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337/2011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11年7月14日
主 題：
- 在說明理由方面存在不足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 量刑過重
摘 要
1. 原審判決已遵守了相關規範的規定，不存在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有關規定而導致判決無效的情況。
2.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除在審判聽證中聽取第二嫌犯的聲明外，還聽取了上訴人的聲明及各證人的證言，其中包括一名認識上訴人的越南籍證人，審查了案中的文件及報告，雖然上訴人否認控罪，但考慮上訴人與涉案單位的關係、與第二嫌犯的關係等，再結合其所租住的單位和房間裏發現相當數量以及多種類別的毒品的事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上訴人實施販毒行為的事實做出判斷。
3. 事實上，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他對合議庭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來試圖質疑法官的自由心證，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4. 根據卷宗資料顯示，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已對案件標的之全部事實事宜進行調查，並作出了相關事實的認定，亦未發現存在漏洞，故此，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5. 經分析有關事實及案中所有對上訴人有利及不利的情節，本案中，原審法院對上訴人所觸犯的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判處七年實際徒刑，量刑符合犯罪的一般及特別預防要求，並不存在過重的情況，亦沒有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和平等原則。
第一助審法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337/2011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11年7月14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11年3月23日，上訴人A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1-11-0023-PCC號卷宗內被裁定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品罪，被判處七年實際徒刑。
上訴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1. 被上訴判決在事實判斷(即判決書第9至第11頁)中無指明上訴人觸犯“販毒罪”時，形成法院心證之證據具體內容，尤其是對於第二嫌犯的證言為何取信的理由。
2. 故此，基於被上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規定的瑕疵，故依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60條第a)項，應裁定被上訴裁判屬無效，尊敬的中級法院合議庭應廢止被上訴判決。
3. 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單憑依據第二嫌犯證言指本案中的毒品是上訴人所有，及指上訴人及另一涉案人仕(B)是本案中的主腦(負責從中國內地購買毒品、聯絡買家)。
4. 被上訴判決沒有考慮第二嫌犯的口供和證言可信性和其有重要對立利害關係。
5. 上訴人認為第二嫌犯想將其本案的一切責任推卸給上訴人，以尋求法庭對其輕判和實施特別減輕量刑，但原審合議庭並沒有考慮這一重點，否則並不會在判決中對第二嫌犯實施減輕情節，原審合議庭是完全取信第二嫌犯，但並沒有說明理由為何取信。
6. 上訴人認為第二嫌犯的口供存有眾多疑問和不實之處。
7. 第二嫌犯曾在其首次司法訊問筆錄中曾指其不知道毒品是從那裡，稱每當客人要求購買毒品時，客人便會致電“XX”，而“XX”便會致電嫌犯或B協助將毒品出售。(請參見卷宗第60頁背頁)
8. 但是當時第二嫌犯並不能提供上訴人的聯絡方式和電話，倘若如第二嫌犯所說他們是同伙，哪麼第二嫌犯應該有其聯絡電話，但是第二嫌犯並不能提供。
9. 明顯地，第二嫌犯的口供亦與本案中已調查的電話公司記錄不符，根據第二嫌犯使用的手提電話號碼(662315XX)的通話記錄中，並沒有上訴人的電話(0086-152176860XX)的通話記錄。(請參見卷宗第208頁、第211頁、及第212頁)
10. 倘若上訴人與第二嫌犯有共同參與販毒活動，理應是有多次聯絡和頻繁往來記錄，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
11. 而在第二嫌犯在被截獲(2010年5月31日)後，倘若他們真的是同一伙，理應會聯絡，但上訴人並沒有聯絡，倘若其真有致電給第二嫌犯而找不到人，按照他們一般經驗來說，找不到人可能代表已經被人揭發，但上訴人為何仍在2010年6月18日進入本澳。
12. 在這只能說明一點，就是上訴人並非參與第二嫌犯的販毒團伙，她並不知道有關販毒事情。
13. 對於獲證實事實第2條指“嫌犯A、C及其團伙共同使用號碼為662315XX之電話作販毒活動之通訊工具”。
14. 原審合議庭亦只單憑第二嫌犯C的說話，便認為他們一起使用該電話作犯案用途。
15. 即使其後調查措施中，有其他證人如D及E(參見卷宗第313及第314頁內容)，他們的口供雖然指出第二嫌犯所持有的手提電話662315XX可以聯絡到上訴人，但他們同時亦指出只是致電與同鄉談話和傾談匯款家鄉事宜，並非如第二嫌犯的口供所說是共同使用作販毒用途。
16. 即使上訴人曾使用662315XX電話，因為該單位是租用給第二嫌犯的同伙B，亦可能會有借用電話習慣與其同鄉交流，因本案中上訴人事實上並沒有本地流動電話。
17. 而且根據本案卷宗第302頁及其續後的司警調查報告中顯示662315XX的部份電話記錄人仕中，均沒有顯示上訴人有參與販毒活動資料。
18. 因此，即使能證明上訴人曾使用第二嫌犯的手提電話號碼662315XX聯絡他人，但不能以此便推斷上訴人有用該電話作為販毒活動通訊工具。
19. 因此，被上訴判決就上述幾方面的審查證據明顯存有明顯錯誤，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規定。
20. 在被上訴判決的獲證明之事實第3條、8條、10條、11條、14條及第15條存有嚴重矛盾，且不足以支持被上訴判決裁判內容。
21. 對於被上訴判決獲證明之事實第3條指“上訴人主要負責買賣毒品的聯絡工作，亦以其名義租下位於澳門海港街國際中心第二幢X樓C室之單位，用作彼等存放及包裝毒品作販賣用途之地點；而嫌犯C則負責將毒品從該單位內帶到買家手上。”
22. 上訴人自2008年來澳工作，一直從事家庭傭工工作，有固定工作，但其只懂得很簡單普通話，日常亦以越南語與別人溝通，但本澳仍是以華人聚居地方，她怎樣從事毒品銷售及聯絡工作？
23. 而上訴人是以其名義租下位於澳門海港街國際中心第二憧X樓C室之單位，但有關事實亦證明了，上訴人將有關單位其中兩間房間分別分租給予F、G及B和他的朋友，上訴人從來並沒有借租給C，但不排除在其回越南時，該租客將其單位分租出去及用作不法用途。(請參見卷宗第2頁)
24. 從有關F證言及按照卷宗所載的上訴人出入境記錄顯示，上訴人的確曾於2010年5月21日經拱北口岸離開本澳(請參見卷宗第38、39頁內容)，其後在2010年6月l8日入境時才在關閘被截獲(請參見獲證實事實第13條)，上訴人在時間上有約差不多一個月不在本澳。
25. 從時間分析，第二嫌犯在被警方人員載獲是在2010年5月31日，而上訴人早於5月21日已離開本澳，有理由相信上訴人在這段離開本澳期間，其單位可能已被第二嫌犯及其同伙用作販毒用途而不知道。
26. 在獲證實事實第10條及11條中亦指出上訴人及第二嫌犯將有關手提電話用作販毒活動聯絡工具，而上述租單則是彼等租住涉案單位之憑據。
27. 即使如獲證事實第8條中所述有關毒品在上訴房間和床上搜出，也不能證明是上訴人所有，因為在該期間上訴人已離開本澳有長達差不多已有十天，這段期間她並不知道是否該名租客B及其同伙在其單位收藏毒品。
