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級法院

專利的註冊申請、形式審查、實體審查

- 根據《工業產權法律制度》第82條之規定，經濟及科技發展局對發明專利的註冊申請只作形式上之審查，實體審查依照同一法律制度第85條之規定，由指定第三方實體，即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作出。
- 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作出的實體審查意見對被訴實體具約束力。

假釋要件

上訴人所作事實情節顯示，2020年5月至9月間，上訴人多次出售俗稱“開心粉”的毒品。上訴人在內地取得“開心粉”，帶來澳門並全部用於出售。
上訴人服刑期間在個人外在行為表現方面，作出了積極的努力，然而，在內心反省方面卻顯不足。上訴人雖然在案發之後配合調查、坦白認罪、表示後悔及接受懲罰，然而，對所作事實的反省較為表面，且其也沒有屬重大立功之表現得突顯其內心悔悟之深刻。
販毒行為屬嚴重犯罪，行為本身惡性極高，對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均構成嚴重影響。考慮到本特區毒品犯罪的案發程度及行為人年輕化程度，毒品犯罪對社會所造成的不良影響，提前釋放上訴人，不利於維護澳門的法律秩序和社會安寧，會動搖公眾對法律制度的信心，影響法律誡命在公眾心目中的執行力及威懾力。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的瑕疵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 自由心證
- 事實非實質變更與辯論原則
- 詐騙罪的故意的認定
- 再次調查證據
- 量刑

1.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的瑕疵是指法院在調查事實時出現遺漏，所認定的事實不完整或不充份，以至依據這些事實不可能作出有關裁判中的法律決定。 它是指法院所認定的事實存在遺漏，或者沒有調查所有應該調查的事實，而令法院沒有辦法作出合適的決定。這裡所說的事實不足，不是指證據的不足。
2. 如果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已充分地對全部事實事宜進行調查，且未發現存在任何遺漏，那麼，就無從確認《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指“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的瑕疵的存在。
3. 按照上訴人在作出上訴人理由的陳述之後而得出的結論“原審法院對第2點、第17點至第19點已證事實的認定是違反一般經驗法則而應視為未證事實”來看，不過上訴人不是混淆了“事實不足”與“證據不足”的問題，就是混淆了：“事實不足”的瑕疵與“審查證據的錯誤”兩項事實瑕疵。
4. 證據不足的問題，除非在提出原審法院的證據審查陷入了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的瑕疵的情況，是不能成為上訴標的的，因為上訴人將不慎陷入質疑法官的自由心證的境地。
5. 《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是指，對於原審法庭所認定的既證事實及未被其認定的事實，任何一個能閱讀原審合議庭判決書內容的人士在閱讀後，按照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均會認為原審法庭對案中爭議事實的審判結果屬明顯不合理，或法院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又或者法院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而這種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錯誤。
6. 對於上訴法院來說，要審理如題述的事實瑕疵的問題，唯有通過法院的這些分析以及對證據的衡量的具體說明發現其存在明顯到一般心智的人就可以發現的錯誤的時候才能確定這項事實認定方面的瑕疵。
7. 法院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339條第1款的規定以及辯論原則，不需將控訴書或起訴書所載的事實的任何變更或改變告知嫌犯，只有當這種變更或改變涉及“對裁判屬重要的事實”時才需告知。而《刑事訴訟法典》第339和340條的規定，祇是針對所有不利嫌犯（而非對其有利）的事實變更（這立法精神尤見於《刑事訴訟法典》第339條第2款的規定）
8. 原審法院是基於上訴人在庭審前已自行向被害實體作出全數賠償（已償還全部貸款），為著對上訴人適用《刑法典》第221條結合第201條第1款所規定的特別減輕，才新增相關事實，這不但沒有對上訴人造成任何不利後果，反對是對上訴人有利。
9. 事實不足的瑕疵並不包括法院沒有履行為了追求事實真相而進行的依職權的調查的權能的缺乏。當某項事實並不構成本案的訴訟標的時，法院沒有採納也無予以解釋，並不存在任何的錯誤。
10. 詐騙罪所要保護的法益是他人的財產而非交易的真實性，而作為一個實害犯的罪名，其客觀構成要件具有雙重相關客觀歸責（duplo nexo de imputação objectiva）的特點，不但需要確認行為人“以詭計使人在某些事實方面產生錯誤或受欺騙”，而且要確認因此行為而導致“該人作出造成其本人或另一人之財產有所損失的行為”。
11. 認定上訴人的主觀罪過的方式表現為或然故意已經足以判處其詐騙罪了。
12. 《刑事訴訟法典》第415條所規定的證據的重新調查的前提是確認原審法院的事實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所規定的瑕疵。
13. 法律賦予法院在法定的刑幅之內選擇一合適的刑罰的自由，上級法院只有在刑罰明顯違反罪刑不適應或者不合適的情況下才有介入的空間。

- 附加刑的緩刑
- 可接納理由的認定
- 職業司機的理由

1. 禁止駕駛作為一種附加刑，有著其本身固有的預防目的，旨在防範行為人重新作出相同行為而對公眾造成危險。因此，只有出現在情理上極為強烈的理由，方可考慮給予附加刑暫緩執行，否則，就完全失去立法者創設附加刑的真正意義。
2. 禁止駕駛附加刑的執行是一個”常態”決定，僅當出現“可接納的理由”時，方考慮“例外”地給予暫緩執行的待遇。
3. 《道路交通法》第109條第1款中所指的“可接納的理由”是讓法院根據案件實際情況，並透過經驗法則和客觀標準來把“可接納的理由”此一不確定概念來加以具體化，因此並不存在一個定律。
4. 雖然在一些案件中，法官根據作為職業司機或以駕駛機動車輛賴以維生的違法人士的違反者的實際情況，將實質執行禁止駕駛會影響彼等生存、生計的可能性列入《道路交通法》第109條第1款中所指的“可接納的理由”中而予以緩期執行禁駕的附加刑，但是，以司機作為職業或以駕駛機動車輛賴以維生的情況只是一個考慮是否符合《道路交通法》第109條第1款中所指的“可接納的理由”，而不是批准暫緩執行禁止駕駛的強制性規定。
5. 對於一個駕駛者來說，任何一個禁止駕駛的處罰都必須會帶來工作上，以至生活上之不便，但這種不便正是立法者希望透過禁止駕駛加刑所要傳達的訊號。只有當禁止駕駛附加刑會對當事人造成超出合乎比例原則的負面影響時，方能成為考慮暫緩執行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