下,故意實施案中的性騷擾行為。然而,原審法院得出上述認定,並沒有對整個訴訟標的作出應有的調查,尤其是原審法院並未對嫌犯進行任何精神鑑定。
上訴人尚指,即使其在審判期間或之前未提出請求,法院亦有義務在發現客觀跡象時,依職權命令進行鑑定,以便判斷上訴人在作出行為之時,是否屬刑事上可歸責。
在這,本上訴法院認為,基於依職權之調查權能屬於原審法院之權能,也就是由原審法院予以判斷該項調查取證是否對發現事實真相及為使案件能有良好裁判有著重要性和必要性。
確實,《刑事訴訟法典》第321條第1款之調查證據原則,法院依職權或應聲請,命令調查所有其認為為發現事實真相及為使案件能有良好裁判而必須審查之證據。但是,根據上述條文規定,在聽證中,對於調查證據,法院有權判斷相關證據的重要性,並決定調查或審查對審判具重要性之證據,且根據該條第4款之規定,可駁回證據申請。
經分析卷宗之資料,嫌犯的辯護人並沒有在庭審聽證中向司法機關(檢察院或法院)聲請對嫌犯進行精神鑒定,予以判斷上訴人在案發時的精神狀況是否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19條之不可歸責的狀況。
然而,嫌犯的精神狀態問題,卻被原審法院所分析過,而且,原審法院亦將嫌犯的精神狀態列入量刑考量因素,節錄及間線強調如下:“據上述選擇刑罰的標準,在確定刑罰份量方面,考慮到本案犯罪事實及具體情節以及嫌犯主觀犯罪動機,本次犯罪後果嚴重程度一般,不法性中等,故意程度較高,且其為澳門居民,初犯,在學學生,完全承認控罪,悔罪態度良好,惟行為發生於公共場所並造成被害人恐懼,且嫌犯本身長期受失眠、情緒問題困擾並已間斷休學,目前亦在精神科跟進,自我控制能力較弱,綜合上述特別減輕情節,亦考慮一般及特別預防犯罪之需要,本法庭認為針對嫌犯觸犯的上述一項「性騷擾罪」,判處其2個月徒刑更能體現教育及矯正功能。
另前述徒刑未超逾六個月,符合澳門《刑法典》第44條有關將徒刑轉換罰金之形式要件,惟考慮到嫌犯存在精神情緒不穩定、長期失眠、自我控制能力偏弱的情況,且已在案發後接受精神科治療,為確保其接受治療並預防再犯,為着一般及特別預防犯罪的需要,轉換罰金不足以實現威懾目的,故此,本法庭根據同一法典該第44條第1款第二部份的規定,認為有必要執行上述徒刑,不以罰金代替該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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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針對嫌犯於作案之時是否處於不可歸責之狀態的相關疑問,儘管嫌犯的辯護人在審判聽證中沒有提出來,只是在上訴階段才提出。
但是,我們重申的是,嫌犯的精神狀態問題,確實已被原審法院分析及注意過了,包括原審法官在訊問嫌犯之時及聽取調查警員的證言之時候,也包括原審法官在量刑時作為考量的因素。
經重新審查本卷宗之證據(卷宗第128頁至第149背頁,雖屬上訴階段時由嫌犯的辯護人所提交),但從該等文件書證可見,仁伯爵綜合醫院精神科之就診記錄及醫療報告顯示: “上訴人A先生自2023年已開始出現精神異常,變得不與人溝通及常常退縮於家中。情況漸漸惡化,情緒經得易激惹暴燥、出現失眠、及自言自語,故此於2024年6月27日送人氹仔精神病房留院治療,診斷患有精神分裂症。經治療兩個月療後精神狀態穩定,於2024年8月29日出院,出院後一直定期隨診接受治療至今:現時狀况維持穩定。”
此等資料所載明的病患期間,包含了上訴人的案發日期前後,亦即顯示上訴人已非單純之失眠或情緒問題,而是可能影響行為人的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之嚴重精神失常之一些客觀跡象,確實足以令審判者對上訴人於行為時是否具可歸責性形成合理懷疑。
依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49條第1款,凡對事實之感知或評價須特別之技術、科學或藝術知識者,法院應依職權或應聲請命令進行鑑定。判斷行為人於行為時是否因精神失常而無能力評價該事實之不法性或無能力根據該評價作出決定(《刑法典》第19條第1款),屬於須借助精神科專門知識之事項。
為此,結合《刑事訴訟法典》第321條第1款所定之調查原則,法院在知悉卷宗存有上述客觀跡象時,即負有依職權命令進行精神鑑定之義務。
因此,原審法院在卷宗已載有上述客觀跡象之情況下,未依職權命令上訴人進行精神鑑定,卻認定上訴人於行為時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之情況下實施,實屬未對整個訴訟標的作出應有之查證。
根據中級法院的司法見解,《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指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的瑕疵,祇在法院沒有對整個訴訟標的作出應有的查證下才會發生。
終審法院於2009年7月15日,在第18/2009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獲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之瑕疵,是指因法院沒有查明作出正確裁判必不可少的事實事宜,使已認定的事實顯得不充分,不足以支持適當的法律決定,而該等事實事宜本應由法院在控訴書及辯護書界定的訴訟標的範圍內進行調查,但不妨礙《刑事訴訟法典》第339條和第340條的規定。”
本上訴法院認為,在此情況下,已證事實中有關上訴人行為時心理狀態之認定(自由、自願及有意識),欠缺充分之事實及科學基礎予以支持,構成《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指「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之瑕疵;且該瑕疵係單純出自卷宗所載之資料即可看出,符合第400條第2款之審查前提。
該瑕疵無法由本上訴法院自行填補:精神鑑定須於審判聽證中依正當程序命令、進行並受當事人質證,本上訴法院不能代為作出鑑定。因此,依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第1款及第2款之規定,應裁定上訴理由成立,廢止被上訴裁判,將卷宗發回初級法院,以便由未參與原審之法官組成之合議庭對整個訴訟標的重新審判。
據此,本院得裁定上訴人的主要上訴理由成立,繼而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和第418條第1和第3款的規定,命令將整個卷宗發回初級法院,以便按照《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的規定,以全新組合的合議庭重新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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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決定,其他上訴理由已無需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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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成立,按照《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的規定,將案件卷宗發回初級法院,以全新組合的合議庭,對整個訴訟標的重新作出審判。
上訴人無司法費及訴訟費用的負擔。
著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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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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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靜霞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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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映霞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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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第二助審法官)
1
548/2026 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