28. 獲證實事實第11條單憑有關租單便認定上訴人將有關單位作為存放及包裝毒品作販賣用途之地點，存有嚴重矛盾和瑕疵，有關獲證明事實不足支持上訴人參與有關販毒活動。
29. 另外在被上訴判決之獲證明事實第14條及第15條亦存有嚴重矛盾和瑕疵。
30. 被上訴判決中指搜出上訴人的一台手提電話(0086-152176860XX)(即卷宗第94頁之扣押物)，便認定上訴人以該電話作為從事販毒活動之聯絡工具是完全沒有任何依據。
31. 相反，在第二嫌犯的聯絡電話(662315XX)通話記錄中，並沒有上訴人的通話記錄(請參見本上訴狀第六至第十九條的內容和理由)。
32. 綜上所述，本案中對於上訴人控罪之販毒事實存有眾多疑點和第二嫌犯口供的可信性存有質疑情況下，應根據存疑原罪原則對上訴人作出無罪釋放(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9條第2款。)
33. 基於被上訴判決存有上述各點的事實認定錯誤，有關事實對本案均屬重要事實及有關瑕疵系單純自卷宗所載之資料再給一般經驗法則下是不合理，故此，被上訴判決存有獲證明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之瑕疵。
34. 倘若尊敬的 中級法院法官閣下 不認為上訴人存有上述情況，亦應考慮被上訴判決裁定上訴人觸犯了一項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品罪，而判處七年實際徒刑的量刑過重。
35. 在本案中，雖然上訴人否認控罪，但不應構成加重其量刑標準。在本案中的第二嫌犯，原審合議庭認為其符合第17/2009號法律第18規定之特別減輕情節而只判處四年徒刑，相反上訴人則被判處7年實際徒刑，在同案件中的共同犯罪中相對來說對其量刑是過重，還是對第二嫌犯量刑是過輕，因原審合議庭只對第二嫌犯實施該刑罰在刑罰減輕後最低幅度(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販毒罪可判處5年至15年徒刑，經特別減輕後仍可判處4年至10年徒刑)。
36. 被上訴判決在量刑時並沒有考慮上訴人的罪過輕重，只依據第二嫌犯證言便認定上訴人是本案的主腦和幕後策劃人仕，認定上訴人應受較高處罰；以及沒有考慮犯罪實施方式、以及沒有考慮對上訴人有利的客觀和主觀情節。
37. 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違反了“刑罰與具體事實、事實的違法性及其後果的適度性原則…”，上訴人認為對其科處應不高於5年的實際徒刑。
38. 誠言，上訴人自被截獲(2010年6月18日)後一直依照法庭指示，並沒有離開本澳，且按指示定期報到，倘若她真的有從事販毒犯罪行為，在不用羈押的情況下，要知道販毒是嚴重罪行，有關刑罰還相對重，但上訴人並沒有選擇潛逃，不論在預審、審判程序、宣告判決中，上訴人均有到庭參與，因為上訴人一直堅信法庭能為她尋求事實真相，還她清白和自由。
最後，上訴人作出下列請求：
1. 請求中級法院合議庭接納本上訴，
2. 並裁定上訴人提出之上訴理由成立，由於本訴訟程序及被上訴裁判出現上指瑕疵，因此，宣告撤銷/廢止被上訴裁判，裁定上訴人無罪開釋。
3. 若對上指請求不認同時，則裁定上訴人提出之上訴理由成立，改判上訴人處罰五年或以下徒刑。
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的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規定的瑕疵，因其中未有指明法院認定上訴人觸犯“販毒罪”時，形成法院心證的證據的具體內容，尤其是取信第二嫌犯證言的理由。
2. 《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所要求包含的根本要素中，包括“闡述即使扼要但儘可能完整、且作為裁判依據之事實上及法律上之理由，亦指明用作形成法院心證之證據。”
3. 在闡述裁判所依據的事實上的理由時，指出決定法院心證的已作出的陳述和證言的認知理由即可。因此，只要在判決中列明已經得到證實的事實及不能證明的事實，同時指明形成法官自由心證的證據以及該被證明的事實所關係的法律框架，已經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的規定，而無須審判法官在判決書中十分詳細地剖析每一個證據。
4. 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其所作的判決中已清楚列明已經得到證實的事實及不能證明的事實，同時在事實之判斷中亦已指明其是在綜合各方面的證據，包括兩名嫌犯的聲明、各名證人的證言以及載於卷宗內的書證，形成其心證，原審法院並未僅僅依據第二嫌犯的聲明而認定上訴人觸犯本案所被指控的罪行。
5. 因此，我們認為，原審法院的判決並未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規定的瑕疵。
6. 上訴人指稱，原審法院的判決未有考慮第二嫌犯的口供和證言可信性和其有重要對立利害關係。
7. 此外，上訴人還認為，原審法院認定了上訴人和第二嫌犯等以涉案的電話(662315XX)作為販毒活動的通訊工具，然而根據卷宗資料，在相關的調查措施中，均沒有顯示上訴人有參與販毒活動的資料，上訴人指稱按此只能說明上訴人並非參與第二嫌犯的販毒團伙。
8. 上訴人因而指原審法院的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的瑕疵。
9. 誠如尊敬的終審法院於2009年7月30日第22/2009號合議庭裁判中指出：“當認定了互不相容的事實，或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得出一個邏輯上不能接受的結論，就出現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當違反了關於限定證據價值的規則或專業準則時同樣出現這個錯誤。這個錯誤必須是明顯的，連一個普通的觀察者也不會不察覺。”
10. 本案中，明顯不存在此一瑕疵。
11. 如上所述，原審法院實際上是在綜合各方面的證據，包括兩名嫌犯的聲明、各名證人的證言以及載於卷宗內的書證，形成其心證，並從而認定上訴人觸犯本案所被指控的罪行。
12. 而且，雖然涉案電話的通話記錄中未有上訴人的電話，然而，此亦僅能說明上訴人未有利用其電話致電涉案電話，以及第二嫌犯未有利用涉案電話致電上訴人，這與第二嫌犯聲明未能提供上訴人的電話號碼亦是相符合的。
13. 綜上所述，原審法院既未如上訴人所言僅憑第二嫌犯的聲明便認定上訴人參與第二嫌犯的販毒活動，而涉案電話的通話記錄沒有上訴人的電話與原審法院認定該電話是上訴人以及第二嫌犯作為販賣毒品的通訊工具之間亦不存在任何錯誤。
14. 因此，原審法院的判決並未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瑕疵。
15.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的判決的獲證明之事實第3條、8條、10條、11條、14條及第15條存有嚴重矛盾。
16. 眾所周知，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的矛盾是指法院認定的事實之間、或認定的事實與未獲認定的事實之間又或是證據的理由說明與裁判之間存在不相容的情況。
17. 上訴人認為，基於其所使用語言的緣故，因而其無法在本澳從事毒品銷售及相應的聯絡工作。
18. 另外，其雖然以其名義租下本案中的被發現識有毒品的單位，但由於其將該單位中兩間房間分租予他人(不包括第二嫌犯)，因此認為不排除該等租客在上訴人返回越南期間將其單位分租出去及用作不法用途。因此，雖然有關毒品是在以上訴人名義租下的單位中搜出，但原審法院不能僅憑有關租單便認定上訴人將有關單位作為存放及包裝毒品作販賣用途之地點。
19. 最後，上訴人又再指出涉案電話的通話記錄中未有上訴人的電話，因而認為當中亦存在疑點。
20. 上訴人因而認為基於存疑無罪原則，應判處其無罪。
21. 從卷宗資料可知，原審法院並未對本案兩名嫌犯販賣毒品的對象加以認定(此事實對上訴人是否觸犯販毒罪非為重要)，更未有認定有關對象所使用的是語言為中文，因此上訴人指基於其只懂得很簡單的普通話、需要以越南語與別人溝通，因而其無法從事販毒活動此一理據明顯不成立。
22. 至於上訴人指其將單位的部份房間分租，其本人亦已離開本澳長達約十天，因而不能排除其租害或再獲分租的人士利用該單位儲存毒品或用作不法用途；並指稱原審法院不能僅憑有關租單便認定上訴人將有關單位作為存放及包裝毒品作販賣用途之地點。
23. 根據判決書經認定的事實第11條後半部份可知，實際上，原審法院並非單憑有關租單而認定上訴人將有關單位作為存放及包裝毒品作販賣用途之地點。
24. 此外，關於上訴人指出涉案電話的通話記錄中未有上訴人的電話，因而認為當中亦存在疑點方面，我們認為，正如前述，該電話的通話記錄是否載有上訴人的電話與上訴人以及第二嫌犯利用該電話作為販賣毒品的通訊工具之間並不存在任何矛盾。
