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案第878/2010號
上訴人：A
被上訴決定：初級法院否決假釋之批示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判決書
在初級法院的刑事訴訟卷宗第CR3-07-0247-PCC號案中，上訴人A觸犯一項加重搶劫罪及一項禁用武器罪，兩罪併罰，合共被判處四年六個月實際徒刑。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將於2012年3月24日服滿刑期，並且已於2010年9月24日服滿了2/3刑期。
初級法院為此繕立了第PLC-019-09-2-A號假釋案。在此案中，該院法官於2010年9月10日作出批示，不批准對上訴人的假釋。
對此，上訴人A表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且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
事實部份：
1. 在2008年11月6日，初級法院第三刑事法庭合議庭作出裁決，判處上訴人以直接正犯及未遂方式觸犯《澳門刑法典》第204條第2款b)項、配合同法典第198條第2款f)項的一項加重搶劫罪，被判處四年徒刑，以及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澳門刑法典》第262條第2款a)項及第3款，併合第77/99/M法令《武器及彈藥規章》第l條第l款c項、f項及第6條l款b項的一項持有禁用武器罪，被判處1年徒刑兩罪競合為四年六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
2. 上訴人已完成全部刑期的三分二，且超過六個月；（卷宗編號：PEP-131-67-1，第63頁，初級法院刑期計草表）
3. 於卷宗內，上訴人於卷內的聲明，已表示同意解釋申請的提起；（卷宗第23頁)
4. 尊敬的檢察院就本假釋申請表示反對；
5. 監獄獄長不贊同本次的假釋申請；（卷宗第15頁）
6. 上訴人，被視為“信任類”的囚犯，被評為在獄中行為“可”，及存在一次違規紀錄；（卷宗第22頁，保案及看守處報告）
7. 技術員之年結論及建議中，對假釋申請表示“可以”；（卷宗第12頁）
8. 在同一份報告書內，技術的結論及建議，如此的講到“（被囚人士/案主）對於守法的意識已有所警剔，雖然曾有一次違規紀錄，但他在獄中並未表現具危言性反正會邊緣行為，在反思后亦能夠懂得認清自我，相信對其日後重返社會再違法的機會亦會相對地減低，建議考慮其假釋的申請。”
9. 若出獄後，珠海機場已簽發聘書，按上訴人於出獄後到該機構工作、工資已訂定為人民幣叁仟圓正（CNY3,000.00）；
10. 上訴人於獄中曾參與洗衣房的工作，但於2009年6月發現胃病而不宜工作，並於2010年5月接受治療手術；（卷宗社工報告2.3NHE 2.5）
11. 上訴人於珠海市金灣區有一自置物，於出獄後將與父母及侄兒同住於此；（卷宗社工報告，3.1.2）
12. 由於早年上訴人的胞兄遇害，家中的父母及侄兒都依賴上訴人的照顧；（卷宗第8頁及3.1.1.）
法律部份：
13. 以上事實的第2、3點，上訴人已符合《刑法典》第56條一款規定對形式要件的要件；
14. 上訴人的犯事實涉及暴力取得，但基於上訴人的版本，事情都因為衝動行事，想以私力為朋友討回公道，而無視法律強制命令，在犯罪中，上訴人使用的武力，主要以威嚇為主，並未有為被害人帶來傷害；
15. 上訴人的在獄中的表現也令跟進的社工相信”入囚的教訓使其反思自省，再違犯法律的機會也相對減低；
16. 從一般的經驗法則考量，無論是家庭生活或是經濟問題上，上訴人為家庭的成員，80歲老父、73歲母親及12歲未成年侄兒的支柱；
17. 在囚期間得到社工對上訴人的正面預猜；
18. 及其特殊的家庭環境，對堅負家中老少的生計，會使上訴人自我克制，堅決守法；
19. 綜合以上兩能對上訴人離獄後的守法生活作正面的預猜；這也使上訴人的條件向《刑法典》第56條第一款A項的要求靠攏。上訴人的條件足以符合《刑法典》第56條第一款A項的要件；
20. 在一般預防上，我們則認為，在有罪判決中對搶劫未遂施以四年的實際徒刑已是嚴謹地回應社會大眾對法律制裁力的期望。
21. 因此，上訴人認為在充份的前題下，讓上訴人重投社會生活並沒有違反《刑法典》第56條第一款B項的要件；
總結：
1. 綜合上所述；
2. 對了解上訴人最多的社工的良好預期，及特殊家庭條件的前題下，對上訴人在將負責任的生活，這是可以預見的。
3. 及嚴厲且有效的判刑早已實現一般預防的要求；
4. 因此，認為上訴人已充份符合《刑法典》第56條的要件，根據同條一款；
5. 故請求上級法院判處給予上訴人假釋及裁定理由成立。
檢察院就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作出反駁，其內容如下：
1. 根據《刑法典》第56條的規定，除形式要件外，在決定是否給假釋時，亦必須考慮案件的情節、行為人以往的生活及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的演變情況，期待被判刑者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的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有依據者，且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2. 上訴人因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04條第2款b項、配合第198條第2款f項及第21條及22條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搶劫罪，以及一項《刑法典》第262條第2款a項及第3款、配合第77/99/M號法令第1條第1款c及f項以及第6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禁用武器罪，兩罪併罰，合共被判處四年六個月實際徒刑。
3. 上訴人的刑期至2012年3月24日屆滿，服刑滿三分之二的日期為2010年9月24日。
4. 上訴人為初犯，但服刑期間行為表現一般，並曾於2010年4月1日因違反監獄紀律而被處罰（參閱假釋卷宗第22頁）。
5. 獄長不同意給予上訴人假釋的機會（參閱假釋卷宗第21頁）。
6. 若獲給予假釋，上訴人有工作的保障，但對於是否給予假釋，亦必須考慮案件的情節、上訴人以往的生活及其人格，且須有依據地期待上訴人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的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以及顯示釋放上訴人不會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7. 上訴人觸犯的是嚴重犯罪，且使用武器及暴力，情節惡劣，嚴重影響本澳社會的安全和秩序。
