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級法院

判決因欠缺說明理由之無效
- 詐騙罪犯罪構成及僅構成從犯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 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量刑

1.只有在法院絕對缺乏對事實或者法律方面的判決作出理由說明的情況下才有《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所指的無效。
2.正犯與從犯，是參與犯罪的兩種行為，各自以其自身方式促使或協助事件的發生。其中，正犯是主要的參與者，擔當著主要角色，支配著行為；從犯則是次要或偶然的參與者，通常在實行犯罪時或在犯罪開始實行時才會介入。從犯在犯罪中的參與不是實質性的，即使沒有其介入，相關的犯罪依然會發生，也許在不同的時間、地點或情況下發生。
法律意義上的共同正犯，並不要求每一名參與者均實施全部之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只要在共同決意之下分工合作，即滿足共同正犯之要件。
3.本案，涉案電話詐騙犯罪團夥分工明確，包括上線成員、“電話組”成員（致電目標人士佯裝成急需被害人金錢幫助的親友）、“車手”及“車頭”等。“車手”負責向被害人收款。“車頭”負責到收款地點附近進行監視並匯報“車手”的行蹤及收款的情況。
上訴人按照上線成員的指示到指定地點的附近監視“車手”收取騙款，並即時向上線成員匯報“車手”的行蹤、是否出現異常，甚至監視“車手”將騙款帶回香港，事後更將其與上線成員的聊天信息即時刪除。
儘管上訴人未參與電話詐騙的核心謀略、實際接觸相關被害人及收取騙款、參與分贓，但其接受上線成員的指令、監視“車手”並即時匯報收款情況，已實質性地參與到詐騙犯罪之中。上訴人的監視、匯報等行為是涉案詐騙犯罪團夥實施相關犯罪的分工合作之間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上訴人的行為促使並保證了涉案團夥的上線成員最終成功獲得了詐騙款項。上訴人在涉案詐騙犯罪中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並不止於單純地提供物質或精神上的幫助，絕非輔助的、次要的、外部的性質。

偽造文件罪 未遂

1.本上訴問題的關鍵是，身為澳門居民的第一嫌犯向身分證明局更改“婚姻狀況”的行為是否符合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下稱“舊法”）犯罪的“實行行為”階段，並至少符合了犯罪的“未遂方式”。
2.第16/2021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出入境管控、逗留及居留許可的法律制度）於2021年11月15日開始生效，同時廢止了第6/2004號法律。
第16/2021號法律（新法）第75條的規定，行文上與上述被廢止的第6/2004號法律（舊法）第18條的規定一致。但第16/2021號法律（新法）在第78條增加了一新罪名：“為取得許可而虛偽作出並主張某些法律行為”罪，該法條規定：以使他人或本人取得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居留許可或逗留特別許可作為決定性動機而虛偽結婚、事實婚、收養或訂立勞動合同，並向澳門特別行政區當局辦理相關申請手續者，處兩年至八年徒刑。
對照分析第16/2021號法律第75條和第78條的規定，並結合立法意見說明，可見，立法者基於刑法最少介入的一般原則,同時也基於實踐及理智的考慮,選擇了不將虛偽的結婚、製造事實婚假象、虛假收養和訂立虛假勞動合同的民事不法行為作刑事化處理，而是以單獨條款明確規定利用這些虛偽民事關係意圖取得在澳門居留許可或逗留特別許可、並向澳門特別行政區當局提交辦理相關申請手續者，方列為犯罪。
3.“假結婚”或“虛偽婚姻”不是一個法律概念，其泛指結婚的雙方間並沒有真的要永久共同生活而結為配偶的意思，只是為了其他目的，將結婚當作是一種手段。
澳門居民在結婚之後，均須向身份證明局更改婚姻狀況，這是民事登記制度和身份證制度之要求，這一規定約束所有的澳門居民，主要是為了確保澳門居民身份證等個人證件上的資料與實際婚姻狀況相符，方便日後辦理各項事務。
也就是說，婚姻締結者即使是出於非共同生活的原因或目的虛假結婚，但依法定結婚程序締結了婚姻，繼而向身份證明局申請更改其婚姻狀況為已婚，應屬於登記結婚的續後手續。
既然立法者不將虛偽締結婚姻規定為犯罪行為，那麼，更改婚姻狀況作為登記結婚的續後手續之行為本身，亦不應認為是偽造文件而構成犯罪。同時，我們也看不到有理由能夠將“向身份證明局申請更改婚姻狀況為已婚”等同於是“向特區有權限機關提出居留許可申請”。
4.《刑法典》第21條（犯罪未遂）規定：
一、行為人作出一已決定實施之犯罪之實行行為，但犯罪未至既遂者，為犯罪未遂。
二、下列行為為實行行為：
ａ）符合一罪狀之構成要素之行為；
ｂ）可適當產生符合罪狀之結果之行為；或
ｃ）某些行為，除非屬不可預見之情節，根據一般經驗，在性質上使人相信在該等行為後將作出以上兩項所指之行為。
案中兩名嫌犯虛假結婚，隨後澳門配偶向身份證明局變更婚姻狀況資料，這一行為不能認定為兩名嫌犯開始著手實施申請澳門居留許可的行為，亦不足以認定該行為超越了單純的準備行為，皆因這一變更婚姻狀況的行為並未開始直接進行侵害相關的法益。