25. 事實上，如上所述，原審法院實際上是在綜合各方面的證據，包括兩名嫌犯的聲明、各名證人的證言以及載於卷宗內的書證，形成其心證，並從而認定上訴人觸犯本案所被指控的罪行。
26. 實際上，上訴人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的矛盾與單純的證據不足以證明已認定的事實，後者屬自由評價證據的範圍，而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規定，屬不可審查。
27. 此外，上訴人亦認為本案中經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被上訴判決裁判內容。
28. 誠如尊敬的終審法院於2009年7月15日所作出的第18/2009號合議庭裁判則指出：“本法院一直認為，被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就是在案件標的範圍內查明事實時存在漏洞，使到在作為決定依據的被認定事實存在不足或不完整。”
29. 本案中，原審法院對載於起訴批示的所有內容均作出了審查，並認定了本案所獲得證明的事實，而這些事實毫無疑問地足以支持裁定上訴人與第二嫌犯共同實施了本案所被指控的罪行。
30. 因此本院認為，原審法院在作出有關裁決時，在認定事實方面並不存在不足或不完整之處。
31. 上訴人認為，其本人與同案件第二嫌犯所觸犯的罪行相同(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販賣麻醉品及精神藥品罪，上訴人指該罪可被科處最高5年至15年徒刑)，但其所被判處的刑罰卻較第二嫌犯較重。
32. 其還認為，原審法院只依據第二嫌犯證言便認定上訴人是本案的主腦和幕後策劃人仕，因而認定上訴人應受較高處罰；同時認為原審法院沒有考慮犯罪實施的方式、以及沒有考慮對上訴人有利的客觀和主觀情節。
33. 上訴人因而認為原審法院的判決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和平等原則，並認為應對其科處不高於5年的實際徒刑。
34.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在具體量刑方面，須按照《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所確立的量刑應考慮的因素和量刑的標準。
35. 根據該等規定，法院在確定具體刑罰時，須按照行為人之罪過及預防犯罪之要求，在法律所定之限度內為之。此外，亦須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罪狀的情節，尤須考慮犯罪事實的不法程度、實行犯罪事實的方式、犯罪事實所造成後果的嚴重性、行為人對須負之義務的違反程度、犯罪的故意或過失的嚴重程度、犯罪時行為人所表露的情感及犯罪的目的或動機、行為人之個人狀況及經濟狀況，以及犯罪前後的表現。
36. 亦因此，即使面對同案件不同嫌犯觸犯相同的罪行，我們亦不能以各人所被判處的作單純比較，來認定有關的刑罰是否過重。
37. 再者，根據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規定，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的抽象刑幅應為3年至15年徒刑，而非如上訴人所指的5年至15年；因此，該罪行按同法律第18條和經《刑法典》第67條作特別減輕後，其抽象刑幅亦應為約7個月至10年徒刑。
38. 故此，本案的第二嫌犯所被判處4年徒刑，並非該罪行抽象刑幅的最低限度，而是高於該罪抽象刑幅上下限的1/3。而原審法院判處上訴人7年徒刑，則為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抽象刑幅上下限的1/3。
39. 倘按照上訴人所言而作單純的比較，那麼上訴人的刑罰豈非過輕？
40. 事實上，細讀本案的判決書，原審法院在量刑時已經全面衡量了相關的因素，在被上訴的判決中也清楚地指出了量刑的依據(見卷宗第551頁)。
41. 從中亦可知，原審法院在對上訴人量刑時實際上亦未如上訴人所言，基於認定其為本案的主腦和幕後策劃人仕而給予了上訴人較高的處罰。至於上訴人所指的對其有利的客觀和主觀情節，一方面上訴人未有實際指出該等情節另一方面從本案的判決書和卷宗所載資料中我們亦未能發現。
42.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基於本案所證明的事實和情節，同時考慮上訴人所被指控的罪行的抽象法定刑幅，原審法院對上訴人科處7年徒刑，正是按照《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的規定而作出，亦沒有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和平等原則、以及量刑過重的情況。
最後，檢察院認為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明顯沒有法律依據，應予駁回，並維持被上訴的判決。(《刑事訴訟法典》第410條第1款)。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完全同意檢察院司法官在其對上訴理由闡述的答覆中所持的立場和觀點，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並維持原審法院所作的判決。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4條規定舉行了聽證，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由於裁判書製作人提交予合議庭評議的上訴解決方案在表決時不獲通過，本合議庭現須根據2011年7月7日的評議表決結果，透過本份由第一助審法官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417條第1款末段規定編寫的裁判書，對上訴人提起的上訴作出判決。
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上訴人A、嫌犯C和一名叫“B”的男子共謀合力，彼此分工，從內地取得毒品，尤其是“冰”、“K仔”和“Five仔”，並將之運入本澳出售、提供予他人。
2. 上訴人A、嫌犯C及其團伙共同使用號碼為662315XX之電話作販毒活動之通訊工具。
3. 上訴人A主要負責買賣毒品的聯絡工作，亦以其名義租下位於澳門海港街國際中心第二幢X樓C室之單位，用作彼等存放及包裝毒品作販賣用途之地點；而嫌犯C則負責將毒品從該單位內帶到買家手上。
4. 嫌犯C每次成功將售價為450澳門圓之“冰”毒就可獲得120至130澳門圓的利潤、每500澳門圓之“K仔”就可獲得100澳門圓的利潤、每50澳門圓之“Five仔”就可獲得8至10澳門圓的利潤。
5. 2010年5月31日約22時15分，在上述單位門口，治安警員將嫌犯C截停。
6. 治安警員當場在嫌犯C的身上搜出1000澳門圓及3000港元、2台手提電話及一串3條的門匙（詳見卷宗第7頁之扣押筆錄）。
7. 上述錢款及手提電話是嫌犯C從事販毒活動的所得及聯絡工具。
8. 之後，治安警員進入上述單位進行搜索，並在上訴人A及嫌犯C先後居住的房間的床上及衣櫃內搜出53包以藍色膠袋包裝的透明晶體、47包以透明膠袋包裝的透明結晶體、6包以透明膠袋包裝的白色晶體、1包以透明膠袋包裝的白色晶體、16粒以紅色錫紙獨立封裝的印有“5”字樣的淺橙色藥丸、469個小透明膠袋、10支彩色吸管、1個玻璃器、2台手提電話及1張租單（詳見卷宗第10頁及其背面之扣押筆錄）。
9. 經化驗證實，上述53包以藍色膠袋包裝的透明晶體及47包以透明膠袋包裝的透明結晶體的總淨重分別為25.061克及22.524克，均含有第17/2009號法律附表II-B所管制之“甲基苯丙胺”成份；經定量分析，當中“甲基苯丙胺”成份的百分含量分別為90.72%及92.56%，含量淨重分別為22.735克及20.848克。上述6包及1包以透明膠袋包裝的白色晶體淨重分別為8.517克及8.388克，均含有同一法律附表II-C所管制之“氯胺酮”成份；經定量分析，當中“氯胺酮”成份的百分含量分別為78.12%及83.27%，含量淨重分別為6.653克及6.985克。上述16粒淺橙色藥丸的總淨重為3.036克，含有同一法律附表IV所管制之“硝甲西泮”成份。
10. 上述毒品是上訴人A、嫌犯C及其團伙向身份未明人士所取得，目的是由嫌犯C負責運送至指定地點並出售、提供予他人。
11. 上述小透明膠袋是上訴人A、嫌犯C及其團伙用作包裝毒品之工具，上述手提電話是彼等用作從事販毒活動的聯絡工具，而上述租單則是彼等租住涉案單位之憑據。
12. 上述彩色吸管、玻璃器是嫌犯C用作吸食毒品之工具。