8. 且上訴人在服刑期間亦曾違反監獄紀律，其行為及人格發展明顯沒有足夠的改善，目前不可能合理地期望上訴人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的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
9. 因此，明顯地，被上訴的決定是公正、有依據及合理的。
在本上訴審程序中，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提交了法律意見（在此其所有內容視為全部轉錄）。1
本院接受A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審閱了案卷，並召開了評議會，經表決，合議庭作出了以下的判決：
一．事實方面
本院認為，案中的資料顯示，下列事實可資審理本上訴提供事實依據：
- 在初級法院的刑事訴訟卷宗第CR3-07-0247-PCC號案中，上訴人A觸犯一項加重搶劫罪及一項禁用武器罪，兩罪併罰，合共被判處四年六個月實際徒刑。
-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將於2012年3月24日服滿刑期，並且已於2010年9月24日服滿了2/3刑期。
- 監獄方面於2010年8月13日向刑事起訴法庭提交了假釋案的報告書（其內容在此視為全部轉錄）。檢察院提出否決假釋的意見。
- 上訴人A同意接受假釋。
- 刑事起訴法庭於2010年9月10日的批示，否決了對A的假釋。
二．法律方面
上訴人認為已經符合假釋的條件，否決假釋的決定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的規定。
讓我們分析這些上訴理由。
我們知道，《刑法典》所規定的假釋制度是基於1886年《刑法典》所沿襲的十九世紀中期從歐洲發展起來的刑事法律制度。2 它體現了實現刑罰的目的重要內容和組成部分，尤其是在預防犯罪方面的功能起到積極作用。今天的假釋制度亦從單純考慮特別預防發展到具有綜合特別及一般預防的要求的相對完整的制度。
《刑法典》第56條規定：
“一.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時，如符合下列要件，法院須給予被判徒刑者假釋：
a) 經考慮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期待被判刑者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有依據者；及
b) 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二.假釋之期間相等於徒刑之剩餘未服時間，但絕對不得超逾五年。
三.實行假釋須經被判刑者同意。”
從這個規定看，Leal-Henriques及Simas Santos將假釋的條件歸納為包括以下的所有基本內容3，缺一不可：
甲. 被判處六個月以上的徒刑；
乙. 實際服刑至少超過六個月及占總刑期的三分之二；
丙. 對重返社會表現出適當的能力和誠意；
丁. 釋放切合保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的要求；
戊. 罪犯同意釋放。
除了第甲、乙、戊點的要求基本上是形式的要件外，其餘的二項應該是最重要的實質要件。即是說，就本案而言，是否批准假釋，從根本上講，取決於是否確認了所有這二項要件，因為其它的形式要件都得到確認。而實際上，除了要符合形式上的條件以外，集中在要符合特別及一般犯罪預防的綜合要求的條件上。
在特別的預防方面，要求法院綜合罪犯在服刑過程中的表現，包括個人人格的演變，服刑中所表現出來的良好的行為等因素而歸納出罪犯能夠重返社會、不會再次犯罪的結論。
而在一般預防方面，則是集中在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要求上，即是，綜合所有的因素可以讓我們得出罪犯一旦提前出獄不會給社會帶來心理上的衝擊，正如Figueiredo Dias教授的觀點，“即使是在對被判刑者能否重新納入社會有了初步的肯定判斷的情況下，也應對被判刑者的提前釋放對社會安定帶來嚴重影響並損害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的可能性加以衡量和考慮，從而決定是否應該給予假釋”；以及所提出的，“可以說釋放被判刑者是否對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方面造成影響是決定是否給予假釋所要考慮的最後因素，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對假釋提出的一個前提要求。”4
從假釋報告提供的資料我們可以看到，上訴人自從服刑以來，表現一般，年初因對其他囚犯作出有害行為而受到處分。因身體原因停止參參與監獄的工作，沒有參加進修活動。獄方的社工對上訴人的假釋提出可接受的意見。從這些事實，我們在短期之內尚不能看到一點人格重塑的積極成果，以使我們在客觀方面看到他所表現出的重返社會的條件。
另一方面，我們不能不考慮上訴人所犯的罪行（來澳進行持械的加重強劫罪）的嚴重性，以及上訴人以旅客的身份來澳門犯罪的事實，因為對這個事實的價值衡量使得我們不得不更加考慮維護澳門社會法律秩序的要求，尤其是澳門居民對外地旅客來澳犯罪一直以來的嚴懲要求的因素。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達至犯罪特別預防與一般預防方面的要求的平衡，才能符合我們的刑法所追求的刑罰的目的。
誠然，我們也知道假釋並不是刑罰的終結。它的最有效的作用就是在罪犯完全被釋放之前的一個過渡期讓罪犯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而完全的融入這個他將再次生活的社會，5 甚至這種作用往往比讓罪犯完全的服完所判刑罰更為有利，但是，當我們相信，提早釋放上訴人，肯定會使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以及對社會秩序產生一種衝擊等負面因素時，就不應該批准其假釋。
因此，我們認為上訴人還沒有完全具備假釋的條件，其上訴理由不能成立，否決假釋的決定應予以維持。
三．決定
綜上所述，本合議庭決定判處A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法院的決定。
