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級法院

- 間接證言 判決無效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 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受麻醉品或精神科物質影響下駕駛 過失犯罪
- 從犯
- 特別減輕

1. 警方證人所作出是屬於其正在履行職務期間而獲得的消息，包括其本人亦曾親身參與調查措施，或在其領導指揮下進行了調查工作。該證人在審判聽證期間所作之證言，並非來自聽聞他人所說的。

2. 原審判決所依據的事實充足，不存在上訴人A及C所提出《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3. 上訴人A提及其角色並非指揮其餘嫌犯方面，單純接收訂單和通知交收毒品，的確並不等同指揮，但是，上訴人在整個販毒過程中都起著積極的主導作用。從已證事實已充份表明在販毒行為中，上訴人的參與程度對比其他共犯是存在不同的。不論是販毒的前期聯絡，以至過程中的指揮行事，到最後不法所得的處理，上訴人都是關鍵的人物。可以說，若沒有上訴人的參與，整個販毒行為根本毫無組織可言，從中可以突顯出上訴人的主導角色。

4.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根據第二嫌犯聲明，警方證人以及上訴人A與其他嫌犯的通訊紀錄等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的事實做出判斷。

5. 上訴人C明知自己吸食了毒品，之後在自願的情況下駕駛車輛，作為一個有吸食毒品經驗的人士，當然知悉其駕駛行為必然是在受毒品影響下做出的，不可能如其所言，不接受或不知悉其駕駛車輛將受毒品影響，故不得以過失罪論處。

6. 從有關事實可以看到，上訴人C所參與的部分雖非為本質上的毒品買賣行為，但是，對於實現犯罪計劃而言卻起著一個關鍵作用，可以說完全屬於犯罪計劃當中的其中一個組成部分。
相反，上訴人的參與實不能簡單地視為從犯的角色，因為無論從犯罪實施的過程，以至第一次事敗後上訴人的積極與同案聯繫，都反映出從客觀上及主觀上，上訴人的參與都非為一個從犯的參與可以並論的。

7. 上訴人B所提出的情況並未達到對有關事實的不法性、上訴人的罪過或刑罰的必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減輕的結論。