13. 2010年6月18日，上訴人A經關閘邊境站進入本澳時被攔截。
14. 治安警員當場在上訴人A身上搜出1台手提電話（詳見卷宗第94頁之扣押筆錄）。
15. 上述手提電話是上訴人A用作從事販毒活動之聯絡工具。
16. 上訴人A及嫌犯C明知上述毒品的性質及特徵。
17. 上訴人A及嫌犯C共謀合力，相互分工，取得及持有上述毒品，目的是出售、提供予他人。
18. 嫌犯C明知不可仍持有上述彩色吸管及玻璃器並使用作吸毒之工具及裝備。
19. 嫌犯C對在收集證據方面提供具體幫助，而該等證據對識別其他應負責任的人的身份(上訴人A)及其逮捕起著決定性作用。
20. 上訴人A及嫌犯C均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
21. 上訴人A及嫌犯C均知悉彼等之行為是本澳法律所禁止和處罰的。
上訴人入獄前為司機，月薪為人民幣1,500圓。
上訴人已婚，需供養一名兒子。
上訴人承認有關事實，為初犯。
*
未經證明之事實：沒有。
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在說明理由方面存在不足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 量刑過重
1.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在事實之判斷中無指明法院就上訴人之販毒行為所形成的心證之證據具體內容，因而被上訴的裁判在“在說明理由方面存在不足”，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規定之瑕疵。
《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規定，“緊隨案件敘述部分之後為理由說明部分，當中列舉經證明及未經證明之事實，以及闡述即使扼要但儘可能完整、且作為裁判依據之事實上及法律上之理由，亦指明用作形成法院心證之證據。”
終審法院於2007年11月30日，在第52/2007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終審法院一直認為，在闡述裁判所依據的事實上的理由時，指出決定法院心證的已作出的陳述和證言的認知理由即可。”
在原審判決中事實之判斷方面，原審法院指出：“本合議庭在綜合分析了兩名嫌犯在審判聽證所作之聲明、第二嫌犯承認被歸責的事實，同時亦清楚地指出第一嫌犯有份參與本案之事實、證人D、一名治安警員、一名司警人員及屬兩名嫌犯之證人在審判聽證所作之證言、司法警察局之化驗報告(卷宗第77至83頁、第388至393頁及第379至385頁)等證據後而作出事實之判斷。”
在第一審的合議庭裁判中，原審法院除了列舉被認定的事實及未獲證明的事實之外，亦指出了形成法院心證的證據，尤其是第二嫌犯清楚的聲明。
另外，原審法院亦對作為裁判依據之事實上及法律上之理由作出了闡述，解釋了對上訴人定罪量刑的法律理由。
因此，原審判決已遵守了上述規範的規定，不存在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有關規定而導致判決無效的情況。
因此，上訴人上述部分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2.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只單憑第二嫌犯C的聲明而未有考慮第二嫌犯的口供的可信性和其有重要對立利害關係，從而對上訴人處以販毒罪，即是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有明顯錯誤。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經分析原審判決書內所載的已被證實的事實及未被證實的事實，並未發現互不相容的情況。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除在審判聽證中聽取第二嫌犯的聲明外，還聽取了上訴人的聲明及各證人的證言，其中包括一名認識上訴人的越南籍證人，審查了案中的文件及報告，雖然上訴人否認控罪，但考慮上訴人與涉案單位的關係、與第二嫌犯的關係等，再結合其所租住的單位和房間裏發現相當數量以及多種類別的毒品的事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上訴人實施販毒行為的事實做出判斷。
上訴人亦指出，第二嫌犯並未能提供上訴人之聯絡電話，而號碼662315XX電話的通話記錄中又沒有與上訴人的內地電話(0086-15217860XX)之間的通話記錄。
然而，正如助理檢察長在其意見書中指出，有關電話的通話記錄中沒有相關電話通話：“這亦僅能說明上訴人未有利用所持有的內地手提電話致電上述號碼662315XX，以及第二嫌犯未有利用該號碼致電上訴人，並不能表明上訴人對其租住的房間內的大量毒品毫不知情，也並不表明上訴人沒有其他方式與第二嫌犯聯絡並發出送貨指示，當然也不自然表明上訴人沒有在澳門期間與第二嫌犯共同使用上述電話，包括使用該電話作販賣毒品的聯絡電話。”
經分析上述的證據，並結合一般經驗法則，可合理且顯而易見地得出原審法院認定上訴人實施了販毒活動並無明顯錯誤之處，亦沒有違反“存疑無罪”原則。
事實上，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他對合議庭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來試圖質疑法官的自由心證，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當然，不受質疑的自由心證必須是在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
但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未違背以上所提到的任何準則或經驗法則，因此，上訴人不能僅以其個人觀點為由試圖推翻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
因此，上訴人上述部分的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3. 上訴人提出，原審法院獲證明事實第3條、8條、10條、11條、14條及第15條存有嚴重矛盾，原審法院判決存有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因此，上訴人認為應根據存疑無罪原則，開釋上訴人。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上訴亦得以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9年7月15日，在第18/2009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被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就是在案件標的範圍內查明事實時存在漏洞，以致在作為決定依據的被認定事實存在不足或不完整。”
然而，根據卷宗資料顯示，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已對案件標的之全部事實事宜進行調查，並作出了相關事實的認定，亦未發現存在漏洞，故此，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顯然，上訴人只是再次通過提出瑕疵，質疑法院的心證。
因此，上訴人上述部分的上訴理由亦不成立。故此，原審法院判決並不存在“存疑無罪”的問題。
4. 上訴人提出原審法院判決的量刑過重，沒有考慮上訴人的罪過、其犯罪方式、以及其他對上訴人有利的客觀和主觀情節，違反了罪刑相適應原則和平等原則，認為應改判其五年或以下徒刑。
《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量刑的標準。
犯罪的預防分為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二種：前者是指通過適用刑罰達到恢復和加强公眾的法律意識，保障其對因犯罪而被觸犯的法律規範的效力、對社會或個人安全所抱有的期望，並保護因犯罪行為的實施而受到侵害的公眾或個人利益的積極作用，同時遏止其他人犯罪；後者則指對犯罪行為和犯罪人的恐嚇和懲戒，且旨在通過對犯罪行為人科處刑罰，尤其是通過刑罰的執行，使其吸收教訓，銘記其犯罪行為為其個人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從而達到遏止其再次犯罪，重新納入社會的目的。