本上訴程序的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支付， 包括4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以及應該支付給予法院委任代理人的代理費800澳門元。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0年11月18日
蔡武彬
司徒民正
陳廣勝
1其法律意見的葡文內容有：
Não assiste, a nosso ver, razão ao recorrente. Vejamos.
Conforme tem decidido este Tribunal, na esteira do preceituado no artº. 56° do C. Penal,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é uma medida a conceder caso a caso, “dependendo da análise da personalidade do recluso e de um juízo de prognose fortemente indiciador de que o mesmo vai reinserir-se na sociedade e ter uma vida em sintonia com as regras de convivência normal, devendo também constituir matéria de ponderação a defesa da ordem jurídica e da paz social” (cf., por todos, ac. de 12-6-2003, proc. nº, 116/2003).
E, no caso presente, não se verifica, desde logo, o pressuposto referido na al. a) do nº 1 do citado normativo.
Não é possível, realmente, formular um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sobre o comportamento futuro do recorrente em liberdade.
Isso mesmo se sublinha no douto despacho recorrido - com base, naturalmente, nos elementos constantes dos autos.
Em sede de comportamento prisional, designadamente, o mesmo sofreu uma punição disciplinar, em 2010.
Para além disso, mereceu a avaliação global de “Regular” - tendo ainda, como recluso, a classificação de “Confiança”.
E isso, na verdade, não basta.
O que importa, aliás, no âmbito em causa, é o “comportamento prisional na sua evolução, como índice de (re) socialização …” (cfr. Figueiredo Dias,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 As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pgs. 538 e segs.).
Mostra-se inverificado, também, por outro lado, o requisito previsto na al. b) do mesmo dispositivo.
Há que ter em conta, a propósito, a repercussão dos factos praticados na sociedade – com especial relevância para o crime de roubo qualificado (ainda que tentado).
O que vale por dizer, igualmente, que não podem ser postergadas as exigências de tutela do ordenamento jurídico (cfr. loc. cit.).
Em termos de prevenção positiva, realmente, há que salvaguardar a confiança e as expectativas da comunidade no que toca à validade das normas violadas, através do “restabelecimento da paz jurídica comunitária abalada …” (cfr. mesmo Autor, Temas Básicos da Doutrina Penal, p.g 106).
Deve, pelo exposto, ser negado provimento ao recurso.
2 Jorge de Figueiredo Dias,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as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1993, p. 531;
參見馬克昌主編《刑罰通論》，武漢出版社，2000年，第636-638頁。
3 Leal-Henriques及Simas Santos, Código Penal de Macau, anotado,第153頁。
4 In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Ao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1993, pp. 538-541.
5 Cfr. L. Henriques e Simas Santos in, “Noções Elementares de Direito Penal de Macau, 1998, pág. 142. Acórdãos deste TSI, entre outros, de 11 de Abril de 2002 do Processo Nº 5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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