適用法律錯誤、以罰金代替徒刑、醉酒駕駛罪

《刑法典》第64條規定：
如對犯罪可選科剝奪自由之刑罰或非剝奪自由之刑罰，則只要非剝奪自由之刑罰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法院須先選非剝奪自由之刑罰。
同一法典第44條第1款規定：
一、科處之徒刑不超逾六個月者，須以相等日數之罰金或以其他可科處之非剝奪自由之刑罰代替之，但為預防將來犯罪而有必要執行徒刑者，不在此限；下條第三款及第四款之規定，相應適用之。
這兩條條文分別規範在《刑法典》不同的章節當中。
前者（《刑法典》第64條）是“選擇刑”（pena alternativa），後者是“替代刑”（pena substituída），兩者屬於不同的罰則制度，所以不能將之混為一談。
對於上訴人所提到的應考慮《刑法典》第64條的規定，這是不可行的；因為，根據第3/2007號法律第90條第1款的規定，在「醉酒駕駛罪」中，立法者已將罰則訂為“科處最高一年徒刑及禁止駕駛一年至三年”，所以，打從一開始，立法者已決定了針對「醉酒駕駛罪」採用“替代刑”（pena substituída）的制度。

偽造文件罪與使用偽造文件罪的競合關係

使用僞造文件罪與僞造文件罪雖然具有相同性質，但由於涉及兩份不同的文件(偽造護照及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兩者所要保護的法益亦不相同，即管使用僞造文件罪為僞造文件罪的手段，而後者則為目的，兩者均為實質競合的關係。
嫌犯的行為實際上分別觸犯第16/2021號法律第75條第3款規定和處罰的“使用偽造文件罪”及同條第1款規定和處罰的“偽造文件罪”，其中，應判處嫌犯多年以來以連續犯形式分別觸犯一項“使用偽造文件罪”和觸犯一項 “偽造文件罪”。

- 強制措施之一般要件
- 強制措施的適當適度原則
- 羈押措施之補充性或必要性原則

1.《刑事訴訟法典》第188條a項至c項的規定要件，只需符合其中一項即可，並不需要同時全部符合。
2.適當原則要求對嫌犯所採用的任何強制措施“是能滿足有關情況的防範需求，因而須按防範、擬達成的目的選用強制措施”。適度原則“規定有關措施應對犯罪的嚴重性及對嫌犯因在訴訟案中有跡象犯有的罪行可預計科處的刑罰等屬適度。
3.羈押措施的輔助性或必要性原則要求：在有強烈跡象顯示嫌犯曾故意實施可處以最高限度超逾三年徒刑之犯罪等情況下，且法官認為非剝奪自由之强制措施對於有關情況係不適當或不足夠，得命令將嫌犯羈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