上訴人觸犯的一項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可被判處三年至十五年徒刑。
根據已確認之事實，在上訴人所租住的單位內藏有分別為合共純淨重43.583克（22.735克+20.848克）“甲基苯丙胺”、合共純淨重13.638克（6.653克+6.985克）“氯胺酮”及總淨重3.036克含有“硝甲西泮”成份的物質。上述所有毒品是上訴人及同案另一嫌犯C共謀合力，相互分工，取得及持有，目的是出售、提供予他人。
在量刑時，法院亦須考慮上訴人是以非本地勞工的身份在澳門工作，擁有正當職業和收入，但卻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共同實施販毒行為，其主觀故意程度較高。
對上訴人有利的情節是上訴人為初犯，沒有其他刑事紀錄。
另外，在考慮保護法益及公眾期望的要求時需知道，販毒罪，特別是軟性毒品的不法販賣行為屬當今社會常見的犯罪類型，該類犯罪活動在本澳越來越活躍，行為人亦漸趨年青化，有關犯罪行為亦直接危害到公民，特別是年青一代的身體健康，由此更加突顯預防此類犯罪的迫切性。此外，近年來非本澳人士在澳從事販毒活動屢見不鮮，因此一般預防的要求亦須相對提高。
經分析有關事實及上述所有對上訴人有利及不利的情節，本案中，原審法院對上訴人所觸犯的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判處七年實際徒刑，量刑符合犯罪的一般及特別預防要求，並不存在過重的情況，亦沒有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和平等原則。
因此，原審法院對上訴人所作出的判決，是正確和平衡的，不存在量刑過重的情況。
基於上述原因，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原審法院判決應予維持。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法院判決。
判處上訴人繳付8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上訴的訴訟費用。
訂定上訴人辯護人辯護費為澳門幣1,200圓，先由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墊支。
著令通知，並交予上訴人本裁判書副本。
2011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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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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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民正 (第二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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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廣勝 (原裁判書製作人)
(附表決聲明)
Declaração de voto junta ao Acórdão de 14 de Julho de 2011 do
Processo n.o 337/2011 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Nos presentes autos de recurso penal n.o 337/2011, ficou o ora signatário, como relator dos mesmos, vencido na decisão final acabada de ser dada por este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por insistir na seguinte visão das coisas:
1. Inconformada com o acórdão proferido a fls. 546 a 552 dos autos de Processo Comum Colectivo n.° CR1-11-0023-PCC do 1.o Juízo Criminal d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que a condenou como co-autora material de um crime consumado de tráfico ilícito de estupefacientes, p. e p. pelo art.o 8.o, n.o 1, da Lei n.o 17/2009, de 10 de Agosto, em sete anos de prisão, veio a 1.a arguida A recorrer para este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TSI), para rogar a declaração de nulidade desse acórdão (por falta de indicação, ao arrepio do exigido pelo art.o 355.o, n.o 2,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Macau (CPP), de motivos que levaram aquele Tribunal a acreditar nas declarações do 2.o arguido C), bem como a absolvição dela do dito crime (devido a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à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e à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e, subsidiariamente, a redução da duração da referida pena de prisão para cinco anos ou menor tempo ainda.
2. Como ponto de partida para decisão, é de atender, desde já, a todo o teor da fundamentação fáctica do acórdão recorrido, sendo que a factualidade aí dada por provada já engloba toda a matéria fáctica descrita no despacho de pronúncia (na esteira, essencialmente, da versão fáctica dita pelo 2.o arguido C), em conformidade com a qual, e naquilo que é pertinente à solução do recurso:
– A (1.a arguida), C (2.o arguido) e um senhor chamado B, mediante prévio acordo, em conjugação de esforços e por divisão de tarefas entre si, adquirem droga, nomeadamente “Ice”, Ketamina e “Five”, no Interior da China, e transportam a droga para dentro de Macau e fornecem a terceiros (facto provado 1);
– os arguidos A e C e outro membro do grupo servem-se, em conjunto, do número telefónico 662315XX como meio de comunicação na prática de actividades de tráfico de droga (facto provado 2);
