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級法院

偽造文件罪與使用偽造文件罪的競合關係

使用僞造文件罪與僞造文件罪雖然具有相同性質，但由於涉及兩份不同的文件(偽造護照及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兩者所要保護的法益亦不相同，即管使用僞造文件罪為僞造文件罪的手段，而後者則為目的，兩者均為實質競合的關係。
嫌犯的行為實際上分別觸犯第16/2021號法律第75條第3款規定和處罰的“使用偽造文件罪”及同條第1款規定和處罰的“偽造文件罪”，其中，應判處嫌犯多年以來以連續犯形式分別觸犯一項“使用偽造文件罪”和觸犯一項 “偽造文件罪”。

- 強制措施之一般要件
- 強制措施的適當適度原則
- 羈押措施之補充性或必要性原則

1.《刑事訴訟法典》第188條a項至c項的規定要件，只需符合其中一項即可，並不需要同時全部符合。
2.適當原則要求對嫌犯所採用的任何強制措施“是能滿足有關情況的防範需求，因而須按防範、擬達成的目的選用強制措施”。適度原則“規定有關措施應對犯罪的嚴重性及對嫌犯因在訴訟案中有跡象犯有的罪行可預計科處的刑罰等屬適度。
3.羈押措施的輔助性或必要性原則要求：在有強烈跡象顯示嫌犯曾故意實施可處以最高限度超逾三年徒刑之犯罪等情況下，且法官認為非剝奪自由之强制措施對於有關情況係不適當或不足夠，得命令將嫌犯羈押。

欠缺說明審查證據的理由而構成無效、違反自由評價證據及疑罪從無的原則、性騷擾罪、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

至於上訴人所提到的違反存疑無罪原則的問題，中級法院在第368/2014號裁判中曾提到：
“疑點利益歸被告原則是在有關證據方面的原則，指法院在認定事實的審理證據的過程中，對所審理的證據所需要證明的事實的真偽存有合理的懷疑，在這種情況下，法院就應該以對嫌犯最有利的為依歸，作出有利於嫌犯的事實的決定”。
而且，所謂的疑問應該是法庭所產生的疑問，而不是上訴人自認為的疑問。
在本案中，上訴人提出這項違反疑罪從無原則的主張，其實源於其對原審法院所指責的在審理證據方面存在明顯的錯誤。
按照我們在上文中所作的分析，既然法院在審查證據上不存在任何的錯誤；顯然，上訴人提出的違反疑罪從無的主張也不可能成立。

審查證據的明顯錯誤、適用法律的錯誤、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罪

為著考慮對嫌犯所指控的一項「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罪」是否成立，那麼，我們就需要了解該項犯罪的構成要件。
參照第20/2024號法律（《打擊不法賭博犯罪法》）的立法意見書（第7/VII/2024號意見書），當中第200點提到：
“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的犯罪構成要件是：
— 未依法獲批准而經營貨幣匯兌業務；
— 匯兌是供賭博之用。
另外，上述意見書第201點又提到：
“經營……業務”是指作為一種經濟活動營運，並不包括親友間偶有進行的匯兌。
所以，按照被上訴裁判的已證事實，嫌犯在永利娛樂場內與B進行兌換，而且嫌犯將籌碼交予對方，根據第20/2024號法律第11條第2款的規定，應推定嫌犯知悉B是為著賭博需要，才與嫌犯進行兌換資金，而且B最終也將兌換所得用於賭博。
這一行為已符合上述所指的“匯兌是供賭博之用”的犯罪構成要件。
至於“經營”的問題，立法者並沒有要求證明行為人曾多次作出不法兌換的行為，方構成“經營”，「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罪」所要規管的是一種以“經營”模式進行的（為供賭博的）兌換活動；因此，即使只能證明單純一次的兌換行為，只要符合“經營”的模式，也足以構成第20/2024號法律第11條所指的“經營”要件。
就好比某人經營／從事銷售活動，但只成功向一名客人銷售貨品，該次的行為也屬以“經營”進行的模式。
事實上，在本案當中，我們不能忽略的是嫌犯與C進行兌換的行為。
在這一次的兌換行為中，儘管未見C將其從嫌犯兌換回來的資金用於賭博，但是，結合這一次的事件，可以印證嫌犯已不止一次與陌生人士進行兌換，這種行為模式足以證明嫌犯是以“經營”進行匯兌活動，包括其與B所作的兌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