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級法院

法律定性

對於《刑法典》第317條所規定及處罰之“違反判決所定之禁止罪”與第10/2012號法律第12條第2款結合《刑法典》第312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普通違令罪”，兩條條文的規範中實有重疊的部分，因兩者都針對不服從透過司法判決所作出之禁止，而不同之處則在於第10/2012號法律僅適用於與進入娛樂場有關的事宜上，因此，已明確收窄了其適用範圍及所針對的標的。
所以，兩條處罰條文之間的確處在“lex specialis derogat legi generali”，即特別法優先適用關係，而第10/2012號法律第12條規定則是特別法。

基於此，在本案中應優先選擇適用第10/2012號法律第12條第2款結合《刑法典》第312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違令罪。

假釋

回顧被上訴人的刑事紀錄及本案案情，其2012年至2018年間多次涉及非法出入境的罪行而被判刑，合共觸犯了一項「占有偽造文件罪」、兩項「非法再入境罪」及一項「偽造具特別價值文件罪」而分別在各個案卷中被判處緩刑及實質判刑。經四案四罪競合後，須服刑一年九個月徒刑。有關的犯罪在澳門屬多發犯罪，對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均構成嚴重的影響。上訴人所觸犯的有關罪行對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造成負面影響。因此，對上訴人的提前釋放將損害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
考慮上訴人的過往表現，雖然上訴人在服刑期間行為良好，在主觀意識方面的演變情況顯示有利的徵兆，但這並不能當然地等同於上訴人假釋出獄後不會對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造成危害。這不單取決於上訴人的主觀因素，更重要的是要考慮這類罪犯的假釋所引起的消極社會效果，假釋決定使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以及對社會秩序產生一種衝擊等負面因素。因為在公眾心理上仍未能接受上訴人被提前釋放時便作出假釋決定將是對公眾的另一次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