– a arguida A responsabiliza-se principalmente pelos trabalhos de contacto referentes ao tráfico de droga, e tomou de arrendamento a fracção autónoma “C” do X.o andar do bloco 2 do edifício “Centro Internacional” sito na Rua do Terminal Marítimo de Macau, destinada ao depósito e à embalagem da droga para venda, e o arguido C responsabiliza-se pelo transporte da droga, dessa fracção autónoma para a parte compradora da droga (facto provado 3);
– em 31 de Maio de 2010, cerca das 22:15, à porta dessa fracção, o pessoal da Polícia de Segurança Pública interceptou o arguido C, na altura atrapalhado e com medo (facto provado 5);
– foi logo apreendida pela Polícia ao corpo do arguido C mil patacas, três mil dólares de Hong Kong, dois telemóveis e um molho de três chaves, referidos no auto de apreensão de fl. 7 (facto provado 6) (com a nota feita na presente declaração de voto: de acordo com esse auto, os números telefónicos desses dois telemóveis são 662315XX e 661505XX);
– o dinheiro e telemóveis acima referidos são produto e meios de contacto do arguido C nas actividades de tráfico de droga (facto provado 7);
– após, o pessoal policial entrou na fracção para proceder à busca, tendo descoberto na cama e no roupeiro do quarto anteriormente residido pela arguida A e na altura residido pelo arguido C, de entre outras coisas, diversos produtos estupefacientes e um documento alusivo ao arrendamento da fracção autónoma em questão, referidos detalhadamente no auto de apreensão de fl. 10 (cfr. o facto provado 8) (com a nota feita na presente declaração de voto: segundo o auto de notícia lavrado pela Polícia de Segurança Pública e junto a fls. 1 a 3v dos autos, consta do dito documento de arrendamento o nome de A como arrendatária – cfr. o teor concreto do antepenúltimo parágrafo da fl. 2 dos autos);
– mediante exame laboratorial, tais produtos estupefacientes contêm: 22,735 gramas líquidos e 20,848 gramas líquidos de Metanfetamina; 6,653 gramas líquidos e 6,985 gramas líquidos de Ketamina; e 3,036 gramas líquidos de Nimetazepam (cfr. o facto provado 9);
– tais produtos estupefacientes foram adquiridos pelos arguidos A e C e outro membro do grupo, com a finalidade de o arguido C ser responsável pelo transporte dos mesmos produtos até aos locais indicados para venda ou fornecimento a terceiros (facto provado 10);
– em 18 de Junho de 2010, a arguida A, ao entrar em Macau, foi interceptada no posto fronteiriço da Porta do Cerco (facto provado 13);
– foi apreendida logo pela Polícia à arguida A um telemóvel (referido no auto de fl. 94 dos autos) (facto provado 14) (com a nota feita na presente declaração de voto: conforme esse auto, o número desse telemóvel é 152176860XX);
– o referido telemóvel é meio de contacto para a arguida A nas actividades de tráfico de droga (facto provado 15);
– o arguido C prestou auxílio concreto na recolha de provas decisivas para a identificação e captura da arguida A (cfr. o facto provado 19);
– os arguidos A e C agiram livre, voluntária e conscientemente, e praticaram deliberadamente os actos acima referidos (facto provado 20);
– os arguidos A e C sabiam que os actos deles eram proibidos e punidos pela legislação de Macau (facto provado 21).
Outrossim, decorrem do exame dos autos os seguintes elementos, também pertinentes à solução do recurso:
– segundo o auto de notícia da Polícia de Segurança Pública, no seu teor concretamente a fl. 2v dos autos, o arguido C, então interceptado por esta Polícia na sequência de informações previamente recolhidas indiciadoras da prática do tráfico da droga por um senhor chinês, e perante a descoberta de diversas substâncias estupefacientes num dos três quartos da fracção autónoma dos autos, declarou à mesma Polícia que:
– todos os produtos estupefacientes, utensílios para consumo e sacos para embalagem descobertos no quarto em causa da fracção autónoma dos autos não são da sua pertença, mas sim de uma senhora vietnamita, de nome desconhecido, mas conhecida por “XX” (com nota feita na presente declaração de voto: a pronúncia desse termo chinês em cantonense é “XX”);
