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級法院

虛偽；禁止使用人證；初步證據

1. 本案中，原告為受質疑轉讓行為中的其中一名交易主體，因此，《民法典》第388條第1款及第2款規定適用於本案。
2. 一如司法見解所肯定般，應對《民法典》第388條第1款及第2款作限縮解釋。然而，必須予以強調的是，只有當卷宗存在初步證據(princípio de prova)時，法院方可考慮人證。初步證據的存在，使法律禁止使用人證的理由得到維護，而在此情況下，證人證言具有補充價值，得為法院所考慮以肯定或排除前述初步證據所呈現的、可能存在“虛偽”交易的表象。
3. 一旦卷宗內並無上指的初步證據，那麼，根據《民法典》第388條第1款及第2款，相關案件便不得考慮人證。

的士租賃；情事變更

1. 合同是締約方在意思自治原則的保障下，對自身的利益及需要經過審慎的考量及評估後，與他方當事人就利益、財貨或服務作出交換中所使用的工具。在合同能夠為一方帶來(哪怕只是潛在的)利益的同時，必然伴隨著風險。
2. 根據《民法典》第431條規定，受影響一方援引有關制度，以解除合同或按衡平原則之判斷變更合同必須符合以下前提條件：當事人作出訂立合同之決定所依據之情事遭受非正常變更；以及，要求受害一方當事人履行該債務嚴重違反善意原則，且提出該要求係超越因訂立合同所應承受之風險範圍。
3. 締約時的客觀環境若嗣後出現當事人事前無法預見的重大改變，且對雙方當事人默認將在履行過程中一直維持的狀況造成嚴重變更或影響，例如是案中所討論的新型冠狀病毒所造成的廣泛影響，即可視當事人訂立合同之決定所依據的基礎情事遭受非正常之變更。
4. 涉案合同於2016年訂立，該刻尚未發生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至後來，在2020年初，疫情在世界各地出現，而疫情對全人類，包括澳門居民的影響，前所未見。毫無疑問，自2020年疫情發生後，涉案合同在履行過程中，客觀的社會環境發生了非正常的變更。
5. 本案中，一如原審法院所指，作為被告的上訴人一方，在其答辯狀當中，確實未有陳述也沒有證明涉案的士在疫情發生之前的營業額或透過轉租而獲得的具體收入為多少。除應有尊重，上訴人在其答辯中確應該更為詳細地陳述其所受影響的程度。儘管如此，本案的獲證事實，輔以與之對應且屬明顯而無須證明的與防疫措施有關的事實，可以得出結論，在2020年2月、2021年10月、2022年6月及2022年7月，因應防疫所需，以致涉案的士基本上沒有人承租、沒有租金收入，停泊於澳門港珠澳大橋口岸停車場，因此，涉案的士車牌部分月份沒有租金收入。
6. 在上指完全無法正常經營的期間內，要求上訴人全數承擔超出合同範圍之外的風險，並繼續仿似沒有疫情時般，全數繳付租金的同時但其卻未能夠在不受阻礙地正常經營並享受合同本要為其帶來的享益，顯然是嚴重違反善意。

量刑過重

1. 《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具體刑罰應在最低刑幅及最高刑幅之間，以罪過及刑罰目的作出決定，而法律賦予法院在刑法規定的刑幅間有選擇合適刑罰的自由。
2. 法院應根據行為人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同時一併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犯罪罪狀的情節，在法定的最低刑及最高刑刑幅之間，作出選擇具體刑罰之決定。
3. 對於量刑時需考慮的情節，只要不存在對法定限制規範，如刑罰幅度或經驗法則的違反，也不存在所確定的具體刑罰顯示出完全不適度的話，上訴法院不應介入具體刑罰的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