– em Outubro do “ano passado” (i.e., 2009), ele, no Interior da China, através de um amigo chamado B, com 30 e tal anos de idade, com 1,72 metros de altura aproximada, e magro, conheceu uma senhora vietnamita conhecida por “XX” (“XX”), e na altura, já sabia o próprio arguido que esta se deslocava frequentemente ao Interior da China para adquirir droga e levar a droga para a fracção autónoma dos autos, e para aí fazer embalagem e distribuição para efeitos de venda;
– em Fevereiro do “corrente ano” (i.e., 2010), ele e o referido B começaram a vir para Macau para traficar droga por conta da “XX” (“XX”). E o processo é o seguinte: sempre que algum cliente peça a compra de droga, o cliente telefona para a “XX”, e esta telefona para o próprio arguido ou para B para os mandar vir para a referida fracção autónoma, para ela entregar a droga pessoalmente, a fim de o arguido entregar depois a droga ao cliente em local indicado, sendo os principais destinatários da venda da droga as senhoras vietnamitas trabalhadoras em night clubs;
– em 21 do “corrente mês” (i.e., Maio de 2010), a “XX” (“XX”) e o B saíram respectivamente de Macau, pelo que aquela entregou as chaves da dita fracção e os números telefónicos de contacto dos clientes para ele continuar a traficar a droga e viver temporariamente no acima referido quarto da mesma fracção;
– segundo o auto de reconhecimento por fotografia, lavrado em 31 de Maio de 2010 a fl. 16 dos autos: o Departamento de Informações do Corpo de Polícia de Segurança Pública obteve, através do Serviço de Migração, a fotografia, aí arquivada, da trabalhadora não-residente, e vietnamita, A, e mostrou-a ao arguido C para efeitos de reconhecimento, tendo este reconhecido que a senhora a que se refere essa fotografia é tal senhora que o deixou viver na fracção dos autos e lhe forneceu droga para venda;
– segundo as listagens de registos fronteiriços de entrada/saída da Porta do Cerco juntas aos autos, a arguida deslocava-se muito frequentemente ao Interior da China por via da Porta do Cerco;
– consta do relatório final de investigação elaborado pelo Senhor Investigador da Polícia Judiciária em 14 de Outubro de 2010 (junto a fls. 359 a 362 dos autos), as seguintes conclusões (tecidas a fls. 361 a 363): Embora o arguido C tenha declarado, quando foi ouvido no Ministério Público, que ele e o outro senhor chamado B do Interior da China tenham ajudado a arguida A nas actividades de tráfico de droga, não se detectou, após compulsados os registos fronteiriços de entrada/saída respeitantes a B, que dentro do período de um ano imediatamente anterior, qualquer registo de entrada/saída deste indivíduo, pelo que não se consege apurar se tenha chegado a haver um indivíduo de nome B a ajudar, em conjunto com o arguido C, a arguida A nas actividades de tráfico de droga. Além disso, o arguido C, em sede de interrogatório nesta Polícia, recusou-se a responder a qualquer pergunta. E os diversos indivíduos encontrados mediante os registos de conversações telefónicas do telemóvel usado pelo arguido C para tráfico de droga declararam que não chegaram a comprar droga à arguida A. Por isso, esta Polícia, por ora, não consegue possuir mais meios de prova para demonstrar que a arguida A controla o arguido C no tráfico de droga;
– segundo o auto de interrogatório de arguido lavrado em 21 de Julho de 2010 pela Polícia Judiciária a fl. 189 a 190: o arguido C usou do seu direito de ficar silente e recusou-se a responder a qualquer pergunta;
– o Tribunal Colectivo a quo atenuou especialmente a pena do crime de tráfico do arguido, com base no facto provado 19, impondo-lhe a pena de quatro anos de prisão nos termos do art.o 18.o da Lei n.o 17/2009;
– segundo o que consta da fundamentação do acórdão recorrido, o arguido confessou os factos na audiência e apontou, de modo claro, que a arguida participou nos factos.
3. A arguida A chegou a imputar ao Tribunal recorrido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visto no art.o 400.o, n.o 2, alínea a), do CPP.
Conforme o afirmado em diversos arestos penais anteriores deste TSI, ocorr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quando, depois de examinados todos os elementos constantes dos autos, se mostra patente que a livre convicção a que chegou o tribunal a quo tenha sido formada com violação de qualquer regra da experiência da vida humana em normalidade de situações, ou de quaisquer legis artis em matéria de julgamento de factos.
In casu, transparece dos elementos acima coligidos dos autos que toda a factualidade descrita no despacho de pronúncia e depois dada materialmente por provada pelo Tribunal a quo tem por génese a versão fáctica então dita pelo arguido C logo após interceptado pela Polícia de Segurança Pública.
Contudo, em face dos mesmos elementos processuais, é patente, no entender do ora signatário, que o Tribunal a quo violou legis artis vigentes em matéria de julgamento de factos, ao ter relevado como verídica a versão fáctica dita pelo arguido.
Na verdade:
– se este arguido contou os factos com verdade, sobretudo na parte em que declarou que ele próprio e um seu amigo chamado B do Interior da China começaram a vir para Macau em Fevereiro de 2010 para traficar droga por conta de uma senhora vietnamita conhecida por “XX”, por quê é que dos registos fronteiriços de entrada/saída referentes ao período de um ano imediatamente anterior à data de elaboração, em 14 de Outubro de 2010, do relatório final da Polícia Judiciária sobre a investigação do caso, não se detectou nenhum registo de entrada/saída do senhor B?
– e mesmo que se admitisse que esse B pudesse ter entrado quiçá clandestinamente em Macau, por quê é que o arguido já não conseguiu fornecer à Polícia de Segurança Pública ou à Entidade Acusadora os meios de contacto, pelo menos, telefónicos desse indivíduo que então lhe tinha apresentado no Interior da China a vietnamita “XX” para conhecer?
– e se a versão fáctica dita pelo arguido era verdadeira, por quê é que já não quis ele revelar outra vez essa sua verdade das coisas perante o pessoal investigador da Polícia Judiciária, mas sim optou por exercer o seu direito ao silêncio na diligência de interrogatório realizada aí em 21 de Julho de 2010, e só voltou a dizer a verdade ulteriormente ao Tribunal Colectivo a quo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 e se o telemóvel 662315XX então apreendido pela Polícia de Segurança Pública ao corpo do arguido foi o meio de comunicação utilizado conjuntamente por ele, pela arguida e pelo tal B nas actividades de tráfico de droga em comparticipação (cfr. o que se retira dos factos provados 1, 2 e 6), então por quê é que os diversos indivíduos encontrados pela Polícia Judiciária na sequência da investigação dos registos de conversações telefónicas desse telemóvel não declararam nada sobre a arguida?
– a acrescer a todas essas incógnitas está também a posição congenitamente parcial do próprio arguido, por ter ele interesse processual em ver especialmente atenuada a sua pena, se conseguisse fazer crer o seu “contributo decisivo” para a descoberta da verdade relativa à intervenção da arguida nos actos de tráfico de droga.
Termos em que, e em suma, à luz das legis artis, é manifesto que em face das incógnitas razoáveis acima referidas, o Tribunal a quo não deveria ter acreditado nas declarações do arguido alusivas à intervenção da arguida nos actos de tráfico de droga, sendo certo que a confissão dos factos desse arguido pouco valor teve para sustentar a veracidade da imputação criminal por ele feita à arguida, visto que ele foi então apanhado em flagrante delito pela Polícia de Segurança Pública como detentor das chaves do quarto da fracção autónoma dos autos e das substâncias estupefacientes em questão, por um lado, e, por outro, os factos acusados e pronunciados relativamente à participação da arguida nos factos de tráfico de droga foram descritos materialmente com base na “história” contada pelo próprio arguido, cuja fé já fica evidentemente abalada perante as incógnitas razoáveis acima referidas, sendo outrossim certo que as registadas deslocações muito frequentes da arguida ao Interior da China e o facto de o seu nome ter constado como arrendatária no acima referido documento alusivo ao arrendamento da fracção autónoma dos autos não representam necessariamente que ela tenha ido ao Interior da China para adquirir droga para revenda em Macau, ou que ela tenha participado nos actos de tráfico da droga apreendida num dos três quartos dessa fracção.
Portanto, haveria que reenviar todo o objecto do processo relativo ao crime de tráfico de droga dos dois arguidos para novo julgamento, nos termos do art.o 418.o, n.os 1 e 3, do CPP.
4. Dest’arte, deveria ter sido julgado parcialmente provido o recurso, com consequente reenvio de todo o objecto do processo relativo ao crime de tráfico de estupefacientes da arguida A e do arguido C para novo julgamento.
Macau, 14 de Julho de 2011.
O relator vencido,
Chan Kuong Seng
1
337/2011 p.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